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學者：假若沒有朱德 毛澤東有可能變成土匪（1）

核心提示：朱德的傳記中寫道：他“曾經見過毛澤東一次，不過是在秘密會議的昏暗大廳中遠遠相對而坐，沒有真正見過面”。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次會面。一個共産黨歷史學家略有些誇張的説：假若沒有朱德，毛在以後的生涯中有可能變成一個土匪……然而，更為確切的假設應是，如果沒有這種團結，毛的最好結局是當一個不受信任的省級領導人。

                                      

　　在突遭國民黨左派的排擠之後，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共産黨同伴在九江舉行緊急會議，商討他們的前途。由於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陳獨秀未能出席會議，他被從中央領導中驅除出去，當了黨和俄國顧問們（或按一些説法是俄國主子們）失敗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黨的總書記，他是個受過俄國訓練的新聞記者。毛再度進入中央委員會。在會上，他向他的同志們指出了武裝鬥爭的必要性，會議接受了他的意見。在此之前周恩來、賀龍和朱德已在南昌發動了秋季暴動，後來，這一天被作為紅軍的正式建軍日來慶祝。

　　會後，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貨車前往長沙，受命去組織湖南省的秋收暴動。他必須使省黨的組織從國民黨中脫離出來，在那裏創建一支農工革命軍。在重組的共産黨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進的暴動計劃，這個計劃比中央委員會所指示的建立農村根據地和沒收地主財産走得更遠。

　　毛在寫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中主張，應高高地打出共産黨的旗子，建立工農根據地。他寫道，我在調查中：“知道湖南的農民對於土地問題一定要全盤解決。”他建議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在內”，按共同的標準，公平分配給願意得到土地的一切鄉村人民。中央委員會警告毛這些是不對的，但毛拒絕服從黨的政治決議案，在秋收暴動中摻入了自己的主張。

國民黨方面稱：毛的賄賂起了作用

　　9月9日起義爆發，毛將參加暴動的安源煤礦工人、地方農民自衛軍，以及脫離了國民黨的持不同政見的軍隊編成四個“團”。可是，毛本人卻不能對這支部隊行使有效指揮。當他在整頓這四個團時，被國民黨民團抓到並解往民團總部，準備與其他共産黨嫌疑分子一起處決。他後來回憶道：“我從一個同志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我遭到槍決，于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200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裏去。”

　　毛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他在那裏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他，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

　　“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裏的時候，我的口袋裏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毛的農軍中埋伏 400余人構成紅軍的開端

　　最初幾天起義進行得很順利，許多重要城鎮落到了起義軍手裏。然而，長沙的工人並沒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樣，起來支援農民。當兩支已脫離國民黨的部隊決定在他們之間開戰後，力量單薄的起義軍就面臨內部火並的危險，於是，安源礦工差不多都被消滅了，毛的農軍也中了埋伏。

在起義爆發後的一個星期內，毛不得不放棄毫無希望的整個行動。正如他所承認的，“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準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在起義中，共産黨殺掉了許多國民黨人，並燒了他們的房屋，而這些人在統一戰線時期被稱之為同志，所以，湖南當時流行著這樣一支諷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頭！

　　燒，燒，燒！同志燒掉同志的屋！

　　在瀏陽縣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義軍的殘部，前敵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9月20日毛率領他們向井岡山進軍──沿途趁勢釋放了被監禁的共産黨人，並打開公倉，把糧食分配給農民。

　　儘管他的部隊在蘆溪突遭襲擊，但毛在9月底還是把他們重新集合起來，並在永新縣三灣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將殘存的400余人整編成一個團，在部隊中實行民主，由黨掌握軍隊，廢止打罵，士兵有開會説話的自由，在另一種意義上説，這才是紅軍的開端。

　　從文家市經三百多英里的行軍，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團到達了湘贛邊界上的井岡山，這個地方對於他來説，不僅僅是以後幾年中時斷時續的一個山區根據地，而且也是他此後全部事業靈感的源泉。

　　毛被免職中央委員會批評毛“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

　　後來，毛斷然把1927年的悲劇歸罪于陳獨秀（中國人）和兩個共産國際顧問羅易（印度人）和鮑羅廷（俄國人）。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應負最大的責任，而鮑羅廷“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産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也下令這樣做了”，共産國際的印度代表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可是他只是站著而已”。羅易是個蠢貨，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而羅易則指責毛是一個頑固和有意阻礙我們的革命計劃的、完完全全的動搖分子，因此將他免職。

称雄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5）挣扎的荣辱

挣扎的荣辱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背景之下，蒋介石积极部署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动、并以“宣慰”名义、派遣闲散高级官员分赴原敌战区了解情况，宣告政令，以巩固那里的国民党统治。为此，陈济棠与李文范一起，受命为“两广及台湾宣慰使”。12月13日，陈济棠离开重庆，南下两广，执行宣慰任务。在离开重庆前，他向蒋介石建议，不可与共产党和谈，认为国民党完全有力量消灭共产党军队。陈济棠首先到广西桂林、柳州、梧州等地进行宣慰，然后他于1946年初与李文范分道宣慰海南与台湾。宣慰结束后，陈济棠与李文范联名汇报中央，宣布宣慰工作结束，但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是年8月，陈济棠回到广州，与旧部创办了珠海大学（后迁往香港，更名为珠海学院），他亲自担任学校的董事长。+ j3 S0 F8 w- w- T( e  _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而又不甘心失败的背景下，为把海南岛建成重要的反共基地，国民政府决定把海南划为特别行政区，委任陈济棠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兼筹委会主任委员和警备司令等职。陈济棠上任后，提出“军事新生”、“政治新生”、“社会新生”、“经济新生”四大口号，企图在“新生”的旗帜下把海南岛建成反共的基地。他极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在广州负隅顽抗，并计划在海南岛编练三旅军队，还两次派兵大举“进剿”五指山区冯白驹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均遭失败。5 v4 D0 M3 ^$ N3 L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国民党广东当局向海南岛溃退，薛岳、余汉谋分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的陆、海、空三军，而陈济棠则受排挤，下令他专门负责民政。尽管陈济棠及部将对此人事安排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接着，陈济棠派李敬扬携带他向薛岳、余汉谋移交军权的亲笔函赴重庆面见国民党政权首要蒋介石和阎锡山，并由余汉谋亲往台湾行政院办理权力交割手续。陈济棠在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时刻，仍以“党国”利益为重，服从命令，和平移交军队和地盘，甚得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赞赏。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海南战役，在解放军渡海成功，国民党在海南的统治覆灭之时，陈济棠为争取台湾援助，扭转败局，电请蒋介石准许他去台湾面报情况。4月24日，陈济棠与王叔铭同往台湾，向主子蒋介石报告了海南军事紧急情形，并请求增援，但蒋介石不同意。第二天，陈济棠受命返回海南，将6万多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到台湾。! x, x" N) G/ s- {1 V
　　陈济棠逃往台湾后，历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国民大会代表等职，而且享受了蒋介石登门拜年的“殊荣”。但位尊而无实权，成为国民党高级赋闲官僚。1954年11月3日，陈济棠因脑血栓病死于台北，终年64岁。9 g8 o& F5 Q,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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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福桑梓3 |* z5 {" H0 e6 Z

　　陈济棠和莫秀英（茂名人）是一对闻名国民党军界的恩爱夫妻，彼此都十分热爱家乡，共同为各自的桑梓建设事业做出了令家乡父老难以忘却的贡献。
　　一是围海造田，发展农业。1922年，陈济棠出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之时，家乡父老请他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根据家乡人民的要求和愿望，陈济棠认为防城县面临北部湾，海湾滩涂辽阔，可以筑基围田，以缓解农民无地、少地的问题。于是，他与胞兄陈维周商定，筹集资金，在防城沿海地区围海造田，从1922年至1947年的20年间，先后在江山乡的马栏基、两头龙、三木湾，附城乡的沙潭江，茅岭乡的大坝等处。。。。。

浅论兵变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孔明曾云，“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也就是说，治边境保国土、匡救大乱、诛杀暴逆、存国家、安社稷是军人真正的天职。 

但是在中共国寨统治下，军人却成了中共残害人民的爪牙，从文革到六四屠杀，从屠杀藏民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军人都充当了刽子手，在中共的统治下，军人成了中共策动社会祸乱的源头，已经彻底变异为马列魔族的爪牙。徒有“人民解放军”之名，而行“党卫军”之实。 

江鬼出卖国土军人缄默，六四屠城中华应难，屠杀法轮功冲锋在前，是中共国寨军人职业者洗不去的三大耻辱，也是中共国寨军人完全蜕变为共产邪灵恶奴的象征。 

然而，在中共军队内，也不乏正义之士，或怀宝而不得重位，或高才卓绝而不达其道，或身居高位而明哲保身，或有胆有识而待机行变。尤其在三退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军人深刻的认识到了中共邪灵的本质，开始从内心否定中共邪党，主动加入三退和退军勇士，这无疑是给中共邪党敲响了丧钟。兵变，这种军人在特殊情况、特殊时期下的特殊职能，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中共体制内的军官自己看的最清楚，胡锦涛已经彻底丧失了改革的主动权，彻底放弃了“军委主席”的身份动兵逮江、解体中共的先天优势，他还放弃了中国过渡政府给予他的最后自救机会，并且他还在逐步的丧失着执政能力和对军队的控制力，做着带领中国重返毛时代的荒诞梦。 

那么，是时代在逼迫军中义士发动兵变，洗刷耻辱，用实际行动解体中共执政躯体、以最小成本让中国社会平稳过渡的方式向中国人民赎罪，除此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所以，个人认为作为一个有志军人，首先对下述几个问题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1、兵变的对象是马列魔族政治机器 

需要认识明确的是，国寨之现状，是被马列魔族已经彻底亡国的现状。相比历史上汉族王朝南宋、明之亡，程度尤甚。南宋、明之亡，实乃失土，而中共不仅出卖国土、分裂祖国，而且诛灭我华夏文明，以流氓政治机构，视百姓为兽，亡国之惨烈，古未有之。中共也害怕军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军人实施强制洗脑，以党代国，教育军人的时候让军人要先忠于党，党永远掌握枪。那么，认清自己是中华儿女而非马列子孙，是兵变成功的认识基础。兵变的对象只能是马列魔族统治中国的政治机器。 

2、兵变的目地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不让中共再屠杀中国人。 

兵变，总有一个目地，作为兵变的发动者，最起码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理想，或大同的，或自私的。说实话，虽然作为军人，确实没有军人热爱战争，因为战争就会流血，就会有死亡。所以，兵变的目地一定是为了和平，看当前中共国寨现状，兵变就是彻底停止共产党屠杀我中国人。 

每时每刻，百姓房屋被强拆、退伍军人被逼绝路、农民失去土地、工人失业、访民被关黑监狱遭受折磨、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罪行在不停上演，每一秒中共都在杀人，每一秒中共在向中华民族犯罪。 

毫无疑问，凭借哪个人的个人力量，凭借中国社会哪个团体的力量，无法迅速结束中共邪灵统治机器的屠杀惯性，这也是绝大数人看到的事实；担心军人大开杀戒，伤及无辜，或造成中国军阀割据、军事独裁，这也是大多数人所担心的；到底该不该发动军事政变，胜算如何？这也是军中义士所犹豫的。 

所幸的是，泰国军事政变已经完全回答了上述三个疑虑，活生生摆放了一个可行性样板给中国参考：无一人伤亡的、快速的结束非法政治强制力并且迅速实现政权过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所以，以彻底解体中共、彻底停止中共屠杀中国人为目标的兵变，顺天意，得民心，必将获得成功。 

3、兵变策划者一定要主动三退 

中共是“邪灵”，不是随随便便杜撰出来贬斥中共的名词，而是中共自己的所作所为除了让人觉得用“邪灵”来呈现它的本质之外，再没有更好的词。以前搞民运的人，写了很多文章骂中共，都骂不到点子上，他们自己也觉得无力。无非是“暴政”、“独裁”、“专制”这样的词语。越反共中共越强，直到《九评共产党》的出现彻底扭转了这种被动局面。 

那么，作为欲谋兵变的军中勇士，试想一下，在中共是邪灵的前提下，你背着一个邪灵去发动兵变解体邪灵政权，那不是闹笑话吗？难道不觉得危险吗？而且，三退是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的第一步，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不影响解体中共的事业，三退是必要的。 

以滚石之势解体中共魔族的统治惯性，以菩萨心肠匡救中华子民于危难，盖世奇功，万古未有，谁来鸣这第一枪？祝你成功！ 

未来中国大学研究生部 燕云 

称雄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4）发动“两广事变”

发动“两广事变”# x; g3 ?& N: h/ U$ Q7 S

　　1936年5月13日，西南两部委的精神领袖、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病亡，两广实力派失去了一面大旗。蒋介石决心乘胡汉民去世之机，解决西南的分裂行为。而胡汉民至死不忘抗日、反蒋、反共，正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实力派头面人物的需要，他们的反蒋之情溢于言表，于是在西南掀起了新一轮反蒋高潮。
　　就在胡汉民逝世后不久，蒋介石电令陈济棠，请其四哥陈维周去南京，直截了当地要陈维周向陈济棠转达三条意见：先协助广东出兵解决广西桂军，然后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广东维持原状。接着，蒋介石派孙科等人去广州，以给胡汉民吊丧为名，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中央重黝任命，取消广东货币毫洋，统一使用中央银行法币等要求。这无异于要陈济棠交出广东和西南的权力，使两广完全受蒋介石中央的控制，这当然是陈济棠不能容忍和不能接受的。, o( c$ J- e% i
　　正当陈济棠焦虑不安时，对蒋介石早已积怨甚深的白崇禧也以奔丧名义抵达广州。他竭力怂恿陈济棠举兵反蒋抗日。白崇禧大谈蒋介石如何不得人心，内部如何互相猜忌，财政如何困难，以加强陈济棠的反蒋信心和决心。接着又讲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进攻，又要防止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陕西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要抽调大军对付陕北红军，蒋介石无力进犯广东。如果陈济棠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全力支持。而且，白崇禧还说，湖南何键同他们有联系，只要举起抗日大旗，挥师北上，湖南决无障碍，舆论也会支持，蒋介石没有理由和能力阻击我们，我们的大军到武汉后，采取昔日大革命战略，移师东下，攻占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并可争取日本的同情和帮助。白崇禧的这一番话，使陈济棠听罢心里直痒痒，他决心大干一场。
　　陈济棠的四哥陈维周及阴阳术士翁半玄、詹天眼等曾向他说过蒋介石气数将尽，此时扶况又得“机不可失”签言，认为昭示大事可行。一向迷信相术的陈济棠乃决心先发制人，他以请缨抗日为名，联合桂系力量实行反蒋。' F  X" A6 K; ?+ M
　　5月16日晚，陈济案约在广州的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延桢等到梅花村公馆商量反蒋大计，向他们灌输白崇禧的反蒋计谋，要他们先研究，后作详谈，但要暂时严守秘密。此后两天，各高级将领分别去见陈济棠，然而有人表示赞成，有人表示反对，有人表示怀疑，也有人主张要提防被“小诸葛”白崇禧暗算。5月19日晚，陈济棠召开近20人参加的军事长官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反蒋大计，并请白崇禧与各将领见面，以作反蒋思想动员。白崇禧向与会者打气说：“我们在这个时间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军事、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心以全力支持。”陈济棠也强调：抗日反蒋是我们的一贯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别无选择，而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以担当这一重任。陈维周接着介绍了自己与日本驻粤领事接洽情况，并说我们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必将取胜。
　　陈济棠原以为，他的以抗日为旗号的反蒋大计，会获得两广部将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但是，他没料想到，他的部将们听了他们的话以后，居然都很惊讶，默不作声，尤其是陈济棠的手下大将余汉谋在沉默片刻后还起面劝阻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等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蒋介石较量没有必胜把握，需要详加考虑。会后，有些将领甚至表现出要推翻陈济棠的倾向，要请资望较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对陈济棠。! `/ A% A) ]4 u8 K0 |1 a  B
　　5月26日，陈济棠不知受了何人的劝告，忽然改变态度，要余汉谋、张达、黄延桢等转告各师、旅长，将反蒋一事取消。但正当这些将领们如释重负，准备返回驻地正常指挥部队训练和防务时，30日晚上陈济棠却又变了卦，他来到正在举行饯别国防将领宴会的余汉谋公馆，出乎意料地大谈抗日反蒋的计划，强调抗日反蒋的一贯主张。陈济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抗日反蒋大有前途。他还告诉各将领，此次反蒋，不但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的精诚合作，而且湖南的何键也同意一起出兵合攻武汉，如此有利时机，不干何待！为此，陈济棠还作出了大体的军事部署，命令各师、旅长回防地做切实准备，而各军长则留广州作进一步的军事谋划和部署。! b9 b7 ?2 B* p" f
　　经过近半个月的策划，陈济棠于6月1日指使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开会决议呈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出兵抗日，并任命陈济棠、李宗仁为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总司令、副总司令。6月2日，在陈济棠的授意下，西南两部委对南京发电，指出在日本加紧侵华的“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否则民族“别无出路”，呼请全国督促南京当局领导全国从事抗日。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以第一、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率粤桂将领30多人发电，拥护西南两部委的决议，请西南两部委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接着，粤、桂军分途向湘、赣边进发。这就是“两广事变”。该事变的发生，反映出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尖锐化、白热化，而发生在民族危亡之秋，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在客观上起到了逼蒋抗日的作用，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H% p$ i% V) U* u
　　事变发生后，陈济棠一面派人联络各省军阀，一面扩充实力。但第一集团军内对反蒋态度不一，各军将领各有自己的打算，有些人不愿意参加这次行动，有的甚至密谋推翻陈济棠，广东空军对陈济棠聘请日本顾问颇为愤慨，这预示着陈济棠这次反蒋的前途大为不妙。0 ]5 |  s5 [2 M( c
　　“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一面故作镇定，致电陈济棠并发表谈话，强调“救国必先团结”，提出召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人出席共同商决一切，以作缓兵之计；另一方面则紧急秘密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设法拉拢余汉谋等部将，收买广东空军，进行分化瓦解。6月初，陈济棠的部将莫希德、李煦寰、李洁之、李汉魂、邓龙光等，准备请余汉谋由广州返回赣南的第一军驻地，对陈济棠实行兵谏。后由莫希德、罗梓材取得副军长李振球的同意，秘密向各级军官进行反陈济棠实行兵谏的思想动员。7月4日，余汉谋以接到参谋长罗种材电请回赣主持第一军军士教导队毕业典礼及准备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为词，取得陈济棠许可，由广州回到大余。余汉谋一到大余，立即召集第一军将领开会。会议决定，一面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一面将兵力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济棠实行兵谏。- \4 z7 x! W5 {" A* X3 {& w
　　7月6日，余汉谋等人北飞南京，出席五届二中全会，并向蒋介石效忠。蒋即委任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并发给活动费2000万元，令钱大钧、李诚等协助余汉谋回粤收拾残局。12日，余汉谋飞回大余后，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于13日决定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并发表对余汉谋的委任令，以取代陈济棠的地位，同时下令撤销了西南两部委和第一、四两个集团军。14日，余汉谋宣布就职，发表通电，限陈济棠24小时离职下野。在此前后，第二军副军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也挂印离职赴香港；李洁之、董涛等也到香港联名通电反对陈济棠；而西南两部委的萧佛成、林云陔等显要亦纷纷走避以示决绝。此外，陈济棠苦心经营起来的被认为是王牌、国内无敌的空军，由于蒋介石的分化瓦解，6月底已有一个中队北飞南昌投蒋，飞行员走了十余人。至7月18日，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等分乘教练机三架飞抵香港机场降落，各大、中队飞机72架先后北飞至韶关、南雄机场降落。蒋介石闻讯电促北上，20日便全部飞到了南昌。) G& \: ]5 x9 M3 j/ p" f; P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于7月18日被迫宣布下野，他将所剩全部军事力量和从意大利订购的价值700万港元的飞机、从法国订购的全部军火以及300余万元的公积金、补发官兵所有军饷与另发半个月伙食费的款项等，托付给林翼中和李敬扬负责，向即将进入广州的余汉谋等人移交，然后携款2600万元，乘坐英国军舰“蛾号”悄然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出走时，陈济棠给余汉谋拍了一个电报说：“济棠诚信未妥，救国主张无方贯彻，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4 G& v" ]: F# _7 p7 Y. M% F
　　7月24日，余汉谋率军进入广州，开始接管广东权力。他撤销了五个绥靖委员公署和五个军司令部，将部队整编为十个师和一个教导旅，保留了所有特种部队，将燕塘军校、石井兵器制造厂、潖江制炮厂等交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接办，这些部队后来在抗日战场上起过一定的作用。南京方面，以还政中央厉行统一为名，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养甫为广州市长，并改组了广东省党部，蒋介石还于8月亲自到广州坐镇一个月，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这样，“南天王”陈济棠掌握的广东大权重新落入蒋介石的手中，广东的统治者由国民党的地方军阀变为中央军阀。陈济棠从“南天王”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这是他个人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陈济棠的下野，西南半独立的局面从此告终。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其实质是对内剿共灭共，镇压异己势力，对外向日妥协退让。因此，抗日反蒋对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来讲，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日本是中国人民的仇敌，蒋介石卖国可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抗日是必须的，反蒋也是应该的。陈济棠等人发动的“两广事变”客观上起到了逼蒋抗日，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的作用。蒋介石看到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不但会遭到中共、国内外进步势力的反对，而且也会遭到内部力量的反对，对自己的统治不利。“两广事变”结束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提出了取消《塘沽协定》和《上海停战协定》，停止日本飞机在华北自由飞行，取消冀东防共伪政府，反对在华北建立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权组织等要求，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由一味妥协退让转向较为强硬，这些同陈济棠发动的“两广事变”不无关系。% Y; e( Q( ~$ _! V3 f, `
　　中共中央对“两广事变”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指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活动”，是值得称道的壮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专门讨论了“两广事变”，决定支持两广的北上抗日和反对蒋介石派兵南下对两广北上部队的阻击，并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12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为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把“两广事变”的领导人列入了国民党中“决然揭出正义之旗”的“抗日救国之贤豪”行列，称“两广事变”为反对蒋介石降日卖国的三大事件之一。由此可见，陈济棠在两广事变中是失败者，但他所进行的反蒋斗争，对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9 l. H/ o& e1 U3 \: H
　　
　
　抗战情怀( w1 m- Y* b) `1 v; {/ 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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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汉谋入主广东后，担心陈济棠寻机回粤召集旧部，复辟“南天王”统治，因而想方设法促他出洋，消除后患。识事务的陈济棠主动派人到南京，表示愿赴欧考察。蒋介石非常高兴，不但同意他出洋休养，而且嘱咐外交部为陈济棠办好出国护照等事宜。1936年8月30日，陈济棠在林翼中等人的陪同下，从香港出发赴欧洲进行历时一年的考察，访问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捷克、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等九国。欧洲之行，陈济棠达到了休闲颐养的目的，也增长了不少见识。陈济棠在欧洲考察期间，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10月发动了为蒋介石祝寿的“献机”运动。陈济棠获悉后，为与蒋修好，他将价值200多万元的军火、机器订单和现金1000万银元献给蒋介石。蒋介石也因此去电嘉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原本接受美洲华侨邀请，去北欧和美洲访问的陈济棠取消了访问的打算，从瑞士赴巴黎，协助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请法国人演讲，控诉日本罪行，并催促法国商人迅速交付他以前订购的军需品，以应国内抗日之急需。途经意大利时，他请中国驻意大使刘文岛以700万港元向意大利洽购飞机。陈济棠虽身在异国他乡，但心系中华的爱国之心、爱国之情令人起敬。  D' h. v8 C% i
　　是年9月初，陈济棠从欧洲返回香港，受到广东当局代表的热烈欢迎，继而他进入广州。此时，南京政府电催他赴南京共商抗战大计。不久，陈济棠便飞赴南京，向蒋介石表示共赴国难之诚意，并请蒋介石原谅以往的错误。蒋介石表示要齐心协力，共御外侮。在南京期间，陈济棠在白崇禧等高级官员的陪同下，视察了南京市郊的防御工事，他认为工事不合时代需要，南京不可守，得到了何应钦、白崇禧的赞同。这些表现说明，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陈济棠已经消除了同蒋介石的隔阂。+ F( ^' h) F4 l, D! Q0 @/ L
　　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陈济棠于武汉会战前夕建议蒋介石派孙科、宋子文、王宠惠分别前往苏联、美国和英、法，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有利于中国抗战。这期间，陈济棠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1939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经蒋介石提名，陈济棠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陈济棠又被任命为农林部部长，7月22日正式就职。以后，他主持拟订了《中国农业施政计划》，筹划发展后方农业、林业、渔业、牧业和垦殖业等等。他效法外国的成功经验，将农林部迁往离陪都重庆30余里的新发乡，办公室设在庙宇和新盖的几间茅屋中。为适应抗日战争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陈济棠在农林部内设置粮食增产委员会，他兼任主任委员，亲自抓增加粮食生产大事。在农林部，他任人唯贤，破除任人唯亲的陋习，确定农林部的领导人选。
　　但是，由于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大片领土已遭日寇蹂躏，全国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农林生产一片萧条。陈济棠虽有一片热情，但也难有作为。为此，他任职刚满两年，便无心眷恋农林部长职位。1941年7月，他请假赴港探望病妻。当日本侵略军于12月进攻香港之时，他被迫化装逃离香港，辗转回至重庆，不久正式辞去农林部长职务。6 f3 N* n' h3 B# J/ P2 F1 c1 [& G
　　此后，陈济棠追随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会见旧部将香翰屏时，他要他们向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施加压力。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上，陈济棠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称雄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3）创南天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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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济棠执掌广东后，采取各种措施，以巩固和扩展自己的统治地位。9 Y6 D3 N$ d; i# v' {
　　首先是扩充军事力量，发展广东地方实力。陈济棠一方面尽力招兵买马，网罗将才；另一方面则扩充编制，改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使其陆军突破15万大关。1934年红军长征后，陈济棠为了日后与蒋介石较量，暗中再次整训部队，他将独二师、独三师、独四师分别改编为第一军的第三师、第二军的第六师、第三军的第九师，把李振球、黄延桢、莫希德、谭朗星分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第三军副军长和第一师师长、第七师师长，警卫旅也由琼崖调到从化。命令所有部队就地整训，大量补充新式武器，使粤军战斗力明显增强。9 h! i+ @" g6 [) K& S5 Z
　　在建立和充实第一集团军的同时，陈济棠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加强自己的统治，于1932年在各绥靖区设立了政务处、军事处、军法处和总务处，以军统政，使之成为军政合一的机构，且命令各县成立警卫队，作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1933年初，更在广州绥靖公署内增设主管全省各县市警卫队的权力机关警务处，专责监督、检查各县市编练处警卫队的整编训练工作。据1936年初统计，广东全省的警卫队共有一个大队、8847个中队、2785个独立小队、33个独立分队，拥有官兵106万多人。这是陈济棠对付省内各种地方异己势力，巩固后方的一支庞大武装力量。
　　陈济棠明白，要想稳住广东地盘，进而同蒋介石抗衡，仅有陆军第一集团军和警卫警察部队，是很不够的。于是他又注意建立广东的海军和空军。# f$ [  R5 P/ q, J! W. O* S
　　宁粤分裂之初，陈济棠为拉拢各派共同反蒋，曾将由陆军首脑节制指挥的广东海军、空军划出来，成为一个独立体系。由陈策成立海军总司令部，接管各种舰艇、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成立一个团的陆战队驻守琼崖；由张惠长成立空军总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及空军学校、一个团的地勤部队、飞机场、修械厂和仓库。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重新掌握广东的陆海空军大权，对海、空军进行兼并。) X0 b4 H: Q. _; L9 j3 |- k% _1 @6 T) G
　　1932年4月30日，陈济棠乘张惠长离穗赴宁之机，下令撤销其空军总司令职务，任命黄光锐为空军总司令，直属于第一集团军。5月3日，又通过西南政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广东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部归入第一集团军，相继任命冯悼勋、邓龙光、张之英为海军总司令，海军副总司令兼虎门要塞司令则由张达、李洁之担任。由于空军早已为黄光锐所控制，加上张惠长远在南京，陈济棠对空军的接管比较顺利，但海军则不然。陈策、陈庆云和多数较大舰只的军官反对陈济棠的兼并政策。为此，陈策命令“中山”、“坚如”等数十舰集中于虎门外的唐家湾和伶仃洋一带，“飞鹰”等舰逃往琼崖海口，并在那里成立海军行营，任命陈庆云为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部总参议，与参谋长陈鼎一起，固守海口，作为反对陈济棠的一个基地。陈济棠在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乃派了纪徐率领空善学校教学条件与环境。: i( ~  P' S% e" L/ `
　　三年计划的重点在于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政治、交通、经济、教育四大类别。政治建设包括安定社会，安顿百姓，各县市成立地方自治机关，建立并完善城乡救济机构和救济事业。经济建设包括农林、桑蚕、渔业、矿业、工商五大类。交通建设涉及公路、铁路、航运、通讯、航空五个方面，教育建设事业包括六项任务：推广义务教育、扩充中等教育、为提高就业素质发展职业教育、推广师范教育、增加高等学校、推行社会教育等等。
　　陈济棠利用广东较安定的环境，制定和实施三年施政计划，这与只知争权夺利抢地盘，而不知搞建设的其他军阀相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难能可贵的。
　　进行三年施政计划建设需巨额资金，而就当时广东实际财政情况来说，确实无法承受陈济棠这三年计划的沉重压力。据统计，从民国元年到1929年的18年中，年平均财政赤字为1514．5万元，1930年和1931年为443．9万元。到1932年5月，积欠军饷已达六个月而无力清发。" y' G% Y. s- d2 w. i
　　为扩大财源，陈济棠进行财政改革，借以打开财政新局面。1932年5月，他撤换了蒋介石安插的省财政厅长冯祝万，改命心腹区芳浦为财政厅长。区芳浦走马上任后，随即整顿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并严追欠缴税款。同时整顿烟、酒、地税和赌捐等税收，开征进口农产品、杂项专税等新捐款，推行捐税承投制度；同时，走私洋糖和化肥，控制金融，广收白银，利用侨资侨汇，举借债务和发行金库券，推行合作社及义仓制度，秘密向苏区输出食盐以牟取暴利，以工养工，即用工业赢利兴办工业。这些措施拓宽了财路，增加了省库收入，使投入建设事业的经费逐年增长，为三年施政计划的实施奠定了财政基础。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进行地方性的实业建设，人才和设备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济棠重视知识，重用知识分子，引进设备和人才，努力培养自身的技术力量，从而使他的实业计划得以实施。+ e3 `4 B4 C- [% O" }/ [( s1 L: J
　　陈济棠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重用和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方面。只要是专家或有一技之长的都被提拔重用，让他们掌握工业部门的经营管理大权，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才干。如冯锐，于1931年由古应芬推荐入仕途，兼任农业局局长职务，与陈济棠接近。1933年，冯锐建议开征进口农产品、杂项专税，以取代洋米进口税，为陈济棠争得大量税收而深受陈济棠赏识。随后，冯锐又根据广东适宜种甘蔗的自然条件，建议陈济棠从办糖厂入手，发展实业，令陈叹服，使广东的制糖业有了较大地发展。冯锐与陈济棠之间由于建设广东方面的合作，建立了亲密关系，陈济棠从中大获其利，冯锐也成为陈济棠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除了积极引进现成科技人才之外，陈济棠还努力培养人才。为此，他开办有大中小学和技术训练班。如在省营糖厂开办糖业人员训练班或训练所，培养了60多名技术人员。
　　由于当时中国技术落后，陈济棠还从外国引进了大批先进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工程技术人员。据说，陈济棠当时所办工厂的设备是中国最现代的，也是世界一流的，但这些设备都购自外国。根据生产需要，陈济棠还引进一些工业原料，如化工原料、澳州羊毛和菲律宾、瓜哇、台湾等地的优质蔗种。引进技术人员方面，陈济棠惟洋人是崇，盲目引进外国技术人员，而对本国技术干部重视不够，以致创办的新式工业弊端丛生。这给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如潖江兵工厂由于设计有问题，炮厂厂房尚未交付使用便倒塌了。$ {# Z% d1 F: u- F
　　陈济棠在他统治广东的时间里，一直把广东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地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h# K2 t7 S: _- N
　　第一，建立了一批民用和军事企业，初步形成广东独立的经济体系。属民用的企业有西村士敏土厂、西村电厂、西村电解厂、西村新电力厂、河南纺织厂、南石头造纸厂、新造精厂、市桥糖厂、顺德糖厂、揭阳糖厂；属军垦系统的有东莞糖厂、惠阳糖厂、辞城发电厂、增涉自来水厂等；属军事工业的有潖江兵工厂、手榴弹厂、防毒器具厂。这些企业，门类广泛，但其重心是制糖工业。8 R$ l6 L' [) h8 B; D
　　第二，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初步建立起广东的交通网络。在公路运输方面，1934年广东的公路增加到1．3万公里，比陈济棠统治前的1928年公路总长度增长248％，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公路干线网，贯通与邻省湘、赣、闽、桂的公路交通。在航运方面，1933年耗资300万元建成贯通广州南北的海珠桥，又设立全省港务管理局主持内河航运，并建立广东造船厂。铁路方面，不仅加强对粤汉、广九、广三、新宁等铁路的管理，同时拟修广柳、广梅、江钦等铁路。航空运输方面，1933年与广西合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开辟了三条广州与两广地区的国内航线和两条广州至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线，从而开创了广东的民用航空事业。
　　第三，通讯事业迅速发展。设立了广东无线电台，架设了全省长途电话网。
　　第四，文教卫生事业有了发展。不仅拨款资助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建设，还下令军政人员捐资支援中山大学新校舍建设，建成了广州中山纪念堂、陆军总医院等项目，创办了襄勤大学和省立国医学院等等。在他任期内，广州共开办了19所中学，而且教师工资略有提高。
　　第五，内外贸易初步繁荣，物价较为稳定。以广州为例，1933年民营商业银号达498家，出现了超出香港繁荣景观的早、午、晚三市的金融交易场面，经营方式上也出现了分类购销的新格局。现在的中山四、五、六路一带，当时就已经是广州有名的商业区。广东的进出口贸易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出口值在1929年到1932年之间年平均增长率为61．8％，进口值平均年增21．2％。此外，广东的财政收入明显增长，农林水利渔业均有所发展。
　　陈济棠在30年代取得的建设新广东的成就，至今仍为人所传颂。5 p' O3 O: z8 H0 n& P'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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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防蒋9 E/ t& h' \5 d9 o- l8 ^" Q

　　陈济棠独揽广东军政大权，成为权倾一时并对中国政局颇具影响的“南天王”。但他面临着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蒋介石势力的双重压力，处于反共与防蒋的夹缝之中。当然，反共是第一位的，防蒋反蒋是第二位的，但当蒋介石集团对他构成的威胁严重之时，陈济棠也会适当调整同共产党的关系，集中力量去反蒋，借以巩固自己的势力，提高自身的地位。& h7 S1 s2 c7 p5 g! v
　　“剿共”是陈济棠的根本利益之所在。1932年3月，陈济棠命令张瑞贵率独二师7000人“围剿”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张瑞贵奉命行动，他先派兵包围，然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根据地内的红军和人民群众发动凶猛的军事进攻和大规模烧杀，经两年的血洗之后，大南山的红军由近2000人锐减到不足200人，共产党员由500多人减至72名，还有2000多名群众被杀害。1934年4月，邓龙光奉陈济棠之命继续以同样残忍的手段“围剿”大南山根据地。到同年夏天，在陈济棠的血腥镇压下，大南山和整个粤东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

　配合蒋介石“围剿”赣闽中央红军也是陈济棠反共的突出表现。1932年，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派范德星独立第一旅的两个团赴大余，奔赴反共前线。4月，在与江西绥靖主任朱绍良商定“剿共”计划之后，陈济棠又从广东抽调两个空军飞行大队共20架飞机赴赣助战。5月，陈济棠又奉南京之命，在广州召开八省“剿共”会议，部署“剿共”。当范德星旅被红军打败后，陈济棠又派余汉谋率第一军入赣参战。为消灭红军，余汉谋采取经济封锁，军事上步步为营及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推行保甲制度和清乡反共运动等措施对付共产党和红军。由于陈济棠“剿共”卖力，在第四五次“围剿”时被蒋介石分别授予江西省“剿共”副总司令。粤赣闽湘鄂五省“剿匪军”南路总指挥等职。陈济棠就职后，颁布“剿共”计划，派余汉谋、香翰屏、黄任寰分任第一、二、三纵队司令官，率部先行占领长汀、寻乌、安远各属，并拟向瑞金、会昌“进剿”，获得蒋介石增拨粤军协饷60万元。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济棠于1934年夏组织了两个纵队向赣南苏区进攻，占据会昌南部咽喉要地筠门岭。事后，陈济棠大肆夸张这一胜利，向蒋介石虚报战功，获得“嘉奖”和大洋5万元，真是滑稽至极。
　　作为军阀的陈济棠，十分明白蒋介石之所以调他的力量“围剿”红军，当然第一目标是消灭红军，但又要削弱陈济棠的势力，企图一箭双雕。因此，在第五次“围剿”中，陈济案虽然派兵入赣，对蒋介石拨给他的军费、武器、弹药照收不误，但态度消极，大多应付而已。他一面虚张声势，做出攻打会昌的架势，并对李济深等发动“闽变”联合红军表示反对，声言愿出兵闽南。一面则密电苏区政府，并派代表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表示愿意进行和谈。周恩来、朱德等对陈济棠外打内通、明战暗和的做法表示欢迎，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等在寻乌县罗塘镇谈判了三昼夜，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协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不久，红军突围长征。陈济棠在红军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时，基本上执行了给红军借路的协议。调独立警卫旅、第三师等驻守粤北韶关、仁化、南雄、阳山、连县一线，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腹地。同时，下令各将领约束所部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以“保境安民”。这使红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经粤北向湘南挺进。
　　红军西行远去，“南天王”安然无恙。双方有利，各得其所。不过，蒋介石则对陈济棠强烈不满，电责陈济棠“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陈济棠背着蒋介石给红军“借路”，拆了蒋介石的封锁线，有利于红军突围长征西进，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帮了一个大忙。但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存广东实力，稳固“南天王”宝座。因此，红军经粤北上后，陈济棠又派第二军追击红军。红军入黔后，他又四次派粤军入黔参加围堵。因此，1935年3月，陈济棠被国民党蒋介石授予一级陆军上将。

称雄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2）独霸广东三部曲

独霸广东三部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政局的多变之秋。陈济棠利用这一时代的动荡局势，以第十一师为后盾，发迹于广东，并逐渐成为国民党政权中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新粤系军阀，享有独霸广东的“南天王”之称。
　　广州是广东的省会，独霸广东首先必须立足广州。陈济棠立足广州，历经了三部曲：击败叶挺、贺龙的入粤南昌起义军，平定张发奎、黄琪翔发动的“张黄事变”和绥靖以广州为重心的广东西区。
　　1927年8月，叶挺、贺龙等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南下，在赣南大败国民党军钱大钧等部的阻击后，于9月下旬进入广东潮汕地区。李济深任命陈济棠为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师的兵力对叶、贺所部起义军进行堵截围歼。陈济棠指挥所率主力对起义军发起疯狂攻击，由于起义军转战千里，极度疲惫，而且孤军奋战，弹尽粮绝，起义军被迫后撤。陈济棠指挥所部凶狠追至普宁乌石，将起义军一部分缴械。但在激战中，陈济棠部也为此付出了减员3700多人的惨重代价。
　　同年11月，张发奎、黄琪翔与汪精卫联合，打着“护党救国”的旗号，发动了夺取广东大权，驱逐李济深的“张黄事变”。在南京的李济深急令陈济棠等率部进攻广州，迅速形成东、西、南三面合击张、黄的军事态势，加上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张发奎、黄琪翔被迫引咎辞职，将第四军的五个师全部交给缪培南、薛岳等掌管，由广州撤往粤东。陈济棠配合陈铭枢等部由东向西实施阻截，最后在五华、歧岭等地与缪培南部展开激战，将缪部赶出广东，逼入赣南，投靠蒋介石。* `+ i: c9 S, J
　　1928年1月，广东政局恢复平静，李济深从南京返回广州，复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等职务，将广东军队整编为三个军；陈济棠升任第四军军长，统辖余汉谋的第十一师、香翰屏的第十二师、陈章甫的第二十五师，并兼任西区善后委员，驻扎广州、肇庆一带，负责广州、四会、西江等地区的绥靖事宜。他一方面将所部分驻各地担负绥靖任务，取得可喜成绩，据说1929年元旦广州出现了“爆竹声通宵达旦，一片升平景象”．而陈济棠还于拂晓时刻兴味盎然地至西关花市买花，与民同庆，同时他在防地内开征烟、赌保护费，名为第四军公积金，实则作为他个人的活动费；另一方面，他千方百计网罗关系，并将自己的各种关系人物，分布于各部队和各县的行政机关，用以扩大他的私人势力和社会关系，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地位。他和当时的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关系密切，并通过古应芬跟胡汉民要好。因此，在国民党三大上，陈济棠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从而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_* B+ r% U% S7 f& A
　　陈济棠在广州稳住脚根后，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如何夺取广东兵权。而蒋介石拘禁李济深，正好为陈济棠执掌广东兵权提供了绝好机会，真乃“天赐良机”。
　　1929年1月，蒋介石为实现他的军事独裁，接纳政学系首脑杨永泰的献策，用“削藩”的办法，加强中央集权，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以裁兵为名削减非嫡系部队。因此，蒋与各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加剧，因而纷纷起来对抗。其中，反对最为激烈的，是蒋介石的首选对象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而李济深则对“削藩”采取阳奉阴违态度。李宗仁、白崇禧与李济深以广西同乡关系联成一气，各自集结兵力，互相呼应，但仍不敢公开反蒋。而蒋介石则并不因此而改变其既定的排除异己方针。
　　3月，蒋、桂两系因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免职案酝酿交战，双方形成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请李济深赴南京“调停”，并出席国民党三大。结果，李济深被蒋介石以蓄谋勾结桂系反抗中央的罪名先后软禁于汤山和鼓楼。当时在上海观风察色的陈济棠利用这一机会，通过胡汉民、古应芬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编遣特派员。陈济棠在上海拿到蒋介石的手今后，即返香港。当时，拥护李济深的黄绍竑及第八路军参谋长邓世增等正筹划着指挥广东军队北上讨蒋。陈济棠抵港后，当即下令余汉谋、香翰屏、陈章甫三位师长抵港面商，嘱咐不可动兵；同时，他又面见在港治病的广东省主席陈铭枢，饬所部听候命令。随后，陈济棠乘兵舰抵广州通电就职拥蒋，并下令裁撤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限邓世增率桂军的三个团于24小时内离开广东。不久，陈济棠被蒋介石委任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5月初，陈济棠正式就职。从此，陈济案取代李济深执掌广东军权，统辖广东的陆海空军，与省主席陈铭枢分治广东，两者相互牵制。于是，陈济棠结束了李济深统治广东的时代，为开创“南天王”局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5月，在蒋桂战争中失利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退回广西重振旗鼓，继续进行反蒋活动。李、白垂涎广东的富庶，认为要取得广东才能与蒋对抗，便与拥护李济深的原第五军军长徐景唐秘密联络，举兵进犯广东，并席卷西江各县。陈济棠在保境安民旗号下，倾其所属的第一、三两师兵力，于花县的赤坭、白坭地区开展反攻，将李宗仁、白崇禧部击败，并追击至广西边境。6月，又下令蔡廷锴、蒋光鼐两旅击败盘踞东江的徐景唐部。这样，第一次粤桂战争以桂军和徐景后部的惨败而告终，而陈济棠也因这次战争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蒋介石的“削藩”计划，获得了蒋介石的初步信任。8月，蒋介石特批准陈济棠的扩军计划，将所属部队扩编为五个师，由余汉谋、蔡廷锴、蒋光鼐、香翰屏、李敬扬分别担任第五十九师、六十师、六十一师、六十二师、六十三师师长。
　　1929年9月，张发奎在湖北宜昌举兵讨蒋，战败后经湖南转入广西，与桂系合作，广西宣告独立。11月，张发奎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再次进犯广东，占领三水、花县等地，张的前锋部队进至离广州仅30公里处。在形势岌岌可危之际，陈济棠倾全部兵力同张发奎及桂系拼死作战，并请蒋介石调朱绍良的三个师增援。在激战中，粤军的空军发挥了巨大威力，在花县大败张部和桂军，陈济棠所部乘胜追击，又以5万元贿赂桂军旅长吕焕炎倒戈相助，于容县激战三天将敌击溃，然后向广西腹地推进，取得了第二次粤桂战争的胜利。! m: ^! C$ w2 Z' P* L' f- x$ l/ i- c3 o
　　这时，陈济棠利用蒋介石拉拢自己看住桂系的心理，借口任务繁重，兵力不足，向蒋介石请求增编部队，以便大力进攻桂系。蒋介石因陈的军费是广东筹措的，无须增加南京的负担，也就准予增编。于是，陈济棠从1929年冬开始扩编军队，一举增编了两个直属独立旅、三个直属独立团、三个师属的教导团、六个旅属的特务营，并秘密向广州的德商洋行采购了大批捷克、德国制造的军火，大大扩充了军事实力。
　　1930年5月，在广西难以立足的张发奎和桂军各部，趁中原大战之机，倾力攻下湖南衡阳、宝庆地区。6月又进占长沙、岳阳，决定出兵直捣武汉，以配合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战争。蒋介石急电陈济棠派兵入湘截击张部和桂军。陈济棠便派李敬扬、蔡廷锴、蒋光鼐三个师入湘作战，夺取了衡阳，迫使桂军放弃岳阳、长沙而退守广西。接着，乘蒋介石今粤军北上增援之机，陈济棠将平时与自己明争暗斗的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的嫡系蔡廷锴、蒋光鼐西师北调至山东一带，扩编为第十九路军，军费仍由广东负担一部分，以驱逐陈铭枢在广东的势力，这样既服从了蒋介石消灭阎锡山、冯玉祥的战略需要，也达到了架空陈铭枢的目的。至此，陈铭枢在广东已经失去了依靠，广东军队成为清一色陈济棠的嫡系。陈铭枢为巩固自己的势力，一面同意蒋、蔡两师北调，以求发展，一面大肆招兵买马，向捷克购买新武器，增编四个由他控制的省政府直属的保安团。为此，陈济棠再次借口兵力不足，经蒋介石批准增编了两个直属独立旅、三个直属独立团、三个师属教导队和六个旅属特务营，兵力达5万人，力量大大超出了陈铭枢。
　　经过粤桂战争和派兵参加中原大战，陈济棠既取悦了蒋介石，打跨了广西的异己势力，又削弱了竞争对手陈铭枢的力量，从而巩固了在广东的实力地位。至此，陈济棠的下一个目标便是要称霸南方的天，掌管西南的地了。而胡汉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斗争．又为陈济棠提供了一个登上“南天王”宝座的极好机会。# U1 p( e4 m% g$ @+ j
　　1931年2月，胡汉民因约法之争被蒋介石囚禁于汤山，解除了立法院院长之职。国民党中的粤系中央执委委员对此极为不满。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逃出南京到香港，即派人往梧州策动陈济棠反蒋救胡。陈济棠一向得到胡汉民、古应芬的支持，又正欲独霸一方，当即答应古应芬的要求，他一面以巨款接济古应芬联络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一面派香翰屏为代表去广西与李宗仁谈判，在军事上结成粤桂联合反蒋战线。古应芬与同蒋有矛盾的国民党各派系拉拢成功后，便于4月下旬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洋如、林森、古应芬等公开通电弹劾蒋介石，厉数蒋介石横征暴敛、罔顾民生、排除异己，制造战乱、毁法乱纪、厉行独裁、奴役人民等罪状。陈济棠等粤军将领也于5月3日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下野。这时，陈济棠知道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与蒋介石之关系，通电发出前才告诉他。果然，陈铭枢被迫以出巡为名，离开广州赴沪，然后转往南京投蒋，企图指挥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回师攻打广东，消灭陈济棠的势力，陈济棠便指派民政厅长许崇清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并将原省长公署的两个保安团缴械。同时，派香翰屏前往赣州说服蒋光鼐、蔡廷锴，勿为陈铭枢、蒋介石所利用，得到他们的同情和答许。至此，陈济棠完全控制了广东政权。
　　5月25日，陈济棠再次发出通电，限蒋介石于48小时内下台。27日，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各派代表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相对抗，并组织第一、四两集团军，实行武力倒蒋。陈济棠是“非常会议”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广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和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务。这期间，他将原有的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又增编一个教导师、两个独立师、五个独立旅和八个独立团，使总兵力达到15万人以上。同时，陈济棠配合广西的第四集团军由湘赣进兵，讨伐蒋介石。/ [, L1 S$ `  G/ w1 k0 f) j
　　1931年，宁粤分裂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要求团结御侮，抵抗日寇侵略。宁粤双方在内息争端、外抗强寇、雪耻救国、收复失地等国内广大人民的呼声压力下，不得不以“共赴国难”的名义，在释放胡汉民和蒋介石下野的先决条件下，于同年11月初互派代表到上海进行议和，达成宁粤复合的协议书。陈济棠在表面上作了有限的接受南京命令的让步，但仍保持着执掌广东党政军的大权。
　　宁粤双方议和期间。粤方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胡汉民的建议，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领导西南各省（实际上只有广东、广西两省）的党政军各方面事务，维持半独立局面。陈济棠担任两部委常委和西南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并被南京国民政府派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八路军总指挥，可谓集广东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独霸一方的‘南天王”。3 |, m3 h) e) t1 P3 g1 X

称雄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1）追随孙中山

庾新顺 朱永来   八桂将军风云录 0 K- y, T: |; n/ J-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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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济棠，字伯南。他出身于没落地主之家，发达于军旅生涯，虽历经坎坷，但扶摇直上，曾独霸广东，叱咤风云。为了自身利益，他时而拥蒋“剿共”，以排除政敌、扩充势力；时而联合各派势力反蒋，企图割据西南，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他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致力建设新广东的宏伟工程，既超越前人，也为国民党的后来者所望尘莫及。1936年，他发动两广事变失败下野，以后紧随蒋介石，以归顺蒋家王朝终其一生。他毕生反共，但在“七七”事变后亦坚持联共抗日立场，表现出不屈的民族气节。他造福桑梓，对家乡倾注了片片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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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志出乡关

　　1890年2月12日，陈济棠出生在广东省防城县（今属广西）耕读传世的没落地主陈金益家。六岁时，入叔父陈金湘在本村开设的启蒙学馆读书。他聪明伶俐，每天的功课是同学中最早完成的，回家后常参加一些“举炊及饲养牲口”的家务劳动。11岁时，他师从长兄济华学习，12岁却能为这位长兄兼严师“代馆并写字格出卖，每张出售铜钱三文”，以周济家庭。15岁那年，陈济棠参加家乡父老为奖励青年学子而设的“义课会考”，竟名列第三而名闻乡井，为陈家戴上了一个小小的光环。1907年，他随五兄维周入防城县两等小学攻读，开始接受新学教育。从此，他眼界大开，进入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 A' q2 N2 r& v% c: K
　　陈济棠自幼争强好胜，并且喜爱英雄。曾在中法战争中以镇南关——谅山大捷而闻名于世的苏元春将军，驻扎陈家附近时，陈济棠见其威势甚盛，心窃慕之，径往求见，却被卫士阻止而不得入。陈济棠当即放声大哭，哭声震动了在室内洗脚的苏元春。苏元春得知情况后，即令卫士予以引见，并嘉奖陈济棠银元一枚、猪肉汤一碗。以后，陈济棠对军旅十分向往，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他步入青年时代后，曾赋诗言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名未成兮定不还。
　　自古英雄三尺剑，! i0 ]; M% t6 V
　　人生何处不青山。
　　1907年，17岁的陈济棠入钦县警察讲习所学习，六个月毕业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学习军事。次年春，陈济棠与同班同学邓演达等人经教官、同盟会员邓铿介绍，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名革命党人。在革命风气的感染下，特别是在邓铿的影响下，不但思想日益进步，而且参加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广东于11月9日光复。不久，广东军政府为培养军队干部创办了陆军速成学校，陈济棠入该校深造。1913年，陈济棠毕业，这时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已经失败。陈济棠只好暂时依附于广东琼崖督办陆荣廷部，任中尉差遣员，借为掩护，待机革命。以后，他转入苏汝森团任机枪连排长。
　　不久，苏汝森为广东督军龙济光所害，陈济棠被迫改名换姓，潜居于宝壁军舰大副丁守臣家中。陈济棠出于对龙济光杀人如麻和扣留好友黄质文的愤怒，1916年参加了邹鲁等人策动的讨伐龙济光的活动。但因海军未能配合行动，他带领的陆军无法发出原定起义信号，起义流产了。事败后，陈济棠逃往香港，继而辗转到肇庆投身讨袁战争，入护国军第六军的桂系林虎部，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和少校团副等职，不仅积极协助林虎开展工作，而且自身锻炼不少。例如，陈济棠出任土匪出身最多的那个连的连长时，既以怀柔方式教导士兵读书写字，施以恩惠，又严肃纪律，对一切违纪、偷窃者给予惩处，宽严相济，终于扭转该连风纪，成功地改造了这个连队。这是陈济棠治军的一次有益尝试。接着，他率领该连前往阳江县，仅六个月时间便肃清阳江一带的匪患，并接受县长邀请，留在当地协助地方兴办学校以启导民智；整顿警察，训练民团以绥靖地方；开辟交通以利商旅；改良市政以便民生，使当地一时民风大变，百姓称道。这是陈济棠治政的一次有益尝试。
　　
　
　追随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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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并下令陈炯明率部从福建漳州回师广东，驱逐桂系莫荣新。在孙中山驱逐桂军的感召下，陈济棠会合陈铭枢营和李昆岩营，在广东阳江宣布独立，脱离林虎统领，率部会同粤军讨伐莫荣新残部。不久，他被陆军小学老师、时任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的邓铿调任为第一师四团第一营营长，驻扎四标营一带。从此，陈济棠成为粤军的一名军官，开始直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
　　陈济棠深得邓铿赏识，经常共同切磋军事训练。于是，陈济棠在第一营推行的练兵方法行之有效，为其他营所纷纷仿效，成为第四团军事训练的样板。1921年夏秋，陈济棠率领第一营于阳山城北击败沈鸿英部，不但扭转了粤北战局，而且使陈济棠名扬粤军第一师。邓铿对陈济棠的这一战功夸奖不已，特颁银500元以示犒赏，陈济棠为此喜不能寐。: L" a6 W* ]- T+ P+ N. ?  N5 ~+ |5 ~
　　同年10月8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北伐议案，同时在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决定经广西出师北伐。陈炯明不仅极力反对。而且指使凶手暗杀了孙中山的拥护者邓铿，还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暗中达成反对孙中山的协议。1922年5月9日，孙中山不顾陈炯明的反对，在韶关再次举行北伐誓师大会，接着三路大军开赴江西。邓铿师长被刺后，陈济棠身为营长，同第一师其他军官一样既为邓铿之死而悲痛，也深感邓师长死后自己责任之重大，决心继承已故师长的遗志，跟随孙中山，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他冲破陈炯明的阻挠，遵循孙中山的指示，积极参加北伐，第一师与许崇智的第二军一起，作为北伐先锋从粤北南雄向江西信丰推进，一路过关斩将。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了欲置孙中山于死地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迫使孙中山改变北伐计划，命令北伐军立即从江西前线回师广东，平定叛乱。然而，陈济棠所在的第一师与陈炯明关系密切，拥陈（炯明）反孙（中山）的倾向十分明显。师至老隆时，陈炯明派人用5000元收买各团团长。陈济棠力劝团长陈铭枢不可糊涂，由于陈铭枢认识错误迅速，随之引咎辞职，他的第四团团长职务，改由陈济棠担任。不久，陈济棠率部驻防肇庆。
　　此后，陈济棠“为表示革命气节”，他在肇庆内不但“未与陈炯明会面”，而且对部队腐化之风大有异议，还为净化革命环境有过建设性行动，他要求“全团官兵，校官以上不要一个月薪水，尉官不要半个月薪水”，以抵制陈炯明开赌筹伙食的做法。在陈济棠的影响下，第一师工兵营长邓演达也决定所部“不要一个月薪水，并食粥一星期”。
　　是年冬，孙中山派人联络杨希闵、刘震寰分率滇军、桂军合力讨伐陈炯明，也派陈济棠的同窗李仙根携港币3000元给陈济棠，请陈济棠届时响应讨伐陈炯明。陈济棠当即拒收，李仙根以为他拒不受命，陈济棠则解释说：“余必相机行事，请汝善为回复总理，且接款项容易泄露机密，不必以余为虑。”不久，陈铭枢回到团部，陈济棠即把决心独立响应滇桂军讨伐陈炯明一事告诉于他。' b+ M% J9 b. K4 `! i* G3 g
　　12月底，滇桂军东下，陈济棠率部在封川江口宣布独立，并联合第一师张发奎、邓演达等部，配合滇、桂军于1923年初攻占三水，直趋广州，将陈炯明逐往惠州宣布下野。讨贼联军占领广州，其中陈济棠的第四团占领广州的制高点观音山。此后，陈济棠随师长李济深率部驻防江门一带，击溃陈炯明旧部陈德春旅，升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9 r& }; [( a  M0 X;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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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露锋芒$ r0 g! L; K  r5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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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炯明被赶跑后，以杨希闵、刘震寰、沈鸿英为首的滇桂联军进入广州，但他们旧习不改，争权夺势、专横跋扈的军阀作风恶性膨胀，使广州政局迅速再现险情。陈济棠对此十分不满。
　　1923年4月初，沈鸿英部发动叛变，企图一举消灭广东革命政权。孙中山立即下令讨伐沈鸿英。第一师奉命讨伐沈军，初败沈部于肇庆。陈济棠及其所部，积极参加了围歼沈鸿英叛军黄振邦、张希拭部的战役。6月初，沈鸿英部与北洋军阀方本仁部，联合占据粤北部分地区。陈济棠奉命率部由肇庆移师粤北前线，并亲临前线指挥，取得了英德战役的胜利，将沈鸿英等叛军逐出粤北，继而率部返回肇庆。不久，沈鸿英残部卷土重来。7月中旬，陈济棠奉命率部在广西讨贼军黄绍竑部配合下攻占梧州，孙中山特派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督办，陈济棠受李济深之命兼任西江督办公署参谋长，率部驻扎梧州地区。在此期间，陈济棠在梧州设立了“革命军人同乐会”，并开始在军人中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策，陈济棠也表示拥护。1924年春，陈济棠旅支持黄绍竑部攻占河州地区。是年冬，陈济棠奉李济深之命陪黄绍竑到达广州，并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5年初。广州革命政府进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陈济棠奉命率领第二旅入桂，协助李宗仁、黄绍竑等部，阻击从湖南、桂东进犯梧州配合陈炯明叛军的沈鸿英部，击溃沈军，不但使西线得以安宁，陈炯明陷入孤立无援境地，而且使李宗仁、黄绍竑得以移兵西进，打败入侵南宁的滇军，完成统一广西的大业，从而使广西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陈济棠因此与李宗仁、黄绍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6 C: Q1 |1 J% b3 S9 }0 q/ Z# D6 l
　　6月，以杨希闽、刘震寰为首滇桂军发动反革命叛乱。陈济棠所率第二旅表现出色，不但击溃滇桂军主力，为收复广州奠定了基础，而且获得了超出其他部队的战利品，从而为第一师增添了光彩。( Q* M- ]- u! Y$ N0 P6 i
　　8月，广州国民政府组编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下辖两个师又一个独立旅，陈济棠被任命为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国民革命军刚刚诞生，陈炯明叛军又气势汹汹杀奔而来，再次向广州国民政府发动疯狂进攻。为保卫革命政权，广州国民政府进行第二次东征。陈济棠的第十一师编入李济深的第二纵队，是北伐军右翼的主力。在李济深的指挥下，陈济棠率部势如破竹，进占永湖一带，掩护中路军强攻惠州城，接着配合追歼从惠州东窜的残敌，而后进占三多祝，挥师直指新庵，在双金一带与敌3000余人遭遇，激战两小时，组织冲锋十余次，将敌击溃，继而随第二纵队各部向林虎、刘志陆主力所在的兰塘、紫金等地追击推进。此时，第一纵队第三师于罗经坝被林虎部击败，总指挥蒋介石险遭不测。陈济棠奉命率部火速增援，在双头地区给予林虎部主力以沉重打击，致使陈炯明主力丧失，从此一蹶不振。陈济棠率部扭转战局有功，得到总指挥部3万元巨额犒赏。此后，陈济棠率部追歼残敌至饶平、平和，将陈炯明残部返窜福建。不久，陈炯明丢弃残兵败卒，逃往香港。至此，第二次东征结束。! x6 L" m. B! I0 {! ^
　　第二次东征战事刚息，陈济棠又奉命率部参加李济深指挥的南征，消灭邓本殷匪帮。南征军节节胜利，邓本殷残部仓皇逃窜琼州负隅顽抗。1926年1月15日，陈济棠师及张发奎旅奉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之命，由海康、徐闻南渡琼岛，向邓本殷残部发起猛攻，残匪不堪一击，纷纷溃败，邓本殷化装潜入日本军舰逃往越南，南征战事取得胜利。当第十一师从海南凯旋之时，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并实现了两广统一，革命根据地获得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陈济棠奉命率领第十一师留守广东，兼任钦廉警备司令，负责维持包括钦（州）、廉（江）、高（州）、雷（州）地区在内的广东南部治安。在此期间，陈济棠一面在钦县收编邓本殷残部为补充团，以扩充实力；一面派兵清剿徐闻、合浦、茂名、阳江等地的土匪。在陈济棠的管辖下，广东南部地区的治安得以好转。这为他以后在广东站稳脚根，发展势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27年春，陈济棠被派赴苏联考察，回国后继任第十一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