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南天霸业0 ? C( V5 |: k9 H0 h
3 U; r% |# q! M
陈济棠执掌广东后，采取各种措施，以巩固和扩展自己的统治地位。9 Y6 D3 N$ d; i# v' {
首先是扩充军事力量，发展广东地方实力。陈济棠一方面尽力招兵买马，网罗将才；另一方面则扩充编制，改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使其陆军突破15万大关。1934年红军长征后，陈济棠为了日后与蒋介石较量，暗中再次整训部队，他将独二师、独三师、独四师分别改编为第一军的第三师、第二军的第六师、第三军的第九师，把李振球、黄延桢、莫希德、谭朗星分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第三军副军长和第一师师长、第七师师长，警卫旅也由琼崖调到从化。命令所有部队就地整训，大量补充新式武器，使粤军战斗力明显增强。9 h! i+ @" g6 [) K& S5 Z
在建立和充实第一集团军的同时，陈济棠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加强自己的统治，于1932年在各绥靖区设立了政务处、军事处、军法处和总务处，以军统政，使之成为军政合一的机构，且命令各县成立警卫队，作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1933年初，更在广州绥靖公署内增设主管全省各县市警卫队的权力机关警务处，专责监督、检查各县市编练处警卫队的整编训练工作。据1936年初统计，广东全省的警卫队共有一个大队、8847个中队、2785个独立小队、33个独立分队，拥有官兵106万多人。这是陈济棠对付省内各种地方异己势力，巩固后方的一支庞大武装力量。
陈济棠明白，要想稳住广东地盘，进而同蒋介石抗衡，仅有陆军第一集团军和警卫警察部队，是很不够的。于是他又注意建立广东的海军和空军。# f$ [ R5 P/ q, J! W. O* S
宁粤分裂之初，陈济棠为拉拢各派共同反蒋，曾将由陆军首脑节制指挥的广东海军、空军划出来，成为一个独立体系。由陈策成立海军总司令部，接管各种舰艇、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成立一个团的陆战队驻守琼崖；由张惠长成立空军总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及空军学校、一个团的地勤部队、飞机场、修械厂和仓库。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重新掌握广东的陆海空军大权，对海、空军进行兼并。) X0 b4 H: Q. _; L9 j3 |- k% _1 @6 T) G
1932年4月30日，陈济棠乘张惠长离穗赴宁之机，下令撤销其空军总司令职务，任命黄光锐为空军总司令，直属于第一集团军。5月3日，又通过西南政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广东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部归入第一集团军，相继任命冯悼勋、邓龙光、张之英为海军总司令，海军副总司令兼虎门要塞司令则由张达、李洁之担任。由于空军早已为黄光锐所控制，加上张惠长远在南京，陈济棠对空军的接管比较顺利，但海军则不然。陈策、陈庆云和多数较大舰只的军官反对陈济棠的兼并政策。为此，陈策命令“中山”、“坚如”等数十舰集中于虎门外的唐家湾和伶仃洋一带，“飞鹰”等舰逃往琼崖海口，并在那里成立海军行营，任命陈庆云为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部总参议，与参谋长陈鼎一起，固守海口，作为反对陈济棠的一个基地。陈济棠在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乃派了纪徐率领空善学校教学条件与环境。: i( ~ P' S% e" L/ `
三年计划的重点在于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政治、交通、经济、教育四大类别。政治建设包括安定社会，安顿百姓，各县市成立地方自治机关，建立并完善城乡救济机构和救济事业。经济建设包括农林、桑蚕、渔业、矿业、工商五大类。交通建设涉及公路、铁路、航运、通讯、航空五个方面，教育建设事业包括六项任务：推广义务教育、扩充中等教育、为提高就业素质发展职业教育、推广师范教育、增加高等学校、推行社会教育等等。
陈济棠利用广东较安定的环境，制定和实施三年施政计划，这与只知争权夺利抢地盘，而不知搞建设的其他军阀相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难能可贵的。
进行三年施政计划建设需巨额资金，而就当时广东实际财政情况来说，确实无法承受陈济棠这三年计划的沉重压力。据统计，从民国元年到1929年的18年中，年平均财政赤字为1514．5万元，1930年和1931年为443．9万元。到1932年5月，积欠军饷已达六个月而无力清发。" y' G% Y. s- d2 w. i
为扩大财源，陈济棠进行财政改革，借以打开财政新局面。1932年5月，他撤换了蒋介石安插的省财政厅长冯祝万，改命心腹区芳浦为财政厅长。区芳浦走马上任后，随即整顿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并严追欠缴税款。同时整顿烟、酒、地税和赌捐等税收，开征进口农产品、杂项专税等新捐款，推行捐税承投制度；同时，走私洋糖和化肥，控制金融，广收白银，利用侨资侨汇，举借债务和发行金库券，推行合作社及义仓制度，秘密向苏区输出食盐以牟取暴利，以工养工，即用工业赢利兴办工业。这些措施拓宽了财路，增加了省库收入，使投入建设事业的经费逐年增长，为三年施政计划的实施奠定了财政基础。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进行地方性的实业建设，人才和设备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济棠重视知识，重用知识分子，引进设备和人才，努力培养自身的技术力量，从而使他的实业计划得以实施。+ e3 `4 B4 C- [% O" }/ [( s1 L: J
陈济棠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重用和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方面。只要是专家或有一技之长的都被提拔重用，让他们掌握工业部门的经营管理大权，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才干。如冯锐，于1931年由古应芬推荐入仕途，兼任农业局局长职务，与陈济棠接近。1933年，冯锐建议开征进口农产品、杂项专税，以取代洋米进口税，为陈济棠争得大量税收而深受陈济棠赏识。随后，冯锐又根据广东适宜种甘蔗的自然条件，建议陈济棠从办糖厂入手，发展实业，令陈叹服，使广东的制糖业有了较大地发展。冯锐与陈济棠之间由于建设广东方面的合作，建立了亲密关系，陈济棠从中大获其利，冯锐也成为陈济棠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除了积极引进现成科技人才之外，陈济棠还努力培养人才。为此，他开办有大中小学和技术训练班。如在省营糖厂开办糖业人员训练班或训练所，培养了60多名技术人员。
由于当时中国技术落后，陈济棠还从外国引进了大批先进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工程技术人员。据说，陈济棠当时所办工厂的设备是中国最现代的，也是世界一流的，但这些设备都购自外国。根据生产需要，陈济棠还引进一些工业原料，如化工原料、澳州羊毛和菲律宾、瓜哇、台湾等地的优质蔗种。引进技术人员方面，陈济棠惟洋人是崇，盲目引进外国技术人员，而对本国技术干部重视不够，以致创办的新式工业弊端丛生。这给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如潖江兵工厂由于设计有问题，炮厂厂房尚未交付使用便倒塌了。$ {# Z% d1 F: u- F
陈济棠在他统治广东的时间里，一直把广东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地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h# K2 t7 S: _- N
第一，建立了一批民用和军事企业，初步形成广东独立的经济体系。属民用的企业有西村士敏土厂、西村电厂、西村电解厂、西村新电力厂、河南纺织厂、南石头造纸厂、新造精厂、市桥糖厂、顺德糖厂、揭阳糖厂；属军垦系统的有东莞糖厂、惠阳糖厂、辞城发电厂、增涉自来水厂等；属军事工业的有潖江兵工厂、手榴弹厂、防毒器具厂。这些企业，门类广泛，但其重心是制糖工业。8 R$ l6 L' [) h8 B; D
第二，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初步建立起广东的交通网络。在公路运输方面，1934年广东的公路增加到1．3万公里，比陈济棠统治前的1928年公路总长度增长248％，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公路干线网，贯通与邻省湘、赣、闽、桂的公路交通。在航运方面，1933年耗资300万元建成贯通广州南北的海珠桥，又设立全省港务管理局主持内河航运，并建立广东造船厂。铁路方面，不仅加强对粤汉、广九、广三、新宁等铁路的管理，同时拟修广柳、广梅、江钦等铁路。航空运输方面，1933年与广西合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开辟了三条广州与两广地区的国内航线和两条广州至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线，从而开创了广东的民用航空事业。
第三，通讯事业迅速发展。设立了广东无线电台，架设了全省长途电话网。
第四，文教卫生事业有了发展。不仅拨款资助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建设，还下令军政人员捐资支援中山大学新校舍建设，建成了广州中山纪念堂、陆军总医院等项目，创办了襄勤大学和省立国医学院等等。在他任期内，广州共开办了19所中学，而且教师工资略有提高。
第五，内外贸易初步繁荣，物价较为稳定。以广州为例，1933年民营商业银号达498家，出现了超出香港繁荣景观的早、午、晚三市的金融交易场面，经营方式上也出现了分类购销的新格局。现在的中山四、五、六路一带，当时就已经是广州有名的商业区。广东的进出口贸易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出口值在1929年到1932年之间年平均增长率为61．8％，进口值平均年增21．2％。此外，广东的财政收入明显增长，农林水利渔业均有所发展。
陈济棠在30年代取得的建设新广东的成就，至今仍为人所传颂。5 p' O3 O: z8 H0 n& P' F
. O! f" U( `4 a `6 N" U( @/ n6 l
/ d: ^- ~/ G8 z
反共防蒋9 E/ t& h' \5 d9 o- l8 ^" Q
陈济棠独揽广东军政大权，成为权倾一时并对中国政局颇具影响的“南天王”。但他面临着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蒋介石势力的双重压力，处于反共与防蒋的夹缝之中。当然，反共是第一位的，防蒋反蒋是第二位的，但当蒋介石集团对他构成的威胁严重之时，陈济棠也会适当调整同共产党的关系，集中力量去反蒋，借以巩固自己的势力，提高自身的地位。& h7 S1 s2 c7 p5 g! v
“剿共”是陈济棠的根本利益之所在。1932年3月，陈济棠命令张瑞贵率独二师7000人“围剿”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张瑞贵奉命行动，他先派兵包围，然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根据地内的红军和人民群众发动凶猛的军事进攻和大规模烧杀，经两年的血洗之后，大南山的红军由近2000人锐减到不足200人，共产党员由500多人减至72名，还有2000多名群众被杀害。1934年4月，邓龙光奉陈济棠之命继续以同样残忍的手段“围剿”大南山根据地。到同年夏天，在陈济棠的血腥镇压下，大南山和整个粤东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
配合蒋介石“围剿”赣闽中央红军也是陈济棠反共的突出表现。1932年，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派范德星独立第一旅的两个团赴大余，奔赴反共前线。4月，在与江西绥靖主任朱绍良商定“剿共”计划之后，陈济棠又从广东抽调两个空军飞行大队共20架飞机赴赣助战。5月，陈济棠又奉南京之命，在广州召开八省“剿共”会议，部署“剿共”。当范德星旅被红军打败后，陈济棠又派余汉谋率第一军入赣参战。为消灭红军，余汉谋采取经济封锁，军事上步步为营及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推行保甲制度和清乡反共运动等措施对付共产党和红军。由于陈济棠“剿共”卖力，在第四五次“围剿”时被蒋介石分别授予江西省“剿共”副总司令。粤赣闽湘鄂五省“剿匪军”南路总指挥等职。陈济棠就职后，颁布“剿共”计划，派余汉谋、香翰屏、黄任寰分任第一、二、三纵队司令官，率部先行占领长汀、寻乌、安远各属，并拟向瑞金、会昌“进剿”，获得蒋介石增拨粤军协饷60万元。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济棠于1934年夏组织了两个纵队向赣南苏区进攻，占据会昌南部咽喉要地筠门岭。事后，陈济棠大肆夸张这一胜利，向蒋介石虚报战功，获得“嘉奖”和大洋5万元，真是滑稽至极。
作为军阀的陈济棠，十分明白蒋介石之所以调他的力量“围剿”红军，当然第一目标是消灭红军，但又要削弱陈济棠的势力，企图一箭双雕。因此，在第五次“围剿”中，陈济案虽然派兵入赣，对蒋介石拨给他的军费、武器、弹药照收不误，但态度消极，大多应付而已。他一面虚张声势，做出攻打会昌的架势，并对李济深等发动“闽变”联合红军表示反对，声言愿出兵闽南。一面则密电苏区政府，并派代表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表示愿意进行和谈。周恩来、朱德等对陈济棠外打内通、明战暗和的做法表示欢迎，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等在寻乌县罗塘镇谈判了三昼夜，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协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不久，红军突围长征。陈济棠在红军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时，基本上执行了给红军借路的协议。调独立警卫旅、第三师等驻守粤北韶关、仁化、南雄、阳山、连县一线，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腹地。同时，下令各将领约束所部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以“保境安民”。这使红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经粤北向湘南挺进。
红军西行远去，“南天王”安然无恙。双方有利，各得其所。不过，蒋介石则对陈济棠强烈不满，电责陈济棠“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陈济棠背着蒋介石给红军“借路”，拆了蒋介石的封锁线，有利于红军突围长征西进，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帮了一个大忙。但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存广东实力，稳固“南天王”宝座。因此，红军经粤北上后，陈济棠又派第二军追击红军。红军入黔后，他又四次派粤军入黔参加围堵。因此，1935年3月，陈济棠被国民党蒋介石授予一级陆军上将。
3 U; r% |# q! M
陈济棠执掌广东后，采取各种措施，以巩固和扩展自己的统治地位。9 Y6 D3 N$ d; i# v' {
首先是扩充军事力量，发展广东地方实力。陈济棠一方面尽力招兵买马，网罗将才；另一方面则扩充编制，改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使其陆军突破15万大关。1934年红军长征后，陈济棠为了日后与蒋介石较量，暗中再次整训部队，他将独二师、独三师、独四师分别改编为第一军的第三师、第二军的第六师、第三军的第九师，把李振球、黄延桢、莫希德、谭朗星分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第三军副军长和第一师师长、第七师师长，警卫旅也由琼崖调到从化。命令所有部队就地整训，大量补充新式武器，使粤军战斗力明显增强。9 h! i+ @" g6 [) K& S5 Z
在建立和充实第一集团军的同时，陈济棠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加强自己的统治，于1932年在各绥靖区设立了政务处、军事处、军法处和总务处，以军统政，使之成为军政合一的机构，且命令各县成立警卫队，作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1933年初，更在广州绥靖公署内增设主管全省各县市警卫队的权力机关警务处，专责监督、检查各县市编练处警卫队的整编训练工作。据1936年初统计，广东全省的警卫队共有一个大队、8847个中队、2785个独立小队、33个独立分队，拥有官兵106万多人。这是陈济棠对付省内各种地方异己势力，巩固后方的一支庞大武装力量。
陈济棠明白，要想稳住广东地盘，进而同蒋介石抗衡，仅有陆军第一集团军和警卫警察部队，是很不够的。于是他又注意建立广东的海军和空军。# f$ [ R5 P/ q, J! W. O* S
宁粤分裂之初，陈济棠为拉拢各派共同反蒋，曾将由陆军首脑节制指挥的广东海军、空军划出来，成为一个独立体系。由陈策成立海军总司令部，接管各种舰艇、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成立一个团的陆战队驻守琼崖；由张惠长成立空军总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及空军学校、一个团的地勤部队、飞机场、修械厂和仓库。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重新掌握广东的陆海空军大权，对海、空军进行兼并。) X0 b4 H: Q. _; L9 j3 |- k% _1 @6 T) G
1932年4月30日，陈济棠乘张惠长离穗赴宁之机，下令撤销其空军总司令职务，任命黄光锐为空军总司令，直属于第一集团军。5月3日，又通过西南政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广东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部归入第一集团军，相继任命冯悼勋、邓龙光、张之英为海军总司令，海军副总司令兼虎门要塞司令则由张达、李洁之担任。由于空军早已为黄光锐所控制，加上张惠长远在南京，陈济棠对空军的接管比较顺利，但海军则不然。陈策、陈庆云和多数较大舰只的军官反对陈济棠的兼并政策。为此，陈策命令“中山”、“坚如”等数十舰集中于虎门外的唐家湾和伶仃洋一带，“飞鹰”等舰逃往琼崖海口，并在那里成立海军行营，任命陈庆云为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部总参议，与参谋长陈鼎一起，固守海口，作为反对陈济棠的一个基地。陈济棠在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乃派了纪徐率领空善学校教学条件与环境。: i( ~ P' S% e" L/ `
三年计划的重点在于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政治、交通、经济、教育四大类别。政治建设包括安定社会，安顿百姓，各县市成立地方自治机关，建立并完善城乡救济机构和救济事业。经济建设包括农林、桑蚕、渔业、矿业、工商五大类。交通建设涉及公路、铁路、航运、通讯、航空五个方面，教育建设事业包括六项任务：推广义务教育、扩充中等教育、为提高就业素质发展职业教育、推广师范教育、增加高等学校、推行社会教育等等。
陈济棠利用广东较安定的环境，制定和实施三年施政计划，这与只知争权夺利抢地盘，而不知搞建设的其他军阀相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难能可贵的。
进行三年施政计划建设需巨额资金，而就当时广东实际财政情况来说，确实无法承受陈济棠这三年计划的沉重压力。据统计，从民国元年到1929年的18年中，年平均财政赤字为1514．5万元，1930年和1931年为443．9万元。到1932年5月，积欠军饷已达六个月而无力清发。" y' G% Y. s- d2 w. i
为扩大财源，陈济棠进行财政改革，借以打开财政新局面。1932年5月，他撤换了蒋介石安插的省财政厅长冯祝万，改命心腹区芳浦为财政厅长。区芳浦走马上任后，随即整顿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并严追欠缴税款。同时整顿烟、酒、地税和赌捐等税收，开征进口农产品、杂项专税等新捐款，推行捐税承投制度；同时，走私洋糖和化肥，控制金融，广收白银，利用侨资侨汇，举借债务和发行金库券，推行合作社及义仓制度，秘密向苏区输出食盐以牟取暴利，以工养工，即用工业赢利兴办工业。这些措施拓宽了财路，增加了省库收入，使投入建设事业的经费逐年增长，为三年施政计划的实施奠定了财政基础。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进行地方性的实业建设，人才和设备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济棠重视知识，重用知识分子，引进设备和人才，努力培养自身的技术力量，从而使他的实业计划得以实施。+ e3 `4 B4 C- [% O" }/ [( s1 L: J
陈济棠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重用和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方面。只要是专家或有一技之长的都被提拔重用，让他们掌握工业部门的经营管理大权，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才干。如冯锐，于1931年由古应芬推荐入仕途，兼任农业局局长职务，与陈济棠接近。1933年，冯锐建议开征进口农产品、杂项专税，以取代洋米进口税，为陈济棠争得大量税收而深受陈济棠赏识。随后，冯锐又根据广东适宜种甘蔗的自然条件，建议陈济棠从办糖厂入手，发展实业，令陈叹服，使广东的制糖业有了较大地发展。冯锐与陈济棠之间由于建设广东方面的合作，建立了亲密关系，陈济棠从中大获其利，冯锐也成为陈济棠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除了积极引进现成科技人才之外，陈济棠还努力培养人才。为此，他开办有大中小学和技术训练班。如在省营糖厂开办糖业人员训练班或训练所，培养了60多名技术人员。
由于当时中国技术落后，陈济棠还从外国引进了大批先进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工程技术人员。据说，陈济棠当时所办工厂的设备是中国最现代的，也是世界一流的，但这些设备都购自外国。根据生产需要，陈济棠还引进一些工业原料，如化工原料、澳州羊毛和菲律宾、瓜哇、台湾等地的优质蔗种。引进技术人员方面，陈济棠惟洋人是崇，盲目引进外国技术人员，而对本国技术干部重视不够，以致创办的新式工业弊端丛生。这给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如潖江兵工厂由于设计有问题，炮厂厂房尚未交付使用便倒塌了。$ {# Z% d1 F: u- F
陈济棠在他统治广东的时间里，一直把广东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地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h# K2 t7 S: _- N
第一，建立了一批民用和军事企业，初步形成广东独立的经济体系。属民用的企业有西村士敏土厂、西村电厂、西村电解厂、西村新电力厂、河南纺织厂、南石头造纸厂、新造精厂、市桥糖厂、顺德糖厂、揭阳糖厂；属军垦系统的有东莞糖厂、惠阳糖厂、辞城发电厂、增涉自来水厂等；属军事工业的有潖江兵工厂、手榴弹厂、防毒器具厂。这些企业，门类广泛，但其重心是制糖工业。8 R$ l6 L' [) h8 B; D
第二，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初步建立起广东的交通网络。在公路运输方面，1934年广东的公路增加到1．3万公里，比陈济棠统治前的1928年公路总长度增长248％，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公路干线网，贯通与邻省湘、赣、闽、桂的公路交通。在航运方面，1933年耗资300万元建成贯通广州南北的海珠桥，又设立全省港务管理局主持内河航运，并建立广东造船厂。铁路方面，不仅加强对粤汉、广九、广三、新宁等铁路的管理，同时拟修广柳、广梅、江钦等铁路。航空运输方面，1933年与广西合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开辟了三条广州与两广地区的国内航线和两条广州至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线，从而开创了广东的民用航空事业。
第三，通讯事业迅速发展。设立了广东无线电台，架设了全省长途电话网。
第四，文教卫生事业有了发展。不仅拨款资助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建设，还下令军政人员捐资支援中山大学新校舍建设，建成了广州中山纪念堂、陆军总医院等项目，创办了襄勤大学和省立国医学院等等。在他任期内，广州共开办了19所中学，而且教师工资略有提高。
第五，内外贸易初步繁荣，物价较为稳定。以广州为例，1933年民营商业银号达498家，出现了超出香港繁荣景观的早、午、晚三市的金融交易场面，经营方式上也出现了分类购销的新格局。现在的中山四、五、六路一带，当时就已经是广州有名的商业区。广东的进出口贸易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出口值在1929年到1932年之间年平均增长率为61．8％，进口值平均年增21．2％。此外，广东的财政收入明显增长，农林水利渔业均有所发展。
陈济棠在30年代取得的建设新广东的成就，至今仍为人所传颂。5 p' O3 O: z8 H0 n& P' F
. O! f" U( `4 a `6 N" U( @/ n6 l
/ d: ^- ~/ G8 z
反共防蒋9 E/ t& h' \5 d9 o- l8 ^" Q
陈济棠独揽广东军政大权，成为权倾一时并对中国政局颇具影响的“南天王”。但他面临着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蒋介石势力的双重压力，处于反共与防蒋的夹缝之中。当然，反共是第一位的，防蒋反蒋是第二位的，但当蒋介石集团对他构成的威胁严重之时，陈济棠也会适当调整同共产党的关系，集中力量去反蒋，借以巩固自己的势力，提高自身的地位。& h7 S1 s2 c7 p5 g! v
“剿共”是陈济棠的根本利益之所在。1932年3月，陈济棠命令张瑞贵率独二师7000人“围剿”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张瑞贵奉命行动，他先派兵包围，然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根据地内的红军和人民群众发动凶猛的军事进攻和大规模烧杀，经两年的血洗之后，大南山的红军由近2000人锐减到不足200人，共产党员由500多人减至72名，还有2000多名群众被杀害。1934年4月，邓龙光奉陈济棠之命继续以同样残忍的手段“围剿”大南山根据地。到同年夏天，在陈济棠的血腥镇压下，大南山和整个粤东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
配合蒋介石“围剿”赣闽中央红军也是陈济棠反共的突出表现。1932年，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派范德星独立第一旅的两个团赴大余，奔赴反共前线。4月，在与江西绥靖主任朱绍良商定“剿共”计划之后，陈济棠又从广东抽调两个空军飞行大队共20架飞机赴赣助战。5月，陈济棠又奉南京之命，在广州召开八省“剿共”会议，部署“剿共”。当范德星旅被红军打败后，陈济棠又派余汉谋率第一军入赣参战。为消灭红军，余汉谋采取经济封锁，军事上步步为营及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推行保甲制度和清乡反共运动等措施对付共产党和红军。由于陈济棠“剿共”卖力，在第四五次“围剿”时被蒋介石分别授予江西省“剿共”副总司令。粤赣闽湘鄂五省“剿匪军”南路总指挥等职。陈济棠就职后，颁布“剿共”计划，派余汉谋、香翰屏、黄任寰分任第一、二、三纵队司令官，率部先行占领长汀、寻乌、安远各属，并拟向瑞金、会昌“进剿”，获得蒋介石增拨粤军协饷60万元。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济棠于1934年夏组织了两个纵队向赣南苏区进攻，占据会昌南部咽喉要地筠门岭。事后，陈济棠大肆夸张这一胜利，向蒋介石虚报战功，获得“嘉奖”和大洋5万元，真是滑稽至极。
作为军阀的陈济棠，十分明白蒋介石之所以调他的力量“围剿”红军，当然第一目标是消灭红军，但又要削弱陈济棠的势力，企图一箭双雕。因此，在第五次“围剿”中，陈济案虽然派兵入赣，对蒋介石拨给他的军费、武器、弹药照收不误，但态度消极，大多应付而已。他一面虚张声势，做出攻打会昌的架势，并对李济深等发动“闽变”联合红军表示反对，声言愿出兵闽南。一面则密电苏区政府，并派代表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表示愿意进行和谈。周恩来、朱德等对陈济棠外打内通、明战暗和的做法表示欢迎，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等在寻乌县罗塘镇谈判了三昼夜，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协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不久，红军突围长征。陈济棠在红军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时，基本上执行了给红军借路的协议。调独立警卫旅、第三师等驻守粤北韶关、仁化、南雄、阳山、连县一线，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腹地。同时，下令各将领约束所部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以“保境安民”。这使红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经粤北向湘南挺进。
红军西行远去，“南天王”安然无恙。双方有利，各得其所。不过，蒋介石则对陈济棠强烈不满，电责陈济棠“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陈济棠背着蒋介石给红军“借路”，拆了蒋介石的封锁线，有利于红军突围长征西进，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帮了一个大忙。但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存广东实力，稳固“南天王”宝座。因此，红军经粤北上后，陈济棠又派第二军追击红军。红军入黔后，他又四次派粤军入黔参加围堵。因此，1935年3月，陈济棠被国民党蒋介石授予一级陆军上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