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和政策下的對抗（1962-79）[編輯]
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間，冷戰的各方都在不斷適應和調整以應付新的國際局勢和環境，因為國際關係已經有越來越多國家和動向不屬於美蘇兩大集團的對抗裡了[73]。從戰後開始，西歐各國和日本迅速的從二戰的廢墟中重建起來，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之間呈現驚人的經濟成長率，到了1970年代他們的人均生產總額已經開始近逼美國，而同時東歐集團的計畫經濟則陷入停滯[73][171]。
由於1973年石油危機的出現，加上第三世界的組織例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不結盟運動的影響力成長，許多之前並不強大的國家開始在國際舞台上擁有更多發揮影響力的空間，並且有能力抵擋來自美蘇兩邊的壓力[102]。而在此同時，莫斯科則被迫將注意力轉到自己國內嚴重的經濟問題上[73]。在這個時期，蘇聯的領導人如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和阿列克謝·柯西金都接受了緩和政策的概念[73]。
法國脫離北約[編輯]
北約的團結性在很早的時候便受到挑戰，尤其是從夏爾·戴高樂在1958年擔任法國總統開始。戴高樂反對美國在北約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同時也對英美兩國的「特殊關係」表示不信任。他在1958年9月17日一篇寫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和英國總理哈羅德·麥克米倫的備忘錄中，宣稱希望英美兩國考慮讓法國加入成為主要決策的第三國，並且增加北約的涵蓋範圍到關及法國利益的地理區域，例如當時法國正在忙著打反游擊戰的阿爾及利亞[172]。
然而，戴高樂從英美兩國獲得的回應並沒有讓他感到滿意，他因此開始發展法國自身的核武嚇阻能力，並且在1966年從北約脫離，並且趕出了北約駐守在法國的軍隊[173]。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編輯]
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現了一段時期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運動，被稱為布拉格之春。在改革派的共產黨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帶頭下，運動訴諸要求增加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遷徙自由等等，同時還重視計畫經濟造成的生活用品短缺，要求回歸多黨政府並限制秘密警察的力量[174][175]，並且考慮退出華沙公約[176]。
而蘇聯對布拉格之春的回應則是派遣紅軍連同其他華沙公約軍隊，在當年8-9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77]。在蘇聯入侵後，大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開始逃離國家，首先是70,000人，最後總數達到300,000人[178]。蘇聯的入侵引發了南斯拉夫、中國、以及西方國家的共產政黨的一片討伐[179]。
美國和北約則對這場入侵則採低調處理，儘管蘇聯曾擔心失去捷克斯洛伐克會使西方趁機弱化東方集團，然而當時的美國決策者卻完全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當時身陷越戰的林登·詹森無暇在歐洲開闢第二個可能的衝突點，同時他也不希望得罪莫斯科而影響了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簽訂，也因此美國坐視了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而沒有介入[180]。
布里茲涅夫主義、蘇聯經濟停滯[編輯]
為了避免鐵幕下的國家再次試著脫離蘇聯的掌控，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不久的1968年9月一場對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演講上，布里茲涅夫提出了布里茲涅夫主義，主張蘇聯有權侵略任何試圖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擁抱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演講中他說：「當與社會主義敵對的勢力試圖將某些發展社會主義中的國家轉向資本主義時，不但是對那個國家造成了問題，而且還是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造成了問題。」[176]
事實上，在布里茲涅夫主義出現的這個時期，鐵幕下的國家包括蘇聯在內都已經陷入嚴重的經濟停滯，如波蘭、匈牙利、東德等國家在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上都已經開始明顯落後於西德和其他西歐國家[181]。在這個階段開始明顯浮現的經濟停滯，也使得布里茲涅夫時代被稱為「停滯時代」。隨著經濟體的擴張和變動，莫斯科的經濟計畫官僚開始被排山倒海而來的經濟計算、決策問題所壓倒。共產國家的官僚體制使得進行決策必需的重要經濟資訊不能有效地傳遞，連帶使得企業層次的勞動力和資源分配、創新、消費者服務和供給無法有效進行[182]。
在鐵幕下生活的人民則經歷越來越嚴重的消費者用品短缺，一般人民平日花費大量時間在公營的福利社前排隊等待購買所需食品和產品，包括基本的生活用品例如衛生紙都會短缺[183]。身為石油和各種資源輸出國的蘇聯儘管在1973年的石油危機中獲得大量硬通貨的收入，然而在危機之後蘇聯卻出現了比日本、西歐和美國更為明顯的經濟衰退。在實際上，導致蘇聯經濟停滯的最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其內部體制的問題而非外部影響[184]。
第三世界衝突[編輯]
儘管對鐵幕內的國家影響有限，美國繼續支援與其友好的第三世界政權作為防止蘇聯影響力擴張的途徑，並且對那些他們認為有可能受到共產主義奪權的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或軍事上的干預。在1965年林登·詹森派遣22,000人的軍隊佔領多明尼加共和國一年，以避免類似古巴的革命出現[15]，在之後1966年的選舉中，保守派的華金·巴拉格爾當選總統，杜絕了共產黨人上台的機會。而在印尼，蘇哈圖藉由930事件從蘇卡諾手中奪權，過程中殺害了大約五十萬名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份子和其他親共人士。儘管美國在政變中拒絕支援蘇哈圖軍火[185]，在他執政後仍因為他的反共立場而對他表示支持，不過蘇哈圖在正式上仍會一直維持蘇卡諾的不結盟運動立場。
南越的吳廷琰政府與北越入侵南越的越共游擊隊之間的衝突也越演越烈，最後成為了越戰的開端。詹森總統派遣越來越多美軍前往南越，最後達到了575,000人。北越從蘇聯和中國取得各種戰爭的物資和技術援助，蘇聯派遣15,000名軍事顧問前往北越，並且向其提供了價值$4.5億美元的軍火，而中國則派遣了320,000人和價值$1.8億美元的軍火[186]。
儘管美軍在軍事上持續的對北越佔有壓倒性優勢，並且也不斷獲得戰術上的勝利，然而由於詹森的政策失誤和美國國內反戰情緒的增長，加上美軍受到不能對北越領土做直接進攻的限制而無法取得關鍵性勝利，使得美國民眾對於越戰的信心逐年遽減，最後導致美國決策者決定從南越撤軍[187]。美軍撤軍後不久，北越發動了1975年春季攻勢，全面攻下了南越，也使得美國曾在此地投入的軍力和犧牲以失敗告終。越戰的失敗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最低點之一，蘇聯的KGB也運用世界各地的宣傳網路和特務藉著越戰而生的反戰及和平運動對美國在國際上的聲譽進行了全面的攻勢[68]。
在越戰中，北越入侵了柬埔寨以建立通往南越的游擊隊流動和運輸網路，在其後的柬埔寨內戰中，波布率領的赤柬共產黨推翻了龍諾，建立了紅色高棉。冷戰後被解密的蘇聯檔案顯示，北越在1970年入侵柬埔寨的舉動，是為了響應赤柬的發起內戰的攻勢[188]。美軍和南越因此進行了對柬埔寨的轟炸和地面攻勢[189]，但並沒有成功阻止赤柬於1975年奪取政權。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民主柬埔寨造成了估計約1-3百萬的人民死於其暴政和大屠殺[190][191][192]，被稱為是冷戰時期最冷血的一場種族滅絕[193]。
在智利，社會主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贏得了1970年的總統選舉，成為美洲第一位透過民選而非革命當上總統的馬克思主義者[194]。在美國中情局的支持下，奧古斯圖·皮諾契特將軍在1973年9月11日發動了智利政變，取代阿連德並建立了軍政府，同時監禁、處決了支持阿連德的大量共產黨人。皮諾契特不但撤銷了阿連德的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同時採取了自由市場的路線，形成了後來被稱為智利奇蹟的經濟成長。
中東也持續是冷戰雙方爭議的焦點之一。埃及從蘇聯那裡獲得了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兩方的合作關係卻相當的不平和，蘇聯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和埃以消耗戰爭中都以軍事顧問、飛機、飛行員支援埃及，以對抗美國支援的以色列[195]。儘管埃及的新總統穆罕默德·艾爾·沙達特在1972年開始由親蘇轉向親美[196]，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當美國得知蘇聯可能會介入以幫助埃及的傳聞時，便毫不猶豫的大規模投入支援以色列[197]。除了埃及以外，蘇聯也與共產主義的南葉門保持密切關係，還有親蘇的阿爾及利亞和伊朗等國[196]。另外在數十年的以巴衝突中，蘇聯也不斷地透過間接管道向亞西爾·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提供金援[198]。
在非洲，索馬利亞軍官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在1969年發動了政變，創建了社會主義政權，並且獲得蘇聯的支持。在四年之後，親美的伊索匹亞國王海爾·塞拉西一世也被親蘇聯的海爾·馬里亞姆·門格斯圖等軍官推翻，並且建立與古巴和蘇聯的密切關係[199]。然而後來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兩國間在1977-1978年爆發歐加登戰爭，卡特政府則對此衝突持中立態度[200]。而經過了長期獨立戰爭脫離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安哥拉，則在1975年爆發安哥拉內戰，由蘇聯和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對抗美國和南非支持的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由於古巴和蘇聯的軍事支援，MPLA最後贏得了內戰[199]。
中美和解[編輯]
在1972年2月，尼克森震驚世界的宣布將與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重新展開邦交[202]，並且前往北京拜訪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同一時間，蘇聯已經在核武器威嚇實力上追上了美國，而同時越戰的挫折則大幅打擊了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和在西歐的聲望[203]。儘管美蘇之間非直接的衝突在這段時期仍然存在，兩國間的直接衝突態勢已經開始有減緩跡象[121]。
尼克森、布里茲涅夫、緩和政策[編輯]
在尼克森造訪中國以後，他也和蘇聯的領導人布里茲涅夫在莫斯科會談[204]。兩人協議達成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包含了兩個主要的核武限制條約：第一個是首先限制兩國和武器數量的SALT I[205]、再來是禁止兩方進一步發展可以攔截對方彈道飛彈技術的反彈道飛彈條約。此談判的目的是為了要減少兩國在發展核武和反彈道飛彈技術上所耗費的龐大成本[73]。
尼克森和布里茲涅夫兩人宣布兩國進入了一個「和平共處」的新時代，並且以「緩和政策」（détente）來描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緩和局勢。在當時，大量軍備開銷對於蘇聯經濟造成龐大的負擔，也成為蘇聯經濟停滯的原因之一[15]。在1972年至1974年之間，兩國決議增加互相的經濟往來和貿易量[15]。尼克森認為緩和政策取代了之前冷戰中兩方的敵對態勢，讓兩國可以和平共處[204]。
1970年代末的關係惡化[編輯]
在1970年代，由尤里·安德羅波夫領導的KGB持續的迫害知名的蘇聯政治異議人士，包括了當時大力批評蘇聯領導人的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和安德烈·薩哈羅夫等[207]。非直接的衝突在這個時期繼續的在第三世界進行，尤其是在中東、智利、衣索比亞、和安哥拉等地[208]。
吉米·卡特試圖在1979年第二波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中進一步的限制核武數量[209]，然而這次限武會因為當年的其他大事而遭到阻撓，包括了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及KGB支持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在尼加拉瓜成功發動革命推翻了美國支持的政權。同時，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導致了美蘇關係的立即惡化，使得進一步的核武限制談判全部停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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