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8日 星期日

孙中山嘉奖的甲等功臣高振霄,高振霄在武昌首义的贡献


孙中山嘉奖的甲等功臣高振霄,高振霄在武昌首义的贡献
  随着革命时机的到来,高振霄于1910年与谢石钦等组织德育会,强调“天下兴亡,视民德兴替,应修私德以完人格,重公德以结团体”,以实现团结和强国的目的。接着,又促成德育会与共进会的合并。同时,他还与同志一道,积极促成共进会与文学社实行联合,并以文笔为刀枪,继续在报界大张革命声势。
“甲等功臣”
  武昌光复翌日,高振霄会同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等党人,以及社会贤达,前往咨议局商议建立新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针对新政府组建之初,百废待举,地痞流氓也趁火打劫,百姓深受其苦,出台新政府文告,维护首义成果、稳定社会秩序,成为开创世纪新纪元第一要务。时苏成章提议组设民政部,管辖民政最急事务,高振霄与费矩、袁国纪等即主持筹组,通过夜以继日的工作,草拟并颁布新政府文告:“一、改制共和:义军之起,原为推倒专制政府,建设共和国家,以增进我国民之完全幸福为目的。于八月二十一日由部呈请都督宣布改制,以期一新天下耳目焉。兹录其原文如下:为谕饬遵办事:照得军政府愤满清政府占据中华,政治混乱,丧失主权,暴敛横征,朘削膏脂,强夺吾民已成之公共财产,钳制吾民之热心义举;斥志士为乱党,目公论为嚣张,逮捕株连,杀人无算。本军奉军政府命,特于八月十九日倡义,征讨民贼,驱逐满清贪污残酷官吏瑞澂、连甲等,克复武昌、汉阳等处地方……。二、豁免钱粮及苛税为立国之道,以收拾民心为第一要义。三、延揽人才。四、派员演说。五、筹办临时警察……。六、提倡保安社规模甫具,士民归心。七、创办团练。八、维持金融易代之际,纸币滞碍难行,特出示晓谕,一律照常通行……。九、注重外交……”
  武昌首义成功后,各地各类人才云集武昌。刚开始,军政府设招待所于都督府前丙等模范小学校内,以高振霄、袁国纪等负责接待。10月12日晚,军政府正式成立招纳处(后改为集贤馆),其任务是“招集文武贤才,襄助军政,共图大业,建立共和民国”。次日招纳处奉命,凡是有一技之长的投效者,即送府委用。特派党人吴醒汉负责接待各地投奔武昌的军界志士,高振霄负责政、学两界人士。由于他们努力工作,三天内就招纳文武志士四百余人。至11月底止,云集武昌的各类投效人员达万人之众,成为革命新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黎元洪正式就任都督后,高振霄与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陈宏诰及执法处长程汉卿面陈黎元洪,以黎名义颁布《刑赏令》及军令八条,遍贴全城,规定“军队中上自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并派人沿街演说,维持秩序,安定人心。自此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远近称颂不绝。军务部执法处(后改编为军法局)成立后,高振霄与陈宏诰一起调入,主办军案。高振霄以人道为本,废苛刑,申军法,惩奸治军,颇有口碑。当时狱中有囚犯数百余人,高振霄与执法处长程汉卿亲往查访,细心开导。当他们饱含激情演说时,有的囚犯竟感动得落泪。之后,由高振霄出具函文,挑选年轻力壮且有悔改之意者上百人,一律送交游击队长金鸿君收留,分别编入队内助战,后送往前线作战,多立战功。

韩良呼吁恢复重庆解放碑原名“抗战胜利记功碑” 遭国宝暴力殴打


作者:韩良

昭示全民抗战胜利,祭奠四川民众丰功伟绩的“抗战胜利记功碑”


人民解放纪念碑



根据我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纪念碑和陵墓双不能随便改名的。因為他们是因特有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而修建的。例如,你不能把重庆的“邹容纪念碑”改成“雷锋纪念碑”,也不能把南京的“中山陵”改成“泽东陵”或“小平陵”。同样的道理,你不能把“抗战胜利记功碑”改成“人民解放纪念碑”。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市中区督油街广场原“精神堡垒”旧地址上修建的“抗战胜利记功碑”是纪念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而牺牲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们拋头颅洒热血,英勇杀敌,為保卫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為国捐躯,英名不朽,理应受到后世的尊敬和纪念。因此,修建这座纪念碑有他特殊的歷史意义!

重庆是抗战时期中华民国陪都,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指挥中心之一。早重庆修建这座纪念碑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宣示了抗战期间重庆人民在日本飞机轰炸下不屈不饶顽强战斗的“重庆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决不能一笔抹去!

抗日战争是我们全民族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战争,比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解放战争”重要得多。纪念抗战英烈比纪念打内战取得胜利的歷史价值大得多。把“抗战英雄纪功碑”改成“解放碑”是将一党的胜利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恶劣行為。涂改了“抗战记功碑”就是涂改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歷史,这是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容忍的。重庆市政府完全有能力再修建一座“解放碑”,让缅怀“解放”的那些人去纪念重庆解放。再恢復“记功碑”的原名,让缅怀抗战英烈的人们有地方追思祭奠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们!

政府何苦要伤害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胡乱涂改这座“抗战英雄记功碑”呢?这样一改,中华民族唯一的一座“抗战英雄记功碑”消失了,重庆人民顽强抗敌不怕牺牲的“重庆精神”也不见了,这是多麼可悲!

“抗战记功碑”的内墙上刻著千千万万阵亡将士的名字,他们用血肉之躯抗击了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和独立,用尊贵的生命谱写了正义之士邪恶这个永恆的真理。这个英雄群体和英名应该永远立在重庆市的中心,接受子孙后代的顶礼膜拜,接受我们永远的怀念、景仰和祭奠!

时至今日,重庆的党政领导还有什麼理由不能恢復“抗战胜利记功碑”的原名呢?成都市在2007年就恢復了《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即无名英雄铜像),一位英姿颯爽的中国军人持枪杀敌的英雄形象又重新耸立在成都市区。成都能办到的事,為什麼重庆办不到呢?难道重庆的党政领导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抵触情绪?事实表明,近二十年来不少市民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恢復“抗战胜利记功碑”的提案多如牛毛,歷届政府是不理不睬!我们希望新上任的党政领导尊重歷史、顺应民心,实事求是地对待国军在抗战中的作用,尽早尽快為“抗战英雄记功碑”正名。这样做既能提高重庆的知名度,增加旅游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化解两岸的歷史恩怨,促进民族团结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重庆市的各位党政领导,為“抗战胜利记功碑”正名是你们為中华民族立功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良机!


韩良 13350341212

于2013年8月15日 



重庆国保殴打国军将领韩克明之子韩良纪念抗战胜利



2013年8月15日是全国抗战胜利68週年纪念日,上午10点过5分,重庆国军著名抗日将领韩克明先生之子韩良老先生(重庆民运界领军人物,现年64岁,系孤寡残疾老人)携带大幅《日本投降》和《抗战英雄记功碑》老照片来到重庆渝中区解放碑广场宣传抗战,突然遭到早已化妆成“棒棒”的渝中区多名国宝便衣的阻扰,他们强行收缴韩老先生所带大幅老照片,并将韩老先生抬离现场,关进一辆小车。国宝的这一恶劣行径遭到在场数百围观市民的同声谴责。市民们都称讚韩老先生的正义之举。认為忧国忧民的韩良先生宣传抗战,宣传真实的歷史何罪之有?

韩良在汽车行驶途中遭到车内国宝的暴力殴打,国宝骂韩老先生:“老傢伙吃了饭没得卵事,共產党白养你了”,韩良回答“到底是谁养了谁要搞清楚,我都為国家工作几十年了,创造的财富不下数百万,是我们人民养活了共產党,养活了你们,我都这麼大岁数了,比我你竟敢打我!”。这名30多岁的国宝也毫不示弱:“你说你老,比你老的我都一样打。”

事后查明,韩良的左手关节严重扭伤,左耳门被打听力严重下降,面部被打门牙多颗鬆动,满脸是血。在此,韩良要求重庆市公安机关赔礼道歉,依法处理打人国宝并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韩良希望全中国有良知的中国人看清汉奸卖国贼的真实嘴脸,请同胞们支持我这个孤寡残疾老人的正义之举,来电来信都可以!希望同胞们早日觉醒,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已感到疲惫不堪,在此谢谢关心我的兄弟姐妹们!

韩良

于2013年8月16日

韩良电话:13350341212   住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181号1单元7-1

2013年8月17日 星期六

四国教科书中的朝战


四国教科书中的朝战

明鏡雜誌 (明鏡歷史網) - 1 小時前
* 对于参战的朝、韩、中、美四国来说,如何向他们的年轻人讲述朝鲜战争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国的教科书在对一些基本史实的介绍上甚至大相径庭,仿佛60多年前,各国的年轻人们在朝鲜半岛上参加的不是同一场战争。 * 2013年6月1日,朝鲜儿童在平壤的游乐园进行射击美军的游戏 主笔_文涛 实习记者_赵旸旸、李爽 北京报道 金多罗是一名来自韩国的留学生,目前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传播学专业2010级本科。她说,每年6月25日,韩国中小学会组织学生去参观战争纪念 馆。金多罗的爷爷和外公都是在朝鲜出生的,金从小就关注“韩国战争”的故事。她还依稀记得小学时的历史课本称,“韩国战争”是朝鲜为了使韩国参与到共产主 义而发起的侵略。 对于参战的朝、韩、中、美四国来说,如何向他们的年轻人讲述朝鲜战争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国的教科书在对一些基本史实的介绍上甚至大相径庭,仿佛60多年前,各国的年轻人在朝鲜半岛上参加的不是同一场战争。 *谁是侵略者?* 朝鲜战争在韩国被称为“6·25战争”或者韩国战争。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中,在《大韩民国的建立》这一章里表述:朝鲜一方面加快为南侵做准 备,另一方面在表面上希望与韩国和平相处,以掩藏其南侵的意图,“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越过三八线,开始南侵”。 2001年韩国出版的一套... 更多 »

辛亥革命中的绍兴记事,绍兴革命志士直接参与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


辛亥革命中的绍兴记事,绍兴革命志士直接参与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
清末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员组织领导的“共进社”“文学社”联合新军,趁大批清军从湖北调赴川东镇压“保路运动”之际,在湖北武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清武装起义。全国各地陆续响应,推翻了已有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这就是伟大的“辛亥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绍兴的革命志士直接参与了光复上海、杭州等地的战斗。1911年11月10日,王金发等人率部队抵达绍兴。11日,王金发重组绍兴军分府,长官称都督,掌军政大权,一直到1912年7月,以王金发为首的绍兴军分府维持了8个多月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撤销。
  这就是辛亥革命期间发生在绍兴的基本史实。今天我们想要讲述的就是那段历史中的真实故事。
  16岁的尹维俊投出了光复杭州的第一颗炸弹
  绍兴革命志士直接参与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
  1911年10月10日(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随着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辛亥革命全面爆发。当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谱写夺取全国胜利的新篇章之时,绍兴这座封建势力较为浓厚的千年古城也并不安静。
  仓桥街(今城市广场西北南)上的“万卷书楼”里,光复会员、同盟会员王子余在其创办的《绍兴白话报》上曾不断作出反映辛亥革命情况的报道,使绍兴知府程赞清等大小官员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同年10月15日,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南洋泗水获悉“武昌起义”消息后,动身回国。11月初,光复会嵊县女将、年仅20岁的尹锐志在上海“锐俊学社”组成“光复军”,会同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陈其美及李燮和等攻打江南制造局,并以所储兵器及现银40万元各半,成立上海及吴淞都督府。11月3日,上海光复。
  11月4日凌晨,王金发与尹锐志的妹妹、年仅16岁的尹维峻等组成的“敢死队”,从西辕门进,首冲杭州运司河下的浙江巡抚衙门。尹维峻单身骑马上前首掷炸弹,大队跟进,吓得抚署守卫清军撤退二门,举白旗投降,巡抚增韫率妻女爬后墙逃跑时被俘。童保暄,以原省谘议局为“浙江军政府”,以临时“浙江都督”名,出布告安民,杭州初步光复。11月7日,山阴人、曾任沪杭铁路总理、立宪公会副会长的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分府都督,浙江省会杭州全部光复。
  与此同时,陶成章也从上海赶到杭州,参加省参议会,被举为总参议。决议会师攻打南京,并由陶成章押送增韫去沪,放他回青岛。
杭州光复后绍兴城内谣言四起
 末任绍兴知府程赞清与当地劣绅密谋宣布绍兴“光复”
杭州光复以后,只有一江之隔的绍兴立即沸腾起来。由于革命党在这场革命中对群众的组织教育发动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老百姓对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还不清楚,有人曾经印了许多明太祖的像一张一张地去分给农民,并且向农民宣传:清朝的政府是由外面侵入的人组成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打出去。与此同时,《扬州十日记》之类的小册子也开始在绍兴民间流行,以至后来有人把革命军着的军装描绘成是白衣白帽,说这是穿崇祯皇帝的素服。
  “杭州光复的第二天,绍兴城内谣言迭起,说是杭州的驻防清兵突围而出,正向绍兴过来,接着是一阵风似的‘逃难’。”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何信恩告诉记者,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怀旧》里对此有一段传神的描绘:“予窥道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手多有挟持,或徒其手。王翁语予,盖图逃难者耳。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李媪至金氏问讯,云仆犹弗归,独见众如夫人方检脂粉芗泽,纨扇罗衣之属,纳行箧中,此富家姨太太似视逃难亦如春游,不可废口红眉黛者。”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借用庚子夏天的事情,影射辛亥时期绍兴城里人的逃难。
  趁着这样的混乱,末任绍兴知府程赞清与当地劣绅章介眉密谋后于11月7日宣布绍兴“光复”,将知府改称为民政长,拼凑成立了由程赞清任民政长的绍兴军政府,竟然获得杭州都督府的电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把戏,使盼望推翻封建体制的人们都倒抽一口冷气,正如鲁迅所嘲讽的那样:“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便是绍兴光复……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反抗起义、军事政变随时随地可以发生!


反抗起义、军事政变随时随地可以发生!
x党丧尽天良、罪恶滔天,现在彻底消灭他们的所有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完全具备。xxx等匪首愚蠢地以为掌握了军队领导权,他们就可以世世代代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安享“摸着石头过河”的快乐;子子孙孙高喊“改革开放”敲骨榨髓地抢劫百代华夏子孙活命“红利”。然而xxx等共贪党党魁阻挡不了历史前进步伐,现实马上会告诉他们:共贪党抢劫集团的“中国梦”只有在一个地方可做,那就是未来高墙内的监狱!
我相信:未来千百天里,每月、每天、每小时都可能发生反抗起义、军事政变,xxx等匪首一定会在一场摧枯拉朽的反抗起义、军事政变中迅速完蛋,而阴森森的监房早已为他们预订了铺位。
为了未来的反抗起义、军事政变能够减少国人的代价和牺牲,也为了各种反抗起义、军事政变能够迅速获得成功;我把自己多年前组织的一场小小的“军事政变”公布于众,希望能对组织起义、政变的下层军官和士兵有所帮助。

多年前我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守备师炮团一连服兵役,因一件偶然小事而组织了一场致使全师紧急集合的小小“军事政变”。大约在1985年的某月,一天我去营房外的卫生间方便。回来的路上突然听见有个家乡口音的人在哭喊叫骂,听起来声音非常凄惨,我马上对着哭声的地方冲了过去。在三连的营房水井边,一群三连战士正挥舞着铁锹、棍棒拼命殴打一个喊我们老家口语的战士(我不认识他)。而三连连长正在高声鼓动:狠狠地打,死了我负责!我怒火中烧,不顾一切地闯进了人群,连拉带拽把那个老乡抢了出来。当时我在部队也是个兵头(有一定威信的战士),三连战士看到我后都纷纷退后。那个老乡已经被打糊涂了,刚出来时还向我动手。当他看清楚我时(他显然认识我),他语无伦次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哭诉起来:老马!老马!他们欺负我!他们欺负我!老马!他们不让担水、不让担水;他们打我!他们打我!他们打我!

从远隔千山万水的张家口来到新疆,我们在潜意识里已经把对方当成了骨肉兄弟。他的遭遇让我怒火冲天,我不顾一切地迅速招集我们团张家口老乡来开会。同时,我也联系了我们师三团、四团的老乡,希望他们能够快速赶来帮忙。开会时大家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概况,弟兄们群情激奋,多数人高喊着要找三连算账。此时我基本冷静了下来,觉得应该尽量避免打起来;主要控制三连连长,逼团里处理他。同时要求团里赔偿挨打的老乡,并且送他到军区总医院检查、看病。开会的时候,有几十个新疆的战士主动要求参加。在三团、四团老乡还没有到来前,我们大约已经组织了一百人左右参与行动。
我们突然袭击包围了三连,迅速控制了三连连长,并且切断了他的所有对外联系。我安排人把守了弹药库以及排长以上干部的办公室,不许任何人随便走动。同时所有三连营房通道派人看守,防止有人帮助三连连长。另外,我在通道里高声对三连战士喊话:三连的兄弟们,我是一连的马志杰;我们现在只跟三连连长算账,与你们没有关系,请兄弟们不要管闲事,以免伤了和气。
此事引起全团巨大震动,听说师部也紧急集合应对不测(师部离我们连距离不到一千米)。经过了不到一天的时间谈判,团里出乎意料地全部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我们一时激动的莽撞行动,居然大获全胜。后来我回忆此事,部队所以没有武力镇压,与当时我们团的主要领导是河北老乡,我们营长、连长、排长与我个人关系良好有一定关系。

此“军事政变”最大的不足是:我们没有考虑好一旦局面严重失控,我们撤退到何处!希望未来组织反抗起义的人民英雄们引以为戒,动手前考虑好撤退路线、安身之地、坚持战斗以及扩大战果的方法、策略。

稻草小组 马志杰

2013年8月16日 星期五

從軍人政權轉身到民主政體有多麽艱難?

《新史記》翟耀


緬甸正在迅速民主化、迅速改善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快得讓人難以置信。緬甸如何走到今天?長期掌權的軍人統治者怎麼會啟動改革?美國之音製作了由王南、木風撰稿的六集系列節目《緬甸民主歷程》,介紹了關於緬甸變革的近70年風雲,提供了尋找答案的線索。原文較長,現摘要介紹如下。

緬甸軍人政權起源

要追尋緬甸軍人政權的根源,不能不提二戰前夕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緬甸獨立運動以及日本訓練的“緬甸獨立軍”。這支武裝是緬甸獨立建國的骨幹,並成為國家的鐵腕統治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緬甸獨立運動風起雲湧。英國為培養當地精英而在1878年建立的仰光大學,成為獨立運動的溫床。許多日後的緬甸領袖人物當年都在仰光大學活躍一時,比如有“緬甸建國之父”之稱的昂山、緬甸獨立後首任總理吳努和緬甸軍政府鼻祖吳奈溫。

1940年8月,因領導獨立活動而被英國當局通緝的昂山來到日本佔領下的中國廈門,那年他只有25歲。據說昂山想聯絡中國共產黨,但他的行蹤被日本人發現。日本人把他請到東京,同年把他悄悄送回仰光,希望利用昂山反英,為日軍征服緬甸鋪路。而昂山也意識到日本有可用之處。昂山和吳奈溫等30個年輕人乘船來到了日本佔領下的中國海南島,這就是緬甸獨立史中著名的“30志士”。30志士在島上同吃同住,接受嚴格的日式軍事訓練。

先聯日反英,後聯英逐日

1941年,30個年輕人轉移到泰國曼谷,成立“緬甸獨立軍”。他們歃血為盟,立志建國。1942年,日本皇軍大舉攻緬,昂山和奈溫等人也隨日軍奔赴前線,沿途緬甸民族主義者紛紛投入緬甸獨立軍。

苦戰後英軍和援緬的中國盟軍都被迫退出緬甸,緬族人為主體的緬甸獨立軍和幫助盟軍抗日的克倫族爆發衝突,日軍控制住局勢,但這為後來的政治動蕩和民族衝突埋下了伏筆。

日本解散了緬甸獨立軍,另組“緬甸防衛軍”,由日軍提供正規訓練,1943年更名為“緬甸國民軍”。

1943年8月1日,在日本主導下,緬甸宣佈“獨立”,但實際上只是日本傀儡。戰前曾在英國殖民政府任緬人總理的巴莫出任元首,昂山任國防部長兼國民軍總司令。

1944年,日本敗相已露,昂山等人開始和盟國暗通信息。1944年8月,昂山領導的緬甸國民軍、吳努領導的緬甸人民革命黨和緬甸共產黨人密謀,成立了反法西斯組織。

1945年3月27日,緬甸國民軍反戈一擊,在全國各地攻襲日軍。這一天後來成為緬甸的“軍隊日”。1945年5月,英軍收復仰光。

戰後的緬甸百廢待舉,昂山領導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號召早日擺脫殖民枷鎖。1947年1月27日,昂山在倫敦和英國首相艾德禮簽署協議,保證緬甸一年內獨立。2月12日,昂山在撣邦城鎮彬龍與撣族、克欽族和欽族領袖簽署協議,確立聯邦制和民族自治原則。這一天後來成為緬甸“聯邦日”。

1947年4月,緬甸在動蕩中舉行議會選舉。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在選舉中大獲全勝。共產黨人分道揚鑣,指責昂山投靠帝國主義搞假獨立,而克倫族想在英聯邦內另立克倫邦。

1947年7月19日,昂山和其他六名臨時政府領導成員開會時,武裝分子衝進來掃射,全體遇害。這一天成為緬甸“烈士日”。昂山的政敵吳素因策劃刺殺被處死。

領導成員吳努因不在場而躲過一劫。危機之下,英國總督休伯特·蘭斯少將急請吳努組建新政府。1948年1月4日清晨,仰光舉行儀式,英國國旗黯然落下。這天成為緬甸“獨立日”。撣族首領蘇瑞泰擔任首任總統。實際政府領導人是總理吳努。

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

新共和國一誕生便陷入內戰。最先造反的包括由前“30志士”成員領導的共產黨武裝。

新緬軍由背景不同的兩大派系組成,一個是昂山領導的由日本訓練出來的緬甸國民軍,另一個是原英國殖民政權訓練出來的以克倫、克欽和欽族等山地民族為主的部隊。共產黨反叛後,左翼的政府軍部隊和民兵組織紛紛加入反政府陣營。英國訓練的克倫族部隊最初是抗擊共產黨的政府軍主力,但隨後克倫族和多數民族緬族之間又爆發血腥衝突。民族仇殺越演越烈,1949年初,昂山生前戰友、緬族將軍吳奈溫出任緬甸武裝部隊參謀長,克倫族部隊隨即嘩變,攻打首都。奈溫指揮嫡系緬族部隊守住了仰光。

內亂未止,外患又來。中國內戰中失敗的一批國民黨軍隊從雲南退入緬甸,在李彌將軍率領下在緬北建立根據地。

奈溫領導的軍隊成為維持政權的支柱。到1950年代中期,政府軍把克倫族反政府武裝逼往泰緬邊境地區,把共產黨武裝趕進山區,猛攻李彌的國民黨軍隊,迫使其撤往台灣。奈溫也鞏固了領導地位。

獨立約頭十年,緬甸人嘗試過民主政治。在首任總理吳努領導下實行多黨議會選舉,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連選連勝,保持著議會多數。數百家報刊雜誌自由爭鳴,大批年輕學子赴海外留學。當時緬甸的人均生活水平遠高於周邊國家。

50年代,吳努和後來成為聯合國秘書長的吳丹等緬甸高級官員積極穿梭於美、蘇、中、歐洲,推動睦鄰友好關係。1955年,29個亞、非國家領導人云集印尼萬隆,召開第一次不結盟運動會議。作為這次會議的積極推動者之一,吳努和印度總理尼赫魯、印尼總統蘇加諾、埃及總統納賽爾和中國總理周恩來並駕齊驅。

1958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領袖彼此反目,爭吵不休。9月,吳努在軍隊逼迫下發表廣播講話,邀請參謀長奈溫將軍出面力挽狂瀾,領導“看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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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首位軍人統治者奈溫將軍。


1960年12月,緬甸如期選舉。軍隊自以為維穩有功,誰知軍隊支持的黨派慘遭選民說“不”,吳努大獲全勝。民族矛盾的激化給了奈溫奪權的理由。1962年初,吳奈溫以防止國家分裂的理由發動軍事政變。3月2日,坦克開上仰光街頭,軍隊逮捕了總理吳努和其他政府高官以及蘇瑞泰等少數民族領袖。奈溫宣佈,鑒於形勢惡化,武裝部隊接管政權。他解散議會,廢除憲法,取締所有政治黨派,由親信將領組成“革命委員會”並自任主席,全國只剩下一家官方報紙《勞動人民報》。他成立了“社會主義綱領黨”,在緬甸實行一黨專制和軍人統治。

7月2日,軍隊衝進仰光大學校園,百餘名要求恢復民主的學生被射殺。軍事政變標誌著緬甸多黨民主議會時代的終結。緬甸從此進入軍人統治時期。奈溫宣佈:要建設具有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

奈溫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族等各方面,全面推行了中央集權體制。

軍政府全面推行國有化。1963年2月通過的企業國有化法規定政府可以不經法律程序按照自己認可的方式把任何企業收回國有,銀行、貿易、石油和森林工業基本全部實現國有化。1963年9月成立了“人民商店公司”,負責進口商品和國產商品的零售銷售。國有化一直持續到1970年,緬甸較大的廠礦都由軍隊接管。

軍政府1963年禁止土地和牲畜兼併和土地出租。為控制大米和其它糧食價格,對農產品實行了固定價格制和統購統銷,建立起由國家全面控制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

政治上的高壓手段和經濟上的國有化的短期效果明顯,但國內矛盾並沒有解決,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增加。國有化的惡果很快顯現出來,國有企業毫無活力,私營企業無法發展。1965年以後,緬甸經濟停滯不前。大米出口從60年代初每年100多萬噸減少到70年代的20-30萬噸。到80年代,人均收入只有190美元/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新史記》第14期)

杭州光复会成立经过,吕公望在杭州光复会的作用


杭州光复会成立经过,吕公望在杭州光复会的作用
1909年夏,浙江的光复会员和同盟会员建立了以吕公望、朱瑞、顾乃斌、韩绍基、庄之盘、朱健哉等人为核心的领导小组,开展革命工作。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驻杭的新军、宪兵队和巡抚卫队、巡防营中,已有大批中、下级军职是革命党人,驻杭新军基本上为革命党人所控制,其力量已超过清政府控制的巡防营和旗营的兵力。
  武昌起义后,10月12日,上海同盟会负责人陈英士和庄之盘、姚勇忱到杭州,先后在西湖白云庵、凤林寺与朱瑞、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葛敬恩、俞炜、吴思豫、童保暄等人密议起事计划。10月26日,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研究江浙沪革命问题,结果“全体决议,暂撇开各地区,专注全力于杭州”,即以杭州为东南第一个发难之地。“待杭举义完成,抽拨一部分军队,火车输送到申,占领上海全市”,然后进兵苏州,“若南京举义不利,即前进攻宁”。10月27日,上海派黄郛、龚宝铨等来杭,讨论起义部署及准备工作。经多次商议,最终确定了起义计划及有关事项:1、暂定起义日期在11月3日至7日之间;2、推定童保暄为临时都督,黄元秀、葛敬恩为参谋;3、设机关部,负责起义前后政治组织方面的工作;4、确定81标为北部军,以朱瑞为司令,陈国杰为参谋;82标为南路军,以顾乃斌为司令,傅孟、冯炽中、吴思豫为参谋;5、吕公望往处州、金华等地联络会党,攻打富阳,以牵制杭城清军力量;6、杭州光复后,推汤寿潜为都督。
  11月4日,上海光复的消息传到杭州。杭州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以浙江巡抚署为主攻目标,布置各路进攻任务,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定于次日(11月5日)凌晨一齐行动;在城站建立临时司令部,由童保暄任临时司令,葛敬恩、黄元秀等人担任参谋;由褚辅成联络谘议局陈时夏、沈钧儒、张传保负责政治方面的筹备工作,并推葛敬恩草拟浙江光复的通电、布告等;敢死队员分两支,分别由王金发、张伯岐率领。
  11月5日凌晨,各支起义部队按计划准时行动。81标从艮山门入城,占领电话局,割断城内各主要电话线路,使清政府无法迅速调集兵力顽抗;朱瑞亲率第1、2营由北而南,先后占领了武林门、钱塘门、涌金门、闹市口、众安桥、官巷口,完成对旗营的包围;俞炜率第3营,在王金发敢死队和陆军小学部分学生的协助下,攻击军械局,守备队管带吴秉森在内响应,起义军占领军械局,取出枪炮弹药补充各队。82标从望江门新城门入城后分兵三路,第一路由顾乃斌、傅孟率领,直扑抚署,战斗激烈,得到由王金发、张伯岐率领的敢死队配合,很快占领巡抚署,巡抚增韫被抓获;第二路由徐卓率领,分队往各要地防守;第三路由徐则恂率领,占领大清银行、浙江银行和藩、道衙门、织造署,并派兵保护兴业银行。至5日晨,杭州全城基本光复。唯有旗营仍负隅顽抗。革命军一面以81标、82标主力紧紧包围旗营,炮兵在城隍山列阵,准备攻击旗营,同时开放钱塘门,让营中平民逃出;一面命增韫给杭州将军德齐写信,劝其投降,但无效。最后在新军官兵进攻和炮击将军署的威慑下,双方谈判达成停火协议:晚7点前旗营缴出所有枪械弹药;旗民自此编入民籍;允发旗兵3个月薪饷,3个月后自筹生计。当晚7时,革命军代表傅孟、楼守光至旗营收缴了枪械。至此,省城全部光复。是日,杭州各界在谘议局开会,选举汤寿潜为浙江都督。11月7日,杭州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宣告浙江军政府成立,军政府都督之下设司令部与政事部,周承菼为总司令,褚辅成任政事部长,庄蒿甫为财政部长,陈汉第为民政部长,汤尔和为外交部长,傅修龄为交通部长,陈泉卿为总务部长。浙江军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浙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