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3日 星期一

四一二事件

 

四一二事件
第一次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Public beheading of a communist during Shanghai massacre of 1927.jpg
四一二事件中上海街头处决共产党人士
日期1927年4月12日
地点
结果国共分裂第一次国共内战爆发。蒋介石取得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全国领导权。
参战方
 中国国民党右派 中国共产党
部分中国国民党左派
指挥官与领导者
Naval Jac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蒋介石
Naval Jac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白崇禧
Naval Jac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杜月笙
Fla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1996).svg 陈独秀
Fla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1996).svg 周恩来
参战单位
 中华民国陆军
青帮及其他帮派
 中国共产党
上海工农联合会
兵力
Republic of China Army Flag.svg 士兵~5000名 工农民兵数千
伤亡与损失
300+死亡

四一二事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称为东南清党[1],中国共产党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中国国民党“清党”第一期中的标志性事件[2]。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中国国民党右派党员,在上海青帮的帮助下,大规模逮捕处决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部分国民党左派,并取缔苏联顾问[3][4]

背景[编辑]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等人帮助下,孙中山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中国国民党,提出联俄容共。大量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如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等,协助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孙中山在广州市长洲岛成立黄埔军校,准备北伐。

西山会议[编辑]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汪精卫掌握政权,蒋中正则掌握军权。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并通过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并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是为西山会议派

会后,此派人士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反共,反对汪精卫的“联共”,长期与支持“联俄容共”的以廖仲恺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不合。

苏共影响[编辑]

1926年时的蒋介石

1924年底,主管中共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因为要求中共合作为上、以及压制广州工人罢工,遭到陈独秀向远东局投诉。1925年1月,在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支持下,中共决定增强自主,强化斗争。1925年,鲍罗廷允许中共扩大国民党“左派”,招募产业工人为国民党员。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顾问鲍罗廷影响下,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在国民革命军中发表北伐必败论,并于广州市区散发传单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会议讨论北伐统一问题,并通过反对北伐的重大决议[5][6]

1926年春,苏联领袖加米涅夫、共产国际领袖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组成新反对派,向托洛茨基倾斜,双方组成反对同盟(联合反对派),共同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在争论中,中国北伐成为争论热点。斯大林忽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选择一条较实际政策。他告诉中国共产党停止煽动下层群众,遵守中国国民党命令。与列宁一样,斯大林认为中国国民党资产阶级在中国可以打败西方帝国主义并完成革命。而托洛茨基则想让中国共产党继续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反对中国国民党。在北伐中,斯大林资助中国国民党[7]。在秘密谈话中,斯大林反驳托派批评,认为蒋介石右翼代表是中国唯一可以击败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仅如此,富有商人还可以资助蒋介石,因此可以像柠檬一样在被榨干用处之前利用他的军队[8][9]

中山舰事件[编辑]

中共领袖陈独秀

1926年3月,蒋介石武力平息中山舰事件,和鲍罗廷及中国共产党间产生龃龉,国共关系陷入危机。陈独秀、鲍罗廷对中国国民党右派妥协。5月15日至5月2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中国共产党。主要内容有:

  •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数额的三分之一;
  • 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
  • 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
  • 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
  • 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

北伐期间[编辑]

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9月7日,北伐军攻占汉口,11月8日攻占南昌,蒋到南昌指挥进攻孙传芳。11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则极力主张迁都他控制的南昌。11月22日,第三国际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布哈林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暴力夺取土地所有者土地方面不够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支持民族革命同时,着手解决农民觊觎地主土地问题。会后便采取所谓土地革命国民革命上的双重支持策略[10]。12月9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一个月后,南昌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中央党部驻南昌。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编辑]

1927年2月21日,中国国民党武汉中央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2月26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要求苏俄第三国际撤回鲍罗廷。蒋手下少壮派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之条件。其中关键之处,是取得北伐军所过法理上之党政大权。随着南昌会议召开,原本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在江西占优势的中国国民党部相继被捣毁。3月6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杀。随着国民革命军向北向东推进,这股夺权风潮由江西、安徽、福建、浙江,迅速扩展[11],陆续在九江、安庆、宁波和南京捣毁中国国民党左派报社、工人总工会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党部,枪杀、逮捕中国共产党员与抗议游行之工人群众。

1927年3月10日至3月17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80名中,中国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中国国民党左派亦占三分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中国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全权把持[12][13]。 会议增设劳工部、农政部,中国共产党员苏兆征任劳工部部长、谭平山任农政部部长、林伯渠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另组成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向忠发刘少奇李立三为首组织武装卫队,动私刑杀害他们判定之工贼。斯大林派罗易到武汉协助鲍罗廷,组织农工阶层展开土地革命农民协会土地委员会成为有武装权力的组织。

在武汉,鲍罗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左派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介石北伐途中剥夺蒋的主席职务,将其降为普通委员。[14]。全会结束后不久,武汉国民政府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江右军总指挥程潜执行,但程潜没有执行[15][16][17]。蒋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面对亲苏势力倒蒋,蒋决计和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与刚回国的汪精卫商讨发动清党,驱逐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决裂。汪精卫提出避免过激解决办法,建议蒋亲自去武汉说服中国共产党,把国民政府和党部迁到南京。

沪宁之争[编辑]

(建议与陈独秀等相关条目交叉对照)

1928年的上海外滩

192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上海工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第一次武装暴动”失败。1927年起,在苏联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持续排外,上海财阀虞洽卿钱永铭到南昌亲访蒋,答应为蒋筹集军费,条件是要求蒋“维持上海现状,反对赤化”。 2月19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占领杭州。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第二次武装暴动”,再次失败。 3月20日晚,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入龙华,包围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国民党钮永建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等领导下,发起“第三次武装暴动”,占领租界外的上海市区,建立一支工人纠察队2,700人[18]。3月22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北伐军先后克复上海、南京[19]:13

主张反共清党的蔡元培

3月24日,国民革命军中路军攻下南京。国民革命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等部杀害、掠夺外侨。英、美、日领事分别报告,以大量事例证明抢劫领事馆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20]:527[21]:723-726,蒋下令追查负责任者。英美军舰以此为由炮击南京,遂形成国际冲突,是为“南京事件”。入南京部队与英国人发生冲突,英舰炮击南京,蒋严电阻止事态扩大,静候政府以外交解决[19]:13。 3月25日,白崇禧说:“工人一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3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在上海提出护党救国案。3月29日,中国共产党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

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烈钧等)举发中国共产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决议非常紧急处置案[19]:13。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在上海清党。

中国国民党右派,如蒋等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势力日益膨胀,“党中有党”,如不早日剪除,今后会更难控制[11]。”另外,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方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无端杀害其所谓阶级敌人,并剥夺其合法财产”,也被视为清党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 [22]

1927年4月13日前的国共冲突[注 1][23]
时间地点情形
3月20日宁波宁波总工会(共)被烧[24]
3月26日上海上海总工会(共)枪决“反动”工人(国),占领闸北[25]
3月30日杭州工人总会(国)与总工会(共)流血冲突
3月31日重庆刘湘部队(国)与工人纠察队(共)枪战,中共报死400人
4月2日南昌朱德部队(共)枪决约二十国民党人
4月7日福州约十名共产党人被枪决
4月9日广州李济深部队(国)与中共爆发冲突
4月9日-10日厦门,宁波国共冲突
4月10日-11日南京总工会(共)有人被杀
4月12日上海白崇禧部队(国)与工会交火,25-30人(共)被杀

经过[编辑]

清党主力淞沪卫戍司令白崇禧

1927年3月6日蒋命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26]。3月26日蒋到达上海。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中国共产党企图夺取革命政权,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27]。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赞同。会议订立“清党原则”及组“清党委员会”,进行反共清党准备工作。

清党前夕被杜月笙杀死的上海中共领导汪寿华

4月1日,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向汪投诉中国共产党问题。汪精卫又与陈独秀会晤,陈书面答复汪精卫,并要求他签字,于4月5日以《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在报上发表,强调国共团结。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则命蒋介石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发表外交意见,改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解除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武汉政府下令,突免蒋公职[19]:13。4月6日,汪精卫离开上海赴武汉。

帮派负责人黄金荣助蒋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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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中被处死刑的上海中共负责人赵世炎
帮派负责人杜月笙助蒋清党

另一个造成紧张的要因,是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路线为:“有土皆豪,凡绅必劣”。蒋张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分别派唐生智杨宇霆为代表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4月6日,得到公使团同意,张作霖在北京军警搜查了苏俄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藏身其内多时的58名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发现了莫斯科苏联共产党打电报给当时尚是革命政府顾问的鲍罗廷,指示不能让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苏联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牵制帝国主义国家,使他们不能从东方攻打苏联[28]:65。还清查出苏联企图赤化中国之千余文件[29],查获并向外界公开了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国共产党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详载苏联涉入中共之地下渗透活动,“及近来之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30]:42。苏联全面指挥取代中国政府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强烈谴责中国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工具。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31]:65

4月9日,蒋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歧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12条。同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辉、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容共”。4月11日,蒋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根据陈立夫说法,中国国民党并没有和青帮正式订下合作计划,但是“策划、执行清党的一个主要人物是杨虎;他是青帮领袖”。杨虎“把我们的建议传递给杜月笙……青帮就采取行动”[30]:43

4月12日凌晨1时到5时,亲国民党右派的中华共进会上海工界联合会成员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驻地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发起攻击。之后,蒋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工人内讧”为理由,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没收三千支步枪。”[30]:43蒋解散上海总工会等组织,彻底清除中国共产党份子[19]:13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总同盟罢工。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请愿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遭到机枪扫射,死亡300余人,被捕200余人。接着,蒋下令解散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共产党组织,搜捕中国共产党员及支持者,逮捕千余人。

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开会议决定“清共”。4月15日,广州四一五事件发生,广州全城搜捕,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马日事变)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支持者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17日,蒋与一批右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亲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11]

4月18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蒋发表告民众书[19]:13。蒋等宣布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和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是为“宁汉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也进行清党,大量处决中国国民党右派人士,在武汉联合发动讨蒋。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广东迁南京办公,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19]:13。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认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11]4月28日,张作霖在北京把二十名逮到的中国共产党员,因有事实证据联合苏联密谋颠覆中国政府,执行绞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钊[30]:42

5月,蒋组织清党委员会,全国各省厉行清党[19]:13。5月21日,湖南的武汉国民政府属下一些反共军队发动马日事变。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中国共产党掌控武汉国民政府,并处决所谓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7月15日,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并全面控制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合谋武力夺取武汉国民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中国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

汪精卫在得知苏联与中共合作夺取政权的计划后,武汉也宣布进行和平分共取缔中国共产党及苏联顾问,但仍坚持要蒋下野。8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南昌起义”(国民政府称为南昌暴动)进行全面摊牌。自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不久汪精卫又鼓励唐生智张发奎分别于10月爆发宁汉战争、11月爆发广州张黄事变,但南京国民政府皆获得战争之胜利,迫使唐生智、张发奎等出国流亡

影响[编辑]

蒋介石因此事被中国国民党内右派多数支持,成了最高领袖,中国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中国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延缓了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国民革命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权力,完成北伐。开启了在中国大陆数十年的统治生涯,直到1949年在国共内战失败后离开大陆。

四一二事件对中国国民党组织发展影响深远。清党前,中国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一说65万),其中有中国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中国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使得中国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32][33]”。

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减少一方面是由于4月17日,当时尚支持联俄容共政策的汪精卫中国国民党中央宣布撤销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开除党籍。4月18日,蒋在南京另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政府,发表《告民众书》。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粤迁南京办公,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形成“宁汉对立”。412之前国民党有120万党员,清党以后1928年5月在册党员只有23万。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众多中国国民党普通党员慑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裂,从而自行退党所造成。[34]

四一二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发展严重受挫。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失败。四一二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35],党内坚持和中国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陈独秀被认为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中国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36]。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暴力夺取中国政权之路,中国共产党联合少数中国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组建中国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暴力革命,直到完全夺取中国政权。因此,四一二事件也或被认为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失败之起点。

因苏俄驻华使领馆掩护及扶持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国民政府于1927年12月14日宣布与苏俄断交[35]

被枪决者[编辑]

  • 汪寿华(1901年月日-1927年4月11日)(一说4月12日)
  • 萧楚女(1893年-1927年4月22日)
  • 熊雄(1892年-1927年5月中旬)
  • 陈延年(1898年-1927年7月4日)(陈独秀长子)
  • 赵世炎(1901年-1927年7月19日)
  • 夏明翰(1900年-1928年3月20日)
  • 郭亮(1901年12月3日-1928年3月28日)
  • 罗亦农(1901年-1928年4月21日)
  • 向警予(女)(1895年9月4日-1928年2月28日)
  • 陈乔年(1902年-1928年6月6日) 陈独秀次子)
  • 周文雍(1905年8月-1928年2月6日)(与陈铁军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举行婚礼)
  • 陈铁军(女)(1904年-1928年2月6日)(与周文雍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举行婚礼)
  • 郑复他(1904年~1928年6月1日)
  • 许白昊(1899年-1928年6月6日)
  • 安友石(1905年3月30日-1927年7月19日)

相关文艺作品[编辑]

注释

中国共产党设计南京事件

 

南京事件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发生的一起事件: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3月攻占南京之时,有军人作出暴力排外行为,最终导致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事件中中外双方均各有死伤。

背景[编辑]

南京事件发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战争期间。1927年1月4日,数十万中国民众冲入汉口英租界,英国军警被迫撤出租界。1月6日,九江英租界发生同样的冲突。英国开始将这两起事件视为国民政府有预谋的对英国挑衅,因此号召其他各国出兵上海公共租界以表达维护租界的决心。1月6日、7日,各国达成决议:除原先租界兵力外,英国增派3300名兵力,美国出兵1400名,日本增派300名[1]

经过[编辑]

1927年3月23日,参加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所属的江右军部队抵达南京,张宗昌指挥的北洋军阀直鲁军退入南京城内,随即在下关渡江北逃。当晚,未过江的部分直鲁军溃兵在南京城内进行抢劫活动,但除两名正在街上行走的外国人及两座已撤空的外侨住宅外,直鲁军并未袭击其他外国目标。

3月24日凌晨,江右军先头部队开入南京城,沿途鸣枪搜索,并向驻南京的各国领事馆询问有无战犯藏匿其中。得到否定答复后,这些部队即平静离开外国领事馆[2]。3月24日晨7时许,江右军所属的第2、第6、第40军主力部队未经抵抗即顺利占领南京城及下关。

从上午9时许起,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第2、第6军进入南京,有民众和士兵开始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家[3],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美国人文怀恩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被枪击伤,日本武官根本博被人以刺刀刺伤,正在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森冈正平也遭到枪击,但是没有受伤[4]

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开始炮轰南京。江右军司令程潜一方面制止抢劫,一方面委托红十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请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炮击持续约1小时后结束,抢劫风潮于下午5时左右逐渐平息。

在南京事件中,外国侨民死亡人数为英国2人,美、法、日、意各1人。美国受伤3人,英、日各2人受伤,另有英舰“绿宝石”号上的一名英国水兵在江右军发炮还击时阵亡。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财产损失难以计数。中方死伤人数,根据各方面的调查[5],为死亡36至39人,伤数十人,一说伤数百人。

3月29日,日本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出电报称:“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2军、第6军、第40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6]。”

1927年4月6日,日本原外相指令其驻华公使,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南京事件。4月11日,大日本帝国、美国、英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意大利王国5国驻武汉领事批评北伐军造成南京事件,要求处分肇事者,被武汉政府拒绝。

1927年4月14日,武汉政府就南京事件向英、美、日、法、意驻汉口领事递交答复照会,承认“屠杀友邦人民,为国际公法及文明各国之通例所严禁,而对友邦人民在己国领土内者施屠杀之行为,其情形尤为重大;而轰击友邦城市之行为,亦为严禁……”,并列举五卅惨案沙面惨案中英法等国水兵枪杀中国人民之事,以示抗议。在照会的其余部分中,武汉国民政府提出由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南京事件元凶,若出于国民革命军之过失,则对侵害外国侨民的行为进行道歉。此外照会还允诺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并提议取消不平等条约

起因争议[编辑]

有关起因有不同的观点说法。

北伐军江右军首领程潜和张辉瓒在南京事件发生后次日发出的报告中称,抢劫风潮是残留城内的“逆军余孽”和“地方流氓”在“反动分子的煽动”下干的,蒋介石抵达上海后也宣称南京事件祸首是北洋军阀直鲁军宣传队的何海鸣等人“乔装南军”所为。但南京事件遭到抢劫的外侨指,抢劫者是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讲湖南广东江西等地方言的军人。英、美、日领事的报告认为抢劫领事馆的是江右军士兵和下级军官。[7]

在抢劫过程中,北伐军江右军长官和政工干部曾赶到日本领事馆和美孚油行,命令和劝告抢劫者离去,从他们采取的制止方式判断,抢劫者属于友军或本军,而不是“逆军”。程潜在报告中也承认“此次克复南京,不图有反动分子,勾结地方流痞及逆军溃兵,并煽动少数不肖士兵,有掠夺危害外侨生命财产之事”,承认有江右军的“不肖士兵”参加了抢劫。中国记者事后调查报告也称江右军士兵是肇事祸首,《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轰传世界之南京案调查纪实》中称,“有湖南口音兵手舞枪支大声言‘有要发洋财者统随我去抢’,于是车夫流氓等,千百成群,附之而入外人之教堂学校医院者”。此外,江右军一些部队,如第40军贺耀组部,在1927年1月收回九江英租界时,就已有抢劫外侨的先例。

蒋介石得知南京事件的消息后,下令追查抢劫者的责任。3月25日下午2时,程潜携第6军第17师师长杨杰会见前来交涉的日本第24驱逐舰队指挥官时,指责共产党是煽动南京事件的幕后主使。第40军军长贺耀组也派人到日本领事馆,通报江右军各部的标志。

南京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奉系军阀张作霖在4月6日得到外国公使团的同意,派遣军警突袭了北京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称搜出了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文件材料(与冯玉祥的合作文件、红枪会等农民组织的纪录、中共文件等;次年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武器弹药,特别提到其中一份“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8],据此指责苏联全面指挥颠覆北洋政府的暴力运动、排外运动。此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多年后经考证系伪造假文件(详见有关下文)[9]

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认为中国共产党设计南京事件,目的在吸引列强介入北伐来打击蒋中正,若蒋中正对列强妥协、道歉,亲共势力就可借题发挥整肃国民党右派;若不妥协,更能让蒋中正嫡系部队与列强兵戎相见,达成消灭蒋中正的目的[10]。郭廷以和日本方面的一些观点倾向于或认为此事件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发纵指使[3][11][12][8]。对于南京政府所说的此事是中共煽动的说法,美、英等列强方面有人认可,但也有人不以为然[13]。《字林西报》撰文评论:“蒋介石本拟将南京作为彼之军事中心,以与武汉对抗,是以共产党强迫行事,使蒋不得到南京”,并认为“蒋介石去上海设法阻止共产党有同样之行动”。[14]

当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北洋政府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北洋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1927年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15]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对该事件的描述是“1927年3月24日,日、美、英、法、意等国军舰炮轰北伐军业已占领的南京,死伤两千多人,造成南京事件”,将南京事件视为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一桩暴行[16]

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一些历史学者对南京事件的起因和背景进行了考证研究分析,认为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主权、屠杀中国人民的一般暴行”,与万县惨案的性质类似,而与五卅事件沙基惨案不同[17]。北京大学历史系牛大勇、陈长伟综合其他人考证中外历史档案和报刊、回忆录等资料,指出此事件有北洋军阀直鲁溃军和流氓乱民等参加,但主要责任者是北伐军的第2、第6、第40军部分违纪士兵和下级军官,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有关人士、政工人员和当地工人组织曾尽各种努力制止抢劫;杨杰、贺耀祖等人向日本领馆告抢劫是中共谋划系诬告[18]。针对当时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1927年4月查抄苏联使馆及所属旧俄兵营后公布的“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被郭廷以和日本等方面认为是共产党策动该事件的佐证),习五一考证,称该所谓《训令》系张作霖授意、其部下外交官张国忱和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等伪造的一份假文件,张国忱向考证这段历史的习五一忆述了当时奉张作霖之命伪造该假“训令”的详细经过,习五一评价该假文件影响极为恶劣[9]

后续处理[编辑]

事件后不久的1927年4月12日,与张作霖达成默契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清党行动,6月5日,武汉政府辞退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7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执会,做出取缔共产党驱逐苏联顾问之决议,最终导致国共分裂。南京事件激化了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的矛盾,被视为国共分裂的重要前奏之一。

1928年2月,黄郛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开始和英美协商“宁案”善后。英国因此时中国局势并不明朗,不急于善后,而美国则态度积极。

南京政府首先答应美方提出的“惩凶”和“保障美人在华安全”的要求,并在3月26日,下令处决宁案“肇事士兵及流氓”33人。关于赔偿一事,美方索赔甚巨。因英美炮击也造成了中方百姓的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南京政府希望美国能表示些许歉意做做样子,但美方态度强硬,只同意为考虑南京政府面子,不把赔偿写入任何正式文件,秘密进行。3月底,中美“宁案”交涉结束。4月4日,南京、华盛顿同时发表《宁案中美协定》全文。由于美方在交涉中没有让步,美国国内认为此事是外交上的一项胜利,而中国国内舆论则对此表示了普遍的不满。

之后,英、法、意纷纷效仿美方的“接受国民政府道歉和赔偿”和“开炮系正当防卫”的立场。8月,中英达成善后。

而日本由于若槻礼次郎首相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战、支持蒋介石统一运动”的政策,也就没有追究责任。但隔年发生的济南惨案令情况趋于复杂,于是“宁案”的善后又和“济案”的交涉连在一起,迟至29年5月才了结。

“宁案”善后中,国民政府付出了大笔赔款,本身并无绩效可言,但这确是在国民政府建立之际打破外交孤立的一次努力。通过妥协,换来了列强的承认,实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和欧美列强邦交正常化。

参考文献[编辑]

  1. ^ 吕芳上,北伐时期英国增兵上海对华外交的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期
  2. ^ 《矢田致币原函》、1927年4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PVM2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7, VO.III.P.153.

金言:苛政猛于虎 中共税赋五千年最高

作者: 

在京津冀周边司机中流传着一句话:“宁绕地球一圈,不过霸州一边。”针对霸州出现的大面积、大规模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国办督查室派员进行了明察暗访,12月17日发布通报。作为河北省十强县之一的霸州市,运动式、地毯式执法,67天罚没收入高达6,700万元,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这比当年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表明中共地方政府已经无法靠卖地来维持日常周转,只有不择手段,像过去土匪一样,公开抢劫老百姓的钱财来度过生存危机。

中共的“依法治国”是欺世弥天大谎

2021年9月份,霸州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文件,违规提出将非税收入与征收单位支出挂钩,并将非税收入完成情况纳入乡科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10月份,为弥补财力紧张及不合理支出等产生的缺口,霸州市再次向下辖15个乡镇分解下达了3.04亿元的非税收入任务。11月份,霸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又一次违规下文,明确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考核得分权重。各乡镇、村街在市委、市政府红头文件的再三督办下,便以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等多种名义,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集中罚款、摊派、收费。

从此次官方通报的情况看,涉事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和手续就伸手向企业收费”“对企业集中开展逐利式乱检查乱罚款”以及“盲目提出超高任务向村街企业乱摊派”等做法,明显违背了中共自己制定的《预算法》《行政处罚法》《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

地方政府以权代法,以文代法,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视法规为儿戏,明目张胆,肆意妄为,践踏法律法规。最终让中共的所谓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现出丑陋的原形,成为一句“挂羊头卖狗肉”“贼喊抓贼”的鬼话。记得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在各国记者面前,就曾公然藐视法律地叫嚣:“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1.中共的“减轻企业负担”是水中月镜中花

皇城脚下、京畿重镇的霸州政府,竟然在举国上下紧锣密鼓、轰轰烈烈地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公开违抗中共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负担,坚持过紧日子,有序合理压减非税收入,坚决防止各种名目乱收费的命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行我素,明知故犯,顶风违规。这说明“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在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足见其胆大包天,性质之恶劣。令“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所谓四个意识成为空谈,令“定于一尊”的权威丧失殆尽。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8月,一本宣传党的政策和中央精神的《减轻农民负担手册》,在江西却成了必须查封收缴的禁书。上饶农民甘让春只因出售了64本《手册》,他家深夜突然遭到派出所的非法搜查。与此同时,他在上饶县机关当干部的姐姐也莫名其妙地被停职一个星期。直到把所有的书收回,他姐姐才被恢复工作。农民曹政节买书后,对照里面的规定,才得知乡里村里收取的费用有很多是不合理的,便向乡亲推销了36本。结果,竟被无理抓到派出所非法关押了15天。

2.中共地方政府公开抢钱已彻底沦为黑社会

霸州当地党委、政府违规将非税收入与征收单位支出挂钩,并将非税收入完成情况纳入乡科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这种企图依靠非税收入特别是罚没收入来弥补财政缺口的冲动,不仅是地方政绩观出现了偏差,也说明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土地财政枯竭的大背景下,中共的地方政府不惜杀鸡取卵、寅吃卯粮、饮鸩止渴,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频临破产关门的地步。当然,这些不顾企业和百姓死活,拦路抢劫的不耻行为,也让中共政府成了地地道道,名符其实的邪恶势力和黑社会。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

据统计,2020年中国交通罚款总额3,000亿元左右。如按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约2.81亿辆计算,平均每车罚款逾千元。近日,武汉一名美团女性送外卖员工,因电动车被交警没收,绝望之下跳江自杀,幸遇到武汉冬泳的市民相救,才得以死里逃生。

今年中共以反垄断和共同富裕为名,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和民企大佬课以巨额罚款来弥补自己的财政缺口。12月20日,有“直播一姐”和“带货女王”之称的网络主播薇娅收到浙江税务局13.41亿天价罚单。比范冰冰的8.84亿元罚款,还多出4.57亿元。

3.中共暴政税费五千年最高全世界最重

增加财政收入,拓宽财政来源,开源的前提是简政放权,放水养鱼,改革人浮于事的臃肿机构,让税收主体做大做强,形成取之不尽的税基和可供分配的“蛋糕”。中共治国无方,整人有术,与民争利,扰民渔利,侵害企业合法权益,让市场主体不堪重负。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竟撕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伪装,去抢劫老百姓的“好日子”。充分证明苛政猛于虎,暴政胜于狼,中共邪党已彻头彻尾,沦为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的“吸血鬼”。

早在1998年,中共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8,000人养一个官员,唐朝3,000人养一个官员,清朝1000人养一个官员,现在40个人养一个公务员。而最近网上的统计消息,现在红朝18个人养一个公务员。另外,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是25.6%,印度是6.3%,美国是3.4%,日本是2.8%。中国是印度的4.1倍,美国的7.5倍,日本的9.1倍。中共仅每年的维稳经费就已经是天文数字。

还有学者指出:“我们查到的实际数据,房产交易总共牵扯到了12项税收、50项费,62项税费占到了房价的30%-40%,再加上购买土地的出让金,又占到了房价的20%-50%,两者相加,房价的50%-90%统统被政府拿去了。谁是高房价的最大受益者?根本不是开发商,也不是炒房者,而是我们的政府!”“中国税赋全世界最重,上下五千年最高!”

“运动喽——运动喽——”电影《芙蓉镇》里王秋赦的呐喊声,至今仍在古老中华大地上阴魂不散,时常在人们的耳边回响。在此提醒大陆的韭菜们,一定要做好勒紧裤腰带,过冬“吃草”的准备。因为“地主”家已无余粮,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搜刮民脂民膏”“共产共妻”的财富洗劫运动,已卷土重来!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中文大纪元

苏格兰数据证明,瘟疫是全苗者的瘟疫 http://www.aboluowang.com/2022/0102/1690764.html

英国官方数据显示,新冠疫苗至少在过去3个月里已经对Delta变种无效,因为自8月来,每10例新冠死亡病例中,完全接种疫苗的占9例。这与各地的情况都非常吻合。即疫苗在3~6个月有一定的保护能力,此后就持续下降。更严重的问题是疫苗本身

(题图:在英国广播公司纽卡斯尔广播台(BBC Radio Newcastle)工作的丽莎·肖(Lisa Shaw)于今年5月去世,享年44岁,她在接种第一剂疫苗一周后就出现了头痛症状。)

据英国12月3日报道,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自8月以来,每10例Covid-19的死亡中,完全接种疫苗的占9例。

官方数据显示,Covid-19疫苗至少在过去3个月里已经对Delta变种无效,因为自2021年8月以来,每10例Covid-19死亡病例中,完全接种疫苗的占9例。

苏格兰公共卫生局(PHS)发布了一份关于Covid-19统计数据的每周报告,其中包括按疫苗接种状态分类的病例、住院和死亡数据。

该报告包括为期四周的数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由PHS在2021年12月1日发布,包括2021年10月30日至11月26日的病例和住院数据,以及2021年10月23日至11月19日的死亡数据。

通过分析报告中的数据和以前的报告数据(最早可追溯到2021年8月14日),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从8月份开始,苏格兰就一直在经历着“完全接种者的瘟疫”。

当局正慢慢地发布更严格的防疫监管措施,如同收紧套在英国公众脖子上的绳索,声称这是应对Omicron新Covid-19变种,因为它可能会逃避目前可用的Covid-19疫苗。这数据证明,引入新的限制措施与担心新的Omicron变体可能影响Covid-19疫苗的效果无关,而是与控制有关,因为几个月来,注射疫苗已被证明是无效的。

Covid-19病例

最新的“Covid-19统计报告”中的表19显示了按疫苗接种状态分类的每周Covid-19病例数。我们在几份报告的公布数据上制作了以下图表,包括12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8月21日至9月17日期间,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每周占大多数病例,但从那时起,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每周占大多数病例。然而,如果将部分接种疫苗人群的病例数包括在内,我们会发现,至少从8月21日起,接种疫苗的人群实际上占了Covid-19病例的大多数。

上图显示了8月21日至11月26日期间按疫苗接种状态划分的每周累计病例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10月16日开始的一周内,在未接种疫苗和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即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的病例数开始下降,而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的病例数则大幅增加。

官方数据显示,在8月21日至11月26日期间,未接种疫苗的人口中有142,945个病例,部分接种疫苗的人口中有30,204个病例,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口中有165,008个病例,使这一时间段内接种疫苗的人口中的病例总数达到195,212。

Covid-19住院人数

最新的“Covid-19统计报告”中的表20显示了按疫苗接种情况分列的每周Covid-19住院人数。我们根据几份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制作了以下图表,包括12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给医疗系统带来压力的是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而不是当局和主流媒体所认为的未接种疫苗的人群。

上图显示了8月21日至11月26日期间按疫苗接种状态划分的每周累计住院人数,其中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有2531人住院,但接种疫苗的人群有6094人住院,是其两倍以上。

Covid-19的死亡人数

最新的“Covid-19统计报告”中的表21显示了按疫苗接种状态分类的每周Covid-19死亡人数。我们根据几份报告的公布数据制作了以下图表,包括12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数据显示,至少从8月14日开始,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Covid-19的死亡人数中占了绝大部分。在过去四周中,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仅有59人死亡,而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有407人死亡。

这意味着在10月23日和11月19日之间,每10例Covid-19死亡中就有9例是接种疫苗的人群。

上图显示了8月14日至11月19日期间按疫苗接种状态划分的每周累计死亡人数,其中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仅有219人死亡,但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有1280人死亡。

这一数据表明,根据可以从统计数据中计算出的新冠住院病人死亡率,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一旦因Covid-19住院而死亡的可能性要高出144%。

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有2531人住院,219人死亡,这相当于住院后死亡率为8.6%。

但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有6,094人住院,1,280人死亡,这相当于21%的住院后死亡率。

全苗者的瘟疫

苏格兰公共卫生局提供的过去14周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是一场全苗者的瘟疫。至少自8月以来,每10个病例中就有6个是接种疫苗的(57%),每10个住院病例中就有7个(70%),每10个Covid-19死亡病例中就有9个(85%),这也证明了Covid-19疫苗已经无效了几个月了。

因此,以保护公众免受所谓的新的奥米克隆变种之害为名实施的任何限制,都与保护你的健康完全无关,而是与控制有关。

林医师评论:

上述的发现,其实与各地的情况都非常吻合。就是,疫苗在3~6个月有一定的保护能力。等此后就继续下降。但疫苗不能够真正防止感染和重症超过3-6个月还仅仅是他其中一部分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疫苗本身带来非常严重的健康后果。

早一些的报道中,已经分析了英国不分原因的死亡率在打疫苗的人中间明显高于没打疫苗的人。http://dailyexpose.uk/2021/10/27/fully-vaccinated-6-x-more-likely-to-die-than-unvaccinated/

心肌炎,心血管病、肺血栓和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已经是我们报道过多次的疫苗副作用,我个人的临床观察也完全与这些报道吻合。

很多人常常引用某些医生,护士和政客的说法,在医院和ICU新冠病人90甚至99%都是没打疫苗的。我对此做一下分析:

首先,在任何医院里面的人说99%都是没有打疫苗感染的,这绝对不是一个科学数据,也不可能是真实数据。多数的医院的ICU病床总共可能只有20张病床左右,在地区疫情高峰的时候,可能有一半的ICU病人是因为肺炎重症,十个病人里面,不可能有99%是没打疫苗。

其次,所有非严格统计的数据,都有一个观察者偏见所带来的误差。我这里还不包括那些,因为被官方舆论引导的结论。我只是说如果一个ICU的护士,他在ICU里面确实治疗了几个新馆肺炎重症病人,而且他们因为上了呼吸机之后,病情基本上处于一个胶着状态,所以几个星期不能离开ICU,这就严重影响了他对于ICU里面有多少新冠病人这一个观察。

英国的数据好处是在于他们是全民的数据收集,也是全民数据的公布。虽然官方可以在统计的手段上做一些手脚,做一些有偏向的、有选择的统计,从而得出对疫苗有利的结论,但是因为英国公布数据是原始的全民数据,所以就可以通过原始数据的分析来得到结论。这样的分析远远优于那些不提供原始数据而用有针对性的“统计数据”进行的叙述。上述的文章就是这样得出结论的。

即使以个人观察作为例子,我也可以用我这个地区的疫情情况和我自己的病人来做参考。我们这个地区这一拨疫情是从八月初进入高峰时期,这个时期多数的病人是没打疫苗的。大约从9月底开始。这个时候疫情到了高峰的末尾,住院的新冠病人的比例已经发生变化,就是已打疫苗的越来越多。但到了这个时候,那句“疫情都是未打疫苗的人的问题”已经深入到很多人脑海里面,所以当他们这个时候看到打疫苗的人住医院的时候,他们只是说这些例外。

但是他们完全忽略的是,ICU和医院爆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其他的病因住院的增多了,不仅仅是因为新冠。而这些其他病因增多的背后,就是疫苗带来的严重后果,包括心脏病发作。中风,血栓形成,免疫系统失调等等。

我自己的病人里面,因为新冠去世的有两个,一个是没打疫苗(86岁),一个是打了疫苗(72岁,染病前相当健康),其他的都恢复了。但是,我有却有众多的病人,现在因为疫苗带来的副作用而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失去生命。一个病人,前几天突然在家里面去世。在这一个多月之前,他来常规复诊的时候,我发现他氧气浓度降低。做了所有的检查以后,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肺血栓,但是因为血栓的体积太小,在常规性的造影里面没有办法看到,而开给他的抗凝血药,因为价钱太贵,他不愿意服用,以至血栓继续不断发生,最后导致他的死亡。还有另外一个病人,患有克隆氏病,一直控制的很好的,打了疫苗以后完全失控,并且并发了其他地方的血管炎,今年已经反复住院了几个星期,现在还在医院。这些其他病情失控的病人都加重了医院的负担,但是因为这些病人的出现,没有一个统一的”新冠“或”疫苗副作用“的诊断,在很多人心目里面并没有看到这些病患背后疫苗副作用的身影。当然这也与官方刻意压制这方面的评论有关。如果把这个真相说出来,是要冒着丢工作的危险的。现在敢冒丢工作危险不打疫苗的人都已经丢了工作了。剩下还在医院里面的多数是已经俯伏在疫苗教面前的人。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都可能注意到的奇特的社会现象,就是现在年轻健康人,甚至是身体非常强壮的运动员毫无原因突然死去好像是一个不应该引起关注的话题。过去在报道某些运动员去世的时候,总会让人首先想到他的病因,也许是因为使用药品,或者是因为暴力,也许是因为运动伤害,并且在新闻报道里面总会提及是否有这些原因,或有其他的原因以致如此。而作为公共医官,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通常会指令做尸体解剖来发现死因,而不会草草签署死亡证明,随便找一个理由来搪塞,就像在乔治亚州这位高中生的突然死亡一样。

所有的这一些迹象都表明,疫苗的强推政策已经远远离开了公共卫生防疫措施的范畴,而成了全球主义者抢夺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并且他们所做的,并不会因为疫情的改变而停止。所有要争取自由的人,都要在这个事情上,坚定地守住我们的阵地。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每日曝光》/北美保守评论 

2022年1月2日 星期日

中国富豪再现移民潮 总量超1000万 美帝成首选?

 由于各种因素,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可以看出,截止于去年年底,全球的人口移民达到2.72亿人,而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并且中国有近1000万富豪移民,他们都去了哪国?难道其资产也带走了吗?

阿波罗网编者注:2020年12月底,由全球化智库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蓝皮书正式发布:报告解析了国际人口迁移现状与趋势、世界主要移民目的国移民政策趋向。报告引用2019年联合国经社部关于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一项数据称,截至2019年,全球的国际移民已经达到2.7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5%。中国大陆以约1073.23万的输出移民成为世界第三大移民输出国。

中国民营企业的创办人无疑都成为了国内一顶一的富豪群体,可他们在中国获得成就和钱财后,却都选择了移民到美国生活。

随之出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场规模较大的“移民潮”,中国也因此成为了世界第三大人口移民大国,或许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常识,便是美国处处都要比中国国内要好。

由于各种因素,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可以看出,截止于去年年底,全球的人口移民达到2.72亿人,而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并且中国有近1000万富豪移民,他们都去了哪国?难道其资产也带走了吗?

许多网友对此表示非常不理解,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为什么中国富豪还急切地想要出国呢?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并没有发生这种现象,反而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出现呢?

这个主要是受到中国比较严格的政策影响,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对于出国道路以及人口移民实行的政策是非常严格的,就导致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出国受阻。而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开始全面发展,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国的移民政策自然而然就松弛了不少。

再者,他们获得了在别国生活的资本,因此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移民。相关数据也表示,中国目前的移民总量已达到了1070万,在移民国家排名中,仅次于印度和墨西哥排名第三。数据也表明,世界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欧洲国家将近接收了30.14%的国际移民,接收人口将近8000万。

亚洲国家也接受了将近30.86%的国际移民,接收的人口总额将近8300多万。在这份数据中,值得注意的是,仅仅美国一个国家就占据了国际移民的19%。中国和世界的数据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移民的首选目的地也是美国,其次便是日本和加拿大。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欧洲的部分国家比如英国,法国等,也逐渐成为中国许多年轻人移民的青睐之地。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国籍在美生活的人口总数已达到了惊人的220万人,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目前的这个数字还在猛烈的上涨中,而美国也在世界上被称为移民者的天堂。美国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主要是由于美国的经济条件以及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和医疗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顶尖的。

为什么还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移民呢?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所决定的。

首先便是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中国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目前世界顶尖大学主要集中在美英等地,国内许多富豪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就将孩子送往海外进行留学。

而美国对于入学测试也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因此,许多家庭为了孩子的就学问题便加入了美国国籍,这也是中国许多富豪移民美国的重大原因。

第二点就是很多富豪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安全才进行的移民。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对于国内经营以及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相比较于其他国家来说是比较高的,以中国海底捞老总张勇为例,张勇在海底捞集团上市之前便换国籍,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不会被过高的税务所打折,而后他也成为了新加坡的首富。

这已引起社会关注,今后中国将对于资产转移实施更严格的措施。

责任编辑: 李韵  来源:探索日记

2022年1月1日 星期六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诱发“四一二事件”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又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1],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的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主要由中国共产党所策动的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推翻军阀政府的统治而先后进行的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被中国共产党称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2]

经过[编辑]

第一次起义[编辑]

1926年10月16日,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在江西前线遭到北伐军的围歼,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脱离孙传芳而独立,归附于国民政府,并率部向上海进军,上海工人遂于10月23日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但由于约定起义信号的军舰炮声没有发出,大部分起义队伍没有发动,力量太小,加上夏超在嘉兴战败,国民党驻上海政治分会负责人钮水不予配合,按兵不动,第一次起义被军阀镇压而失败。

第二次起义[编辑]

1926年11月,孙传芳在江西败北后,退守江浙,已大伤元气。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上海总工会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为了配合北伐军进攻,发出《为縂同盟罢工的通告》,到2月22日先后有36万人参与罢工,接着转变为武装起义,并有海军同情起义,炮轰高昌庙兵工厂。23日闸北工人与军警巷战,十分激烈,急需后援。而到达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队在蒋介石的密令下按兵不动,让军阀腾出手来镇压起义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再次失败。

第三次起义[编辑]

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冲击,孙传芳日益感到难以维持上海、江苏的统治,经过与山东军阀张宗昌商定,由他派来一支鲁军组成直鲁联军统治上海。但孙传芳一败江西,二败浙江,已是江河日下,而北伐军已进入龙华,刚接防的直鲁军阀上海防守司令毕暑澄手下只有3000名士兵,2000名警察,处境艰难,形式对革命十分有利。中共江浙区委抓紧时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927年2月23日,成立了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并由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军事委员会。具体负责起义指挥工作。

1927年3月21日,白崇禧攻松江、吴江;中共判断时机成熟,下达起义预备动员令。20日晚,北伐军占领位于上海近郊的龙华镇。21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的决定。上海八十余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转为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和广大罢工工人一起投入战斗,切断水源和电源,向各区警署、兵工厂、电话局、火车站和驻在上海的军阀部队直鲁联军发动全面进攻。

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敌人最后一个据点火车站也被攻下,于22日获得全面胜利,随即召开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成立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这是最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2]

影响[编辑]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工人在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前控制了租界外的市区。同日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但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工人代表占多数[3],并且中国共产党控制着工人纠察队这一独立的武装力量,这使得上海的情势愈加尖锐且激化。

一般认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所造成的影响和之后的南京事件是诱发半个月后四一二事件的主要导火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