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藏布雷,印军补给,烈火导弹部署,二炮，９９年对峙及其他（组图)

 

感谢大家回贴．

首先几个网友谈布雷, 这个面对的是整个后藏地区，因为印军不需要只走山谷通过,不可能把整个后藏连山谷带山头一块封闭．　我想如果有布雷任务,　最好状况也就是随机应变了, 我方必须撒出无人侦察机,发现印重装部队具体方向,才能大致空投布雷．光靠阿里的雷达站跟踪印机活动很容易被对方迷惑,不可能得知地面部队活动方向,　卫星方面我不了解.　还是那句话, 一个山头印军可有数条路选择．西藏和内地的山不一样，都是山基非常庞大的山体．　藏东,前藏和后藏边境,　山体尖锐陡峭，但唯独锡金北部这部分西藏地区山体浑圆，　后藏平原北端至日喀则市区直线距离的６０公里内有数不清的类似山头，平原西端至定结县正式柏油公路前只剩下１０来公里，土路基本路况可见以下几图.　有的照片是我以前旅游拍的,有的是根据地形回忆摘取的网络图片.　西藏平面地形识别可以靠GE, 立体就不行了．

我今天在网上搜信息,恰巧发现今年７月有条消息出来――＂我方在西藏大量部署红箭－９以对付印军坦克＂．文章没说部署方向,　而对西藏地形不了解的军事爱好者也肯定会忽略西藏哪里需要红箭－９＂防守＂？　就敌我部署看,　两种可能:　坦克打进来,　中锡边境;　我们打出去,　达旺方向.　上次写了篇印军增兵邦迪拉背后的原因，当时我猜是谈判出问题了而且得到了验证,　我始终相信自己对印度人的感觉．过去工作和生意与他们打了６，７年交道，无厚利不起早和欺软怕硬，能占十分便宜绝对不占七分的性格烙印无一次不在重大时刻体现出来．

印军机场，首先说达旺－藏南方向,　主要机场在阿萨姆邦．新建，恢复和始终使用的机场5-6个左右，因为是平原,　机场修建周期很短，而且没有任何气候干扰，物资充沛，不需印度内陆调配，修复周期也短,　可连续作战.　该邦驻扎的最优秀战机为Su-30，运输机为IL-76．因月前藏南安－２３坠毁，印方要求洛克希德提前交付１３架C-130．并已开始协议购买更多C-130替换所有伊尔７６．　藏南本地,就是印度所称＂阿鲁纳洽尔邦内＂，有一个已知简易机场，位于米林机场西南７５公里．

我方在该方向只有一个机场，就是米林机场，修在喜山北麓一支脉脚下,沿此支脉山脊走到头就是印度哨所．该机场地处雅江河谷，一年多半时间云雾缭绕，１０月至转年３月天气最好,　此外的大多数天气为－上午雨,中午云,下午晴.　如果你喜欢西藏旅游,　就知道２００５年中国最美山峰评选第一名:南迦巴瓦峰．同时它也是出入米林机场飞行员的参照坐标，这座山整个山体一年露出大约４０天左右，　当地农民都很稀罕这种景色．截止到该机场投入使用,全国有六个民航飞行员可以飞这个机场．现在可能更多了.

林芝米林机场，左侧山包山顶即为印度哨所

林芝米林机场

米林机场上空最常见气候,　远方是南迦巴瓦峰，近处是加拉白垒峰．

印度藏南方向机场周围防空单元密集，我方则见不到一个永久性防空工事，当然这可能和地形有关，只能希望林芝的都藏在山里.　

锡金甘托克早就建有可供一个山地集团军，一个机械化集团军的军需储备，再往北还有一个空军直升机军需储备地,　我想应在交通枢纽长沧地区．这些能支撑军队运动多远多久说不清楚，但山地集团军物资储备设施是侵入锡金后,　土伦战斗前就造好了的,　机械化集团军和直升机军需油库，维修设施也早在Kargil 战役结束后就建好了,　起码十年以上时间了．我之前几次重申印度装甲部队不会远离甘托克,而是在此配合陆军机动防范亚东,就是从这些给养角度考虑的．　从甘托克地区向北经长沧地区到边境集结地带，共有两条正式公路和数条土路，９０公里路程海拔净升３５００米，从集结地至边境１０公里内没有海拔升高，部分地区海拔下降，从喇叭口至后藏盆地西部定结支线公路和北部日喀则边界,　海拔平均下降６００米左右．进入日喀则行政区后,海拔逐渐恢复．　甘托克至边境不到１００公里的路程，８０公里以上是在很直的南北走向山谷中,　１０公里左右在东西走向山谷中,　这和达旺地区或者我方的盘山公路情况完全不同,在没有导弹和空中威胁情况下,　甘托克的一切可以迅速驰援边境.　我根本不相信印度人说的什么花几天才能把部队运上去的借口，那地方确实荒远偏僻是极少有人去的,　但并不代表没人去，那里的印度签证可比藏南容易多了.　我方与之类似,大家又熟悉地名的路段即拉萨至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羊卓雍措湖，全程１００公里，但有４０公里完全盘山，早上７：００出发,　１１：３０已经到达．甘托克至西藏边境全程盘山不超过２０公里．

确母多河源头河谷，印军集结地南１０公里．

印军集结地东向山谷４公里处,　这条路一直向前１２公里即进入亚东县.

拉萨以前每年都会出去拉练几回,　但一到目的地就回来，往前多一步都不走，一天也不多呆.　有的是因为给养困难,　有的是因为地形不允许展开――几个连挤在一个山谷里.　后来绝少再见到拉萨往林芝的百车大队了，因为过去也没用．首先西藏军区全部的两个旅本身就都在林芝（车里拉的是哪儿来的兵大家自己猜吧），其次拉过去就挤在口袋里,　上面就是印度人，出事谁都不敢担责任.　拉萨一个地方,　需要成都,兰州两地供给，车队看不见头，频率我就不说了.　这还没说更远更高的日喀则和天边的阿里，中锡边境等等.　希望青藏铁路的建成,　能改变这一状况．　

６２年后,　对印最软弱时期我觉得就是８０年代，其次是现在．上次严重对峙是１９９９年７月的第一个星期,　地点是紧临达旺县的东边一县，印度称为West Kameng的麦线高山，为了支持在Kargil已经撑不住的巴铁,　给印度一个声音，当时冲上去一个连,　山上山下共一个营，拉萨为这点补给准备了半个月．不知道这前沿现在还在不在,　因为当时就有人抱怨补给代价太大.　同期在西边阿克赛钦我们也抢了几个点,　因为拉达克的前沿驻军缩编，　都调Kargil前线去了.　我们才有机会上去．　那个点现在还在,　去班公湖旅游,　只要边防战士带你过去你就能看见．

印度在藏南一地没有２０万人,但如果把阿萨姆的陆空军全算进来，保守有１５万人，这两地在作战序列上本来就是一体.　锡金方面单陆军作战部队有８万人，空军不知道.　

最后说二炮，其实这个没什么说的，有得说也不应该说.　现在疯传什么东风１５，２１进藏.　我没听过真人讲,　全是网络传的.　战略对印我只确信青海有，云南战略没有对印的，对的是更远的另一个方向，战术的不了解.　南疆战术机动是给阿克赛钦和克什米尔的.　个人浅见，青海的部署对锡金和藏南尚没有精确打击能力，该型２００米的误差无法保证摧毁印军机场和其他设施，最新的改进３型到了５０米，末端机动，但未开始部署，优先部署肯定是南京,沈阳,广州，还轮不到印度,　而且数量很少．　

印度在锡金和藏南的设施全都在山里,　而且山体比较密集，不像西藏到处是庞大的山体和河谷，所以不容易打击,　甘托克至边境的山路基本都是贴在稍微偏西的北向山脉下,　除非带常规核弹头或WS火箭炮大面积覆盖将某片山头全部炸掉，埋路,　或空军进入定点炸路，否则远程极难摧毁其公路,　而我方的公路大都是暴露在宽几公里的河谷里.　WS系现在最小圆概率偏差，１００公里能控制在１００米以内，比DF11还要准,　几个单元覆盖应该能切断其背山公路.　但西藏军区没有WS配置．不知成都是否有.　

＂军事专家＂说远程打击时代,　１０万２０万人都一样，我觉得他指的是补给线打击，如果专门指藏南地区,　那还有层意思就是几十万大军都只能挤在邦迪拉－德让宗－达旺这一线复杂山路上,　而打击这些盘着盘着就到山顶的裸露山路，以目前二炮和成都炮兵部署看确实不难.　这个方向有俩问题，其一就是这条线经过４７年经营,　大路小路数不胜数，砸不胜砸．还有就是阿萨姆机场距离我方发射位至少１５０公里，火箭炮偏差较大，只能靠战斗部和大面积覆盖.　

印度０２年已经批量生产烈火１（８００公里，覆盖全西藏）和烈火２（２５００公里覆盖中国全西部至湖南省），印度导弹３３３，４４４集群均配备１型，５５５集群配备１，２两型，每个集群１５具移动发射架.　三个集群一个在阿萨姆,　一个在锡金南走廊，一个在新德里东．１１１，２２２集群部署新德里西巴基斯坦方向,　力量不知．　各集群还有一定数量２００公里PRITHVI移动发射地地导弹，２００２年装备，以３３３，４４４集群配备为主．最雷的是,　东部军区称印空军有能力用伊尔－７６（运８）以一次两枚速度向阿鲁纳恰尔邦运输烈火１,　打击目标包括拉萨至达旺前线交通枢纽，山南军分区司令部Tsethang（泽当）.　藏南当地肯定还有固定发射架.　印度中短程火箭型号和前沿配置都不少,就不列举了.

阿萨姆邦烈火１导弹试射.

印度这种国家对西藏的野心,　是随着我方态度和国际形势而随时变化的．不象３０年代的日本要吃定中国,　可看着南海被瓜分，西藏西南的空虚和边境占据的所有战术优势，他可能不考虑前进战略吗？他在有利可图的地区是不会后退一步的，他在能前进的地区也不会原地不动．不能以我方传统的＂我不招你,你就不能不招我吗？＂这种想法来想印度,　克制这种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总回到惯性思维上,　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就没侵略性,　其次觉得我方已经吃亏，印度还想要什么更多的?　可在印度人看来,　它能要的可太多了,　倒退４０年,　整个西藏都＂应该＂是它的，它的边境＂应该＂在甘肃和四川.　印度很多大报小报半官方刊物和专业军事网站,并不称西藏中国,　而是Chinese Occupied Tibet（中占西藏，仿佛我们叫印占藏南）. 　

我方拥有的最大优势是幅员辽阔和军事技术,　但后者生产和成军,部署都需要时间.　而且如果没有战争,　我想最新技术也轮不到西藏,　相反印度却只需集中应对它的北方和东方,　两国国内的长期的战略优先差别就在这里突显出来了.　我们连应付中锡边境冲突的地面部队驻地都远在１５００公里以外．如果印度想打一场拿下后藏平原的战争,　他是完全有能力发动进攻并给我方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的．

民心方向又是一个可写几篇论文的话题了，当地人肯定心向中国.　但有个顾虑就是,十世班禅和我方的十一世班禅在当地人心中的地位，不是一天一地的距离可以形容的.　今年班禅回藏可能是班禅封号存在以来，最冷清的一次.　而最宏大的一次在１９８３年.　如果印度在后藏搬出达赖，离不开宗教却又没有宗教领袖的藏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够成立一个藏文化研究室研究的了.　因为１９８３年班禅在前藏拉萨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欢迎.

最后以Frontier India – Strategic and Defense 上专栏作家的话来给本文结尾，这也是印度共和国对中国的普遍认识：＂A single stage tactical missile which is under 1000 km, will not evoke suspicion of a nuclear strike, and next war with China will not remain a border war that will be fought on Tibetan borders.＂

在外面疯了一个周末没来得及及时回帖，各位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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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应在藏南部署野战军以震慑印度

 

最近，中印边境的局势随着印度一系列单边的军事动作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依据我的研判，这背后有着西方国家战略上牵制中国大的背景。更主要的是因为南海火药味浓郁，为了牵制中国，阻挠中国高层下动武的决心，就有了印度的这些动作，制衡中国也是符合印度利益的。这种声东击西，南调北引的策略是西方国家的惯用伎俩。

中印两国虽然有领土的争端，一方面印度忌惮中国强大的实力，不敢和中国开战；另一方面中国仍是高举“和谐”大旗，以发展经济为主，不想打仗，收复藏南的时机并不成熟，所以，中印边境暂时不会有战火。

不过，作为军人必须时刻作好保家卫国的准备，才能在战争真正来临之时，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在中印边境的军队是否能让人们放心呢？中印之间一旦再度开战，藏南地区很有可能会成为主战场。我们就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这一决定成败和荣辱的地区：

第一，首先我们看看印度人都做了些什么？

1. 印度陆军在藏南大约有21万人，其主力第4军辖着5万大军，在藏南苦心经营了40多年，构筑了大量工事和地下掩体，其部署配置格局据说是“前轻后重”，以阿萨姆邦中部的提斯普尔为核心。该军下辖的第2山地步兵师、第21山地步兵师放在中印不存在争议的阿萨姆邦境内，只有第5山地步兵师靠前放在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的那加，对中国边防重镇察隅构成了直接威胁。第4军火力方面最大的优势就是重炮、武装直升机和训练有素的山地兵战士。

2. 印度的第33军被认为是藏南决战的第二梯队，该军的总部设在西里古里，主力则集结锡金境内，战时极有可能从锡金方向进击中国，与盘踞在中国藏南地区的第4 军形成夹击之势。在锡金北部有一块长一公里的高原土带，该地区易守难攻，被印度控制的锡金政府所占据，中印两国均对该地区宣称拥有主权，这块争议领土在某种意义没有被涵盖在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里面。

第33军战斗力最强的第17山地步兵师就驻扎在距中国乃堆拉哨所以南不到100公里处，另外的第20山地步兵师（驻比纳古里）、第27山地步兵师（驻噶伦堡）则作为后应部署在二线。最新资料显示，现在第27山地步兵师被调防到了北锡金，并加强部署有T-72坦克。据悉，印度道路修筑局不但加宽了前往北锡金的公路，还修建了通往该地区的轨道，加固了沿途桥梁。部分的重型坦克是由路基运输工具送往该地区的，在几天内就可以运抵前线。

印度还进一步加固了建在锡金和藏南高地及地堡的永久性哨所。此外，印度陆军还提高了对该地区的监视力度。印度在锡金的争议地区至少已经部署了两套远程监视系统，这些系统能够探测、记录并传输所监测区域内的实时图像。

第二，我们的军队是否作好了保卫祖国的准备，让人民放心？

面对着印度重兵的虎视眈眈，我军部署在第一线的只是几个边防团，人数只有印军的七分之一，各单位的武器构成在国内只能算是二三流的水准，主要是轻型装甲车和普通的军用汽车，好像没有列装成建制的武装直升机部队和重炮支援单位（可能有一两个炮兵团，装备方面没有什么突出的优势，如果面对三维打击，存活率堪忧），防空力量更加薄弱，解放军的真正主力部队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地方。

媒体上曝光率比较高的西藏摩步旅，被称为“高原铁骑”，装备有96改型坦克，它的部署是在第二线，主要的任务是保卫拉萨。因此该旅不太可能，也不应该去参与边境地区的厮杀。藏南一旦有事，抽调该旅就近增援，拉萨地区就会失去了弹压力量。万一印军“蛙跳”进攻闪击拉萨，或藏独反政府游击武装实施袭扰，就缺少有份量的稳定兵力，将对控制整个西藏的大局非常的不利。所以藏南边境的冲突不一定能指望到这个摩步旅的增援。

印度扬言要在一天内瘫痪掉中国的后勤运输，也许印度人是在吹牛。即使没有印度空军的干扰，我后续部队要增援到藏南，那里糟糕的路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依据我的研判，我军现行的部署仍在贯彻建国初期那种“以空间换时间”，“诱敌深入”的思路。用边防团来抗衡印度的山地步兵军，更多的是基于战略上判断，政治上的判断，这种书卷味很浓的理性结论忽略了战争的非理性。藏南的回归（或者达成某项互利互惠的协议）不通过战争（或者军力的显摆）是不可能的，印度宪法规定，任何政党亟政府无权改变领土现状，你有再多的历史依据没有军事实力等于零。现在这个世界，谁会替你主持公道？除了你自己的枪杆子~~

我军几十年都不肯变更部署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害怕增加军队，会“激化边境紧张局势”。也就是说，政治后果考虑了很多，唯独没有考虑军事安全。某些专家还算了很多的经济帐，认为节约了大量的军费。其实部署几万军队平时可以帮助那些贫困得要死的地方脱贫致富。印度人那么穷，它不怕花钱？算这样的经济帐是非常愚蠢的！革命先烈们早就诠释过了，一寸山河一寸血，领土，主权是无价的。

我看到的一些关于藏南的新闻报道，“墨脱县的百姓在庆祝终于通公路了，孩子们领到了新课本”首先这样的公路应该是那种等级比较低的公路，军事价值是值得商榷的。另外的一些报道，在某些艰难地段，“人均负重35公斤，体能测试达不到优秀成绩的官兵不能参加这次巡逻”，说明我们军事后勤之糟糕亟待改善。而印占区的交通已经大为改善。现代化战争没有后勤就没有胜利。

我从不怀疑我们的军队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摒弃掉个人情感色彩，从力量对比上看，胜利需要一个过程。战争没有理性可言的，虽然印度是藏南的事实上的占有者，但谁能保证它就不会率先发难？这个世上的强盗逻辑还少吗？一旦突然开战，我们这些力量单薄的边防团如果指望不上空援，能否顶住印度正规军团的突击，坚持到援军到达？或者，能否及时撤出转进，会不会有单位成为了“炮灰团”？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我丝毫不怀疑中国军人的报国热忱和勇气，我只是想说，作为军事主官们要考量的，既要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边防战士。

现行的这种军事部署思路实际上已经过时了，我们不再需要“诱敌深入”，也没有谁会傻到再让你去“诱敌深入”，这游戏只能玩一次的。国家利益和尊严需要的是一块盾牌。如果我军在敏感边区部署野战集团军成为了一种习惯，是没有人会去说三道四的。为什么我们那么怕国际舆论（实际上就是对我国怀有敌意的西方舆论）？

我们在国境线上部署与印度实力对等的正规野战集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们的许多边防军战士也许在未来，就不必要陷身到“以寡敌众”的作战中去，去做那种原本可以避免的牺牲。等到战争即将，或者已经打响了才调兵上去，才是真正的授人话柄！临时去熟悉地形，构筑工事，已经来不及了！效果也极差！ 1223866107.jpg (17.22 KB)

因此，我希望中国能早些有所动静，因为世界上的没一场战争都不是在双方都准备好的情况下才开始的。今天的准备和未雨绸缪是为了明天的镇定和泰然！！！

网上谈兵：由FHZM发表 - 文学城

关于印度毛派共产党的一篇介绍 -

 

关于印度毛派共产党的一篇介绍
　　◆前言
　　在中国早已悄然抛弃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之后，在世界特别是南亚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涌动，依然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和旗帜，以暴/力 /革/命为手段，以推翻现政权建立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一小撮极端分子痴人说梦，但在不久前尼泊尔的政治动荡中，尼/共 /毛/派武装却让人重新认识了这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尽管早已被美国政府定义为恐怖组织和全球反恐打击的对象，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号召力，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指引下他们实际控制的地区已经超过了70%的尼泊尔国土，未来夺取国家政权似乎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如果尼泊尔这个小国的政权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那么更令人关注的是尼泊尔的毛分子力量不过是近年来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个跨越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毛分子相互支援的红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经愈发清晰，而在这一红色走廊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最重要是印度，印度毛分子在南亚毛分子中的有老大哥的地位，在尼泊尔96年毛分子才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分子在毛的旗帜下已经坚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装斗争，一直是南亚其它地区毛分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年6月成立南亚毛分子党派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CCOMPOSA）发布的的联合声明里，14个发起组织中，6个是来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国内毛分子的力量也愈发显得不容小视，06年4月印度总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关于毛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中称毛分子武装为当前“印度国内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并且可能颠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国大党领导人索尼娅甘地也谴责某种力量在试图“共产主义化印度的外交政策”（‘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这个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迅速崛起的经济体，假如在未来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中发生向发生像尼泊尔那样的变化，其对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无疑都将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让印度商人和外国投资者一想到这种可能就要毛骨悚然。这使我对于印度毛分子力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06年末我赴印度展开了调研，我的研究和采访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他们为什么坚持选择毛的旗帜？
　　二，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如果他们掌了权会做什么？他们是恐怖分子么？他们是“红色魔鬼”么？他们的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红色高棉？
　　三，谁会支持他们？谁会保护他们？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何方？
　　四，在一个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政体的国家，激进主义力量对印度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未来他们有可能成功么？
　　◆邂逅“毛分子“与“毛分子同情者”
　　在印度毛分子又称纳萨尔运动分子，根据法国解放报的06年4月18日报道毛分子的行动和实际控制地区达到“印度国土的40%及人口的35%；根据印度警察机关的估计，各派别（如the people’s war’PW’，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people’s guerrilla army’PGA’ 等互不隶属但是结成联盟并相互支援的组织）的毛分子总共在全国仅核心干部（hardcore cadre）就有9300名，他们的武装拥有约6500支正规武器和大量自制武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从2000到2004年平均每年毛分子发动的武装袭击事件在1500起左右，造成的死亡约500人。
　　从这些数据看毛分子在印度确实无处不在，但笔者在印度却发现这种信息很容易被误读，“行动和实际控制”的含义很难确定，和尼泊尔不同，在印度毛分子虽然在丛林地区有很多训练营地，但并没有在一个行政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在毛分子力量较为强大的地方，也基本上是政府统治白天，毛分子统治黑夜，他们的网络遍布全国，只是有些地方实力较为强大，有些地方较为弱小而已。至于印度毛分子具体有多少，我更是怀疑官方数据的准确性，连毛分子自己恐怕都给不出准确的数据，因为很难界定什么是核心干部。而且由于各毛分子派别组织形式和成员认定方式有所不同，又互不隶属，甚至没有比较准确的数据来表示印度的毛分子总数究竟有多少。在印度如果说崇拜毛/泽/东的人，全国有几亿，我决不会吃惊，不过我从毛分子口中听说在全印度毛分子武装的专职战斗人员大约不到一万人。
　　由于在印度毛分子是被政府打击得目标，被归类为恐怖分子，所以即使核心骨干在公开场合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毛分子，他们作为地下党，如果要搞活动和宣传的话都用一个“党名”，以各种隐蔽的形式出现，改头换面为工会干部，农会组织者，学生组织领袖，左翼新闻记者等身份，幕后操纵很多活动，当有一起暗杀发生，比如03年用炸弹袭击Andhra Pradesh省省长chandrababu naidu之后，还有2000年刺杀前内务部长A. Madhava Reddy后都会有传单标语宣布毛分子对此事负责，但在警察和公众面前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毛分子同情者”。
　　由于毛分子武装在印度搞了大量爆炸，暗杀一类的“革命行动”，是被政府通缉的目标，早加上他们的精神导师来自中国，所以在印度作为一个中国人采访毛分子也是非常敏感的事情，有几种事可能发生，一，一个中国人在印度和毛分子接触会让警察当局感到敏感，也许会被怀疑是军火贩子，而被传讯。二，给被采访对象带来麻烦，如果一个毛分子身份被披露，被众多破不了案的刺杀绑架搞得浇头烂额的警察，就会找上门来审讯此人，希望获得情报。
　　我此次采访的主要协助者是一位印度的大学教授，我们在一次在美国的纯学术研讨会上认识，由于都对社会公正问题比较感兴趣，聊着聊着他就聊到了革命问题，他极为认同在印度搞武装革命，并且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极为赞赏。这让我非常吃惊，并激发了进一步的兴趣，他跟我讲了很多印度革命者的故事，那些故事仿佛发生在中国的昨天，但却发生在印度的今天。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教授自己从学生时代就秘密加入了毛分子的外围组织，后来长期扮演印度某省毛分子武装和政府之间的联络人（communicator）的角色。
　　通过这位教授和他的朋友，我得以接触到了一些“毛分子的同情者”，其中有工人农民这样的底层群众，但骨干人物都是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我曾见到一位公开身份是某商业媒体编辑的“毛分子同情者”。他原本是一个大学生，读了毛选以后，就加入了大学里毛分子的组织，大学没毕业就跑到丛林里去参加了游击队，他轻松的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6次刺杀地主的行动，都成功了。他们杀了地主以后，地主剩下的家人通常会逃到城里避难，于是他们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大多数情况下，地主的家人不敢吭声。他解释这是以红色恐怖来回击白色恐怖。不过他自己在一次行动的筹备过程中不幸被捕，警察把他带到丛林里准备秘密处决他，幸亏他的同志们及时把消息捅给了媒体，在媒体的干预下，警察不得不把他带去接受法庭审讯。那些被害地主的家属大多不敢出庭指认他，而那些分了田地的农民更不会指认他，很多“毛分子同情者”对他声援，结果在法庭上由于证据不足，他在法庭上大义凌然地否定所有指控，最后被宣判无罪。他描述自己现在的工作是走出丛林在另一条战线上和资产阶级战斗。还有一个私立中学校长，告诉我他不会承认自己是毛分子，但他会利用他的课堂传播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甚至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喝醉了告诉我，现在他的职业身份是大学教授，但一旦为了革命需要，他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所以后来我放弃了去搞清楚，谁是毛分子，谁是“毛分子同情者”。我的采访是非常谨慎低调的进行的，大多数时间我以了解印度社会的名义，到处逛逛，和各阶层的人显得无意的随便聊聊他们对于毛分子的看法。但反讽的是，一些“毛分子同情者”和我说起“革命行动”来，一个个很是自豪，激动处嗓门就放大了，甚至一次在一个餐馆，几个人敲着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店主知趣的避到了一边，我都害怕是不是被别人听见，会造成误会。
　　和所有这些人的接触获得的信息与公开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使我可以对印度毛分子革命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判断。
　　◆他们为什么选择毛的旗帜
　　我曾多次询问哪些坚定的毛分子有没有听说过，2005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的公开表态：“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他们要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中国与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他们的反应普遍非常不屑：“那有什么奇怪，现在中国是走资派当权。”
　　他们举起毛的旗帜要从中国输出革命的年代说起，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的萌芽几乎和中国同时在上世纪初就开始了，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共产党也是一只活跃的政治力量，但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夺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印度走上了议会政治的道路，但议会民主并不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种姓歧视，官员腐败等依然困扰着印度社会，很多社会底层民众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乃至绝望感。
　　而这时候中国成为了对印度充满感召力的磁石，一个被投射了理想主义光芒的乌托邦。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告诉我，他那时还参加过一些以戏班子，演出队名义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通常会在田间地头举行文艺表演，当把农民召集到一起以后，他们就会用类似说书的形式讲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故事，在他们的描述中，中国原本和印度一样甚至更加贫穷落后，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来三座大山，建立了自由平等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农民今天生活非常幸福，这个神话对于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印度农民来说会有很大的感染力。
　　1965年8月，以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更是给印度革命者打了一针强心剂，是中共60年代初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导性文件，其内容即为后来“输/出/革/命”的主要内容。我在印度见到一些毛分子能大段的背诵该文的内容，令人瞠目。该文以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名义，总结了毛/泽 /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加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为当时推动“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这套革命理论给印度的革命者极大的鼓舞启发，他们惊喜地发现，印度和中国都有“半殖民地反封建”的传统，都以农业人口占大多数，革命在中国能取得成功，在印度为什么不能？
　　1966年，印共(马)西孟加拉邦委员会内，以查鲁.马宗达为首的一派由于对党中央的路线不满，秘密成立了“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心”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1967年，以马祖达为代表的革命家领导下，他们在西孟加拉邦以盛产大吉岭茶著名的的纳萨尔巴里村起义，这被看成印度人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那并不是第一次造反，确是第一次被中国共/产/党公开支持的造反，《人民日报》紧接着就发表社论，欢呼那是“印度的春雷”，让他们至今都兴奋不已。这场起义虽然不久即被扑灭，但它的“星星之火”却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地区，同年11月各地的革命者汇聚加尔各答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全印革命协调委员会（AICCR）。他们相信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一个“新印度”，不过和中/国/共/产/党不一样的是，他们似乎比较忽略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在革命还没胜利他们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兴无灭资”的底牌。“纳萨尔运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祖达宣布：“任何反对这场消灭乡村敌人的战役的人都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他为革命暴力辩护的理论是“阶级仇恨”。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这就是人民的阶级仇恨的表达。游击队员对敌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于不但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而且从他们的屋顶上踢下去。”马祖达甚至比中国的革命者更加激烈的宣称：“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有趣的是很多像马祖达这样的革命家都是出生最高的种姓婆罗门，甚至是非常富裕的资产阶级或者地主家庭。
　　也许是因为他们这种革命理论的极端性，使他们很难在一个地区彻底站稳脚跟，在我和毛分子交流的过程中，我多次听到他们说，“我们总有一天会有一个自己的‘叶南’”，我已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他们说的是延安。但几十年来即使在一些毛分子势力强大的地方，也基本是“警察统治白天，毛分子统治夜晚”。同时这些革命者自身也在不断分裂之中，其中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中国革命一感冒，印度革命者就要打喷嚏，1971年林彪坠机给了印度毛分子当头一棒，很多人茫然了，因为他们把林彪当作了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继承发扬者；1972年，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又导致了毛分子的大分裂；1977年中国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更是让很多人心灰意冷，心目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落入修/正/主/义/者之手，如同耶路撒冷沦陷一样让人五内俱焚。
　　很多人因此出于失望或者反省，走出了丛林，放弃了了革命道路，其中一些人投身议会政治，而那些坚持下来的革命者在更加艰难的环境下斗争，并且更加执着。除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最近几年毛分子们的斗争重点从土地改革和工会运动，扩大到了反对全球化，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及反对种姓制度，这样有助于扩大他们的支持面。当一个失业的工人，一个破产的农民或一个无法养家糊口的手工业者，对生活感到绝望的时候，也许一个身边的熟人就会和他谈心：“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富裕，而你这么贫穷，不是因为你不努力，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把它砸个稀巴烂。”
　　可以确信的是只要一个社会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存在，毛理论就能够找到根植的土壤，而毛的旗帜就会继续飘扬，就像我曾经问一个毛分子：你们为什么要把毛/泽/东当作神一样敬拜么？他回答：因为那些资产阶级有他们的上帝，他们信仰他们的上帝，同时剥削我们，所以我们要有我们的上帝，而毛就是我们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选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相信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释迦牟尼诞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却在中国发扬光大。毛/泽/东诞生在中国，也许今天中国人不再那样崇拜他了，但对我们印度的劳苦大众来说，唯有毛的光辉思想使我们看到了光明，我们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救星。
　　◆他们为什么唾弃选举
　　通常的观点，毛分子的政治主张诸如社会平等，土地改革，更好的穷人福利，为包括共产党（CPI和CPM）在内的大多数党派所赞同，至少不反对，不同的是其他政党的共识是需要用渐进的议会政治的道路来实现社会改良，而毛派公开宣称议会政治是肮脏的，用暴力革命来打碎现有政治体制是唯一的出路。
　　难道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就无法在通过选举参与政治么？答案显然不是这样。即使共/产/党中的左派（CPM）都有过非常好的选举成绩。比如在在拥有8000万人口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共/产/党（CPM）从77年开始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06年11月刚结束的地方议会选举中，CPM更是赢得了约37%的相对多数选票，以超过其他政党的优势大获全胜获得了175个席位。印/共在喀拉拉(Kerala)邦早在1957年就获得了选举获胜，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红色政权。左翼组织在国会中也有62席，是国大党及其联盟和印度人民党及其联盟分别拥有223席和187席之后的第三大政治力量，虽然没有参加内阁，但确是国大党和人民党都不得不争取的关键力量。
　　而各地毛分子虽然一贯抨击议会政治，也有过试图参与议会政治的努力，政府也非常欢迎他们参加议会选举，而不要搞武装斗争。比如在1985年有几个毛分子派别参加了省议会选举，在八个省，共推出130个候选人，但最后非常遗憾的只得到了2个席位。之后也有过很多次这样的尝试，甚至在1990年，毛分子的一个派别印度人民前线（IPF）获得了印度国会的一个席位，当然同时它也暂时放弃了原来的武装斗争，转而“在议会进行阶级斗争”。
　　但总的来说也许是出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毛分子的主流派系越来越表示出对选举政治的鄙视，如果问他们为什么曾经参加选举而又落选，他们会解释之所以参加只是为了进一步暴露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虚伪性。
　　不过毛分子坚持那些在选举中赢得席位的政党，都是靠贿选这样的肮脏手段，即使共产党也不例外，而毛分子们的落选恰恰显示出他们的崇高。我相信他们讲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有比较深厚的腐败文化，贿选更是非常普遍，很多农民都向我证明在选举期间会有不少政党的助选人员来向酒，食品，收音机等物品来和他们换选票，他们也很乐于接受这些。再加上根据2001年的印度全国普查，有34.5 %的印度人是完全不会读写的文盲，更使得的选举容易被当地有经济势力者操纵。
　　很难说清他们是因为坚持暴力革命而无法在选举中成功，或是因为他们无法在选举中获得成功，而变得更加倾向暴力革命。我和一位那位公开身份是报社编辑的毛分子的对话，他在毛分子中被称作为“理论家”，也许能比较全面的解释他们的逻辑。
　　问：你们为什么不考虑通过选举来参与政治？也一样可以为穷人争取权益。
　　答：那没用，参加选举就意味着腐败，意味着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就像现在的印度/共/产/党，它已经背叛了革命理想，我们相信毛主席的教导，‘枪杆子里出政权’，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为人民大众赢得权力，真正的权力。
　　问:什么是真正的权力？
　　答：就是人民大众可以说了算的权力。
　　问：不通过选举，代议制，怎么来代表人民大众的真实意愿呢？
　　答：我们当然有民主，不过不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们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那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民主，干净的民主。
　　问：为什么建立了革命政权就不会有腐败么？有一句格言叫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你大概也听说过。
　　答：理论上是这样，不过我们的革命政权不会，就像毛/主/席建立的人民政府一样。
　　问：为什么？
　　答：这很简单，有个别资产阶级分子混进革命队伍会搞腐败，而毛/主/席自己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受压迫的人民，他虽然有绝对的权力但他自己决没有一点腐败。
　　当时他眼中闪烁着不容置疑的光芒。
　　◆毛分子要干什么
　　有一个问题让我非常感兴趣，就是假如这些毛分子真的掌握了政权，敢叫日月换新天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尽管有很多历史经验表明，即使革命政党当权后，也可能背弃原来的原教旨主义态度，采取较为实用主义的政策。不过在一个有约四十万人口的煤炭工业城市Godavari Khani，我了解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反映出他们大致的社会治理理念。这里由于大量的矿工家庭，工会势力非常强大，曾经是纳萨尔运动的重镇，该地现在还有一些诸如人民广场，列/宁大街一样的地名显示出革命特征，今天的矿工中依然有纳萨尔运动的外围组织和骨干人员。
　　最初从毛分子领导工人为了更好的劳动权益进行罢工斗争，在1980年举行了一次持续56天的大罢工，并迫使厂方让步，这是当地工人的首次胜利，为毛分子赢得了威信。
　　在领导工人取得了罢工胜利之后，毛分子们意图在该地区的向腐朽的生活方式开刀，也许是工作压力大的缘故，当地很多矿工都有酗酒的坏毛病，一下工就爱到酒馆花天酒地，糟蹋钱不说，酩酊大醉回家还打老婆。毛分子的措施非常简单，禁止矿工喝酒，有违反规定者，将召开批斗会，并用鞭挞等方式使他们记住教训。同时毛分子还宣布，在该地区卖酒为“非法”，责令当地的酒馆在限定时期内改行关门，卖酒比喝酒罪行严重的多，被视为“毒害工人阶级”，如果超过限定时期仍然胆敢在矿区卖酒者，将被枪毙。谁都知道，毛分子可不是开玩笑的，也没人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几天之内矿区一个卖酒的地方都没有了，也再没有人喝酒了。从效果上来看，矿工们无处消磨时间，一下工早早就回家了，还能够带更多的工钱回家，家庭也更和睦了。看到自己的丈夫被管教了，矿工的妻子们也开始拥护毛分子。不过当后来警察重新获得了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荷枪实弹保护酒馆重新开张，并保护酒鬼们进去喝酒，如今该地区又恢复了常态，不过毛分子需要向政府示威时，酒馆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袭击目标。
　　毛分子还有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大手笔，由于该地区大多数都是矿工家庭，产业单一，农副产品都需要从其他地方运过来。一些小贩就把价格抬得比较高，虽然不是高很多，但是给本不富裕的矿工家庭增加了负担，群众意见比较集中，于是毛分子调查了周边地区的物价后，张贴告示，给从柴米油盐到禽蛋鱼蔬都规定了“标准价格”，宣布从今往后，如果有商贩超过标准价格贩卖货物，将被宣判为奸商，加以惩处。这一套做法在整个 80年代都非常奏效，我询问一个毛分子，为什么不办个平价商店之类的，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物价，他不屑的说，那是资产阶级的做法。
　　而毛分子最有威慑力的行动是放在打击资产阶级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该地区曾有两个大矿的经理先后被刺杀，一个现在公开身份是工人的“前毛分子”认为，当时他们是很讲道理，那两个经理都以对待工人苛刻著称，比如讲工人觉得不舒服要请假，他们就不允许，或者要挟要扣工资。于是毛分子首先客气的和他讲道理，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他仍然不改正；毛分子将警告他在限定时期内必须改正；到时候如果工人群众对他的态度仍不满意；这样毛分子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他们将宣布此人为“阶级敌人”，宣判其死刑，并派出特别行动小组来执行。政府方面经常谴责毛分子“滥杀无辜”，不过我可以感觉到在一些底层群众中间，毛分子被当作除暴扬善的英雄。为了证明自己的队伍是大公无私的英雄，而不是出于私仇的暴徒，我听到海德拉巴的几个毛分子告诉我曾有一个该省的革命同志，自己杀了他的亲哥哥，因为他哥哥是个为富不仁的大地主，并把他哥哥的土地分给了穷人，不管这个故事有没有夸张的成分，他们对这种大义灭亲行为的态度都颇让我吃惊。
　　我曾采访了Godavari Khani一个主要矿业公司的总经理veera reddy，当我询问他对毛分子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比较谨慎：毛分子有一些做法我不赞成，但他们推广了平等的思想是很好的，过去印度矿工见到经理要叫“老爷”，现在大家都认同人是平等的。我问他，你现在还不害怕毛分子？他说，自己不怎么怕，因为他和工人关系不错，不过他补充，在有毛分子活动的地方，经理们都比较小心，会觉得有只眼睛在盯着自己。他同时抱怨，我们现在这些工人每天能真正工作3个小时就很不错了，随便迟到早退，你也不敢批评他们，更不可能开除他们，是典型的大锅饭。目前该地矿工的工资水平在每月250美元的水平，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
　　由于印度的农民是不用缴税，而且享受政府补贴的，所以毛分子也要小心的不增加群众负担。他们通过一些被官方视为违法的手段筹措革命经费，除了在农村地区打土豪分浮财以外，还会绑架一些大地主和其他他们认为为富不仁的人来要求赎金，他们甚至承认他们“偶尔”也通过贩运大麻一类毒品来筹措资金，不过那是为了崇高的事业。而他们最主要的筹款对象是承包商，大概是建筑承包商和当地政府之间往往有不可见人的交易，所以承包商通常是容易的筹款目标，在接到毛分子的通牒后大多会破财消灾，息事宁人。我在印度遇到中国某工程队的管理人员，据说他们也曾遭到打着毛分子旗号的劫匪，他们事先通知工程队雇佣的当地保安，某日某时要来工地拉钢材，不得阻拦和报警，那些保安都很乖。不过这些让官方十分头疼的事情，特别在底层群众中并没有什么反感，我遇到不少工人，农民都觉得毛分子这样做很好，有人这样对我评价“如果毛分子问谁要钱，他一定是活该。”
　　对于官方和西方国际社会把毛分子当作恐怖组织看待，很多人是不赞同的，因为印度毛派虽然制造了很多刺杀和炸弹爆炸事件，但都是以政府官员，警察当局，大地主等“阶级敌人”作为袭击目标，从来没有针对民用建筑和公共场所。而且有毛分子还向我解释，他们和红色高棉不同，参加和退出都是自愿的，只要不向警察泄露组织机密，即使退党并且公开表示不同意毛分子的主张，也不会被当作叛徒。
　　◆毛分子向何处去
　　我在印度的了解使我感觉政府依靠武力打击是不可能消灭毛分子的，除了前面提到毛分子拥有的群众基础以外，印度法律体系的严谨和低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对于证据的强调，要证明一个人犯罪非常困难，印度没有思想罪或者言论煽动罪，要证明一个毛分子杀过人更加困难，除非当场抓获，或者在其据点连人带枪抓获，否则警察很难做什么，一个毛分子只要不带武器和红宝书，走出丛林，宣布自己是一个“毛分子同情者”，警察就拿他没办法，一旦政府的打击减弱，他又可以重新拿起枪开展武装斗争。警察对于毛分子非常绝望，所以很多警察假如有可能的话就不会把毛分子带上法庭受审，很通常的做法是在抓捕现场就将毛分子击毙，汇报说毛分子负隅顽抗，或者把毛分子带到郊外枪毙，伪造现场说毛分子要逃跑。有一个在德里毛分子告诉我，全国一年中被警察秘密处决的毛分子有上千人，一个海德拉巴的毛分子告诉我，仅在该省去年毛分子就有超过220个被杀，这个数字大概包括在战斗中被误杀的平民，而根据人权组织的报告在过去的16个月中有211个毛分子被捕后被秘密处死。也许统计渠道不同，我无从核实这个数据的可靠性，不过可以确信的是，杀戮和镇压反倒刺激了一些毛分子“唯有牺牲多壮志”的激情，很多毛分子怀着为革命同志讨还血债的仇恨，把警察作为报复的目标，而这又更加刺激了警察对毛分子的围剿，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在海得拉巴（Hyderabad）省，04年10月在国大党当选后在一批左翼知识分子的撮合下，政府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和毛分子谈判，毛分子们之所以接受谈判的邀请，很大程度上是受重庆谈判的故事的影响，也想利用这次谈判，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和谈期间，双方都宣布停火，政府要求毛分子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甚至可以考虑邀请其参加联合政府；02年Andhra Pradesh省和毛分子也举行过类似的谈判，但最后都以谈判破裂，双方重新开战为结局。因为毛分子提出的条件最主要两条，一是，审判曾经秘密处决毛分子的警察，为革命同志报仇；二是，实行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两个条件显然政府无法满足。
　　包括毛分子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革命斗争何时能取得胜利，或者说应该向何处发展，有时来自尼泊尔或者委内瑞拉的消息会让他们感到振奋，不过更多的时候他们处在被边缘化的悲愤和焦虑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把革命坚持到底”。但同时他们仍然有一种希望在支撑着他们，一是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核心人物都非常爱读乔姆斯基的著作，那些信息使他们相信，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已近是强弩之末，多行不义必自毙；二是寄希望一个天才领袖的出现，带领他们经过 “长征”通向最后胜利，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革命也曾经经历过漫长的低谷，曾有一个毛分子告诉我答：我们的革命现在非常艰难，目前胜利的希望很渺茫，但我们还是会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一个天才的革命家领导我们走向最后的胜利。我问：什么样的天才革命家？他认真地说：那个人应该就是毛在印度的转世灵童（incanation）。我开玩笑说：“不巧呀，毛的转世灵童现在在北朝鲜。”他瞪了我一眼：“我们还会等待他的下一个转世。”
　　◆宽容激进也是维护民主
　　通常人们提到印度，会联想起箪食瓢饮的甘地，高贵的非暴力运动，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义，在这样一个国家可以有人高举暴力革命的旗帜四十年之久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实际这是一种美丽的误会，早在甘地的年代，他的非暴力倡导就并非政治舞台上唯一一种声音。在今天的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 Bhagar singh）是更加伟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开走和甘地不同的抗争道路，比如往议会丢炸弹，来表现对被英国人操纵的议会政治的不满，最后被捕牺牲。在很多人看来，甘地不过是一个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没有大量像巴加.辛这样的革命志士，告诉当权者不要不顾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殖民主义者根本不会屑于和甘地这样干枯的老头子做到一张谈判桌前。
　　很多历史资料也证明了在很多方面甘地其实是一个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而印度教带给印度社会的一个重要副作用就是种姓制度，甘地更多的时候，不愿意激怒印度教的保守势力，宣扬一种相互妥协的观点，比如不同种姓“不一样但是平等”，“人的五个手指头都不一样长短，功能也不同，但没有高下之分。”这种观念是意图调和种姓之间的矛盾，但却不能使低种姓的知识分子满意。而安贝德卡博士（Ambedkar）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击者，这位来自达利兹（dalits，所有种姓中最底下的贱民）的杰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时代享受了最好的教育，获得了英国和美国的博士学位，而他对于甘地在种姓方面的保守态度怒不可遏。乃至于甚至表示过，假如不能让低种姓享有平等权益，他情愿让英国人继续统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教徒统治这个国家。他带领低种姓的群众冲进过去只有高种姓者才能进入的神庙，到过去只有高种姓者才能饮用的水源去取水，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骚乱。还有更激进的力量干脆组织了诸如达利兹黑豹党一类的团体。但这些人的坚持却使得印度的上层社会不得不倾听来自弱势族群的声音，最后促成了给与低种姓阶层在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一系列优惠保障政策。而安贝德卡博士的努力也最后赢得了印度主流社会的尊重，他在印度独立后被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今天被称作印度的宪法之父，几乎在印度的每一个村庄都能看到他的塑像。
　　在印度这种对激进主义的同情乃至支持，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底层的情感。在主流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毛分子的支持者，比如我采访了德里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的主任莫汉蒂（manoranjan mohanty）教授，他在任何场合都不会放弃为毛分子辩护的机会，把他们称作“推进社会进步的一支积极力量”。而在奥斯马尼亚大学（osmania university，为公立大学有五十多万学生），一次和二十几个社会学专业的教授及博士生的小规模座谈中，我作完演讲，提问阶段，我听见不止一个人表示印度现在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很吃惊，就问他们有多少人持这种观点，没料到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文化大革命，他们回答文革才能带来平等。我向他们解释，和马丁路德金追求的平等不一样，其实文革中人和人的关系并不平等，在政治上扶植起工农阶层来镇压原来的上层社会人士，顺带打倒所有政敌和潜在异见者，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并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且工人农民通过文革在生活上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国家经济经过文革处在崩溃的边缘，除了“毛主席”一个寿终正寝的大赢家，人民受到的伤害至今都没有完全恢复。我进一步解释这意味着在印度如果来一次中国式的文革的话，婆罗门都得沦为贱民，大学教授和你们这些博士得去扫马路，他们听了面面相觑，有一个人大概觉得我是胡说八道甚至脸涨得通红，拂袖而去。我又接着问：你们还有多少人认为印度应该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十几个人举起手来，其中有一位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还有一位博士生后来我知道他自己就是婆罗门。也许社会学专业的学者比较左倾（我说的左倾是国际语境下的，不是中国特色的那些所谓左派）一些，但仍然给我很大的震撼。让我想起那句格言，把它改一下“一个人的毒药，对另一个人是美食。”（one man’s poison is another man’s meat.）后来我知道毛分子在这所学校号召力挺大，还有类似共青团的学生组织。
　　不仅在理想化的知识分子中间，在印度政府高层也同样有一种对激进主义者的同情情绪。在印度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发现，尽管在毛分子眼里国大党之流，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共产党也是修正主义分子，甚至有人向我控诉，共产党当权的地方镇压毛分子比国大党还要积极，彻底走上了反动道路，比如他们的领袖查鲁马宗达就是72年在共产党执政加尔各答被捕并死在狱中的。但政治家们通常对毛分子用比较包容的心态，比如当重要毛分子被捕的时候，很多地方政治家会呼吁公正审判，确保其人身安全等；甚至把毛分子视为同盟军，比如印共（马派）海得拉巴省的省委书记B. V. Raghavulu先生，他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学者，在我采访他时，他表示虽然共产党对毛分子的激进做法并不赞成，但是他们的存在对于推进土地改革和社会公正也确实有积极的一面。不管是否心口如一，提倡用更多用宽容的态度瓦解感化毛分子，而不是用光用铁腕打击，也是印度政坛的主流意见。比如06年初会议上总理曼莫汗8226;辛格在提醒毛分子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两条腿走路”的对策。除了采用有效的警察行动；还要使他们减少被剥夺和被抛弃的心情。例如进行一种宽松的招安和复兴工作，并且在受毛分子控制的地区实施各种农村建设和改革计划。如实行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缓解农村高利贷盘剥，制止基层官员警察对农民的侵扰等等。甚至一位前任警察总监prakash singh，他和毛分子斗了一辈子，退休后却写了很多文章，呼吁社会理解毛分子，呼吁政府把着眼点放在解决社会矛盾，而不是军事打击上。
　　恰恰是这些宽容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使我不相信民主和宪政已经根深蒂固的印度社会会爆发一场中国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武装革命，但那些喧嚣的革命呼声，却在给社会敲响警钟，让养尊处优的既得利益者，不要过于被惰性麻痹，尽力去满足社会变革的愿望，缓和社会矛盾，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假如情绪被长久积压，无法释放，最后爆发出来会更糟。在去印度之前，我一直把激进主义思潮当作一种社会发展中的非建设性力量，对于革命宣传我是反感的，而在印度的观察，让我固有的观念有了一些变化，也许在一个有足够包容力的宪政框架下，适当的激进主义同样有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就好像为了达成一个社会进步的目的，既需要有人唱白脸，也需要人唱红脸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想正是那些革命力量的长期存在，和明智的领导者的不断妥协改革，才使得印度这个和中国一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不会彻底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网上谈兵：关于印度毛派共产党的一篇介绍 - 由FHZM发表 - 文学城

叙利亚效应

 

2012年4月8日 星期日

刘苏里：叙利亚效应

　　刚刚过去的3月15日，是叙利亚人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统治整整一周年。一年里，由安全部队镇压小学生涂鸦事件，升级到“内战”，武力镇压和流血冲突，已造成至少8000余人丧命。

然而，迄今为止，国际社会为解决叙利亚政治危机所做的所有努力，收效甚微。巴沙尔政权面对叙利亚人民要求其结束专制统治的呼声，依然持强硬立场。始自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人民起义潮水，在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多国独裁政府垮台后，在叙利亚受到阻遏。

　　僵局

3月17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造成27死140伤，为国际社会展开的斡旋工作，再添阴影。

　　正当叙利亚国内政府与反政府两股力量角逐达到白热化程度之际，传出俄反恐部队由“伊曼”号油轮运抵叙塔尔图斯港的“惊人”消息。俄官方随即否认该消息的确实性，并声称，武力介入叙国内争端，不符合俄国家利益。对此消息，美国官员拒绝予以评论。

　　几乎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雅加达参加国际防务对话会议，在主要发言中，针对叙国内目前的局势，他说：“我们不知道事态会如何继续，但我们有责任为这场极度深重的危机找到解决办法，否则它将给地区和国际形势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潘基文进一步表示，联合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目标是结束暴力，让叙利亚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从而使叙利亚过渡到民主的多元政治体系。

　　随后的3月21日上午，安理会通过了一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主席声明。声明重申，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欢迎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作为联合特使斡旋叙利亚危机，支持安南为实现停火、人道准入和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所做出的努力。俄、中两国对该声明持赞成立场，认为西方各国在关键问题上有重大让步。究其核心，该声明并未表明谴责叙官方镇压反对派，以及叙政府更迭的意见。

　　中东问题评论家马晓霖曾指出，“阿拉伯之春”，并非一场令人讳莫如深的“颜色革命”，而是“本色革命”或“无色革命”，呈典型“三无”特征：无明显宗教主张，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来敌人蓄谋唆使。它是自发和内生的，是人民由争取改善民生、保障公民权跃升为反不公、反腐败、反专制的政治民主化运动。

　　笔者认为，马晓霖对“阿拉伯之春”的这一定性是准确的。在马晓霖主编的《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版/2012）一书中，多数篇幅正是围绕这一定性，展开叙述和分析。其中，有四篇文字涉及叙利亚，谈及叙经济改革得失、威权政治逻辑和当任巴沙尔有限的政策选择空间。为读者了解叙利亚当前危机，提供了很好的描述分析文本。

惜之，四篇评论文章，无一深入叙利亚政局危机的历史隧道，指出错综复杂格局更具深远的历史成因。对造成今天局面背后的各大国博弈，亦少有论说。

　　首先是西方内部问题

　　回到历史现场，很容易发现，叙利亚问题，首先是西方内部问题。

　　展开地图，看看叙的地理位置：自古至今，叙从来就是地中海国家。它地处地中海东岸，是连接北非（地中海南岸）、南欧（地中海北岸），以及阿拉伯半岛乃至印度与欧洲商贸的交通枢纽，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商家兵家必争之地。

　　也因此，叙利亚的历史，是一部异族占领、统治史。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叙利亚“建国”以来的5000年历史年谱中，品尝独立果实，于叙利亚人，是极其奢侈的事情。史载的独立时期，不足全部历史的4%，可圈可点的，是萨拉丁击败十字军东征后的几十年，和最近的六十余年。即使这一百几十年的独立，对叙利亚人来说，也是苦难多于幸福——间歇、有时持续的内乱，统治阶层的暴戾和腐败，让叙利亚人不堪回首。

　　那些占领、统治者，除极个别时期（15世纪初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横扫西亚－中东），多为西方内部力量：先是阿拉伯半岛的塞姆－阿拉米人，后是接踵而至的亚述帝国和巴比伦王国统治；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击败波斯人，开启了叙利亚的希腊化时代，紧随其后的，是罗马人入侵和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掀起大规模扩张战争，叙利亚首当其冲，很快落入哈里发帝国之手；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争锋落败后，哈里发帝国退出叙利亚历史舞台，让位给前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战后，本该独立的叙利亚，因欧洲大国做局、费萨尔国王的妥协，使叙利亚落入法国委任统治。直到二战后的1946年，经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奋斗，在美国政府干预下，叙利亚才获得彻底独立。

　　作为西方一部分的叙利亚，其文化、宗教、商贸活动，与围绕地中海形成的北非、欧洲、小亚细亚等西方文明，有着血肉般联系。它不仅参与了地中海－西方文明塑造，毋宁说，它就是西方文明本身。全部中近东、欧洲文字，皆由古叙利亚－腓尼基文字演变而来；举国绝大多数人信奉的一神教，先是基督教，后改宗伊斯兰教，见证了以宗教为表征的文明融合历史；它的文学、哲学、数学、天文历法成就，或启迪欧洲，或延续埃及、以色列；作为贸易通道，其地位和重要程度几乎是唯一的，全部西方，受惠于此……

也因此，自古至今，没有叙利亚自己的问题，叙利亚问题，永远是西方内部问题，无论贸易争端、宗教博弈、继位战争，乃至今天因民主化诉求导致的暴力冲突，首先无一不是西方内部5000年问题的延续。任何介入今天叙利亚问题解决的力量，看不到这一层，必出乱牌，必左右不是，必进退失据。

　　“阿拉伯之春”的本质

　　始自北非的剧变，不同立场的人，对其有不同的定义。有革命说，有起义说，有动乱说，有（民主化）运动说……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它是西方社会内部各种力量参与的、持续5000年历史演化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这一演化的核心内容，是启自西欧的现代化，从社会、经济、军事、政治，到文化、宗教、观念和精神。

　　尽管叙利亚历史是一部被占领、殖民史，但历史上的叙利亚，多数时候却是领西方文明之先，人民生活普遍高于周边地区（包括欧洲）水平。这一历史记忆，是叙利亚人骄傲的资本，也是他们渴求民族再度荣光的动力。不论是一战后立宪建立共和，实行议会民主，还是1946年独立后经过多次兵变、“阿萨德王朝”两代掌门人主导的经济、社会改革，都体现了叙利亚人对实现现代化的无限追慕情怀。

1946年独立后，叙利亚人先是模仿欧洲，政治上实践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上或以苏俄为师，奉行社会主义，或宗实用主义，走混合经济之路，有成就，但问题从来不断。因起步晚，急于求成，各项改革政策犹如翻烙饼，保守势力甚嚣尘上，人民要求全面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苏东易帜，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各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使内部角逐的两股力量，对冲更趋紧张，执政者政策选择空间日益狭窄，为保住执政地位，天平倒向保守力量，走专制老路，拿人民全面改革要求祭刀，成为最终选择。

“阿拉伯之春”的本质，是自由与奴役，民主与寡头统治，走宪政之路与独裁专制，两种根本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对决。其内生、自发性自不待言，更要看到外部示范效应反作用各国内部这一层。总而言之，于所有阿拉伯国家，它不可避免，一旦来临，势如破竹，无法阻挡。这里正用得上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预言。

　　更应关注大国较力

　　大国较力，是包括叙利亚在内阿拉伯世界民主革命的大背景，却不是任何一国直接插手的结果。坊间流行的各种阴谋论，不值一驳，然贻害不浅。随着事态发展，出于各种考量，大国表态乃至出手，是题中之义，反之才令人奇怪。具体到叙利亚，人民革命造成冲突以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较大国际势力，无不卷入其中。

　　说自己没有私利，并不等于没有利益计算。对国际事件表态，有利益计算，从不丢人。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叙利亚何以与“阿拉伯之春”此前波及的国家不同，事态久拖不决，冲突不断升级，且短期解决无望？

　　当我们回望此前阿拉伯国家民主革命过程时发现，大国意见分歧，是造成叙利亚今天局面的主因。针对叙利亚国内冲突，大国意见分歧，首先是个事实。由此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何以在叙利亚问题处理上，大国存在重大分歧，以致联合国安理会就有关事项表决时，中俄两国动用否决票？二是大国分歧，为未来同类事件处理树立怎样的先例？

　　笔者将以上两个问题称为“叙利亚效应”。这是观察、分析叙利亚问题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对第一个问题，此时我们还无法给出接近事实的答案；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隐蔽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之中。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叙利亚人民，更取决于大国共识。

叙利亚问题，这个原本纯属西方内部的问题，第一次溢出西方之外，其结果无论悲喜，都将成为国际间尤其各大国间联手处理地区问题的范例。

来源:投资者报

“阿拉伯之春”的本质，是自由与奴役，民主与寡头统治，走宪政之路与独裁专制，两种根本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对决。……于所有阿拉伯国家，它不可避免，一旦来临，势如破竹，无法阻挡。这里正用得上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预言。

零八宪章: 刘苏里：叙利亚效应

重庆货车载万发爆破弹和穿甲弹被查引猜疑（组图）

2012-4-5 15:56

【新唐2012年4月5日讯】4月1日23时许，沪渝高速交警查获一辆红色普通货车上运载12033发炮弹。据查此次车是受一家重庆公司委托，目的地是吉林。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网民围观和猜疑。有网民称，现在只要一提起重庆，就会想到薄熙来。重庆故事没完没了！

《东方网》4月5日消息：4月1日23时许，在沪渝高速利川境内白羊塘服务区，一辆载有密封集装箱的红色货车，车身贴有标示危化品运输的反光条。所载物品为杀伤爆破弹和穿甲弹，共236箱、12033发，合计10多吨。
司机在民警盘问说，此次出车是受一家重庆公司委托，目的地是吉林。司机本人不知道集装箱内装有何物。
随后，该车辆被查扣。

资料图（图片来源：微博）

资料图（图片来源：微博）

资料图（图片来源：微博）

大陆媒体相继转载报导，但到本台记者发稿时，已有媒体取消报导。

（图片来源：微博）

网友@方家评发帖说：同一条新闻，四大门户标题不同。

（图片来源：微博）

王子多跟帖：标题一般不可使用被动句式，其它三个门户编辑墨守陈规，不敢灵活变动。
@胡江波跟帖: 关键词不同之处，新浪的〝吉林〞要重要过腾讯的〝高速交警〞；就关键词出现顺序，〝重庆〞、〝万发炮弹〞显然是本消息最关键的两个敏感词。新浪的标题几乎完美。
同时，此条新闻在微博上也被网友大量转载和评论。
@女初中生：分析：1、中国对军火控制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格，民间商人不可能有能力有胆魄获得；2、之前有传言护士长按照西红柿和方便面的部署购买建立了私人武装力量；3、新闻关键词提到重庆让人不得不异想连篇啊！4、还有那帮人马去哪了？估计接下来还会有河北保定附近新闻
有网友说：现在只要一提起重庆，就会想到薄熙来。重庆故事没完没了！
这条报道, 有点意思。猛烈啊！难道路过京城？内幕重重。为什么会是重庆呢？
如果是真的，那真的很奇怪了。这下玩大了，严重关注，重大不稳定因素，应连续追踪报道。
军火交易？普通人哪里能买得到这些东西？
重庆发到吉林，你懂的，不解释
这是要造反啊～～
这种新闻都全面公开，有人要身败名裂了吧？
银色子弹kts：重庆？莫非是某人的私人武装？
网友一叶孤心：晴天大白日，都敢运送火药，看来货主来头不小。只可惜被人泄漏信息，被查处了，有内幕，静看爆料！
京新易淘蛋：其实这种消息能暴出来的原因才是内幕。
2月6号王立军逃亡美领馆寻求庇护；10号《重庆卫视》新闻联播报导薄熙来在军方将领簇拥下，参观了驻云南第14集团军。这个集团军前身是薄一波创建的〝山西新军〞。
早前，在传薄熙来被查时，有北京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去年，薄熙来通过王立军以重庆市公安局的名义，向重庆兵工厂买了5000支步枪和50万发子弹，建立私人武装。目前，这些武器全部下落不明，武警机动师已经进驻重庆进行追查。
在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外界曾一度猜测薄熙来是否会进行军事政变。但在薄熙来还没有做出叛乱举动之前，中央就迅速解除了他的职务。
相关视频：【禁闻】薄熙来雇写手造舆论 建私人武装

中国退伍军人维权势头不容忽视

[ 时间:2012-03-31 02:30:18 | 作者:文宇晴 |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 ]

近年各地退伍军人上访维权日渐频密，规模也越来越大。当局为排除这些不稳定因素，最近不断向老兵做维稳工作。而日本政府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中，也指出中国退伍军人发起的游行，有可能升级对社会造成动荡。

本台致电数位湖南省退伍军人查询，部份人听到是记者来电便立即挂上电话，其中莫益平只向记者含糊地透露，最近不少人遭当局警告不许接受境外媒体访问，现在很多人都害怕，他也不愿接受访问。

他说︰“我们现在不接电话，我们心里很紧张的。”
记者问︰“是最近的事情吗？”
他回答︰“是。”
记者问︰“有没有说为什么？”
他回答︰“很麻烦的。”

曾在广西服役的湖南省退军人刘之和向维权网表示，由于最近广东退伍军人以集会的形式争取待遇，给予湖南省的退伍军人很大启发，于是也计划以集会形式表达诉求。周四当局以维稳为名向他表示，现在有些退伍军人受坏人煽动，做了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要刘之和千万不要与他们来往。

山东省烟台市企业军转干部曲世涛，近日也遭当地政府警告。他说，周三（28日）有国保要求他不要被境外媒体利用。曲世涛表示，单是在烟台市的企业军转干部超过1万人，假若加上其他性质的退伍军人，数目也难以估计。他们的福利待遇问题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他认为近期被要求不许接受境外媒体访问，是当局也察觉近年来退伍军人以集会或走上街头的诉求方式越来越，担心问题会进一步扩散，因此才作出警告。

他说︰“前两天国保中队来找我，说不能接受媒体采访。他说得很隐晦，说被海外媒体的敌对势力利用了，就违法了，就可能要法律制裁你。我知道是找麻烦了，我说怎么叫被利用？我是实事求是。”

网上有统计显示，退休军人人数高达数百万人。近年来军转干部组织上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地方政府的打压，他们的诉求十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日本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周五（30日） 发表的2012版《东亚战略概观》，分析了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其中在关于中国动向方面，指出中国大陆解放军装备现代化正在逐步推进，但退伍军人发起的游行有可能升级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协助退休军人维权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指出，自2006年开始，退伍军人集体上访后，成功得到解决的案例也有发生，不过同时遇到的打压也相继增多。退伍军人争取福利待遇的问题，是当局没有公平对待他们，埋下了无数的定时炸弹。加上近年物价上涨得厉害，百姓生活百上加斤，相信退伍军人的大规模维权行动也会陆续发生。他喜见海外组织关注事件，希望能促请大陆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策，改善这些曾为国效力的退休军人福利待遇。

他说︰“这次日本方面关注退伍军人维权，和军人对权益的保护，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事。也说明大陆的民间维权，在海外方面得到认可，也充分说明大家认识到这些问题。”

黄琦又说，不单是退伍军人的问题要尽快解决，全国各地失地农民、拆迁户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应立即处理，共同建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退伍军人维权势头不容忽视 - 网海拾遗 - 六四天网

周恩来交给我特殊任务：“这是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

明鏡歷史網: 周恩来交给我特殊任务：“这是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 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 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先刊登该书第三章“‘左’倾路线时的瑞金”。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