2013年6月6日 星期四

俄国1905年革命（亦称1905年失败起义）


俄国1905年革命（亦被称为1905年失败起义）是指于1905至1907年间，发生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境内，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又或没有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诸如恐布攻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导至尼古拉二世政府于1906年制定等同于宪法的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与施行多党制。
这场革命没有组织，没有目标，也没有单一原因，主要归咎于几十年的国家动乱和对罗曼诺夫王朝的不满。俄国国内改革不利以及少数民族要求解放也是起因。沙皇指挥不力，导致军队在日俄战争中惨败是最直接的导火线。战后一直有连续不断的军人革命以及革命团体活动。
各地方的革命虽然最后妥协或被镇压，俄国国内也加快改革的步调，但仍不够阻挡1917年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员常常把这场革命当作1917年革命的先驱。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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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编辑]

社会变迁 [编辑]

亚历山大二世是一位开明的沙皇，他于1861年着手实施多项改革政策，开始了大改革时代，改革涵盖法律、地方政府与军事等，废除了农奴制度，让广大的农奴获得解放，却不幸于1881年3月1日遭反对势力民意党员炸死[1]；其继承者亚历山大三世相对保守，他反对政治改革，施行俄罗斯化，并以铁腕治国，国会与东正教会都伏应在他的独裁统治下，1894年因病去世，由其长子尼古拉二世继承皇位，正值列强争战的动荡时代。
自彼得一世建立工业制度以来，到亚历山大二世施行改革后，俄罗斯紧追西欧展开快速的工业化脚步，但社会的变迁却与西欧截然不同，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没有发展出具足够影响力的规模，而是向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两个极端发展，遂形成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形势。另一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国土扩张，俄罗斯帝国横跨了欧、亚、北美3洲，国境内包括了许多民族，各民族除了与俄罗斯文化有差异外，而且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历史、地沿或文化的各种冲突。

反对势力 [编辑]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的反对势力，可区分为右翼自由派与左翼社会主义派。
1904年秋天，自由派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以庆祝自由派国会规章订定40周年，并借此时机要求更多的政治改革与立宪。1904年11月30日，莫斯科市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完全的出版自由与宗教自由，而其他的城市与地方自治会，也陆续通过类似的决议或呼吁案。
尼古拉二世提出了许多措施以满足各方要求，包括任命自由派的 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为内政部长，以接替被暗杀身亡的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勒韦。1904年12月12日，沙皇发表一份诏书，包括同意扩大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的权力、为工业劳工建立保险制度、解放异族阶级、以及废止审查制度，意图向反对势力妥协，但关键的全国代议立法权仍未被纳入。

日俄战争 [编辑]

主条目：日俄战争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加入意图瓜分清帝国的列强行列，俄罗斯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等地与日本屡起争端，1904年日本因与俄罗斯对东北与朝鲜半岛的利益谈判未获回应，同年2月6日日本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员[2]，2月8日日本对俄罗斯开战，俄军虽有较日军先进的军备，却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引起俄国军政的震撼与自信心受创，民间亦对沙皇的领导产生疑虑及不满。

革命开始 [编辑]

血腥星期日 [编辑]

血腥星期日：冬宫外广场，士兵向示威民众开枪
主条目：血腥星期日
1904年12月，位于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Путиловский завод，拉丁化：Putilovsky Zavod）发生罢工，圣彼得堡各界认同罢工的民众不断增加，罢工人数攀升至八万人。1905年1月22日（儒略历1月9日）清早，东正教神职人员盖庞神父（又译作加邦神父或葛朋神父）带领一个为数约三万人的工人组织到冬宫外广场和平示威，目的是向沙皇递交请愿书，以表达劳工阶层与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与遭受到的欺压，请求沙皇进行社会改革与终止日俄战争，并期望不要有超时的工作与合理的待遇。
尼古拉二世从1月8日起已移居在皇村，和平示威当天不在冬宫，当时负责守护宫庭的武装士兵，列阵与示威群众对峙，而聚集的民众已渐渐增加到二十万人，大家手拿着圣像、沙皇图像，唱着圣诗与爱国歌曲，士兵后来对空鸣枪示警，不久之后便向群众射击，民众在惊慌中逃亡而争相推挤，盖庞神父也在混乱中身亡。官方宣称伤亡人数为96人死333人受伤，反对势力宣称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保守估计约1,000人伤亡。此一血腥镇压事件，引起公众的愤怒，俄国人民不再寄望沙皇，一连串大规模的罢工在各地发生。

族裔冲突 [编辑]

亚美尼亚－鞑靼战争 [编辑]

高加索地区因族裔冲突遭破坏的教堂
主条目：亚美尼亚－鞑靼战争
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从19世纪加入的新领土，有多个民族定居在此，其中亚美尼亚族与阿塞拜疆族（当时称为鞑靼人）虽然比邻而居，却因宗教与文化差异而时有冲突。1905年2月，在血腥星期日事件之后不久，传出一名穆斯林遭到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员杀害，引发两族的对立，于是在巴库发生大规模的族裔攻击事件，接着5月在纳希契凡、8月在舒沙、11月在占贾[3]。

波兰独立要求 [编辑]

主条目：波兰王国革命
以沙皇为共主的波兰会议王国，深受日俄战争带来的不景气所苦，1904年下半年，超过10万波兰工人失业[4]。1905年血腥星期日事件后不久，在波兰的工业重镇罗兹，工人以“打倒独裁！打倒战争！”为口号，进行大罢工[4]，同一时间，在华沙与其他工业中心，陆续发生罢工、示威或游行。同年的1月28日，在波兰社会主义党与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策动下，呼吁大规模罢工，波兰全境超过40万工人加入，持续了4个星期[5][6]。当时示威民众同时要求改善工人环境，以及给波兰人更多的自治，2月开始波兰的大学生加入示威，后来甚至有中学与小学的学生加入，学生抗议俄罗斯化并要求学习波兰语的权利[4][5]。
沙俄政府向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作出了让步，但部份示威民众尤其是工人仍然不满[4][6]，沙俄政府已失去耐性，5月1日在华沙的一场游行中，沙俄警察开枪镇压，有30名工人被枪击[4]。到6月中旬在罗兹，沙俄警察在其中一场示威游行中开枪杀死了约10名工人，6月20日至21日，死者出殡时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抗议游行，21日当天，游行群众与沙俄的哥萨克骑兵相遇，游行群众向骑兵投掷石块，哥萨克骑兵开枪还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当天晚上愤怒的群众开始攻袭警察和巡兵，并杀死不愿投降者，遂演变成暴动，波兰历史称之为罗兹暴动事件。6月23日，沙皇签署了戒严令，俄罗斯步兵军团进入发生动乱的城市，逮捕了部份滋事民众，当时的民族运动团体认为不敌军队而自制，动乱终在6月25日平复[7]。

政府反应 [编辑]

面对国内的动荡，沙俄政府回应迅速，1905年1月18日，沙皇解去内政部长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职务，委任亚历山大·布雷金接替。另一方面又任命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令其调查圣彼得堡与邻近地区工人们不满原因；该委员会是由国会议员辛德洛夫斯基带领，成员有政府部门人员、国营工厂厂长、以及民营工厂老板，并邀请工人代表加入，但在社会主义人士抵制下，工人没有选出代表，社会主义人士更试图转移工人进行武装斗争，到2月20日调查委员会在从来没有开始运作情况而瓦解[8]。
1905年2月17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所乘坐马车通过克里姆林宫时，遭社会革命党分支党员伊瓦·卡利亚耶夫（Ива́н Плато́нович Каля́ев）近距离投掷硝酸甘油炸弹于车厢内，谢尔盖大公当场被炸死[9]。2月17日（儒略历2月4日）当天，尼古拉二世决定同意作出新的让步，3月3日（儒略历2月18日）颁布《布雷金诏书》（Булыгина был дан Высочайший рескрипт），准许成立咨政团体、包容各种宗教、开放语言自由、以及减少农民赎回农地的费用[8]。
1905年5月24日至25日，约300名来自各地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代表，齐聚在莫斯科召开了3场会议，会后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国家层级的议会；6月6日，尼古拉二世接见一名郡县议会代表，会后由谢尔盖·特鲁别茨可伊王子与费奥多罗夫代表沙皇回应，表示允许召集成立人民代表会议[8]。
1905年10月，圣彼得堡苏维埃成立，诉求大规模的罢工、抗税与提领银行存款。

革命关键 [编辑]

十月诏书 [编辑]

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画作《1905年10月17日》
1905年8月19日（儒略历8月6日），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国家杜马(即俄罗斯国会），惟因限制选举方式，并仅授予轻微的权力，当消息透露，动乱加剧，引发10月的大规模罢工。
10月份，由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等人所撰写的十月诏书，呈给尼古拉二世批阅，内容大致沿自9月份地方自治会所提要求，允许多项基本公民权利，还包括组织政党、延申普选权、赋与国家杜马作有中央立法权，尼古拉二世与大臣争论并考虑了3天，一来基于避免再度发生杀戮，二来是没有优势军力足以掌控全局，尼古拉二世最终在10月30日（儒略历10月17日）签署了此一诏书。
当诏书公告，各主要城市舆论随即表示支持，圣彼得堡以及其他地区的动乱，要不宣告结束，又或迅速地瓦解，政府在同时间特赦政治犯，让步接踵发生。社会上虽仍有反对变革的保守份子，但整体政局的发展已不可复返。
正当俄罗斯自由派人士满意10月诏书的结果，与准备国家杜马选举，激进的社会主义人士与革命人士则遣责选举，并呼吁武装起义以终结沙皇统治。

塞瓦斯托波尔起义 [编辑]

波坦金号战舰上叛军
1905年11月在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海军少校彼得·施密特公开演说，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民众响应他的号召，在监狱前示威但受到机关枪开火驱散，随后几天，施密特到议会与墓园演说，最后在墓园被逮捕，并令其退伍。11月26日，巡洋舰奥恰科夫号（Очаків）兵变，舰队其他船只陆续加入，施密特受邀出任叛军指挥官，叛军人数最后达8200人。
11月28日，施密特登上奥恰科夫号，并发送电报给尼古拉二世要求召开宪法会议；沙俄军队约10000人，向叛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3小时后仍未获回应，沙俄军队遂向叛军的军舰与军营开火攻击，约90分钟的时间，叛军中队便被沙俄军队击败，施密特、他的儿子与其他生还者被捕。1906年2月，施密特与其他叛军首领判决死刑，同年3月19日伏刑。

其他起义事件 [编辑]

在塞瓦斯托波尔起义发生的同一时间，刚完工的环贝加尔湖铁路（Кругобайкаль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被抗议的群众，以及因日俄战争结束而解甲的士兵们所控制，沙皇派效忠的特遣步队沿西伯利亚铁路清剿收复。
最后的起义事件发生在莫斯科，1905年12月18日（儒略历12月5日）至20日（儒略历12月7日）间，由布尔什维克党员发动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罢工，12月20日政府派军队入城，以扫街方式驱散示威民众，演变成街头暴力斗殴，一个星期之后，沙俄护卫队（Ле́йб-гва́рдия）派驻布署，并使用大炮来驱散示威民众与炮轰工人守区，到12月31日（儒略历12月18日）估计已有1,000名民众死亡，部份的城市变成废墟，布尔什维克宣告投降。

革命后期 [编辑]

国家杜马 [编辑]

第一届国家杜马在陶利德宫的会议场地
主条目：俄罗斯帝国国家杜马
1905年12月，沙俄政府颁布了选举办法，第一届国家杜马订于1906年3月进行选举，限25岁以上男性国民为合格选民，并对不同的社会阶层选票，给以不同的权重，例如地主就比农民与工人有较高的选票权重。
有多个参选的政党因应选举而组成或合法化，主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宪政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拉丁化简称Kadets）、农民代表的劳动团体（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拉丁化简称Trudoviks）、另一少数自由派联盟10月17日联盟（Сою́з 17 октября́，拉丁化简称Octobrist，又称十月党）、以及由地主组成的保守联盟等；最后当选共566人，主要有179名宪政民主党员、136名劳动团体党员、121名非俄罗斯民族代表、18名社会民主劳动党员、17名十月党员。其他左翼社会主义人士、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抵制杜马选举。

基本法 [编辑]

主条目：俄罗斯帝国基本法
1906年4月23日（儒略历4月10日），在国家杜马开始运作的前一天，沙俄政府颁布了俄罗斯帝国基本法，定义了政府架构，沙皇为绝对的领袖，完整控制行政、外交政策、教堂事务以及军事武力，限定了国家杜马的政治位阶，国家杜马议员一半由选举产生，另一半由大臣会议（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指派，法律制定必须经由国家杜马与大臣会议核准，惟最终必须由沙皇核准才能生效，若国家杜马在休会期间，允许立法程序可由大臣会议转给沙皇核准，无需待国家杜马开议。

斯托雷平 [编辑]

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画作《1901年5月7日大臣会议，百年纪念》局部翻拍
主条目：彼得·斯托雷平
1906年4月，大臣会议主席谢尔盖·维特被指派负责筹措近 9亿卢布的借款，用以重建俄罗斯财政，大臣会议主席一职由伊万·戈列梅金接任，同年5月6日，再改由彼得·斯托雷平出任。
当时倡导革命的激进份子，发动多起的刺杀行动，多名警务人员与官员被杀，为能可以压制恐怖主义，斯托雷平导入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允许迅速逮捕和审判，1906至09年间，超过3,000名嫌疑犯被判有罪而遭绞刑[10]。时人皆讽刺绞刑架为“斯托雷平的领带”（俄语：столыпинский галстук）。
斯托雷平主导新的土地改革政策，让农民更容易取得土地，更自由地成立公社，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农阶级，发挥保守安定的力量，从1906年10月开始，至1917年沙皇被推翻其间，俄罗斯农村的面貌不断改变，农地持续私有化，农民可以世袭农地，原本零星的土地变成大面的农地，也因此大量提升了农业产出[11]。

恐怖刺杀 [编辑]

1904至07年间，除了频繁的社会运动外，也是恐怖暗杀的高峰期，社会革命党格斗组织、波兰社会主义党格斗组织与布尔什维克格斗组，策动了多起针对大臣、公务员与警务人员的刺杀或抢劫案件。
遭刺杀身亡者中较著名的有：
肖像姓名身分刺杀身亡日期刺杀地点
Dmitry Sipyagin.jpg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西皮阿金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Сипя́гин		内政部长1902年4月2日圣彼德堡
 尼古拉·莫杰斯托维奇·博格达诺维奇
Никола́й Моде́ст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ич		乌法省长1903年5月6日乌法
Nikolai Bobrikov.jpg尼可拉·博布里科夫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о́бриков		芬兰总督1904年6月17日赫尔辛基
Vyacheslav von Plehve.jpg维亚切斯拉夫·康士坦丁诺维奇·冯·普列韦
Вячесла́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фон) Пле́ве		内政部长1904年7月28日圣彼德堡
Eliel soisalon-soininen.jpg艾里尔·朔依沙朗−朔依尼南
Eliel Soisalon-Soininen		芬兰大法官1905年2月6日赫尔辛基
Grand Duke Sergei Alexandrovich of Russia.png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莫斯科总督1905年2月17日莫斯科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瓦洛夫
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Шувалов		莫斯科市长1905年6月28日莫斯科
 格雷戈里·帕夫洛维奇·博布里科夫
Григо́рий Па́влович Чухни́н		黑海舰队指挥官1906年6月29日自己家里
 维特·萨哈罗夫
Ви́ктор Ви́кторович Са́харов		战争部长1906年11月22日萨拉托夫
Count Alexey Ignatyev.jpg阿列克谢·伊格纳季耶夫伯爵
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 Игна́тьев		大臣会议成员1906年12月9日特维尔
弗拉基米尔·劳尼替斯
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фон дер Ла́униц		圣彼德堡市长1906年12月21日圣彼德堡

帝国其他各地的社会运动 [编辑]

芬兰民主化 [编辑]

皮耶塔尔萨里（芬兰语：Pietarsaari）街头示威群众
1905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间，在沙俄附属国芬兰大公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了大规模罢工，由约翰·科克（芬兰语：Johan Kock）领导的第一代芬兰赤卫队（芬兰语：Punakaarti）成立，罢工期间在坦佩雷发表红色宣言，要求解散参议院，实行普选、政治自由、以及取消审查制度。
宪法专家们的领导人物，芬兰裔的利奥·梅彻林参与撰写了十月诏书，因此终止了芬兰大公国从1809年开始运作，由各国民等级代表组成的波尔渥国会，于1906年筹办芬兰议会，1907年举行了人类史上第一次不分男女的普选，选出了第一届议会议员。

爱沙尼亚独立运动 [编辑]

爱沙尼亚为沙俄在大北方战争取胜后，1721年从瑞典取得的土地之一，后成立了爱沙尼亚省，19世纪因抗衡俄罗斯化政策，爱沙尼亚民族意识萌发。1905年1月，在血腥星期日发生后，爱沙尼亚人要求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普选以及国家主权，10月16日，沙俄军队在塔林的街上市场向集会开火，造成94死200伤。
十月诏书发布后，爱沙尼亚人表示支持，爱沙尼亚旗帜首次公开，亚安·托尼森借机扩大爱沙尼亚人的权利，成立爱沙尼亚民族进步党，为第一个爱沙尼亚的政党；另一个更激进的政治组织，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工人联盟在差不多的时间成立。
11月27日，民族进步党在塔林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800名代表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支持托尼森，而激进派则支持亚安·梯孟特，最后投票决议通过向沙俄要求实施政治自治、限制波罗的海德国人以及终止俄罗斯化[12]。
1905年12月，社会主义社团领导人物康斯坦丁·帕茨，在戒严中的塔林召集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引发工人在郊区抢劫或焚烧庄园房屋，共有160处庄园被洗劫一空，沙俄军队奉命前往镇压，328名爱沙尼亚人被当场枪毙或被捕后绞死。帕茨与梯孟特分别逃往国外，两人后来都因被控反叛罪而判处死刑。在第一届和后来的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爱沙尼亚民各选出5名代表派往议会[12]。

历史评价 [编辑]

对于这次革命，当时与后世名人学者的评论，多持正面评价，认为因有这一次革命事件，而让主张推翻沙皇帝国统治的社会主义人士，发现工人革命的可行性，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更创立了苏维埃组织，培养了许多的革命家，总体来说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事件。
众多评论中，最著名的是列宁，他称这一次革命为“总演习”，留下名言：
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
当时清末文人梁启超，曾于血腥星期日发生后不久，发表《自由乎？死乎？》评论专文，文中引述“路透电”、“柏林电报”、“伦敦电”以及“连日各地电报”，详实说明事件发生与各地反应，文中评论[13]：
改革事业，如转巨石于于危坠，非达其最终之目的地不止。
又综合引述各地电报，说明了当时欧洲各国的舆论情形[13]：
全欧各国，殆无不以此事为一大事，诸报馆皆表同情于俄民，无一袒俄廷者。内中与俄同盟之法国激昂特甚。其报纸大率谓市民不持武器，为平和之要求，俄廷以强暴手段待之，实无理之甚云云。又某新闻纸谓俄太后俄皇为坡鳖那士德夫之傀儡，日被玩弄于股掌上，至今迷梦不醒，实属可怜。
比利时素表同情于俄，今次亦大加非难。其新闻纸多以俄皇此次之出奔，与一七九一年法王路易第十六之出奔相比较。比国人民，愤俄廷举动既极，本月二十三日晚，至有在俄国公使馆门前为示威运动以表敌意者。警官弹压，仅乃无事。
各国纷纷募义捐，以恤俄国被难之民。
各国中惟德国对于此事，视之稍冷淡。
文中最后称之为“俄国革命”，且说明当时他与他的同侪，无不关注此一事件的发展[13]。
后来的苏联共产党领袖，当时布尔什维克重要人物列夫·托洛茨基，在流亡国外期间，于1939年所发表的《三种俄国革命观（1939年）》，文中一开始便说明[14]：
1905年革命，不仅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种实验室，在其中造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反映出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的倾向。
文中他称是次革命为“第一次革命”，并引述了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言行，以及他的想法，以阐明1905年的革命事件，如何影响社会主义领袖们的革命论述，认为因此产生了“不断革命”的理论[14]：
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采取依靠农民支援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才是可以思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把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时有力地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唯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参看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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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俄國革命


俄國革命包括俄羅斯以下的歷史事件：
1905年俄國革命是一連串罷工和反對尼古拉二世政府的暴力事件。 1917年俄國革命分為兩個階段： 二月革命令尼古拉二世遜位，羅曼諾夫王朝滅亡。 十月革命的結果就是布爾什維克奪得統治俄國的權力 第三次俄國革命 (1918-1922年) 是反對布爾什維克與白軍的一場無政府主義的革命，事件包括喀琅施塔得叛亂 (Kronstadt Rebellion)，可參見俄國內戰。 俄國二月革命 (俄語：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按照格里曆便稱為三月革命) 在1917年3月8日 (儒略曆2月23日；除了特別註明，下列日期一律用西曆顯示) 於俄羅斯發生的民主革命，是俄國革命的序幕。其即時結果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遜位，俄羅斯帝國滅亡。革命中沙皇失去權力，而且有大約一千五百至二千人在混亂中被殺或受重傷。繼而統治俄國的新政府是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政治聯盟俄國臨時政府，用以謀求政治改革及創造一個以民主選出的行政部門與立憲會議。
革命導火線：戰爭的影響 革命爆發的原因，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俄國經濟的破壞，以及人民對沙俄政府專制統治的不滿。當時尼古拉二世自任最高統帥，率領俄軍在東線征戰；他就把政府交由其妻亞歷山大拉皇后與其他官員管理。而且，他又誤信拉斯普京，讓他令政府充滿貪污，使內政混亂。國家局勢漸趨緊張，因為俄國之參戰在後來造成很多尤其是經濟上的問題。
在一戰中，由於俄國加入了協約國一方。並且，應協約國的多次要求，為了配合西線戰事，俄軍多次主動發起攻擊，迎擊德國、奧匈帝國以及南方的奧斯曼帝國。俄軍最初略有小勝，但面對著多線作戰的窘迫局面，遭受嚴重挫敗，例如在東普魯士大敗於德軍。工廠產量下跌、鐵路系統欠缺效率以及後勤保障極其不力是俄國數次失利的原因。同時，俄軍戰術戰法陳舊落後，軍隊領導人將私人恩怨帶入戰場，導致開戰後俄軍即遭慘敗。後來應時任海軍大臣的邱吉爾要求，為了配合英軍的登陸作戰和緩解西線壓力，俄軍發動了夏季攻勢，遭到重大損失，人員俘虜達100多萬，國內統治岌岌可危。
到了戰爭後期，俄軍有超過一百七十萬士兵被殺，五百九十萬則受傷。逃兵者眾，將領與軍官能力平庸，以致整體士氣低落。某些部隊出戰時，竟然沒有充足的彈葯與其武器相配。
俄國後方則有嚴重饑荒，物資短缺。基於德軍的猛攻與邊境封鎖，俄國經濟最終被拖垮。擁有一些自由派成員的杜馬向沙皇建議組成類似1905年俄國革命後建立、不久後被他取消的君主立憲政府，但被他拒絕。
彼德格勒暴動 1917年2月，嚴寒冬天、食物短缺、民不聊生，加上經濟崩潰，大眾起義的誘因業已齊備。結果，俄國首都彼德格勒 (原名是聖彼得堡) 的工人率先發動罷工，展開革命的序幕。3月3日，彼德格勒的大型工廠普提洛夫工廠 (Putilov plant) 工人宣佈罷工。罷工工人被解僱，引致其他工廠的罷工。由於有些示威者要求增加麵包供應，部分該廠的工人找到繼續罷工的理由。雖然示威者偶爾與政府軍隊有衝突，但首天沒有人死傷。在往後幾天，罷工工人雲集在彼德格勒，局勢漸趨緊張。3月8日，示威者為慶祝國際婦女節而舉辦一連串聚會與集會，並漸漸把活動政治化。參與者首次使用在俄國較為令人敏感的口號，例如「反對戰爭！」與「結束專政！」等。二月革命終於爆發。這次，警民衝突，引致雙方互有死傷。示威者準備好武器，搶掠警方的總部。3月10日，沙皇下令政府派出一大隊士兵到該城市清場。士兵最初擁護政府，殺害了不少示威者，但後來愈來愈多士兵倒戈相向，支持起義，令起義浪潮更趨激烈。這個時候，沙皇深感不安，於是解散了杜馬並下令選出一個臨時委員會。
沙皇退位 沙皇得悉彼德格勒的示威，並決定乘火車到彼得格勒維持大局，以期改善情況。然而，他返國的真正原因是他包括獨子阿列克謝皇儲的子女染上麻疹，故此他要返回該城市附近的沙皇別墅 (Tsarskoe Selo) 陪伴他們。不過，當他到達目的地之時，迎接他的將領都異口同聲勸喻他退位。3月15日 (儒略曆3月2日) ，沙皇宣佈與他的兒子退位，並提名其弟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羅曼諾夫 (Michael Alexandrovich) 大公繼承皇位。但是，由於彼德格勒內的所有軍隊站在示威者的一方，大公在3月17日拒絕皇位，俄羅斯帝國就此滅亡。彼德格勒蘇維埃首先舉行選舉，而臨時政府最初則在杜馬與蘇維埃支持下組成。俄國出現了「雙重政府」。
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也稱為布爾什維克革命，是1917年俄國革命經歷了二月革命後的第二個階段。十月革命發生於1917年11月7日（儒略曆10月25日），經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武裝起義，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和由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革命推翻了俄羅斯克倫斯基領導的俄國臨時政府，導致1918-1920的俄國內戰和1922年蘇聯的成立。
過程 11月7日下午，2萬名赤衛隊員和士兵包圍了臨時政府——冬宮。 晚上在阿芙樂爾巡洋艦上起義成功的士兵開始炮轟冬宮。 赤衛隊員和士兵經過艱苦的拼殺於次日凌晨2點攻陷冬宮。 影響 由於列寧承諾會在革命後為人民帶來和平，十月革命後，蘇聯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奪權理論的一次實踐。俄羅斯十月革命使得馬克思主義在許多國家得到傳播。
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序幕，直接導致了蘇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對抗，直至冷戰結束、蘇聯解體。
蘇聯國內戰爭是1918年到1922年在蘇聯發生的一場戰爭。在蘇聯被稱為「1917年到1922年的內戰和武裝干涉」。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沙俄政府崩潰，布爾什維克成立蘇維埃政府，和德國停戰。1918年3月6日，蘇德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此舉激怒了蘇聯國內和國外各種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勢力。溫斯頓·邱吉爾就曾經說必須把布爾什維克「扼殺在搖籃里」。
主要戰鬥在1920年基本完成，但直到1922年才徹底停止。其間蘇聯紅軍與白軍和波蘭、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國的派遣軍展開了一系列的戰鬥。
開始 蘇德停戰條約簽訂之後，英、法派軍隊佔領蘇聯的一些港口。1918年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支持的主要由前俄國的捷克、奧匈帝國戰俘組成的捷克兵團3萬餘人嘩變，7月，控制了從貝加爾湖到烏拉爾山脈的西伯利亞鐵路。11月18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政府被原沙俄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政變推翻。高爾察克自稱「全俄的最高統帥」。
戰爭進行 日期 東線 南線 西線 1919年白軍 3月高爾察克在西伯利亞調集40萬白衛軍越過烏拉爾山，侵入伏爾加河流域。日本干涉軍在海參崴登陸。 英法聯合艦隊進入黑海，法國海軍陸戰隊在敖德薩登陸，英國干涉軍佔領巴庫。高加索的鄧尼金得到美國10萬人的武器裝備和200名英國軍事顧問開始北進。6月底佔領察里津，7月向莫斯科進軍。10月佔領頓巴斯地區和基輔。 英國艦隊入侵波羅的海。尤登尼奇白軍於5月中旬向彼得格勒發動進攻。 1919年紅軍 4月伏龍芝率領紅軍轉入反攻，紅軍第25師師長恰巴耶夫（即夏伯陽）在其中。6月解放烏法，8月解放烏拉爾，擊敗捷克叛軍。11月14日，攻佔鄂木斯克，年底在伊爾庫茨克活捉高爾察克。 11月，布瓊尼的第一騎兵集團軍進攻鄧尼金的後方。 6月下旬轉入反攻。波羅的海艦隊擊退英國艦隊。11月，尤登尼奇白軍被擊潰，退往愛沙尼亞。 1920年白軍 2月初，紅軍將鄧尼金白軍主力殲滅。鄧尼金逃往國外，沙俄男爵弗蘭格爾率殘部逃往克裡木半島。6月，弗蘭格爾殘部回到烏克蘭南部，進攻頓巴斯。 4月，華蘇斯基的波蘭政府74萬人的軍隊入侵烏克蘭，5月攻克基輔。 1920年及之後紅軍 1922年10月，佔據遠東部分地區的日本干涉軍被逐出蘇聯國土。 1920年9月，伏龍芝被任命為南方面軍司令員。10月，圍殲白軍10萬人。11月，攻佔刻赤，控制整個克裡木半島。弗蘭格爾流亡國外。 1920年6月，圖哈切夫斯基率領紅軍反擊波蘭入侵軍，解放白俄羅斯。7月逼近華沙。8月波蘭軍反攻。10月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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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5日 星期三

美国政治家为何不再留胡子


作者：周峰
从全球变暖到欧元区危机，尽管世界各国的政客有着诸多不同意见，但在一样问题上，他们的立场还是相同的：不留胡子。而且不光是各国现任的领导人，就连之前的主流国家领导人，甚至再向前，追溯到20世纪初年，世界知名政治家，大多没有胡子。100年前的时候，浓密的须发是男子汉的象征。然而今天，不仅入主白宫的总统不留胡子，就连他的竞争者也不会让下巴上长出胡茬。胡子这种东西，是从什么时候丧失掉了政治上的威信呢？
1930年的时候，艾德温·瓦伦丁·米切尔（Edwin Valentine Mitchell）就在《论胡须》（Concerning Beards）中风趣地写道：“胡子的命运就如同曲折前行的历史一般大起大落。它时而茂密生长，享受着一度的辉煌，时而大幅减少，最终消失蛰伏，等待着迎接下一次的荣光。“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健康的胡须标志着声望和地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句顺口溜，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反过来的例子也有：古时沦为奴役的男性通常会被割去胡须，以作服从的象征。
接下来让我们以美国为例，讲讲政治和胡子之间的恩恩怨怨。美国革命的时候，美洲大陆上的胡须消失得无影无踪。开国以降，美国历史上最初的15位总统都没有胡子。而且不只政客，就连民间都不对胡须报以好眼色看。1830年，有人要强行剔去一个名叫约瑟芬· 帕尔默的男人的胡须，由此还引发了一场暴力争执。其结果，就是当事人帕尔默在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Fitchburg）吃了一年牢饭。因为这事，帕尔默墓志铭上还写了一句“此人因留胡子遭受迫害。”
到了19世纪中叶，络腮胡又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卷土重来。亚伯拉罕·林肯刚刚成为总统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个伊利诺伊州农村来的娃娃脸乡巴佬，而那时候美国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他在接受了一个小女孩的建议蓄起胡子之后，反倒征服了南方邦联。此事后来也传为美谈。
打那之后，一直到1908年上任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历任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地留上些胡子。不过有两人例外，一个是第16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另一个是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然而不走运的是，这二人前者被弹劾下台，后者遭刺杀身亡。胡子在那个年代里成了美国政治生活的护身符。
直到1903年，吉列推出了安全剃须刀。此物一改以往剃须刀那血光四溅的用户体验，如同苹果的iPhone手机一样，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迅速风靡起来。但就像今天的智能手机革新淘汰掉了一大批物件一样，吉列的剃须刀也顺道给以往风光无限的胡子风潮革了命。再加上大胡子不利于使用防毒面具，军队也对胡子下了禁令。到1930年的时候，留胡子反倒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政治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会给20世纪的胡须留下半点苟活的空间。塔夫脱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下巴都是干干净净。总统候选人中倒是有一位蓄着胡子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但他最终败选给了竞争对手，而且那也是远在1916年的事情了。
胡子在美国政治中的缺席，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反共产主义，和嬉皮士运动。许多年来，在美国，一脸茂密的胡子就意味着此人或多或少地认同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而二战时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嬉皮士运动中的激进学生，都让美国人在心中给胡子减了不少分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很少会有政客愿意冒着丢掉老年选民支持的风险，给自己打造一个更“潮”一点的造型。
当然，留着胡子的成功政客还是大有人在，但从总体上看，他们也不过是美国政治大海中少见的几粒彩砂而已。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出事”的政治人物，大多是些“美髯公”。比方说卷入金融丑闻的前新泽西州州长乔恩·科尔津（Jon Corzine）。而前纽约州州长大卫·帕特森（David Paterson）在任期内，也给政治脱口秀节目带去不少笑料。留着奇怪胡须的法学家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其联邦最高法院提名资格被参议院驳回，这可是过去40年里的头一回。至于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也是第一位留胡子的美联储主席，但要提起他在美国的名声嘛，“占领华尔街”过后，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究其原因，大概是胡子有时会让人看上去像是失意之后大醉了三天三夜的邋遢鬼。毕竟许多人都会把胡须和憔悴作无责任联想。而在实际上，只要想象一下伊拉克前总统侯赛因·萨达姆被捕时那脸色憔悴，面发沧桑时的落魄样，你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胡子会这么不受政客待见了。除此之外，胡子也会包含其他负面含义。比方说有人觉得不不剃胡子就像不刷牙一样，不仅是不注重个人卫生的表现，而且也显得此人不甚可靠。
不过，政治上不受待见的胡子在今天的人民群众那里倒是喜闻乐见。这大概是因为胡须能集中人们的注意力，而且不会让对方心生厌恶。实际上，也有学术研究证明了这种观点。1990年时，有篇发表在《社会行为及人格》（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上的论文，就报告说“蓄有胡须的男性在吸引力、性格、能力、和镇静程度方面，要优于不留胡须的男性。”而在事实上，蓄有胡须的男性大多也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既然胡须有这么多好处，那么胡须会不会重返政坛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不会。除非有哪个大胡子领导人另辟蹊径，高调地取得了成功，否则政客们都是步步为营，安全至上。如此看来，政客们的形象，到都是些不折不扣的“山寨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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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4日 星期二

另类视角下的湖南人

     呈现世人面前的湖南人，以勇敢、血性、霸蛮著称，对此，陈独秀在1919年12月《新青年》上发表的《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做过精辟的诠释。他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

     许多年以来，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对湖南人脸谱化的概括称赞，并且为之骄傲自豪，殊不知这种选择性记忆往往遗忘了更加重要的东西。湖南人百年来表现出的另一面：谦逊平和的美德、进退有度的风范，特别是从破坏到建设的华丽转身，在社会转型矛盾凸现的当今中国，显得尤为珍贵。且让我们换一种视觉看看。

　　一个湖南长沙人，一个湖南湘乡人，一个湖南桃源人。

　　长沙人叫黄兴，这个喝着浏阳河水长大，被张之洞选派赴日留学又被张之洞悬赏通缉的革命党人，就是他，曾经因为黄花岗一役革命精英尽失而痛心到要自杀，谁知最后却选择了与清廷妥协的南北议和。身边战友的血迹未干，却要和敌人握手言和，想一想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担当？

　　黄兴，字克强，与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章士钊的挽联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武昌首义前，革命党人所经历的10次革命，大都由黄兴主持。一般认为，孙中山是思想家、先行者，黄兴是实干家。令人钦佩的是，黄兴虽功高盖主，却并未觊觎党魁之位而是甘心居次席，鼎力相助孙中山。

　　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力排众议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于是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推辞。最终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

　　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假如不是黄兴坚定地拒绝取而代之，而是自为同盟会总理，他扮演革命主角的机会是一直存在的。中国人往往是“宁为鸡首不做凤尾”，他身上的这种配角意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都是罕见的，这种配角意识，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意识。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黄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中华民国初建时，起初黄兴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他并未接受，而是推举即将回国的孙中山。他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人的敬重。

　　黄兴具有较为先进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实行平民政治，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人民所共有的共和民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公仆论”。他认为在共和制的国家里，下至各级官员，上至大总统，都是受人民雇用的“人民公仆”，应该忠诚为人民办事。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针对讨袁的方式，黄兴与孙中山再次发生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兴能以清醒的头脑，审视社会的发展，把握时代的脉搏，不像孙中山那样死抱武力革命的手段不放，这种现代民主法治意识确实难能可贵。

　　湘乡人是曾国藩，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一致推崇的“古今第一完人”。

　　剿灭太平军后，曾国藩如日中天，手握重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当他听到劝他裂土为王或者取清王朝而代之的建议“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时，连声说“不成话、不成话，可恶、可恶。” 面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恪守传统的曾国藩进退有度，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失谦谦君子风范。

　　不要以为书生出身的曾国藩只会镇压农民起义军，他后半生致力于国家民族的建设，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曾国藩的进退有度还表现在对家人的人生设计和事业选择上，他没有让家人追名逐利从政经商，而是自觉作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宝荪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的确是发人深省。

　　桃源人是宋教仁。 2012年3月22日，是宋教仁被刺逝世100周年的忌日。这位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走出的革命党人，终身追求的是一个中国宪政梦。

　　那一年的2月清帝逊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帝制终结、民国草创，革命党人的目标似已完成。但宋教仁认为，“驱除鞑虏”是种族革命，紧接着需要政治革命。何谓政治革命？即从专制政体转变成“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的共和政体。

　　宋教仁告诉大家：“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在那个时代，身上有超强的建设力；他不仅有理念，能搞演说，而且能搞组织，能操作实际的政治，运作当时中国人都陌生的那一套宪政运作的方式。

　　宋教仁是孤独的先驱者，他觉得将来中国革命成功后恰恰有可能是革命党人自己推行专制独裁，所以得出不同设计：革命后马上实行民主宪政，并且实行责任内阁制、政党内阁制，用这个办法限制任何个人的专制和独裁。为此，1911年底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中国组织革命政府时他们发生了争论，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

　　纵观宋教仁所设计追求的宪政理念，其中有三个重要内容：第一，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和参政权。第二，重视议会和政党的作用。第三，主张英国模式的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宋教仁的用议会、和平的手段推行政治主张，在推崇武力的那个时代是何等的珍贵。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从上海动身前往北京，这时全国各省正式的参议两院议员已选出，纷纷北上。宋教仁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按照形势发展，不出意外，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总理。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他。

　　临终前，宋教仁念念不忘国事，最担心的还是古老中国的民主宪政的进程。他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发电报，陈述自己中弹经过，及革命生涯，真诚地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3月22日，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民国成立仅仅一年就黯然离世，年仅32岁。临终之际，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在场的朋友，无不失声痛哭。宋教仁之死引起举国震惊，几乎所有在位、在野的政治人物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孙中山有一副极沉痛的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而在民间，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自发地赶到沪宁铁路医院问讯。两天后，医院门前更是车马喧阗，吊唁者络绎不绝。灵柩移往湖南会馆时，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一路祭者不绝，吊客之多，秩序之整，观者之挤，可谓盛况空前。

　　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那个时代失去宋教仁的痛苦。那种痛苦不仅是湖南桃源人的痛苦，更是整个中国人的痛苦。我们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具有建设力的人物，一个中国历史上稀缺的具有建设力的人，一个阳光人物。他身上具备健全的角色意识，一百年前他阐述了完整的政党政治理想，即：进而组织政府，实行确定的政治主张，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跟反对党可以相磨相帮，共同进步。作为国民党的代理党魁，他有自信，他知道，选下来了，下次可以选回来。“进而组织政府，实行政见，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这，正是民主宪政最核心的理念。

　　宋教仁之死使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的政党政治随之作了陪葬。而中国国民党也错失了转向现代政党的机会，终于被“孙记”国民党取代，走上了激进之路。

　　回顾过去，思虑当下，我们这个时代极度缺乏的仍然是高瞻远瞩的建设性人才。而黄兴、曾国藩、宋教仁，这些湖南人，这些前尘往事，其中彰显的那种敢破敢立、谦逊平和、进退有度、顾全大局、注重建设性的优秀品德，不仅是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另类诠释，更应该是我们这个浮躁时代弥足珍贵、非常稀缺的精神财富。

　　毋庸讳言，转型期的中国到处游荡着暴力革命的幽灵。这是一个需要大力推进深层次改革，换一种说法是需要大破大立的时代。三个杰出的湖南人在他们那个时代呈现的高风亮节，无疑可资当代中国人借鉴。他们或许能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破时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立时则要践行理想、坚毅执着；破是为了立、重破更要重立；而在大破大立幽晦不明的时候，则要从容淡定、坚持操守、执着信念，水滴石穿般做你内心认为值得做的那些有意义的工作。

　　杨喜平，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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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日 星期日

继续寻找历史的真相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

傅国涌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的文章《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称他为“作者”），很是吃惊，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但他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
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他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只是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作者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时，曾被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下发的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以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 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有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毛大笔一挥的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572-579页收入了这一文件，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    
可惜，罗隆基、章伯钧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现实是如此严酷，如此无情，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戏弄甚至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的顶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热血涂红？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2006年12月7日

寻找历史真相是一个过程
傅国涌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发表之后，我陆续收到一些前辈和读者的反馈。我写那篇小文的起因是偶然看到一位没有署名的老先生写的《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打印稿。直到不久前，未曾谋面的杂文家黄一龙先生写了《对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的“两点补证”》，我才从“补证”中得知，那位老先生名叫穆广仁，是新华社原副总编辑。我曾在《炎黄春秋》看到过穆广仁先生回忆“五二0”运动的文章，他当年在中央大学求学，是上世纪40年代学生运动的骨干。他说，他们那一代投身共产党的怀抱完全奔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去的，那个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是与民主、自由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晚年，在饱经忧患沧桑之后，当他得知1949年有针对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他的震惊可想而知，所以，他要追根究底，找出这个方针的源头，揭开这个历史的秘密。真相是激动人心的，追寻真相的人，我引为同道，在这里，我要向穆广仁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的文章提及1947年10月27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亲笔修改的那个党内指示，在打倒蒋介石之后，即把打击目标转向“自由资产阶级”，我称之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当时我只是引用了一句原文。从黄一龙先生的“补正”知道，有一位老先生，1949年以后曾任四川宣传系统负责人的老地下党员，他把我的文章复印分送一些朋友，并在文末写下这样一段《转抄者后记》：
“‘铁证如山’之后的引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6-1947）第16册572-579页，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引文太短，现补引几段，以便大家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
‘（一）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蒋宋阴谋，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可以利用此种计划促蒋下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二）……在阶级关系上，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命定的保皇派，就是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乡村富农，也是君主立宪派，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只有工人农民与广大小资产阶级，才是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其中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是反对新民主革命，而以旧民主为号召的人们。另有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有较左的立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在政治斗争上，我们必须区别今天与明天的打击方向，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这份文件指明除工人、农民和广大小资产阶级外。其他一概打倒，只是分步进行而已。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而是贯穿于解放以后历次运动之中，解放初期的十六字方针正是由此而来。”
这位我还不知道姓名的老先生
和穆广仁先生一样，他们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到老还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并没有陷入既得利益的狭隘泥潭，继续为这个民族的命运而忧虑。他们在生命暮年的这些思考，因此而带有一种悲壮感。看了黄一龙先生的“补证”，我十分感动，留言感谢他的“补正”，他马上回复说：你的文章没有错，只是“补证”，不是“补正”。我由此想到，在专制的绳索仍然捆缚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寻找历史真相谈何容易，没有许多人的参与，没有不同年龄的人们共同努力，这个寻找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难。
早在1979年复出之初，李锐老先生就对毛泽东作出了八个字的评价：“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建设。不久前他为一本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泽东》写序，用的题目还是这八个字，他在序言中说，读了这本书的两章《共产主义天堂》，“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他还说，毛泽东的“盖世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许良英先生读了这篇序言，认为“罪恶滔天”说得太好了。随着真相的不断揭密，历史的帷幕一重重拉开，老实说，“功劳盖世”这四个字已越来越站不住脚，包括这个58年后仍冒着冷气的十六字方针的浮出，都是对毛氏功劳说的辛辣嘲讽。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评说的前提是真相，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挖掘。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毛泽东的许多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许多揭示真相的书，包括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等，都是绝对的禁书，多数国人还没有机会方便地读到。主流意识形态仍把毛泽东奉为偶像，他的标准像还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尸身仍在水晶棺材里每天接受世人的朝圣，所有的纸币上都是他一个人的头像，原来不同币值的图案还多样一点，现在从一元、五元、十元的纸币到五十元、一百元的纸币，统统都变成了毛的头像。这个细节我一直没有留意，直到今年春天，我尊敬的翻译家、研究俄苏文学的学者蓝英年先生来杭州，聊天的时候，他偶然说起这事，还从口袋中掏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给我们看，果然如此，连一元纸币也不例外。我记得以前的人民币还有风景、工农兵等图案，有一个版本的百元纸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个人，曾几何时，悄悄地换成了毛一个人。这一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仍然阴魂不散，毛仍是主宰着中华民族的一个罪恶图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怀有毛泽东情结的国人还有不少，网上对毛罪恶的揭露，对毛历史的批判，常常会招来一些批评，诸如不够客观、公允、全面，没有把毛伟大、光荣、正确的一面考虑进去等。网上有人以毛泽东生活上的俭朴来为他辩护，列举他多次缝补过的衣物、鞋袜以及打上了补丁的毛巾，特别是那件缝了74个补丁、已看不见“本色”的睡衣，还有所谓“穿穿了20多年连鞋匠都不愿补的拖鞋”。而没有想到毛的补丁代价之高昂，有知情人说，一个补丁要补得好比买新的还贵，他之所以宁要“补丁”，要么是一种特殊癖好，要么是一种表演，演一出骗了当世骗后人的“俭朴戏”，来掩盖他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掩盖他骄奢淫逸、贪得无厌的真实私生活，掩盖他好大喜功、误尽苍生的种种大手笔。他在私生活上好色糜烂，早已被揭穿，李志绥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墨迹斑斑，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间色魔形象，牢牢地钉在历史的墙壁上。山河大地，风景美丽之处到处都曾是毛的行宫别墅，有些地方至今仍重门紧封闭，笼罩着几分神秘。
更可怕的是，网上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一生都在与封建官僚势力作着艰苦的斗争，他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 这些有着毛泽东情结的国人，并不是认同专制，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长期的愚民宣传深入人心，在信息完全开放，各种资料都可以公开之前，要他们转变看法，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也因为如此，寻找、揭示历史真相就有了特别的价值，只有真相的不断公开，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国人走出迷雾。 
（此文发表后，那位“不知姓名的老先生”辗转找到了我，他叫胡晓风，是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又是一个“两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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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八大海外军事基地


中国海外军事基地有；一，瓜达尔：二，安格达旭：三，科科群岛，四，柬埔寨：五，所罗门群岛鲁斯群岛中的比卡齐克亚岛，六，土阿莫土群岛，七，东经148度,北纬19度的毛格群岛中的迪索布伦奥尔岛，八，泰国宋卡中泰联合基地（1994年建可能有中国驻军）陆军基地等。

　　一、缅甸 科科群岛    
　　科科群岛科科群岛是缅甸在孟加拉湾的一个岛群,位于东经93.4度,北纬14度,是印度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北延。其主要包括大科科及小科科等岛，总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其中大科科岛占去大半。该岛也北距中国只有1200公里，东南距马六甲海峡只有数百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缅甸政府将其中17个岛屿租借给中国做海军基地和观测雷达卫星中心，监控印度洋态势，而科科群岛距离印度的底格里普尔（Diglipur）仅几公里远，底格里普尔距离印度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首府布莱尔港只有185公里。中国向缅甸提供无息贷款和帮助缅甸清剿反政府武装。科科群岛对于中国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有极大帮助，中国目前60%的能源补给来自中东，80%的石油进口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军队在此建有长波导航电台，便于中国海军的潜艇进入印度洋。

　　二、巴基斯坦 瓜达尔港    
　　瓜达尔港瓜达尔原本只是巴基斯坦西部俾路支省马克兰地区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渔村。距离伊朗边境只有72公里，距离全球石油供应的主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大约400公里。紧扼从非洲、欧洲经红海、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通往东亚、太平洋地区数条海上重要航线的咽喉，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巴基斯坦1964年就决定把瓜达尔建成港口。然而，直到2001年中国同意参与这个深水港的建设和开发，此项目才进入实施阶段。利用中亚与该港口相连的公路与铁路，中国有望开辟一条往新疆等西部地区输送能源的通道。在该处设立电子监听站,可以监视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拉伯海之间的船行航行动态，以及美国位于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亚军事基地。

　　三、孟加拉吉大港    
　　吉大港吉大港是孟加拉最大海港和第二大城市，临孟加拉湾，人口约340万。是孟加拉的重要交通枢钮和工业中心。有28个码头，泊位吃水深6.4-8.5米。有现代化装卸设备。
　　海轮可沿卡纳富利河入港，航道宽198-274米。中国在孟加拉吉大港建有安格达旭货柜港，并加强和孟加拉海事关系及商业关系。
　　中国是孟加拉军队武器的主要提供者。

　　四、柬埔寨苦克莫岛    
　　苦克莫岛苦克莫岛隶属于柬埔寨，位于东经10度，北纬103度，2003年11月，中国与柬国签署军事协议，柬埔寨与中国合作兴建连接中国西南至柬国海港铁路。
　　中国租借柬埔寨苦克莫岛兴建海军补给站和雷达基地。主要用于给船只补给及维修，但不会驻兵，只留技术人或顾问，平时由柬方管理，有紧急情况中方可以合作调用救助船只或提供信息。

　　五，所罗门群岛所属比卡齐克亚岛    
　　比卡齐克亚岛所罗门群岛鲁斯群岛所属的比卡齐克亚岛，位于东经165.3度,南纬11.7度。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巴布亚新几内亚东侧，是英联邦成员之一。共有超过990个岛，陆地总面积共有28000平方公里。
　　所罗门群岛的首都霍尼亚拉(Honiara)，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的转折点所在地。中国在此建有卫星探测和气象基地，中国在附近海域探测到的深海锰矿资源属中国政府所有。

　　六、法属土阿莫土群岛    
　　土阿莫土群岛土阿莫土群岛位于太平洋中南部法属波利尼西亚东部岛群，西经144度，南纬18度，由80多个珊瑚环礁组成。陆地面积900平方公里。人口8540，常受飓风袭击。产磷灰石、椰子和珍珠等。1844年起被法国占领。
　　中国在临近的波立尼西亚罗弗迪尔维尔岛建有观测中心，是前往南极考察的远洋轮往返徒中的补给站，虽然非主权所有，但是为中国所控制。

　　七、泰国宋卡中泰联合基地    
　　宋卡泰国现有75个府和曼谷直辖市。宋卡府是泰国南部的一个府,人口约125万(2000年),面积约7394平方公里。宋卡中泰联合基地位于攀牙－宋卡府之间。
　　1990年，张狂的印尼海军悍然打击了泰国海军巡逻队。泰国当时最先进的战舰“腊达那克辛级”轻型护卫舰，1987年采购自美国满载排水960吨，根本不足以对抗印尼海军。随即1991年泰国主动与中国接触，秘密协商建造2艘F25T型战舰的协议。同时，中国在泰国攀牙，宋卡，分别“协助”泰国开发建设500公里港区。攀牙是泰国控制安达曼海的门户，地理位置优于苏门达腊。一旦中国陆军进驻泰国，就可能从侧翼支援缅甸。广州军区派一个营400-500人的兵力常驻，装备有各式轻重武器。
　　1995年印尼采购美国战机，而泰国则以“维护领空安全”为名义，随即引进中国歼7PM“空中闪光”，引进12架“运－12”巡逻机，2架Y8DC反潜机。部署到泰国攀牙海空基地。该基地有海空勤务部队1630人，歼-7P战机24架，苏-27战机12架。

　　八，迪索布伦奥尔岛    
　　迪索布伦奥尔岛位于东经148度，北纬19度的毛格群岛中，毛格群岛位于北马里亚纳群岛亚松森（东南36公里）和德帕哈罗斯（西北64公里），是由一个沉没的火山锥形成的三个小岛。三岛形成一个平均深度200米的泻湖，二战期间（1939至1945年）日本曾在此设有一个载人气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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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向高干推荐三国人物郭嘉

今天在共识网上读到《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特别留意了下面这段话：

　　“正是由于违背正确的指导思想，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严重损失。记得在1959年4月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之前，为了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向全党连续发了四封《党内通信》，反对浮夸风等“左”的倾向；在上海会议上，又着重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

       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策谋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

        毛泽东同志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意思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这在今天，对于我们指导各方面的工作，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薄一波的叙述自当有其深意。毛泽东多次提到郭嘉，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世人熟知郭嘉，多数要归功于《三国演义》里的一个著名段子：

　　“曹操既脱华容之难。行至谷口，回顾所随军兵，止有二十七骑。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齐明，一簇人马拦路。操大惊：“吾命休矣！”只见一群哨马冲到，方认得是曹仁军马。操才心安。曹仁接着，言：“虽知兵败，不敢远离，只得在附近迎接。”操曰：“几与汝不相见也！”于是引众入南郡安歇。随后张辽也到，说云长之德。操点将校，中伤者极多，操皆令将息。曹仁置酒与操解闷。众谋士俱在座。操忽仰天大恸。众谋士曰：“丞相于虎窟中逃难之时，全无惧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马已得料，正须整顿军马复仇，何反痛哭？”操曰：“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默然自惭。（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

　　这个段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郭嘉，而是曹操。曹操打了前所未有的大败仗，却自有办法维护自身威信。不但“于虎窟中逃难之时，全无惧怯”，而且有办法让“众谋士皆默然自惭。”不愧是当世奸雄，无人能比。熟读古书的毛泽东自然在这一点上比别人揣摩得更有心得。

　　薄文上来就说“正是由于违背正确的指导思想”，这风格还是当年林彪圆场的话。其实应该是“正是由于制定和贯彻错误的指导思想”，才有后来的三年“人相食”，一贯伟光正的领袖露了怯，得想个办法让大家“默然自惭”，不要窃窃私语，也不要议论纷纷。此时，搬出郭嘉来救驾解围，可谓恰当其时。“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云云，那是鬼才信的话。那样的人，此前早被打成了“小脚女人”和“右倾”。也没见毛给他们平反。

　　中央委员哪个不是人精，一点就明，不用多说。最明白的，当属林彪。后来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是“众谋士皆默然自惭”的集体检讨书。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仗义直言，自许为张飞，其实早已被视为魏延。一声令下，大家一顿乱拳打死魏延，难道这就是响应号召学习“郭嘉”的成果吗？

　　赤壁之战时，郭嘉已经死了。如果不死，还真不好说。也许曹操会听他的意见。但是，也许说了但曹操不听，还是要吃大亏。不知那时曹操又将哭谁？以曹操性格，大概不会说：孤错了。反正有人坚决不下“罪己诏”，认为下“罪己诏”的都要下台，没有好下场！

　　大跃进为祸端倪已现，败局已定。毛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大家推荐郭嘉。任谁都得琢磨琢磨。郭嘉曾蒙丞相大哭，关键不是郭嘉有言在先，而是他当时已经死了懂得闭口不言。可是，这种伎俩能堵住天下人的嘴吗？后人再编《天朝演义》，莫要落下此段。

　　半个世纪后，“郭嘉”再度成为热词。网络上，郭嘉、国家互用，郭嘉即国家，以避敏感词。回顾1959、1960年的历史，却惊讶于当年曹操哭得那么有先见：“哀哉，国家！痛哉，国家！惜哉！国家！”

　　刘小生，共识网 2013-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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