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瓦克《完全政变手册》中文版自序
政变是民主的试金石
一九七七年，我首度造访台湾。那时台湾早已展开快速的经济发展，蒋经国正担任行政院长，准备接下总统大位；年轻的马英九也因才能非凡而受到瞩目。无论是在台北或是其它地方，整体的气氛显得非常轻松。可是由王升将军领导的「总政治作战部」还是相当活跃，扮演着政治压迫的角色。
在当年，《政变实务手册》这种书名绝不可能在台出现。即使是在蒋经国逐步放松箝制、成功完成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实验之后，情况依旧如此。可是我第一次访台时受到台湾当局热烈的接待，他们也不在意我写过一本教人政变的书，原因大概是我曾经在一本相当有影响力的杂志《评论（Commentary）》上面撰写过有关中国大陆的文章。早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未去世前，中国大陆的外国访客很稀少，那时我就有机会去访几个地处偏远、完全未对外开放的中国都市，返美后我写出了一些明显的事实，也就是中国穷到可怜，又被一群没什么希望、嘴里老是叫嚷着可笑口号的极端份子所高压统治着。（其实我真的有遇到「四人帮」——虽说没和他们说话，就在毛泽东的遗体置于人民大会堂供人凭吊的那天。）
我的那篇文章只点出了事实，但它后来却变得相当不平凡——都因为当时美国及国际媒体都令人惊讶地一面倒，对中国发出好评报导（就算是老练的记者也被中国的样板采访安排所迷惑）。反正我那篇文章已经足够让我造访台湾了，并且让我立刻体会到「威权统治的台湾」与「极权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何差异：两者都禁止（或至少压抑）集体性的政治反对势力，可是台湾当局只掌控政治权力，并允许经济活动与文化表现的自由（只要不涉政治即可）；相形之下，在极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连「文化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个观念都不存在，而且还禁止经济自由。
许多人相信，威权政府（例如台湾）会逐渐演化成为民主政体，原因是商场上的资金将流入反对政府的势力，而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也一样。至于极权政府则完全不容许个人的活动，更不会容许「支持反对势力」这件事。结果呢，台湾果然印证了上述的观点，渐渐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转移。可是在中国，经济自由化迄今还没有带来政治的自由化，不过私人的资源确实已经挹注给越来越多的政治异议人士了。
回顾一九七七年，台湾的威权政府其实很容易被政变所推翻，因为大体上而言人民被压抑成一种相当消极的状态，又没有足够坚强的独立团体，能够大规模动员群众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因此，假如当时出现几位资浅的将军，指挥着步兵师或者装甲旅，按照我以下说明的步骤，就一定可以夺得大权：以快速果断的行动囚禁主要领导人并占领行政指挥总部，封锁一切进出台北市的道路，夺下广播与电视台等设施。这样就足够瘫痪国内其它的武装部队，成功实施政变。
事实上，南韩总统朴正熙于一九七九年十月被暗杀后的情势，就与上述形容的完全一样：出来夺取政权的人，并不是陆军里面的四星上将如参谋长或其它资深高阶将领，反而是一个新进获擢升担任二星中将的全斗焕出线。全斗焕算是个资浅将军，可是他负责指挥南韩首都内的情报单位。政变后虽然南韩也出现零星的街头抗议及地方性的暴动，但全斗焕还是稳做八年大位，直到期满之后将政权交给他指定的继任者为止。
在今天，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在台湾了——虽然台湾的民主经验还算很新，不过民主这件事已经深深根植于台湾社会，人民已经不再被动消极，反而会以庞大的群众示威力量，站起来打败任何政变的意图。民主的功用也就在这里：民主改变了人民，把他们从消极被动的政治客体，转换成政治的主角。这是何等宝贵又令人欢欣鼓舞的转变呀。这么多年来我有幸多次拜访台湾，亲眼看见台湾逐渐迈向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更是社会、文化上的自由。所以，政变就是民主的试金石：凡是能够用政变的方式夺下的政权，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权。
爱德华．N. 鲁瓦克，二０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政变是民主的试金石
一九七七年，我首度造访台湾。那时台湾早已展开快速的经济发展，蒋经国正担任行政院长，准备接下总统大位；年轻的马英九也因才能非凡而受到瞩目。无论是在台北或是其它地方，整体的气氛显得非常轻松。可是由王升将军领导的「总政治作战部」还是相当活跃，扮演着政治压迫的角色。
在当年，《政变实务手册》这种书名绝不可能在台出现。即使是在蒋经国逐步放松箝制、成功完成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实验之后，情况依旧如此。可是我第一次访台时受到台湾当局热烈的接待，他们也不在意我写过一本教人政变的书，原因大概是我曾经在一本相当有影响力的杂志《评论（Commentary）》上面撰写过有关中国大陆的文章。早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未去世前，中国大陆的外国访客很稀少，那时我就有机会去访几个地处偏远、完全未对外开放的中国都市，返美后我写出了一些明显的事实，也就是中国穷到可怜，又被一群没什么希望、嘴里老是叫嚷着可笑口号的极端份子所高压统治着。（其实我真的有遇到「四人帮」——虽说没和他们说话，就在毛泽东的遗体置于人民大会堂供人凭吊的那天。）
我的那篇文章只点出了事实，但它后来却变得相当不平凡——都因为当时美国及国际媒体都令人惊讶地一面倒，对中国发出好评报导（就算是老练的记者也被中国的样板采访安排所迷惑）。反正我那篇文章已经足够让我造访台湾了，并且让我立刻体会到「威权统治的台湾」与「极权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何差异：两者都禁止（或至少压抑）集体性的政治反对势力，可是台湾当局只掌控政治权力，并允许经济活动与文化表现的自由（只要不涉政治即可）；相形之下，在极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连「文化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个观念都不存在，而且还禁止经济自由。
许多人相信，威权政府（例如台湾）会逐渐演化成为民主政体，原因是商场上的资金将流入反对政府的势力，而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也一样。至于极权政府则完全不容许个人的活动，更不会容许「支持反对势力」这件事。结果呢，台湾果然印证了上述的观点，渐渐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转移。可是在中国，经济自由化迄今还没有带来政治的自由化，不过私人的资源确实已经挹注给越来越多的政治异议人士了。
回顾一九七七年，台湾的威权政府其实很容易被政变所推翻，因为大体上而言人民被压抑成一种相当消极的状态，又没有足够坚强的独立团体，能够大规模动员群众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因此，假如当时出现几位资浅的将军，指挥着步兵师或者装甲旅，按照我以下说明的步骤，就一定可以夺得大权：以快速果断的行动囚禁主要领导人并占领行政指挥总部，封锁一切进出台北市的道路，夺下广播与电视台等设施。这样就足够瘫痪国内其它的武装部队，成功实施政变。
事实上，南韩总统朴正熙于一九七九年十月被暗杀后的情势，就与上述形容的完全一样：出来夺取政权的人，并不是陆军里面的四星上将如参谋长或其它资深高阶将领，反而是一个新进获擢升担任二星中将的全斗焕出线。全斗焕算是个资浅将军，可是他负责指挥南韩首都内的情报单位。政变后虽然南韩也出现零星的街头抗议及地方性的暴动，但全斗焕还是稳做八年大位，直到期满之后将政权交给他指定的继任者为止。
在今天，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在台湾了——虽然台湾的民主经验还算很新，不过民主这件事已经深深根植于台湾社会，人民已经不再被动消极，反而会以庞大的群众示威力量，站起来打败任何政变的意图。民主的功用也就在这里：民主改变了人民，把他们从消极被动的政治客体，转换成政治的主角。这是何等宝贵又令人欢欣鼓舞的转变呀。这么多年来我有幸多次拜访台湾，亲眼看见台湾逐渐迈向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更是社会、文化上的自由。所以，政变就是民主的试金石：凡是能够用政变的方式夺下的政权，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权。
爱德华．N. 鲁瓦克，二０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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