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朱德扁擔”故事的爭論
朱德在井岡山和幹部戰士一起挑糧的故事，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末就在革命根據地內廣為傳誦。1949年後，當年，朱德軍長的通信員朱良才在《星火燎原》上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朱德的扁擔》的文章，這個故事從此傳遍了天下。隨後，根據朱良才的文章還改編成短文編入小學《語文》教材。中國革命博物館也展出了憑此文複製的革命文物。當年紅軍軍需處長範樹德看到朱良才發表的《朱德的扁擔》這篇文章後，他作為這個故事的經曆者和見證人，在《文史通訊》一九八二年第三、四期撰文指出，朱良才的回憶文章，以及根據此文所編寫的教科書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的革命文物，同事實有不少出入。
讓我們先看看這個故事的具體經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位於寧岡、遂川、永新等4縣交界處，方圓有550裏，“人口不滿兩千，產穀不到萬擔”，糧食很少，僅夠群眾自用，部隊要吃糧、儲糧，都得去山下挑，於是在1928年10月，掀起了一個挑糧上山的運動。當時紅四軍司令部及直屬機關、部隊駐在寧岡縣的桃寮村，幹部和戰士們聽到消息後，爭先恐後地報名參加。已經年過40的朱德軍長也興奮地提出要親自挑糧。大家考慮到他工作忙，都勸他不必去了，他卻說：“我身體好，軍事工作可以早晚安排時間處理，挑糧不能不去。”由於大家踴躍參加，一時挑運工具奇缺。朱德便讓軍需處長範樹德給他做一根扁擔，範樹德後來回憶說：“我當即帶名勤務兵到桃寮村張家祠附近找到一個姓張的老板娘(當時紅軍對當地中年以上婦女的稱呼)，用一個銅板向她買了一根毛竹。削成兩根扁擔，一根送給朱德同誌，另一根我留著自用。在朱德同誌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筆在一端寫上‘朱德扁擔’，另一端寫上‘不準亂拿’八個字。朱德笑著說：‘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第二天，朱德親自挑糧，這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的鼓舞。挑糧的路線，是由軍部駐地桃寮村，到山下寧岡縣以東的柏露村，往返六十華裏，都是彎曲不平的盤山小路，因此，紅軍戰士都是挑個三四十斤左右。朱德軍長年歲大了，更應少挑一點，可他“挑糧時，擔子一頭是行軍時背米的三個白布米袋，另一頭是一個用粗厚布縫的北方人叫做‘捎碼子’的米袋，兩頭共計裝40斤，再加上他經常佩帶的一支德造三號駁殼槍和一條裝有約百發子彈的皮子彈袋，總共約四十六七斤”。有的老戰士還編了快板：“朱軍長挑糧過黃洋 ，毛委員在茨坪晝夜操勞，全軍團結齊心革命，勝利在望必定牢靠。”
範樹德提出朱良才的回憶中有三處與史實不符：1：朱德扁擔上的文字與事實不符，不是“朱德的扁擔”、“朱德記”這幾個字，而是扁擔的一端寫的是‘朱德扁擔’，另一端寫的是‘不準亂拿’，共八個字;2：朱德挑糧的路線與實事不符，朱良才說是從井岡山上各村到茅坪，而實際上，是從柏露村到桃寮村;3：挑糧重量與事實不符，朱良才說是挑了“滿滿的一擔米”(當時一擔通常為一百斤)，而實際上，是四十斤左右(當時範樹德20來歲，也才挑了三十斤左右)。
2001年6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擔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自己過去回憶中的一些錯誤，文中說：“小學課本有《朱德的扁擔》一文。文中說，戰友們怕朱德下山挑糧累壞了身體，就把他的扁擔藏了起來，這個藏朱德扁擔的人就是我。那時，朱總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敵情，白天和戰士們下山挑糧。我是他的通信員，擔心他累壞身體，就和其他戰友勸阻他，但誰也勸不住。後來，我出了個‘鬼點子’，幹脆把朱總司令用的扁擔藏了起來。可他仍不罷休，找到軍需處長範樹德，讓他花一個銅板買了一根毛竹，為自己做了一根扁擔，還特地寫上了‘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字，又高高興興地下山挑糧去了。”
第六：“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林彪嗎?
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否是林彪，史學界有兩種意見：一種說不是;一種說是。
說不是這種意見者認為：林彪在井岡山時期對革命前途有過右傾悲觀的情緒，但他不是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理由很簡單，就是：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文章中講過，早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井岡山的同誌們中就有人提出過“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那時林彪根本就不在井岡山，文章顯然不是針對林彪寫的，因為林彪是1928年4月28日才隨朱德、陳毅上井岡山的。
說是這種意見者認為：毛澤東第一次指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確實與林彪無關，但毛澤東指出這種思潮不止一次而是有五次。第一次是1927年冬，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5000餘人開赴井岡山，很多人對革命持悲觀情緒，他們在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行軍途中有不少人逃跑、叛變，這裏麵有戰士、連排長、團長，還有師長;第二次是1928年3月，“左傾”盲動主義排斥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讓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離開井岡山開赴湘南進行年關暴動，最後年關暴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同時遭受失敗，這時又有許多人對革命缺乏信心，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第三次是1928年8月，因為中共湖南省委的錯誤指導，紅軍二十八、二十九團冒進湘南，敵人趁機進攻井岡山，導致井岡山的八月失敗，當時，黨內、軍內有不少人又重提“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第四次是1928年冬，湘贛敵軍調動重兵圍攻井岡山，井岡山上糧食艱難，軍民以紅米、南瓜、野菜充饑，而且身穿茅草、稻草禦寒，一些人又提“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這一悲觀論調。第五次是1929年春，湘贛敵軍重兵第三次“會剿”井岡山，有人又提“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這一悲觀論調。
從上麵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二次確與林彪無關，但後麵三次可能與林彪有關。當時林彪也隻有21歲，對革命有悲觀情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外逃，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爆炸後，一些書籍上突然說，林彪在井岡山時期常說，“一個井岡山，十個井岡山也是空的”“天天吃南瓜，能打得下天下嗎?”為此，毛澤東專門給林彪寫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信，是有所指的。另外，在林彪叛國投敵摔死後，陳毅、肖克、曾山等在揭發批判林彪時指出，“早在土地革命時期，林彪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根據這些情況，可以分析出，盡管“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這句話最初不是出自林彪之口，但林彪可能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第七：紅五軍與紅四軍會師的時間、地點?
紅五軍與紅四軍的勝利會師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一個重大事件，但對紅五軍與紅四軍會師的時間與地點，在曆史文獻和回憶資料中有三種不同的說法，至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一：1928年11月初，在寧岡會師。依據是，1929年9月1日，陳毅在《關於朱毛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彭德懷部紅軍第五軍於11月初由平江遊擊寧岡附近與四軍會合”。彭德懷在《往事回憶》說：“我和代遠同誌帶五個大隊，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11月初同紅四軍在寧岡會師了。”
二：1928年12月1日，在井岡山會師。1929年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贛邊界巡視的楊克敏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說：“在平銅修的第五軍大部於1928年12月1號到達井岡，人數約一千上下，分五個大隊，由彭德懷同誌統率，兵士多係平江農民，作戰頗勇敢。”
三：1928年12月10日，在寧岡會師。1929年1月12日，紅五軍黨代表滕代遠《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說：“12月10日，到寧岡與前委CP、CY特委，四、五軍軍委開了一個聯席會議。”
翻閱彭德懷1970年寫的《彭德懷自述》一書，彭德懷是這樣說的：“到達該地是廣暴紀念前幾日。”(《彭德懷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6頁)廣暴也就是廣州起義(又稱廣州暴動)，時間是1928年12月11日，所以會師時間不會是11月初，為何彭德懷在《往事回憶》說“我和代遠同誌帶五個大隊，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11月初同紅四軍在寧岡會師了”呢?我認為彭德懷在這裏使用的是農曆的日子。會師的具體地點應該是寧岡的新城，因為李聚奎、李壽軒、李克如、何長工、黃克誠等許許多多的老同誌在回憶此事時都認為是在寧岡新城會師的。謝良玉、謝宣福、謝毅珠、謝開炎等當地許多老同誌回憶紅五軍與紅四軍會師時，也都認為是在寧岡新城會師的。
由此可以推斷，紅四軍與紅五軍是1928年12月10日在寧岡的新城會師的。
第八：王佐、袁文才被殺責任之謎
1930年2月24日，王佐、袁文才在永新縣城被紅軍槍殺，死時都隻有32歲。
關於王佐、袁文才被誰殺死的問題，過去史學界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當時毛澤東、朱德麵對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采取“圍魏救趙”的策略，率領紅四軍離開了井岡山。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殺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懷，而且在事發後第3天，也就是2月27日，長沙《大公報》發出一則信息：“彭德懷槍斃袁、王兩匪”，後來，普遍認為是彭德懷殺死了他們。林彪、四人幫曾將此作為彭德懷的一大罪狀;第二種意見認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決袁、王問題的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又被稱為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第三種意見認為，是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朱昌偕策劃，彭德懷“輕聽輕信”，沒有冷靜思考，當然主要應該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朱昌偕負責。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其中“(十)對土匪的關係”這一部分明確規定“暴動前可以同他們聯盟，暴動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暴動前可以適用。暴動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複燃之必要的先決的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土匪若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隻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8)，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99-400頁)而王佐、袁文才二人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就是井岡山地區的兩大土匪組織頭目。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井岡山當地土客籍矛盾所致。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輩都是為了躲避北方的戰亂，背井離鄉從北方遷移到此地的。因為當地的“土著人”占據著適合農耕的平坦地區，所以客家人隻能居住在土著人不願意居住的山區，而且還要受到當地土籍豪紳地主的壓迫和剝削。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講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領山地，為占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家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最為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的鬥爭。”
1929年，土客籍之間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銳地步，1929年1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前委隨之而去，邊界特委成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最高的行政機關。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幹部，時年24歲，是追隨毛澤東上的井岡山，他原本為土、客籍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與袁文才、王佐過從甚密。自朱、毛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後，他更成了袁、王在邊界特委內惟一的依靠。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處死。1929年5月，重新選舉的特委裏，鄧乾元、朱昌偕先後任書記，副書記、常委、執行委員幾乎都是土籍人士。當時，在寧岡有“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稱，這形象地說明了特委與袁文才、王佐之間的現狀。客籍的袁文才、王佐與土籍的王懷、朱昌偕、劉珍、龍超清、鄧乾元等之間已出現互不買帳的現象。袁文才、王佐不大聽從特委的領導，特委則認為袁、王鬧獨立，想占山為王當土匪，所以視他們為潛在的敵人。1929年5月至8月，湘贛邊特委負責人鄧乾元在《湘贛邊界工作報告》則竟然把袁、王當成不可救藥的“匪首”，報告中說：“危害邊界的第一個勢力就是土匪，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現在對我們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征，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關係日趨惡化，過去對土匪的緩衝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見，鄧乾元不僅把袁、王當成敵人，甚至對邊界政權也予以否定。
在土籍王懷、朱昌偕、劉珍、龍超清、鄧乾元等人苦苦尋找機會對付袁文才、王佐時，機會終於來了。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衛團團長羅克紹，還俘獲了20多個造槍工人和部分造槍機器。在沒有請示特委的情況下，他們自作主張，勸降羅克紹，計劃用他們辦一個兵工廠，但特委認定是袁、王與敵勾結，這件事也就成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導火線。
恰在這時，中央巡視員彭清泉悄然來到了邊界，他帶著中共“六大”對土匪處置的教條，準備以非常手段解決王、袁問題，這一想法與邊界特委的想法不謀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紅四軍三十二團，擁有1000餘兵員，700餘支槍，還有一座兵工廠，他們又無力對付。於是，他們就打算將袁、王二人誘騙至永新縣城，然後借助正遊弋在安福、永新邊界的彭德懷的紅五軍，再行下手。他們知道袁文才、王佐最聽毛澤東的話，他們就盜用毛澤東的名義，給王佐、袁文才修書一封，約王佐、袁文才率部於2月22日在永新縣城合編，然後配合紅五軍共同攻打吉安。他們還派出特委負責人朱昌偕、王懷等人，前往彭德懷紅五軍軍部，對彭德懷說“袁文才、王佐要叛變”“在永新縣城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等等。最後，彭德懷信以為真，就答應派張純清率紅五軍第四縱隊300餘人隨朱昌偕趕往永新縣城，同時，特委又將寧岡、茶陵、遂川等五縣赤衛隊調往永新縣城。
就這樣，王佐、袁文才被害。可見，上述第三種意見，即彭德懷偏聽偏信朱昌偕、王懷等人之言，錯殺了王、袁較為可靠。(苗體君 竇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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