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眼看出了联共联俄的荒唐

    作者：批毛先锋

    孙文死在谋求大总统的半路上。不知是撒手得过于仓促，还是太过专注于大总统之位，孙文逝世前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国民党的后事。就连遗嘱都是由汪精卫代写之后，签字了事的。当然，也幸亏汪精卫动笔，否则，以孙文的草莽根底，恐怕还写不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那么漂亮的文言。就像毛泽东根本不把他的共产党放在眼里，随便发动一个文革便把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孙文也同样只把国民党当作自己成为真命天子的工具，至于这个党在他身后的命运如何，只好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了。这可能是这类领袖和其政党基于彼此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冷漠。相比之下，过去的帝王驾崩之际，最为关切的就是后事，于是有了众多的托孤故事，比如刘备之于诸葛亮的托付之类。对于政党领袖而言，手下的组织与骨肉之孤，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被孙文扔在半路上的国民党，一时间六神无主。幸好有个万众景仰的英雄偶像汪精卫，被众人推举为领袖，国民党才不致于分崩离析。继孙文之后执掌大权的汪精卫，虽然一时众望所归，但对国民党来说，毕竟缺乏孙文那样的凝聚力。汪精卫是一介颇有诗人气质的书生，还具有孙文其实并不具备的英雄人格。从精卫的自我命名中，可以看出此君之于古风的倾心。但这样的人物既缺少帮会大佬式的威严，没有老谋深算的运筹帷幄本事，又没有对历史的洞若观火，对政治格局的宏观把握。这些能力，倒是后来登上政治舞台的毛泽东，恰好全都具备的。

   

    一朝权力在手，汪精卫不得不按照所置身的政治环境处世。相比后来崛起的蒋介石，汪精卫缺乏应有的清醒。彼此同样承继孙文从苏联习得的列宁主义政治衣钵，蒋介石侧重其江湖本性，汪精卫执着于孙文的既定方针。蒋介石打着国父的旗号，暗中学习的却是曾国藩；而汪精卫却有类于七十年代末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凡是派，因循守旧，一切都按照先总理遗志行事。早年的理想主义，此刻变成了思维方式的僵化。这种僵化又以忠诚自许，凡是先总理制订的，全都照办。尽管汪精卫跟其他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一样，对苏联顾问的颐指气使，未必惬意；但联俄联共，不可动摇。倘若说共产党在孙文手里，还只是初生牛犊，那么经由汪精卫的关照，得以飞速成长壮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汪精卫对于共产党，颇有哺育之恩。

    

   孙文身后的国民党，鱼目混珠，错综复杂。而汪精卫又偏偏以最为凡是派的方式，重整了国民党。其中不仅偏向共产党的国民党左翼占有很大比重，就连共产党人也占据了相当的席位。汪精卫如此突出国共合作，把孙文的国民党，几乎变成了向共产主义革命倾斜的同盟。当时的许多共产党人，一时间都因此产生过经由国共合作、抵达革命成功的幻想。即便是毛泽东，在汪主席手下当了部长之后，也不无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在蒋介石登台之前，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可说是凡是派意义上的左翼理想主义者，与不赞同联俄联共的右翼利益集团的冲突。前者体现了孙文革命联俄联共的不切实际一面，后者看重的是革命本身的利益指向。
不过，汪精卫的恪守孙文遗志，在得罪国民党右翼的同时，也为他自己确立了一个在党内难以动摇的政治地位：正宗的衣钵传人。再加上他在政治操作能力上，还远没有达到长袖善舞的炉火纯青，无意间避免了身处险境。汪精卫的不擅拉帮结派，不懂培植自己实力，不知道掌握枪杆子的至关重要；所有这些不成熟的特点，都会让对手在不以为然之余，感觉没有太大威胁。相反，脚踏实地、颇有政治操作能力的廖仲凯，自然而然就成了党内右翼的行刺目标。可以说，国共之间的蜜月期，最早是从廖仲凯倒在血泊里的那一刻，开始出现裂痕的。只是双方的领袖如汪精卫、陈独秀，当时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凶险。因为国民党右翼真正形成气候，始自于蒋介石的登上政治舞台。
      由上海滩江湖革命家陈英士一手提拔起来的蒋介石，是国民党右翼的天然领袖。

      在实际的政治历练上，蒋介石获得了连孙文都不具备的务实。须知，中国的政治，向来是“争于力气”（韩非子语），比赛权谋，从来不具审美价值，也不以审美为然。以一种帮会式的务实头脑，蒋介石从来没有被眼花瞭乱的革命辞藻所迷惑，而是凭着争权夺利的常识行事。
      正是凭着这样的常识，蒋介石一眼看出了联共联俄的荒唐。天底下哪有免费午餐？苏联人如此慷慨，难道会没有所图？在苏联人的指使底下，共产党籍北伐之机，一面铺天盖地搞农运工运，一面渗透军队渗透国民党，脑子再糊涂的人也看得出接下去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不用说精于盘算的蒋介石。说他胸有大志，似乎是过于抬举；但说志大才疏，却只适用于孙中山。蒋介石是个有多少本事冒多大风险的政治赌徒。他一旦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不能让共产党吞并，中国不能变成第二个苏联，马上就借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及其后台苏联人发难。传递的信号却十分明确：蒋某人不是孙逸仙，你们援助的欠债向先总理讨去，将来北伐成功的果实只能归我蒋某人。与孙文把个江湖革命搞得一团浆糊截然不同，蒋介石把利害得失算得清清楚楚。
      平心而论，蒋介石很奇特地具有其他国民党人，包括孙文在内，都没有的头脑：知道学习曾国藩。这个青红帮出身的政治投机者，天性不喜造反有理，而崇拜枭雄人物；曾经有一度对希特勒五体投地，差点将《我的奋斗》与曾文正公的书文相媲美。基于这样一种政治品性，蒋氏当年甫登政坛，便断然扮演了对共产党毫不留情的狠兄；倘若可以把孙文看作是共产党诞生之际的教母，把列宁看作是其教父的话。蒋介石唯有在投汪精卫所好时扮演过一段时间伪君子，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有着一付不容异见的小肚鸡肠。

       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复杂的抗日局面里以坐观虎斗、消极抗战的方式壮大了共产党，蒋介石在北伐进程中以断然分共的方式拯救了国民党。既然中国的政局早已经由孙文革命回到了《三国演义》的格局里，或者说回到了春秋战国式的逐鹿天下，那么利益的权衡就会自然取代理想的标高。
      蒋介石的分共，不仅扫除了当初孙文笼罩在国民党头上的理想主义迷雾，同时也迫使共产党变得实际起来，渐渐学会遵循利害关系的准则，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方式，从事他们的所谓革命。孙文的国共合作好比一场包办婚姻，充满了自欺欺人的虚情假意。倘若是两帮强盗合伙抢劫，只要说清楚如何分赃，或许还不至于火并。可是将两个利益集团以假装拥有共同理想的方式撮合到一起，早晚要反目成仇。不啻蒋介石洞若观火，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也同样心知肚明。也许只有汪精卫和陈独秀书生气十足，竟然会在国共誓不两立的当口，发表《汪陈联合宣言》，苦口婆心地劝阻双方，不要兵戎相见；这就好比在两群准备你死我活的豺狼之间，彼此并肩做了一对牧羊人。结果，自然是双双遭到自己阵营的痛骂。汪精卫辞职去国，陈独秀则被罢免总书记。倘若这两位国共领袖联袂写一篇文情并茂的什么辞章，也许会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可是发表如此善良如此糊涂的宣言，却只能成为一个苦涩的笑柄。
      一旦利益成为政治斗争的首要动力，理想主义马上云消雾散。即便恪守总理遗志的汪精卫，后来也从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看出共产革命的真相，断然与之分道扬镳。其时，国民党内也许只有宋庆龄那样的烂漫人物，才会继续戴着理想主义的有色眼镜，坚信共产党革命如何崇高。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形容，宋庆龄乃中国二十世纪政治历史上的革命睡美人。遥想当年，宋家花季少女在与有妇之夫孙文私奔的那一刻，就已被革命迷雾熏倒，开始一场漫长的昏睡。一直睡到五十年代，才被毛氏共产党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疯狂残害各类政治贱民，赫然惊醒。惊醒之后，再也没有昏迷。及至八十年代的临终之前，宋庆龄已经获得了旁观者通常具有的清醒。劝她加入共产党，回答说，不必了。

      

正如追逐实利的蒋氏国民党绝对不提宋教仁，受到蒋介石清共重创的共产党也不再以陈独秀为领袖。当年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候们如何征战，此刻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也如何厮杀。不同的只是，春秋战国时代是权贵和权贵间的战争，而国共两党则是草莽和草莽间的你死我活。在这样的草莽厮杀中，赤裸裸的凶残，成为国共厮杀的特征。彼此全都毫无尊严可言，彼此全都变成列宁主义的豺狼。倘若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使双方如此残忍，相信谁也弄不明白。无论是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红军的什么政委，没有一个能够说清楚，到底什么叫做实现共产主义，什么叫做苏维埃政权。更为可笑的是，在后来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这场战争又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以武斗的方式，重新演习了一遍。也是一样的凶残，一样的盲目，一样的说不清楚究竟仇恨对方什么。在这样的厮杀中，除了看到一个民族的愚昧和野蛮，实在看不出其中含有什么崇高的意味。由此反观孙文当初的引进列宁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