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到底遇到了些什么问题？这个公道能够讨得回来吗？
逃亡企业家抱团反共 资本家终于敢造反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新唐人《菁英论坛》节目中表示，这几年有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出逃，去处最多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加拿大。在加拿大有一批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大概是在今年3月2日成立了这个联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说主要想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要揭露中共迫害民营企业家的真相，因为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被迫害的真相很多民众不知道，所以他们要把这些真相说出来，告诉人们，民营企家都经历了什么；第二件事就是他们想向国际法庭来寻求诉讼，想通一些法律援助，看看能不能告中共？能告到什么程度？他们想在这方面去尝试；第三件事情就是他们想去帮助那些在中国还在遭受迫害的民营企业家，要不然你出来，要不然你的家属出来，我们都可以帮助你。
他们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讲了很多，觉得民营企业对中国40年的经济成就功不可没等等，有两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个是说，他们原来以为很多时候对民营企业家的迫害，只是某些官员不好，觉得能够换个好官就行了，但是出来之后，了解了中共的历史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不是哪个官员不好，其实是体制问题，是共产党本质的问题，换谁都一样，他们在这一点上认清楚了；
第二个是，他们现在很理解，共产党其实从根子上来讲是不欢迎资本家的，是不欢迎这些民营企业的。共产党于所谓民营企业家、所谓外资企业，只是利用它们渡过经济难关，过去之后觉得国有经济足够强大了之后，就会让民营经济退场，这一点他们现在看的越来越清楚了，他们也讲，国内的民营企业家对共产党不要再抱幻想。
中国政治不转型 民营资本都是风险投资
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菁英论坛》表示，其实中国民营企业家被打压的问题，首先归结于是一个政治问题，1955年、1956年中共搞过一次公司合营，其实就是对中国近代所有的民营企家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在之后的几十年当中就是把这些企业家赶尽杀绝，那最后一次其实就是文革。
文革的一方面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其实文革还有大家可能不了解的一个方面，就是针对资本家家庭进行了最大的洗劫，这场洗劫在一些曾经的中国民营资本密集的地方是很严重的，比如像上海，我就是上海人，上海当时的情况是，所有资本家的家庭全部都经历过毁灭性的打击，就直接到你家去，不光是斗你了，还把你弄到倾家荡产，有的家庭甚至于被扫地出门了，有的资本家是被打死的。从这以后，其实文革以后，大家都已经害怕共产党了。
比方说我们家以前就是资本家家庭，当时80年代初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工资只有几十块钱，我们家被扫地出门以后，我就没有房子，我结婚的时候都没房子，那么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要赚钱，想办法弄房子，那个时候是福利分配房，单位的房子已经没有了，正好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时代。我当时在一个研究所工作，我的父母就告诉我，你不要去做资本家，你不要去赚钱，你就是好好的在研究所待着，家里人就是这样告诉我的。那时候去赚钱大家都是在很害怕的情况下开始的，80年代就是很多相对胆子比较大的这些人开始赚钱，开始搞民营经济、搞民营企业的，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未来的前途会怎么样，说不定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邓小平那个时代共产党当时是怕大家没有饭吃，很多人会被饿死，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为了稳固它的政权，经济要搞上去，就开始搞民营资本，这些民营资本家就越来越大。其实中国人很聪明，近代中国的文化本身也推崇商业，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家经济体，在几十年之内有那么大的经济腾。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是很害怕的，其实习近平的出现也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共产党它要控制政权，当你民营经济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对它的政治地位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共产党的极权政治没有改变。
两千年以后，我在中国大学里面讲课，我当时就跟学生讲，我们讲这些投资概念，其实在中国所有的民营资本实质都是风险投资，都有风险。那是二十年前我讲的话，那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也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可能讲得出这种话，因为我的家庭是讲的，但很多人他没有这个概念。比方说像江浙一带的这种民营企业家，这些人他们本身家庭没有受到过重创，他们对共产党的性质根本不了解，而且也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他们只是看到表象，哦，我们国家现在越好了，我们能吃上饭了，我们每年赚的钱可能比美国资本家还要多，我们都很聪明。这些民营企业其实没有风险意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走到今天的地步，这在中国一切都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中国的政治没有转型。
中共仇视私人资本 栽赃抢钱成新统治模式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就是中国现代的资本家，总体来说他们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这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资本、消灭资本家，这个纲领共产党其实从来没有变过。尤其最近十年中共内部的左派上台，基本掌握了所有主要的权力，他们其实骨子里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就是要建立公有经济、国有经济。以前经济不太好，这些人不得不容忍私人企业，一旦缓过了气，那就是农夫与蛇了，他们就无法容忍了；
第二个原因就比较具体。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依靠私有经济这一部分的成长，私有经济在中国社会财富中其实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所以整个社会的权力就开始慢慢向财富（和资本）转移。社会权力有三个来主要来源，第一是暴力，第二是财富，第三是知识。
暴力这部分在中国是由共产党彻底垄断；财富原来也是共产党绝对垄断，但是当私人资本慢慢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权力的第二层次就是财富金钱这部分，就会被私人资本逐渐的吞噬和瓜分。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已经在发生变化，马云、许家印这些人都拥有了巨大的社会权力，其实马云倒楣的最后一次触因就是他在一个金融峰会上训国有银行的大佬，那是他翻船的一个触发点，这也是中国权力结构变化的一个体现；第三部分是知识也同样如此，如果知识在社会上不能套现，它也很难形成权力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最近十年，我们看到高科技公司，比如阿里巴巴、腾讯，还有其它的高科技公司，都是通过私人资本的方式来增长的，它们同样会瓜分社会权力。
所以我认为中共本质上是出于对权力流失的一种恐惧，才对私人资本家进行整肃，尤其是不能让这批人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形成一种社会势力，一定要把他们清除掉。否则，共产党这种封闭式的权力结构就无法再维持了。
郭君说，现在中国最赚钱的产业其实就是反腐行业。我有个朋友大概十多年前被抓了，然后他的资产被冻结要拍卖去付税。他在北京王府井那一带的四合院，拍卖时只卖了80万元人民币，北京四合院现在大概是几个亿，十多年前也要三四千万。问题是谁买下来呢？他告诉我是抓他的那批人买的，拍卖过程是法院主导，拍卖时根本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个人去投标，那当然就他们自己的人，这是一种通过法律实施的抢劫，其实也是通过权力的抢劫，现在其实更是如此。这些年很多贪官被抓被整肃，他们有没有罪我们不去评论，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每一个所谓贪官背后，都有一大批企业家在后面，所以一个贪官倒下，后面就是一批企业家，一个都逃不掉。对这些企业家的处理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让他们交钱。
最近这个情况演化到更离谱了，我们看到不少这样的案例。比如湖南有一个企业家突然被抓起来了，检察院就问他，认不认识某某书记？他已经落马了。那这个企业家说，认识但是不熟，也没有贿赂过。检察院就告诉他，这个书记的案件是中纪委的案子，必须交代贿赂情况，连金额都规定好了，你当时贿赂了他3000万元。这个企业家当然不承认了，不认就把他关了一年多，不交代就出不去了。最后企业家熬不住了，没有办法只好承认贿赂书记，家里拿钱3000万（所谓书记的赃款）给检察院交上去，然后才放人。行贿罪也就不追究了，当然本来他也没有行贿。这种模式现在变成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一种模式了，只要当地有官员落马，有新官上任，就靠这种模式增加收入。这和当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的路子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看现在多少贪官，多少官员下台，那这个收入就非常庞大了。现在地方政府收入下降，没有钱了，这个模式就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企业家现在都是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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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