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讲述了三个被当今主流史学经常会忽视的三个历史事件之后，这一篇继续讨论应该如何重塑我们的历史观，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来先思考上一篇所带来的几个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三次关东陷落(这是我自己起的称呼，当然这第三次就是举世闻名的九一八事变)的反应，远要比31年前的第二次关东陷落来的猛烈？如果按照一贯的解释，即民国之前中国只有天下观而无国家观，那么为何南宋时的靖康之难所带来的亡国恨的影响，又远要比西晋时的永嘉之乱来的深？如果说民国以前的中国王朝历史并不总是由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天下观所指导，那么什么时候有的变化？或者是怎样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怎样的天下观？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去看一段文学描述。权当作引子。
鲁迅先生在其著名的《藤野先生》一文中，曾经提过一段往事：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这段记录曾被视作批判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怀的经典之一，并且契合鲁迅先生一直以来所抨击的一个主题：中国人最喜看杀中国人。不过结合上一篇所追述的历史，我们就知道，这里的喜看杀中国人，和菜市口看杀人吃血馒头，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1900年俄国对东北三省的进攻与占领(军事意义上)，可以说第一次激起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而这种意识，发端于1860年开始洋务运动。这时中国人的国家观，早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天下观。这时的关外已经逐渐被大众接受为所谓不可失的领土(统治阶层尚未形成此看法，统治阶层形成此看法在九一八之后)，所以随着俄国人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东北出现了以闯关东的汉人为主体的被称作“红胡子”的土匪部队(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即成名于此)，虽然也经营打家劫舍之事，但主要业务集中在报复俄人，而这些红胡子部队，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成为了为日军刺探情报以及做佯攻或掩护的主力。
那时候的东北人，或者说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情感，远未像现在这般复杂。甲午战败，自然是奇耻大辱，但是主要是上层以及知识分子所能感受到的自尊心受辱，并没有大众层面的身心受辱的感觉，毕竟当时战火没有攻到本土大部，唯一在国内制造的惨剧旅顺口大屠杀，其影响由于当时人的观念以及新闻传播途径的有限，也远不如南京大屠杀。所以在1904年的中国，日本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就是那个打败自己的曾经蕞尔小国，日军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就是四年前八国联军打过来时，那个军纪最好的部队之一(当时的日军部队由名将秋山好古率领，二战时日本军队的军纪大幅下降，日本国内军史撰写者均有不同的反映，总之同20世纪初的日军比一天一地)。
更直观的打个比方，那时候东北中国人看日本军队，就像我们1945年看执行“八月风暴行动”打击日本关东军的苏联军队一样，而看俄国人，就像我们后来看日本人一样，1904年给俄国人当奸细，和在1944年给日本人当奸细一样。按照这个比方换个位置想，如果日后被称为民族英雄脊梁的鲁迅先生活到1945年看到苏联军队枪毙伪满洲国汉奸而中国人都欢呼雀跃的时候，还会发出相同的感慨么？其实时年24岁的青年鲁迅的这段感慨，只不过是依然作为清国国民的他，尚未有民族国家意识，只是个简单文艺青年罢了。(进入现代之后，已经不再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了)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起码在1904年，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从土匪到留学东洋的学生，都已经不是传统上的天下观，而通过前篇的历史描述可知，其实在19世纪末，中国人已经不是天下的中国人，由前推可以到1860年，中国人在那时开始慢慢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而显然这种意识是逐渐发展的，1945年的民族国家意识比1931年的要强，1931年的要比1904年的强，但1931年与1904年间的差别，已经不是天下观与国家观的差别。
那再之前呢？
再之前，也不是几千年都是一个样子的天下观。
咱们再回到的永嘉之乱与靖康之难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都是一贯的天下观，那么就很难去解释为何永嘉之乱，这个史上第一次中原王朝的两京(长安、洛阳)都被异族攻占的大变乱，对后世影响几乎可忽略不算；而靖康之难的影响，则一直持续到现在。南宋之后中原主导政府再无谈判投降之念，而正是这种意识，才有崇祯不敢谈判最终自杀，才有李鸿章在谈判桌上扬言八国联军如果以占地为目的打下去就再无和谈之意，才有蒋介石一心一意抗战到底，直到现在。
是因为晋朝的人更喜欢偏安而宋朝之后的人更强？从人类越来越爱惜自己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显然说不通。那是五胡乱华时的胡人比金人军队更猛？从科技发展的趋势来看，也不大可能。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们的观念已经在几百年中发生了变化。其实从宋往前，不用太多，在五代的时候，对沙陀人攻占中原接连成立三个王朝，貌似大家也都没什么意见，可到了南宋就完全不一样，而像对燕云十六州如此执着的思念，估计也只有清末被割走的土地才能比的上。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宋开始，直到1860年，已经有了和之前不同的国家观念，我暂且称之为主权皇权国家观念，以区别于日后的主权民族国家观念。形成这种观念的原因在于，宋立国之后，赵匡胤吸取了唐亡的教训，开始重新加强皇权，进一步削减相权，而外部由于第一次出现强劲的制度化的异族外地辽国(之前无非是匈奴与突厥的袭扰，或是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汉人的风俗性胡化与胡人的政治性汉化，并没有异族政权以危险面目出现时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制度)，宋作为唐后重新一统中原的政权，皇权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皇室即国家，捍卫皇室也第一次有了民族意义上的保家卫国的意味。所以当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掳走时，所造成的冲击并不是像之前永嘉之乱那样简单的只是国都被攻破国王被抓走，而是国破家亡的概念开始在人们脑海里打转。这也才有了后来南宋不计国力发疯般的北伐，并且北伐的主导力量融会于全社会中。而反观东晋和南朝历代的北伐，更多的是权臣的政治考量，无关痛痒。在导致南宋最后实质性灭亡的崖山海战中，估计南宋的海军如果那时候就打旗语的话，肯定已经打出过类似秋山真之在对马海战中编写的那条有名的”皇國興廢在此一戰，諸君當需愈加奮力“的旗语。
除了皇权与国家结合的皇国概念正式诞生之外，主权概念也在宋朝开始萌生。在旧有的天下观看来，长城本是王朝版图伸缩间的一条线而已，而到了宋朝，虽然燕云十六州被辽所占使得那部分的长城失去作用，但总体来说长城以南的日后被称为内地十八省的中原地区，已经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宋以降，虽然天下观依然起作用，西北可以没有，藏区可以没有，东北羁縻之地可以没有，北方大漠也可以没有，但主权概念逐步形成，长江以北长城以南地域的丧失，将不再被视为王朝天下的收缩，而被视为必有国土的沦丧，必须去夺回。这一观念的形成深刻影响中国直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而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程朱理学成为正统，宋元明清的更替虽然也伴随着惨烈的战争，但是四大朝933年间并未再有之前汉唐间将近370年的大动乱时期，以及唐宋间72年的动乱期。而也正是在这四大朝末期，分别产生了迈向工业革命的机会。
现在我们知道宋是一个分割点(而不是黄仁宇所说的明万历年间)，而依此类推往前推，会发现一种全新的大尺度下的代际规律的描述方法——“期纪模型”：
首先整个历史，在最大的尺度上(千年为单位)，分为三个“世纪”，又传说时代到战国末年，是”古世纪”；由秦初到清末，是”中世纪”，由民初到现在，是”新世纪”。
而每个”世纪中”都穿插着两种”期”：”稳定期”与”纷乱期”，两种”期”在”世纪”中交替发生。
古世纪(王权世纪)：
1. 史前传说时代：形成天下观alpha版，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的人们，已经开始逐步的形成天下的概念
2. 第一次稳定期：夏、商、西周，大约历经1346年，形成天下观beta版。夏朝第一个国王启在征伐不服从的部落时，已经表明是”恭行天”，天下与天子的概念已经逐步稳定成型。而当时的天下依旧拘泥于物理意义上的普天之下，即无限的天下观。
3. 第一次纷乱期：春秋、战国，770BC-221BC，大约经历549年，形成天下观RC版。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向后面”中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天下观过度。一般来说，“国”的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传统上的城郭间的距离变为0，城郭开始有了地域的概念，而诸侯列国正好激发完善了这种概念，城之间不再是野，而是城外域与城外域的交集，而国也不再只是一座城，而是城的集合。这样一来国之间不再有之前的那种”缝隙”，天下也变得有可观察性和局限性。
中世纪(皇权世纪)：
1. 第二次稳定期：秦、汉，221BC-220AD，大约441年。此时由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式形成了天下观1.0版。此时的天下已经被视作是一个相对有限的天下，而这限制在于王朝的郡国们所能达到的统治广度。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建立了真正的皇权制度，但是这一时期的皇权是与贵胄集团相结合进行统治。所谓贵胄集团中的”贵”是指由于汉代的察举制度，人才均为推荐产生，所以产生了一个贵族化的平民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了汉代所谓的外廷，处于京师的处理日常事务文官阶层，以及各个郡的官僚阶层；”胄”是指在内廷任大司马职掌握兵权的皇亲族或皇族外戚。内外廷，贵族化的平民和皇族化的贵族之间的军政合作，成为朝廷稳定的基石。对于皇帝本身的地位，由于秦的国祚只有20年左右光景，所以汉朝新立的时候，周亡不过20年，因此按照古典儒家的看法，汉帝与周王一样，是负责行周礼的大祭司，而除此之外，除非皇帝本身能力极强，基本对内外廷处于弱势地位。汉帝只是天下王朝的象征，而王朝的内外廷合作，拓展或者缩小天下的范围。
2. 第二次纷乱期：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220AD-589AD，大约369年，形成天下观2.0RC版。汉末由于太监借皇帝的虚名行事，造成了党锢之祸，彻底的打破了内廷与外廷间的平衡，内廷皇族势力被消灭，各路地方与中央贵族群雄并起，礼崩乐坏，不再有一个制度的轴心。这时期经历了大规模的胡人政治性汉化与汉人习俗性胡化，文化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争夺第一的位置，古典儒学随着礼崩乐坏而衰败。这一时期确立了九品中正制与门阀政治，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末期，南朝出身寒门的将领不断代替传统贵族走向前台，北朝则是关陇武人集团开始把持国政。由此，皇帝本身的军国化，为下一个稳定期的新一轮皇权集中做好了准备。此时的天下依旧是贵族们代天子所能达到的范围，因此南朝也并不存在偏安一说，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北伐一统的意识与需求，如果贵族们只能达到长江，也就只好这样。
3. 第三次从稳定期：隋、唐，589AD-907AD，大约318年，形成天下观2.0版。在属于关陇武人集团的杨家重新统一中原，以及同样关陇集团出身的李家缔造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时的天下，由于天子本身已经凝结了庞大的军政集团，已经不是贵族们代天子所能达到的治理广度，而是天子的文臣武将们奉天子的指令，所能达到的治理广度。天下观2.0版中，皇权比1.0版更为加强，相同的是疆域仍然具有可伸缩性，还没有主权的概念。而此时新的制度轴心建成，即科举制与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从制度上保证了自南北朝末期开始的寒门入官。三省六部制则在一方面分割了相权，使得皇权得以有实质性的加强，而相权本身也更合理化，三省在政事堂内互相牵制，三权分立，而皇帝的圣旨如果得不到政事堂的背书，也根本发布下去。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制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也只是终唐一代，才出现了钱穆所指的那种皇权与相权的制衡。
4. 第三次纷乱期：五代十国，907AD-979AD，大约72年，形成天下观3.0RC版。在隋唐时期虽然有科举制，但是门阀势力仍然很大，而三省六部制虽然构造精密，但在晚唐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官阶层的党争，使得三省六部制濒于瘫痪，而也正为此中晚唐中央政府始终无力一劳永逸的解决由安史之乱带来的藩镇割据问题，最终制度轴心崩塌，中原王朝陷入分裂，沙陀人更是三次入主。此时由于辽朝崛起，科举制逐渐显现出威力，武人集团开始走向末路，历史已经为又一次的皇权集中做好了准备。
5. 第四次稳定期：宋、元、明、清，979AD-1912AD，大概933年，形成天下观3.0版，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皇权主权国家观念。亦如上文所述，宋朝开始形成了皇权主权的概念，天下的概念再度实际化，长城以南山海关内的内陆十八省，成为了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而且即使是元、清两个异族征服王朝，在接受中原文化后也接受了这种新的天下观，也使得龙脉在辽东的清朝在19世纪末，对于辽东的失陷也不是那么大惊失色了，倒是内地的失陷会让朝廷紧张起来。皇权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加强，而鉴于宋亡于元也几乎基于党争，明初即废除三省丞相之位，只留六部，而清朝也基本遵循了这一架构，中国的传统专制达到顶峰，无人再可制衡皇权。这一时期疆域依然是弹性的，而在清朝末期，后一时期的民族主权国家概念也开始出现，刚性的领土主权意识开始萌生。
6. 第四次纷乱期：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12AD-1949AD，无天下观，进入民族主权国家时期。基于清末版图的中华民国，民族主权国家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而通过上层政治机构的建设，东北三省，蒙藏，新疆，逐步成为了继内地十八省之后所谓神圣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但是由于科举制与六部制的取消，上一个稳定期的制度轴心丧失，而民国两代政府均没有成功的建立起一个新的从下到上的制度(国民政府比较成功的构造了新的上层政治结构)，最终于1949年再度发生了政权更替。
新世纪(民权世纪)：
1. 第五次稳定期：1949AD至今，无天下观，民族主权国家观念得到最终确立，海权意识得到加强，台湾以及外围海岛也成为了新的不可分割之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一种新的从下至上的政治结构，但是否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以往稳定期所具有的那种制度轴心，仍然有待观察。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到纷乱期的时长呈现出一个趋势：550年-370年-72年-37年，在这里我称之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阻尼效应，即纷乱期的周期在震荡减弱，政体发展在趋于最终的稳定与平衡。
而对于这个新的“期纪模型”所代表的对中国历史代际关系的新的描述，以及其内涵的阻尼效应，对我们塑造一个新的历史观有怎样的影响，在下一篇中会详细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