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7日 星期一

1917年俄国革命


1917年俄国革命俄国1917年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统称,最终推翻俄罗斯帝国、建立了苏联。在1917年2月(公历3月)的第一次革命中,沙皇被废,临时政府掌权;同年10月的第二次革命,临时政府遭推翻,被布尔什维克共产)政府取代。
俄国二月革命(1917年3月)是一次爆发于圣彼得堡、自然普及的革命。混乱中,杜马(俄帝国议会)的成员取得了国家的统治权,成立俄国临时政府。国军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无法压制革命浪潮,而后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退位,正式赋予了临时政府权力。由较激进的社会主义党派所领导的苏维埃(工人的会议),最初同意由临时政府统治,但坚决要求拥有能影响政府及支配多批国民军队的特权。二月革命的背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军事严重受挫之时,国境内充斥着军队与哗变。
一个双权鼎立的时代因而确立,其中临时政府握有国权,而由社会主义者所领导的国民组织苏维埃,则拥有下层社会平民与左派的拥戴。在如此暴动与罢工频繁的混乱时期,临时政府决议继续未完的战役,反之,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派系选择放弃先前投入于战争的心血。布尔什维克将工人民兵部队组织为红卫兵(后来的红军),并对其强力控管。[1]
十月革命(公历9月)中,由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的苏维埃连手推翻了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自命为各政府部门的领袖,并夺取农村的统治权,设立契卡镇压异己。为结束战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红派(布尔什维克分子)与白派(非布尔什维克分子)旋即爆发了内战。战火持续了数年,最终由布尔什维克获胜。革命为苏联的建立铺了路。许多著名历史事件接连在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上演的同时,国内各城市、少数民族之间及农村也如火如荼的推展着各式各样的运动。而在乡郊地区,则由农民接管、并重新分配了当地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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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编辑]

1917年初,俄国的革命时机便已成熟;它为社会带来了转变的契机、却也带来了极大的未知。穷困乡下居民往来于农、工业环境间的情形日渐频繁,甚至选择迁居,使得都市劳动力持续壮大。中产阶级的白领职员、商人与专业人士(包括后期的医生、律师、导师、记者、工程师等等)地位逐渐提升。即使是贵族,也必须在此不断变化的经济制度中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当代另有新阶级兴起(例如无产阶级资本家),这些阶级又依身分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俄国的社会群体或社会边界变得越来越难清楚界定。不只族群以各种方式分裂,他们的定界也因迁移的农人、劳动知识分子、仕绅专家等而逐渐模糊。扩展的商业文化已使得人们的生活改观,重建了物质生活的面貌(建筑、店铺、广告、流行、时钟与机械),并培育了新的物质欲望。[2]
1917年,政治意识的蓬勃发展、革命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及政府体制的软弱与无能(其在参与一次大战后更为衰弱),本应使沙皇尼古拉二世体认到致力于改革的必要性。事实上在1917年1月,乔治·布坎南爵士,英国驻俄国的使节,曾忠告沙皇“打破您与人民间的隔阂、重新取得他们的信任”。但尼古拉否绝了布坎南的建言。
许多俄国人民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独裁及其政府的腐败与过时聚怨已深。他们认为沙皇不理解俄国人民的需求与意愿,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俄国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受害者。在社会方面,沙俄的农工业在其余欧洲之后处境稳健,农人与劳工仍握有少量开创良好发展的机会。以经济的角度而言,俄国的广泛通膨与粮食短缺促进了革命的形成。在军事上,军粮、后勤与军备的不足,使俄国在一次大战期间蒙受惨重的损失;这更确信了俄国人民对尼古拉二世无能统治的观点。最终,这些因素,伴随着革命思想与运动的茁壮(特别是1905年血腥星期日大屠杀后之时),引发了俄国革命。

经济与社会变迁 [编辑]

在许多农民的观念中,财产所有的基本原理,便是土地应归属于那些耕耘它的人。然而,与此同时,农民生活与文化正在不断的改变。改变是由乡下农民转行工业、迁居都市的人数的自然成长所促成的,但城市文化借由物质生活的改善、生存压力与口耳相传而引进农村,也在其中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3]
农工们也有感到不平的正当理由:拥挤的住宅、附加恶劣的卫生条件,工时超长(战争前夕,每周平均工作六天、每日工作十小时,1916年更是每天工作11–12小时),因安全与卫生条件贫乏而恒有的伤亡风险,苛刻的纪律(不只是规则与惩罚,还有领班的拳头),以及过低的工资(在1914年后因战时生活支出急剧提高而更加严重)。反之,都市的工业生活满是利益,尽管,就社会与政治稳定性观点而言,都市生活可能会与乡下的艰苦一样危险。然而,农工们拥有强烈的期许著能过更好生活的欲望。新谋生能力的获得,给了农工们自尊与信心,并创造了更多的希望与渴望。在城市,农工们体验到了他们在乡下从未见过的物质生活。最重要的是,在城市,他们能接触到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新颖概念。[4]
引发俄国革命的社会因素,主要源自沙皇政权对下层社会数世纪的压迫,及尼古拉在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1861年,乡下农民从农奴制的枷锁中解脱后,他们仍对向国家缴纳赎金感到愤愤不平,并坚决要求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建立共有投标制度。问题在谢尔盖·维特189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失利后又进一步的恶化。农民骚乱、甚至是叛乱的发生越来越频繁,目的是取得自己耕作的土地的所有权。俄国主要是由贫困的农民组成,其占有1.5%的人口、25%的土地。[来源请求]
俄国的迅速工业化也导致都市人口过密、环境拥挤及工人的工作环境、条件恶劣(如前述)。1890年至1910年间,首都圣彼得堡的人口从1,033,600急速上升至1,905,600,而莫斯科的人口成长速度也不惶多让。这创造了一种新的“无产阶级”,肇因城市生活环境的拥挤,其比先前的农民阶级更倾向采取抗争与罢工。1904年的一次普查,结果显示在圣彼得堡平均十六人共住一间公寓,每房六人。其住所没有自来水,而成堆的人造垃圾也对工作者造成健康上的威胁。恶劣的条件只导致一次大战前,情势恶化、罢工及动乱事件急速成长。
一次大战只加重了紊乱程度。征兵在全俄民间掀起了一阵不情愿。工厂生产战争物资与工人的庞大需求,引起更多的劳工暴动与罢工。征兵夺去了城市里熟练的工人,以拙劣的农民取代,接着饑荒因粗劣的铁路系统而袭来时,工人们不顾工厂,成群奔离城市、希望觅得温饱。最终,缺乏装备及环境保护的军人,也转而敌视沙皇。这主要是因为,当战争持续扩大时,许多忠于沙皇的官员被杀害,并由来自主要城市的应征入伍者继任,其对沙皇仅抱有微小的忠诚。

第一次世界大战 [编辑]

1914年8月战争爆发,起初平息了盛行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抗议,将焦点转移至对抗共同的外敌,但爱国团结情操没有持续太久。当战争情势被迫胶着时,厌战情绪便逐渐侵蚀人心。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更深层的脆弱:尽管许多俄罗斯平民在战争初期的几周内便加入了反德示威游行,最普遍的反应仍是导向怀疑论与宿命论。对皇帝敌意以及保卫家园与生命的渴望,不全然转化为对沙皇或政府的狂热。[5]
俄罗斯在一次大战中的首场大型战役是场灾难:1914年的坦能堡会战,超过三万名俄罗斯士兵伤亡,九万名被俘,而德军方面则仅有二万人伤亡。然而,与德军结盟的奥匈帝国军队年底在加利西亚地区遭到重创击退。1915年秋季,尼古拉接管了军队的直接统领权,亲自监督俄罗斯的战区,并委托他野心勃勃但无法胜任的妻子爱丽珊德拉负责管理政府。帝国政府腐败与无能的征兆开始浮现,而格里高利·拉斯普廷在皇室间渐增的影响力,也广泛引起人民的愤慨。在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林奇(其着重于人民的角色)的眼中,拉斯普廷是沙皇政权的“致命疾病”。
1915年,事情在德国转移焦点、强攻东部战线后,有了关键性的恶化。优秀的德军——其受较好的指挥、训练、供给——惊人的成功对抗装备不良的俄罗斯军队,将俄军逐出加利西亚,俄罗斯波兰也在哥利治-塔诺夫进攻会战(Gorlice-Tarnow Offensive)相继退败。1916年10月底,俄罗斯失去了160万至180万名士兵,加上200万人被俘、100万人失踪,加起来总共损失了近500万名战力。
庞大的战力损失在即将发生的叛乱中扮演了确切的角色,1916年并传出与敌军友好的传闻。士兵受到饥饿,而且缺少鞋子、军用品,甚至武器也出现短缺。蔓生的不满减低了士气,只在一连串的战败中不断的被侵蚀著。
伤亡率是这场灾难最清楚的记号。早在1914年底,战争只持续了五个月,约39万俄罗斯人丧生,100万人受伤。远比预期的早,几乎没有受训过的新兵必需被召集为现役,整个战争不断重复著的程序,同时庞大的战力损失持续向上堆栈。军官阶级也目睹了不寻常的人员更换率,尤其是在较低的阶层间,迅速的填满了刚入伍的士兵。这些士兵,通常出身农民或工人背景,在1917年的军队政治化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
战死沙场的人员损失并不只限于男人。军队很快的陷入了步枪与弹药的短缺(还有军服及粮食),而到了1915年中期,少了手臂的士兵也被送到前线;期许他们能赋予自己一双手臂,从战场上倒下的士兵重新找到他们所缺少的。有着明显充足理由,士兵并没有感觉得到人类般的对待,甚或像个有价值的士兵一样,而是为了完成富有与强大的目标的肉俎。
1915年春季,军队持续的撤退,但不是总是顺利的;擅离职守、劫掠与无秩序的逃亡的发生已司空见惯。然而到了1916年,情势在各方面出现了改善。俄罗斯军队停止撤退,甚至在那年发动了几次小幅成功的进攻,虽然损失了不少的士兵。而且,短缺的问题在提高国内生产后也已广泛解决。然而,尽管如此,在1916年底士气仍远比1915年大撤退时低落。战争的时运或许已逆转,但战争的存在,仍使军力与条条生命持续枯竭、流失,而国家的个人和家庭,仍承受着不可逃避的专制与苛重。士气的危机(为阿伦·怀德曼,一位俄罗斯战争与革命时期的军队的主要历史学家的主张)“深深扎根于,对于屠杀永不停息及达成任何像胜利的事,彻底绝望的情绪。”[6]
受战争所蹂躏的不只是士兵。1915年底,开始浮现了各式各样的征兆,显示经济在战时需求的沉重负担下已逼近溃堤。困难的核心是食物短缺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惊人的速度击垮了实际收入,短缺使得人民即使负担得起,也难以购买到所需品。短缺问题在首都彼得格勒(原圣彼得堡市)尤其严重,供应的距离与粗劣的运输网络让情况格外恶劣。商店早早打烊,或完全没有面包、砂糖、肉或其他食品的库存,等待的人潮队伍持续延长。买得起或实际买到食物的困难度也日益提高。
一如预期,1915年中期罢工仍持续增加,犯罪率亦同;然而,人们多半只是忍耐——为了温饱而继续在城市里奋斗——彼得格勒工人阶级的妇女们据传每周花四十小时在维持生计——乞讨、沦落卖淫或犯罪、拆除木篱笆供火炉燃烧以取暖、埋怨富人,并想知道这一切何时、如何才会落幕。
对社会治安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忧心人民的耐心还能维持多久。彼得格勒的秘密警察奥克瑞那分部,于1916年十月发出通知,直接警告“国内的下层社会对沉重日常生计负荷的愤怒,短期内可能导致暴动。”[7]
尼古拉因这些危机而受谴责,而他的小小支持也开始瓦解。当怨声四起,国家杜马于1916年11月向尼古拉提出了警告。它声明,除非立宪政府上台,否则无可避免的,一场灾难将紧咬住国脉。然而,尼古拉典型的选择了置之不理,而俄罗斯的沙皇制度于数个月后的1917年二月革命崩塌。一年后,沙皇与他整个家族被处死。最终,尼古拉的无能治国与战争,摧毁了沙皇,并以他付出统治权与生命的代价作为终结。

二月革命 [编辑]

尼古拉二世,1917年3月,在革命引起退位后不久。
二月革命在没有明确领导人及正式计划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原因或许是俄罗斯人已经对现行的体制感到厌倦。首都彼得格勒成了关注的焦点,而1917年2月23日(3月8日)[8],排队领取食物的人们突然发起了一场示威抗议。很快的上千名纺织女工走出工厂、加入他们——部分为庆祝国际妇女节,但主要为了抗议面包的严重短缺。早先已有一大批人马发动了罢工,妇女们停在所有营运中的工厂,召集工人们停下工作、加入示威游行。群众走过街头,呼喊著“面包!”、“给我们面包!”。接下来的二天,罢工得到了上百名社会主义激进者的鼓舞,蔓延至全首都的工厂和商店。到了2月25日,几乎所有彼得格勒的工业厂房,连同商业及服务业者,皆已停工。学生、白领阶级与教师加入了街头,及当时仍在运作的杜马的公共会议,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到此解决一个潜在的大难题。他们激烈的斥责现政府,并要求负责任的内阁。杜马,其主要由中产阶级所组成,为了防止革命发生,决议迫使沙皇退位。
2月25日的星期六傍晚,警方已无法控制情势时,尼古拉二世,其拒绝听从关于事情严重性的警告,向彼得格勒军区首长,塞盖·哈巴洛夫将军,发出了致命的电报:“我命令你于明天中止首都的混乱,其在与德、奥相战的艰难时刻令人无法接受的。”[9]大部分的士兵在26日遵从了命令,但叛变,其通常由较低阶的军官所领导,在一夜之间迅速蔓延。27日早晨,街头的工人,其中许多当时已武装,有了士兵的加入,而士兵是受政府所派遣、为平息暴动而前往。然而,士兵当中许多皆选择了谋反,他们加入群众、向警方开火,很多时候刺刀上还绑着小红丝带。人力较少的警方接着也加入了军方与平民的动乱行列。因此,首都近乎完全瓦解的军力,有效逼使政府的防线崩解。
到了27日晚间,内阁向沙皇提交了辞呈,并提议采临时的军事独裁统治,但俄罗斯的军方领袖拒绝了这个方案。尼古拉此时正与士兵在前线作战,而亲眼目睹了俄军在坦能堡的败仗。他变得非常泄气,并意识到示威游行规模之大的事实;甚至,他为他的生涯感到恐惧。他儿子恶化的健康情形(患有血友病)也让他陷入了困境。尼古拉最终接受了失败,并于3月13日退位,默默的,作为他为他的国家所做的最后一次服务(按照他在他的宣言中声明),盼望着骚乱终结且为俄罗斯带来团结与和谐[10]。尾随而来,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尼古拉的弟弟,其随后应继承尼古拉的王冠,拒绝担任沙皇,除非为民选政府的裁决;他要人民希望他担任领导人——杜马代表中的少数派宣布自己为临时政府,由温和改革派李沃夫担任主席,然而领导重心逐渐移予了社会主义革命党亚历山大·克伦斯基

1914-1916年表 [编辑]

1914年
  • 7月30日:成立了解放伤兵的全俄地方自治组织联盟,并选李沃夫为会长。
  • 8–11月:俄罗斯大败,粮食、军需品等补给严重短缺,但仍谨守奥地利佳里西亚。
  • 8月3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在俄国国民与低迷的士气间掀起了短暂的爱国潮。
  • 8月18日: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类德国”名称被撤换,以听起来更像俄国名词、由此更爱国。
  • 11月5日: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被捕;他们后来被审判、放逐至西伯利亚。
1915年
  • 2月19日:英国与法国承认俄罗斯对伊斯坦布尔及其他土耳其领土的所有权。
  • 6月5日:罢工者于科斯特罗马遭枪击;伤亡。
  • 7月9日:大撤退开始,俄国军队彻底撤离加里西亚与俄属波兰,回到俄国。
  • 8月9日:杜马的中产阶级党派组织了“进步集团”以推派更好的政府与改革;包括宪政民主党(Kadet)、十月党人组织及民族主义者。
  • 8月10日:罢工者于伊万诺沃-冯兹内森斯克遭枪击;伤亡。
  • 8月17–19日:罢工者于彼得格勒抗议先前在伊万诺沃-冯兹内森斯克的伤亡。
  • 8月23日:对战争失利及带有敌意的杜马作出反应,沙皇自命为军队总司令,命令杜马休会,并移至位于莫吉廖夫的军事总部。中央政府停止运行。
1916年
  • 1–12月:即使顺利发动勃鲁西洛夫攻势,俄国的战争过程仍充斥着短缺、劣等兵团、死伤与逃亡。远离前线,战争招来饥饿、通货膨胀与难民潮。士兵与人民皆归咎于沙皇与其政府的无能。
  • 2月6日:杜马复会。
  • 2月29日:在普提洛夫工厂一个月的罢工后,政府另征募工人并接管生产。抗议与罢工持续进行。
  • 6月20日:杜马休会。
  • 10月:181号军团的兵力投入罢工,协助俄国雷诺的工人对抗警力
  • 11月1日:米诺可夫于复会的杜马发表演说“这是愚蠢还是谋叛?”。
  • 12月29日:拉斯普京被李沃夫杀害。
  • 12月30日:沙皇遭到警告,指他的军队不会协助他对抗革命。

十月革命 [编辑]

2013年5月26日 星期日

浙江省衢州市复转军人广场联谊涉煽颠被抓



 (2013/5/26)权利运动发布:
2013年5月26日浙江省衢州市下岗失业志愿兵和被货币安置的士官来到东方广场进行联谊活动,被200多名特警和便衣强行抓走20多名复转士官,现在下落不明。希望媒体维权人士关注。
此信息由权利运动人权活动者紧急热线项目编辑

贺龙先后"七十次"要求入党,最终被党害死


 “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在旧军队里身居高位,可自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便积极追求光明,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屡遭拒绝。他不改初衷,继续努力,先后“七十次”要求入党,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寒门少年立大志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城北洪家关的一户贫农家庭。贺龙的堂曾祖父贺廷璧自幼习武,练就一身本领,在当地有很高威望。清咸丰四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入湖南。在桑植首先举义的就是贺廷璧。他率领几千农民起义军攻破桑植县城,杀掉县官,开仓放粮,深得贫苦群众的拥护。在他的影响下,湖南各地农民纷纷响应,组织武装与太平军一起同清军作战。后来,反清斗争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失败,贺廷璧父子被捕。清政府在处决贺廷璧时,贺廷璧的夫人刘氏跪在贺廷璧面前,双手掀起上衣前襟,接住被刽子手砍下的贺廷璧的头,不让人头落地,意思是贺家后继有人。从此,“贺廷璧造反,刘氏兜头”的悲壮故事在桑植一带传播开来,并成了当地戏剧的一个经典节目。贺氏家族把这个事件记入家史,代代传颂,对贺氏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贺龙的祖父贺良仕是个武举人,有一身好武艺。贺良仕与夫人罗氏心地善良,热心公益,济人之急,拯人之困,乐善好施。贺龙的父亲贺士道务农兼做裁缝,为人直爽,继承家传武艺,爱打抱不平,敢与豪绅富户对抗。贺龙的母亲王金姑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在家里,贺龙排行第四,有3个姐姐、两个妹妹、1个弟弟,一家三代11口人,靠3亩薄田和贺士道做裁缝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家境十分艰难。贺龙出生时,全家人就已经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

  祖父给贺龙取名文常,字云卿,乳名常伢。贺龙出生那年,湘西一带水灾、旱灾接踵而来,荒田千里,饥民遍野,饿殍无数,然而,反动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祖父不得不带着年幼的贺龙,四处奔波,为民团传授一些武功,以求得糊口之食。贺龙跟着祖父,也学会了简单的几个招术。父亲为了偿还地主的高利贷,领着全家去30公里外的地方,给一户地主当了3年的佃户,可全家仍然衣食无着,只好又返回洪家关。

  在艰难的生活中,祖父仍坚持教贺龙练武识字。贺龙5岁时,祖父把贺龙送进了族人办的不收学费的私塾,并为贺龙取学名贺平轩,后改为贺振家。贺龙天资聪明,学习刻苦,但先生却不喜欢他,经常借机惩罚他。因为贺龙爱动脑,经常向先生提出一些问题,先生无法回答。而且贺龙从小受家风的影响,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痛恨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当穷人孩子与富人孩子发生矛盾时,他总是站在穷人的孩子一边,帮他们打富人的孩子。先生又总是偏袒富人的孩子,常常对贺龙大发雷霆,训斥贺龙。时间长了,贺龙在学校呆不下去了,两年之后,就愤然离开了学校,回到家里。
  贺龙9岁那年,桑植县发生洪水灾害,饥民如潮。贺龙全家也陷入了饥饿难挨的困境。一天,贺士道带着贺龙,和其他乡人一道进县城去买“义仓”低廉的平粜米。县衙门派来监管买卖的堂勇,任意找茬鞭打买米的穷苦百姓,贺士道看不过去,站出来讲了几句公道话。官吏大怒,抡鞭猛抽。贺士道一闪身躲了过去,没想到皮鞭正抽在身后的贺龙手上,一条血痕立刻凸现出来。贺士道火了,夺过衙役的皮鞭就和这帮家伙打了起来。可是,官府人多势众,贺士道被抓进衙门。这件事对贺龙刺激极深,他从此立下了反抗旧政权的志向。

  不久,三个姐姐先后出嫁,父亲外出谋生,母亲体弱多病,弟妹年幼,贺龙稚嫩的双肩不得不承担了养家的重担。干农活,下煤窑,跑运输,什么苦活累活,贺龙都干过。为了全家人的生计,贺龙说服父母,向大姐夫借了一头骡子,跑上了运输。正是在跑运输的过程中,贺龙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贺龙个头不高,要站在板凳上给牲口上下货物,自然比别人多了一层辛苦。但苦难难不倒坚强的贺龙,社会的黑暗磨不去贺龙的正直、豪爽与勇敢。路遇不平的事,贺龙就要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他以其超人的胆识、正直、善良、豪爽、顽强,赢得了同行骡子客们的钦佩,赶马的人们都愿意和贺龙搭伙,把他当作懂事的、平起平坐的年轻朋友,使他成了一个小名人。哥老会因此注意上了贺龙。在湖北恩施的一家茶馆里,贺龙结识了当地哥老会首领唐伯义,接受了哥老会“反清复明”、杀富济贫、惩治贪官的主张,与父亲贺士道一道加入了哥老会。17岁的贺龙当了哥老会里最小的“十排老幺”。哥老会组织严密,有严格的规章律条,对会众的困难也尽力帮助解决,提出的口号是“打倒贪官污吏”。哥老会帮助贺龙解决了不少仅靠个人难以解决的困难。贺龙也想方设法维护穷人的利益。但是贺龙所做的这些抗争,并没有改变他个人及其家族的命运。为什么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发生冲突,尽管道理都在自己一边,可大都是以自己失败而告终?贺龙一直对此十分困惑。

  与许多革命元勋一样,贺龙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熏陶。当时,一个叫陈图南的革命党人,成为贺龙走上革命之路的领路人。陈图南(1887-1927),谱名才鲲,湖南桑植人,与贺龙同乡。他家境殷实,少时入当地私塾,曾留学日本,在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武昌起义。孙中山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后,他立即参加,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贺龙被孙中山任命为湘鄂川黔联络使,返回家乡联络仁人志士,筹办枪支,开展革命活动。

  陈图南从别人那儿了解到贺龙的情况后,认为贺龙具有革命倾向,可以发展到中华革命党中来。1914年秋,陈图南主动拜访贺龙,向贺龙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贺龙被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当即表示愿意加入中华革命党,为贫苦老百姓打天下,为三民主义奋斗牺牲。两天之后,在桑植书院高等小学,经陈图南介绍,贺龙填写誓约,按下指印,参加了中华革命党,立志服从孙中山先生,再兴革命,投身反对袁世凯的民主革命。

  贺龙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而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正是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驱使他在革命道路上奋斗不已。
  革命路上屡受挫

  贺龙参加革命后,第一次执行重大任务,就遇到了危险,差点儿丢了性命。

  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的大权后,不惜卖国求荣,勾结日本,穷兵黩武,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在袁世凯指使下,湖南督军汤芗铭残酷镇压湖南人民的反袁运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湖南的革命党人,决定开展“倒袁反汤”斗争。1914年9月间,贺龙奉命到石门、沅陵两县的团防局和巡防军中去策反,组织反袁武装。这是贺龙加入中华革命党后执行的第一个重大任务。他约了几个人以贩羊作掩护,先到桃源去摸情况,然后单身去了沅陵。沅陵是湘西首府,驻军千余人,其中有些人和贺龙在赶马时有过交往。贺龙到沅陵后以交友结拜为名,与军中不少人结成了把兄弟。经过半年的活动,秘密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准备拖抢举义,不料泄露了机密,军方逮捕了一些革命党人。贺龙只得连夜离开,在返回桑植的路途中遇上十几个土匪。他们听贺龙说是个商人,以为贺龙有钱,就把贺龙当成“肉票”关了起来。沅陵警备队得知有人绑票,派出100多军警,将土匪和贺龙一同抓到沅陵,关进监牢。几天以后土匪被斩首。因为在审讯中土匪说贺龙是抓来的“肉票”,贺龙才没有被杀。县衙里的贪官污吏也以为贺龙是个有钱人,想从他身上捞油水,继续关押贺龙,并放出可以出钱赎人的口风。贺龙的亲朋花了一笔钱买通官府,贺龙才得以保释出狱。

  虽然经历了挫折,但贺龙并不气馁,继续按中华革命党的指示,坚持革命。他来到湖南省办的雄黄矿打工,以了解石门、慈利一带的驻军情况,发展革命力量。贺龙体格雄壮,年轻力大,劳动时,他总是照顾工友,因而,深得人心。一次,一位工友在一次意外中身亡,其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贺龙十分同情这位工友,领着一批工人,向矿方提出三点要求:第一,由矿方负责安葬遇难的工友;第二,向遇难工友家属发放一笔抚恤费;第三,改善矿山劳动条件和设施。矿方起初不想答应,百般拖延,但贺龙把工人组织起来,据理力争,迫使矿方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这是贺龙投身革命之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贺龙也因此在工人中获得了普遍的尊重与信任。他在矿场工作近5个月时间,与工人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些工人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31日,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复辟帝制,企图开历史的倒车。这一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联络各地革命力量举行武装起义。1915年12月25日,云南省首先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不久,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各省纷纷响应。湖南的中华革命党人也积极准备起义,派贺龙到石门县泥沙镇策动兵变。

  泥沙镇有200多户人家,近千人口,设有团防局,有枪80余支。省督军署警察队长唐荣阳的弟弟唐臣之任团防局长。1916年1月,贺龙与姐夫谷绩廷等人,联合大庸县革命党人罗占侯,设计宴请团防局头目,趁团防局空虚之机,占领团防局,活捉局长唐臣之和团防队长,缴获20支枪。贺龙带着这支队伍,乘胜冲入泥沙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夺取了那里团防队的40余支枪。不到几天,贺龙的队伍发展到了300多人,取名为“湘西讨袁独立军”。慈利、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县的革命党人纷纷举行起义,加入了贺龙领导的“湘西讨袁独立军”,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湘西暴动”。但是由于这支部队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枪弹少,又没有统一指挥,两次攻打石门,均告失败,队伍也一哄而散,“湘西暴动”最终失败。贺龙第一次领导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从中看到了蕴藏在农民中的巨大的革命力量,更增强了革命的信心。

  艰苦的环境,磨炼了贺龙坚忍不拔的意志,暂时的失败,吓不倒坚强的革命者。贺龙总结了起义失败的教训,伺机再次举行暴动。1916年2月,贺龙派人去四川,请求云南护国军总司令蔡锷派兵到湖南支援。可是,蔡锷兵力有限,难以派兵入湘。贺龙便下决心要建立一支自己能够指挥的武装。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1916年3月下旬,贺龙在桑植县成立“桑植县讨袁护国军”,自任讨袁军总指挥。桑植及其周围几个县的许多青年都慕名而来,投奔到贺龙的麾下,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贺龙乘势扩大影响,率部攻占桑植县城,赶走县长,宣布桑植独立,推动了湘西的护国讨袁运动。湘西地区的21个县,有16个县宣布独立。湖南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体相同。不久,孙中山派程潜来到湖南,召开全省讨袁大会,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贺龙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正式编入护国军序列。
  在各省反袁斗争节节胜利的打击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并于1916年6月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皖、奉等派系,各派系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当时担任湖南省督军的谭延闿,本来是中华革命党的元老,一直追随孙中山,然而,此时已经蜕变为一个政客。他设计诱骗贺龙将部队带到常德接受改编,指使自己的亲信缴了湘西护国军的枪。贺龙因外出得以脱险,只带了3个部下、2支枪返回了洪家关。这是贺龙又一次遭遇挫折。为了拉拢贺龙,谭延闿委任贺龙为湖南省督军府谘议,还拨出两只船交给贺龙,让他收税发财。面对这一名利双收的差事,贺龙表示:“我拉队伍为的就是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你们让我在长沙当官收税装进我的口袋,这不是黑起良心害老百姓吗?”他断然拒绝了谭延闿的笼络。接二连三的挫折,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使贺龙产生了不少的迷惑和痛苦。他组织队伍,本意是为了拯救劳苦大众,可是,清王朝被推翻了,袁世凯归西了,劳苦大众的境遇却丝毫没有改变。这样干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贺龙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又没有人能够解决他的困惑。

  谭延闿的投机行为,引起中华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湖南的中华革命党组织成立“正谊社”,以龙璋、覃振为正副社长,会员有林德轩、林伯渠、罗迈等人,他们秘密策划,准备利用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迁葬长沙的机会,反对谭延闿。正商议此事的时候,贺龙前来拜访林德轩,与革命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林德轩,湖南石门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他对年轻的贺龙很为赏识。他听贺龙说,贺龙的姐夫谷绩廷已经同他分道扬镳,改名谷虎时,便建议说:“他改虎,你就改龙嘛!你贺云卿有云,云从龙,风从虎呀!”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座的正谊社成员的赞同,从此,他正式改名贺龙。

  1917年8月25日至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开展护法活动。湖南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决定举行湘西起义,派遣贺龙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贺龙回到家乡很快就组建了一支200余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并与其他护法军一起,打败了侵入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然后,贺龙率所部随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溶川开往常德,准备入鄂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而张溶川却以会谈为名,反将贺龙等人扣押,吞并了贺龙的部队。贺龙被关押了7天才被释放。这是贺龙遭受的又一次重大挫折。

  贺龙屡屡碰壁,父亲贺士道特意赶来,找到贺龙,劝他回乡务农,图个平安,再不要在刀尖子上滚打了。贺龙对父亲说:“爷爷给您改名叫立堂,是盼望您能立起宗堂。奶奶给我改名叫振家,是盼望我能振兴家业。结果呢?您七立八立,揭不开锅;我七振八振,当了骡子客。后来,我们父子拥护孙中山,明白了建立民国打倒贪官污吏的道理,明白了平均地权,让穷苦农民有田种的道理,活着就该为这个道理干!”贺士道说:“你赶马时,人家关过你两次;参加了革命党,又坐了三次班房,算得是死里逃生喽。不如好好收场,莫干了。”贺龙说:“莫干?该死的朝天,不该死的万年。我不拖枪,上对国家不忠,下对祖宗不孝。我就不相信队伍拖不起来,孙中山搞队伍还不是成了垮,垮了再搞,搞出个民国来。”贺龙的一番话打动了父亲,他表示如果需要,他会继续支持儿子。后来,贺龙的父亲与弟弟,为支持贺龙干革命,英勇献身。

  在常德住了一段时间,贺龙决定回洪家关,重新组织武装。途中,他遇上投奔自己的吴玉霖。贺龙正愁没有枪,苍天不负苦心人,赴慈利上任的县长给贺龙送上一个绝好的机会。县长乘坐4人大轿,神气十足地朝慈利方向走去,轿前有几个兵开道,轿后有两个兵背枪压阵。不久,后面的两个兵步子越走越慢,和前面的逐渐拉大了距离。贺龙和吴玉霖悄然尾随着这两个兵,等走到连三弯的偏僻小路上,猛扑过去,抡起菜刀,结果了护兵,夺了两支枪,飞快离去。从此,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不胫而走,传扬四海。贺龙就凭着用菜刀夺下的这两条枪,重新召集人马,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不断打击北洋军阀部队,一直发展到了100多人、70多支枪。后来,贺龙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填写的履历表上写着:“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1918年春,贺龙去石门县拜会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被委任为湘西护法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率部驻防桃源。不久,贺龙的一些旧部闻讯前来投奔,贺龙部队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冲破黑暗向光明

  1919年的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现代史崭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在黑暗中艰苦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贺龙,在马克思主义的召唤下,终于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条光明大道,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贺龙是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思想觉悟逐渐提高,并最终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

  1920年10月,贺龙担任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1921年9月,贺龙率部进驻桃源,担负沅水下游防务。他与知识界人士广泛交往。思想开明、倾向进步的桃源女师校长彭施涤,省立二师校长田佐汉、陈伯陶等都成了贺龙的座上客。老友陈图南和他的同学花汉儒也来到桃源。陈图南此时鼓吹起了无政府主义,花汉儒则信仰马克思主义。花汉儒向贺龙介绍了俄国的情况,说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了。又说,社会主义也适合中国,一旦中国广大工农觉醒,一定会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是贺龙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感到茅塞顿开。他长期思考而又无法解答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找到了最好的答案。贺龙对马克思主义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俄国革命更是神往。他请花汉儒天天为他介绍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讲解进步书刊上发表的文章,他像小学生那样专心聆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花汉儒告诉他,苏联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亚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共产党,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指共产国际),正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要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贺龙问中国有没有共产党?花汉儒明确地告诉贺龙,中国已经成立了共产党。贺龙虽然还没有和共产党人打交道,但从心底里对共产党产生了钦佩之情。

  然而,此时的贺龙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肤浅的,他真正的信仰仍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到上海避难。远在川东的贺龙得知孙中山处境困窘,立即派人赴沪晋谒孙中山,表示为革命事业当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甚为感动,亲自写信给贺龙。

  贺龙接到孙中山的信非常高兴,决心追随孙中山,革命到底。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贺龙执行孙中山的指示,在湖南、四川、湖北一带,与军阀进行了大大小小多次英勇作战,可是,局势仍没有丝毫的变化。贺龙非常失望、苦闷,对孙中山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他对自己的好友刘达五说:“孙中山是个伟人,我一直是对他敬佩的。可是,经过两三年在四川打仗,我有点想法啰,依我看,孙中山很多次出兵作战,都是正义的。照理说,正义应该得胜嘛,毛病就出在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这帮人有奶便是娘,你势力大,他跟你,别人势力大,他又投靠别人,早晚是靠不住的。”他问刘达五,“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他说:“俄国的沙皇,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产怎么个‘共’法子,和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共产党了,想必更高明些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不会吃亏。”“当年花汉儒对我讲起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苏俄、共产党,让我觉得看到了光明,觉得中国有了出路。可惜的是,我不懂啊,又见不到一个共产党,看不到,摸不着,心里发急,又没办法啊!”

  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确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孙中山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培养革命人才。这年夏,贺龙率部驻贵州省铜仁县,此时,他已经在熊克武部任旅长。他收到秘书长严仁珊的亲戚周逸群从黄埔军校寄来的许多进步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黄埔军校、国共合作等情况的信件。周逸群,原名周立凤,1896年生,贵州铜仁县人。1919年赴日本留学,1923年回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4年10月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贺龙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贺龙认真地阅读了这些材料,请严仁珊为他详细讲解,思想豁然开朗,以前许多想不明白的道理,现在突然明白了,他由衷地感叹说:“我看哪,只有找到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救中国!”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去广东找共产党,旅长职务交由第一团团长谷青云担任。他把这个决定报告了熊克武。但熊克武不愿意放走手下这名能征善战的骁将,无奈之下,贺龙委派他的参谋刘达五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寻找共产党。

  是年11月,贺龙率部返湘驻守常德,中共党员夏曦特意拜访贺龙,并请求给予经济援助。贺龙热情接待了他,慷慨解囊,资助他5万银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年底,毛泽东派兼有国共两党省委委员身份的陈昌甫到常德专程拜会贺龙,两人相处也极融洽,经常促膝长谈,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5年2月,贺龙被委任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授中将军衔。贺龙在就职仪式上表示:龙当激励保国卫民之夙愿,以尽义务于国家。他大力整肃军纪,严禁部队损害老百姓利益。他率部每到一处,总是尽可能地废除当地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深得民心。他还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运动。1925年在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雪耻会”,反帝爱国运动在湖南迅速展开。湖南赵恒惕当局对此残酷镇压,使这一运动受到很大摧残。而贺龙旗帜鲜明地支持反帝爱国运动,在他所管辖的澧州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热潮。贺龙顶住压力,邀请长沙“雪耻会”代表来澧州讲演,还向上海、长沙等地工人、学生组织发出电报表示支持。当时,长沙《大公报》报道说:“澧州镇守使贺云卿氏,以此次青沪惨案,举国悲愤……致电驻省办事处严仁珊秘书长,就近由长沙中国银行汇寄捐助3000元……”贺龙还资助进步青年彭玉珊,赴广东进入共产党人李富春主办的国民革命军政治讲习所学习,彭玉珊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贺龙闻知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立即派代表与广州政府联系。7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8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率部参加作战。8月27日,贺龙率师攻占慈利。这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宣传队,来到贺龙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受到贺龙和官兵们的热烈欢迎。贺龙就各种困惑虚心地向周逸群请教,周逸群的详细解答,使贺龙心里豁然开朗。第三天,贺龙约周逸群密谈,开门见山地提出:“我要参加共产党,你介绍我加入。”当时,中共中央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无权决定是否接受贺龙,只得含糊其辞地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找你。”贺龙诚恳地请求周逸群帮助改造部队,希望宣传队全体人员留在第一师工作,还希望广州方面从黄埔军校派一批人来。周逸群认为,革命形势高涨,各军都缺干部,广州方面不可能派人来。他建议贺龙开办政治讲习所,自己培养干部。贺龙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是年9月,创办政治讲习所,聘请周逸群担任政治讲习所第一任所长,并把大部分宣传队员留在第一师。应贺龙的要求,中共湘区省委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一师工作。讲习所的政治教官和军事教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讲授《孙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世界革命史》、《经济学》、《资本论入门》、《哥达纲领批判》等课程。贺龙经常亲自到讲习所和学员们一起听课,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1926年9月,贺龙任命周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在部队内开始建立政治机关,并为各旅、团、营、连编配了政治工作人员,在连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共产党在第一师营以下各级官兵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贺龙爱将、担任号称“豹子营”营长的罗忠义,在周逸群的教育下,积极追求光明,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想法。他入党前,特意请示贺龙。贺龙说:“好得很,赶快参加,我还要参加呢!”在贺龙的支持下,营长罗忠义、罗统一、王炳南、贺桂如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贺龙率部屡立战功,1927年3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师长。6月,武汉国民政府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状态。许多军队发生了迫害共产党人的严重事件。在严峻关头,贺龙与周逸群进行了一次坦诚的对话。贺龙说:“长沙的许克祥反共了,朱培德也开始把共产党人送出了江西;冯玉祥也将‘清党’,看来共产党应有所准备……”又说:“不管局势发生什么变化,多么紧张,我贺龙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在我部队里工作的所有共产党员,一个也不要离开,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大胆地工作。无论出什么情况,我贺龙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在我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

  蒋介石派人游说、拉拢贺龙,许诺给他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任江西省主席,并赠送一栋地处南京的大洋楼,贺龙断然拒绝。6月底,贺龙回到武汉,主动拜访共产党人林伯渠,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到底。7月初,武汉国民党集团已经处于叛变革命的前夜。周恩来找到贺龙,向他介绍了当前严峻的革命形势。贺龙说:“我一直追求能让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是相信你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贺龙说:“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

  1927年7月8日,贺龙派第二十军的船只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7月10日,贺龙把正在遭受反动派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各地武装工人纠察队秘密编入了第二十军教导团。编进来的工农士兵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贺龙信任他们,有意通过他们来改善部队的政治素质。军部特务营是贺龙最可靠的警卫部队,贺龙让共产党员唐天际当该营第一连副连长,共产党员吴溉之当第二排排长。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开始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贺龙挺身而出,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二十军的旗帜,并且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同时,又将在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许多人在第二十军担任了政治工作。

  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会见贺龙,告诉贺龙,准备在南昌举行暴动,希望贺龙率领二十军参加。贺龙激动地说:“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谭平山兴奋地说:“我要谢谢你,有二十军参加,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贺龙说:“谁也莫谢谁,我们大家一条心,为中国工农做一点点子事情嘛!”

  7月27日,贺龙率第二十军全部集中南昌后,立即会见中共领导人李立三、谭平山等。28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8月1日,贺龙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贺龙以及他参与领导的南昌起义,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8月3日,按前委指示,贺龙率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不久攻占瑞金。8月末,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高度评价贺龙,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贺龙经历了长期的追求与考验,终于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曾这样回忆自己的入党经历:“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贺龙入党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军事上更加勇敢。在党的领导下,这名普通的湖南“骡子客”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和 璐 赵颉仕(北京)

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


 刘宝东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条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关于这条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见日本外宾时曾作过非常经典的概括。他说“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又说“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怎么理解小平同志的这两个概括?他讲的是一条道路,还是两条道路呢?其实,小平同志这两个概括讲的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不过一个讲的是广义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它包括革命的总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实现总战略的方法(三大法宝)和途径(农村包围城市);第二个讲的是狭义的革命道路,即专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今天我与大家探讨的是后者,专门谈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如何开辟出来的。我今天讲三个问题:一是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二是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一、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大革命的失败。下面我就简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时期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

  1962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对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作了总结,他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由此可见,党在成立之初,对革命形势判断的并不十分精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为标志,第一次工运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产国际的促动下,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党际合作实现后,党主要干什么呢?事实上,党将主要的精力投向了开展民众运动。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关于农民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也是比较重视,但是有个问题,国民党虽在政策上比较重视,但却是只有政策而无行动,因为没有人愿意深入基层。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他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看到了国民党浮于上层、少于深入基层的现实,192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十项提案,其中四项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在议案中提出了加强党员作用、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等建议,如他说:“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可惜毛泽东的建议不是“留案备核”,就是束之高阁。

  其实对于国民党不能深入基层的原因,孙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释的很清楚,如他说:“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进行接触。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身份造成的。”“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由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也即国民党缺乏吃苦耐劳、深入基层、扎实工作的农运人才。毛泽东曾说:“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就来找我们共产党,而国民党的弱项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强项,如早期农民运动重要领袖阮啸仙所说:“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呢?据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6月的统计:“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

  这样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1925至1927年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就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还号召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到乡村中去。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不过客观的讲,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农民运动的了解还是“异常肤浅的”。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讲到: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对于如何发动农民、如何深入农村、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不愿意从事吃苦的下层民众运动,这方面工作就由中共党员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态,就逐渐呈现了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不仅如此,党在推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预备会上讲:“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这个忙帮的可不小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崭新的理念、清新的形象、务实的作风等区别于其它旧式政党的先进性,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凝聚力,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这个变化可非同小可,它标志着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员单向加入国民党的党际合作模式被打破了,而是变成了双向互动。这种党际合作形态的变化,可是非同小可,引起了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国共合作的方式产生了疑虑。国民党一方面对自身组织的松懈而忧虑,另一方面又因为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而感到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就逐步地衍化成了“分共”和“反共”的主张和行动,而这种倾向在北伐之前就已很强烈地表现出来了,通过这个时期蒋介石的思想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比如1926年3月蒋介石的两条日记就很能说明当时他对共产党的态度。3月10日,他在日记写到:“近来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是什么原因使他这么难受呢?就像佛祖被扔到地狱中经受煎熬。3月17日,他在日记中给出了答案:“共产党自以为阴谋之毒,不知其狡计皆为人利用。鲍氏之肉,尚足食乎。”哦,原来是共产党的阴谋毒计,背后还有个共产国际,此时蒋介石痛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经达到了想吃人肉的地步啦!

  那么我们中共党内对国民党、尤其是对蒋介石的动向就一点警觉都没有吗?答案是有的。比如,就在蒋介石记这个日记的次日,也就是3月1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作了个演讲,谈了应该从巴黎公社失败中吸取两大教训: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指挥”,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演讲中,毛泽东还说了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那就是“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

  非常不幸,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两天之后,即3月20日,蒋介石就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两个月后,即5月20日,他又提出了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翻过年来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了我们党一个致命打击,中国革命经历了胜利的大喜,转而又遭受了失败的大悲。

  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一个注重枪杆,一个注重笔杆;一个擅长武斗,一个擅长文斗。当两党互相合作时,无疑是一对优势互补的搭档。当合作破裂时,共产党就吃大亏了。就像毛泽东在七大的一次讲话中说的:我们“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在共产党员由六万锐减到一万人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奋起,开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
    二、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毛泽东在后来谈起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时候,屡次都说那可是“逼上梁山”。如果说用逼迫的“逼”字来形容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来概括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大革命悲惨失败之后,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还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做出了正确抉择,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中央的工作,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一)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是在汉口租界内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实际上用了一周时间,也就是用三天时间将会议代表偷偷领进来,会后又用三天时间将与会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见当时白色恐怖之严重、革命形势之危急。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之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反思的也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关于领导权问题,他有个很形象的说法:他将国共两党的合作比喻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们虽然“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扭扭捏捏、勉勉强强地搬进了房子里,“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即忽视了争取革命领导权。关于农民问题,他批评了忽视农民运动的偏向。关于军事问题,他谈的最深刻:“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可见,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争取农民支持、独立领导革命的思想,而具体的途径则是把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这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广州起义的目的就更明确,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即便夺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但仅坚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义夺取城市的目标也几乎都没有实现。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

  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那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而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乡村这个弯,毛泽东转的最快,也转的最好。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认为攻占长沙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果断决定退兵文家市,当时队伍驻扎在里仁学堂,经过激烈的讨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认可,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议决退往湘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

  文家退兵,议决退往湘南,其实并没有明确目标。文家会议后,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南下,经莲花县时,被派去联络江西省委的联络员宋任穷回到军中,他带回来江西省委的信中谈到“宁冈县有我们的武装,有几十只枪。”毛泽东又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到井冈山地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但是,要想上井冈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山上真有“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王二人都是穷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时也参加过革命,袁文才还是中共党员。袁文才有点文化,王佐会些武功,一个驻在山下的茅坪,一个驻在山上的茨坪,成犄角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很有群众基础。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慢慢做通了袁王二人的工作,毛泽东才将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

  各地起义军撤到农村后,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怎么生存,怎么发展。各地情况虽不尽相同,但都面临三个共性问题:一是怎样战胜敌人的围剿;二是如何争取农民的支持;三是怎样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下面我就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例,谈谈工农武装割据是如何开展的。

  起义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给养问题,即吃饭问题。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开始1000多人还好办,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近万人队伍需要人吃马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最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但土豪的存粮和资财也是有一个积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两三天再来一遍。毛泽东很快认识到打土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当然是解决农民最关心问题,而农民最关心什么呢?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就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领导了边界各县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分地也是个很复杂的事,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协调分配,都需要有人牵头,都需要组织来领导,这样在广大农民热烈拥护下,宁冈等县的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了起来,并且相应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分了地后农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这就需要红军的武装保护,由此支前拥军成为了农民的自觉行动,红军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领导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又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样就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循环,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地区就蓬勃开展起来。

  经过一年多实践,毛泽东对如何革命有了初步正确认识,他及时作了理论总结,1928年10、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述,他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完整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提出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

  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到:“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但客观地讲,这时毛泽东的认识仍然仅是战术层面的个案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二)革命新路在教条主义束缚中破茧而出

  党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难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可以说,教条主义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八七会议后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是党内的“左”倾情绪却潜滋暗长,仍然坚持通过城乡武装总暴动以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对于毛泽东引兵井岗、保存实力的做法很不满,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开除了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了井冈山,他批评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说毛泽东是“右倾逃跑主义”、“枪杆子主义”,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将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议错传为“开除党籍”,当然,这个性质非常严重的错传很快就纠正过来了。

  随着各地工农武装割据蓬勃发展,中央对割据农村和夺取城市的关系的认识也有了进展,提出在省一级的局部地区由割据农村,进而包围夺取城市。1928年6月4日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信》中,提出要吸取广州暴动的教训,“在全省总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全省政治中心的暴动……一定是全省暴动的完成而不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这个思想已经非常接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了,但这种正确探索在六大召开后就停滞了。

  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为什么跑到莫斯科开,一是因为白色恐怖的严重,很难在国内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将各地的代表集中起来开个会;二是也有到莫斯科直接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因素;而苏联和共产国际也确实想要直接指导一下中国的革命。在六大上,共产国际批评了乡村包围城市的提法。毛泽东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与共产国际“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思想是相违背的,这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分人对他的质疑。由于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重军事轻政治、反对党管一切、主张流动游击等错误思想很严重,尤其是1929年4月3日中央指示红四军分散游击的“二月来信”到了军中,使得有流寇思想的人似乎从中央的信中找到了根据。结果1929年6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七大,解除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

  失去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散”,要求恢复毛泽东领导的呼声很高。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重新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会议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同时从组织上建设,通过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二是如何建军,毛泽东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并规定了正确处理军内外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使得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政权,有了可靠的保证。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他这时看到不仅是他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成功,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和东江根据地等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也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这使他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战术的权益之计了,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问题,即道路问题。这时,他收到了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带有悲观情绪的元旦贺信。古田会议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着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收入毛选时应林彪的请求,删除了对林彪个人的一些批评内容。毛泽东批评了“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反对“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成功开辟出来了。但是,这一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并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又经历了一段极其坎坷的历程。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遇到的曲折

  毛泽东历经艰难探索出来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党中央认可和重视,反而遭到严厉批评。当时由于周恩来到苏联汇报工作,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能力不强,所以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他是坚定的城市中心论者,他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和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致他的死命。”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就像我们个体一样,最怕脑子和心脏出问题,因为那是致命的,其他器官出问题还比较好修。但将这种观念移植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可就不那么适合了。

  李立三有坚定的城市中心观念,加上他对当时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爆发了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国内又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所以他认为革命高潮到来。1930年6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点名批评了主张“以农村中心”的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中国革命势必促成“西方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革命的总爆发”,为此他制定了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并付诸行动,造成严重危害。

  “立三路线”本来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此前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有右的倾向,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一味坚持全国暴动的冒险做法,又有点过“左”,就是连联共(布)中央也认为是有点过头了,如8月13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严厉地批评说:“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可是李立三并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公开宣称“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形势”,这种“不听招呼”的做法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而红军进攻大城市相继失利,终于使得中央放弃了原定的暴动计划。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这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定性又发生了分歧,中央认为“立三路线”是“中央在策略与工作布置上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也就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但不是原则问题;而共产国际则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次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它造成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其行为更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

  下级与上级争论的结果可想而知,只有下级服从上级,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承认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但对这个说法,共产国际还是不满意,不换思想就换人,要在以后杜绝这种不听招呼的现象发生,关键还是要让能够不折不扣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同志负责中央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秘密潜到上海,在他一手操办下,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把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举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中央领导权主要由他掌握,王明之所以得到共产国际垂青关键是他听共产国际的话。

  王明上台之后,仍然顽固地坚持共产国际所主张的城市中心论,他在表面上虽然猛批李立三太“左”,实际上他更“左”。如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主张关门主义,如他所说:“国民党军阀政客这一群狗窝里,绝对找不出一条‘少通人性’的好狗。”关于革命形势的判断上,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公开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他还把所有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甚至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他还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在危急形势下,王明提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周恩来则要到中央苏区,这样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任。

  博古仍然听命于共产国际,继续推行“左”倾教条,如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只是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这种完全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结果,就是经过一番折腾,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工作,“左”倾教条的影响就更恶劣了。如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的中央领导人,根本不把靠钻山沟、打游击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对毛泽东探索出来的革命新路置若罔闻。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开始,一直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被排除在了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之外,此时尽管他仍然担任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了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当时他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据伍修权回忆,长征前研究转移的时候,博古、李德等人甚至于还曾经想不带毛泽东走:“最初他们连毛泽东同志也不打算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参谋、乱指挥之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绝境。实践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行不通,而毛泽东等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经历了革命的大风大浪,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了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内容,中共中央文件从来没有作过完整的概括和表述,其基本内容我在讲稿中作了归纳,现在简单的梳理一下。

  毛泽东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阐明了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一是阐明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特点:“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种国情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像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后再进行起义和战争,而是以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主要斗争形式。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而且长期占据城市,所以农村是孕育革命的温床,而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二是论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由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决定的。对于这个特点,毛泽东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这六个“同时存在”将旧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再从地理特征来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革命势力有着充分的回旋余地,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正是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同时也决定了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三是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详细地论述了抗日战争中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胜利前景。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中国应该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共产党尽量迁就、服从、支持他们,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中国拖住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方面的军事压力。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由以前的“左”,又变成了右,他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意图,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甚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实质上就是一切听命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错,但放弃领导权那就会重蹈大规模失败的覆辙。王明不仅自己宣讲右的一套,而且还利用控制的《新华日报》大肆传播他的论调,而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王明则予以弱化,如他以篇幅过长为由拒绝在《新华日报》上登载《论持久战》。王明的右倾言论在党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党内一些同志对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产生了动摇。针对于此,毛泽东在一系列论述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要坚持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仍然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仍然要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指出这是夺取抗战全面胜利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必由之路。

  这样,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理论形态上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了。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启迪作用。(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刘宝东 来源:新华网)

2013年5月24日 星期五

内部手册曝露:藏区军警遭受严重心理伤害(图)


【看中国记者李婉君编译报道】据英国《电讯报》5月21日(周二)报道,一份内部训练文件披露,在对藏人保持控制的“战斗”中,给中国的武警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这份泄露出来的25页的培训手册,是发给在四川藏区负责维持秩序的武警部队的。

当局给中国在藏区的武警部队提供对抗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指导。(原文配图)
手册里为参与最近暴行的军警部队提供了如何对抗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指导。
其中一个小节的标题是:“该如何应对残酷情景的脑海回放?”它具体指到了2011年3月16日在四川阿坝县的事件,当时一位名叫平措的僧人在一个市场自焚;也指到了2009年3月18日在色达和甘孜县,中国武警面对抗议的藏人,向人群开枪。
“对于参加了这些行动的一些部队,残酷的场景有可能再次出现在脑海中,导致噩梦和失眠,这些被称为回放,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一种症状”,该手册陈述说。
“如果你正在受回放困扰,你应该闭上眼睛,想象在放大那个场面,像照相机那样。这样做可能会觉得不舒服。然后就一直放大下去,直到你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告诉自己,这些回放已经没有了。”
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TCHRD)发现了该手册,并把它分发曝光。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是在印度达兰萨拉由流亡藏人组成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该中心称,这份手册暴露了在北京统治下,所谓“和谐”生活的虚假陈述。
自2009年2月以来,已经有至少109名藏人自焚以示抗议,其中至少有89人死亡。
该手册还建议部队通过散步、听音乐、玩体育活动和游戏卡、通过写日记,来避免抑郁症。它说,如果官兵们开始对周围的世界“感觉麻木”,应该在房间里放一束野花。
两位军用精神科医生说,特别小组在过去的十年中前往藏区,有时要花费数月的时间来给军队做辅导。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8月19日,莫斯科满城尽是真男儿!



 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满城尽是真男儿——中国人,不要只是做麻木的旁观者…

习近平正在把中国引向一条最坏的路


习近平执政的未来走向有三种可能 导向三种结果



自从去年十一月习近平走马上任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几件大事,十八大、新南巡、南周事件、中宣部五条和中发办“七不讲”。这几件大事,反映了习近平当局的执政理念,也反映了他的执政方向。

如果说十八大对外宣示了习近平执政的三大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新南巡讲话则反映了习本人对中共面临的一些难题的具体想法和解决办法。习近平虽然谈的是苏联和苏共解体问题,其实谈的都是他对中国和中共问题的忧虑,其间也隐含著习近平执政的未来走向。譬如,他认为苏共解体的原因是,苏共丧失信仰,搞自我否定;丧失舆论控制权,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丧失对军队的领导。为了防止中共重蹈苏共之覆辙,他要强力恢复共产党信仰,肯定毛泽东和中共党史,肯定改革前三十年,坚持党对舆论的控制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南周事件的最新发展,显示了习近平正在把从苏共解体得到的教训之一,落到实处,即中共要牢牢掌握舆论控制权。《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辞《中国梦,宪政梦》被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亲自捉刀,改得面目全非,将原来的“中国梦,梦之难”的主题,改成歌颂中共“伟光正”和吹捧习近平的“民族复兴”梦。庹震的篡改,引发不少媒体与自由派人士的批评,他们支持南周,要求言论自由,当时各种有利于南周的议论铺天盖地。但后来的发展,却对南周非常不利。广东政府4月人事任免信息称,杨健,那个下达删改新年献辞指示的当局者之一,被任命为南方报业集团的第一把手兼董事长。这对南周这个自由派报纸来说,无疑是个噩梦。这也证明,习近平已经开始整肃自由派舆论阵地。

关于整肃的标准,其实早已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两会之后中宣部向中央和各省媒体口头传达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会议宣布了骇人听闻的五条:第一,必须坚持“喉舌论”;第二,必须坚持马列毛为指导思想;第三,“今后不能允许反马列毛言论公开地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出现”,宣传战线将清理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新三反人员”、“不换立场就换人”;第四,对媒体要加强管理与引导,媒体人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要坚持客观真实性原则,要对社会负责,不能成天全版面报道负面东西,对正面的却视而不见;第五,加强党对媒体舆论的领导,要从培养新闻人才抓起,凡有“新三反”倾向的不准在高校教授新闻专业。

正当人们对中宣部五条瞠目结舌之际,中发办又出台了“七不讲”,即高校教学中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和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都证实了这个“七不讲”。此外,学者姚监复也透露中央有内部人士传出“七不讲”文件。

在任何一个钳制思想、封杀舆论、严管新闻的专制社会,“七不讲”亦可谓登峰造极。它堵塞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体制,可能走向进步的所有通道。所有进步的东西,不能讲,不要讲,那讲什么呢?评论人士宋石南先生说,“七不讲”的潜台词是,普世价值不要讲,要讲中国特色;新闻自由不要讲,要讲党管传媒;公民社会不要讲,要讲社会管理创新;公民权利不要讲,要讲和谐社会;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要高举毛邓旗帜;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要讲中国梦;司法独立不要讲,要讲政法委办案。

由此可见,习近平执政思路的基本特点就是倒退,其核心是,一党专制不可挑战。习近平之所以坚持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党管思想,党管意识形态,都是为一党专制“补台”。

有人分析说,习近平执政的未来走向有三种可能,会有三种结果。一是先左后右,形左实右,这还会有好结果;二是左左右右,左右逢源,这可获得左派和右派的理解和支持,毕竟谁坐在总书记的位子上都很难办;三是左左左,左到底,这很糟糕,很危险,会导致彻底崩溃,结局是悲惨的。从现在的情况看,习近平正在把中国引向一条最坏的路。(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