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1日 星期四

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


几天前,位于金门“莒光楼”的已故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所得的“青天白日勋章”失窃案,使青天白日勋章以及它的获得者们再次受到国内外的热议。一时间,多家媒体对该案进行报道,并对勋章本身的价值也做了介绍,本文将更深入的谈谈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们。
[专题]青天白日勋章:与国军底层官兵无缘
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二三版青天白日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并非国军最高等级荣誉
青天白日勋章,是国民政府在1929年5月15日颁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时所颁行,初称“青天白日章”,之所以无“勋”字,主要是沿袭北洋政府时期的勋奖章制度所致。直到1935年6月15日国民政府改订《陆海空军勋赏条例》时,所有的“章”才改称为“勋章”。青天白日章是军队中的高级勋章。该勋章中心为青天白日国徽,代表国家,四周为光芒,象征荣获此章者,有御辱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之功。坊间常说青天白日勋章是国民政府时期所辖军队中的最高勋章,这并不正确,因该勋章之上还设有国光勋章。只因获颁者仅五人,反不如青天白日勋章那么有名。
青天白日勋章有三种不同时期版本
青天白日勋章有三种版本。该勋章初设时,其做工十分简单,就是在一银质底版上刻一国徽,外观颇似钱币,勋章背面则刻有铸造单位及铸造号。此为第一种。1935年改制之后,勋章仍采用银质底版,并在章外添设形似光芒四射状的银质饰物,章面也改用琺瑯质的国徽。以青天白日代表国家,光芒象征荣誉此勋章者有御辱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之意。同时,还配套的给予佩带于左胸口的勋略。此为第二种。而到了1980年12月19日台湾政府修正陆海空军勋赏条例之后,该勋章又添设大绶,其绶带中央为白色宽条,两侧各有一红色窄条,在红白之间则夹有一兰色细条,这才形成了今日大众所见到的青天白日勋章样貌。
青天白日勋章证书与实际颁发数目不符之谜
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都配有一本证书,时至今日,该勋章的证书也有三个版本。初设时的勋章证书台头为“陆海空军勋章证”,并配有该勋章所特有的“庸”字编号。1935年之后改为“勋章证书”。国民政府迁台之后,虽然台头仍以“勋章证书”为准,但其证书编号却取消“庸字”,改为政府所统一使用的“流水号”。截止到1949年10月之前,该勋章的庸字编号编至206,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的青天白日勋章一共颁发了206枚。迁台之后到如今,则又陆续颁发了17枚。总计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数为223枚。

    为什么现在坊间流传的勋章获得者只有209位呢?这其中就涉及到了“补颁”。何谓补颁?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种种因素不慎遗失,该勋章的得主又向政府申请挂失。政府经过核对无误,便又重新补颁勋章于得主。与此同时,该勋章又相对应的配上了证书,这就又占据了一个编号。如因长城抗战获勋的黄杰,他的第一张证书编号为“庸字第21号”,重新申补的证书编号为“庸字第197号”,他一个人就占用了两个号码。需要注意的是,这只能适用于1949年10月之前,因每一本证书都有“庸”字编号可兹核对。这也就出现一个说法,即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有191人获颁此勋章。

到底有多少人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
那么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究竟是不是只有191人获得此勋章呢?经过笔者研究,事实上也并非如此。首先是该勋章的第七位得主——蒋介石,他在获颁勋章的同时,并没有附带证书。也就是说,第八位勋章得主蒋光鼐的证书编号是“庸字第7号”,此后的获得者证书编号都依次升了一个数字。这么一来,获得着就变成192位了。有媒体根据网络信息提出蒋介石的勋章编号是“007”,其实也与事实完全不符。这个“007”仅仅是获勋者获颁时间的排列顺序,而蒋介石的勋章背面刻的则是“特1号”,这或许也是他没有证书的原因之一吧。

    需要指出的是,这192人只是目前可通过原始档案核实的勋章得主,而实际上,在排除了已经确认的九位申请补发的勋章得主之外,仍然缺少了六位。有学者通过档案找出了在抗战时期申请挂失的六位勋得主,希望通过这个发现来填补这六个空缺,笔者以为此做法并不可取。因为补失并附证书的做法,是从抗战之后才开始的,之前并无此类做法。如第一位申请挂失的勋章得主黄维纲就是如此,政府只补勋章不补证书的说法也在《国民政府公报》和《行政院公报》上明确公示。又有学者提出,赵登禹、李弥、邱清泉、戴安澜以及在淮海战役中被活埋的一个通信兵都有各类书籍提到过他们五位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这里除了不知姓名的通信兵之外因各种原因无法查证之外,其他四人已经通过查阅档案而被否决了。至于这剩下的六位勋章得主到底是谁?恐怕还得有待更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吧。
青天白日勋章并非“免死金牌”
此外,现在流传有青天白日勋章是“免死金牌”一说,这也与事实有很大出入。该说法来源是黄百韬之子在台杀人案。为保子命,黄百韬的遗孀手捧黄百韬生前所获的青天白日勋章去向蒋介石求情,蒋氏见状后触景生情,念及黄百韬的勋劳,决定免去黄子死刑。这件事经过媒体的变相报道,硬是说成了青天白日勋章具备免死之功能,纯属无稽之谈。试问,如果真有此功能,那么同样获得该勋章的李玉堂、周庆祥等人,又为何被枪决呢?

[专题]青天白日勋章:与国军底层官兵无缘
庸字第一二五号,萧毅肃将军的青天白日勋章证书。1945年1月1日,将军因在“滇西怒江战役,运筹决策,独具卓见,使作战指导毫无遗憾,致达成重大之胜利。”获青天白日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颁发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多
根据《陆海空军勋赏条例》的规定,青天白日勋章不分等级,凡三军将士只要符合授予条件时,即可颁发。遗憾的是,在1937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些条纹来实施。不少获颁者主要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才得以获此殊荣,更有甚者,部分获得者连前线都没去过,就被政府授予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不小的非议。如中东路战争,是中国军队因中国主权而与苏联发生的战争。其结果是东北边防军大败,损兵折将不说,中东铁路的主导权彻底沦为苏联之手。但考虑到国际局势以及对内的安抚等诸多政治因素,国民政府决定颁发给张学良等六位高级将领以青天白日勋章,此亦是该勋章正式颁发之始。。
此后,无论是1932年的淞沪抗战,还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国军队虽然在前线艰苦抗击日军侵略军队,但皆告败绩。前者处于和中东路战后的相同目的,在战争结束后分两批授予蒋光鼐等十二位旅长以上将领青天白日勋章。后者在战争结束后并未考虑颁发勋章,但当1935年华北局势开始变的日益复杂之后,国民政府为稳定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驻军,特颁发当年的参战者宋哲元等四十九位各级军官以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开始后始以战功颁发
国民政府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还是对不少在前线立下特殊功勋者授予了这枚勋章。如在上海参战的第88师262旅524团第1营。这个营在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孤军坚守四行仓库,不仅给进攻的日军大量杀伤,还为第3战区主力部队撤出上海争取了时间。战后,谢、杨皆被授予勋章。遗憾的是两位英雄分别在1942年和1939年去世。又如在晋南作战的第10师30旅。该旅在旅长刘嘉树的指挥下坚守霍口村,屡次击退数倍与己的日军进攻,为卫立煌调集第2战区主力反攻晋南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刘嘉树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大规模胜利。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第2集团军坚守阵地不退,以惨重的损失给第20军团等部包抄日军争取了时间。战役的结果是日军两个旅团级支队败退,并被中国军队包围在峄县地区。政府为表彰有功将领,先后分批颁发给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等11位勋章。

    此后依靠战功获勋者也不在少数。如在上高会战期间,第74军军长王耀武指挥所部重创日军第34师团;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10军军长李玉堂指挥所部坚守长沙;鄂西会战期间,第18军军长方天指挥所部坚守石牌要塞。在滇缅作战期间,又有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以下19位指挥官获得勋章,其中尤以松山、龙陵两次惨烈攻坚战的获勋者深受官兵景仰。
青天白日勋章并非只授予高级军官 
坊间流传,说青天白日勋章只授予高级将领,中下级官兵都无缘获颁。笔者在此必须指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比如上文中提到的谢晋元、杨瑞符就是中级军官,他们的职务分别是第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附和524团第1营少校营长。此外,还有在长城抗战中获勋的第2师工兵营少校营长何蕃、第117师少校参谋黄心培、第129师684团第3营少校营长黄理寰、第139师717团第1营少校营长王长江、第115师643团第1营营长贾凤鸣、第107师619团迫击炮连上尉连长杨汝维等人,在滇西反攻作战中获勋的第82师246团第3营中校营长谢梦熊、第103师309团第3营少校营长王光炜、荣誉第1师3团3营少尉排长张其昌等人,都是中下级军官。
有两位士兵亦获此殊荣

    那么有没有士兵获此殊荣呢?确实有,但只有两位。他们分别是在武汉会战中立功的第58师战车防御炮连中士班长安德成和下士炮手张纶林。1938年8月下旬,配属给第23军的第58师战车防御炮连在乌沙闸驻防时,遭到了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该连官兵损失惨重,在阵地上的幸存者纷纷逃散。但有中士班长安德成坚守岗位,独自操作战防炮,击中数艘行驶在江面上的日军舰艇,又有下士炮手张纶林虽然头部负伤也独自操炮射击江面日军舰艇。安、张的英勇事迹被层层上报,终于惊动了军事委员会高层,被授予勋章并各升一级,同时也创下了非军官获勋的先例。遗憾的是,之后仅有在内战时期四平战场立功的第87师261团3营上士排附廖钧获此殊荣之外,就再无他人了。笔者认为,或许就是因为基层官兵获勋者实在太少的缘故,才导致出现只有高级将领获此勋章的谣传吧。

[专题]青天白日勋章:与国军底层官兵无缘
青天白日勋章及勋略。
抗战中阵亡的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抗日战争中有不少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血洒疆场。如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第107师参谋长邓玉琢,都因长城抗战立功而获颁勋章,但两人分别在1940年的枣宜会战和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阵亡,又如第82师246团第1营营长谢梦熊在1944年的云南松山攻坚战中身先士卒,率领所部攻克日军阵地。战后,国民政府特颁发勋章以示嘉奖,只可惜谢梦熊因伤重不治而死于战地医院。此外,还有如第59军军长黄维纲、第29师师长李曾志、骑兵第3师师长王奇峰,都由于长期在前线作战,导致旧疾复发而逝于战地,实在可惜。
叛国投敌的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在抗战爆发后,有部分获此殊荣者寻求曲线救国的做法,成为了汉奸。如在长城抗战期间,在喇嘛洞配合友军击退日军的骑兵第5师师长李福和。他在1936年的整军中被降任骑兵第6师副师长,因不服职务调动,愤而离职。此后虽被委任为河北第3游击纵队司令,但却借抗战之名大肆扩军,于1938年3月在太行山公开投敌,成为了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第1位成为汉奸的将领。不过他在半年后,就被不甘沦为汉奸的部属击毙。
又如因坚守临沂策应友军创造台儿庄大捷的第3军团军团长庞炳勋,因在1943年敌后游击作战时被俘而投降了日军。抗战胜利后,庞炳勋在昔日同僚和部属的帮助下幸运的避开了审判,后迁居台湾开起了餐馆,得以在1963年寿终。另一位因中东路作战获勋的防俄军第2军军长胡毓坤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抗战爆发时,因失去军权谋求出路而选择当了汉奸,此后虽官拜伪政权的上将总参谋长,但仍免不了在1946年以汉奸罪被枪决。
投靠中共的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除了被列为汉奸的3位判国者外,还有5位因投靠中共而被列为“叛国者”。其中有因淞沪抗战立功的第61师122旅旅长张炎,因台儿庄战役立功的第27师师长黄樵松。前者亲近中共,主张联合抗日。1945年1月,时任第4战区参议的张炎组织武装起义,成立高雷人民抗日军,会同中共南路特委领导的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向化州进军,途中被广东地方武装打散,张炎在离队前往桂林途中在博白遇害。后者在解放战争时官拜第30军军长,在防守太原的时候策划接应人民解放军入城。但因处事不周,被部属第27师师长戴炳南出卖,不幸在南京殉难。

    此外还有在长城抗战中因收复冷口要隘有功而获勋的第139师717团第1营营长王长江。抗战全面爆发后,跟随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在河北敌后作战的副司令王长江,因不满张的反共方针,而于1938年率领所部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王长江率部征战华北平原,在军中屡任要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两年后又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王长江于1978年病逝。
撤往台湾的 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完全失败,其余获勋者的结局也不尽相同。他们有的选择阵前起义,有的选择坚持到底,这又有撤往台湾、力战身死和战败被俘三种结局。如因长城抗战获勋的第2师师长黄杰,到台湾后官拜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1995年病逝;因淞沪抗战获勋的第88师师长俞济时,到台湾后官拜“总统府”第2局局长,负责蒋中正的保卫工作,1990年病逝。还有如因上高会战获勋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因第三次长沙会战获勋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他们到台湾后都先后退伍,分别死于1961年和1998年。罗、薛作为嫡系将领,他们的退伍与年龄有关,更多的是为新秀让出升职的空间。对于杂牌军将领来说就纯粹是“酒释兵权”了,因长城抗战获勋的冯治安、刘汝明就是这种情况。
内战中战败被俘的 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战败被俘者如上文提到的刘嘉树,于第17兵团司令官任上被俘;在滇西作战时获勋的第71军军长钟彬,于第14兵团司令官任上被俘;在豫西会战坚守老河口立功获勋的第125师师长汪匣锋,于第47军军长任上被俘;在台儿庄战役获勋的第2师6旅11团团长陈林达,于新编第5军军长任上被俘。他们于关押时都先后病逝。其中刘嘉树的死,曾经引起周恩来和统战部的关注,并在刘死后加速了对战犯的特赦进度。可以说,第七批战犯的全部释放,刘嘉树“功不可没”。此外也有坚持到特赦释放者,如因忻口抗击日军获勋的第21师师长李仙洲,在解放战争期间防守包头有功的第67军军长何文鼎,分别死于1988年和1968年。

有人说中国的青天白日勋章可以同美国的荣誉勋章相媲美。然而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虽然遍布国民革命军的各个阶层,但多集中在将领阶层,中下级军官属少数,士兵则更加凤毛麟角了。美国的荣誉勋章则更加重视于战功,更加的“平民化”。所以笔者认为,青天白日勋章很难称之为中国的“荣誉勋章”。

荣获青天白日勋章的192位国军名将


七七抗战76周年前夕,一枚据称是蒋介石生前佩戴的,背后刻有“特壹”字样的“青天白日勋章”在香港一项拍卖会上以港币720万元成交。
全面抗战胜利,蒋中正(左四)率国军高级将领到南京中山陵谒陵,告慰国父孙中山在天之灵。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左五)、参谋总长何应钦(左三)随在蒋中正身边。前排其他将领:薛岳(右二)、胡宗南(右三)、关麟征(左一) (网络图片)


香港拍卖公司斯宾克说,几位专家鉴定这枚勋章为蒋公独有的“特壹青天白日勋章”。(图片由斯宾克香港提供))
这枚勋章是全场最昂贵的,以港币500万元起价,最后由海外买家以720万元港币成功投得。
祝康明是《青天白日勋章》一书作者、资深收藏家及学者,他表示说,以港币720万元买到这枚勋章是“值得的”。据他披露,现在台湾应有近60枚青天白日勋章、香港有4枚、美国有几十枚。 对于台湾方面有人说这枚勋章已随蒋介石入殓,应在大溪陵寝内,他说,随同蒋介石入殓的青天白日勋章是真的,但不是“特壹”号,是另一枚。
青天白日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颁授对象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功勋卓著的人员,截止目前获颁人数总共只有209人,其中192位是1949年前颁发。(网络图片)
“青天白日勋章”为中华民国的军职勋章,青天白日代表中华民国,光芒象征荣获此勋章者有御辱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之意。
此勋章的颁授对象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功勋卓著的人员,其等级仅次于最高等级的“国光勋章”。截止目前获颁人数总共只有209人,其中192位是1949年前颁发。
首位获勋者为一级上将张学良,因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积极抵抗苏联红军”。
1945年全面抗战胜利,有108人荣获青天白日勋章。此外,还有4名外国将领获得此勋章:美军驻华司令史迪威,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美军驻华司令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

台湾抗战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蒋介石(右)、白崇禧、宋美龄(左)视察中国空军。(视频截图)


1945年6月,蒋介石、白崇禧与中国远征军202师军官在四川綦江合影。(网络图片)


抗战胜利,蒋介石与部分国军高级将领合影,第二排左起: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 (视频截图)
以下为部份荣获青天白日勋章的著名人物以及获勋时的军衔职务:
(一)北伐统一中国
蒋中正(陆军特级上将):蒋中正因完成北伐统一中国,1930年,国民政府颁发此勋章给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蒋介石是国军唯一的特级上将,也是唯一因北伐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的国军将领。
(二)一二八淞沪抗战
蔡廷锴(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任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1937年淞沪会战。1939年桂南会战任集团军上将总司令。
蒋光鼐(陆军中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任十九路军总指挥。
俞济时(陆军中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任74军军长。
刘戡(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48年围剿陕北共军时英勇殉国成仁。
区寿年(陆军中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
张治中(陆军中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45年晋升二级上将。
(三)长城抗战
张自忠(追授陆军二级上将):1935年长城抗日。后任集团军总司令,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
宋哲元(陆军上将):军团总指挥,1935年长城抗战。
关麟征(陆军中将):1935年长城抗战。后任集团军总司令,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48年任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
黄杰(陆军中将):1935年长城抗战。1944年任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反攻缅甸。1953年在台湾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60年,晋升一级上将。1969年任国防部长。
(四)徐州会战 台儿庄战役

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决战前夕,蒋中正、白崇禧、李宗仁(左)视察陇海前线合影。蒋中正当天离开,命令白崇禧留下,协助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当天夜晚,白崇禧便亲临台儿庄战地部署作战。(网络图片)
孙连仲(陆军二级上将):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集团军总司令。后任战区司令长官,1943年常德会战总指挥官。
汤恩伯(陆军中将):集团军总司令,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南口战役。1946年加陆军二级上将衔。
田镇南(陆军中将):中将军长,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
冯安邦(陆军中将):中将军长,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
池峰城:(陆军中将):中将师长,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
吴鹏举(陆军少将):少将旅长,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
王仲廉(陆军少将):少将军长,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
(五)全面抗战胜利

1940年2月,白崇禧指挥国军消灭日本钢军,第二度攻克昆仑关后,蒋中正自重庆飞抵柳州,与白崇禧(左一)、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左二)、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右二)、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右一)合影。(网络图片)
白崇禧(陆军一级上将):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任军训部部长,抗日持久战最高战略制定者,国军多场重大战役策划部署指挥者,督战指挥并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桂柳会战。抗战后任首任国防部长,华中剿匪总司令。
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军委会参谋总长,1945年湘西(芷江)会战最高指挥官,陆军总司令。1948年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
李宗仁(陆军一级上将):北平行营主任,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与白崇禧共同指挥徐州会战,获得台儿庄战役抗日首场大捷。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最高指挥官。1948年任副总统,1949年代总统。
阎锡山(陆军一级上将):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太原会战最高指挥官。1949年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
陈绍宽(海军一级上将):海军总司令。
程潜(陆军一级上将):战区司令长官,1940年起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武汉会战。
陈诚(陆军二级上将):军委会军政部部长,战区司令长官,淞沪会战总指挥官之一。1938年武汉会战是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陈诚与白崇禧分别担任南北两个战场的最高指挥官。1943年鄂西会战最高指挥官。中国远征军首任总司令。1947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任国军参谋总长。在台湾任副总统。
顾祝同(陆军二级上将):战区司令长官,淞沪会战后,主持江浙闽赣皖五省抗战。抗战后任陆军总司令,1948年任国军参谋总长。在台湾任国防部长,1954年晋任陆军一级上将。
张发奎(陆军二级上将):广州行营主任,战区司令长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和1944年桂柳会战任方面军总指挥官。1945年收复南宁、柳州及光复广州战役总指挥官。1939年桂南会战。1949年任陆军总司令。
薛岳(陆军二级上将):战区司令长官,三次长沙会战总指挥官,白崇禧指导监督。1938年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方面军总指挥官。1944年长衡会战最高指挥官。1953年在台湾晋升一级上将。
徐永昌(陆军二级上将):军委会军令部部长。1948年任国防部长。在台湾晋升一级上将。
周至柔(陆军二级上将):空军总司令 。1950年,在台湾晋升陆军一级上将,任国军参谋总长。
李品仙(陆军二级上将):战区司令长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
卫立煌(陆军二级上将):中国远征军代理司令。1937年忻口战役总指挥,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总指挥官。
徐庭瑶(陆军二级上将):1933年古北口战役。1938年桂南会战。国军装甲兵总司令官。
傅作义(陆军二级上将):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五原战役。
余汉谋(陆军二级上将):战区司令长官。在台湾晋升一级上将。
刘峙(陆军二级上将):战区副司令长官。
罗卓英(陆军中将):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上高会战总指挥官。1942年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胡宗南(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1962年在台湾晋升一级上将。
蒋宋美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筹建空军,协助抗战(唯一女性得主)。
张群(军委会重庆行营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协助抗战。
杜聿明(陆军中将):1939年,白崇禧任桂南会战最高指挥官,杜聿明率第5军参加昆仑关攻坚战。后任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率军征战缅甸。
王耀武(陆军中将):方面军总司令,74军军长,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上高会战,常德会战。
吴奇伟(陆军中将):1943年鄂西会战,江防总司令。
孙元良(陆军中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1944年独山战役。
方先觉(陆军中将):1944年衡阳保卫战,后任集团军副总司令。
宋希濂(陆军中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滇西抗战。
郑洞国(陆军中将):中国远征军驻印副总指挥,缅北会战腾龙战役。
廖耀湘(陆军中将):第六军军长,缅北腾龙作战。
孙立人(陆军少将):1937年淞沪会战,1944年参加远征军反攻缅北战役。1951年在台湾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任总统府参军长。
胡琏(陆军少将):1943年鄂西会战,死守石牌要塞,阻止日军进入长江三峡。70年代在台湾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谢晋元(陆军中校):1937年淞沪会战,死守上海四行仓库。
(六)国共内战时期
黄百韬(陆军中将):兵团司令官,1948年豫东剿共,徐蚌会战中壮烈殉国。
陈庆坤(海军中校):1949年拒绝跟随长官投共,率领舰队从南京冲出长江封锁线。
(注:国军出动兵力1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作战,才称为“会战”。)

(视频:不朽的光荣—— 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 1945年8月,蒋中正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历时14年艰苦卓绝浴血抗战,采用白崇禧上将率先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战略,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迎来了近代历史上最伟大与荣耀的时刻。)

(视频:1945年10月10日,日军北平投降: 中华民国首任国防部长、抗日持久战最高战略制定者、国军多场重大战役策划部署指挥者白崇禧上将亲临现场监督,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代表中国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北平十万余民众与美、苏、英、法代表观礼,激动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胜利万岁”,声震屋瓦,响彻云霄。)


(视频:《一寸河山一寸血》(19) 蒋中正不屈不挠 砥柱中流—— 
1938年,在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中正以他个人超凡的毅力、勇气与志节,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国脉如缕的八年浴血抗战中苦苦支撑,砥柱中流,直到夺取最后胜利。)

(视频:《一寸河山一寸血》(14)徐州会战(下) ——
 1938年,血战台儿庄,蒋中正亲临视察,白崇禧助李宗仁获抗日首场大捷。

(视频:《一寸河山一寸血》(23)桂南会战 ——
 1939年,日机轰炸蒋中正故乡,灾民遍野,白崇禧论克敌制胜,指挥国军消灭日本钢军,获得昆仑关抗日首场攻坚战大捷。

(视频:《一寸河山一寸血》(16)武汉会战 (武汉保卫战) —— 1938年6月,中日战史上最大规模的会战打响,白崇禧、陈诚分别担任江北和江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4个月共歼灭10万余日寇,从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视频:《一寸河山一寸血》29 —— 历史的血迹:
 抗战期间,国军坚持敌后游击战,毛泽东和中共表面上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抗日,背地里对日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日,乘民族危难发展壮大中共实力。 )

(视频: 抗战期间诞生的歌曲,中华民国国军军歌《老兵》:
 道不完南征北伐的往事 报国的心意就像一朵不凋零的鲜花 

佛斯特《狗的礼赞》

事情发生在一八七零年的美国密苏里州的沃伦斯堡。波登与杭斯贝两位先生是邻居又是朋友。一天晚上,波登养的一只名叫“老鼓“的狗跑到隔壁杭斯贝家的后院中,不幸被杭斯贝开枪打死,波登悲愤难平,提起控告。这桩狗的官司由地方法院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终审时,参议员佛斯特代表波登向陪审团朗诵了一篇名为《狗的礼赞》的辩护词。陪审团的法官们被这篇千古难寻的奇文深深地感动,最终宣判波登胜诉,以被告赔偿500美元而结案。 
   
  由于此案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影响面很广,而成为世界著名的法律案件。同样,佛斯特的这篇《狗的礼赞》,把犬对主人最朴素、最纯真、最珍贵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因而以其强烈的感染力成为全球养狗爱好者喜爱的经典篇章,倍受推崇,万人争颂,其影响力至今不衰。当地还把此文刻在了为“老鼓“建立的纪念碑上,闻名于世。 
   
   《狗的礼赞》 
  
  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人的好友可能和他作对变成敌人
  
   他用慈爱培养起来的儿女
  
   也可能变得不忠不孝
  
   那些我们最感密切和亲近的人
  
   那些我们用全部幸福和名誉所痴信的人
  
   都可能会舍弃忠诚而成叛徒
  
   一个人所拥有的金钱可能失去
  
   甚至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它却不翼而飞
  
   一个人的声誉可能断送在考虑欠周的一瞬间
  
   那些在我们成功时来屈膝奉承的人
  
   很可能就是当失败的阴云笼罩在我们头上时
  
   投掷第一块阴险恶毒之石的人
  
   在这个自私的世界上
  
   一个人唯一毫不自私的朋友
  
   唯一不抛弃他的朋友
  
   唯一不忘恩负义的朋友
  
   唯一不会背叛他的朋友
  
   就是他的狗。
  
   不论主人是穷困或富贵
  
   健康或病弱
  
   狗都会守在主人的身旁
  
   只要能靠近主人
  
   不管地面冰凉坚硬
  
   寒风凛冽
  
   大雪纷飞
  
   它会全然不顾地躺在主人身边
  
   哪怕主人无食喂养
  
   它仍会舐主人的手和主人手上
  
   因抵御这个冷酷的世界而受的创伤
  
   纵然主人是乞丐
  
   它也会象守护王子一样伴随着他
  
   当他所有的朋友都掉头而去
  
   它却义无反顾
  
   当财富消失
  
   声誉扫地时
  
   它对主人的爱
  
   依如天空运行不息的太阳一样
  
   亘古不变
  
   假若因命运的捉弄
  
   它的主人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这只忠诚的狗只求陪伴主人
  
   有难同当
  
   对抗敌人
  
   此外毫无奢求
  
   当万物共同的结局来临
  
   死神夺去了主人的生命
  
   尸体埋葬在寒冷的地下时
  
   纵使所有的亲友都如流云散尽各奔前程
  
   而这只高贵的狗却会独自守卫在墓旁
  
   它仰首于两足之间
  
   眼睛里虽然充满悲伤
  
   却仍机警地守护墓地
  
   忠贞不渝
  
   直到死亡

20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韩恢(1887-1922)


韩恢(1887-1922),字复炎,今泗阳县史集乡韩圩村人,少有大志,一心报国。在私塾读书时,先生教他《论语》、《孟子》等书,他虽能背诵,却不感兴趣。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

韩恢 - 事迹

类东西,能兴邦强国、利我中华吗?”
   1908年,21岁的韩恢获悉南洋征兵,遂约好友樊炎由泗阳南下,先到镇江,在清政府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入伍,不久,即随军开往南京驻防。
    当时,革命思潮激荡于军中,韩恢如鱼得水,高兴地说:“此真吾辈之事业也。”不久,韩恢升为下级军官-正目。由于他能体察下情,与士兵同甘共苦,常常助人为乐,很得士兵的拥护和爱戴。
    新军里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赵声、柏文蔚、冷御秋林之夏、倪映典、熊成基林述庆等。在新军中,韩恢不拘小节,但气宇轩昂,胆识过人,勇于吃苦,深得赵声赏识,不久介绍他加入同盟会。为了宣传进步思想,同盟会在南京三牌楼标本部设立俱乐部,在珍珠桥营部设立书报社,秘密向士兵宣传革命道理,组织革命团体。韩恢在此受到熏陶,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后来,他们的革命活动被上司发觉,赵声被撤销统带职务。被迫离开新军。赵声离去时,委托韩恢负责联络工作。韩恢受托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深夜外出活动。一日,韩恢私出被队长发觉,训斥他为什么深夜外出?韩恢从容回答说;“为思想啊!”队长又问:“何为思想?”韩恢笑道:“队长为堂堂晋东学生,尚不知思想么?”弄得这位队长张口结舌。
    赵声离开军队后,冷御秋、柏文蔚、顾忠琛、倪映典、熊成基等同盟会会员也被迫先后离开了军队。韩恢听说赵声到了香港主持同盟会南方支部工作,与黄兴等人计划举行广州起义时,遂只身南下投奔赵声,以图大计。
    在赵声的引荐下,韩恢结识了当时革命首领之一的黄兴,并报名参加了黄兴率领的由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广州起义先锋突击队,又名“敢死队”。在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敢死队中有同盟会成员一百二十多人,他们直扑两广总督衙门。衙门卫队负隅顽抗,双方展开激战,卫队管带被打死。敢死队杀入后堂,总督张鸣岐越墙逃走。谁知,大队清军赶到,双方展开激烈拼搏,终因寡不敌众,敢死队支持不住。韩恢保护黄兴冲出重围,有72位同志壮烈牺牲,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韩恢回到南京。这时九镇新军仍驻在南京。不久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惟南京是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驻有重兵。
    两江总督张人俊、江宁将军铁良和江防营提督张勋,对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很有戒心。苏州独立后,张人骏下令把第九镇调南京城南六十里的秣陵关驻扎。调张勋江防营部队入城警戒。辛亥年(1911)十一月,徐绍桢新军起义,与张勋军队在雨花台激战。
    韩恢得知秣陵新军起义,进攻南京,即率领党人组织敢死队,被推为队长,在城内作内应,攻下模范监狱,释放囚徒,并亲自出城接应新军到雨花台会合。韩恢在雨花台与张勋军队作战.他脱光上在与敌人肉搏,徒手夺得机枪二挺。但因联络中断,他只好随九镇新军退守镇江。是役伤亡惨重,韩恢的敢死队有47人英勇牺牲。
    新军第九镇失利后,上海同盟会总会召开紧急会议,策划江、浙各军联合进攻南京,推选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参加战斗的联军有一万四千多人。
    总司令徐绍板下令攻击南京城,韩恢任敢死队队长,经过几天激战。于12月2日光复南京。南京光复后,韩恢接受北伐军总司令林述庆任命,任北伐军炸弹队司令,偕同臧再新等先行出发,挥戈北上,于徐淮之间连克数城,最后抵达山阳(今淮安)。而驻淮阴的旧官僚蒋雁行自称江北大都督,宣布独立。韩恢知蒋为革命障碍,欲推翻蒋雁行。不久,南北议和成功,韩恢停止进军。
    1913年,袁世凯大借外债,扩充其反革命武装。孙中山兴师讨袁,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此时袁军南来已至南京城下。韩被推为南京都督,他在南京兵临城下之际,召集全军官兵会议,慷慨陈词,历数袁军所犯下的罪行,声泪俱下,军心感奋,同仇敌汽,誓与袁军血战到底。
    袁军号称10万,来势汹汹。韩恢不畏强敌,镇定指挥,派兵分守南京各城门,并亲自镇守城外天堡城和雨花台要害之地。讨袁军士气高昂,奋勇杀敌,苦战三天三夜,终因寡不敌众,南京诸门失守。袁军攻人城内大肆烧、杀、淫、掠,韩恢易服脱险。
    二次革命失败,长江流域各省被袁军控制。袁世凯对孙中山黄兴二人扣以“乱党”罪名,严令通缉。孙、黄被迫流亡日本,其他革命志士也相继去日本、南洋,唯独韩恢在上海不走。他约集革命同志以谋再举,得到各界人士支持赞助,韩恢被推举为讨袁军江北总司令。
    南通是苏北的大门,上海的军火要运到苏北各地,必须经过南通。韩恢为控制苏北大门,准备在南通起义。在上海的南通籍革命党人,纷纷绕道潜回原籍为起义作好准备。韩又令泰州的肖玉春,在通散、如、海、泰一带招兵买马,准备成立一个军。
    准备就绪。1913年8月18日清晨,韩偕同陈壮等人,从上海坐轮船到南通登陆。不料,韩恢行踪被县警备队发觉,警备队报告城里镇守使管云臣。管调集清乡营、工商团、城区警察计一千多人围攻韩恢。韩恢原来安排好的内应李公序又不慎被捕,失去联系。结果起义军连续作战三天,因力不能支,遂向四方退却,南通起义失败。
    南通起义失败后,韩恢在苏北又招募800多人准备再次举事。反动势力获悉,连忙抽调兵力,加强防卫。袁世凯悬赏10万元购买韩恢的人头。韩听之,若无其事。孙中山在日本闻讯,恐怕韩恢有误,急电召韩恢东渡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韩恢立即加入组织,宣誓忠于革命,忠于孙中山。1915年底,袁世凯在北方称帝,全国各地纷纷讨袁,韩恢奉孙中山之命,回到上海,任讨袁军第三军军长。军部设在上海,先遣部队师长伏龙先赴南通,准备再次举行南通起义。
    “韩恢回来,又要打南通了!”社会上传言四起,搞得守军风声鹤唉、草木皆兵。江苏总督冯国璋连忙调集重兵,到南通防御。袁军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先行潜入南通的伏龙师长不幸被捕,遭袁军杀害。
    韩恢在沪闻知伏师长遇难,痛心疾首,很想率军到南通为烈士报仇雪恨,但敌人早有防备,韩恢从全局考虑,暂时忍下心头之恨。
    1917年,孙中山率海军赴广州,建立元帅府,开展“护法”运动。军阀段祺瑞驱逐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宣布废除旧国会和临时约法。一个废法,一个要护法,双方发生矛盾。同年10月,段祺瑞派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要护法,就必须打倒军阀。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时期大总统。同年12月,孙中山准备出师北伐,任命韩恢为江苏招讨使。部署北伐军事上的准备工作,便于北伐军到江苏时作为内应。
韩恢上任后,将指挥机构设于上海。为了开辟苏北根据地,他率领部队开赴家乡泗阳,决定先占据泗阳,再攻清江浦,以策应北伐军北上。但因临时组建的新军成份复杂,缺乏训练和教育,纪律松弛,在进驻众兴和南新集时,出现抢劫现象。当地群众对此不满,以“糜烂桑梓”相责。韩恢闻之感叹地说:“余欲化匪为兵以救省,事成,则化兵为工以救国。没想到,新兵不守纪律,遭到乡人埋怨。”他只好将军队撤回撤回上海。
    当时,孙中山正准备率军北伐,而留守广州的陈炯明,公开叛变,与湖南督军赵恒惕勾结,围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居住的粤秀楼。在危急之中,孙中山电召韩恢急至广东,授以讨贼军总司令之职。韩恢召之即来,亲自率领五百官兵与陈炯明激战于黄埔间,以少胜多,把陈军打得落花流水。陈贼胆寒被迫致函大总统:“请勿念旧恶,愿归服如初。”
    孙中山被韩恢救出,遂离广东赴上海,同行的还有蒋介石、汪精卫等人。
    韩恢随孙中山回到上海,奉命重新组织人马,以期打开江苏局面,重建苏北根据地。不料,韩恢的行踪被江苏督军齐燮元侦悉。齐燮元密令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将韩恢诱捕,于1922年10月28日解送南京。同年11月1日,韩恢被齐燮元杀害于南京,年仅35岁。孙中山闻讯后异常痛惜,随即派人北上,将韩恢之妻许惠贤、幼子定国接到广州,亲自接见,给予慰勉、抚恤,并追任韩恢为陆军上将。

铁血监视团


刺 宋 案发 生后 ,应桂 馨 的真 实身 份很 快暴 露 ,中华 国 民共 进 会 的政 治声 誉 一 落千 丈 。该会 副会
长张尧卿联合青帮首领、中华民国工党重要于部韩恢于 4月 27日发起 “以铁血主义保障民权为宗
旨”的铁血 监视 团 ,决心 “铲 除 国逆 巩 固共 和 ”。①张尧 卿 等人 在 策 动反 袁起 事 的过程 中 曾以黄兴 、陈其 美的名义 联络无 业游 民、退伍军 人及驻 守上 海制造 局 的下级 官兵 。然 而主 张法律 解决 的黄兴 等人
“多不以铁血监视团为然”,②5月 23El他们甚至派人向江苏都督程德全密告张尧卿等人活动近况。
5月 28El陈其 美获悉 张尧 卿准 备攻 打上 海制造 局 的最新 消息后 即用 电话 向上 海制造 局督 理 陈幌作
了通 报 。由于 对方 事先作 了严 密 防范 ,因此次 日凌晨 攻打上 海制 造局 的 战斗很快 遭到 失败 。事 发之
后黄兴为了表明心迹还迭发函电要求程德全拿办在逃的张尧卿等人。黄兴、陈其美轻率地抛弃激进
的帮会同路人是放弃领导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政治上造成 了极坏的影响。然而黄兴、陈其美的退让
并没有使袁世凯停止进逼 。二次革命爆发后 陈其美于 7月 17El被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任命为上
海讨 袁军总 司令 ,陈鉴 于沪上 兵力 严重 不足 向南京方 面提 出将 刘福彪 的 福字 营调 回上海 。7月 22El
福字营返沪后 即于次 El作为突击队参加 了进攻上海制造局的战斗。战斗失利后撤守江湾,旋奉命增
援吴淞 。在随时 准备迎 击北 洋军进 攻 的关键 时刻 ,先前 声称 与都督 陈其 美“跬 步不 可相 离”的刘福彪
却接受了程德全的秘密策反。只是 由于吴淞要塞司令居正及时发现,于 8月 6El采取断然措施解除
了刘部的武装,刘福彪的内应 阴谋才未得逞。刘福彪部的叛变完全 出乎陈其美 的意料 ,使兵力本已
不足 的上海反 袁军 处境更 加艰 难 ,不久 即草草 收场 。
由此可见 ,帮会是一股既有巨大活动能量又最不安份的社会势力 。任何革命党及其领导人没有
极大的革命胆略不花极大的精力去研究它、团结它、改造它,要取得较为长久 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
的。事实上,在革命党与帮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存在谁影响谁、谁改造谁 的现实问题。帮会是 中国
近代 病态 社会 的产物 ,它的意 识形 态属 于 落后 的封建 文化 的范畴 ,具有 极大 的历史 惰性 。代 表 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的革命党究竟应当如何同帮会打交道 ,这个 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没有解决好 ,
在全 国其 它地 方也没 有解 决好 。
(作 者 单位 :上 海师 大历 史系)
① 《铁血监视团规约》,《北京档案史料》,1993年第 1期。
②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第 587页 。

民国初年鲜为人知的“女子铁血暗杀团”

民国初期,主张"武力讨袁"的革命家宋教仁在上海遭遇暗杀。血案发生后,国内外民众群情激愤。早期参加同盟会的民国侠女傅文幼和尹锐志、尹维峻两姐妹等巾帼英雄,组成了一支 "女子铁血暗杀团",深入虎穴与特务头子赵秉钧等人展开了殊死较量......

    (一)

    1913年夏,在津门一所花园官邸里,几个老仆正在庭院里扫着地上的落叶。这所宅邸是同盟会会员傅飞雄的宅邸,傅飞雄在宋教仁被剌杀案中,同宋教仁一起在上海车站同时罹难。傅飞雄的遗孀尹绮梅也是一位投身革命的女性,早期参加同盟会。

    这天,尹绮梅正在客厅里静坐,仆人入报:"夫人,内阁总理赵大人求见!"尹夫人一怔,感到有点儿突然。内阁总理赵秉钧原是丈夫傅飞雄的同僚,也是女儿傅文幼的同学,少年得志,后来中举出任清朝京官,青云直上。早年傅飞雄见他一表人才,有意想将女儿许配给他,只是他在外做官,未有机会提亲。后来,赵秉钧投入袁世凯的怀抱,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部长。傅飞雄不能容忍其举动,也就不再提女儿的婚事了。

    尹绮梅将赵秉钧领进客厅。傅府客厅,摆设素雅。中堂的泥金墙上悬挂着一帧绢绘的古画《九骏图》。"夫人,袁总统得悉府上收藏有这幅名闻遐迩的《九骏图》,想在做寿时求借到殿前鉴赏,庆典过后,一定原壁归还,总统这点面子,老夫人大概是会给的吧?"尹夫人听了,知道是赵秉钧借故来索画,无奈只好命仆人取下画卷,"好说!好说!承蒙总统厚爱,老身就送这幅画给总统生日助兴。"赵秉钧接画在手,皮笑肉不笑地作揖道:"我代袁总统谢夫人了,告辞!"说完,大步流星迈出客厅。

    尹绮梅被赵秉钧凭空敲诈去一幅名画,正气得说不出话来,仆人又来入报:"夫人,尹府大小姐与二小姐从上海来了!"尹家姐妹俩是尹绮梅的侄女,姐姐叫尹锐志,妹妹叫尹维峻,姐妹俩早年追随孙中山,都是巾帼英雄,长年在外为革命奔走。尹绮梅的哥哥在世时,对两个女儿十分宠爱,请名师来教习诗书和武艺。因此尹家两小姐不但能吟诗作对,而且武功非常了得。尹家姐妹俩进门后,见姑母泪流满脸,忙问家里出了什么事了。老夫人告诉侄女:"你们有所不知,这画虽不值什么钱,但是前天,你表姐文幼托人送来的那封信也写在这画卷轴上,我担心被赵秉钧看见,会搜捕你表姐!"

    原来,尹夫人的女儿傅文幼是大名鼎鼎的"女子铁暗杀团"的团长,目标就是剌杀袁世凯和赵秉钧。尹锐志听后,沉吟片刻,俯在姑妈耳畔说:"姑妈!你放心好了,这封信是假的,表姐与表姐夫并没有回到天津,我们是故意用这封信做诱饵引赵秉钧上勾,除掉这个奸贼,为宋教仁和姑父报仇!"数月前,暗杀团就放出消息,故意让赵秉钧知道傅文幼等人将趁袁世凯做寿之际,实施刺杀计划。事关重大,赵秉钧一直在暗中秘密监视,得知傅文幼派人送回《九骏图》,便亲自前来索画。

    (二)

    夜晚,怡春楼的花厅里灯火摇晃,赵秉钧正同打得火热。一个丫环匆匆进来在门口禀报道:"老爷!侦缉队长高仁求见!"赵秉钧恼怒地翻身起来,踱步到客厅。高仁在赵秉钧耳边小声报告说:"据可靠的情报,傅文幼已转移!在狮子胡同13号!""好!你不要惊动她,先去将她盯住。"高仁得到命令后,来到铁狮子胡同进行监视。街上静悄悄的。高仁邀功心切,等了片刻,就走上前去察看。忽然,巷口转出一个黑衣女子,拿着手枪。高仁转身就跑,但前面也有一个同样装束的女子瞬间把手枪抵在他的心窝上,他吓得浑身发抖,"好汉!饶命啊!""要我饶你可以,告诉我赵秉钧在哪?""赵......赵秉钧在,在怡春楼......""这么说,就饶不得你了!"说完,静夜里响起了一声低沉的枪声。

    (三)

    第二天晚上,怡春院酒楼上生意兴隆。尹锐志西装革履,向着酒楼的走廊走去。此时,赵秉钧正从外面走进来,边走边得意地哼着小调。尹锐志迅速跟踪赵秉钧也上了二楼。老鸨见尹锐志一副"少爷"的模样,立即把她引入客厅,奉上姑娘的花名册和玉照。尹锐志掏出一大把银圆:"我要三楼5号房的姑娘!"老鸨眉开眼笑:"先生好眼力!只是别的客人已经包了,请你另点别个吧!"尹锐志傲慢地说:"不成!叫他让出来,我给双倍的价钱!"老鸨陪着笑,压低嗓音:"这是总理府的长官,小店可得罪不起!"

    尹锐志确定赵秉钧住在5号房后,就点了6号房。然后,她潜回到5号房的窗下,从窗帘的缝隙朝里窥视。透过半透明的罗帐,依稀可见两个人拥抱着齐头并宿。尹锐志推门进去,挑开罗帐一看,蓦地一惊:床上是用两床被子做的假人。她知道上当了,正想转身过去,但为时已晚,脊梁骨上被一个硬梆梆的家伙抵着:"傅小姐!我在此恭候多时了!"显然对方以为她是傅文幼。尹锐志被一个彪形大汉推入房间。尹锐志佯装一个踉跄,高举的双手迅速从礼帽边缘取下柳叶飞刀,向后一甩。彪形大汉握着手枪的手就垂了下来,身体摇摇晃晃地向前跨了几步,立刻倒地。


    街上一辆辆警车鸣着警笛,一群军警拥入怡春园大厅。一大群嫖客和抱头鼠窜。混在人群中的尹维峻拔出手枪,打掉了走廊里的大吊灯。此时,赵秉钧掏出手枪向尹锐志开火,两人正在交火时,尹维峻也冲上楼来,两姐妹与赵秉钧及其团伙展开了激烈地枪战......尹氏姐妹俩见对方人多势众,不敢轻敌恋战,被迫突围。

    尽管这次暗杀赵秉钧的行动没能得手,却使袁世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都认为以这种冒险行动除奸不妥,力阻其行,傅文幼领导的"女子铁血暗杀团"才解散,尹氏两姐妹回到南洋,结束了这场风风火火的革命行动。且说赵秉钧虽几经逃脱,但国人惩办凶手的呼声强烈,袁世凯见事情难以掩盖,便派人将赵秉钧毒死。赵秉钧死时才明白,迫使宣统退位,为袁世凯尽忠卖命是多大的错误。

辛亥老人回忆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前的二十四小时
  刘心田 
  武昌首义前,我是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交通员。主要任务是往各处送信传递文件,还有是跟随刘复基(先是革命团体文学社评议部总长、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后,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军事筹备员)进行秘密活动。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有一些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
  何时起义难决断 
  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旧历八月十八日)上午,我正在武昌小朝街起义军指挥部里、蒋翊武和刘复基在楼上研究起义时间问题。蒋翊武接到黄兴来信,说各省联系尚未打通,起义时间要推迟到下个月,与其他十一个省同时举事。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两人争论之后,蒋翊武派人将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党代表请来开会。代表们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激动万分,甚至说蒋“怕死”。蒋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处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
  事机败露 
  各营代表散去以后,人们正吃午饭。政治筹备处的邢伯谦气喘喘地从汉口赶来,惊慌地说:“不好了,汉口机关出事了!”接着,他把孙武在汉口宝善里装制炸弹失慎,受伤入院,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同志名册全部搜去等等经过说了一遍。蒋翊武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话音未落,邓玉麟从汉口赶来,紧接刘的话尾,对蒋翊武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指挥,请你下命令吧!”于是,蒋翊武断然地说:“刚才我吩咐各标营准备,就下命令今晚起义吧!”这时已是下午五点钟。
  下达起义命令 
  当时下达的起义命令,对各标营的任务和时间,都作了详尽的指示,并规定起义时:“本军都以白布缠左膀为标识。”命令还有一条是“予(蒋翊武自称)于十二时前在机关部,十二时后在谘议局。”同时蒋翊武还对传送命令的人说:“上午主张缓进是谨慎,下午主张急进是时机紧迫,不得不动手,命令到达,期在必行。彼此是同志,是朋友,但军事命令是要重威信的。”嘱向各营代表口头传达。 
  蒋翊武下达起义命令后,随即去找副总指挥王宪章,叫他同彭楚藩、杨洪胜分向各处赶送炸弹。刘复基和我仍留在指挥部里。天刚黑,刘复基去找龚霞初,一同从龚家出来,路上遇到张廷辅,三人正在交换情况,发现有人盯梢。刘、龚二人立即分途从小巷绕回指挥部。接着,王宪章来了,王问:“我去接他回来。”刘复基对他说:“留心!刚才我们发现有人盯梢。”王宪章说:“我穿的是军装,怕什么。”边说边走了。
  这时刘复基打开留声机听唱片,我坐在他的身边,不久,彭楚藩、邢伯谦、蒋翊武、陈洪浩、王宪章等陆续进来。时间已是晚上九点了。蒋翊武对大家说:“一切都布置好了,只听炮声行事。”这时,大家都是一副严肃的坚定的神情,谁也没有吭声。不料突然有一人推门而入,神色仓皇的说:“坏了,杨洪胜出了乱子。他送炸弹去营盘,被旗兵盘查,炸弹炸开了!旗兵追捕,他边跑边丢炸弹,只怕很难跑脱。我看到工程营背后,有一排旗兵向十五协那边跑步过去!”
  屋子里顿时紧张起来。彭楚藩镇定地说:“不要紧!快十一点了,马上就要动手,怕什么!”并对蒋翊武说:“翊武,你把攻守地图再看看,好马上指挥。”又回头对牟鸿勋说:“老牟,请你拿笔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下来,我们战死了,也好留个名!”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现洋放在桌上,说,“我身边还有几十块钱,大家平分,打起来了买点零食充饥。” 清军包围指挥部 
  刘复基首先拿了一块钱,叫我去买香烟。我刚要出门,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人声。蒋翊武听见了,在楼上喝问,“干什么的?”外面回答是:“会你老爷的!”蒋一听知道出了问题,转身对大家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要慌,准备炸弹。”刘复基紧接着说:“我打头阵,你们随我来。”边说边拿了两颗炸弹飞奔下楼,对着迎面来的敌人扔去。可是事出意外,炸弹不响,楼上又扔下几颗,仍然不响。原来是孙武装炸弹失慎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把存放的炸弹闩钉抽了。而这时匆匆应战,又忘记了装上,跟着敌人峰涌而来。清兵和警察首先捆住了刘复基,然后将彭楚藩、蒋翊武、牟鸿勋、龚霞初等一一逮捕。这时,街上人声鼎沸,老百姓纷纷涌来观看热闹。蒋翊武因为是一身农民打扮,一路大叫:“我是来看热闹的,你们捉我干啥!”到了巡警分署,蒋翊武乘警察打电话,一时疏忽,夹在人群中溜走。彭楚藩、牟鸿勋、龚霞初则被押送到湖广总督衙门。
  清捕包围指挥部时,我正在楼上准备外出。因为年轻个子小,趁机躲在楼梯下装炭的破篓子中,簸箕、扫帚遮盖,未被发现。等到清兵走后,我就混杂在看热闹的人群中观察动静。 
  双十夜军营造反 进攻督办衙门 
  戴炳山 
  辛亥年,我在湖北新军二十一标辎重工程十一营当兵。农历八月十九(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早晨,军营中不断传来情况紧急的消息;汉口、武昌的革命机关被破坏;瑞澂下令全城搜捕革命党;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因此,革命军人个个心急如焚,无不盼望及早发难,拚他个你死我活。
  前一天,营中已奉令将子弹全部收缴,士兵一律不准外出。但我们的正目(正班长)李鹏升事先已通知大家,我们的任务是:听到南湖一声炮响,立即集合,并在营中放火,接应炮队进城。所以这天(八月十九日)晚上,我们几个人悄悄地溜到熊家炮一家糟坊楼上喝酒,大家约定听到炮声后,不要慌乱,要听从李鹏升的指挥。大约在晚上八点,排长查哨,见有多人不在房中,又见金兆龙和程正瀛二人正在擦枪,顿生疑惧,一面大专斥责,一面夺枪。这时,金兆龙大喊到:“弟兄们,还不赶快到手!”话音未落,程正瀛猛地在排长脑后一枪托,排长受伤逃跑,正在情况紧急之际,我们听到了工程营熊秉坤鸣放的枪声,立即赶回,正碰上测绘学堂代表方兴向营房院内投一炸弹,虽未伤人,但窗玻璃多被震碎。督队官阮荣发和队官黄坤荣起来弹压,被大家包围,当场杀死。随后搬出子弹分发,缠上白布条袖章,随同熊秉坤奔上楚望台。 
  这时,首义各部大多到达楚望台集中,然后兵分三路,围攻总督衙门。第一路由紫阳路前进,第二路由水陆街,经过长街迂回;第三路由熊秉坤带领我们,由金水闸向保安街主攻衙门正面。沿途与少数旗兵遭遇,均被我们一一歼灭。这时,南湖炮队占领了凤凰山,向总督衙门开炮,因天黑有雨,炮弹多发未中。不久,忽见王府口火光冲天,总督衙门已被照得通红,炮弹接连命中。瑞澂由墙洞中钻出,逃上兵舰,张彪也逃往汉口。战至拂晓,敌教练队退守大堂顽抗,在我们的奋力围攻下,终于大部分歼灭,少数缴械投降。
  第二天起义军领导人在阅马场谘议局开会,我们在街上巡逻放哨。当天下午,我们看到安民告示,知道军政府已经成立,黎元洪当了鄂军都督。 
  首义前,武汉的新军,有的去直隶(即河北)打秋操(演习)未回;一部分随端方开往四川派往铁路沿线护路,所以实际起义部队人数并不很多。十月十三日、十四日两天,军政府公开在街上招募新兵,报名者极为踊跃。十月十六日,起义民军编为五个协,李鹏升在第五协当了营长,我也升了正目。南下的清军刚刚在汉口刘家庙下车,立脚未稳。随后与清军在三道桥打了一仗,歼灭敌军四、五百人。不料后来在对峙的几天里,民军出现了内奸,原标统张景良反正,参加起义民军后,又叛变投敌,民军枪弹后援断绝,加以清军兵舰助战,炮火猛烈,民军只得后退,汉口终于重落清军之手。 
  汉口失陷后,我们又退守汉阳,在汉阳坚持了个把月,连续作战,伤亡颇重。后来我们转移到黄陂、孝感休整,营部驻在云梦。不久,南北停战议和,清朝政府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当了临时大总统。我们这些首义南方老兵就奉命退伍,复员回家了。
  进据楚望台 奋力战汉阳
  傅希奕 
  七十六年前,也就是我十八岁的那年。我带着讨厌的、盘在头顶上的辫子,补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后队当兵。两年后,清政府从各营挑选识字的青年送陆军测绘学堂,于是我被选入。毕业后,留在测绘学堂学员班当班长,每月有八两银子的薪饷。到了辛亥年,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更加活跃,党员们经常三三两两私下议论,气氛显得很紧张,尤其在十月十日那天,彭、刘、杨三烈士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军营里一片哗然,好似弓在弦上,势在必发了。
  十月十日午夜,工程八营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因为工程八营与我们学堂离得很近,听得非常清晰。我们“共进会”的总代表方兴、朱次璋立即赶去工八营联系,很快就返回学堂,集合队伍,每人扎上事先准备好的白袖章,快步抵达楚望台,占领军械库,随即以一部分同学占领中和门、通湘门、大东门,掩护蛇山的炮兵阵地。当晚通湘门和清军打了一仗,清军此时已如惊弓之鸟,一击即溃。第二天,武昌城即全部为革命军占领。
  武昌首义爆发,清廷大震,极力图作最后挣扎,启动大批军队赶往汉口反扑。在敌众我寡的力量悬殊情况下,民军且战且退,但士气仍十分旺盛,在退守大智门后,几天的激烈战斗,依然悲壮激越,英勇不屈,民军伤亡近二千人。汉口失陷后,民兵一路退守汉阳,一路退守武昌。黄兴在阅马场将台就任总司令后,汉阳战事吃紧,当时援鄂湘军第一协统领王隆中在汉阳十里铺待命。因对地形不熟,且新兵约占半数,缺乏战斗经验,我因为在测绘学堂学过测绘,对汉阳地形较熟,所以军务部命我去向黄总司令报到。黄兴十分高兴,命令我立即带队前往前线支援。经我建议,黄总司令改变了部署,将伤员送往医院,未受伤的官兵重新编队,留下一百人听候调遣。经过调整后,虽然战事略有好转,但清军装备精、火力强、训练好,人又多,民军仍感难以支持。这时,军务部又派我和另外七人为督战官。黄总司令下令,如有不听命令,临阵退下者,就地正法。因此,战况才暂时稳定。但袁世凯倾注全力命王占元三天内攻下汉阳,战斗更为激烈,民军伤亡很重,总司令只好撤往武昌。我带着二百多人护送总司令绕道鹦鹉洲上游强度,到达武昌。沿途收容民军近三百人。随后军务部又命令我带少数人二次重返汉阳收容失散民兵,不料我被流弹击中腹部。半月后,我伤愈出院时恰逢江西援鄂军李烈钧总指挥向军务部要测量人员,因为我有那一段经历,军务部就派我去江西援鄂军总部当了参谋。
  回首往事,记忆犹新。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未竟之志,已有后人继续,最大的遗憾是,海峡两岸尚存人为藩蓠,同胞骨肉不得团聚。我已九十四岁,老伴和大女、小儿仍然浪迹台湾。一九八零年春节,我曾到厦门海滨,面对大海,遥望台湾,不觉泪下。我们全家何时才能团圆呢?
  亲手绘战旗 首树武昌城
  赵师梅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上发动的武昌起义,经过一夜的拼死战斗,一举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十月十一日上午刚过,突然汉阳门和钟鼓楼前欢声雷动,人如潮涌,原来是汉阳门城楼上和钟鼓楼顶,各竖起一面十八星大旗。
  约在起义的半个月前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革命团体共进会的领导人刘公在昙花林住所,把我和陈磊(陈潭秋的哥哥)、赵学诗(我的胞弟)三个共进会成员邀去,要我们绘制革命战旗十八星旗,以备起义使用。我们三个当时就读于武昌中等工业学校,陈磊是机械系学生,学诗与我是电机系学生。我们都能绘图并有绘图仪器。刘公说明了尺寸要求,并向我们阐明了图案的含义;红地和黑九角星象征“铁血”,就是说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热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黑九角星内,外角上共有十八颗金黄色的圆星,代表关内十八个行省,意味着这是一次民族大团结的革命。同时,要求我们找一家可靠的裁缝店,秘密缝制二十面。三天之后,共做成了八面,但其中两面的旗杆尚未做好,所以我们先将六面大旗,送到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起义军总部。
  十月九日,革命党领导人之一的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共进会机关内装置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来,大肆搜查,并将革命党的有关文件、书信、名单统统抄去 。同天晚上武昌小朝街总部被抄。十日凌晨,袁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消息传开,革命党人人人自危,就连缝制十八星旗的裁缝店老板,也弃店而逃。
  武昌首义成功后,代表清朝封建统治的黄龙旗,从此在武昌绝迹。但是,革命党自己准备的十八星旗,已被抄去,一时赶制不及。于是,革命党领导人邓玉麟、蔡济民等找我,问有何办法。我说,尚有两面藏在裁缝店里。大家欢喜,急忙赶到裁缝店,但见该店门户深锁,人去店空。又派人多方寻找裁缝店老板,终于使这仅存的两面十八星战旗,很快地飘扬在武昌城的上空。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从湖北选拔二十四名青年分两批出国深造,我在首批,被分配到美国留学。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是第一批,被分配到英国留学。我在美国读了一年小学、三年中学、四年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在工厂里做了一年工。一九二二年中山先生领导北伐,我急于参加革命斗争,回到了上海,见到中山先生。先生勉励我们,把所学的知识用于中国的建设,我被分配到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数学、物理。一九二四年,我在湖南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任主任,并被授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批“教授”职称。
  辛亥首义,已九十周年,缅怀当年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慷慨悲歌,令人崇敬。中山先生未竟的革命大业,已经继续发展,我虽年近九旬,仍愿竭尽余年,为祖国多作贡献。
  参加学生军 占守官钱局
  袁学斌
    辛亥武昌首义的第二天,一支青年队伍开到黄鹤楼附近的矿业学堂(现为黄鹤楼小学)。这支队伍,是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军。他们的勃勃英姿,受到了沿途群众的啧啧称赞。特别对于当时的青年学生,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当时在武昌武郡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以前,学生中间已经有了革命组织_日知会。刘家祺是日知会的活跃分子,常在同学中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鼓吹救国之道,必须推翻腐败卖国的满清政府,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并且由他加入了日知会,投身革命活动。
  十月十日晚上,起义的枪声一响,全体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占领武昌城,成立了军政府。但是当时的革命武装力量还很薄弱,急需壮大队伍。因此,军政府决定,以原陆军第三中学学生为骨干,成立学生军。我也乘此时机。幸运地参加了学生军。 
  我参加学生军后,先是编在第一队,后又调到第三队,奉命护守藩库(即金库)、官钱局(铸制钱币和发行钞票的机构)。当我队进驻藩库时,偌大的藩库已空无一人,满清官史与卫兵早已逃之夭夭。里面的金银财宝和银钞,都未运走。其中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每箱五十个,共装三四百箱,排列得整整齐齐,大洋、钞票、铜币不计其数。有人说,张之洞这个对清廷忠心耿耿的封疆大吏,在湖北兴办了汉阳兵工厂,武昌官钱局,恰恰是为辛亥革命做了两件大好事。革命党起义时兵力仅约一师,以后扩充到八个师,这些部队的枪枝弹药,全部由汉阳兵工厂供给;经费开支,全部由官钱局支付。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正当清军全力向汉口、汉阳反扑,双方激战之际,孙中山先生从福建送来一架飞机。飞机分装几个大木箱由火车运来,转放演武厅(即武昌南湖飞机场),由我们这队学生军担任守卫。与飞机同来的还有两名驾驶员,其中一位是陈代表(名字忘记),首义前曾到法国学习飞机驾驶,所以这架飞机由他负责组装。但多次试车,由于引擎有故障,飞机未能飞行,因而也就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个上等兵的回忆 
  ——起义的枪声打响以后
     万业才 
  我是一九零七年参加新军当兵的。那时十六岁。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我是武昌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二营后队的正兵(上等兵)。这年夏季,四川闹起铁路风潮,清廷任命端方为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率领鄂军第八镇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由汉入川,镇压。我则被留下看守营房。
  新军士兵大多数是汉人,清廷对汉人不信任;所以在新军中安置一部份“旗”兵对汉兵进行监视,如第八镇的第三十标大部是旗兵,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发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定立即“正法”。就是日常生活中,也尽量树立旗兵的尊严和威风。例如:汉满士兵二人相向走来,汉兵不能正视旗兵。否则,旗兵马上质问你:“你看什么?”“你吃谁的饭?”如果你不回答是“吃皇上的饭”,马上就会大祸临头。轻则禁闭,重则杀头。正是因为旗兵平日骑在汉兵头上作威作福,飞扬跋扈,蛮不讲理,新军中的汉人早已恨之入骨,也更易于接受革命党准备造反的主张。
  十月十日晚上,工程八营响起了起义枪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峰拥而起,齐奔楚望台,打开军械库,装满枪弹,冲向总督署。 在杀声震天之际,有人喊到:“三十标的骑兵都跑光了!”我们并肩战斗的十几个人,马上沿着长湖搜索前进。当时,长湖芦苇杂草丛生,便于隐蔽不易发现。午夜过后,我们听见有一处芦苇沙沙作响,便大声喊到:“哪一个?快出来!”毫无反应。我们又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接着对准草动处开了一枪。果然草丛里爬出两个人来,遍体污泥,浑身颤抖。我们问他:“作什么的?为什么黑夜躲在这里?”一个不开腔,另一个吓得结结巴巴,好一会儿说不成一句话。从语音判别,显然是个旗兵。原来三十标的旗兵多半是从东北三省的满族人中征调而来,语音很容易判别辨别。天亮之后,将此两人送到了军政府。
  在当时,革命党人并不懂得“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政策。在捉到旗兵大多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凡是出入者,都要说“六百六十六”之后方能出进。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好的。这样,旗兵们就无法混出城去。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
  或许有人用现代的眼光来责备当年的革命党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其实,这主要应该责备清朝统治者。汉兵和汉族老百姓长期受他们的压迫和民族歧视,积恨太深了,起义后进行报复是很难避免的。而且举事仓促,并无完善地组织领导和政策界限,事先也顾不上考虑这类问题,好在很快即被纠正。
  占领兵工厂 汉阳得光复
  祁楚材 
  我十八岁开始当兵。一九一一年辛亥首义时,在湖北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一营前四棚当一名正兵。协统是黎元洪。我们一营驻在汉阳龙灯堤,守卫汉阳兵工厂和钢铁厂。
  自从那年夏天起,营房之中,时常流传革命党人要起义的风声,局势日趋紧张。当汉口共进会的总部被破获的消息传到汉阳时,整个驻地,浸入一片大风暴来临前的寂静之中,革命党人屏息待命。
  十月十一日晚上,我队革命党人李华堂通知我们说:“黎协统已在武昌起义,当了都督。我们全营晚上九点起事,以枪声为号,都到操场集合出发。我队的任务是攻占兵工厂。”大家得知后,一扫愁云,欣喜万分,准备恨不得立即行动。三声枪响之后,士兵们飞奔操场,人人摩拳擦掌,准备厮杀。我排排长翟焕明,此人一向反对革命,平时咒骂革命党大逆不道,无父无君,到处鼓噪革命党如何被杀等等,士兵们对他早已恨之入骨。正当我队冲向兵工厂时,翟向龟山方向逃去,我队士兵纷纷向他开枪射击。我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神劲,亦举起步枪,枪声一落,翟踉跄倒下。我跑到他身旁,只见弹中太阳穴,鲜血迸出,确信真的死了,方跑步跟上队伍,向兵工厂方向奔去。午夜前后,汉阳兵工厂、钢铁厂,全部被起义军控制,汉阳得到了光复。
  在川杀端方 回师援武汉
  范志鹏 
  我十六岁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新军,当了一年学兵,结业后分配到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二营左队当正兵。一九一一年夏季,四川闹起铁路风潮。满清政府为了镇压四川“保路”斗争,调派端方为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率领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全标与第三十二标一营,约两千人入川,进行镇压。
  我们在黄鹤楼江边乘铁驳船到沙市,乘木船到宜昌,穿三峡峡谷步行入川,虽然离开了湖北,我们与革命党总部仍然保持联系。当离开重庆转往成都时,陆续不断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只是端方为了防止我们“闹事”,扣压了我们私人信件,有些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到到部队到达资中,武昌首义成功的确切消息才得到证实。于是全体革命党人决定部队停止前进,并急速反鄂支援武昌革命。
  这时,四川的革命斗争正风起云涌,为了表明对革命的态度,消除四川各革命力量的猜疑,革命党人意识到,非将端方杀掉,不足以摆脱当时的困境。为什么各革命力量对我们由鄂入川的“新军”产生猜疑呢?这是有段历史根源的。清朝末年,在全国办了三十六镇的(相当于现在的师)新军,每年秋季演习,湖北新军的成绩总是最好,号称“飞虎军”。新兵入伍考试比较严格。当时,科举制度废除,参加新军成了知识青年最大的出路。教官多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充任。张之洞在湖北办新军,为的是加强统治力量,不料,留目学生大多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加以知识青年极易接受革命思想,所以,这两部分人在新军中一拍即合,反而成了满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四川铁路风潮一起,清廷又点名指调湖北新军两标入川,原意既可镇压四川革命,又能拆散湖北革命力量,一箭双雕。四川革命党人,只知道我们是张之洞精心培育的“新军”精锐,就把我们看成清廷的看家鹰犬,是镇压起义的刽子手,因而有意要消灭我们。当我们决定部队停止前进后,立即以陈镇藩为首领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商议,会后马上行动。
  这天是十月初三,黄昏时刻,首先是第三十一标一营的士兵,闯进资中县天后宫端方的驻所。端方一见、吓得面如死灰,浑身发抖。嘴唇颤动地问:“你们是不是要饷?”
  士兵怒吼地回答:“要饷!”
  端方赶紧说:“钱汇到了自流井,马上就到了,你们快回去吧!”
  “还要你的命!”这一声霹雳吓得端方呆若木鸡。几个士兵一起上前,把端方架到院里,只见手起一刀,端方人头落地,同时,端方的弟弟端锦,也被杀掉。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无不拍手称快。但也吓坏了一些胆小鬼,以及平时对革命观望不前的人。如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各营的管带(营长)、队官(连长)等,一夜间都悄悄溜走。第二天一早,大家推举一营督队官(副营长)为标统。经重庆、万县、宜昌回师武汉。
  辛亥年年底,我们这两标被改编为教导团。陈镇藩为团长,全团官兵都受到提升。由于我年少时就酷爱养蜂,回汉不久,就请长假回家养蜂了。
  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喻育之 
  从辛亥革命之后到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北上谈判,我很荣幸地曾多次见到中山先生,或听演讲、或当面接受教诲。距今虽已六、七十年,而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我在辛亥起义前,考入武昌的湖北陆军测绘堂,并加入了共进会.当时测绘学堂加入共进会者,有方兴,李西屏、王经武、胡联侨、闵燮卿、李南星等共百余人。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到一些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如《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猛回头》、《警世钟》、《湖北学生界》等,从而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以后进一步阅读同盟会“驱除按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和孙中山先生的一些演讲记录和文章,开始树立了对中山革命学说的信仰。
  辛亥首义那天,我和测绘学堂的革命同学一同进占楚望台,控制中和门,随后又参加了阳夏之战。军政府成立后;设立了湖北测绘局,朱次璋为局长,我和范义使、尚鸣鹤、李南星等为局员。 
  一九一二年四月,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应黎元洪邀请来到武汉,据随行的胡汉民说:中山先生那次来武汉有三大感情:一是调查战绩,凭吊忠魂,即对于武汉革命军人的感情;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筑,即对于武汉商人的感情;三是哀念流离,抚卹疮痍,即对于一般国民的感情。
  四月十日,湖北军政界在武昌黄土坡举行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约三百人.我怀着万分崇敬和思慕之情,参加了这次大会。孙中山先生身着长袍马褂,神采奕奕地来到会场。随同的有章太炎、居正、庞青臣、谷镇秀、程明超等。
  这天,我感到非常幸福,全神贯注地聆听中山先生的演说。先生首先说明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是为国民大多数谋幸福,凡事应以国民为重。军人与政府官吏,不过是国家的一种机关,目的是为民众办事。
  中山先生在讲述共和与自由的真谛时说:共和与自由。是为人民全体而讲;非为少数军人和官吏所讲.官吏与军人。是人民的公仆,受人民的供应。倘此类少数人借口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国家机关即不能统一、机关不能统一。_必然事无专责,形成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 
  先生在解释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的原因时说。“这次解职,外间传说是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我之解职有两个原因:一在速享国民之自由;二是尽瘁于社会上的事业;我国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俱已成功,唯社会革命尚未着手。在未统一以前,政治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重心应是社会问题,所以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
  最后,中山先生着重地阐述了“功不必自我成,名不为自我居。”这两句话对待个人功利问题,真是涵义无穷,发人深省。我记得很清楚,被誉为中国“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几次用双手拍着大腿,称赞不已。这是在武汉我第一次见到中山先生的片断记忆,以后我曾在上海数次谒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