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世人面前的湖南人，以勇敢、血性、霸蛮著称，对此，陈独秀在1919年12月《新青年》上发表的《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做过精辟的诠释。他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
许多年以来，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对湖南人脸谱化的概括称赞，并且为之骄傲自豪，殊不知这种选择性记忆往往遗忘了更加重要的东西。湖南人百年来表现出的另一面：谦逊平和的美德、进退有度的风范，特别是从破坏到建设的华丽转身，在社会转型矛盾凸现的当今中国，显得尤为珍贵。且让我们换一种视觉看看。
一个湖南长沙人，一个湖南湘乡人，一个湖南桃源人。
长沙人叫黄兴，这个喝着浏阳河水长大，被张之洞选派赴日留学又被张之洞悬赏通缉的革命党人，就是他，曾经因为黄花岗一役革命精英尽失而痛心到要自杀，谁知最后却选择了与清廷妥协的南北议和。身边战友的血迹未干，却要和敌人握手言和，想一想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担当？
黄兴，字克强，与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章士钊的挽联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武昌首义前，革命党人所经历的10次革命，大都由黄兴主持。一般认为，孙中山是思想家、先行者，黄兴是实干家。令人钦佩的是，黄兴虽功高盖主，却并未觊觎党魁之位而是甘心居次席，鼎力相助孙中山。
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力排众议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于是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推辞。最终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
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假如不是黄兴坚定地拒绝取而代之，而是自为同盟会总理，他扮演革命主角的机会是一直存在的。中国人往往是“宁为鸡首不做凤尾”，他身上的这种配角意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都是罕见的，这种配角意识，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意识。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黄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中华民国初建时，起初黄兴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他并未接受，而是推举即将回国的孙中山。他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人的敬重。
黄兴具有较为先进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实行平民政治，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人民所共有的共和民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公仆论”。他认为在共和制的国家里，下至各级官员，上至大总统，都是受人民雇用的“人民公仆”，应该忠诚为人民办事。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针对讨袁的方式，黄兴与孙中山再次发生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兴能以清醒的头脑，审视社会的发展，把握时代的脉搏，不像孙中山那样死抱武力革命的手段不放，这种现代民主法治意识确实难能可贵。
湘乡人是曾国藩，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一致推崇的“古今第一完人”。
剿灭太平军后，曾国藩如日中天，手握重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当他听到劝他裂土为王或者取清王朝而代之的建议“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时，连声说“不成话、不成话，可恶、可恶。” 面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恪守传统的曾国藩进退有度，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失谦谦君子风范。
不要以为书生出身的曾国藩只会镇压农民起义军，他后半生致力于国家民族的建设，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曾国藩的进退有度还表现在对家人的人生设计和事业选择上，他没有让家人追名逐利从政经商，而是自觉作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宝荪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的确是发人深省。
桃源人是宋教仁。 2012年3月22日，是宋教仁被刺逝世100周年的忌日。这位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走出的革命党人，终身追求的是一个中国宪政梦。
那一年的2月清帝逊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帝制终结、民国草创，革命党人的目标似已完成。但宋教仁认为，“驱除鞑虏”是种族革命，紧接着需要政治革命。何谓政治革命？即从专制政体转变成“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的共和政体。
宋教仁告诉大家：“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在那个时代，身上有超强的建设力；他不仅有理念，能搞演说，而且能搞组织，能操作实际的政治，运作当时中国人都陌生的那一套宪政运作的方式。
宋教仁是孤独的先驱者，他觉得将来中国革命成功后恰恰有可能是革命党人自己推行专制独裁，所以得出不同设计：革命后马上实行民主宪政，并且实行责任内阁制、政党内阁制，用这个办法限制任何个人的专制和独裁。为此，1911年底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中国组织革命政府时他们发生了争论，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
纵观宋教仁所设计追求的宪政理念，其中有三个重要内容：第一，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和参政权。第二，重视议会和政党的作用。第三，主张英国模式的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宋教仁的用议会、和平的手段推行政治主张，在推崇武力的那个时代是何等的珍贵。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从上海动身前往北京，这时全国各省正式的参议两院议员已选出，纷纷北上。宋教仁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按照形势发展，不出意外，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总理。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他。
临终前，宋教仁念念不忘国事，最担心的还是古老中国的民主宪政的进程。他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发电报，陈述自己中弹经过，及革命生涯，真诚地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3月22日，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民国成立仅仅一年就黯然离世，年仅32岁。临终之际，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在场的朋友，无不失声痛哭。宋教仁之死引起举国震惊，几乎所有在位、在野的政治人物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孙中山有一副极沉痛的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而在民间，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自发地赶到沪宁铁路医院问讯。两天后，医院门前更是车马喧阗，吊唁者络绎不绝。灵柩移往湖南会馆时，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一路祭者不绝，吊客之多，秩序之整，观者之挤，可谓盛况空前。
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那个时代失去宋教仁的痛苦。那种痛苦不仅是湖南桃源人的痛苦，更是整个中国人的痛苦。我们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具有建设力的人物，一个中国历史上稀缺的具有建设力的人，一个阳光人物。他身上具备健全的角色意识，一百年前他阐述了完整的政党政治理想，即：进而组织政府，实行确定的政治主张，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跟反对党可以相磨相帮，共同进步。作为国民党的代理党魁，他有自信，他知道，选下来了，下次可以选回来。“进而组织政府，实行政见，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这，正是民主宪政最核心的理念。
宋教仁之死使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的政党政治随之作了陪葬。而中国国民党也错失了转向现代政党的机会，终于被“孙记”国民党取代，走上了激进之路。
回顾过去，思虑当下，我们这个时代极度缺乏的仍然是高瞻远瞩的建设性人才。而黄兴、曾国藩、宋教仁，这些湖南人，这些前尘往事，其中彰显的那种敢破敢立、谦逊平和、进退有度、顾全大局、注重建设性的优秀品德，不仅是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另类诠释，更应该是我们这个浮躁时代弥足珍贵、非常稀缺的精神财富。
毋庸讳言，转型期的中国到处游荡着暴力革命的幽灵。这是一个需要大力推进深层次改革，换一种说法是需要大破大立的时代。三个杰出的湖南人在他们那个时代呈现的高风亮节，无疑可资当代中国人借鉴。他们或许能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破时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立时则要践行理想、坚毅执着；破是为了立、重破更要重立；而在大破大立幽晦不明的时候，则要从容淡定、坚持操守、执着信念，水滴石穿般做你内心认为值得做的那些有意义的工作。
杨喜平，共识网
许多年以来，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对湖南人脸谱化的概括称赞，并且为之骄傲自豪，殊不知这种选择性记忆往往遗忘了更加重要的东西。湖南人百年来表现出的另一面：谦逊平和的美德、进退有度的风范，特别是从破坏到建设的华丽转身，在社会转型矛盾凸现的当今中国，显得尤为珍贵。且让我们换一种视觉看看。
一个湖南长沙人，一个湖南湘乡人，一个湖南桃源人。
长沙人叫黄兴，这个喝着浏阳河水长大，被张之洞选派赴日留学又被张之洞悬赏通缉的革命党人，就是他，曾经因为黄花岗一役革命精英尽失而痛心到要自杀，谁知最后却选择了与清廷妥协的南北议和。身边战友的血迹未干，却要和敌人握手言和，想一想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担当？
黄兴，字克强，与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章士钊的挽联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武昌首义前，革命党人所经历的10次革命，大都由黄兴主持。一般认为，孙中山是思想家、先行者，黄兴是实干家。令人钦佩的是，黄兴虽功高盖主，却并未觊觎党魁之位而是甘心居次席，鼎力相助孙中山。
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力排众议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于是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推辞。最终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
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假如不是黄兴坚定地拒绝取而代之，而是自为同盟会总理，他扮演革命主角的机会是一直存在的。中国人往往是“宁为鸡首不做凤尾”，他身上的这种配角意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都是罕见的，这种配角意识，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意识。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黄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中华民国初建时，起初黄兴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他并未接受，而是推举即将回国的孙中山。他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人的敬重。
黄兴具有较为先进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实行平民政治，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人民所共有的共和民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公仆论”。他认为在共和制的国家里，下至各级官员，上至大总统，都是受人民雇用的“人民公仆”，应该忠诚为人民办事。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针对讨袁的方式，黄兴与孙中山再次发生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兴能以清醒的头脑，审视社会的发展，把握时代的脉搏，不像孙中山那样死抱武力革命的手段不放，这种现代民主法治意识确实难能可贵。
湘乡人是曾国藩，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一致推崇的“古今第一完人”。
剿灭太平军后，曾国藩如日中天，手握重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当他听到劝他裂土为王或者取清王朝而代之的建议“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时，连声说“不成话、不成话，可恶、可恶。” 面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恪守传统的曾国藩进退有度，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失谦谦君子风范。
不要以为书生出身的曾国藩只会镇压农民起义军，他后半生致力于国家民族的建设，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曾国藩的进退有度还表现在对家人的人生设计和事业选择上，他没有让家人追名逐利从政经商，而是自觉作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宝荪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的确是发人深省。
桃源人是宋教仁。 2012年3月22日，是宋教仁被刺逝世100周年的忌日。这位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走出的革命党人，终身追求的是一个中国宪政梦。
那一年的2月清帝逊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帝制终结、民国草创，革命党人的目标似已完成。但宋教仁认为，“驱除鞑虏”是种族革命，紧接着需要政治革命。何谓政治革命？即从专制政体转变成“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的共和政体。
宋教仁告诉大家：“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在那个时代，身上有超强的建设力；他不仅有理念，能搞演说，而且能搞组织，能操作实际的政治，运作当时中国人都陌生的那一套宪政运作的方式。
宋教仁是孤独的先驱者，他觉得将来中国革命成功后恰恰有可能是革命党人自己推行专制独裁，所以得出不同设计：革命后马上实行民主宪政，并且实行责任内阁制、政党内阁制，用这个办法限制任何个人的专制和独裁。为此，1911年底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中国组织革命政府时他们发生了争论，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
纵观宋教仁所设计追求的宪政理念，其中有三个重要内容：第一，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和参政权。第二，重视议会和政党的作用。第三，主张英国模式的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宋教仁的用议会、和平的手段推行政治主张，在推崇武力的那个时代是何等的珍贵。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从上海动身前往北京，这时全国各省正式的参议两院议员已选出，纷纷北上。宋教仁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按照形势发展，不出意外，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总理。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他。
临终前，宋教仁念念不忘国事，最担心的还是古老中国的民主宪政的进程。他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发电报，陈述自己中弹经过，及革命生涯，真诚地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3月22日，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民国成立仅仅一年就黯然离世，年仅32岁。临终之际，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在场的朋友，无不失声痛哭。宋教仁之死引起举国震惊，几乎所有在位、在野的政治人物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孙中山有一副极沉痛的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而在民间，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自发地赶到沪宁铁路医院问讯。两天后，医院门前更是车马喧阗，吊唁者络绎不绝。灵柩移往湖南会馆时，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一路祭者不绝，吊客之多，秩序之整，观者之挤，可谓盛况空前。
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那个时代失去宋教仁的痛苦。那种痛苦不仅是湖南桃源人的痛苦，更是整个中国人的痛苦。我们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具有建设力的人物，一个中国历史上稀缺的具有建设力的人，一个阳光人物。他身上具备健全的角色意识，一百年前他阐述了完整的政党政治理想，即：进而组织政府，实行确定的政治主张，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跟反对党可以相磨相帮，共同进步。作为国民党的代理党魁，他有自信，他知道，选下来了，下次可以选回来。“进而组织政府，实行政见，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这，正是民主宪政最核心的理念。
宋教仁之死使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的政党政治随之作了陪葬。而中国国民党也错失了转向现代政党的机会，终于被“孙记”国民党取代，走上了激进之路。
回顾过去，思虑当下，我们这个时代极度缺乏的仍然是高瞻远瞩的建设性人才。而黄兴、曾国藩、宋教仁，这些湖南人，这些前尘往事，其中彰显的那种敢破敢立、谦逊平和、进退有度、顾全大局、注重建设性的优秀品德，不仅是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另类诠释，更应该是我们这个浮躁时代弥足珍贵、非常稀缺的精神财富。
毋庸讳言，转型期的中国到处游荡着暴力革命的幽灵。这是一个需要大力推进深层次改革，换一种说法是需要大破大立的时代。三个杰出的湖南人在他们那个时代呈现的高风亮节，无疑可资当代中国人借鉴。他们或许能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破时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立时则要践行理想、坚毅执着；破是为了立、重破更要重立；而在大破大立幽晦不明的时候，则要从容淡定、坚持操守、执着信念，水滴石穿般做你内心认为值得做的那些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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