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3日 星期四

松山之战(日本语:拉孟・腾越の戦い)



松山战役
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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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士兵于怒江畔作战。
日期:1944年6月4日-9月7日
地点:云南
结果:中国获胜,夺取松山;中国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参战方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中华民国Naval Ensign of Japan.svg 日本帝国
指挥官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71军军长钟彬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第8军军长何绍周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第8军副军长李弥
Naval Ensign of Japan.svg金光惠次郎少佐
兵力
6月4日7月5日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71军28师
第6军39师117团
7月2日9月7日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第8军
103师
荣誉1师3团
2团1营
82师246团
245团2营

Us army air corps shield.png美国陆军航空14队一部分
合计20,000余人
Naval Ensign of Japan.svg拉勐守备队
1300人
伤亡
第71军伤亡1,700人(阵亡855人)
第8军伤亡6074人(阵亡3,145人)
阵亡1,250人
9人被俘

松山战役又称松山会战松山之战日本语:拉孟・腾越の戦い)是滇西缅北战役中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为了打通滇缅公路,远征军于1944年6月4日进攻位于龙陵县腊勐乡的松山,同年9月7日占领松山。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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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起因

1942年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撤退到到怒江东岸到远征军余部与日军隔岸对峙。日军在怒江西岸及滇缅公路旁的松山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而中国方面远征军与陆续赶来的援军则整编为中国远征军下辖第十一和第十二集团军共计16万人,并且接收了少量美式装备,当中大部分军官亦接受了美军的训练。
1944年为了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中国驻印军(X部队)开始从印度反攻缅甸,按照史迪威的计划为配合驻印军行动,中国远征军(Y部队)分左右翼渡过怒江占领腾冲松山龙陵。松山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它扼守着滇西进入怒江东岸的交通咽喉。紧靠怒江惠通桥,“前临深谷,背连大坡”,左右皆山,松山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40里江面。而且掌握著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松山不克,滇缅公路不通,交通运输困难,反攻龙陵、腾冲,就会得而复失。所以说松山战役是滇西战役中关键性的战役,被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编辑]战场概况

国军士兵于松山畔作战.
1943年初日军太平洋战场上连遭失利之后,松山就已被日军作为支撑滇西和缅甸日军防卫体系的重要据点。日军第十五军司令部专门从缅甸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另外从中国滇西泰国缅甸印度征集大批民工约1670人(其中印度人80余人,东南亚华侨138人),昼夜施工。为保密,仅允许他们到大垭口为止。
1944年2月21日至25日,工事完成后,为完全保密,日军将抓来的民夫以打防疫针为名,全部秘密注射处死,并焚尸掩埋。战后在大垭口曾发现“千人坑”。
1942年底完成第一期施工。后又以防御为主,对松山腹部阵地加固和扩建,于远征军反攻前夕完成。至1944年5月,已建立城堡式坚固防御阵。在滚龙坡(日军称本道阵地)、大垭口(日军称中间阵地)、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日军称横股阵地)、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有数个子堡拱卫,共有子母堡40多座,堡垒互为侧防。堡垒一般分三层构筑,相当于三层楼埋于山体之中。
1946年方国瑜教授曾现地进入日军工事,描述日军堡垒为:“敌堡垒主体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圆径至70厘米之木桩,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
堡垒外围遍布蛛网状交通壕,以连接各主要阵地,甚至步兵炮亦可移动。且交通壕侧壁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并连缀大量散兵坑。部分据点外设有铁线网两三道,纵深4米。随着堡垒阵地群的建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俱已解决。因伪装良好,无论空中还是陆上,均不易查觉也不易破坏。 
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元帅,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五十六师团松山佑三中将都曾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五百磅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 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另据日方《缅甸作战》第89页:“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三个月战斗”。

[编辑]战场事态

日军
  • 日军阵地编成整个松山阵地,以松山顶峰为主阵地。将滚龙坡大垭口构成独立坚固据点,互为犄角。其所建之坚强堡垒群,有体系地散布于松山南北之密林杂丘之中。山上有天生石洞7个,在长岭岗山脚利用村庄,构筑若干个堡垒及掩蔽部,为指挥中心。总的说,整个松山阵地以五个独立作战的坚固据点组成。——松山顶峰(称为子高地)、滚龙坡(日军称本道阵地)、大垭口(日军称中间阵地)、黄土坡(日军称横股阵地) 、阴登山,每个据点依地形在制高点构筑一个或二个主堡,在两侧构筑若干个子堡,在阵地前构筑侧射潜伏小堡,用交通壕(部分有盖)相连接[1]
  • 工事构筑:日军防御工事深入地下,隐蔽,坚固,不易查觉也不易破坏,大小堡垒均设有良好掩护工事,盖材用直径20~30厘米树干一二层,积土在一米以上。工事表面有伪装,地面及上空均不容易发现。因此飞机炸弹及轻重炮弹都不易破坏,主堡后有掩蔽部,以储存弹药食粮及其他军用品;交通壕有立射散兵坑[2]
  • 火网编成:主堡内有重机枪,子堡及侧射堡内有轻机枪,交通壕内有步枪、枪榴弹、掷弹筒,主堡后有迫击炮。近距离用冲锋枪、手榴弹。日军使用各种直射、曲射兵器,在阵地前编成浓密火网,因此接近堡垒是非常困难的
  • 障碍物及附属设施:日军阵地前有铁丝网1~3道,鹿砦1~2道,敷设地雷及陷阱。阵地内附设有水管及照明设备。防守松山的日军,利用地形,有计划的编成阵地,利用高大木材,构筑坚固工事;使各个据点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其强固程度,相当于钢筋水泥之永久工事。
  • 防守松山的日军部队是第五十六师团下属步兵第113联队的拉勐守备队,指挥官为野炮兵第56连队第3大队队长金光惠次郎少校。守备队原始编制应该是113联队2800名步兵以及一个大队的野炮兵部队担任守备,不过因为3个月前驻印远征军自印度北方发动攻势的缘故,因此113联队大部分军力被抽调至前线补充,只留下少量兵员以及伤兵负担任务,因此在松山战役时的日军防卫部队战力严重不足,当时守备队兵员组成为:
野炮第3大队本部,113联队本部:170名(大寨,黄家水井)
机枪2中队,辎重第1中队180名,十榴1、速射2 (大寨,黄家水井)
步兵2中队,野炮8中队:140名,十榴2 (滚龙坡)
步兵6中队:60名 (阴登山)
联队炮小队:70名,联队炮2(大垭口,红木树)
速射炮中队,步6中队:50名 (松林堡)
步4中队:50名(黄土坡)
野炮7中队,9中队 150名,十榴5(马鹿塘)
步4中队70名(子高地)
军旗护卫小队:30名(大寨、黄家水井)
担架3中队:400(伤病员300余名,除重伤者,均被配属各阵地)(黄家水井)
该守备队配备重武装有100公厘榴弹炮8门、山炮2门、反战车炮2门、高射炮4门,虽然部队人力严重不足,但火力结构尚称完整。除此之外守备队储备了100日分的粮食弹药。并以第一次中国远征军弃置的T-26轻战车做为固定碉堡强化防卫能量,除去伤兵与后勤部队,实际完整作战兵力不满千人。
参战部队
  • 第一阶段— —
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下属的71军新28师(欠一个团)担任攻击任务。该军另外两个主力师(87、88师配属新28师的84团)和第6军的新39师的主力则绕过松山进攻龙陵县城,以切断龙陵日军对松山进行增援。由于侦查报告说松山日军约有三、四百人,火炮五门,机枪十余挺。所以71军开打算以一个步兵团,在军属山炮营支援下几天之内全歼松山日军。
  • 第二阶段— —
远征军总预备队第8军(非全编制参战),军长何绍周。该军编入远征军序列并接受美式武器及训练的时间较晚,且从滇南步行1千公里到达保山后,接受远征军总部多种任务而分散各地。必须经远征军总部同意后方能陆续调入松山战场,故“番号虽多,但得使用之兵力,远未超过两个步兵团之力量”。
军司令部和直属部队
82师246团、245团第2营
103全师(307、308、309团、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
荣1师第3团、第2团第1营
配属部队:炮10团、炮7团混合营、71军山炮第2营、第5军山炮第8连、工兵15团第9连。
注:第8军荣1师主力(荣1团和2团第2、3营及师直属部队等)此前奉命由副军长李弥带队增援龙陵,7.29后李弥加入松山,荣1师主力仍在龙陵;第82师244团主力奉命防守怒江东岸。  

[编辑]作战经过

[编辑]第一阶段

  • 1944年6月1日,怒江东岸远征军重炮射击松山、音部山日军阵地。第十一集团军71军新28师强渡怒江,向竹子坡攻击前进。远征军突然发动的左翼攻势令日军陷入被动。但国民革命军对敌情报严重缺失,错估松山日军仅三四百人,故非常轻敌,甚至在71军新28师移交任务时,转给第8军的仍是“其情报敌仅三四百人,炮一二门,据有坚强之工事”。而日军因为战前取得正确资讯,完全掌握了国军的攻势方向,故各防卫队均在战前完成了正确的兵力部属,这让整个松山战役打得更久也更加惨烈。
  • 一战松山
  • 1944年6月4日——7月1日。由于低估日军防卫能力,远征军仅派71军新28师的82团、83团、第6军新39师第117团这三个团进行攻坚任务,指挥由71军新28师副师长王治熙、第71军军长钟彬负责。然而早有准备的日军利用暗堡与地道交织了成功的火力剿杀圈,并辅以夜袭带给国军极大的压力,攻坚人员在松山的外围阵地地竹子坡、腊孟街及阴登山前便被挡下。
6月4日,71军新28师82团(团长黄文徽)占领竹子坡,并将报告师部日军夜袭伎俩,但未获重视。
6月5日,71军新28师82团攻击阴登山阵地。阴登山有六七十度陡坡,到处是暗堡,为松山主峰屏障。远征军进入阵地100米内日军才突然开火。冲击山顶的第3营仅一个排的人生还。东岸山炮营支援下82团另两次山顶冲峰均遭失败。83团一部破坏了淘金河公路桥梁,切断龙陵日军增援通路。第82团再次报告日军偷袭未遂险情,建议通报各部保持高度警觉。
  • 6月6日,82团调2具美式“巴祖卡”火箭筒、3具M2火焰喷射器。步兵越过铁丝网,冲上山顶,与日军肉搏。但反斜面及松山日军炮火向山顶轰击,国民革命军撤出战斗。7连梁连长、9连李连长阵亡,全团伤亡50余人,计日军伤亡不下于此。另83团3营推进至滚龙坡前。
6月7日82团夺取阴登山阵地,日军队长被炸断腿自杀。83团攻击滚龙坡。滚龙坡为竹子坡后最高点,如能占领则松山日军腹背受敌,故战事激烈不下于阴登山争夺战。
  • 6月8日-20日,总体战事陷入僵局。11日,第6军新39师117团划归新28师。13日,国民革命军在向导带领下破坏日军由黄土坡至大垭口、阴登山供水管。
15日,83团3连占领阴登山侧防小堡垒3个。17日,82团占领阴登山山顶大部,83团夺大垭口堡垒2个。松山攻势无大进展,龙陵反现危局,卫立煌被迫运用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荣1师2团3营、荣3团拨71军攻打松山。20日,82团完全占领阴登山,但已无力攻松山。83团、84团2营攻滚龙坡。国民革命军重炮无意间命中大垭口敌炮兵弹药库。至此,松山攻击中国民革命军各部伤亡1600多人,其中新28师伤亡逾千。6月中旬雨季来临,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骡马、飞机均不能行。无后勤保障,远征军军心动摇,攻势颓退,虽人数占优,但天时地利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
  • 21日,卫立煌宋希濂都认识到原计划中处于次要位置的松山已成为关键,松山不克,则可能全线崩溃。遂令71军钟彬军长率新28师84团主力,转至松山督战指挥。
6月22—23日,71军军长部署第6军新39师117团、71军新28师82、83、84团1营、71军山炮连攻击松山日军。伤亡甚重。
27日,钟彬令刘又军为前线指挥官,以117团、炮1团最后一次步炮协同攻击,失利。到7月初第8军接防为止,攻下了日军竹子坡、腊勐街、阴登山几个支撑点,然而离主阵地仍遥遥无期。这波攻势28师与新39师117团伤亡近1700人(士兵阵亡805人,伤763人;军官阵亡50人,伤108人),在抗战后期一个团多在一千人左右,这种超过50%的伤亡率几让这几支部队得退出战场整补,至于其牺牲换取的是毙伤日军596人。
6月28日,日军第二百四十飞行战队的六架飞机给守备队空投了弹药补给,这是松山战役以来日军飞机首次出现,日军士气大受鼓舞。

[编辑]第二阶段

  • 1944年6月30日,卫立煌决心将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担任松山攻坚,令第8军军长何绍周接替71军军长钟彬,完成指挥权交接。7月1日,何绍周抵达。怒江简易桥修复通车。第6军新39师117团转调龙陵。
  • 二战松山 7月2日—7月6日,荣3团第1、2营主攻松山子高地未果,但占领北侧阵地(后爆破子高地坑道即由此处往前开挖)。何绍周召开营以上作战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由直攻改为从滚龙坡侧击。此后一劈到底,再未改变。
  • 三战松山 1944年7月7日—7月11日,第82师246团、荣3团主力、荣2团第3营进攻滚龙坡、大垭口、子高地未果。何绍周在前线召集师团长会议。战术改进:不能仅以占领制高点为目标,须攻克堡垒,全歼守敌。
具体方法是:采取限制目标攻击法,逐步攻略,避免一举突贯;以占领高地棱线为满足,绝对禁止突下反斜面,以免被袭;以有力之兵占领敌工一中,逐步严密肃敌;必以炮火先行破坏敌堡。进攻重点仍是滚龙坡,再逐步推进。松山战役(包括密支那、腾冲战役)成为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全胜的攻坚战。第8军103师307团奉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令,自祥去车运抵达腊孟街。
7月10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调71军山炮第1连赴平戛,何绍周请示暂缓,未得允许。第8军自第11兵站分站取得补充弹药步机枪弹2万发、炮弹1379颗。
  • 四战松山 7月12日—7月19日,103师307团,82师246团,荣3团、荣2团第3营,攻击滚龙坡、大垭口、子高地未果。7月14日,何绍周电告东岸炮兵调整战术,改区域性轰炸为限制目标,精度射击,定点破坏。至此确立对敌阵地“先行软化,再行攻略”方针。
  • 五战松山 7月20日—7月25日,103师307、308团,82师246团,荣2团第3营,夺取了滚龙坡丙、丁、庚高地。军长何绍周将指挥所设在竹子坡,卫立煌也2次亲临。总结经验:不能急于求成,应弄清敌情,步炮协同逐一破坏;昼夜对壕作业,蚂蚁啃骨头
20日,日军联队长要求113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必要时烧掉军旗。日军打算偷袭国民革命军指挥部,但未成功。21日,本道阵地守备队长井上要次郎中炮毙命。
23日,15架日机空降物资。国民革命军展开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罕见的步、炮、空等诸兵种联合攻击作战。何绍周要求各师指挥部于阵前1000米内;团指挥部于500米内;军指挥部距中央阵地1000米内,均在敌重武器有效射程内。战术总结:推进山炮于最近距离,集中一点续发,迫敌下行,国民革命军再封堵、喷火。
  • 六战松山 7月26日—8月2日,103师308团、中央队246团,夺取了滚龙坡戊、乙、甲高地。7.26,日机空投轰炸,被国民革命军炮击伤敌轰炸机两架,击落一架。7月29日李弥副军长从龙陵转至松山协助何绍周。7.31,308团2营占领滚龙坡戊高地。8.1,307团破坏日军第二蓄水槽,炮毁敌仓库。何绍周令71军山炮营2连组成“单炮敢死队”,推进至阵前摧毁堡垒。8.2,何绍周被迫下令炮击已高地,国民革命军246团几十士兵与日军同归于国民革命军炮火,终于占领滚龙坡,斩断敌阵之首。

  • 七战松山 8月3日—8月19日,荣2团3营,246团主力,308、307团,攻击小松山巳、午、未高地未果;夺取大垭口已、壬、癸、辛高地。8.3,蒋介石严令卫立煌转第8军于9月上旬克服松山,“如果违限不克,军、师、团长应以贻误戎机领罪!”何绍周遂召集众将开会,决定对子高地实施“坑道爆破”。8月7日为掩护坑道作业由82师副师长王景渊为攻击指挥官,统率82师246团(团长曾元三)和军工兵营,采取对壕作业办法,在日军子高地(松山顶峰)下挖坑道用炸药爆破山顶,为掩护坑道作业而进行的牵制性攻击,伤亡颇重。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朗下令重伤员自杀,遭抵制。日军派出小队夜袭,炸毁国民革命军4门火炮。
  • 12日,击毁敌机一架。13日,307团前锋夜袭大寨,下士班长张学成带3名战士冲入敌113联队司令部,缴获日军113联队关防印鉴。15日起,敌预感国民革命军爆破子高地意图。17日,原守保山机场的荣3团3营归建。18日,敌机21架轰炸惠通桥。19日晨,120箱、共3000公斤美制TNT炸药被装入子高地敌堡下两个药室。
  • 八战松山 8.20—8.27。20日,卫立煌、宋希濂及美国将领至竹子坡观战。预定9:00起爆,因荣3团佯攻未撤而推迟。9点15分,军长何绍周在竹子坡通过电话下令起爆。敌主峰碉堡被冲起数米,烟柱一两百米高。荣3团、82师245团、103师第308、307团,夺取松山子高地,并击退两次敌偷袭。其中21日误传丢失子高地,实际上自20日9点半起,荣3团1营2连、7连以及8连高建国排长所率18名士兵,一直坚守子高地两昼夜,并与21日后来者共同巩固了阵地。
23日,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销毁掩埋了光学器材、被服、阵亡者遗骨、文书。8.24,原驻祥云的103师309团到达,作为最后生力军,对松山之战命运有决定意义。军长何绍周遂指示熊绶春统一指挥该团主攻丑、寅高地,攻击部署必须:牺牲少、效果大、时间短
25日蒋介石发了封刺激性电报给卫立煌,卫遂派督察组至松山。第8军遂提出弹药不足等问题,并请督察组将军队态势、兵力概要及不能“孤注一掷”攻击之由转报卫立煌,表示绝不违命。
  • 九战松山 8月28日—9月1日,309团、82师245团、荣3团、荣2团3营,307、308团,夺取松山主峰诸高地及大寨一部。29日,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被国民革命军炮毙。309团损失颇重。30日,拉孟守备队向56师团发出求援电报。31日,国民革命军清剿隐蔽工事内之残敌。309团占领4、5号高地。晚10时,何绍周转给熊绶春卫立煌限即日肃清残敌令,然均觉类似此等限日限期令不切实际。
  • 十战松山 9月2日—9月15日,103师各团及直属队、荣3团、第245团、第246团,夺取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马鹿塘,收复松山。9.2,第8军指挥部推进到子高地。清晨6点,何绍周电话命令各部限本日肃清松山之敌,准备通车。午后1时,何绍周转各部卫立煌“申未冬”严令:“松山残余之敌为数甚少;目前全局成败,转捩点全在松山;限该军于本日将松山及大寨之敌全部肃清,不得借口先后及顾虑任何牺牲;如逾限未能达成任务,着将负责之师长、团长一起押解长官部,以军法从事,该军长亦不能辞其责!”307、308团完全攻占大寨。深夜,第8军司令部下达次日最后歼灭全部日军令,103师师长熊绶春为左兵团指挥;82师副师长王景渊为右兵团指挥。另以245团为松山既占地区守备队,副军长李弥统一指挥守备队及右兵团。
  • 1944年9月3日,第309团占领3号高地一座堡垒。当夜,日军组织兵力猛烈反扑,阵地得而复失。卫立煌电令第8军枪毙第309团团长陈永思。
9.4,何绍周令王光炜代理第309团指挥,与陈永思一道率“敢死队”攻占3号高地堡垒。当夜,再次遭到日军偷袭,阵地丢失,部队被冲散。荣3团团长赵发毕率20余名士兵驰援。
9.5,荣3团与第309团将3号高地反扑之敌击退。第307团(附第246团加强连和第103师工兵连、搜索连)、第308团攻克黄家水井。第8军调怒江东岸第244团第1营增援。当夜,松山日军陆续向第56师团发出“最后处置”情况和“诀别”电报。
9.6,第244团第1营抵达战场,接替完备阵地。第245团与荣3团合力攻占3号高地。日军命令重伤员自杀,并杀害部分朝鲜慰安妇,少数慰安妇逃走后获救。
9.7,凌晨,真锅邦人命令木下昌已准备出逃。国民革命军全力聚歼1、2、3号高地及马鹿塘残余之敌。真锅邦人焚烧军旗后独自发起“死亡冲锋”,被国民革命军击毙。松山战役取得完全胜利。
  • 9月9日,蒋介石发电称“获悉松山阵地于9月7日为第8军攻占,心中极为欣慰”;令第20集团军务必在9月18日前攻克腾冲(后于9.14攻克腾冲)。史迪威向远征军最高顾问多恩准将发电祝贺。
9月10日,何绍周致电军委会,提请叙奖第8军参谋长梁筱斋、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第103师师长熊绶春。9月14日,第20集团军攻克腾冲。日军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决定终止对龙陵攻势,令第2师团断后,指挥龙陵守备队留守,以掩护松井部队救援平戛日军。
9月18日,龙陵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因擅自后移防线遭斥责,剖腹自杀。9.27,卫立煌致电军委会,以“指挥松山战役,战果辉煌”提请颁给第8军军长何绍周青天白日勋章。之后团长赵发毕、王光炜,营长谢梦熊(阵亡)、黄人伟亦获青天白日勋章;军政部授予第8军103师以特殊战功部队最高荣誉“飞虎旗”一面。
10.29,远征军各部在炮兵、空军协同配合下向龙陵守敌发起第三次总攻。11.3,国民革命军收复龙陵,日军沿滇缅公路向芒市溃逃。

[编辑]总结

  • 地位和意义
1、打破滇西战役僵局,为最终打通公路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国大反攻序幕;
2、是中国抗日战场首次获得胜利的攻坚战、中国战略反攻阶段“转折点”之战;
3、日军在亚洲战场的第一个所谓“玉碎”战。日本天皇亲授的联队军旗被毁,旗冠深埋地下,113联队不复存在,成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遗留上千具遗骨迄今无法收敛的败仗(亡灵无法回归靖国神社)。
4、松山战役,成为山地丛林攻坚战的典范,并有雨季等因素,具有很高的军事学研究价值。战后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为国民党重庆陆军大学教材(1947),此役也被写入美国军校教材。
5、此役遗址至今保存较为完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目前尚在勘查、保护和开发中。
  • 伤亡统计
  • 松山战役第一阶段,6.4到7.2的一个月,71军新28师、第6军新39师117团( 陆续增加),攻占了松山外围阴登山、腊孟街、竹子坡,伤亡近1700人,其中阵亡855人,包括士兵805人,军官50人;负伤844人,包括士兵736人,军官108人。另失踪32人。毙伤日军596人。与国民革命军伤亡比,接近1:3。
  • 松山战役第二阶段,从7月2日始到9月7日结束,历时68天,第8军投入作战总兵力15975人(含配属炮兵),共阵亡3145人(士兵3038人,军官107名),负伤2929人(士兵2741人,军官188人)。伤亡总数达6074人,伤亡率38%。另有18人失踪。全歼日军拉孟守备队,约击毙日军1250人,俘虏28名(应含慰安妇)。敌国民革命军伤亡比1:4.86,接近1:5。
  • 整个松山战役,远征军共历时近百天,动用约10个团,兵力总计2万多人。伤亡总数7763人(含失踪人员)。包括:阵亡总人数4000人,负伤总数3773人,失踪总数50人。毙杀日军1250人,敌国民革命军伤亡总比例约为1:6.2,且战死人数超过了负伤人数。

[编辑]影响

国民革命军攻占松山后后打开了滇西缅北会战的僵局,滇缅公路可以畅通无阻大批后备部队和装备、物资及重炮兵源源通过了这个“东方直布罗陀”,向龙陵战场开去,形势立即逆转。此时腾冲围攻战也已近尾声。
9月14日,中国军队光复腾冲,11月3日,龙陵战役结束;1945年1月,战线被节节推至境外。以国军新38师为前锋的中国驻印军缅甸芒友与远征军会师取得了滇西缅北会战会战最后的胜利。而松山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战争的历程给双方参战的士兵留下了很大的影响随后几十年一直有幸存的日军来松山拜祭。
战争结束后,日军第56师团的随军记者品野实回到日本后在《每日新闻》社工作,后来当到执行主编,他写了一本书《中日拉孟决战揭密:异国的鬼[3],详细描述了松山战役的过程,松山战役中幸存的日本兵只有7、8个,战后他们曾为反战奔走,后来受到激进好战日本右翼份子的恐吓,包括这位平野实,80年代后,他们都销声匿迹了[4]。近年来因连续剧拍摄相关议题,因此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远征军的热潮,而松山战役做为远征军最惨烈的一战也颇受人们关注,一些民间志愿者发起了救援远征军老兵活动。

[编辑]纪念

  • 松山战役第八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松山阵亡将士移葬记略碑
位于松山大垭口。1944年9月,松山战役结束后,第8军在松山大垭口建有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 在老人回忆里,当年松山山道两边整齐排列着装满泥土的汽油桶,每个油桶上放着一盆鲜花,鲜花边上,插着写有阵亡者姓名的小木片。1947年12月,烈士遗骨移葬至云南保山市易罗池畔。松山公墓原址处,纪念碑仍存。另建有“松山阵亡将士移葬记略碑”,落款“云南省警备司令、前第八军军长何绍周题”、“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碑文:“民国三十三年秋,我第八军奉命收复滇西,血战百余日,伤亡官兵6000余人,始尽全功,当时弃葬之忠骸,已移殡保山南郊易罗池畔”。(参见《云南文物古迹大全》,第641页)上世纪60年代,这个阵亡将士公墓被彻底摧毁。刻有烈士姓名的石碑,先是被人砸成两截,然后被抬到小学里做石阶,刻着烈士名字的那面正好朝上,顽童们的小脚无数次地在石碑上踩来踩去,上面的名字日渐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 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公墓、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位于云南保山易罗池畔。系1947年12月从松山大垭口原公墓迁葬而来。据朱理嘉回忆,公墓在纪念碑南略高处,为方形。墓前有石祭台,距纪念碑约十余米。墓和碑均用五面石砌成。面向易罗池,庄严肃穆。正面墓碑中央为“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公墓”,旁边为“前陆军第八军军长何绍周题”。墓顶出沿下有白崇禧的题诗:“东夷肆虐来侵我邦,嗟尔多士效命严疆,松山一战我武维扬,寇气既靖六合重光。”墓侧面及后面刻有第八军在松山战役中阵亡的三千八百多位将士,其中排以上军官均有姓名籍贯,士兵则刻有各建制单位的阵亡人数。墓另一侧的碑文记述了第八军攻克松山的始末。 纪念碑也为方形,碑正面直排为“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另一边是建墓年月。公墓和纪念碑后均遭受破坏。现原址重建纪念碑,但题名改为“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其实此处埋葬和纪念的本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公墓”、“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 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1947年,原第8军军长、后任昆明警备总司令的何绍周,原副军长、后任第8军军长的李弥以及云南各界人士等,在云南昆明市圆通山公园修建了一座“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背面署名何绍周、李弥等等。正面刻有碑文:“岛寇荼毒,痛及滇西。谁无血气,忍弃边陲。桓桓将士,不顾艰危。十荡十决,甘死如饴。瘗忠有圹,名勒丰碑。懔懔大义,昭示来兹。”昆明第8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文革时,此墓碑遭到破坏,现只残存碑基底座和围栏,基座上面还被放了一架歼击机供人观赏,痛惜原状不再。
  • 陆军第八军第一百零叁师抗战阵亡将士墓。位于松山山顶,落款是103师师长熊绶春,至今仍存。

[编辑]影视作品

[编辑]轶事

  • 耸立在子高地与阴登山交界处山坳中的大榕树自1949年后自然枯死,然2005年后,又奇迹般的复活并开花。
  • 研究松山战役的大陆学者赵晓群在去台湾时对开出租车的老兵说松山战役打得很惨,下车之后这位老兵不收他的钱表示感谢。

[编辑]相关条目

[编辑]参考资料

  • 《滇西作战实录》吴致皋著,台北文星书店中华民国五十一年(1962年)5月第一版
  • 《中国远征军战史》徐康明著,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丛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7
  • 《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徐康明著,解放军出版社2007.7第一版
  • 《1944:松山战役笔记》余戈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9.8

[编辑]参考文献

2010年6月2日 星期三

山西长城关隘


山西长城关隘
  大同城   

明长城线上的重要城镇,明大同镇治所,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处,素有“北方锁钥”之称,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在战国初已发展为军事重镇,明洪武五年(1372),大将军徐达奉命率军民增建大同城,使之更为坚固完善。其城呈正方形,边长1.5——1.75公里,周长6.5公里,面积 2.63平方公里,城墙夯筑,外包青砖。

杀虎口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北,明称杀胡口。杀虎口两则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其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之间为开阔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杀虎口关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万历二年(1574)砖包。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筑与旧堡等大的新堡一座。

威鲁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左云县境内,明称威虏堡。堡城为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明嘉靖年间蒙古贵族曾多次率兵由此攻入长城,隆庆初年此关亦曾多次被围困。今城堡毁严重,但四周围墙均有遗址。

金锁关   

北齐长城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汾阳市黄芦岭。北齐文宣帝三保三年(522)和七年两次较大规模修筑长城,均西起此点。关隘内外山高谷深,林密路险,其军事地位十分重要。长城遗址尚存石砌关和瓮城券洞。

黄泽关   

明长城真保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左权县,建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关西地势平缓,出关东为河北省武安县,一路山势急转直下,故称十八盘。关城已废,仅残存关门遗址和新建的标碑。

黄榆关   

明长城真保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和顺县,因关建于黄榆山上而得名。明洪武初年置巡司戍守,明嘉靖年间重修。今关城遗址尚存,关券拱门洞较好。关北依山为障,关南有两段各长百余米石砌成墙,坍塌严重。

北楼口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应县,为翠微山麓的一个最大隘口,东接平型关,西连雁门关,历为兵家所重视。关始建于明正德九年(1514)。北楼口楼峪河两侧长城墙体尚存,高约6米以上。

利民堡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朔州市,为明成化十七年(1481)所筑。嘉靖十八年(1539)设守备,今城堡夯土墙残存,城东砖券拱门完整,门额上嵌有一匾,阴刻横书“利民塞”。城堡附近长城黄土夯筑墙体尚存,包砌砖石皆无。

得胜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建于明初,嘉靖二十八年(1549)宏赐堡参将移驻此堡后增修。今城堡砖墙多已不存,仅南关内砖砌券拱尚好,关门洞外十分精巧的砖雕图案。关门内外各有一匾,分别书有“得胜”、“保障”。门洞内东西各嵌存一块石碑。

镇宏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阳高县。明时名靖虏堡,建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设守备,分守长城11里。今堡城已毁,由镇宏堡至边堡长城尚存黄土夯筑墙体高2--5米。

平远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三镇县境内。明长城宣府镇与大同镇之交界。平远堡在长城南约5公里。据《三云筹俎考》载:堡城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土筑,隆庆六年(1572)砖包。城高二丈五尺,周二里八分,明时在此设守备驻守,分管长城十二里,边墩二十座,火路墩十三座”。嘉靖年间,蒙古兵曾由此入犯宣府、柴沟等地。今堡包砖已被拆,只残夯土城墙。

新平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天镇县境内。新平堡紧畔长城,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此堡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置,隆庆六年(1572)增修。周三里有奇,……嘉、隆中,屡为寇冲。归款后,设市口于此,亦要地也。”堡墙多已被人为所毁,仍可看出残存的夯土城墙与城堡建筑的规模。堡东门尚残存砖券拱。城堡中有一座砖木结构的鼓楼。

保平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天镇县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嘉靖二十五年(1546)土筑,隆庆六年(1572)砖包。城高三丈五尺,周一里七分。分守长城十里,边墩十八座,火路墩十一座。”嘉靖三十七年(1558),蒙古兵曾由此入犯。保平堡至杏园窑村一段,基本上是在平地上筑墙。由杏园窑村经红土沟村至李二口段,沿山脊筑墙。

桦门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天镇县境内。当地又称花面墙,居红土沟村东一里的山顶上,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此堡为“万历九年(1581)设,十九年(1591)增修,周不及一里。”明时在此驻操守,“分守长城九里,边墩十八座,火路墩三座”。考其旧址,见里墙为夯土,外包有青砖,墙基为石砌。全城只向东南开有城门一座。此堡虽遭到自然及人为破坏,但同邻近其他城堡相比尚属较好,城四周均有残存的包砖,还有砖券城门,宽9米,高约6米。

瓦窑口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县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为嘉靖三十七年(1558)建,隆庆六年(1572)砖包。“高三丈五尺,周一里六分。明时在此设守备,分守长城七里九分,边墩十八座,火路墩八座”。明嘉靖时,俺答汗寇宣府,由缮房堡入,由此堡出。瓦窑口堡今只存残圮的夯土围墙。

镇宁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天镇县境内。距白羊口长城南500米。据史载,“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设,隆庆六年(1572)砖包。堡高三丈五尺,周一里二分。”明时在此驻操守,“分守长城十三里,边墩二十一座,火路墩一座”。明嘉靖年间蒙古族俺答汗部多次由此入犯,今镇宁堡已废毁。

镇口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天镇县境内。距水磨口长城周岁500米。据史载,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设,隆庆六年(1572)砖包。堡城“周一里三分,高三丈五尺”,明时在此驻操守,防守长城“十三里,边墩二十一座,火路墩一座”。明嘉靖年间蒙古族俺答汗多次由此入犯。今已废毁。

守口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口堡。位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据史载,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设,隆庆六年(1572)砖包,城周“一里二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只城东有一门,明时在此驻守备,分守长城“十三里,边墩二十三座,火路墩四座”。明隆庆年间俺答汗部由此入犯,曾使大同全镇告急。今城堡已毁。长城由守口堡至镇宏堡,人为破坏较少,地势稍有起伏。

镇边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镇边堡原非官设驻兵这城堡。嘉靖十八年(1539)更筑此城,以守备驻之,并以镇边堡名之。万历十一年(1583)砖包。城周“三里八十步,高四丈一尺”。明时镇边堡分守长城“二十一里,边墩三十座,火路墩六座”。今城堡已毁。长城出镇边堡向西约4公里出阳高而进大同市。这段黄土夯筑的长城墙体较为完整。

镇川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镇川口长城南2.5公里。据《三云筹俎考》载,为嘉靖十八年(1539)创筑,万历十年(1582)砖包。堡城周“二里五分,高四丈一尺”。明时在此设守备,分守长城“二十里,边墩二十八座,火路墩三座”。镇川堡今破坏严重,砌砖全部被拆毁,夯土城墙西侧、南侧已毁为平地,东侧墙半毁,仅北侧墙多残存。

宏赐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为嘉靖十八年(1539)筑,万历二年(1574)砖包。宏赐堡周“四里三十二步,高三丈六尺”。明时在此设守备,分守长城“十九里,边墩二十六座,火路墩八座”。此堡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直接关系到大同镇城的安危。今堡城砌砖早已被拆光,残土墙亦破坏严重,城南侧墙基本已平,南门原为砖砌券拱门,今已成豁口状。

镇羌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堡城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设,万历二年(1574)砖包。城堡周“一里七分,高三丈八尺,北距长城仅十五步”。此处原开有马市,今长城外侧紧傍长城尚存马市围城遗址。

拒墙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此堡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设,万历二年(1574)砖包。城“周一里八分,城高三丈六尺”。明时拒墙堡守备驻此,分守长城“十三里九分,边墩十七座,火路墩三座”。因自然坍塌及群众刨墙取土,今已十分残破。仅砖砌券拱南门尚残存。

拒门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二里七分,高三丈七尺,内驻守备。分守长城十五里,边墩二十三座,火路墩七座”。堡城今已废毁。

助马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据史载,堡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二里四分,高三丈八尺,内驻参将守御,分守长城二十里三分,边墩二十五座”。今堡城南墙、东墙有多处残圮,北墙高大坚固,保存较好。

破鲁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东黄土口长城南3.5公里。明时称破虏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建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二里,高三丈三尺”。破鲁堡城北墙、西墙今尚残存,南墙,东墙破坏极为严重。

保安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左云县境内。西距长城1公里。据《三云筹俎考》载,堡城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一里三分,城高三丈七尺”。明时在此堡驻操守,分守长城“十四里,边墩十五座,火路墩四座”。今城堡包砖早已被拆毁,只有夯土城墙残存。

宁鲁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左云县境内。原名宁虏堡。据《三云筹俎考》载,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二里七分,高三丈董尺”,明时设守备,分守长城“十一里三分,边墩十八座,火路墩十一座”。嘉靖年间,蒙古贵州曾率兵由此入犯。宁鲁堡只向南开有一门。今东、西、北三面将城墙掘成豁口通行。城墙包砖虽早被拆光,但整体堡城尚存。

破虎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境内。原称破胡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万历二年(1574)砖包,堡城“周二里,高三丈八尺”,城向南开有一门。明时驻守备,分守长城“十四里,边墩十七座,火路墩五座”。破虎堡城包砖早已被拆毁,黄土夯筑墙尚残存,城南砖砌券拱城门亦存。

残虎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少左云县境内。关口长城南2.5公里。原称残胡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隆庆六年(1572)石包,堡城“周一里六分,高三丈六就”。只向南开有一门。明时设操守,分守长城“十五里,边墩二十四座,火路墩九座”》残虎堡砌石早已被人拆光,今只残存砖砌券拱南城门,及已残损的黄土夯城墙。

马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境内。马堡,据史载,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土筑,万历元年(1573)石包,城“周一里一分五,高三丈五尺。明时设操守,分守长城十四里,边墩十五座,火路墩四座。”嘉靖年间,蒙古兵曾攻陷此堡,抢劫一空。今堡城砌石已被拆毁,只残存夯土城墙。

云石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境内。云石堡分新旧两堡。据《三云筹俎考》载,云石旧堡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土筑,后因山高无水,防守为难,且离边太远,不便防守,于万历十年(1582)移建云石新堡。新堡“周一里七分,高四丈”,明时设守备,分守长城“十里,边墩二十二座,火路墩十七座”。云石新堡今为一村庄,城堡包砖早被拆毁,仅存夯土墙。

少家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长城内约1.5公里。据《三云筹俎考》载,此堡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称威胡堡,万历九年(1581)砖包,后忙改今名。堡城“周一里五分,高四丈,设守备,分守长城十三里七分,边墩十座,火路墩十座”,今城堡包砖已被拆毁,夯土残墙尚存。

大河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原名大水口堡,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堡墙砖包,“周一里六分七步,高三丈五尺”,只设东门,门上原有门楼。大河堡居山坡之上,四面黄土夯筑残墙尚存,砖石几乎被拆光,已无人居住。今尚存一方庙碑,仅可辨认为“大同平鲁路”,“大水口堡”等字。还有一块石匾,阴刻楷书“汤永固”三个大字。据说原嵌在关门额上。

败虎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原名败胡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隆庆六年(1572)砖包。堡城“周一里零一百八十步,高三丈六尺。分守长城八里三分,边墩十五座,火路墩四座”。此堡地当极冲,防守极难。明嘉靖年间蒙古零骑不时入掠。隆庆四年(1570),俺答之孙把汉那吉于败虎堡投明,导致了“隆庆议和”,使长城沿线30多年基本保持和平状态。城堡今包砖已被拆走。仅存夯土残墙。

迎恩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一里零一百八步,高三丈七尺。分守长城十里,边墩十七座。火路墩五座”。明隆庆元年(1567)蒙古兵大举进犯,曾由此直抵山西。今城堡已被拆走,仅存夯土残墙。

阻虎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原称阻胡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隆庆六年砖包,堡城“周一里零三十六步,高三丈五尺。分守长城八里九分,边墩十一座,火路墩四座”。阻虎堡城包砖早已不存,夯土墙亦无城状,仅零星残存几段。

将军会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万历九年(1581)建,二十四年(1596)砖包,初称白草坪堡,后改今名。堡城“周一里零一百八十四步,高四丈四尺”,明时内设守备,分守长城“十七里,边墩三十二座,火路墩七座”。堡城全部为石砌,大部分已被拆毁。

丫角山   

山名,现废而不用。明长城大同镇与山西镇的交界处。位于内蒙古清水河县北堡乡口子上村东。长城由口子上分为三道,似三角形外延。最西道长城抵野羊洼交于主长城;中路和东路城墙各在白羊岭山东、西两而交于主长城。这些长城全为黄土夯筑。虽残破,但墙体尚连贯,远看十分壮观。

老营堡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偏关县境内。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正统末置,弘治十五年(1502)、万历六年(1578)增修,周四里有奇。老营堡,位于偏关城东40公里,关河北岸,建筑规模为偏关县境仅次于偏关县城的第二大城堡。堡城原为砖砌,今砖多已拆走,只存夯土。从高大的夯土墙尚可看出城堡原来的规模。

红门口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偏关县东北40公里。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在此处以红门口长城为界。据《山西通志》载,红门口于“明宣德九年(1434)都督李谦以沟通塞外,建敌台,桥洞一座,外边设墙一道壕堑、品窖三层。万历二十六年(1598)兵备道赵颜增左、右双翼砖台。”红门口建筑已荡然无存。明代中叶,红门口是朝廷在长城所开官市之一。红门口南0.5公里设有水泉堡,是红石口的纵深防御阵地,因该地泉水旺盛而得名。水泉堡今亦毁,包砖和基石已被拆为民用,仅零星存有夯土残墙。

老牛湾堡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偏关县境内。据《山西通志》载:老牛湾堡北至长城0.5公里,“明成化三年(1467)总兵王玺筑墙,崇祯九年(1636)兵备卢友竹建堡,堡周一百二十丈,高三丈五尺。”老牛湾堡东接滑石堡,西临黄河岸,首当西北之中。今堡城尚存。

阳方口   

明长城山西关隘。位于山西省宁武县北约13公里。阳方口堡城,东靠长方山,西傍恢河,为明嘉靖十八年(1539)巡抚陈讲所筑,万历四年(1576)增修。堡城周1公里左右。有“山西镇中路第一冲口”之称。阳方口堡城今已残毁,尚存城北砖券拱门,用横木支撑着,供行人来往。

白草关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代县境内。今尚存一座关楼和一个关便门。楼北、南、东三面各开有三个箭窗。南、北、西三面墙顶各有一个龟头吐水嘴。这座砖砌关楼西为砖砌城墙,墙上有一砖券拱门,门洞已被土石淤死。

广武城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山阴县境内。广武堡有新、旧两座,新城紧傍长城而筑,旧城在新城西,居长城之外。据《代州志》载:新广武城,“洪武七年(1374)建,万历三年(1575)重建,周三里有奇。”新广武城,南面城墙基砖墙尚好,并有一砖券拱门,门额上有一石匾,因风化字不可辨。城东、西两面墙包砖被拆走,存8--10米高夯土墙,局部亦有圮坍。城北面墙大部分包砖被拆为民用。尚存夯土墙体和北门砖券拱门洞。北门城门同城门台连为一体,全为砖砌。

北楼口   

亦称碑楼口。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应县境内,是翠微山麓的一千最大隘口,东接平型关,西连雁门关,历代为兵家所重视。关口处有场面堡一座,为北楼口堡。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堡城正德九年(1514)筑,嘉靖二十三年、(1544)万历五年(1577)增修,周四里有奇,所辖边二百五十三里。”北楼口堡,四面各开一门,今四门皆残存。城堡破坏严重,砖包墙仅西北角部分残存。从残存的夯土残墙尚可辨出原堡规模。

狼牙口   

明长城真保镇关隘。明代所筑,位于山西省灵丘县龙须台村和河北省沂涞源县狼牙口村交界处,因建在海拔1700余米的狼牙口而得名。此关口居两座山峰间的一段平缓山梁上。关两侧建有石砌城墙,今多较好。关门尚存石砌券门,今仍为南北通道。

龙泉关   

明长城真保镇重要关隘。位于河北省阜平县西部的龙泉乡,距县城约35公里的太行山一出口。东临阜平县城,西界五台山,北近平型关。明代曾派重兵把守,素来是战略要地。龙泉关上关在西北,下关在东南,相距约五公里,沿山曲折,隘口很多,现存龙泉关城遗址为上关关城,原为周围2.5公里、城高约12米,砖砌城墙。遗存北门向南开,砖拱门洞,宽3.5米,深10米,大型条石砌基。

固关   

明长城真保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平定县境内。由娘子关南约6公里,有固关(旧关)遗址。据《大清一统志》载:“明正统二年(1437)修筑关城,分兵防戍。正德九年(1514)设管通判,嘉靖二十二年(1543)营新城,增设兵备副使,二十三年设参将。”固关(新关)在故关(旧关)南约2.5公里,新关关城砖券拱门尚好,门额上嵌有一块石刻“固关”两个大字。固关城墙上,有一块清顺治元年(1644)重修固关城记事碑。

鹤度岭   

明长城关隘。位于山西省昔阳县皋落乡长沟村东南约1.5公里的山梁上。因山峰险峻,惟鹤可度,故名。据《故关志》载:鹤度岭口,“有月牙城,长50丈,高2丈5尺”,城有楼,城门有勒石曰:“鹤度仙踪”。鹤度岭石城基本完好,有少许圮残,城高4~5米,上宽2米,下宽约5米。

马岭关   

位于山西省昔阳皋落乡圪瘩店村东南2.5公里处。马岭关建于明正统年间。关城为石砌,城南北以崖为墙。东西墙砌有券门,今仍存,城墙及垛口大部较好,西城墙长于东城墙。关口两侧山上,南有2座、北有3座石砌墩台。靠东门口有一石屋,为两开间窑式。城堡中有半块石碑,碑文记叙马岭关地理位置之重要。城堡中靠南侧有屋址残迹及砌石碎块。

支锅岭口   

明长城真保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和顺县小董坪村东1.5公里处。《四镇三关志》载:支锅岭口关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建。”关城南侧为山涧,深不可越,西侧为壁立悬崖,陡不可攀,所以只在北、东两面筑有石墙。

峻极关   

明长城真保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左权县城东约60余公里。峻极关,初建于明正统年间。峻极关南北峭崖,陡不可攀,关门北约50米处是一深涧,石砌城墙由陡崖起止临涧的一座小山顶,现已全坍成堆。

吴旗秦长城   

位于陕西省吴旗县。&127;始建于战国秦昭王时代(前306-前251),用于防御北部游牧民族,为黄土夯筑,部分地区遗址高大。虽经长期自然侵蚀,但墙体、墩台仍保存较好,遗址周围散布有大量绳纹陶瓦残片。

平型关

平型关在雁门关之东,今山西省繁峙县东北与灵丘县交界的平型岭下,古称瓶形寨,以周围地形如瓶而得名。金时为瓶形镇,明、清称平型岭关,后改今名。历史上很早就是戍守之地。明时为内长城重要关口。正德六年(1511)筑岭口堡城,嘉靖二十四年、万历九年都曾增修,这就是后来的关城。

平型关城据平型岭之口,城周长1公里余,今残高6米。关门坐西朝东,门洞用券栿相间的方法筑成,高4米,宽2.7米,墙厚2.7米,今关楼已毁。城内匾额上书“平型岭”三字,两侧岭上明长城遗迹尚存。

平型关北有恒山如屏高峙。南有五台山巍然耸立,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这两山之间尽一条不甚宽的地堑式低地,平型关所在的平型岭是这条带状低地中隆起的部分,所以形势很险要。由于恒山和五台都是断块山,十分陡峻,成了晋北巨大交通障壁,因此这条带状低地便成为河北平原北部与山西相通的最便捷孔道。一条东西向古道穿平型关城而过,东连北京西面的紫荆关,西接雁门关,彼此相连,结成一条严固的防线,是北京西面的重要藩屏,明清时代,京畿恃以为安。

明代国力衰弱,蒙古骑兵频繁侵边,抢掠财物,尤其嘉靖年间为烈。最严重的一次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蒙古鞑靼部俺答又率兵大举南侵,从大同深入浑源攻平型关,明军不能抵挡,遂陷平型关。接着由此直趋灵丘、广昌(今河北涞源),进逼紫荆关。途中遇明将陈凤率军抵抗,蒙古兵便分头掠繁峙,犯蔚县并屠掠延庆诸城,后因连日下雨才引军北归。

平型关在现代战争史上曾写下辉煌的一页。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初期,1937年9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在占据了华北大片土地后,冀中一路沿平绥线方向西进。当占领了大同以后,便以精锐兵团进攻南面的雁门关及其东西关口,企图南下欧太原。这是刚开到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决定利用平型关的险要地形,给日本侵略军一歼灭性的打击。八路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至东河南镇(在平型关之东)公路附近的山地上;另以一个团和一个骑兵营的兵力出平型关向灵丘、涞源、广灵方向前进,以钳制敌人,保障侧翼安全。当日军约4000人,军车10O余辆,大车20O余辆,由灵丘向西前进时,八路军埋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迅速将敌军分割,展开白刃战。经过一天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敌全部军车。缴获各种木仓支1000余支,还有野炮、机枪以及战马50匹。平型关战役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国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忱和树立起必胜信心。

现在平型关战役旧址已辟为抗日战争纪念地。旧址在灵丘县城西桥沟一带。距平型关约5公里。这里北依恒山余脉,南屏五台山峭崖,附近峰峦峻陡,比肩连袂,中通一路,形势非常险要。遍山松柏叠翠,风光秀丽,常有游人来参观游赏。

今从北京至太原的京原铁路通过平型关下,附近还有公路通河北、山西各地,这里仍不失为晋东北交通要冲。

偏头关

“黄河曲曲涛西下,紫塞隆隆障北环”。明人崔镛的《偏头关》诗说明了偏头关在当时边防上的重要地位。这座偏头关,就是现今晋西北的偏关县城。西濒偏关河,邻黄河谷地,东倚芦芽山脉北端的黑驼山,地形东仰西伏,因称偏头关,亦称偏关。它是明代“外三关”中最西面一关,又有外关之称。早在五代北汉时置偏头寨,宋代因之,元时升为关。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O)筑起土关城,与内长城构成一套防御体系。万历三年(1575)关城再经改筑而成为一座要隘。

偏头关城建于黑驼山的山坳内,城周近3公里,四面环山,形若覆盆。关外有四道边墙:第一道称大边,在关外60公里处,东起平鲁县崖头墩,西抵黄河,长15O公里,无墙而有藩篱。第二道称二边,在关外30公里,东起老营鸦角墩,西至黄河岸老牛湾,南至河曲县石梯隘口。这道边墙实际上是外长城的一部分。第三道在关东北15公里,东接老营堡,西抵白道坡,长45公里。第四道在关南1公里处,东起长林鹰窝山,西达教场。今在黄河岸边桦林堡地段,尚存边墙约30公里,全部砖砌,高耸于河岸之上,甚为壮观。其余大部分夯土犹存。明时这关的防备严密性,比宁武、雁门二关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代这关实际上已处在北界。北接蒙古高原,西隔黄河与鄂尔多斯高原相对,内外长城在关东老营堡处相接。

初时,蒙古势力不断侵犯边界,稍后又深入鄂尔多斯内部,屡犯晋西北,这关首当其冲。《偏关志》称:“宣大以蔽京师,偏头以蔽全晋。”这话一点不错。

明弘治年间,蒙古鞑靼部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后,经常率兵南犯。嘉靖年间,其孙俺答数次入侵偏头关。隆庆初,蒙古兵再由偏头关西北侵入,进犯岢岚、岚县,并深入晋中地区,所到之处,杀掠殆尽。由此可知在明代中期,偏头关成了蒙古兵和明军较量的重要场所。

偏头关人民具有抗御外侮的光荣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偏头关是晋西北根据地。1938年,日本侵略军集中万余人,分两路围攻该抗日根据地:一路从井坪向偏关、河曲进犯;一路从原绥远清水河向偏关方向进犯。八路军359旅北上阻击敌人,但南下的敌人乘机先占领了宁武、偏关等县城。八路军120师根据上级的指示集中力量首先打岢岚、五寨的敌人。岢岚的敌人受到连日困扰,水源断绝,向北撤退。偏关的守敌也只好向东撤退。八路军迅速夺回了偏关。

登上古偏头关,东望黑驼山,巉岩壁立;西望黄河,滚滚千里,长城与边墙依关蜿蜒,景色壮丽!诚然是一地险关雄,边防要冲,非属虚言。

现在,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通山西太原的公路干线经过偏关县,这里仍是晋西北的南北交通要地。

雁门关

《吕氏春秋》、《淮南子》都称天下九塞,句注其一。可见句注早以险要著名。古句注就是雁门.雁门关位于此。“雁门”名称的由来,据明《永乐大典·太原志》称;“代山(即雁门山)高峻,鸟飞不越,中有一缺,其形如门,鸿雁往来……因以名焉。”大约在汉武帝初年已置关,以防匈奴。至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重新建关,就称雁门关。其时是为了防南,不是防北。隋唐时称西陉关,后复名雁门关(另说雁门关由其西侧的西陉上同名关迁此)。历经各代迄乎明初,这关已倾颓殆尽。明洪武七年(1374)在旧址上重建关城,并筑“内长城”与其西面的宁武、偏头两关相连,总称“晋北三关”,亦称“外三关”(与北京西面太行山上长城“内三关”相对而言),以防北西蒙古势力侵扰。经嘉靖年间增修,于万历年间复筑门楼。以后大概再未有修建。

雁门关关城踞于雁门山雁门之口,距山西省代县西北的20公里。城周长1公里余,墙高2丈(约合今4米余)。

石座砖身,形势雄固。有关门三座,即东门、西门和西门外的一座南北向小北门。北门门额石匾刻“雁门关”三个大字,其两侧镶嵌砖镌联语:“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现仅残存部分关城及三座关门。

雁门关是“外三关”中最大的一关。附近峰峦错耸,峭壑阴森,中有路,盘旋幽曲,穿关城而过,异常险要。古时防备十分严密。关下的雁门山北麓,还建有新旧广武二城,为山外防御据点。旧城建于辽金时,东西长约300米,南北长约5O0米,有三座城门。现存城墙尚完好。新城与关城同时建,紧贴雁门关北口,依山修建,周长1.5公里,一半坐落在半山坡,一半修在山前洪积扇上。北门外又筑有北关,此外,关外还筑大石墙三道,小石墙二十五道,隘口十八个,以增强防御力量。明代内长城横于关北,彼此钩连,形成严固的防御体系。今明长城仅存遗迹。

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古时塞外北方民族入侵内部的渠道,所以,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是山西吕梁山脉北支云中山向晋东北延伸的部分,东与恒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忻代盆地之间,海拔15O0米以上,构成南北之巨防。而它又是断块山,峭拔险峻,难以攀越,这更增强了山北山南的隔离性,以致山北地区在历史上长期为汉族统治势力所不及,而为北方诸民族所占据。雁门关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远至蒙古高原,南通晋中重镇太原,可转达古代政治中心区中原和关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雁门关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从早期的匈奴、鲜卑、突厥,到后来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都先后与汉王朝在此进行过许多次战争。

早在战国后期,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已经相当强大,赵国大将李牧曾多年驻守雁门,以防匈奴。匈奴单于曾率1O万余骑攻打雁门。李牧利用有利地形与匈奴决战,结果大败匈奴。

西汉前期,匈奴屡屡来犯,汉武帝曾先后(前129——前119)派李广、卫育、霍去病率骑兵1万至数万出雁门关,北击匈奴。除李广兵败外,其他都获大胜。

西晋末年,中原板荡,北方的鲜卑族拓跋氏乘机率部南徙,到达雁门,雁门山成为拓跋魏与西晋的边界,双方屡次发生冲突。

隋代,北方的突厥渐见强大。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巡视北塞,到了雁门,被数十万突厥兵包围,突厥兵急攻雁门关。后赖吏部尚书樊子盖设计送出诏书,募兵来救,始得脱险。

到了北宋,雁门关的战事更为频繁。当时雁门山棗恒山一带是宋与辽的分界,辽多次向宋进攻。宋抗辽名将杨继业及其后代多年与辽作战,主要就在雁门关内外。杨家将镇守边关,对遏止辽军想从幽州南下取宋,起到了牵制作用。宋对辽的战争是生死存亡之战,战争很激烈,也极艰苦。陆游曾有诗云:“全师出雁塞,百战运龙韬。”“夜沙风破肉,攻垒雪平壕。”今日读来,心绪犹不禁为所震撼!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第12O师曾辗转眼门关与日寇作战。1937年10月,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伏击南北对开的日军汽车约500辆,经3小时激战,歼灭日军5OO余人。八路军曾几度占领雁门关,切断敌人的南北运输线。

古老、雄伟和风云激荡的雁门关,今日莅临犹难禁激情飞动,感慨万千!雁门关内至今尚存李牧祠旧址,有碑石数通,记载李牧率兵屡胜匈奴的事迹。关上原有宋杨继业父子塑像,今已毁。雁门关北面远处,在起伏的群山之间有一片方圆10公里的平滩地,据说就是杨家将与辽血战的金沙滩。据记载,其他原有村庄田野,树木草丛,由于历代战火的破坏,今已是一片覆沙的荒滩。另外,在代县城东10公里鹿帝涧村,有杨家祠堂。古代州是杨继业故里,因杨继业破辽有功,后为乡人所奉祀。元代,杨家十七世孙奉旨建祠,明清间又重修。现存祠内建筑及塑像,大部分为明代遗物。正殿有杨继业及佘太君坐像,八子彩塑分列两侧。祠内有“宗祖图”碑一通,铭刻杨继业后裔世系。大殿前竖有鹿蹄石一块,形状奇特,镌刻秀美。相传杨继业第十四世孙杨友镇守代州时,一日外出打猎,射中一梅花鹿,鹿带箭而逃。杨友即随后尾追,到鹿蹄涧,鹿忽钻入地下,经挖掘,得一方石,上刻梅花鹿带箭,并踏有蹄印。后移于祠内存放。鹿蹄涧村即由此得名。

在雁门关南的代县城内有“雁门第一楼”,它正面对雁门关,并是拱卫这关的首座高楼,故有此称。它是我国现存的最大一座木结构古楼,为北方文物中的一绝。这楼与雁门关在明初同期初建,后毁于火,成化十二年重建。清代续有维修。楼通高40米,宽7间,深5间,周有围廊。楼底下为券洞台基,上为三层四檐歇山顶,最上层挂着两块巨匾,南面一块书“声闻四达”,北面一块书“威镇三关”,形势雄伟。登高远望,北面勾注山莽莽苍苍,雁门关蹲伏于勾注山下恰像一头野兽,南面的五台山高入云霄,滹沱河在脚下从东北向西南流去,蜿蜒如带。山川美景,令人陶醉。

雁门关是可贵的古代军事文化遗迹,并具有游览价值,近年已吸引不少游客来参观游赏。今山西省有关部门准备修复这座雄关,辟为旅游区。现在从大同通省城太原的公路线经过雁门关。这条公路是晋北至晋中的最便捷道路,故这里仍具有交通上的重要性。

2010年5月12日 星期三

美国 对待退伍军人也曾有教训



    如何对待退伍老兵,美国就有沉痛的教训。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给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谋得一笔补助金,补偿他们因为参战而失去的薪水,平均每人1000美元,但这些补助金要等到1945年或持有人去世时才能支付。
    1929年爆发了严重经济危机,失业和贫困使老兵们度日如年,都想提前拿到补助金。国会议员帕特曼觉得老兵的愿望合理,提案提前支付老兵现金。老兵们看到了希望,纷纷从四面八方云集首都,一下子涌来了两万人,天天到国会山请愿,到白宫要见总统,大有不解决问题就呆下去的意思。
    总统胡佛认为,这是给美国抹黑,采取不与理睬的态度。后来,帕特曼法案虽在众议院勉强通过,但被参议院否决。与此同时,华盛顿当局奉命清场,流血冲突终于爆发。老兵们便把怒火转移到武警身上,扔了好多酒瓶子和砖头。事后,当局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极少数“暴徒”聚众闹事,老兵被别有用心的共产党利用了!胡佛总统宣布要严惩煽动者!但布莱克参议员振臂高呼,严正抗议中央政府用军国主义方式对待蒙受苦难的上访群众!约翰逊参议员奋起响应,愤怒质问总统和陆军参谋长,仅仅10年前退伍老兵还作为救星和英雄被各界欢呼,为什么现在要“动用联邦军队来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老兵”?在如何维稳问题上,胡佛是失败者。
    有评论说,上访者要的是面包,总统给他们的是子弹。因此,胡佛在随后不久总统选举中惨遭败绩。新任总统罗斯福批评胡佛说:“他应该邀请1位代表进白宫,喝咖啡,吃三明治。”1年后,另一批老兵来华盛顿上访,罗斯福派出的不是民警和军队,而是他的太太。3年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完成了对老兵补助金的支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未到此止步,而是通过设立退伍军人事务部门、退伍军人协会和退伍军人纪念日,颁布多个保护退役军人权益的法规等不断完善法规、机构和机制,较好地维护了退伍军人权益,实现了退伍军人的稳定。这再次证实:“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2010年4月15日 星期四

美国二战老兵回忆录:从大一新生到密电员


译者:江天梦
发布:2010-04-12 18:33:55挑错 | 查看译者版本 | 收藏本文
      核心提示:本文可能是《品读美国》项目中最有翻译挑战性的文章之一。原文作者是一位老历史学家,二战时期的一名学生兵。在他还是大一新生的时候,刚好珍珠港事件爆发,于是作为“粗懂日语的专业人才”参加了那场战争。故事读起来很生动,阅读时如身临其境,读后感触良多。不过文章可不短喔,衷心希望读者在品读过程中给予拍砖,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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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舟共济。”伯纳德·韦斯伯格(上图)著书和大家分享二战时期数百万美国人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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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一个和我共过事的朋友,二战时期的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在他的著名回忆录《天海雄鹰》(Flights of Passage)中写道:那场战争,就是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踏入成年年龄的那一代军人的共同秘密。在这期间或其中部分时间里穿上军装的美国人大约有1200万人,对于这个群体或其中的个人而言,他们所经受的一切,都是空前绝后的。那些经过战火磨难而侥幸活下来的军人,伴随他们的只有身心上的伤疤。而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占了绝大多数——虽然只是配角,可我们的工种也不可胜数,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深藏在我们的记忆中,至死难忘。

      我当年就在情报处(SIS, 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工作,这个机构也就是今天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前身。如果把NSA比作一棵巨大的橡树,那么当年的SIS就是孕育出这棵大树的那一粒种子。我当时负责翻译日方的电报,这些无线电信息则是我方专业人员从空中截取到的。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密码专家对截取到的电文进行破译。我们这些人翻译出来的英文文稿都要统一送到我方的作战决策者手中。和其他那些日语速成班学生一样,我所接受的培训时间极短,水平捉襟见肘,根本难以真正理解日语,但不管怎么说,在收集一些重要情报方面,大家那点儿水平也还凑合。

      我们终于赢得了那场战争,尽管我在其中只是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我还是很开心的。当然,和那些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拼杀的退伍老兵相比,我这种也叫做退伍老兵的人真是感到自惭形秽。但是,我们这些临时拼凑出来的民兵也懂得一个道理,我们都是突然接受国家的召唤去履行我们的义务的人,有很多战士的生命,更离不开我们所尽到的这种义务。我们这个群体,年龄确实很大了,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可我们依然共守这个秘密,都一起顶着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巨大压力而成长和慢慢变老。当然,从这一点上看,所有的退伍老兵都一样。然而,那是一场世界性灾难,其影响遍及世界每个角落,谁也无法幸免。而我们这个群体,这个数百万人组成的群体的集体感受,更有我们的独特之处。在那个世纪舞台上,也许在历史舞台上,我们都是演员。

      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从纽约市哥伦比亚学院的教室里开始的。我那时候还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可就在这时候,珍珠港事件爆发,无情地断送了我们的学业。与日本突然成了敌对国,才突然发现当时我们的日语翻译人才多么严重不足,因为那时候的美国,学习亚洲语言的人本来就没几个。那时候的世界还是欧洲人的世界,外交语言用的是法语,国际贸易往来用的主要是英语。当时只有几所大规模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才有日语课程,而这还是为了专门给那些攻读亚洲历史、文学及艺术的少数研究生开设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毫无疑问了:尽快让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学习日语,而且这是属于压倒一切的死任务。那年春天,一切都很疯狂,一切都是压倒一切的。就这样,我和其他很多语言能力稍好的学生一起,报名参加了基础日语强化班。

      那年春天,每天各大日报的头条几乎都是盟军到处受挫的消息,令人沮丧不已。就在这个笼罩着盟军失利阴影的春天,我和同学们还在埋头苦学日语,痛苦地记忆那些象形文字一样的东西——日语每个词就是一幅小小的图画,这种语言正是由这一幅幅微型图画组成的。到了那年夏天,我还在哥伦比亚学院增修了8个星期的日语课程。这8个星期可谓专心致志,每天在课室里苦学六七个小时,每星期五天,这还不包括课外作业的时间。到了这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也有所提高了。随后,征兵的人也来了,其中就有一个来自情报处。那时候的情报处,并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我也一样。这说明是个秘密部门,按照当时的军事政策,并不想让公众注意到这个部门的存在。

      在曼哈顿闹市区一家饭店的房间里,我们挨个接受情报处面试主官的提问。与其说是面试,倒不如说是我们在考问他们。在那间房里,“情报”这个词并不象我和他所玩的游戏那么好玩,那么滑稽。我问他,在情报处我能做什么?他回答说,能做的都是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日语。我又问他,那么我将在哪里工作?他说,为突出工作的重要性,所有工作地点都由政府决定,所需要的人员都应掌握日语。这就是我当时所能得到的回答。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学日语,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敌方情报,除此以外别无它用。我还天真地以为,我一定会在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地方负责日语的笔译和口译,负责审问俘虏,或把截获的文件迅速翻译出来。后来,当需要我审问一名疲惫至极、满口日本方言的日军士兵的时候,或者要我翻译从士兵口袋里搜出来的、用日语草书写成的字条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有多么幼稚。其实,美国军方在明尼苏达州原本就有一所专门的军事情报语言学院,招收的主要是在美的日侨(Nisei)学生,经过强化训练之后才有资格充当战时审问工作的。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外的情况:那些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才开始学习日语的人就不是日侨,这些学生最后全都在大型的情报中心工作,负责翻译那些具有长远战略价值的文件。

      我爽快地答应了面试官,并按预定计划来到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市一个叫李堡(Fort Lee)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新兵接待处,我们在那里参加了为全体新兵举行的入伍仪式。但是,一个星期后,我们就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士兵。我被分配在第二情报营,地点就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阿灵顿赫尔(Arlington Hall)。那里有一片占地100英亩的绿地,原本是一家私立女子学校所在地,后来却用木头匆匆搭建起一排排的军营。我所在的这个营还在迅速扩充,营房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就在这所军营里,我们才了解到,我们今后的工作,竟然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美国本土一个通宵达旦都亮着灯光的地方,负责破译截获到的无线电报。

      我们在军营里所接受的培训内容与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东西完全不同。日文不能直接翻译成莫尔斯密码的嘀嗒声,只能按读音翻译成罗马数字(日文叫做“罗马字”—romaji)。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去记忆单词了——对于任何表意文字而言,记住那些字的写法是最为困难的。此外,任何军事情报使用的都是最简洁的语言,需要的词汇量很少,即便是很专业的东西,也不需要太多文字。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所参与的竟然是那场战争中最为秘密同时也最为重要的环节。在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专业方面的学习。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时候就读过赖肖尔教授编写的教材。他还是美国政府在日益加快的对日事务方面的指路明灯,战后他还成为美国驻日本大使,为建立新型的美日关系而巧妙斡旋两国之间。赖肖尔和他的两名助教每天按部就班地带着我们学本事,练习日语听力,还翻译一些情报实例。

      密码学(即编码和解码的学问)的基础知识虽然十分简单,可真要实践的时候却极其复杂。所谓密码,是指只有情报的收发双方才能明白的任何“语言”。其实,自古以来,外交官、将军、商人甚至一些秘密情人都用过密码,双方只需要知道某些术语特指什么即可。例如,“我要饼干”的意思可能是“今晚在面包店门口见”,或者“多派些骑兵”。但是,密码本所涵盖的范围却很有限。而密码编制人员的做法则与此相反,他们必须与电报接收方共同使用某种约定的“解码本”的对应方式,把某一“纯文本”中每一个字母都转换成不同的字母、符号或数字,这种做法等于要把一本大字典摆在密码编制人员面前。如果没有解码本,那么加密后的文本简直成了天书,特别是词与词之间根本没有空格,而是随机排列的一串串字母的时候,看起来更是一派胡言。

      然而,任何密电码都是有办法破译的,这是因为所有的语言——或者,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员中使用的那些语言范围内——都包含某些最常见的单词、字母及字母组合(例如英语中的‘the’),只要把这些常见词分离出来,再经过艰苦异常且往往需要经过无数次失败的反复分解、比对,密码编制人员就可以根据所得到的蛛丝马迹而破解出更多的字母来。

      这样一来,密电员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用多层编码的手段把这些重复出现的字眼伪装起来,比如,将数字全部变成字母,再给这些字母添上别的数字。可是,最后这些被深埋起来的数字还是会以某种形式浮出水面的,而只要专业人员得到足够的电文储备并加以研究,任何密码都还是有可能被他破解的。

      情报大楼里配备的那些IBM电报机源源不断地吐出无数的机打卡,这种电报机可以把截获到的情报内容转变成任一种有含义的可能组合,并加以分类。作为情报翻译员,我们的工作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密码分析人员把将各种字母串交给我们,我们就逐个过目,以寻找其中的日语单词,另一个就是把那些已经破解的信息翻译出来。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让人头昏眼花。昨天还只不过是一个学生,今天就得阅读日本驻柏林大使不到48小时前提交给他东京主子的报告。

      我的工作有赖于美国在战时阶段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那就是对日本主要外交电码的破解技术,这是一种通过机器生成的密码,代号“紫色”。“紫色”电码和德国的“英格玛”电码或我们美国的“西格巴”电码道理相同,都是利用机电一体化原理设计而成的:各种转子和开关的排列方式是可随时变化的,它们把电脉冲信号传送给打印机键盘,从而对情报进行加密或解密。这类机电系统虽然大大提高了情报中心工作人员编写密电码的速度,可是原始文本的伪装办法也会成倍增长,而负责破解密码的人员的工作量也因此极为艰巨复杂了。美国在该项技术上所取得的突破,要归功于被誉为20世纪美国密电码分析技术之父的美籍俄罗斯人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riedman),他的合作者还有两位数学家,即弗兰克·罗列特(Frank Rowlett)与所罗门·库尔伯克(Solomon Kullback),其中罗列特还是西格巴电码的主要发明者。1940年底时分,这个三人小组就已经完全破解了日本人的密码,在珍珠港情报处前身的那个时代,尽管他们只是置身于那些极为隐蔽的狭小办公室里,就完全能够监视到日本人建造“紫色”密码机新机型的全过程。

      我在阿灵顿赫尔服役期间,这三位专家已经是那里最高级别的军官,不过我想应该见不到他们本人。其实,今天覆盖全世界的电子监测系统的诞生,也有他们的功劳。现在看来,当时的情景简直就像电话电报主机房一样,而身着工作服、在楼上忙着研究如何改进电话电报收发技术的职员简直就是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和萨缪尔·莫斯(Samuel F. B. Morse)这两位大人物再世,在那里忙碌着。

      1943年元月期间,我参与翻译一部分的一份长长的“紫色”电码终于“出炉”了,这份电报是当时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Hiroshi Oshima)从纳粹军官们口中得到的关于希特勒1943年春季战略意图的一份摘要。象我这么一个瘦弱不堪、年龄只有20岁的昆斯(Queens)小伙子所翻译出来的一份小小材料,竟能成为当时每天从各种情报中提炼而成的、代号为“魔术”的最高机密的一部分,且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就能看到我的“大作”,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不太敢相信是真的。

      当然,既然是最高机密,就不得泄漏,这一点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绝对保密的重要性在当时属于宁可做过头的大事,一旦确定保密等级,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死任务,因为如果万一日本人从我方内部刺探到他们的密码已被我方破译,他们必定会立即改变编码规则,那么多年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而战场上的士兵就得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那时候我那些同事们整天都会紧张得耳根冒汗,脊梁骨发凉,而我也猛然意识到自己肩上忽然承载着一个成年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十分吓人。

      由于日本人对于他们那套编码规则十分自信,认为我方绝对破译不了,于是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在使用这套电码,这就为我们开辟了一个窥探其最高决策机构秘密的窗口,这个窗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我国海军也成功地破译了日本舰队使用的密电码,加上我们在“紫色”电码上所取得的成功,我们敢说这些工作对于我们最后所取得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今后的信息情报工作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

      我只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在从事与“紫色”电码有关的工作,后来就调往相对安静一点的前方工作,专门研究一套业已弃用的船运密码方面所涉及的“后方交通”问题,因为无论是在收集和积累日本在军事物资问题的战略性资料方面,还是在辨别日方的海运线路使之成为我海军潜艇的“狩猎场”方面,这些工作还是很有用处的。不过,我更想进一步接近真实的战争场面。于是,在1943年8月,我耍弄了一点小小的技巧,就如愿被派往新德里执行任务,工作地点就在中缅印战区(CBI)(China-Burma-India Theater——theater在此文中含义为“战区”,含义极为冷僻,几乎是译者的陷阱——译者注)。

      我和另一名翻译到达新德里的时候,时间已整整过去了6个月,这段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旅程有多么漫长,可想而知。我们还没来得及解下背包,就得到一个消息:我方士兵缴获了一本新的日军密码本。我们在中缅印战区开展的工作正是时候,因为日军刚刚发动入侵印度的战争,这场战争旨在掀起一场推翻业已到期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革命。与此同时,中、美、英三国联军也开始发动反击,企图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缅甸北部的控制权,而在三国联军组成的征伐队伍后面的则是美军的几千名工兵部队,他们修建了一条很有名的公路——中印公路,这条公路蜿蜒穿越在地图上找不到的群山中,跨越因季风带来的湍急河流,再进入茂密的热带丛林,成为连接中国与印度的陆地生命线。

      1944年3月,所缴获的这本新密码本终于带来了第一项实实在在的成果:一天半夜,我方截获一条来自日本驻缅甸最高指挥部的一条消息,了解到日军第十五集团军已越过印度与缅甸的界河亲敦江(Chindwin River),于是立即将情报送往英军总部。从这时候起,与日军入侵缅甸有关的大多数情报都会通过各种渠道送达英军的情报分析部门,不过日军从缅甸发出的大量情报都是被我们截获后送给英军情报部门的。

      当时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日军发送多少情报,我们就破译多少,个别时候日军发送的情报也会多到连他们自己的译电员都忙不过来,我们之所以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截获到某种请求帮助的情报,或要求发送方重发一次情报,因为他们发现发报人按错了发报键。由于阿灵顿赫尔方面对CBI所寄予的希望其实很低,所以在这里忙乎的就只有我和同事兼好友盖伊·哼诺(Guy Henle)俩人。有那么几个星期时间里,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昼夜不分地忙碌着,晚上则轮流值班,好抓紧时间打个盹。后来又来了一个译电员,也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弗朗克·藤尼(Frank Tenny),他是坐飞机来的,随后其他人也跟着来了。1944年春夏季节的新德里,天气潮湿难忍,我虽置身其中,却还能全神贯注地工作,同时由于知道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还是觉得很快乐的。我们所要破译的情报,除那些作战任务的变化、指挥系统的调整等日常内容外,还需要我们提供有关军事实力和部队调动等方面的报告,而这些内容则需要立即送到马路对面的情报部门(当时称为G2办),再由他们的人转交给前线总指挥官、有“醋性子乔”名号的史迪威将军(Gen. Stilwell)。一天早上,我们这个部门的头儿从总部回来了,喜形于色地宣布:最高头目命令我们“接着干下去,别停”。

      一天晚上,我和盖伊突然发现有一条情报频频提到一个不是日语的单词“gu-ra-i-da”,我们俩很快就判断出应该是glider(滑翔机)的意思,因为日语是没有“l”这个音的,故凡是有“l”的地方都要换成“r”。整条情报翻译出来以后,我们顿时感到兴奋不已:原来这条情报确切无误地说出了一个负责运载部队与物资的滑翔机部队刚刚在日方控制的地域内降落,同时还涉及到打算对这支部队发动打击一捍卫日军后方的行动。这条情报还特别说出了负责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美军军官的名字,只不过被叫成了“gu-ri-pu ka-ku-ran”。我们俩同时重复说了几遍之后,突然想到了指的是“Flip.”

      “天哪!”我大喊了一声,“菲利普?不正是菲利普·柯尔金么!”他可是我喜欢的连环画“特瑞与海盗”中的英雄人物啊。故事中的柯尔金不但机敏睿智,而且还是一名英勇的战斗机飞行员,其生活原形正是连环画作者米尔顿·卡尼夫(Milton Caniff)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和大学校友菲利普·科赫雷恩(Philip Cochrane)。1944年的时候,科赫雷恩已经是一名空军上尉。这么说来这条情报应该是各种重要事务中最重要的一条了——说明日本人已经获得充分的情报,准备打一场专门针对我方空中行动的反击战,因为既然敌情报人员连我方组织这场军事行动的指挥官的名字都弄清楚了,就一定还掌握着更具有破坏性的情报。我们急忙把情报送到值夜班的军官手上,该军官又立即叫醒了我们的组长,组长又迅速将我们翻译好的情报依次上交给更高级别的指挥官。

      日军对我方“百老汇行动”的反应情况,正是我们这个小小的部门暂获的。百老汇行动是盟军在那场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胆行动之一,就是在驻缅甸日军的后方建立一处军事基地。为了建立这个军事基地,伞兵运输机已将滑翔机及推土机械空运至密林深处的一小片空地上,同时也隐蔽着一支步兵。步兵则在那里铺设了一个简易机场,足以为英军游击队提供防御保障,还兼有输送给养的作用。这支特殊部队的代号叫魔兽(Chindits),对有效破坏日军交通运输线、严重削弱敌人在缅甸的战斗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忙得不亦乐乎的日子也就是那个晚上及刚开始那几个星期,此后新德里的日子多少恢复了常态,看起来一切都好像风光不再了。日子一天天枯燥起来,如果没有足以刺激神经的事情,我们就只有向所谓印度式的“写字台疲劳症”作斗争来解闷了。那时候的印度,一切都让人感到压抑:古城堡和古寺庙,陌生的建筑和装饰,饭馆厨房里飘出来的刺鼻气味,各种无法听懂的语言……在加尔各答,我见到了此生亲眼所见的最贫穷的生活状况——家家户户都在路边展现着其日常生活的一切,甚至还见到上无片瓦的生活惨状:一家人只是在树杈上搭上一块破布,苟且遮挡着几平方英尺大小的地面,就算是一个“家”了。六十五年前(即1944年——译者注),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上讲,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坐船到达这个地方。可战争偏偏就发生在这么一个鬼地方,硬生生把千千万万的人提起来扔在这里,一个个傻乎乎地在这里大眼瞪着小眼。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基本都是在短时间里分赴世界各地的,其速度之快,力量之大,真是无与伦比。这么大规模的事件,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经历过,我们的青春就这么和今天这个时代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当今时代,我们都真的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不管你是否愿意,都在所难免。

      1944年底,这样的场景对我而言又有了改变,因为我被派往昆明,加入一个小型的情报小组,工作地点就在中国战区后方的最高指挥部。中国战区是出于建立更高的政治格局的考虑而专门从中缅印战区独立出来的一个新战区。我干的还是老本行:继续翻译关于船运线路的那些陈年老账。这项工作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军驻扎在中国的轰炸机还要对日本商船实施有组织的轰炸行动,至少还要对那些闯入中国沿海的商船以及那些专门为侵华日军运送战争物资的船队实施轰炸。可是,战争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最后我们都听不到缅甸日军总部往日常有的情报声了,那是每日战况的电报,区区几分钟,总是让人觉得熟悉而刺耳。

      战争,还在按其进程发展着。我们跟踪的电报信号涵盖了半个地球之广,最后我们终于听到了各种关于德意日三大轴心国业已解体及庆祝欧洲胜利日(V-E Day)的各类消息,可是我们对自己今后的日子将有哪些变化则还没有什么想法。要把分驻欧洲的几百万部队送回地球另一边的家乡就需要不少时间,另外还需要时间为占领日本本土做准备。德国投降后不到四个月,这场大战就这么匆匆结束了,多么光彩夺目,大家在惊讶之余,当然也皆大欢喜。至于我国向敌国两座人口密集城市投放两颗原子弹的做法,我们谁也不好说是一种什么心情,虽然我们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原子弹的破坏范围有多广,老百姓的死伤数字有多大。今天的我已是支持废除核武器的,可是在那年8月份的某个夜晚我还不是。那个夜晚,刚好是我23岁生日的前一天,军方电台已播放消息称,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一消息,部队驻地一片欢腾。那一刻,酒瓶子在空中飞舞着,大家纷纷停下手头上的事务。随后整个晚上,大家都在狂欢,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谁还会去谴责原子弹?又有谁觉得那么做不应该呢?那天晚上,我只是吃了几片烤面包,就找个地方独自坐着,思考着什么,相对于战友们而言,我的神情可能有些肃穆吧。我就在办公室里继续守卫着那些分类过的各种文件,陪伴我的还有另一名应征入伍的士兵。

      1945年12月中旬,我乘坐的汽轮终于驶过金门大桥。看到码头边的巨型岩石上写着醒目的白字标语“欢迎回家!好样的!”的字样,我感到有些呼吸困难。接着我又乘坐火车,横跨美洲大陆,赶在新年元旦前夕来到西部和家人团聚。最后,我接到命令,再回到东部的迪克斯堡,去设在那里的军人遣散中心报到。就在那里,我和千千万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军人一样,办理了遣散手续。这期间,我再次感到震惊:诺大的一个国家,要经历多少曲折的过程才能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召集到一起,再把大家一批批地分遣到世界各地,不管是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如今,按计划又需要对我们进行筛选和遣送,而我们对以前的那个自己已经变得陌生了。

      如果我们用激进的观点去看待这个世界,认为谴责战胜就等于宽恕邪恶,那么就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有必要的,而我莫名其妙地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原文最后这段话实在难懂,我只好根据全文和我个人的理解翻译成这样子,但心里很不踏实,觉得翻译的主观性太强,会不会强奸了原作者的本意?请读者使劲拍砖啊!——译者)



      ——原文作者简介:伯纳德·A. 韦斯博格(Bernard A. Weisberger),历史学教授,退休前曾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任教。1970至1972年曾任美国历史杂志副主编,2006年还出版新著,介绍芝加哥垒球队的辉煌历史。

2010年4月13日 星期二

中国退伍军人民主联盟告祖国同胞书


中国退伍军人民主联盟告祖国同胞书
2010年4月12日

中国退伍军人民主联盟,是依祖国广大退伍军人的迫切意愿,经各地退伍军人组织充分酝酿和密切协商,在先后组建的中国5大区域(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退伍军人联合会(地下)的基础上,于2010年3月18日在中国大陆XX市正式成立,并就地设立联盟工作总部(地下)。
大会选举XXX为联盟主席(兼任执行委员会主席),XXX为联盟付主席。选举确定了32位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李契克为联盟秘书长(兼任联盟海外工作部主任)。
联盟成立大会的与会代表们,会后迅即返回各地开展工作。

令中国广大退伍军人悲愤的是,他们曾满腔热血,为报效祖国奉献青春、奉献生命。在服役期间,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将自身的利益置之度外;勇于在极为艰险困苦的条件下,经受摔打锤炼;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上,义无反顾地以血肉之躯,迎着炸裂的钢铁冲锋陷阵;在抢险救灾等各种严酷的环境中,舍生忘死为人民……
而无论他们怎样表现,都摆脱不了裹着中“共”外皮的霸国强盗势力的主宰、欺压、奴役和监控,摆脱不了被霸国强盗们逼为皇军、皇奴、皇狗(帮助霸主强盗欺压自己的父兄姐妹、充当镇压人民合理维权活动的工具等等)的厄运,无法正常做人、生存、发展和充分施展报国才干利益祖国……

当中“共”霸国统治势力用完了他们的价值时,便将其一脚踢开。统治强盗们表面上说要妥善安置他们退役后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上是欺骗愚弄退伍军人。
中“共”霸主势力,建造的是罪恶的帝国王朝;顽固维护的是中“共”党首主宰中国的,残酷的“塔”级社会;只把中国当做霸主强盗势力肆意进行各类统治犯罪的乐园,根本不顾中国广大军民的切身利益。
霸主势力不许中国社会公平,不许军民护卫基本人权,不许国人平等竞争与合理获利。使广大退伍军人退役后,面对各级凶残的中“共”贪官污吏,身陷统治强盗制造的黑恶社会环境,无法护卫正当权益;上访遭捕,陈情无门,抗争被害,只被允许逆来顺受、凄惨一生……

我们已忍无可忍,被迫向祖国同胞宣示:
是中“共”霸主强盗势力,顽固地与中华民族为敌,逼得我们与其不共戴天!
人都有宝贵的一生。我们为什么要忍受不劳而巨获的霸主强盗势力的欺压、灾害?!
我们可以靠自己创造各类社会价值的能力,保障我们的生存需要……中“共”霸主强盗们不允许!
他们非要强迫我们按照他们的罪恶意志“生存”=自我损害……他们非要成为踩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的主人……
他们手中的政权,是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
他们的执政地位,没有经过中国人民的选举认同,是非法的!
他们在残酷地压迫、奴役、剥削和掠夺中国广大军民的基础上,尽情享受罪恶人生……
这一切必须立即结束!

同胞们,为了我们正常做人和幸福生活的权利,为了我们健康、公平的祖国社会,为了实现我们当家作主的宿愿,为了有效制止霸国统治强盗们继续害国害民,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有效地行动起来!面对凶残的、暴力镇压民主斗争的中“共”统治强盗,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一定要摧毁这万恶的霸主统治,要夺回属于全体国民共同拥有的中国!要选举人民信赖拥戴的利国代表群体(各类优才组成的群体)执政;要建立公平市场与最佳利益产值人民的合理的社会制度;不要一党霸政,不要多党乱政;要建立健康的民主中国!

一切爱国反霸的退伍军人们,要在各地区和各行业系统的民主斗争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为民主中国的早日诞生,持续作出卓越贡献……

一切有良知的军人家属们,请给在军队服役的子弟们写信,希望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边,不要为欺压人民和欺压他们自己的中“共”霸国强盗们站在一边。在中国各地的民主斗争兴起的时候,不要执行罪恶的中“共”霸主统治势力有关镇压人民的罪恶命令;而应调转枪口,狠狠打击霸主强盗统治势力,在解放民族的斗争中解放自己……

同胞们,只要敢于行动,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中国退伍军人民主联盟
(E-mail:twjrminzhulianmeng@yahoo.com)

2010年4月8日 星期四

武汉千余“援越抗美”退伍军人上访请愿(图)


武汉千余“援越抗美”退伍军人上访请愿(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08日 转载)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4月8日消息,今天上午,湖北省武汉市大批“援越抗美”退伍军人到湖北省信访局进行请愿抗议活动。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上午人最多时,聚集的“援越抗美”退伍军人达上千人,到中午时大部分人都还未散去。
    
    据悉,“援越抗美”退伍军人主要要求公开身份、解决生活待遇问题。据随后我们联系上的“援越抗美”幸存者全国维权代表任忠启介绍,“援越抗美”军人是个特殊的群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越南战争爆发后,中国秘密派出三十余万人到越南参战,当时士兵们都是穿着便衣到越南去的。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尽管参战当年美国广播就播放了中国军队参战的消息,但时至今日,“援越抗美”事件官方还未解秘。任忠启说,现在大家都六、七十岁了,至今不仅身份未公开,相比较抗美援朝和其它退伍军人,援越抗美退伍军人未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和照顾。尽管现在全国“援越抗美”退伍军人上访三、四年了,但至今官方未给个说法。
    
    附:关于给出国参战人员按离休待遇的申诉书
    
    国家人保部: 
    人民解放军总**部: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及工程兵、高炮部队的退役军人,曾于1965年-1973年以代号为中国后勤部队参加过援越抗美作战任务。在战场上,30多万英雄儿女出生入死,流血流汗,日夜奋战在那炮火连天,弹片横飞的战场上。近万名官兵献出了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许多同志留下了终生残伤。我们以实际行动支援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正义斗争,保卫了祖国的安全。为捍卫世界和平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回国后,我们先后退役到地方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当年十七、八岁的热血青年,如今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最小的也年过花甲了。 
     援越抗美同抗美援朝,援老抗美一样是迈出国门去别国国土参加的特殊战争。它既不同于珍宝岛、中印、中越自卫反击,炮击金门和平息西藏叛乱等国内作战,又不同于解放前历次的全国全民性战争。越南地理环境险要,气候恶劣多变,加之美国飞机的频繁轰炸,其艰苦残酷程度可想而知。它的历史功绩远远超过54年后的任何一次作战。而且是和平建设时期稀有的诸兵,军种联合实际作战演练,是全国全军珍贵的资源,是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他们的身价绝不低于解放前参战人员,因为他们是在全国人民都过着幸福安稳生活的时候,奉命出国参战的,其奉献付出精神比解放前参战人员更可贵更高尚。 
     40多年过去了,这场跨国战争至今未公开,致使广大参战者在**上无荣誉,在生活上无优惠照顾。中宣部等8部门(中宣发(2007)9号)是对参战无业者给了纯属生活困难性的补贴,且很微薄,不如地方上公、检、法、司、工商、税务、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岗位津贴高,也抵不上一个援藏干部待遇优惠。对此我们广大官兵很有意见,许多烈士遗属怨声载道,社会各界也反映十分强烈…… 
     因此,根据我们在和平建设时期出国参战的特殊贡献,参照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出国参战人员实施终生优惠照顾的规定,结合这一弱示群体在全国全军十分稀少的实际,特写信提出申诉,幸存者代表32万参战者强烈要求: 
     1、给所有参战者(包括已退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企业)已退休人员改按离休办理,享受解放前参加工作人员的一切离休待遇。 
     2、对无工作者(城镇无业者及农村务农者),比照西藏无业公民,直接享受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 
     3、针对目前全国房价太高的实际,给出国参战者发放住房补贴。 
     4、对幸存者进行全面体检,并按现离休人员享受医疗费用。 
     5、给出国参战人员颁发纪念章。 
     6、对烈士遗属,比照抗美援朝标准,做好安抚。 
     7、向社会公开,对这一特殊战争做出历史评价。
    
    武汉千余“援越抗美”退伍军人上访请愿
    
    “援越抗美”退伍军人签名信
    武汉千余“援越抗美”退伍军人上访请愿

    “援越抗美”退伍军人签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