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两广事变”# x; g3 ?& N: h/ U$ Q7 S
1936年5月13日，西南两部委的精神领袖、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病亡，两广实力派失去了一面大旗。蒋介石决心乘胡汉民去世之机，解决西南的分裂行为。而胡汉民至死不忘抗日、反蒋、反共，正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实力派头面人物的需要，他们的反蒋之情溢于言表，于是在西南掀起了新一轮反蒋高潮。
就在胡汉民逝世后不久，蒋介石电令陈济棠，请其四哥陈维周去南京，直截了当地要陈维周向陈济棠转达三条意见：先协助广东出兵解决广西桂军，然后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广东维持原状。接着，蒋介石派孙科等人去广州，以给胡汉民吊丧为名，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中央重黝任命，取消广东货币毫洋，统一使用中央银行法币等要求。这无异于要陈济棠交出广东和西南的权力，使两广完全受蒋介石中央的控制，这当然是陈济棠不能容忍和不能接受的。, o( c$ J- e% i
正当陈济棠焦虑不安时，对蒋介石早已积怨甚深的白崇禧也以奔丧名义抵达广州。他竭力怂恿陈济棠举兵反蒋抗日。白崇禧大谈蒋介石如何不得人心，内部如何互相猜忌，财政如何困难，以加强陈济棠的反蒋信心和决心。接着又讲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进攻，又要防止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陕西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要抽调大军对付陕北红军，蒋介石无力进犯广东。如果陈济棠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全力支持。而且，白崇禧还说，湖南何键同他们有联系，只要举起抗日大旗，挥师北上，湖南决无障碍，舆论也会支持，蒋介石没有理由和能力阻击我们，我们的大军到武汉后，采取昔日大革命战略，移师东下，攻占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并可争取日本的同情和帮助。白崇禧的这一番话，使陈济棠听罢心里直痒痒，他决心大干一场。
陈济棠的四哥陈维周及阴阳术士翁半玄、詹天眼等曾向他说过蒋介石气数将尽，此时扶况又得“机不可失”签言，认为昭示大事可行。一向迷信相术的陈济棠乃决心先发制人，他以请缨抗日为名，联合桂系力量实行反蒋。' F X" A6 K; ?+ M
5月16日晚，陈济案约在广州的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延桢等到梅花村公馆商量反蒋大计，向他们灌输白崇禧的反蒋计谋，要他们先研究，后作详谈，但要暂时严守秘密。此后两天，各高级将领分别去见陈济棠，然而有人表示赞成，有人表示反对，有人表示怀疑，也有人主张要提防被“小诸葛”白崇禧暗算。5月19日晚，陈济棠召开近20人参加的军事长官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反蒋大计，并请白崇禧与各将领见面，以作反蒋思想动员。白崇禧向与会者打气说：“我们在这个时间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军事、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心以全力支持。”陈济棠也强调：抗日反蒋是我们的一贯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别无选择，而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以担当这一重任。陈维周接着介绍了自己与日本驻粤领事接洽情况，并说我们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必将取胜。
陈济棠原以为，他的以抗日为旗号的反蒋大计，会获得两广部将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但是，他没料想到，他的部将们听了他们的话以后，居然都很惊讶，默不作声，尤其是陈济棠的手下大将余汉谋在沉默片刻后还起面劝阻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等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蒋介石较量没有必胜把握，需要详加考虑。会后，有些将领甚至表现出要推翻陈济棠的倾向，要请资望较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对陈济棠。! `/ A% A) ]4 u8 K0 |1 a B
5月26日，陈济棠不知受了何人的劝告，忽然改变态度，要余汉谋、张达、黄延桢等转告各师、旅长，将反蒋一事取消。但正当这些将领们如释重负，准备返回驻地正常指挥部队训练和防务时，30日晚上陈济棠却又变了卦，他来到正在举行饯别国防将领宴会的余汉谋公馆，出乎意料地大谈抗日反蒋的计划，强调抗日反蒋的一贯主张。陈济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抗日反蒋大有前途。他还告诉各将领，此次反蒋，不但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的精诚合作，而且湖南的何键也同意一起出兵合攻武汉，如此有利时机，不干何待！为此，陈济棠还作出了大体的军事部署，命令各师、旅长回防地做切实准备，而各军长则留广州作进一步的军事谋划和部署。! b9 b7 ?2 B* p" f
经过近半个月的策划，陈济棠于6月1日指使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开会决议呈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出兵抗日，并任命陈济棠、李宗仁为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总司令、副总司令。6月2日，在陈济棠的授意下，西南两部委对南京发电，指出在日本加紧侵华的“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否则民族“别无出路”，呼请全国督促南京当局领导全国从事抗日。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以第一、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率粤桂将领30多人发电，拥护西南两部委的决议，请西南两部委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接着，粤、桂军分途向湘、赣边进发。这就是“两广事变”。该事变的发生，反映出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尖锐化、白热化，而发生在民族危亡之秋，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在客观上起到了逼蒋抗日的作用，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H% p$ i% V) U* u
事变发生后，陈济棠一面派人联络各省军阀，一面扩充实力。但第一集团军内对反蒋态度不一，各军将领各有自己的打算，有些人不愿意参加这次行动，有的甚至密谋推翻陈济棠，广东空军对陈济棠聘请日本顾问颇为愤慨，这预示着陈济棠这次反蒋的前途大为不妙。0 ]5 | s5 [2 M( c
“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一面故作镇定，致电陈济棠并发表谈话，强调“救国必先团结”，提出召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人出席共同商决一切，以作缓兵之计；另一方面则紧急秘密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设法拉拢余汉谋等部将，收买广东空军，进行分化瓦解。6月初，陈济棠的部将莫希德、李煦寰、李洁之、李汉魂、邓龙光等，准备请余汉谋由广州返回赣南的第一军驻地，对陈济棠实行兵谏。后由莫希德、罗梓材取得副军长李振球的同意，秘密向各级军官进行反陈济棠实行兵谏的思想动员。7月4日，余汉谋以接到参谋长罗种材电请回赣主持第一军军士教导队毕业典礼及准备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为词，取得陈济棠许可，由广州回到大余。余汉谋一到大余，立即召集第一军将领开会。会议决定，一面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一面将兵力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济棠实行兵谏。- \4 z7 x! W5 {" A* X3 {& w
7月6日，余汉谋等人北飞南京，出席五届二中全会，并向蒋介石效忠。蒋即委任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并发给活动费2000万元，令钱大钧、李诚等协助余汉谋回粤收拾残局。12日，余汉谋飞回大余后，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于13日决定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并发表对余汉谋的委任令，以取代陈济棠的地位，同时下令撤销了西南两部委和第一、四两个集团军。14日，余汉谋宣布就职，发表通电，限陈济棠24小时离职下野。在此前后，第二军副军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也挂印离职赴香港；李洁之、董涛等也到香港联名通电反对陈济棠；而西南两部委的萧佛成、林云陔等显要亦纷纷走避以示决绝。此外，陈济棠苦心经营起来的被认为是王牌、国内无敌的空军，由于蒋介石的分化瓦解，6月底已有一个中队北飞南昌投蒋，飞行员走了十余人。至7月18日，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等分乘教练机三架飞抵香港机场降落，各大、中队飞机72架先后北飞至韶关、南雄机场降落。蒋介石闻讯电促北上，20日便全部飞到了南昌。) G& \: ]5 x9 M3 j/ p" f; P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于7月18日被迫宣布下野，他将所剩全部军事力量和从意大利订购的价值700万港元的飞机、从法国订购的全部军火以及300余万元的公积金、补发官兵所有军饷与另发半个月伙食费的款项等，托付给林翼中和李敬扬负责，向即将进入广州的余汉谋等人移交，然后携款2600万元，乘坐英国军舰“蛾号”悄然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出走时，陈济棠给余汉谋拍了一个电报说：“济棠诚信未妥，救国主张无方贯彻，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4 G& v" ]: F# _7 p7 Y. M% F
7月24日，余汉谋率军进入广州，开始接管广东权力。他撤销了五个绥靖委员公署和五个军司令部，将部队整编为十个师和一个教导旅，保留了所有特种部队，将燕塘军校、石井兵器制造厂、潖江制炮厂等交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接办，这些部队后来在抗日战场上起过一定的作用。南京方面，以还政中央厉行统一为名，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养甫为广州市长，并改组了广东省党部，蒋介石还于8月亲自到广州坐镇一个月，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这样，“南天王”陈济棠掌握的广东大权重新落入蒋介石的手中，广东的统治者由国民党的地方军阀变为中央军阀。陈济棠从“南天王”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这是他个人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陈济棠的下野，西南半独立的局面从此告终。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其实质是对内剿共灭共，镇压异己势力，对外向日妥协退让。因此，抗日反蒋对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来讲，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日本是中国人民的仇敌，蒋介石卖国可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抗日是必须的，反蒋也是应该的。陈济棠等人发动的“两广事变”客观上起到了逼蒋抗日，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的作用。蒋介石看到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不但会遭到中共、国内外进步势力的反对，而且也会遭到内部力量的反对，对自己的统治不利。“两广事变”结束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提出了取消《塘沽协定》和《上海停战协定》，停止日本飞机在华北自由飞行，取消冀东防共伪政府，反对在华北建立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权组织等要求，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由一味妥协退让转向较为强硬，这些同陈济棠发动的“两广事变”不无关系。% Y; e( Q( ~$ _! V3 f, `
中共中央对“两广事变”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指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活动”，是值得称道的壮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专门讨论了“两广事变”，决定支持两广的北上抗日和反对蒋介石派兵南下对两广北上部队的阻击，并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12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为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把“两广事变”的领导人列入了国民党中“决然揭出正义之旗”的“抗日救国之贤豪”行列，称“两广事变”为反对蒋介石降日卖国的三大事件之一。由此可见，陈济棠在两广事变中是失败者，但他所进行的反蒋斗争，对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9 l. H/ o& e1 U3 \: H
抗战情怀( w1 m- Y* b) `1 v; {/ 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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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汉谋入主广东后，担心陈济棠寻机回粤召集旧部，复辟“南天王”统治，因而想方设法促他出洋，消除后患。识事务的陈济棠主动派人到南京，表示愿赴欧考察。蒋介石非常高兴，不但同意他出洋休养，而且嘱咐外交部为陈济棠办好出国护照等事宜。1936年8月30日，陈济棠在林翼中等人的陪同下，从香港出发赴欧洲进行历时一年的考察，访问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捷克、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等九国。欧洲之行，陈济棠达到了休闲颐养的目的，也增长了不少见识。陈济棠在欧洲考察期间，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10月发动了为蒋介石祝寿的“献机”运动。陈济棠获悉后，为与蒋修好，他将价值200多万元的军火、机器订单和现金1000万银元献给蒋介石。蒋介石也因此去电嘉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原本接受美洲华侨邀请，去北欧和美洲访问的陈济棠取消了访问的打算，从瑞士赴巴黎，协助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请法国人演讲，控诉日本罪行，并催促法国商人迅速交付他以前订购的军需品，以应国内抗日之急需。途经意大利时，他请中国驻意大使刘文岛以700万港元向意大利洽购飞机。陈济棠虽身在异国他乡，但心系中华的爱国之心、爱国之情令人起敬。 D' h. v8 C% i
是年9月初，陈济棠从欧洲返回香港，受到广东当局代表的热烈欢迎，继而他进入广州。此时，南京政府电催他赴南京共商抗战大计。不久，陈济棠便飞赴南京，向蒋介石表示共赴国难之诚意，并请蒋介石原谅以往的错误。蒋介石表示要齐心协力，共御外侮。在南京期间，陈济棠在白崇禧等高级官员的陪同下，视察了南京市郊的防御工事，他认为工事不合时代需要，南京不可守，得到了何应钦、白崇禧的赞同。这些表现说明，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陈济棠已经消除了同蒋介石的隔阂。+ F( ^' h) F4 l, D! Q0 @/ L
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陈济棠于武汉会战前夕建议蒋介石派孙科、宋子文、王宠惠分别前往苏联、美国和英、法，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有利于中国抗战。这期间，陈济棠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1939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经蒋介石提名，陈济棠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陈济棠又被任命为农林部部长，7月22日正式就职。以后，他主持拟订了《中国农业施政计划》，筹划发展后方农业、林业、渔业、牧业和垦殖业等等。他效法外国的成功经验，将农林部迁往离陪都重庆30余里的新发乡，办公室设在庙宇和新盖的几间茅屋中。为适应抗日战争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陈济棠在农林部内设置粮食增产委员会，他兼任主任委员，亲自抓增加粮食生产大事。在农林部，他任人唯贤，破除任人唯亲的陋习，确定农林部的领导人选。
但是，由于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大片领土已遭日寇蹂躏，全国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农林生产一片萧条。陈济棠虽有一片热情，但也难有作为。为此，他任职刚满两年，便无心眷恋农林部长职位。1941年7月，他请假赴港探望病妻。当日本侵略军于12月进攻香港之时，他被迫化装逃离香港，辗转回至重庆，不久正式辞去农林部长职务。6 f3 N* n' h3 B# J/ P2 F1 c1 [& G
此后，陈济棠追随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会见旧部将香翰屏时，他要他们向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施加压力。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上，陈济棠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5月13日，西南两部委的精神领袖、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病亡，两广实力派失去了一面大旗。蒋介石决心乘胡汉民去世之机，解决西南的分裂行为。而胡汉民至死不忘抗日、反蒋、反共，正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实力派头面人物的需要，他们的反蒋之情溢于言表，于是在西南掀起了新一轮反蒋高潮。
就在胡汉民逝世后不久，蒋介石电令陈济棠，请其四哥陈维周去南京，直截了当地要陈维周向陈济棠转达三条意见：先协助广东出兵解决广西桂军，然后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广东维持原状。接着，蒋介石派孙科等人去广州，以给胡汉民吊丧为名，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中央重黝任命，取消广东货币毫洋，统一使用中央银行法币等要求。这无异于要陈济棠交出广东和西南的权力，使两广完全受蒋介石中央的控制，这当然是陈济棠不能容忍和不能接受的。, o( c$ J- e% i
正当陈济棠焦虑不安时，对蒋介石早已积怨甚深的白崇禧也以奔丧名义抵达广州。他竭力怂恿陈济棠举兵反蒋抗日。白崇禧大谈蒋介石如何不得人心，内部如何互相猜忌，财政如何困难，以加强陈济棠的反蒋信心和决心。接着又讲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进攻，又要防止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陕西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要抽调大军对付陕北红军，蒋介石无力进犯广东。如果陈济棠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全力支持。而且，白崇禧还说，湖南何键同他们有联系，只要举起抗日大旗，挥师北上，湖南决无障碍，舆论也会支持，蒋介石没有理由和能力阻击我们，我们的大军到武汉后，采取昔日大革命战略，移师东下，攻占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并可争取日本的同情和帮助。白崇禧的这一番话，使陈济棠听罢心里直痒痒，他决心大干一场。
陈济棠的四哥陈维周及阴阳术士翁半玄、詹天眼等曾向他说过蒋介石气数将尽，此时扶况又得“机不可失”签言，认为昭示大事可行。一向迷信相术的陈济棠乃决心先发制人，他以请缨抗日为名，联合桂系力量实行反蒋。' F X" A6 K; ?+ M
5月16日晚，陈济案约在广州的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延桢等到梅花村公馆商量反蒋大计，向他们灌输白崇禧的反蒋计谋，要他们先研究，后作详谈，但要暂时严守秘密。此后两天，各高级将领分别去见陈济棠，然而有人表示赞成，有人表示反对，有人表示怀疑，也有人主张要提防被“小诸葛”白崇禧暗算。5月19日晚，陈济棠召开近20人参加的军事长官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反蒋大计，并请白崇禧与各将领见面，以作反蒋思想动员。白崇禧向与会者打气说：“我们在这个时间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军事、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心以全力支持。”陈济棠也强调：抗日反蒋是我们的一贯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别无选择，而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以担当这一重任。陈维周接着介绍了自己与日本驻粤领事接洽情况，并说我们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必将取胜。
陈济棠原以为，他的以抗日为旗号的反蒋大计，会获得两广部将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但是，他没料想到，他的部将们听了他们的话以后，居然都很惊讶，默不作声，尤其是陈济棠的手下大将余汉谋在沉默片刻后还起面劝阻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等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蒋介石较量没有必胜把握，需要详加考虑。会后，有些将领甚至表现出要推翻陈济棠的倾向，要请资望较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对陈济棠。! `/ A% A) ]4 u8 K0 |1 a B
5月26日，陈济棠不知受了何人的劝告，忽然改变态度，要余汉谋、张达、黄延桢等转告各师、旅长，将反蒋一事取消。但正当这些将领们如释重负，准备返回驻地正常指挥部队训练和防务时，30日晚上陈济棠却又变了卦，他来到正在举行饯别国防将领宴会的余汉谋公馆，出乎意料地大谈抗日反蒋的计划，强调抗日反蒋的一贯主张。陈济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抗日反蒋大有前途。他还告诉各将领，此次反蒋，不但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的精诚合作，而且湖南的何键也同意一起出兵合攻武汉，如此有利时机，不干何待！为此，陈济棠还作出了大体的军事部署，命令各师、旅长回防地做切实准备，而各军长则留广州作进一步的军事谋划和部署。! b9 b7 ?2 B* p" f
经过近半个月的策划，陈济棠于6月1日指使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开会决议呈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出兵抗日，并任命陈济棠、李宗仁为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总司令、副总司令。6月2日，在陈济棠的授意下，西南两部委对南京发电，指出在日本加紧侵华的“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否则民族“别无出路”，呼请全国督促南京当局领导全国从事抗日。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以第一、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率粤桂将领30多人发电，拥护西南两部委的决议，请西南两部委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接着，粤、桂军分途向湘、赣边进发。这就是“两广事变”。该事变的发生，反映出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尖锐化、白热化，而发生在民族危亡之秋，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在客观上起到了逼蒋抗日的作用，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H% p$ i% V) U* u
事变发生后，陈济棠一面派人联络各省军阀，一面扩充实力。但第一集团军内对反蒋态度不一，各军将领各有自己的打算，有些人不愿意参加这次行动，有的甚至密谋推翻陈济棠，广东空军对陈济棠聘请日本顾问颇为愤慨，这预示着陈济棠这次反蒋的前途大为不妙。0 ]5 | s5 [2 M( c
“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一面故作镇定，致电陈济棠并发表谈话，强调“救国必先团结”，提出召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人出席共同商决一切，以作缓兵之计；另一方面则紧急秘密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设法拉拢余汉谋等部将，收买广东空军，进行分化瓦解。6月初，陈济棠的部将莫希德、李煦寰、李洁之、李汉魂、邓龙光等，准备请余汉谋由广州返回赣南的第一军驻地，对陈济棠实行兵谏。后由莫希德、罗梓材取得副军长李振球的同意，秘密向各级军官进行反陈济棠实行兵谏的思想动员。7月4日，余汉谋以接到参谋长罗种材电请回赣主持第一军军士教导队毕业典礼及准备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为词，取得陈济棠许可，由广州回到大余。余汉谋一到大余，立即召集第一军将领开会。会议决定，一面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一面将兵力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济棠实行兵谏。- \4 z7 x! W5 {" A* X3 {& w
7月6日，余汉谋等人北飞南京，出席五届二中全会，并向蒋介石效忠。蒋即委任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并发给活动费2000万元，令钱大钧、李诚等协助余汉谋回粤收拾残局。12日，余汉谋飞回大余后，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于13日决定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并发表对余汉谋的委任令，以取代陈济棠的地位，同时下令撤销了西南两部委和第一、四两个集团军。14日，余汉谋宣布就职，发表通电，限陈济棠24小时离职下野。在此前后，第二军副军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也挂印离职赴香港；李洁之、董涛等也到香港联名通电反对陈济棠；而西南两部委的萧佛成、林云陔等显要亦纷纷走避以示决绝。此外，陈济棠苦心经营起来的被认为是王牌、国内无敌的空军，由于蒋介石的分化瓦解，6月底已有一个中队北飞南昌投蒋，飞行员走了十余人。至7月18日，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等分乘教练机三架飞抵香港机场降落，各大、中队飞机72架先后北飞至韶关、南雄机场降落。蒋介石闻讯电促北上，20日便全部飞到了南昌。) G& \: ]5 x9 M3 j/ p" f; P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于7月18日被迫宣布下野，他将所剩全部军事力量和从意大利订购的价值700万港元的飞机、从法国订购的全部军火以及300余万元的公积金、补发官兵所有军饷与另发半个月伙食费的款项等，托付给林翼中和李敬扬负责，向即将进入广州的余汉谋等人移交，然后携款2600万元，乘坐英国军舰“蛾号”悄然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出走时，陈济棠给余汉谋拍了一个电报说：“济棠诚信未妥，救国主张无方贯彻，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4 G& v" ]: F# _7 p7 Y. M% F
7月24日，余汉谋率军进入广州，开始接管广东权力。他撤销了五个绥靖委员公署和五个军司令部，将部队整编为十个师和一个教导旅，保留了所有特种部队，将燕塘军校、石井兵器制造厂、潖江制炮厂等交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接办，这些部队后来在抗日战场上起过一定的作用。南京方面，以还政中央厉行统一为名，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养甫为广州市长，并改组了广东省党部，蒋介石还于8月亲自到广州坐镇一个月，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这样，“南天王”陈济棠掌握的广东大权重新落入蒋介石的手中，广东的统治者由国民党的地方军阀变为中央军阀。陈济棠从“南天王”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这是他个人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陈济棠的下野，西南半独立的局面从此告终。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其实质是对内剿共灭共，镇压异己势力，对外向日妥协退让。因此，抗日反蒋对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来讲，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日本是中国人民的仇敌，蒋介石卖国可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抗日是必须的，反蒋也是应该的。陈济棠等人发动的“两广事变”客观上起到了逼蒋抗日，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的作用。蒋介石看到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不但会遭到中共、国内外进步势力的反对，而且也会遭到内部力量的反对，对自己的统治不利。“两广事变”结束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提出了取消《塘沽协定》和《上海停战协定》，停止日本飞机在华北自由飞行，取消冀东防共伪政府，反对在华北建立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权组织等要求，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由一味妥协退让转向较为强硬，这些同陈济棠发动的“两广事变”不无关系。% Y; e( Q( ~$ _! V3 f, `
中共中央对“两广事变”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指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活动”，是值得称道的壮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专门讨论了“两广事变”，决定支持两广的北上抗日和反对蒋介石派兵南下对两广北上部队的阻击，并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12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为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把“两广事变”的领导人列入了国民党中“决然揭出正义之旗”的“抗日救国之贤豪”行列，称“两广事变”为反对蒋介石降日卖国的三大事件之一。由此可见，陈济棠在两广事变中是失败者，但他所进行的反蒋斗争，对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9 l. H/ o& e1 U3 \: H
抗战情怀( w1 m- Y* b) `1 v; {/ 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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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汉谋入主广东后，担心陈济棠寻机回粤召集旧部，复辟“南天王”统治，因而想方设法促他出洋，消除后患。识事务的陈济棠主动派人到南京，表示愿赴欧考察。蒋介石非常高兴，不但同意他出洋休养，而且嘱咐外交部为陈济棠办好出国护照等事宜。1936年8月30日，陈济棠在林翼中等人的陪同下，从香港出发赴欧洲进行历时一年的考察，访问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捷克、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等九国。欧洲之行，陈济棠达到了休闲颐养的目的，也增长了不少见识。陈济棠在欧洲考察期间，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10月发动了为蒋介石祝寿的“献机”运动。陈济棠获悉后，为与蒋修好，他将价值200多万元的军火、机器订单和现金1000万银元献给蒋介石。蒋介石也因此去电嘉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原本接受美洲华侨邀请，去北欧和美洲访问的陈济棠取消了访问的打算，从瑞士赴巴黎，协助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请法国人演讲，控诉日本罪行，并催促法国商人迅速交付他以前订购的军需品，以应国内抗日之急需。途经意大利时，他请中国驻意大使刘文岛以700万港元向意大利洽购飞机。陈济棠虽身在异国他乡，但心系中华的爱国之心、爱国之情令人起敬。 D' h. v8 C% i
是年9月初，陈济棠从欧洲返回香港，受到广东当局代表的热烈欢迎，继而他进入广州。此时，南京政府电催他赴南京共商抗战大计。不久，陈济棠便飞赴南京，向蒋介石表示共赴国难之诚意，并请蒋介石原谅以往的错误。蒋介石表示要齐心协力，共御外侮。在南京期间，陈济棠在白崇禧等高级官员的陪同下，视察了南京市郊的防御工事，他认为工事不合时代需要，南京不可守，得到了何应钦、白崇禧的赞同。这些表现说明，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陈济棠已经消除了同蒋介石的隔阂。+ F( ^' h) F4 l, D! Q0 @/ L
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陈济棠于武汉会战前夕建议蒋介石派孙科、宋子文、王宠惠分别前往苏联、美国和英、法，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有利于中国抗战。这期间，陈济棠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1939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经蒋介石提名，陈济棠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陈济棠又被任命为农林部部长，7月22日正式就职。以后，他主持拟订了《中国农业施政计划》，筹划发展后方农业、林业、渔业、牧业和垦殖业等等。他效法外国的成功经验，将农林部迁往离陪都重庆30余里的新发乡，办公室设在庙宇和新盖的几间茅屋中。为适应抗日战争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陈济棠在农林部内设置粮食增产委员会，他兼任主任委员，亲自抓增加粮食生产大事。在农林部，他任人唯贤，破除任人唯亲的陋习，确定农林部的领导人选。
但是，由于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大片领土已遭日寇蹂躏，全国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农林生产一片萧条。陈济棠虽有一片热情，但也难有作为。为此，他任职刚满两年，便无心眷恋农林部长职位。1941年7月，他请假赴港探望病妻。当日本侵略军于12月进攻香港之时，他被迫化装逃离香港，辗转回至重庆，不久正式辞去农林部长职务。6 f3 N* n' h3 B# J/ P2 F1 c1 [& G
此后，陈济棠追随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会见旧部将香翰屏时，他要他们向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施加压力。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上，陈济棠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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