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1日 星期一

第一八〇师被歼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八〇师,是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的一个步兵师。一八〇师大部于朝鲜战争期间被歼灭。

历史[编辑]

第二次国共内战[编辑]

1947年8月1日太岳军区各军分区和地方基干团升级组建第二十四旅,旅长王墉临汾战役阵亡)、郑其贵[1],政治委员王观潮,副旅长常仲连,参谋长余凯,政治部主任曾柯。辖:

  • 第70团:洪洞独立团、临汾游击大队和洪洞县新兵营合编组建太岳二军分区警卫4团。团长段龙章、庞克昌,政委陈安海,副团长庞克昌。
    • 一营长马钰、孔祥玄,教导员侯文友(晋中战役南庄战斗中阵亡)、常维克(太原战役在小窑头阵亡),副教导员李英才(晋中战役南庄战斗中阵亡),副营长郭如峰(晋中战役南庄战斗中阵亡)。三连长潘辉。
    • 二营长胡景义。五连长乔成栋。
  • 第71团:夏县康俊仁抗日游击队、太岳区派来的基干团和垣南支队合编组建太岳三军分区56团。团长北沙王至诚,政治委员吴成德。副团长成友权,副政委任伯剑,参谋长郑兴祚(临汾战役中阵亡)、王至诚、赵连城,政治处主任王震东、李全山,特派员周根龙。
    • 一营长姜有才、李元,教导员李全山、王逸民,副教导员魏林、张森娃、李明,副营长张清汉、丁战胜。
      • 一连长胡希圣,指导员韩文高,副连长张志忠。
      • 三连长王纪法(临汾战役中阵亡)、郭荣富(太原战役中在小店阵亡),指导员张森娃。
    • 二营长胡大鹏(晋中战役南庄战斗后阵亡,五连长张家成代副营长)、陈克难,教导员牛云霄、张启,副营长马兴旺、王克明、张佐石。
    • 三营长陈克难、魏林,副营长晋玉合、张清汉、张志忠,教导员刘良、齐安乐、贪学曾。八连长靳长海。   
  • 第72团:济源县独立团与王屋县独立营于1945年12月在济源县勋掌村合编为太岳四分军区独立2团。团长门国梁、马林(临汾战役中阵亡)、尚坦,政委方升普(临汾战役中阵亡)、李懋召,副团长张博奋,副政委李德俊(临汾战役中阵亡),参谋长甄子文,政治处主任苏友连(临汾战役中阵亡)、董振修(太原战役小窑头战斗中阵亡)。
    • 一营长李德富(太原战役小窑头战斗中阵亡)。三连指导员孟庆林。
    • 二营副营长韩月季、王克明(太原战役小窑头战斗中阵亡)。四连长李风功。

1949年2月,在太原前线,华北第八纵队第24旅改编为解放军第180师。

朝鲜战争[编辑]

覆灭[编辑]

北上朝鲜战争,从眉山乘汽车到宝鸡,乘火车到石家庄元氏正好是1951年元旦。又行驶一天,到达沧县运河边泊头镇休整。1951年3月17日抵达安东,住日本兵营,发放物资,3月27日夜跨过鸭绿江。棉衣棉裤大衣雨布,背包铁锨两个手榴弹15斤炒面;战士还要携带武器弹药更加沉重。夜行军半月按期在4月10日到达到伊川,休整十天,冒雨向铁原前进。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打响,师部随60军到议政府市。第60军为第三兵团左翼,奉命经高台山出击,插向纵深,割裂美二十五师土耳其旅的联系,同时抗击美二十五师西援,牵制美三师。第180师为第60军的第二梯队,相机投入战斗,对敌进行追击。4月26日,彭德怀发现联合国军主力撤到汉城以南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进行抵抗,美骑一师在汉城周围组织了密集的火力控制地带;彭德怀判断,敌在诱志愿军攻打汉城,以给志愿军大量杀伤。彭德怀认为在汉城以北歼敌的机会已失,便令部队停止攻击,于4月28日结束了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歼敌的数量2.3万人,没有消灭美军一个整团。180师一万一千余人,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阵亡、负伤后送后,兵力已不足万人。第一阶段结束后,第180师在涟川山沟挖防空洞休整半月。

彭德怀向东转移兵力,以围歼韩军。1951年5月16日黄昏,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九个军数十万人打过三八线,公路上炮车汽车马车部队,异常拥挤前进。第三兵团的任务是割裂西线美军和东线韩军联系,坚决阻击美十军东援。第180师列为第一梯队,由芝浦里的山间小路向东南开进,出击春川。5月17日,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把第60军的第179师和第181师列为三兵团的机动部队,分别配属给第12军和第15军。北汉江南岸,美陆战一师美七师在第180师正面,企图东援。第60军命令第180师实施以攻为守的战术向春川、洪川插入,控制春洪公路,拖住两个师的美军不让东靠,以掩护东线主力歼敌。第180师随即命第539团和第538团三营由下立岩、发雷分别渡过北汉江,控制寒崎县至阴谷山一线。5月17日,第540团由发雷渡江进至仑村里,第539团进至杜武洞,第538团直插新岩里与联合国军遭遇,击毁美军坦克10辆,歼敌一个连。5月18日,第538团二营进至孝子洞、万树洞一线,黄昏时占领万树洞以西3368高地,遭美陆战一师坚决反击,二营坚守阵地伤亡过半;第539团二营则控制了洪川北岸265高地、286高地,胜利完成阻敌东援任务。

战至5月20日,东线的志愿军两个兵团歼灭向云里地区韩军两个师的大部,击溃另两个师,共歼敌5.9万人。部队已极度疲劳,加之雨季来临,供给又难以为继,彭德怀命令部队“结束战斗,向北转移”。

5月22日联合国军开始反攻。自5月22日始,第180师各部携带的粮食已告罄,部分营、连已断粮。更为严重的是,位于180师左翼的第十五军、右翼的第六十三军和第三兵团预备队都在5月22日遵令北撤了,150公里的战线成为一个大空隙,在这个空隙区域内只有180师一个师。5月22日第60军命令第180师向北转移,渡过北汉江至春川西北地区组织防御。正在执行命令时,第180师又接军部转第三兵团命令,要第180师担负掩护中线伤员转运任务,在加平、北汉江以南地区建立三道防线,坚持3至5天,以掩护大部队后撤。通向春川的铁路长隧洞里面两边躺满昏迷的重伤员。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主力后撤,即集结部队向北展开全线反击。美七师和韩六师从第六十三军撤出留下的空隙,插入180师右侧后。美二十四师韩二师等,以摩托化快速部队在空军配合下,从正面向180师进攻。如果5月23日180师撤到北汉江江北,守住加平城隍堂无人防守的土公路,第五次战役历史就可能改写,军事分界线就不会后撤一百多公里。5月23日,联合国军对180师师部和539团防线施行轮番轰炸和反复炮击。联合国军一个团的兵力在16辆坦克配合下,对539团四连防守的九峦山阵地猛攻。四连打退联合国军5次进攻,毙敌百余人。联合国军用一个团和两个营的兵力对付五连,向五连阵地大量倾注弹药,阵地化作一片焦土。五连在营长马兴旺带领下,连续打退联合国军8次冲锋,并缴获机枪一挺。坚守在城隍堂一线的540团三连170人最后只剩下十来个人,排连干部全部阵亡。三营教导员任振华最后用仅有的一枚手榴弹和冲上来的联合国军同归于尽。5月23日、24日两天的坚守阵地战中,全师干部伤亡的数量超过了第二次国共内战时两年的数字。538团一营长刘吉耀、一营教导员赵国泰、5个连长、6个指导员阵亡;539团政委韩启明、三营教导员杨彬、一营副教导员郭青五、8个连长、5个指导员阵亡;540团政治处主任王体先、炮兵营长张允浩阵亡。5月24日美24师沿无设防的土公路北犯,南面的师部知道被半包围,参谋长王振邦、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主张撤退,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说没有命令不能退,只让非战斗人员先撤。5月24日中午师文工队等非战斗人员北撤。5月24日傍晚涉水渡过北汉江,很快回到江北的明月里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5月24日第三兵团的通信电台吉普车被炸,第60军韦杰军长联系不上兵团。5月24日午夜,第60军命令180师立即渡过北汉江,在江北组织反击。军长韦杰亲自给181师和179师安排部署接应180师事宜。第180师主力后半夜涌向北汉江江边,当时联合国军已控制渡口,只能从不是渡口的地方涉水,扶着几道临时拉起的铁丝渡江。江流湍急,江心水深齐胸,联合国军战机不断从江面掠过扫射投弹。这一夜全师被江水卷走600多人。留在铁路隧道里一百多重伤员,5月26日被韩六师射杀,逃到附近山坡的医护人员相继被俘,包括停战后整个志愿军唯一遣返的女战俘,护士杨玉华。

5月25日晴天,第180师师部电台被炸。师文工队在明月里洗衣晒被,梁玉林干事带队去领粮,到沟口遇联合国军坦克炮击,吹大号的文工队干事蔡某阵亡。师长让文工队先撤。5月25日傍晚浓云密布,文工队扔掉背包乐器,砍树枝做拐棍,臂缠白毛巾,翻山越岭磕磕绊绊时爬时溜,挂烂军衣划破皮肤挥汗疾行,5月26日黎明在靠近公路的山沟里隐蔽休息,开会说天亮前通过公路,准备好一个手榴弹扔向敌人,一个留给自己,绝不被俘。5月26日上午联合国军军在马坪里合围,当日傍晚第179师第536团打跑美七师的一个团在马坪里撕开缺口。180师文工队恰好到达,公路上是烧毁的志愿军汽车、粮食和遗体。5月27日晴天,当天傍晚,第60军后勤、医院及其它单位数千人,沿敌炮封锁的江边公路北撤。离开公路走小路,趟河爬山边走边睡;5月28日黎明到金化,遇见戴眼镜的军参谋长邓仕俊,询问师长出来没有?回答不知。

5月25日,第180师已经断粮一周,靠吃树叶野草支撑。师部及539团往明月里和九唇岱山前进,538团转移至上下芳洞阻击,540团撤至北培山鸡冠山一线阻击。当539团二营到明月里时,联合国军已占领西南306.7高地。教导员关志超立即组织部队夺占高地,命令许四保率领四连二排以迅速突然的动作迂回到联合国军侧翼,一举夺回高地,毙敌50余名,俘敌2名,缴获机枪4挺。当天下午4时,联合国军先头部队一个营进至九唇岱山,向防守山头的五三九团二营五连连续猛攻。五连最后仅剩下4个人仍守住了阵地。5月25日下午17时,在明月里的180师接到军部转兵团的命令,要180师派两个团沿公路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派一个团沿土山路到加德山,两面阻击联合国军,以掩护全兵团3000余伤员撤退。180师接到命令后,即令师直属队和各团重炮连、五三八团、五三九团先行出发到马坪里背后山侧。待部队开始行动时又接到一道命令,即:师部率两个团通过土山路占领加德山,另一个团负责将全师200多名重伤员沿着公路运送到马坪里兵站,然后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于是,师部又命令已经向北转移的538团返回协同540团到加德山重新布防;命令539团运送伤员到马坪里兵站后,立即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但539团最终却上了鹰峰山。这一错,就使180师失去了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的机会,失去了进可攻击联合国军,退可用有利地势撤退。靠近春川的539团3营先走一步完全正确。

5月26日,180师到达加德山时,听到马坪里背后山上有枪声,美二十四师已攻占间村,韩六师已进占芝岩里(韩语:지암리),美七师进至马坪里超出180师侧后,对180师形成合围;更为严重的是,180师跟上级已失去电台联系一昼夜。5月26日中午,在加德山五三八团指挥所召开了第180师党委紧急党委扩大会议,郑其贵师长决定没有上级命令不能撤。下午17时多,得到军部回电同意180师向鹰峰山突围。下午18时180师匆忙实施突围。炸掉无法走山路的山炮。从加德山到鹰峰山要通过一个六七里长的深沟,师部和538团、540团几千人拥挤在一个深沟里,受沟底宽度限制,回旋余地很小,在联合国军密集炮火袭击下,有些人为抢先而造成建制混乱,使不少人失散了。由于四五天没粒米下肚,不少人在这急行军中倒地后就再也未能爬起来。

鹰峰山主峰标高1436.9米,美军已经控制了主峰和许多制高点。5月27日拂晓,到达鹰峰东山时,师部这一路只剩下1500多人。副师长段龙章指挥538团组织班以上党员干部强攻鹰峰主峰东侧高地;539团政治处主任李全山、保卫干事王洪运和警卫排长吕铁栓、侦察员张林川带领警卫排和团机关干部30余人,配合一营参谋长周复幸指挥的一营5个排攻占主峰,但终因敌众我寡,到下午鹰峰主峰又落入敌手。180师余部冲出联合国军重围转移到鹰峰西边一片灌丛茂密的山凹里时,发现四面山头上也都是敌军,敌机在空中盘旋。郑其贵在鹰峰山阵地上组织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几位师领导感到依靠兄弟部队接应已很难办到,决定180师分散突围。5月27日夜,郑其贵通过电台向军长韦杰报告:我们决定晚上趁着夜色分路平行突围。军长韦杰同意第180师突围决定,指示组织部队集中向史仓里方向突围,第60军派部队接应。翻山越岭向正北史仓里突围,这是一步错棋。此时,敌军继续向华川方向进攻;第179师、第181师各一个团阻其进攻。第179师相对181师距离史仓里要近一些。军长韦杰亲自给第179师打电话,令179师把防务交给181师,179师不惜代价向史仓里反击,把180师接应出来。到5月28日天亮,179师一个营才到达明芝岘、下实乃里地区,与史仓里还有一段距离。180师按军里指示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前卫营按图行进,在山间摸错了方向,遭联合国军阻击,无奈突围部队折回鹰峰地区。此时鹰峰四周的高地已被联合国军占领,180师再入绝境。郑其贵下令烧掉密码本,一颗炮弹在电译员跟前爆炸,电译员阵亡,电台被炸毁,这是180师最后一部电台。

最终突围结果:

  • 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1920—1971,陕西省耀县人,突围后,被降职降级任第六十军作战处长)、师参谋长王振邦(1918-,山西永济县人),带领师警卫连顺着沟沿小路朝史仓里方向前进。史仓里方向枪声不断,估计是联合国军想阻击志愿军突围。于是他又朝东北方向走,过了一座山林,爬上一座秃山,这时天已大黑。前边是绝壁,断了去路,警卫连同志集中一些被包带,续接起来后放下去,人们就抓着带子下崖,一溜就是八九十米。中间带子还断过几次,摔伤了好几个人。下这个山崖花费了两个多小时。下崖后,沿东西方向的深沟向东行,黎明前走到了沟口,沟口不远处是条小河,部队正计划过河时,雾气中突然钻出十几辆坦克,向他们开炮,并左冲右闯,恣意追压他们。师首长在警卫员的扶架下,绕过联合国军,冲入附近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从那里过了小河。走了三四里,又涉水过了一条大河。河岸上埋伏着联合国军的步兵,警卫连同他们打起来。在近战中美国兵是较量不过志愿军战士的,他们200余人很快占领了联合国军的伏击阵地。终于在6月1日突围。
  • 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开始分散突围,跨上马时,听沟下边一个人叫:“吴主任!吴主任!”吴成德下马,发现是自己认识的五三八团二营身负重伤的军医王洪兴。王洪兴要求吴成德带上他。吴成德一面叫通讯员去找五三八团的首长来处理此事,一面观察王洪兴的伤情,并安慰他。吴成德为此而耽误了20分钟,就跟师部突围人员脱节了。实在不忍把400多名伤员丢下,组织带领他们突围,在几乎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游击400多天,等待第六次战役,直至1952年7月10月弹尽粮绝被俘。1953年9月最后一批遣返回国。吴成德是志愿军中职务最高的战俘。[2]
  • 师炮兵室主任郭兆林
  • 第538团团长庞克昌带人突围成功、但政委赵佐瑞被俘。5月30日拂晓,团参谋长胡景义率先突围到第181师阵地,向军长汇报。全团归队九百余人。副团长文荣德
  • 第539团团长王至诚、政治处主任李全山带一营及机关干部40余人于5月30日突围成功,关键资料一件不少 王至诚与美军打了白刃战,左胸还中了一颗子弹没死,硬是用手抠出了弹头,亲自杀死美军哨兵;团政委韩启明在北汉江南岸坚守战斗时就负重伤,为了让极度饥饿用担架抬他的战士突围,拔枪自杀。6月1日一营营长丁占胜,二营教导员关志超等人带领部队突围归建。全团突围千余人。
  • 第540团团长刘瑶虎阵亡。政治处主任王体先在北汉江南岸坚守时阵亡。二营负责军部警卫没有参加战斗。政委李懋召带一、三营余部突围成功。 全团突围逾千人。
  • 师直、勤务分队、野战医院等部突围四百余人。其中师文工队60人,仅1人阵亡,其余全部突围。

部队整补[编辑]

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第三兵团共减员39558人。第180师最初统计时,阵亡456人,受伤1616人,情况不明(失踪、被俘、走散、掉队)5572人。多年以后,各种调查和资料证明,180师在第五次战役担负进攻、阻击、掩护伤员撤退、最后实施突围,实际阵亡人数在2000人以上,被俘近4000人,突围归队与留在后方警卫第60军军部的第540团2营共有4000人;损失山炮12门、八二迫炮11门,各种枪支3502只,马匹684匹,车辆15台、电台一部、报话机6台,步谈机16个。

毛泽东说: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些,远了些,大了些”。彭德怀也说:是由许多错觉造成的。彭德怀司令员主动承担了责任,将第五次战役视为他一生中四次军事失误之一。1951年6月25日空寺洞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彭德怀严厉批评了六十军军长韦杰。要不是志愿军司令部也有责任,非把师长枪毙不可。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皆被撤职留党察看一年。但是第三兵团命令第180师暂不撤收,掩护伤员撤退后再撤,是最直接原因。第180师余部集中到黄海北道谷山郡休整。谷山四面环山,中间小平原是稻田,定时炸弹经常爆炸而荒芜,朝鲜老乡只能在山坡上耕种糊口,也没法种蔬菜。

1952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命令,从川东、川西、川南三个军区调来3个基干团共5000多人,拨入1450多名参战老兵,与180师余部合编,志愿军第三兵团另拔给180师一个通信连和一个工兵连,180师的兵力恢复到1万多人。代师长李钟玄(第15军第44师副师长),师政委李少清(因负伤未到职)/唐明春(第11军第33师副师长),师参谋长王振邦(留任),师政治部主任袁本慧,炮兵主任王至诚(原539团团长)。辖:

  • 538团团长庞克昌(1918年-2001年12月2日,山西省河津县人,留任)、副政委潘族(外调).文荣德就任180师538团副团长,于1951年7月带四川西部的3000人奔赴朝鲜战场。
  • 539团团长陈克难(原副团长)、副政委郝令高(外调)
  • 540团团长周光普(外调)、政委李懋召(留任)。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之时,第180师开赴东线鱼隐山换防。师部驻龙门山。敌军拒守主峰949.2居高临下,坦克机枪轰击封锁,赴前沿坑道十分危险。

1953年[编辑]

1953年农历除夕,540团进攻某无名高地,敌暗堡里机枪猛烈射击。赵永旺阵亡。第180师受挫两周年发起了方形山战斗,拉开1953年夏季反击战序幕。联合国军猛烈反攻一周,均被打退。5月13日当晚四千人潜伏在949.2下面丛林中。5月14日没有出现邱少云那种意外。5月14日晚二十时整,信号弹从身后升起,几百门大炮同时开火,炮火急袭15分钟,戛然停止五分钟。第二次炮火急袭开始,未等炮火延伸,漫山炒豆声响起,潜伏部队冲锋。不到半小时,占领主峰的信号弹升起。5月14日夜在师部观战的第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赞扬:180师这回打了翻身仗!5月15日朝阳升起,郁郁葱葱的949.2高地变成秃子,岩石裸露烧成红色,山腰剩下无数半截黑树桩。战线推进二十多公里。

5月27日晚,第180师以539团2个连和配属的181师541团2个连共4个连兵力,向韩国第5师2个步兵连及配属分队共450余人防守的“方形山”阵地发起进攻。方形山”位于949.2高地以北,是949.2高地向北伸出的一条山脊上最北端的一个无名高地,距离949.2高地约2公里,志愿军称之为“方形山”。它向屏风一样掩护着韩国第5师主阵地949.2高地。从方形山到敌军主阵地高地,山梁上共有5个山包,敌军做了一个环形阵地,志愿军从己方起依次命名为1、2、3、4、5号环形阵地。步兵分队分9路同时对敌9个点发起攻击,将韩国第5师防守部队分割成数点,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经21分钟战斗即全部占领阵地,全歼韩国第5师防守的两个连及配属分队,毙伤敌340名,俘虏美炮兵观察哨内4名美军和韩国兵106名。5月28日至6月4日,第180师击退韩国第5师先后两个团兵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的58次反攻,巩固了阵地,共歼敌2400余人。韩国第5师第36团遭到歼灭性打击,撤至949.2高地以南修整,由其第35团接替防务。“方形山”战斗中,180师共伤亡183人。

7月13日,四个军十几万兵力展开大规模的金城反击战,迅速突破中线韩国军4个师的防线。第180师渡过金城川冲在战线最前,正值伏季大雨不停,道路泥泞,乘胜追击不,7月15日攻占黑云吐岭,全歼韩三师第23团一个营,俘虏韩五师团长金载宪。忽然传来第12军奇袭白虎团的消息。第180师攻占的黑云吐岭、白岩山已向南突出友军七、八公里,接近五次战役经过的金化平原,敌集中几个师反攻。由于金城川桥梁被炸、江水暴涨,火炮支援和粮食弹药供应发生困难,战士们在没有工事的山岭打得异常艰苦。第三兵团命令第180师固守阵地,但第60军、第180师首长主张见好就收,避免意外,毅然下令后撤,战士连伤员、俘虏和遗体都带到金城川江北。第540团第一连班长郑朝元在白岩山棱坎战斗中率部坚守16个小时,歼敌267人,郑朝元个人就歼敌122人,志愿军司令部给他立特等功,授予二级英雄称号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战后[编辑]

由于第一八〇师被俘人员大部原隶属于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战后多数选择前往中华民国台湾

1953年9月,后建立第一八〇师随第60军回国,第180师驻防安徽符离集,后移防南京浦口南门镇,再移防滁县东。1958年,538团改为架子团。1961年4月25日,180师(欠步兵第538团、炮兵第560团)调归国防部五院;步兵第538团调归第181师。1962年5月,180师师直和步兵第539团、 540团由国防部五院复归第60军建制。1964年12月20日,第180师师直(欠高炮营)、步兵第540团、炮兵第560团改编为安徽省军区独立步兵第一师;该师于1976年与浙江省金华军分区对调。步兵第539团扩建为江苏省军区独立步兵第一师;该师1976年奉命与浙江省温州军分区对调。

参考文献

《英雄儿女》王成90岁卖鞋垫 《上甘岭》英雄连长80岁修鞋

 中共抗美援朝战争影片《英雄儿女》和《上甘岭》“王成”和“英雄连长”原型两个主人悲苦生活。

中共“抗美援朝”战争影片《英雄儿女》和《上甘岭》两个主人公“王成”和“英雄连长”原型的悲苦生活。(图片来源:维基百科/CC BY-SA 3.0)

大陆的“抗美援朝”战争影片,《英雄儿女》主人公“王成”原型蒋庆泉90岁以卖鞋垫为生,《上甘岭》中英雄连长“张忠发”原型张立春80岁以修鞋为生。

90岁的“王成”和老伴靠卖鞋垫维生

电影《英雄儿女》的的主人公“王成”原型蒋庆泉没有死,最后被美军俘虏。后来以战俘的身份回到中国,马上被关进了“昌图归管处”交代问题。蒋庆泉说,弟兄们“其实都挺悲惨的”。

据官方资料显示,“志愿军”战俘自愿回大陆的6,000多人中,有700人被开除军籍并抹去从军史,4,600多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2,900多名中共党员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的只有120多人,还分别给予了党内警告和留党察看等处分。

蒋庆泉从昌图“教育改造”结束后被责令退伍,只好回到老家辽宁省锦州大岭村种地。他说,“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最屈辱的是,蒋庆泉出生入死的亲身经历,对老婆孩子也不敢提及,但是低调的蒋庆泉依旧没有逃过“被批斗”的命运,“文革”爆发后,他的档案被造反派翻了出来,他马上由退伍军人变成了敌人,并被打成“叛徒”,动不动他就被拉出去“游街批斗”。直到10多年后的1981年,中共当局才宣布取消对他的处分,这时他已欲哭无泪。

曾经的战地记者洪炉曾对外界披露说:“他受的苦太大了,那是三重的苦啊。”“我在锦州的民政局,查到的战俘管理处的材料,他写的检讨、认罪书一大堆啊,他认为自己给祖国丢了人,那段受的屈辱痛苦,别的人体会不到的。”

2013年7月,蒋庆泉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时坚持说,“我是战俘不是英雄”,同时透露了自己被俘回国后遭到中共打压的经历。等于在告诉世人,他大半生饱受“一朝为俘,终身耻辱”的痛苦,不是所谓平反、撤销处分就能一笔抹去的。

2018年陆媒网易报导,《英雄儿女》主人公“王成“的原型没有死,已经90岁了,如今和老伴卖鞋垫生活,目前住在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他叫蒋庆泉。

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把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地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把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后,招呼老伴儿坐上车准备出发。

为挣钱贴补家用,一周三天有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元钱1双的鞋垫,有时卖几十双,有时卖一两双。家离集市只有2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遇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当收摊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也得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战争也给蒋庆泉留下了病患,他的右眼突然不行了,医生告诉他说,“可能是打仗时留在眼睛里的。其实好几十年了,天天头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难受。”

80多岁的“英雄连长张忠发”靠修鞋维生

陆媒凤凰新闻“人民观察”报导,电影《上甘岭》中的连长“张忠发”的原型,修鞋30年:女儿饿死,儿子下岗。

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过2枚战斗英雄奖章、2枚勇敢奖章、1枚银质国际勋章、立过8次大功的“战斗英雄”张立春,50年后被发现在街边沦为修鞋匠,他就是作家魏巍的报告文学集《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那位“战斗英雄小老虎”。

让魏巍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英雄小老虎”,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双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在街道边修了30年鞋的“老修鞋匠”了。

多年来,张立春的孩子们一直抱怨没借到父亲的“一点光”,而且因为父亲坐过牢,两个儿子在当兵和上学的时候,都由于政审不合格被拿下来了。现在因为单位效益不好,张立春的两个儿子都下岗了。虽然张立春“平反”后,有了一些劳保工资,但是家里孩子的生活也得靠他接济,80多岁的他还得天天去街头“修鞋”。

据陆媒信阳日报报导,电影《上甘岭》连长张忠发原型,原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7连连长张计发,因病医治无效,2021年6月15日在河南信阳逝世,享年95岁。

来源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2011年再版《我的朝鲜战争》,张泽石写在前言中的追问回响于历史的天空:朝鲜战争难以忘却,还因为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战俘营内中国人之间的那场残酷血腥争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

   在经历了27个月的战俘生活之后,回到祖国的志愿军军人张泽石,又成为了“叛徒”。1980年被平反之后,他用了30多年去寻找历史的真相和“他们”的声音。

  1952年6月,志愿军战俘张泽石作为“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代表”被押至美军在巨济岛上的“最高监狱”,刚被一阵拳打过、又被高压龙头喷射出来的凉水压倒在地,他发着高烧,心中又一次发誓,“只要我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你们的罪恶公诸于世!”张泽石所说的“你们”,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军管理者,以及战俘营中的反共战俘——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中国战俘内部又分为亲共与反共两大阵营。

  他没想到的是,1954年1月回国后,只受到短短一个月的热情接待,马上就被转入“检查”阶段进行严格审查。朝鲜战场上的“战俘”身份成了罪过,张泽石于1954年6月被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军籍,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 “叛徒”,既不能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又无法探寻为什么有三分之二的难友成为“叛徒”,去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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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石

  申诉

  张泽石归国23年后的1977年,文革结束。

  这年夏天,张泽石和几位战友分别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写申诉书--他们如何回国的,回国后20多年的遭遇,并请求消除对他们的怀疑、歧视,恢复党籍军籍等。

  这种诉求是一个6700多人(回国战俘约7110人,与张泽石同期回国者6千多人)的群体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的呼声。张泽石写申诉时,接到了战俘营地下党委总书记、他的老团政委赵佐端从本溪寄来的信,告诉他“这一年来,收到好多战友来信要求向中央申诉大家的冤情,我们决定向中央写信……想起了你这个秀才,我们请你按照原稿内容加以修改后,寄给中央。”

  1978年12月,他们第一次以集体申诉形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中顾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等十多个单位呈送了较为全面的材料。

  两个月后的一天,张泽石请当年突围出来的战友孟伟哉替他参谋一下“申诉信”,孟伟哉告诉他,不能这么自卑,要理直气壮地向中央领导讲道理。

  1979年6月,张泽石从报上看到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有个提案委员会,他发动全家人给提案委员会成员写申诉信。这封信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全国人大将志愿军战俘冤案平反的调查处理工作交给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了配合总政对各地难友的调查工作,张泽石成了“协调员”,先是自费,后在难友们三元、五元的捐助下,跑遍了有归国战俘的省份,去收集难友们归国后蒙受磨难的史实。

  1980年10月,张泽石接到一位清华校友的电话“有好消息,马上来!”在这位已是某机关党委书记的校友那里,张泽石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0)7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文件“前言”中写道:“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张泽石擦着眼泪、赶在文件送回机要室之前,抄写下全文。

  几天后各地难友都在传看一份用复写纸印写的手抄件。这份文件规定了恢复党籍、军籍和安置问题的有关政策,使志愿军战俘享有了人格尊严、公民权利和复员军人待遇。

  此时,距张泽石回国已整整27年。

  发问

  1980年第74号文件下发之后,张泽石开始实施他的誓言: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

  1988年,张泽石第一次将志愿军战俘在美军战俘营中的经历写出来,原定书名为《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好心的编辑劝他将“战俘营”改为“集中营”。编辑觉得“战俘”两个字,不够凛然正气,甚至是耻辱。张泽石同意了编辑的改动,并道出原委:“原来的战俘营‘P.W.Camp’,我之所以同意改为集中营,有趋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思,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罪行,我当时把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等同于法西斯德国的罪恶,所以觉得改成集中营更好”。

  从张泽石后来出版的书中,无论是书名,还是内文,都能看到“集中营”已改回“战俘营”。“战俘”这个纠结的词,是美军战俘营内五次战役中被俘人员的群体身份。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是不是法西斯德国?这个问题困扰张泽石很多年后,也得以解决。

  事实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从动笔到问世先后长达8年,艰难的不是回忆、调查和撰写,而是如何突破志愿军战俘这一敏感话题。

  《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在社会上被一再盗版的那几年中,张泽石接着撰写了《一位志愿军归国战俘的遭遇》,并将两本手稿集合成30万字的《战俘手记》。在北京作协1993年“北京作家手稿推荐展览”会上,被哈尔滨个体书商老鞠出资13000元买断。老鞠花了800元把书送审,“审定稿”中被删了近三分之一。得到的结论却是不得出版!老鞠出门时撂下一句话:“老子就是坐牢也要把书印出来!”不料背后的审稿员忙喊住老鞠说:“你真能把这本书印出来,可别忘了送我一本!”

  老鞠后来真的一字未改地正式出版并印了3万册,在那年的南京书展上被抢光了。

  积压了三十多年的巨创深痛,从敏感话题变成了受欢迎的公共历史读物,张泽石此后的书写不断地增加亲历者的回忆与原始资料的对照。他对人和事件的定性也随着美国、中国台湾各地解密史料的公布而发生改变。

  2011年再版《我的朝鲜战争》,张泽石写在前言中的追问回响于历史的天空:朝鲜战争难以忘却,还因为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战俘营内中国人之间的那场残酷血腥争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

  找寻自我诘问的答案,张泽石用了三十多年时间。

  忠诚与背叛

  1993年的一天,北京玉泉路附近一家饭店挤满了1954年与张泽石一同归国的战友。听说当年从战俘营赴台的180师难友梁铭芳山西探亲后,经北京转机要回台北,张泽石就在战友罗杰超开的饭店里,约了十几位战俘营中的同胞,请梁铭芳吃了一顿饭。席间,大家只谈思念、乡情和各自的家庭,有意地避开了“选择”这一难堪的话题。餐后,张泽石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一书送给梁铭芳。

  这本书打开了梁铭芳心中几十年的枷锁,1年后,张泽石随妻子到台湾看望曾是国民党飞行员的妻兄,到梁铭芳的别墅小院做客,梁铭芳告诉他,自己把《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拿给在台的好几位难友看了,大家都挺感激你的,“就为了你在书里没把我们说成是叛徒!”

  张泽石在这本书中没有把战俘营中的所有人都叫作叛徒,这与他归国时的观念不同。在写这本书时,他已确定将李大安等战场投敌,以及在牢中参与迫害亲共战俘的人与受胁迫赴台的战俘分开了。前者叫叛徒,后者叫变节者。

  战俘营中的思维是,所有去台者都是叛徒、懦夫、软骨头,这是不同政见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到了1980年写《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时,张泽石自己已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中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当成了“叛徒”。因为这段人生遭遇,他认为自己在精神上与去台难友已经没有差别。他在80年代最初创作时,将“叛徒”与“变节者”分开来用,限于“程度的不同、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当打手的是叛徒,被刺字裹挟赴台的是变节者。梁铭芳在台北家中,向张泽石讲述了自己在战俘营里,反共势力强行在他身上刺“反共抗俄”等字,加上一些国民党势力的威胁,身上带着“杀朱拔毛”,回大陆就是送死。同在台湾的其他难友,也讲述了他们在战俘营中被P.G们拉进警备队强行在他们手臂涂上墨汁,用绑成一撮的针尖往臂上刺字的相似遭遇。

  亲国民党势力在战俘营中的宣传和恐吓,导致一些战俘对中共的战俘政策产生恐惧,而谭兴东这样的志愿军干部,在叛变之后的行为,更加深了战俘对遣返大陆后恐慌。

  谭兴东是1941年参军的老干部,1950年8月晋升为副营级,这年9月他的富农父母被处决,谭兴东遂擅自离职,后又被拉回部队押着过江,降为副排长(常成《从学生到军人,从敌人到战友:志愿军战俘复杂的战前经历》)。带兵投敌的谭兴东关在战俘营72联队里,经常给战俘们“讲课”,讲“中共是怎么对待俘虏的”、讲“今天你骂我是叛徒,将来回去,你也就是叛徒”,动摇了很多想回国人员的意志。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多人说“不怕挨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在后来去台的14334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原国民党军人,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原共产党部队的军人。

  在台北见到梁铭芳以后,张泽石又四次赴台探亲,每次都要寻找、采访志愿军难友。2010年,正在创作《孤岛--一万四千赴台志愿军战俘的今昔》一书的张泽石已80高龄,这年初夏,他带着高延赛、荣挺进、常成到山西等地区采访几位已经回乡定居多年的去台难友。

  有了对去台难友深入全面的了解,使张泽石在1977年代表归国难友申诉之后,再次要求有关部门,对14300多名去台志愿军战俘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做出实事求是的定性分析和历史结论。

  心愿

  为“战俘事业”已经奔走了35年,张泽石还有几项呼吁至今没有得到落实,“正式追认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为中共党组织”“追认所有在战俘营对敌斗争中牺牲的被俘人员为烈士”,“为战俘立法”等。张泽石说“这些都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一直没有完成。”

  张泽石不知道这些“战俘事业”何时能完成,无论结果怎样,他还在奔走。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这个奇冷的冬天,张泽石已带着崔永元的“口述历史采访组”,跑了辽宁、河南、山西,抢救性地录制了30多位志愿军战俘的口述。

  春节后,这位83岁的老人又将第三次踏上给难友们做口述采访的征程,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的难友在世的只有十分之一了,而且他们经历了太多磨难,我不去,他们不会开口”。

张泽石(192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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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石(1929年7月),生于上海四川广安人。1951年随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被俘后曾任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1953年秋停战后遣返归国,回国后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受到迫害。1981年得到平反

生平[编辑]

1946年,张泽石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最初的志愿是为中国造出原子弹,但眼见国民政府当局过于腐败,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第二次国共内战[1]

1951年,张泽石于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第一八〇师538团担任见习宣教干事,负责编写《战斗快报》,3月21日,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5月21日,第一八〇师遭美军击败,张泽石被俘,转送第86战俘营。[1]张泽石在战俘营中担任战俘总代表与翻译,协助战友与美军沟通。10月10日前夕,中华民国派人送青天白日旗进入战俘营,希望在双十节当天进行升旗,并准备拍照,证明此战俘营的成员皆支持中华民国。张泽石协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友,在战俘营中搜索这面国旗,引发暴动。美军决定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俘隔离,另外成立一个战俘营。

1954年,张泽石与其他俘虏被遣送回中国大陆,之后被撤消党籍与军籍。经历反右斗争与文革的迫害,1981年得到平反,他成为一名中学教师。[1]

著作[编辑]

相关条目[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志愿军战俘:他们战斗过,被俘后尝尽了时代的酸苦

 志愿军战俘:他们战斗过,被俘后尝尽了时代的酸苦

--作者:紫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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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11日,板门店谈判会场外站岗的双方警卫

有战争就有战俘。

朝鲜战争中,美军战俘与志愿军战俘的人数分别为3000余人和2.2万人。当个体遭遇战争,自身的命运已然无法把握,只有随波逐流。在被投往对方战俘营后,他们的人生走向另外一条轨道。

在美俘营里的日子

据不完全统计,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被俘原因可大致归为如下几类:

因受伤被俘3000多人;

因生病被俘约4000人;

因冻饿、弹尽粮绝而失去战斗力被俘1.2万多人;

因其他原因被俘1000多人。

当然,也有人主动投降,但仅有数百人。于是,他们的身份在一瞬间发生改变:从战士到战俘。

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并不知道莎士比亚,但在被俘后,许多人心里都有着与哈姆雷特一样的追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志愿军战俘张泽石回忆,一名志愿军的营职干部就曾来和他商量如何去死,他的唯一愿望就是能在死后得到一张“抗美援朝军人牺牲证明书”。

事实上,不用他们一心求死,在美军战俘营,死亡也一直如影随形。他们住在帐篷里,每个帐篷住50多人,帐篷中间挖一条40厘米深的沟,两边潮湿的土地就算是床铺。每个人只能睡30厘米宽的地方。每两人一张草席,每人一床旧军毯,夜夜与潮湿和寒冷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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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39日,巨济岛战俘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俘虏在战俘营里挂出了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肖像

住的恶劣,吃的也很差。每个战俘每天领到的只是小半碗饭,开水每5天才供应一次,平时连清水都喝不上。与饥饿相连的就是挨冻,不知是管理不善或者故意为之,直到大批战俘被冻伤,才给每人发一件夹衣,10个人发7件旧大衣。

变身“老运动员”

195385日开始,中美双方进行了大规模遣返和交换战俘。对于一路披荆斩棘才回到祖国的志愿军归国人员来讲,生活的考验还在继续。志愿军归来人员回到祖国的第一个落脚地点,是辽宁省北部昌图县的金家镇。奉命接管他们的组织,叫“归来人员管理处”(简称“归管处”)。归来者在归管处经过一段时间温暖的休养生息后,组织上便开始对被俘人员进行政治审查,并根据政治审查的结果进行分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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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

交代问题过后,2900多名共产党员,91.8%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

这一结果是志愿军归国人员们所无法接受的。”志愿军战俘张泽石回忆,在美军战俘营,当时想死都没机会。三天三夜没吃没喝,早晕过去了。

就这样,每个人的档案袋里都装着“内控”“特嫌”“特殊党员”等材料。回到家乡的他们经历了“家门难进”“相亲难见”的无奈,也在婚姻、求学、工作中遇到不少带有偏见之举。在之后的历次运动中,许多归来者都辛酸地说:“我们都已是被打入另册的人,平常被看成同‘地、富、反、坏’是‘一丘之貉’,只要政治运动一来,我们就躲也躲不开,跑也跑不掉,所以被戏谑地叫做‘老运动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下达了(8074号文件,为这些“老运动员”们落实了政策。

“反共义士”被加入国军

还有1.4万名志愿军战俘被送往台湾。对他们来说,1954120日这一天是令他们终生难忘的日子,从仁川到基隆,美军开始了运送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的行动,这1.4万人也即将变身为台湾当局所宣传的“反共义士”。半途中,有志愿军战俘跳了海,死前他说:“我到台湾也是死,干脆死到海里算了。”

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曾奉命全权负责接运这1.4万名“反共义士”“归国”。他在事后对整个过程有一篇十分详尽的报告。报告中说:“待载运反共义士的登陆舰进入基隆港时……基隆市民更是倾巢而出,码头两边,真是人山人海,这种热闹感人的盛大场面,只有抗战胜利大游行差堪比拟……”

迎来了这些反共义士,下一步就该考虑如何安置他们了。当时台湾社会经济还在复苏之初,没有能力接纳这么多人就业,而且这些战俘中很可能有中共的间谍潜伏,让一万多战俘进入社会也不利于监控,因此,国民党政府力求让战俘们尽早“融入”国军部队。19544月,台湾当局宣布:“全体反共义士宣誓加入国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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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从韩国出发,奔赴台湾。他们被美韩及台湾称为“反共义士”

从加入国军到退役,这些赴台的志愿军战俘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较为艰辛。他们除了文化程度较低、谋生本事较差之外,他们在战俘营里身心所受的创伤,特别是那些刻在身上的洗不净也抹不掉的刺青,已经变成他们心中难以愈合的疤痕!而上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为了“反攻大陆”的需要,延长了当兵年龄,并且对军人的结婚条件很是苛刻,这些赴台志愿军老兵们便多数终身未婚,这成为他们的终生之痛。

除了孤独终老外,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也一直折磨着他们。1988年初,台湾当局针对赴台志愿军战俘的探亲愿望,出台了允准他们还乡的规定,但很多都已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

一位辽宁锦州籍战俘在参军时给妻子留下了“遗腹子”。几十年后他回乡探亲,父母妻子都已去世,未曾谋面的儿子带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孙子、孙女在火车站等他,见面后,一家人站在月台上抱头痛哭。他跟别的难友说:“我的确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不称职的爷爷,我欠他们的太多了!”但这也正是他心中最为无奈和伤痛的地方。

如今,还有一些志愿军战俘生活在台湾。“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他们的一生,已然如此。

(参考资料: 《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张泽石,高延赛;《志愿军战俘纪事》,大鹰;《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朝鲜战争战俘之谜》,程来仪;《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贺明;《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张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