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1日 星期日

飛虎隊公墓遺址探尋


【飞虎队70年:无处长眠】一座荒山,500尸骨,这是2013年8月,志愿者@阿琪啊 看到的昆明飞虎队公墓。碎骨和棺材片横七竖八。没有陵园,没有墓碑,也没有上坟的人。抬起头,能看见正在庆祝飞虎队成立70周年的巫家坝机场,人们在那里拉条幅,办活动,唏嘘感慨。而庆典的主人们,在4公里外,骸骨横陈。(轉自微博)


飛虎隊公墓遺址位於雲南省昆明市東北郊普照村,距離當時的飛虎隊基地機場昆明巫家壩機場4公里。經實地踏勘,公墓遺址面積約上百畝,在一片樹林中整齊排列着約500座墳墓。1944年是中美兩國飛虎隊員犧牲人數最多的一年,到抗戰勝利時,昆明小麻苴“空軍公墓”已安葬了800餘位中美飛虎烈士,其中美國飛虎烈士約200餘位,昆明“飛虎公墓”因此得名。”


歷史沿革



墓碑

  1938~1945年,中美飛虎隊成員共犧牲3386人。1938年後,一座空軍公墓出現在了昆明巫家壩機場附近,曾有800多名中美空軍烈士埋葬於此。然而在最近的60年間,這座墓地逐漸“消失”,被歷史塵封。與飛虎隊的光輝戰績相比,他們的身後命運曲摺而悲愴。

  “飛虎隊”全稱爲“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是二戰期間在中國成立,由美國飛行人員組成的空軍。抗日戰爭期間,以陳納德將軍爲首的飛虎隊與中國軍隊並肩作戰,保衛昆明、保衛滇緬公路兩端並飛越駝峰航線,爲中國抗日戰場運送戰略物資,他們中的一些人永遠長眠於中國。

  1941年,陳納德將軍以私人機構名義重金招募美軍飛行員和機械師,以昆明爲大本營,組建“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由於航空隊的隊徽爲插翅飛虎,戰機繪成鯊魚頭的形象,中國人親切地稱其爲“飛虎隊”。

  “飛虎隊”最初隻有100多架飛機、200多人,鼎盛時期達到了3000多架飛機1萬多人的規模。根據孫官生統計,1938年至1945年中美飛虎隊成員共犧牲3386人,其中美國士兵2264人。在雲南空戰和墜機犧牲的飛虎隊員的遺體,都安葬在了昆明。但與飛虎隊的光輝戰績相比,他們的身後命運卻曲摺悲愴。

  1938年,中國政府在昆明東南郊巫家壩機場附近興建了空軍公墓,安葬陣亡將士;1953年,墓地被侵占,整體搬遷,地上的祠堂等建築被拆除;1958年,烈士墓碑被附近村民拉走用於修建水庫;由於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空軍公墓”逐漸破敗廢棄。在此後的30多年間,他們徹底被遺忘,成爲歷史的一粒塵埃。


相關事件


飛虎公墓遺址探尋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滇西戰場和飛虎隊的歷史被重新重視和挖掘,2007年,孫官生經歷了一番曲摺後,才在昆明郊外的這座長春山上,重新發現了這塊已經荒棄的墓地。

  孫官生說,當時的景象讓他觸目驚心。公墓遺址約有十幾畝,分爲東西兩片,中間有一條小路穿過。西側已經被夷爲一片平地,曾經種過莊稼,看不到墓地痕蹟。東邊則爲一片茂密的松樹林,樹林内就是密密麻麻排列整齊的墳墓,但是茂密草叢中的墓坑已經很難辨認,棺木都已經腐朽塌陷,初步估算約有500處墳塋。飛虎隊研究會在墓地邊豎立了一塊“昆明飛虎公墓”的紀念碑,並通報政府,希望加以保護。2008年,孫官生又在附近的水庫工地上收集到了12塊破碎的墓碑。但他們的名字,何時犧牲,恐怕永遠無人知曉了。

  現場:棺木散落 屍骨曝野

  熱心的讀者在強烈要求恢複飛虎公墓後,還想實地探訪一下昆明飛虎公墓現狀,是否真如遠征軍老兵們所不安的那樣,至今屍骨曝野!

  17號清晨,大家相約上路,准備在距昆明市經開區8公里處的石塘山(長春山)下集合,准備去探尋飛虎隊的遺骸。車子在公路中尋找了好久,最後在普照村兩土著村民的指點下,又費了不少周摺,才終於在一個亂墓群中找到了立在路邊的“昆明飛虎公墓”石碑。扒開石碑後齊腰高的雜草、灌木,一副慘象映入眼簾:墓地里的棺木已被全部撬開,墓坑里外隨處可見散落的棺木。“那些白骨扒開枯草就能看到了。”飛虎隊研究會會長孫官生在電話中說。

  探訪的讀者武思琪詫異地說:“不要說他們還是爲抗日而犧牲,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墓穴也不應當遭遇這樣悲慘的下場。我是個退伍軍人,這場景讓我感到自己心在發痛。”


飛虎公墓現狀



飛虎公墓現狀

  功勳:救昆明於日軍暴行下

  毋庸置疑,昆明人對於飛虎隊,實在不該忘記。據資料統計,1938年9月28日14時20分開始,日軍9架飛機第一次轟炸昆明城。1941年,一年時間就轟炸了昆明37次,日軍把昆明當成他們的投彈訓練場。

  而這一切,都在美國援華志願飛行隊到來之後,徹底被改變。

  1941年7月10日,陳納德組建的美國援華志願飛行隊起程飛往中國。12月20日,氣焰囂張的日軍對昆明城發動大轟炸,志願飛行隊首次在昆明升空對日作戰,以擊落日機9架(我方無一損失),大穫全勝。

  於是,他們被昆明人授予“飛虎隊”的威名。

  當月26日,三位飛虎隊員在完成了一次戰鬥任務後,各乘一架EW—21單座機從緬甸飛往昆明途中全部墜毁,一人犧牲,兩人受傷。這位犧牲的飛虎隊員可能就是第一位安葬在小麻苴“空軍公墓”的飛虎隊員。

  1944年是中美兩國飛虎隊員犧牲人數最多的一年,到抗戰勝利時,昆明小麻苴“空軍公墓”已安葬了800餘位中美飛虎烈士,其中美國飛虎烈士約200餘位,昆明“飛虎公墓”因此得名。


殘存的墓碑不多,且都已被嚴重破壞

  尋找:線索來自美國的記錄

  但數十年過去,“飛虎公墓”在昆明一直隻是個民間傳說,這些英靈安葬在何處,一直是個謎。

  美國飛虎隊員斯科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駕駛》一文中寫道:“後來在江西吉安找到了埃利亞斯的遺體,在那里入殮,運回衡陽基地,然後再運往昆明。在昆明有一塊墓地,專門用於安葬犧牲的美軍人員。墓地在一個佛教的小寺廟旁邊,美國人把這個寺廟視作一個教堂。葬禮是最令人悲哀的時刻,由隨軍牧師主持追悼會,念禱文,把蓋着國旗的棺木放入雲南的紅土地里,墓穴頂部蓋有一塊青石板,一個夥伴長眠此處;此時一隊飛機飛過墓地上空,低沉的馬達聲向他們致敬;墓碑整齊的排列着,有一個墓穴空着,是爲下一個夥伴准備的。”

  從眾多大洋彼岸的歷史回憶中,可以肯定“飛虎公墓”不僅僅是個傳說,它就真實的存在於昆明的某個地方,看着昆明城的日新月異。

  “二戰”結束以來,美軍在蒐尋陣亡軍人方面是不惜代價的。飛虎公墓里的烈士的遺骨都被美方取走運回美國去了,還在每個空墓穴旁各插上了一面美國國旗。

  他們的不惜代價,據說是源於“不落下一人”的美軍傳統。

  探因:墓碑被運去修水庫了

  “直到2007年,研究會得到一本叫《鋁蹟》的英文書。作者是一名美國飛虎的遺孀,她明確指出他們的遺體安葬在‘中國昆明美軍飛機場東北1里處’的美軍公墓里。我們就是根據這書中的寶貴信息,最後發現已被嚴重破壞的石塘山(實爲長春山)飛虎公墓的。”年過六旬,研究飛虎隊10餘年之久的孫官生介紹說。

  1940年曾在“向旭小學”讀書的郭師堯先生回憶說,公墓原來設一靈堂,是一幢青瓦平房,大門上方有蔣中正題寫的“忠烈祠”三個大字。1940年,學校的幾位老師率全校學生拜謁空軍烈士墓時就到過這座靈堂。老師還在靈堂中給學生們講空軍英雄劉粹剛等人的故事,令郭先生沒齒不忘。

  “1953年,因建設需要,當地村民把烈士的棺木挖出來,連同墓碑一口一口地運到幾公里外的長春山上草草埋葬。1958年‘大躍進’大興水利建設的時候,這里的墓碑被生產隊全部取走運去修水庫了。1980年代後期,這些烈士棺木又被盜墓贼全部撬開。”這個早已看破紅塵的海清師傅,說着,哭了。


被挖開的飛虎隊員墓地和暴露的棺槨。(雲南省飛虎研究會供圖)

  心聲:希望英烈入土爲安

  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人民不會忘記與中國軍隊並肩作戰並爲中國運送戰略物資而冒險開辟駝峰航線的美國飛虎隊。”

  2008年8月18日,飛虎公墓發現一年之後,中共雲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羅正富視察昆明飛虎公墓遺址,並指示:尊重歷史,忘記歷史等於背叛。這代表着政府支持的修複昆明飛虎公墓的民心工程正式拉開帷幕。

  “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美國飛虎隊來到昆明和中國飛虎一起並肩作戰。挽救了昆明城,挽救了昆明城里數萬人的生命,而他們卻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但現在,這些英烈的墳墓,卻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從2007年起,我們就一直在呼籲將其恢複,讓這些英烈們入土爲安,給後輩一個交代。但三年過去了,一切還在原封不動。”想到飛虎公墓的現狀,年逾六旬的孫官生心痛不已。

  三年後,當遠征軍老兵楊毓驤再次提及讓其難安的戰友遺骸後,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讓民眾每一次對飛虎英烈的紀念,都變成一聲長歎……

  飛虎隊遺骸命運

  “由隨軍牧師主持追悼會,念禱文,把蓋着國旗的棺木放入雲南的紅土地里……此時一隊飛機飛過墓地上空,低沉的馬達聲向他們致敬。”

  “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這里的墓碑被生產隊全部取走運去修水庫了。1980年代後期,這些烈士棺木又被盜墓贼全部撬開。”


相關調查


  線索疑雲

  很顯然他們並沒有在墜落中遇難,那麼他們是否進入了危機四伏的山林?是否能夠最終脱險?這些烈士的遺骨都埋葬在哪里?飛虎隊是否有專門的墓地?

  孫官生介紹,第一次接觸到遠征軍與飛虎隊的史料是在1992年。當時他還在雲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省委派他去怒江州福貢縣搞機構改革試點,擔任工作組組長。

  在福貢的工作中他接觸到了兩段歷史。1942年三四月間,中國遠征軍從緬甸撤退回國,經過福貢縣,那支部隊是杜聿明的第五軍。此外,怒江峽穀之中墜落了大量的飛機遺骸,而這里正是駝峰航線的必經之處。孫官生後來計算,墜落怒江中的飛機有27架之多。於是他又進入貢山縣獨龍江,在中國最封閉的地區發現了3架飛機殘骸。

  駝峰航線全長1199公里,從中國昆明、成都等機場向西、向南穿越怒江峽穀,喜馬拉雅山脈,途經緬甸,到達印度的汀江等地,是抗戰中後期最重要的一條運輸通道。

  1999年,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梅受邀參加國慶典禮,隨後重回昆明參觀。在昆明飯店,陳香梅約孫官生吃飯,希望他能夠宣傳飛虎隊和陳納德的事蹟。

  “盡管我對這段歷史已經有了較多的了解,但是展開大規模的宣傳仍舊面臨一些政策上的風險,畢竟當時正面戰場的報道很少,飛虎隊的故事更少。”孫官生說。不過他還是答應了陳香梅的要求,“因爲抗戰的大方向是沒有錯的”。

  隨後孫官生等對飛虎隊展開了更深入的走訪和研究。調查中,他們在怒江峽穀發現了一架C53運輸機的遺骸,這架飛機墜落在中緬邊境中國一側。但是機艙里並沒有發現遇難者的遺骨,附近也沒有找到任何遺骨。

  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孫官生的心頭——墜落飛機中的飛行員去哪里了?很顯然他們並沒有在墜落中遇難,那麼他們是否進入了危機四伏的山林?是否能夠最終脱險?這些烈士的遺骨都埋葬在哪里?飛虎隊是否有專門的墓地?


  從公開的資料看,抗戰時期空軍墓地比較分散。緬甸同古英國聖路加公墓、仰光愛德華烈士陵園和中國壘永公墓都安葬了一些美籍飛虎隊成員,但數量不多。重慶南山空軍墳安葬了大約240位中美空軍官兵,規模較大。另外,就是傳說中的昆明空軍公墓。由於飛虎隊的司令部設在昆明,3個中隊也在昆明,陳納德組建的空軍軍官學校(昆明航校)就在巫家壩機場附近,所以昆明空軍公墓應該是很多飛虎隊員的魂歸之地。

  在很多美國飛虎隊員的回憶錄中,都曾提到昆明墓地以及葬禮儀式。美國飛虎隊員斯科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駕駛》一書中寫道:“後來在江西吉安找到了埃利亞斯的遺體,在那里入殮,運回衡陽基地,然後再運往昆明。在昆明有一塊墓地,專門用於安葬犧牲的美軍人員。墓地在一個佛教的小寺廟旁邊,美國人把這個寺廟視爲一個教堂。葬禮是最令人悲哀的時刻,由隨軍牧師主持追悼會,念悼文,把蓋着國旗的棺木放入雲南的紅土地里,墓穴頂部蓋有一塊青石板,一個夥伴長眠此處;此時一隊飛機飛過墓地上空,低沉的馬達聲向他們致敬;墓碑整齊地排列着,有一個墓穴空着,是爲下一個夥伴准備的。”

  但是孫官生在昆明並沒有找到這個公墓的蛛絲馬蹟,偌大的公墓既無文字記載也沒有地理線索,仿佛蒸發一般消失了。

  意外發現

  在呈貢機場附近,盡管沒有找到飛虎公墓,卻有意外收穫——發現了當年飛虎隊的司令部遺址。


  20世紀40年代,陳納德、陳香梅一家三口在廣州

  一個偶然機會,孫官生得到了一本名爲《鋁蹟》的英文書,作者爲奇克·馬爾斯·奎恩,是一名美國婦女。她的丈夫小勞伊爾·斯圖爾特·馬爾斯是飛虎隊成員,在駝峰航線上犧牲。這條航線一共吞噬了825架中美運輸機、2000多個生命,飛機的鋁片散落在山穀之間,在天氣晴朗的日子,從空中經過,可以清晰地看到墜機碎片斷斷續續連接成一條鋁片反光帶。

  沿着這條“鋁蹟”就可以到達印度的汀江,怒江峽穀也被飛虎隊稱爲“鋁穀”。

  丈夫犧牲後,奎恩找到了飛行控制中心的官員和飛行日志,全面了解了丈夫最後一次飛行任務及遇難的具體時間。爲了讓其他親屬了解到親人的最後時刻,她通過艱苦的調查,編纂了一部30多萬字的《飛行日志》,詳細記錄了駝峰航線上失事的825架飛機的最後飛行和墜落經過——從什麼地方起飛,到什麼地方去,運送什麼物資,起飛時間,失事原因,墜機地點,犧牲人數和名單,墜機後的情況,是否得到救助等,這是迄今所見到的飛虎隊最全面的一部飛行日志。

  這本書中的一段文字引起了孫官生的注意:有兩名美國飛行員在犧牲後被安葬在昆明的公墓,而墓地的位置就在“昆明美軍飛機場東北1英里處”,這個線索爲孫官生的尋找指明了一個大概的區域。

  抗戰時期,昆明有兩座機場——巫家壩機場和呈貢機場。幾十年過去了,巫家壩機場東北1英里處已經變成了高速公路、工廠和街道,在此前開發建設的報道中,也沒有發現有關公墓的新聞,而呈貢機場周邊倒還基本保留了當年的形態。孫官生最初的蒐索重點放在了呈貢機場附近,盡管沒有找到飛虎公墓,卻有意外收穫——發現了當年飛虎隊的司令部遺址。

  呈貢機場距市區約10公里,周邊毗鄰滇池,有蜿蜒的山巒作爲依托,隱蔽性較強。而飛虎隊司令部就設在機場外約100米的一片平房内。那是一個七八畝大小的場院,四排平房呈三横一豎排列,每排有十餘間房,全部爲青磚所建,全部建築與周圍房屋融爲一體。

  孫官生說,這個曾經指揮着中國空軍精華的司令部,當他見到時已淪爲一個養豬場。飛虎隊當年的一、二、三中隊指揮部也在不遠處,現在成了工廠的廠房。

  “我想,既然司令部在呈貢機場,那麼公墓不可能和司令部在一起,於是我們把目標鎖定在了巫家壩機場的東北方向,哪怕那一帶如今已經變成了工廠、街道。”孫官生說。

  荒山上的殘墓

  長春山有兩百多米高,站在山頂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高樓大廈,繁華近在咫尺。而當年規模宏大的烈士公墓,已成爲一片無碑的荒墳,湮沒在荒草中。

  2007年4月初,他和朋友們在金殿水庫邊聚會喝茶。閑聊中談起苦尋而不得的飛虎公墓,雲南音樂專家吳學源也在座,他爲孫官生提供了一個線索:“昆明陸軍學院背後有一座小廟,前些年我常和朋友去廟里品茶聊天,曾聽廟里的人說,後面有很多墳塋,是當年美軍空軍烈士墓。但現場我並沒有去過。”

  吳學源所指的那個廟叫龍樹庵,位於官渡區阿拉彝族鄉的小麻苴村,在巫家壩機場的東北方,距離約4公里。村民們多是彝族撒梅人。小麻苴村所在區域也叫“八公里”,而同樣位於八公里區域的牛街莊,抗戰時期曾駐紮了大量美國士兵。龍樹庵的存在,也符合科斯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駕駛》中的描述:“墓地在一個佛教的小寺廟旁邊,美國人把這個寺廟視作一個教堂。”

  2007年4月3日,孫官生和幾個朋友前往小麻苴村實地考察。龍樹庵就在滇越鐵路邊,廟的規模不小,有兩進二層的院子,現在廟里已經沒有和尚,由幾位六七十歲的村民爲寺廟服務。

  海清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寺里年紀最大的人,生於1938年。海清向孫官生證實,龍樹庵背後的台地上確實曾有一個空軍墓地,當時,公墓中建有一座中式建築風格的靈堂,供奉着英烈的牌位,香火不斷。其中美國飛行員約200名,抗戰勝利後,美國政府將美軍遺體運回國,每個空墓穴上都插了一面美國國旗,剩下約500處中國空軍的墓葬。

  海清回憶,1953年,這個地方要建一個倉庫,政府動員附近村民把墓地整體搬走。當時附近村莊的牛車都出動了,每輛牛車上放一個棺材和一尊墓碑。搬遷的目的地,就是向東約4公里的長春山。現在墓地的原址已經完全變了樣子,村民在倉庫邊修建了一座30米高的水塔,站在水塔上眺望,可以看到陸軍學院的車場。

  2007年清明節,海清帶着孫官生等人爬上了長春山,在山頂平緩樹林中找到了當年遷移過來的墳塋。長春山有兩百多米高,站在山頂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高樓大廈,繁華近在咫尺。而當年規模宏大的烈士公墓,已成爲一片無碑的荒墳,湮沒在荒草中。據附近村民回憶,1958年“大躍進”,大搞水利建設,而當地又缺少石料,這些墓碑就被拉到水庫工地上充當石材了。2008年後,村中土地被征用,水庫也被填平。

  現在一座長約1公里的現代化廠房已經建成。飛虎隊研究會趕在動工前,搶救出了12塊傷痕累累的墓碑,這幾乎是“飛虎公墓”僅存的一點實物遺產了。

  公墓原貌

  1949年以前,每到清明節都會有家屬來墓地祭掃,號哭聲從寺廟後傳過,解放後就再沒有人前來祭奠了。

  飛虎公墓被發現後,引起了廣泛關注。天津科技大學教授王春祺給孫官生寄來了一些圖片,希望夠勾勒出飛虎公墓的形態。

  其中一張圖片是“弗里曼牧師主持葬禮”(上圖),3名美國飛虎隊員同時下葬,圖片背景中有一座中式建築,飛檐大屋頂,白色的牆壁,由廊柱圍合,看起來像一座祠堂或廟宇。

  另外一幅照片是一位名叫埃德曼的飛行員的臨時墳墓。墳墓建在地面上,前面有一座十字架,地點在昆明空軍基地前。

  這些照片的信息與附近村民的回憶相吻合:墓地中有祠堂,墓的前面立有十字架。

  遠征軍老兵楊毓驤的回憶,爲飛虎公墓提供了一個最完整、具體的描繪。楊毓驤生於1926年,他在1943年進入西南中山中學讀書,這所學校就在“八公里”。學校對面,向南通過稻田的田埂和一塘池水,便能夠登上“石塘山空軍公墓”,“當時政府並沒有起名,隻是聽當地老鄉說,‘石塘山是地名,空軍是指中美飛行員,公墓是埋葬烈士的地方’。”

  據楊毓驤回憶,墓地坐西朝東,呈長方形,東西長約220米,南北寬約160米。小麻苴村龍樹庵背後當時是一片鬱鬱蔥蔥的樹林,中間有條較寬的山道直通靈堂。村子與公墓之間挖着一條深溝,防止牲畜闖入,溝里種着巨大的柏樹。靠近溝邊正中,就是靈堂。公墓沒有柵欄,東邊是入口,豎立着兩座高大的木質結構的牌坊。靠靈堂砂石路的兩邊,安葬着一排排的烈士。砂石路的南面安葬着美方烈士,北側安葬中國烈士。當時都用最好的木料做棺材,外用潔白的大理石砌成,長約2.5米,寬約1.2米,墓碑高約1米許。美方墓碑約有25排,每排約15尊,中方墓碑也有約25排,每排約20尊。

  海清老人說,1949年以前,每到清明節都會有家屬來墓地祭掃,號哭聲從寺廟後傳過。解放後,由於這些人的身份“特殊”,就再沒有人前來祭奠了。這些死者犧牲時不過20歲左右,都是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很多還是航校的學生,大多沒有結婚更沒有後代。他們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歲月蹉跎,這些人和這些墳墓就被忘記了。

  據孫官生估計,還健在的飛虎隊員在中國不超過100人,他們年齡至少在85歲以上。至今一些飛虎隊員仍舊不願公開自己的身份和經歷。








张钫与辛亥西安起义


洛阳日报 作者:王经华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组织新军部分官兵在全国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发动西安起义,攻占军装局和陆军中学,经过三天激战,结束了清政府在陕西的腐败统治,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二枪”。
西安起义 (油画) 王志平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组织新军部分官兵在全国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发动西安起义,攻占军装局和陆军中学,经过三天激战,结束了清政府在陕西的腐败统治,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二枪”。
张钫是西安起义的三名策划者之一。
  张钫,字伯英,号友石,1886年出生于洛阳新安县铁门镇。其父张清和为清末拔贡,在陕西做官。张钫幼时随父在陕读书,从小就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他二十三岁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毕业后回到西安。张钫在保定时加入了同盟会,回陕后便同陕西的盟友广泛联系,组织反清活动。张钫与陕西同盟会、哥老会骨干三十多人在大雁塔“歃血为盟”,宣誓反清。武昌起义后,时任陕西新军混成协炮兵营右队队官的张钫,与一标(相当于团)三营营副钱鼎及混成协参军(参谋长)张凤翙积极组织策划起义。
  10月22日是个星期天,也是发军饷的日子,早七时点名发饷,八时放假休息。与起义无关的官兵领饷后和平时一样纷纷回家或外出。准备起义者则在营房擦枪、整理内务。西安西郊的林家墓园,松柏森森,冢高草密,是个秘密会场。会上,钱鼎、张凤翙和张钫向七十多名代表讲明响应武昌起义的重要意义,并说明官府已列出革命党黑名单,随时可能抓人,形势紧迫,应该立即起事。张钫站在坟顶上发令后,代表们回驻地分头通知起义官兵,分三路开始行动。
  十时许,张钫来到事先约定的高等学堂附近,组织炮兵、骑兵等到军装局抢取枪支弹药。来到军装局门口,士兵们不断遭到过往宪兵盘查。张钫恐生变,毅然带领先行到达的二十八名骑马者冲向军装局。因之前做通了工作,所以守门士兵并不阻挡。张钫等人来到枪弹库房门口,发现铁栅门紧锁,他们干急没法进去。情急之下,张钫令几名士兵抬起围墙根三尺来长的青石条撞向库门。连撞数下,栅门破裂,大家蜂拥而入,到第二道门前又如法炮制。这时,后续人员也已赶到,大家七手八脚打开了枪弹箱。官兵们枪到手,弹上膛,“叭!”张钫振臂打响了第一枪,紧接着一排排子弹射向沉闷的天空。起义正式开始了!
  张钫安排好守库人员后,便带领二十八名骑兵飞奔到南门十字街,占据有利地势。约二十分钟,北校场陆军中学校园内的起义官兵也鸣枪呼应。这时,由钱鼎率领的第一标已冲入学校,控制了学校的军械库。起义官兵们有了充足的枪支弹药,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清朝反动势力聚集的汉城和满城。汉城各街的官员正在开咨议会,闻听枪声,纷纷作鸟兽散,六个营的巡防兵毫无抵抗就缴了械。满城中居住着二万多户旗人,他们拥有步枪万余支,骑兵二千名,固守城内,负隅顽抗。23日晨,张钫命炮兵向满城大菜市门连轰七炮,门被烧毁。官兵们猛虎般冲入城内。守城清兵束手投降,旗人将军文瑞投井自杀。24日,西安全城战事停止,起义宣告胜利。
  西安起义组织之严密,行动之迅速,成果之丰硕出人意料。它与武昌起义遥相呼应,有效地牵制了清朝统治者的军事力量,为后来十七省的相继起义或独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为清帝的退位、民国的建立立了一个大功。
  张钫,辛亥革命元老。中原大战后,张钫任二十路军上将总指挥。抗战时期,张钫进军事参议院。返回家乡后,他集平生精力创千唐志斋,为保护文化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1966年,张钫逝世。

臧汉臣茶壶降敌占领诸城


潍坊晚报 作者:孙锦 韩镇

青州起义失败后,部分革命党人由王长庆带领到达安丘,稍事安顿后准备攻取诸城。1912年1月31日,革命军行至诸城城北三里庄驻扎。县官吴勋令城门紧闭,严防死守。这时,身为诸城开明士绅的臧汉臣大胆进城,用假炸弹上演了一出鸿门宴,帮助革命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进城。
  青州起义失败后,部分革命党人由王长庆带领到达安丘,稍事安顿后准备攻取诸城。1912年1月31日,革命军行至诸城城北三里庄驻扎。县官吴勋令城门紧闭,严防死守。这时,身为诸城开明士绅的臧汉臣大胆进城,用假炸弹上演了一出鸿门宴,帮助革命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进城。1912年2月3日,诸城宣布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分府,并在县城中吸收平民加入革命军。不料躲进教堂的县官吴勋心生一计,密电沂州(临沂)巡防营出兵,反攻诸城,并在县城内安插了伏兵。2月12日,清军攻入县城,捕杀革命党人,一些剪掉发辫刚刚加入革命军没几天的贫民也被斩尽杀绝,共计300多人被杀,幸免于难的革命党人四散逃走。不足十天的诸城独立如昙花一现。至此,发生在潍坊大地上的辛亥革命宣告结束。
  臧汉臣拿假炸弹威胁县官革命军进诸城宣布独立
  在诸城市档案局的资料中记载了如昙花一现的诸城起义始末。
  臧汉臣,字植堂,清末监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捐资任河南通许县知县。出仕后为政清廉,爱民如子,深得人心。可惜仅为官三年,便因性情耿直,得罪上官,遂弃官回乡,当地老百姓依依惜别,送“万民伞”一把,“万民衣”一件。
  臧汉臣回乡后,结识高密人刘冠三,并经其介绍加入同盟会,在仁里村组织了300多人的义勇团,孙中山亲派一委员帮其训练三月有余,成为诸城独立的一支骨干力量。
  臧汉臣家财雄厚,对革命慷慨赞助,曾出资赞助刘冠三、陈干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武昌起义爆发后,臧汉臣倾囊出白银4000两,偕臧少梅赴青岛购枪械,密谋诸城独立。
  其时,三民主义在诸城广泛传播,“共和”思想广泛流传,人们纷纷组织各种团体响应革命,隋理堂、臧著信等率农林学堂学生组成“学习团”,臧文山、王秀南、徐次青等十八人组成“歃血团”,邱汉西、王鸣韶等组成“义勇军”,一时众家纷起,都以“排满共和”为口号,还从高密请技师张建祥制炸弹,准备起义。但当时诸城城里驻有巡防营,起义者不敢贸然行动,只好等臧汉臣购买枪械归来。
  1912年1月31日,在青州起义的王长庆、邓天乙等率军经安丘进入诸城,驻扎在城北五里堡,知县吴勋闭城固守。
  此时臧汉臣从青岛赶回来,但未得入城。县官吴勋听探子报告说革命军有数百人,急忙召集县城里臧、王、刘、丁四大家族到敬一亭密谋,并招臧汉臣入城开会。
  臧汉臣急中生智,将茶壶嘴和把手砸掉,把茶壶肚用红绸子包起来当“炸弹”。会上,有的富绅坚持反对革命军进城。这时,臧汉臣提着“炸弹”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谁要是不叫革命军进城,今天咱们就一块尝尝炸弹的厉害!”县官吴勋和众富绅吓得面如土色,被迫表示同意。于是,在革命党人和开明士绅欢迎下,城外革命军于2月2日从东北圩子门进城。
  革命军入城后,以县署为军政府,因王长庆系关东绿林出身,擅长射击,被公推为司令,邓天乙为副司令。1912年2月3日,诸城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分府,由于臧汉臣声望高,被临时议会公推为临时民政长,并以他家望山堂为民政府办事处。

胆战心惊的县官吴勋见势不利,匿居于德国天主教堂,巡防团也退驻城西北三十五里的程戈庄。
  县官搬救兵反攻革命党人惨遭镇压臧汉臣被杀
  山东军政分府一面张贴布告,声明凡愿意剪掉辫子的人都可以加入革命军,一面组织宣传队站在街头巷尾进行宣传,号召各界人士响应起义。几天之内,民军发展近200人。
  而县官吴勋在天主教堂和神父顾思德侦查得知民军枪械不足,人力不多,就电请沂州(临沂)巡防营出兵,反攻诸城。革命军派四人前往打探,在城西十五里的吕标庄被清军杀害。城内劣绅祝清芳、王少舲等勾结清兵,装扮成乡农,运送柴草暗藏军械输送入城内。
  2月11日,清兵从西北圩子门逼近城里西北门,参谋李凤官在城楼指挥作战。清兵伏在城内纵火,革命党人受到内外夹击,赵玉璋持枪奋击,不幸阵亡。12日拂晓,城陷。清兵焚杀掳掠,敢死团团长丁学舜手刃清兵数人,因寡不敌众被捕。清兵嫉其抗争之用,残忍地将其杀害。
   当清兵攻入县署时,邓天乙等数人在司令部坚持抵抗。邓天乙最后将炸弹投放,炸开一条路,与王长庆等数人突围,邓天乙虽腹部受伤,仍用手枪向敌人射击,终于突出虎口。
  臧汉臣与劣绅王少舲家比邻而居,当清兵搜查臧汉臣家时,臧汉臣越墙逃到王少舲家躲避,王少舲竟将臧汉臣献给清兵。之后臧汉臣被割头剖腹,首级悬挂于城门示众。后来臧汉臣的亲属将他的尸体花钱想办法埋在另一个地方,后来才运回去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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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余革命党人被杀
  为殉难烈士申诉失败
  起义被镇压后,清兵入城焚毁了县署及高等小学校,逮捕革命党人。凡减去发辫的,即视为“乱党”,杀无赦。清兵还以捉拿党羽为名,挨家挨户搜查城内的殷实绅商,翻箱倒柜,抢掠一空。
  清兵在城里城外捕杀的革命党人共有300多。刽子手们先将尸体扔在北城墙外,然后又分别埋在城北白玉山村南的两个坟里,共埋了84人。城东北角有一条墨水河,河的南面埋了11人。以上三个坟,民众们称它“义和坟”。
  可悲的是,2月12日清兵攻下诸城不久,清帝溥仪即宣布退位。
  民国成立,侥幸逃离的诸城革命党人幻想用法律手段为臧汉臣等殉难烈士报仇,由臧汉臣胞弟臧书田提供费用,公举吴大洲、王乐平、张喜海、臧少枚、臧贯禅等组成公诉团,向省政府控告王少聆、龚介南、李润、刘萌南等杀害革命军民的罪行。不料,袁世凯窃国,省政府用封官许愿、分化瓦解等釜底抽薪之法,瓦解公诉团,使公诉变成了私人官司。
  后公诉团成员吴大洲被任命为烟台警察厅厅长,王乐平任省政府秘书,张喜海和臧贯禅被任为县长;对臧少枚、丁欣甫、臧耀西、隋理堂、臧秀池等则诬之为“土匪”逮捕。后吴大洲流亡日本,王乐平去陕西,公诉彻底失败。


赵魏赴青州举义功败垂成


潍坊晚报 作者:韩镇 孙锦 赵华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在青岛的赵魏闻说随拍案而起,立即返回寿光,与寿光的同盟会骨干齐集于斟灌化溥小学,研究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在青岛的赵魏闻说随拍案而起,立即返回寿光,与寿光的同盟会骨干齐集于斟灌化溥小学,研究武装起义。并在寿光吴家庙子学堂立起了“独立之国”的大旗,以吴家庙子学堂作为鲁东的革命中心。赵魏赶赴青岛与震旦公学的同志联系,共谋在当地起义。赵魏被推选为“山东革命军总司令”,倡议先攻取青州。赵魏等人研究了作战方案,约定于1912年1月19日齐集青州城下听令攻城。可18日当赵魏到达青州,召集各路革命军首领布置完攻城任务后,在行至夏庄小庙以东时,被跟踪他的清兵密探瑞增从后面用手枪射中头部,赵魏不幸牺牲,时年27岁。
  立起独立之国大旗奔赴青岛共商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但山东济南等地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封建反动势力仍然猖獗地反对革命。青州以及胶东一带,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区域。
  1885年出生于寿光县斟灌城里庄的赵魏,一直坚持和封建势力做斗争,武昌起义爆发后,在青岛的赵魏闻说随拍案而起,说:“此大丈夫立志之秋也!”他立即返回寿光,与寿光的同盟会骨干李凤官、赵瓒亭、张建陶以及安丘周蜀江、临淄贾次瑶、乐安邓天乙等,齐集于斟灌化溥小学,研究武装起义。并在寿光吴家庙子学堂立起了“独立之国”的大旗,以吴家庙子学堂作为鲁东的革命中心。并在这里设立了同盟会本部作为领导机构,下设宣传、交际、军事、劝募4个股,指挥部全力筹划枪支、捐募粮饷,准备起义。
  之后,赵魏又偕王长庆、刘保福等赴青岛与震旦公学的同志联系,共谋在当地起义。在青岛聚集的革命党人见寿光的同志到来,都十分高兴,于是共推赵魏为“山东革命军总司令”,并派人分赴各县联络同盟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积极筹措武器、粮饷,准备起义。当时赵魏身患痢疾,带病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
  1912年1月上旬,赵魏闻知登州(今蓬莱市)已被革命军攻克,即召集本部革命军骨干开会,研究起义事项。在选择起义地点时,赵魏倡议先攻取青州,他分析说:“山东的清兵都在青州和莱州两地,登州已破,如果再改取青州,清兵则前后受敌,其败必然。”有的同志犹豫不决,质疑说:“青州东有巡防,北有满营,攻青州太危险!”赵魏振臂大声说:“怕危险在家安居即可,何必来此革命!”他这样的豪言壮语,大家听了十分佩服,遂决定先攻取青州城。
  集结青州准备起义路上不幸遇刺身亡
  赵魏等人研究的作战方案是:1.派人传知各州县革命军成员于1912年1月19日齐集青州城下听令攻城;2.由王长庆带领部分革命军预先潜伏城内作为内应;3.驻青岛的革命军分三批乔装改扮,乘火车西去青州;4.枪支、弹药、地雷及军装物资等,装入箱内,走其他道路运至青州。
  1912年1月15日,驻各州县的1000多名革命军开始向青州集结。赵魏身穿西服,手提皮包,待其他同志出发后,他自己乘车西去。16日到高密,拜见了他的老师单季鹤。单季鹤嘱咐说:“清暗探极多宜慎行。”赵魏行到潍县时拜见了他的父亲赵化溥,赵化溥也是同盟会会员,嘱咐他说:“好好干,不要怕死,死是革命者的天职!”父亲的话,使赵魏备受鼓舞。
  18日11时,赵魏从坊子车站上车,下午两点半至青州站,他仔细地检查了各路革命军,见已全部化装到齐,甚为高兴,即召集各路革命军首领开会,布置攻城。赵魏对正在等候的周蜀江等各路首领说:“你们既穿满清服装,可从大路直至城下,不必与我同行,我可从夏家庄内前去。”不料,在革命军从青岛、各州县齐集青州时,驻青州的清兵就已有了防备,他们派出杀手数十人,专门刺杀革命军首领,赵魏被列为暗杀名单首位。当赵魏从青州站出发,行至夏庄小庙以东时,跟踪他的清兵密探瑞增突然从后面用手枪向赵魏射击,罪恶的子弹射中了英雄的头部,赵魏当场不幸牺牲,时年27岁。
  为缅怀先烈,1936年,国民政府追授赵魏为山东省革命军总司令,追赠为中将衔,并为之树碑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3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发展同盟会员300余人
  截获清廷税款充为经费

  寿光市档案局副研究馆员葛怀圣在参与编撰《寿光近现代人物》中,对赵魏有了深入了解。
  赵魏,原名庶庆,字象阙,后改名魏,生于书香门第,祖父赵双峰系前清廪贡,博学多才,谋略过人,尤好读兵书,曾任宁阳县教谕。赵魏的父亲赵化溥,是晚清癸卯科副贡,是清末时期的一位名士。
  1903年,赵魏升入本县官立小学堂,学习两年,成绩优异,为县令范秋门所赏识,于1905年选送赵魏入青州中学堂深造。在青州,赵魏结识了同盟会员、教员齐树棠和同学李曰秋等,并很快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后经李曰秋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他在同学中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不久,他又发展了寿光籍同学赵文庆、王长庆、刘保福、赵锡九等进步青年加入同盟会。
  葛怀圣介绍,1908年时,青州知府黄曾源任用亲信孙某在赵魏就读的青州中学堂内搞破坏新学的活动,引起公愤,在赵魏等同盟会会员的组织下,同学们开展了罢学运动。黄曾源害怕事情闹大,连忙赶赴学校训话,以恶语恫吓学生。血气方刚的赵魏挺身而出,与黄辩论,使黄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将他开除学籍。
  赵魏转赴青岛求学于震旦公学。震旦公学是山东同盟会骨干刘冠三(高密)、陈干(昌邑)等人组织的山东同盟会革命机关所在地。赵魏入校后,积极参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他往返于青岛、寿光之间,先后发展同盟会会员300余人,并秘密组织学生操练,筹备粮饷器械,准备武装起义。1908年冬,他为了给公学筹措军事经费,曾伙同会员赵锡九、牟忠堂、王长庆等,在寿光、南河一带,截留了清廷羊角沟税局解往济南的税款,缴入公学。
  1909年,清政府唆使德国人查封了震旦公学,赵魏就和赵文庆、李曰秋去东北串联革命。他远去黑龙江呼兰,担任了大用井小学教员。由于教学成绩突出,知府黄维翰特提拔他为学堂长。他经常与赵文庆、李曰秋互相联系,交流情况。后来李曰秋与党人熊承基密谋在哈尔滨刺杀满清贝勒载振,事泄熊承基被捕,李曰秋改名远逃,赵魏也为躲避此案而返回山东济南,入存古学堂,等待时机,以期再举。

潍坊辛亥革命:上下求索毁家纾难救中国


潍坊晚报 作者:韩美懿

1905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在日本组织了同盟会,潍县籍在日本的留学生24人中,有14人参加了同盟会。他们回国后以兴办新学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武昌起义爆发后,潍坊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推举代表赴济南,与汇集于济南的山东各地革命党人共商山东独立及迎接革命军北上等问题。同盟会员在寿光成立鲁东革命指挥中心,筹划起义。诸城独立是潍坊辛亥革命的最高潮,虽然这次革命不足10天,但推动了山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光绪甲午中日之战,庚子八国联军入侵,创剧痛深,使中国陷入殖民地深渊。1905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在日本组织了革命同盟会,并明确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潍县籍在日本的留学生24人中,有14人参加了同盟会。他们回国后以兴办新学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武昌起义爆发后,潍坊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推举代表赴济南,与汇集于济南的山东各地革命党人共商山东独立及迎接革命军北上等问题。同盟会员在寿光成立鲁东革命指挥中心,筹划起义。诸城独立是潍坊辛亥革命的最高潮,虽然这次革命不足10天,但推动了山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寻求救国之道 14名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
  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光绪甲午中日之战,庚子八国联军入侵,创剧痛深,使中国陷入殖民地深渊。当时,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知道只有彻底推翻满清王朝,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为此,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首倡革命。
  兴中会曾有许多海外学子加盟。1905年,孙中山由美国赴日本,正值在湖南长沙因反清革命失败的黄兴、宋教仁也流亡到日本。他们欢迎孙中山于东京富士楼,在此,兴中会与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联合光复会,组织了革命同盟会。并明确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一时,中国17省有数百人加盟,其中,潍县籍在日本的留学生24人中,张柏庄、王善谟、齐树棠、张传一、李廷擢、酆洗元、张授臣、李绳其、李廷玠、张正坊、于均生、曹星五、于宗汉、尹效文等14人,经徐镜心、谢鸿焘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这14名同盟会员,王善谟、酆洗元家在潍县城;张授臣、齐树棠、张正坊、于均生、于宗汉家在寒亭镇;李庭擢、李廷玠、张柏庄、李绳其家在高里镇;张传一、曹星五家在固堤镇;尹效文家在南孙乡。他们成为潍县人中最早参加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们回国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会员。寿光王林肯、周廷弼,高密刘冠三,昌邑陈干等人也先后加入同盟会。
  回国纷纷办学学校内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鉴于当时满清政府对反清革命活动的戒备防范日益加剧,1905年,同盟会员就以兴办新学为掩护,在学校内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于恩波在昌邑创办育秀高等小学;诸城办起东武公学;王林肯、唐寿先在高密康家庄创办英林公学;郑天乙在安丘东关德育学堂组织革命团体,开展革命活动。邓天乙与刘冠三、王乐平等8人结为生死兄弟,分赴山东各地,组织发动革命,当时被称为“山东八虎”。1906年2月,同盟会会员潍县东关人杜佐宸、刘树声、张树棻等创立潍县东关中学。他们利用《民报》和《晨钟》周刊在师生中秘密宣传革命。1907年齐树棠到青州中学任教,发展学生赵魏、李曰秋等为同盟会员,成立同盟会本部,筹款购枪,准备举行起义。1910年5月,潍县同盟会会员杜佐宸、张树棻等在东关油坊沟街创办第一公学,在东关大街创办坤明女学,并创办智群书社,进行革命宣传。
  1910年,潍县东关公学与广文大学的同盟会员联系,成立同盟会潍县支部,在广文大学中发展会员。他们通过学生与安丘、昌邑、高密、诸城、青州等地的同志联系,推动和宣传革命。
  积极响应起义同盟会员组建民军筹划独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潍坊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推举代表赴济南,与汇集于济南的山东各地革命党人共商山东独立及迎接革命军北上等问题。同时潍坊各县的同盟会员积极组建民军,筹划独立事宜。
  同盟会潍县分会一方面在广文大学组织“大汉”共和学生团,与各县联系准备起义,同时鼓动潍县驻防军第五镇标统马良从速宣布潍县独立。虽然革命党人在驻防军中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多数军官的阻挠,潍县独立运动未能成功。
  1911年12月,赵化溥、王长庆等在寿光斟灌村化溥小学组织同盟会本部,设宣传、交际、军事、劝募四股,参加者300多人,寿光从此成为鲁东革命指挥中心。
  1912年1月7日,鲁东革命军1000多人聚集于青岛,革命党人赵魏、王长庆等人秘密筹划青州起义。他们公推赵魏为光复青州总司令,王长庆为副总司令,兵分3路,化装潜入青州。因起义计划泄露,18日赵魏路过青州城北的夏庄小学以东,被清兵瑞增开枪杀害。革命党人转移到外国人开办的青州神道学堂,在校内秘密集会,联络各地革命志士准备武装起义。第二天青州知府亲自督促人马巡查,捕拿革命党人,包围了神道学堂。革命党人见势不妙,便趁清军疏忽之机,安然退出。王长庆和邓天乙率革命党人撤出青州,转移到安丘高崖村(今昌乐南部),并决定与实力较强的诸城革命党人会合,夺取诸城县城。
  1912年1月27日,革命党人王林肯、班麟书闻知青州起义失败,连夜乘火车赶奔高密,与高密革命党人相互配合,经过激战,革命党人占领县衙,逐走知县王鉴清,高密起义成功。
  1912年1月30日,安丘、高密和景芝镇的起义民军与青州转战于诸城的革命党人会合,公推王长庆为民军总指挥,联合攻打诸城县城。2月3日,诸城独立。诸城独立不足10天便遭到反攻的清军镇压,但这次革命运动打击了封建势力,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912年4月,潍县东关公学教员张树棻等,联合潍县北乡的张柏庄等在校举行了同盟会潍县分会成立大会,到会者有700多人。大会选举张树棻、于均生为正副会长,张柏庄为评议部长,于联英为干事部长,郎诚斋、郎瑞东、杜珽等分任文牍、庶务、会计等职。此后各界人士,同情同盟会者日多,知识分子以不谈革命为耻。潍县同盟会成立几个月时间,同盟会员发展到300多人。
  1912年3月10日,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解除大总统职务。而后袁世凯恢复帝制,自称洪宪皇帝,辛亥革命流于失败。潍县的同盟会员再次转入地下,继续投入了反袁、讨袁斗争。

文学社与共进会


百年前的武昌起义,是湖北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发动的。这两个团体,都是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原本各自活动,后合而为一携手共图大业,一举成功。


  从日本归来的共进会
  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时期,曾在广东组织过三次反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至1907年6月近两年时间里,又曾发动过萍浏醴起义、广东黄冈举义和七女湖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鉴于在南方起义屡次受挫,同盟会中长江中游省份的部分骨干,如焦达峰、张百祥、邓文辉、刘公、孙武、吴玉章等,主张另行组织一个团体,以结合会党为主,专事在清廷统治较为薄弱的长江流域谋划起义。于是与各反清团体及会党首领串联,告之以上述构想,获得相当赞同并加盟。
  1907年8月18日,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清风亭建立,参加成立大会的近百人,主要成员为各地的哥老会、三合会、孝友会、三点会在日本的首领及同盟会会员,公推张百祥为总理,后由邓文辉继任。为何取名“共进会”,该会宣言中有明确表述:“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
  共进会尊孙中山为领袖,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只是将“平均地权”改作了“平均人权”。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军务、参谋、财政、交通、侨务、党务、文牍九部,各置部长一名,又制定三等九级军制,以十八星旗为革命军旗帜,旗式是:红底色、黑九角,内外两圈各9颗共18颗黄色圆星。红色与黑色象征“血”与“铁”,黄色象征与满清对立之汉族炎黄子孙,示关内18省汉族同胞抱铁血主义精神反清覆满。
  1908年秋,在东京的共进会主要干部,如焦达峰、孙武、刘公等先后回国,分头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联络志士,筹建组织。随着共进会机构及人员全部离开日本,1909年4月间,共进会总部在湖北武汉成立,选举刘公为会长,孙武为都督,设总机关于汉口长清里98号,后迁往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又在武昌胭脂巷11号设分机关。
  屡挫屡起再组文学社
  文学社是土生土长在湖北的反清革命团体,且资历甚长,其前身依次为1904年夏的科学补习所、1906年初的日知会、1908年冬的群治学社、1910年秋的振武学社。虽然一次又一次遭清廷镇压,但志士仁人们再接再厉,只是屡次改名以掩人耳目。
  群治学社遭破坏被迫停止活动后,人未尽散,于1910年9月中旬改名为振武学社。其时杨王鹏、李玉如等一批骨干已打入新军,他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以“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为名,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不料被协统黎元洪察觉,加以“秘密结社,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杨王鹏、李六如等开除军籍。振武学社的会务,由未暴露身份的蒋翊武、刘复基等接替。为掩蔽活动,“故伎”再演,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等借欢度1911年元宵节的名义,召集同志共游洪山,议决将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
  文学社设总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并在汉口、汉阳等处设立联络机关,蒋翊武任社长,王宪章任副社长,詹大悲、刘复基分任文书和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任文书员,邹毓琳任会计兼庶务,后增设总务部,张廷辅为部长。文学社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
  吸取了先前屡遭的教训,文学社特别严密组织,会员间采取单线联系;发展对象需经认真物色,严格考察,而且多为贫苦知识分子,及新军中最下层的士兵。
  两个团体各自运动新军
  共进会都督孙武、总理刘公等首脑人物,积极联络长江两岸会党,以会党中人为主体编为三镇军队,每镇设正副督统分别统率。然始料不及的是,1909至1910年间,湖北、湖南的几处会党不受约束,自行轻率起事,以致相继溃败。

孙武、刘公等感到会党散漫难制,单纯依靠他们起事,革命未必成功,遂将运动的目标转向武汉三镇的新军,指派会员以各种名义进入新军步、马、炮、工程、辎重各部,或当兵,或当差,在士兵中通过同乡结友,换贴拜把等方式,结之以恩,喻之以义,发展会员。
  其时,湖北新军大都驻扎在武昌城内外,共进会于是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联络点,由邓玉麟任酒楼经理,专门接纳新军士兵秘密入会。经由邓玉麟的建议,让孙武冒充孙中山的兄弟,众多新军士兵出于对孙中山的崇拜信仰,纷纷加入共进会,新军会员与日俱增达1500余人,其中以后来率先发动武昌起义的工程八营最为先进。该营革命军大队长熊秉坤在《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云:“百日之间,以全营兵数,计之入会者已将及半。”时新军步兵各营约500人。对于已入会的士兵,共进会总部以营为单位编为革命军大队,由总部指派的代表兼任大队长,下辖正队、支队。营代表都备有薄子,每有士兵入会,便记下“某某借大洋一元”,用来作为花名册,即使被当官的发现,也只当记的借账。
  文学社也将运动对象放在新军,借“研究文学”为名,派会员潜入新军当兵,统一领导下各自为战开展活动,又创办《大江报》宣传鼓吹革命,免费赠送各营、队(连)一份,以致文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入会者源源不断,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夜,在新军中的会员已发展到3000人许。据文学社参谋王华国的《文学社事实》载,社员总数在万人以上,包括军政学商及长江流域的江湖游人。
  文学社将新军中的会员统一编制:最高机关司令部,设正、副司令各一,由正、副社长蒋翊武、王宪章兼任。司令部设参议、参谋、副官、军需、军械、司书、书记。分布在各标(团)、营、队(连)的3000名会员,编成125个整队、480个支队,分属整队长、支队长领导,又在各标、营、队设代表,总管该标、营、队内会员的一切联络事宜,以及负责纯洁队伍,防止奸细混入。使人人谨记十六字宗旨:救我同胞,挽回民权,推倒满清,恢复中华。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社还已制定了“起义之计划”23条,该项计划由参谋拟订,参议认可,社长司令下达给各级代表知晓,供发难时遵照放行。
  共进会与文学社运动新军结硕果,其成员几乎遍及武汉三镇特别是武昌新军各标、营、队,形成了既有人又有枪械的反清武装力量,名副其实“今日清廷之精兵,不日乃我党起义之劲旅”。
  两团体合并共图大计
  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共进会、文学社首脑均认为,应是在湖北发难的时候了。然相当时间以来,两个团体尽管同在武昌筹谋反清起义,却各行其是各自规划、准备,因都在新军中发展会员,不免存在竞争、猜疑乃至矛盾。
  同盟会中部总会应时而生,于1911年7月在上海诞生,成立宣言中规定其任务为:取上海交通便利,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同志,统筹办法,收揽人才,分担责任,推覆满清政府,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他们寄共进会、文学社以厚望,指派总务五干事中的宋教仁、谭人凤,前往武汉居间斡旋。两大团体本是同根生,反清覆满目标一致,又都尊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经宋教仁、谭人凤晓以大义,通过多次联席会议协商,逐渐形成共识: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实行联合,以达胜利成功。
  1911年9月14日的联席会议上,共进会与文学社首脑决定合并为一,携手共图大举。随即组建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司令,共进会会长刘公为总理,共进会都督孙武为参谋长,下设军事、政治、参谋、交通、财政各部,由两个团体的骨干分任部长。又以文学社机关武昌小朝街85号为总司令部,共进会机关汉口长清里98号为政治筹备处,并在武汉三镇设立多处秘密机关,各司其职准备起义各事,其中汉口宝善里14号由孙武主持,专门制作炸弹。
  9月24日总部会议,定于10月6日起义。然由于突发意外事件,起义日期一改再改至10月9日晚上12点,以南湖炮队“放炮为号”。不料清军封锁城门,命令无法准时传到南湖炮队,也就未能按时发动。就在当天深夜,总部及各机关遭清军突袭,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遇害,有的逃走。清军全城大搜捕,分散在各营的革命军人人自危,统一组织指挥的起义流产。
  工程八营的革命军总代表、大队长熊秉坤不甘坐守待毙,暗中鼓动本营同志奋起一搏,以死中求生,并联络附近营区同志策应。10日晚上,武昌起义第一枪打响,熊秉坤带领本营革命军,抢占了楚望台军械库,邻近各营的革命军听到枪声即作响应,纷纷赶来楚望台汇合。
  革命军经过一夜奋战,占领了武昌全城,次日湖北军政府成立,第三日武汉三镇全部光复。捷报飞传,风起云涌,各省响应,辛亥革命烈火燎原全国。

2013年8月10日 星期六

巴东的两位英雄:邓玉麟;邓玉娇


 巴东的两位英雄:邓玉麟;邓玉娇
   
   齐彧
   
    巴东位于湖北西部,距三峡坝址64公里。可就是在这穷乡僻壤,一百年内出了两位英雄。
    这二邓并非兄妹,他们前后相差近一个世纪。
    邓玉麟是百年前武昌首义推翻清朝的首义功臣,1926年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1940年回故里巴东,1951年中共镇反被“误杀”,1982年获得“平反”。
    那些杀害首义元勋的无知地痞流氓,实际上是在替清皇朝复仇,恢复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当我们从韶山冲看到几百个身穿深棕色起大黑球马褂,戴著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礼帽的北方农民,齐刷刷跪倒在毛皇帝铜像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邓玉麟等烈士们的英灵祭告:你們的血白留了。
    邓玉麟烈士绝不是被中共“误杀”的第一人,就在离巴东不远的四川,23岁当上四川副都督的夏之时被中共枪杀。其前妻董竹君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依靠杜月笙,警备司令杨虎等社会关系救过不少中共党人的性命。
    类似这种恩将仇报并非偶然,据不完全统计,与他们同时被中共镇反杀害的名人还有近40位。其中包括血战台儿庄的抗日英雄王冠五将军。
    不知今日的大陆,还有多少人记得英烈们的名字?清明时节凄风惨雨笼罩在野草丛生的烈士坟头,还有多少人记得给他们烧几张纸钱?当二月河那些御用文人们编出一部又一部帝皇辫子戏,而统治者见了津津乐道,从中获得统治权术的精髓时,培养出的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昏君。主子给奴才的犒赏是近千万的版税。
    下面引用一段信力建《忠党爱国第一人――二月河》中的一段:“与贾平凹一样,二月河的着装打扮、语言方式和生活习惯都非常农民化,他们以此来显示其"朴实"的一 面。实际上,这是他们最狡谲的伪装,正如当年的"农民总理"陈永贵一样,虽然陈永贵连字也认不得几个,其政治权谋却远远高于那些博学古今的笔杆子——"伴 君如伴虎",田家英死于非命,陈伯达锒铛入狱,有汉奸劣迹的陈永贵却能平步青云。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奴在心者"的典型。有谁比二月河更热爱皇帝呢?有谁比 二月河更拥戴党国领袖呢?作为党代表之一,二月河曾经在党代会上痛哭流涕地挽留江泽民继续留任,大声疾呼:"没有了'江核心',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呢?"作 为人大代表之一,二月河故意当着记者的面,将那只填写过选票的签字笔珍藏起来作为"传家宝",并郑重其事地对记者说:"党心民心共一心。有这样意气风发的 气概,任何艰难险阻也拦不住我们迎风疾行的步伐。"也不枉他通读数千万字的清宫密档,方练就此种刀枪不入、飞檐走壁的"大内武功"。
      历史可以成为奴才向主子献媚时可资利用的佐料,也可以成为自由人反抗暴政时取之不尽的源泉。二月河曾经说过,他不能接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年 轻时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了很多次,都没有读进去。"他反问说:"这是为什么?"他没有给出答案。他也不能给出答案。因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 平》才是真正的诗史,在这部诗史当中,主人公是那些热爱自由并为自由而献身的贵族与平民,沙皇反倒成了配角。在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内的托尔斯泰的许多作 品之中,沙皇都是以小丑和暴徒的模样粉墨登场的,托翁对装腔作势的沙皇们从来都是鞭挞与嘲讽。虽然他本人也是贵族阶层中的一员,但借助深沉、坦诚、对自己 毫无遮蔽的文字,托尔斯泰传达着他高尚而坚定的信念:"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这样的信念显然超越了二月河所能理解的范畴。 奴才无法领略自由的滋味,正如夏虫不足以语冰。所以,二月河才会觉得《战争与和平》不忍卒读。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中国无托尔斯泰及《战争与和平》, 二月河及其帝王小说遂窃取了"诗史"的名份。而有什么样的读者群体,才孕育出什么样的作者,奴才与奴隶是互动的。只有奴隶普遍觉醒了,二月河式的奴才作家 才可能销声匿迹。”
    信力建一针见血的指出:“毛~zhe~东死去的时候,全国上下一片哭声,似乎时间都终结了。皇权意识不离开中国,民主自由便难以降临中国。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且还具有"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二月河却在作品中为皇帝们招魂,他的所有作品都在传达此信息:谁比我更爱皇帝?”
    今年巴东女杰邓玉娇杀贪官,一下子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二月河之流们可能不知道,平民百姓是不畏皇权的,如果换作二月河,他一定乖乖地退下裤子,完事之后还要好好回味一番。
    再过两年,就是辛亥首义一百周年,笔者相信,不管他身上有毛没有毛,必然显出原型,帝皇思想最终必将从中国消除,中国人民需要的不是皇权,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共和政体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