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1985-91）[編輯]
在多年的經濟停滯後，蘇聯黨內新一代的領導人開始浮現，這些年輕的黨員在相對開放的赫魯雪夫時期長大，許多人心中對於體制的改革都暗中抱著期望[252]。儘管歷史學家對其決定性仍抱持著不同的意見，一般都認為雷根在1980年代初採取的強硬派策略和對蘇聯的各種攻勢大幅加快了蘇聯體制的崩壞，並且迫使蘇聯共產黨高層在經歷尤里·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短暫任期後，選擇年輕的改革派來領導蘇聯，而非延續布里茲涅夫的路線[253]。
戈巴契夫改革[編輯]
在1985年，於黨內相對年輕的戈巴契夫成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218]，蘇聯的經濟已經陷入停滯，同時因為石油價格的跌落而導致貨幣收入的大減[254]，這些因素逼使戈巴契夫尋求改革的方式來挽救蘇聯[254]。
改革剛開始階段的毫無成效使得戈巴契夫決定擴大體制性的變動，他在1987年6月宣布開始進行經濟改革[255]，放鬆對於生產配額的限制，並且允許私人擁有商業，同時開始開放外國的投資。戈巴契夫希望以這些改革來將國內的資源從原本花在冷戰上的軍事開支轉移到民間產業上[255]。
儘管西方對他改革的誠意一剛開始抱持懷疑態度，戈巴契夫不久便證明他是真心要改變蘇聯的路線以拯救惡化的經濟條件，而非要繼續與西方的軍備競賽[121][256]。戈巴契夫同時實行了開放政策，允許部分新聞自由、減少對異議人士的迫害、同時增加政府機構的透明性[257]。開放政策的目標是為了改善共產黨高層的腐敗現象、同時減少中央委員會濫用權力[258]。開放政策同時也增加了蘇聯人民與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接觸，加速了兩國之間的緩和政策[259]。
關係解凍[編輯]
雷根對戈巴契夫釋放出的軍事和經濟讓步也以善意回應，答應將重新啟動經濟上的合作討論，並且減少軍備競賽的規模[260]。兩人首先在1985年11月於瑞士日內瓦見面[260]，在僅有一名口譯員參與的私人會談中，兩人一致同意將兩國的核武庫存遽減50%[261]。兩人第二次的會談在冰島的雷克雅維克舉行，會中兩人在大多數議題上都達成共識，直到戈巴契夫談到希望美國終止戰略防禦計畫時，雷根對此拒絕[262]。接著在1987年的第三次會談中，兩人達成協議，簽下了中程飛彈條約，將所有帶有核武彈頭、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間的中程地基彈道飛彈都給淘汰[263]。
東西方的衝突在1985年之後迅速的降溫，並且在1989年莫斯科的一場會議中，由戈巴契夫和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簽下了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264]。到了1990年，蘇聯發現自身對於其他東方集團國家在石油和天然氣的補給加上駐軍的耗費形成了龐大的經濟負擔[265]，除此之外，由於與西方世界的關係改善，也不需要再以這些國家作為緩衝區，也因此蘇聯宣布了辛納屈主義，承諾他們將不會再以武力干預東歐各盟國的內政[266]。
在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全面撤軍[267]。而在見識到中國天安門事件的後果後[268]，戈巴契夫於1990年同意了讓德國統一[265]。在1989年12月3日，由於冷戰的緩和，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在馬爾他的一場會談上宣稱冷戰已經結束了[269]，在隔年蘇聯還會在波斯灣戰爭中小規模的提供美國協助對抗伊拉[270]。
東歐民主化[編輯]
到了1989年，蘇聯的聯盟體系已經到達崩潰的邊緣，由於蘇聯本身改革，而又撤去了原本對其衛星國的軍事支援，華沙公約的共產黨領導人開始面臨政治正當性的危機[267]，團結工聯等反抗運動迅速的在東歐國家中獲得廣泛人民支持而形成大趨勢。在1989年，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黨政府首先被迫開放民主的選舉。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東歐，大型的示威抗議則淹沒了共產黨領導人的鎮壓部隊。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共產黨政權也相繼垮台，其中羅馬尼亞的革命則是除南斯拉夫以外唯一以流血形式完成的政權更替[271]。東歐的改變是如此的劇烈，美國政府甚至開始擔心區域的穩定性，例如國務卿詹姆斯·貝克便說美國政府不會阻擋蘇聯在幫助民主派的前提下介入羅馬尼亞以減少流血[272]。1989年11月柏林圍牆的倒塌成了東歐革命浪潮的最高點，象徵了共產主義在整個歐洲大陸的全面瓦解，同時也結束了鐵幕對歐洲的分化。1989年的革命浪潮席捲整個歐洲大陸，推翻了所有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政府，包括東德、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等等[273]。
而在蘇聯內部，改革開放則弱化了蘇聯本身與其邦聯國的連結[266]，在1990年2月，隨著蘇聯本身的解體，蘇聯共產黨被迫交出獨佔了73年的國家權力[274]。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加上原本就已經醞釀多年的民族自決意識，也使得蘇聯其下的眾多加盟國一一脫離莫斯科而去，波羅的海三國則完全脫離了蘇聯聯邦[275]。
蘇聯解體[編輯]
剛開始戈巴契夫對待東歐的鬆軟態度並沒有延伸到蘇聯本身，同時蘇聯駐軍也在追求革命的波羅的海三國產生了零星的暴力衝突事件[276]。然而，政治局勢的變動之快，使得蘇聯共產黨和軍隊內部的保守派對戈巴契夫的不滿不斷增加，最後在1991年8月發動了八月政變，企圖推翻戈巴契夫並重新建立威權的中央政府[277]。
八月政變並沒有達成政變者預期的目標，反而引起莫斯科人民的集體反抗，並且在鮑里斯·葉利欽領導下迅速的被擊敗[278]。政變的結果也畫下了蘇聯的終止符，連俄羅斯都威脅要從已經是空架子的蘇聯邦聯裡脫離。最後在1991年12月21日，剩下的邦聯國一起成立了獨立國家國協，與蘇聯不同的是，俄羅斯領導人稱新的國協的目的只是為了要讓蘇聯蘇聯加盟共和國可以進行一次「文明的離婚」，同時新的架構也只是一個鬆散的組織，成員國擁有各自的主權[279]。蘇聯在1991年12月25日被正式宣布解體[280]，戈巴契夫在當天辭去蘇聯總理的職務，並將所有剩餘的權力移交給了葉爾辛。
後續影響[編輯]
在冷戰之後，俄羅斯大幅度的減少了其軍事開支，同時前蘇聯下的眾多國家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也造成了不少挫折和數百萬人的失業[281]，資本主義改革過程中引發的經濟衰退甚至還比美國在經濟大恐慌中的衰退還要嚴重[282]。
冷戰所留下的後續影響仍有許多在現代國際局勢上持續存在[11]。在蘇聯解體後，國際關係學者廣泛認為後冷戰的世界是一個由美國擔任超級大國角色的一元世界[283][284][285]。冷戰也定義了美國在二戰後的政治角色，到1989年時美國已經與50個國家結盟，並且在世界各地有526,000人規模的海外駐軍[286]，其中326,000人在歐洲[287]，而130,000人在亞洲（大多於日本和南韓）[286]。冷戰同時也是和平時期軍事工業複合體發展的高峰期，同時冷戰中的軍事預算也有大規模的投注在科學的發展上[288]。這種軍工複合體雖然早在19世紀時便已經存在，但在冷戰時成長得最為明顯，並且會在20世紀對參與各國的社會、政策、和外交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289]。
美國在冷戰年代總共花費了約8兆美元的資金在軍事開支上，總共有將近100,000美國人在韓戰和越戰中喪失生命[290]。蘇聯在冷戰中喪失的人命較難估計，而在開支上蘇聯的國防預算對比其國民生產總值則比美國要高出很多[291]。
除了兩方在戰場上的軍事傷亡外，在冷戰過程中數百萬人會在世界各地「代理國」的戰爭中陸續喪失性命，尤其是在東南亞[292]。大多數這些代理國的衝突和戰爭在冷戰後便消失，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後冷戰時期的開始，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種族戰爭、革命戰爭、以及難民的危機都會呈現大幅的減少[293]。
冷戰後續的影響至今仍沒有辦法輕易地消除，在第三世界，許多在冷戰中被激起的經濟和社會上的爭議至今仍沒有平息[11]。而在共產黨政府垮台後，有些地區則因為中央權威消失而出現了新的種族和政治衝突，尤其是前南斯拉夫[11]。在東歐，冷戰的結束使得大量國家開始了一段長時間的繁榮經濟成長，尤其是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在十幾年內便從前鐵幕經濟進入了已開發國家行列。蘇聯的解體也造就了大量新的自由民主制國家，使得數千萬的人民重享政治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權利。另一方面，阿富汗等國家則在脫離強權獨立之後成為了失敗國家[11]。
史學[編輯]
在「冷戰」一詞因蘇聯和美國的戰後對立出現之後，對冷戰的研究包括了其根源、發展、和衝突細節等等，都成為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及記者之間爭論的主題[294]。歷史學家對於是哪方應該對戰後的美蘇關係惡化負起責任仍然有主要爭議，同時兩大強權的衝突是否可以在某年或某處避免也是討論的焦點[11]。
儘管在學界對於冷戰起源地討論相當複雜而多元，主要的歷史觀可以被分為三個主要的學派，這三個用以研究冷戰的歷史學觀點分別為：正統理論（orthodox）、修正主義理論（revisionism）、以及後修正主義（post-revisionism）[288]。
正統理論將發動冷戰的責任歸咎於蘇聯，認為蘇聯在二戰結束時於東歐的擴張是導致冷戰的主因[288]。修正主義則強調美國也應該對戰後衝突的爆發負起責任，認為美國在二戰結束前便已開始主動的孤立和對立蘇聯[288]。後修正主義則認為冷戰的起因更為複雜，並且強調以更平衡的角度分析冷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288]。大多數與冷戰有關的歷史學著作都是以三個學派中的其中兩個或全部三個學派作為解釋的框架[33]，儘管純粹修正主義的解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拋棄[295]。
大眾文化[編輯]
冷戰對期間數十年的大眾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核子戰爭和間諜戰等題材，都一直在音樂、電影、小說、電視劇和其他媒體中出現。由於蘇聯體制在文化上的審查，官方的宣傳和文化機構往往以誇大現況的穩定與和平作為一貫題材[296]，也因此蘇聯文化對冷戰的描寫並沒有如美國一般注重核戰的危險和兩大勢力的對立。而另一方面，美國大眾文化則對於冷戰中的眾多事件，包括紅色恐慌、美蘇的間諜活動、越戰、和核子戰爭等題材上產生大量的文化產品。許多作品是以冷戰直接作為背景，其他人則以冷戰中的人事物作為架空的靈感來源。
除此之外，冷戰中的雙方也利用各種媒體作為宣傳媒介。1951年美國政府製作的知名影片臥倒並掩護便企圖宣導民防的概念，教導民眾如何應對原子彈的攻擊。美國國務院還試著以自由奔放而隨興的爵士樂作為展現美國民主文化的方式，在1956年開始定期到蘇聯巡迴表演直到1970年代[297]。除此之外，搖滾樂也對成為美國對蘇聯心戰的途徑之一，從自由歐洲電台、美國之音等電台向東歐播放的搖滾樂成為鐵幕下年輕世代嚮往西方文化和自由的抒發媒介[298]。
芭蕾舞也成為美蘇兩國在藝術舞台上競爭的主要場合之一，兩方都對彼此的國家芭蕾舞團提供了大量的資源，企圖以芭蕾舞來「贏得民心」。除了芭蕾以外，兩國還在各種棋藝、數學比賽以及逐屆的奧運上不斷較量[299]，也加深了國際上兩國競爭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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