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日 星期四

七大军区

内蒙军区作战主力的3个师和8个团,陆军第三十师是野战军甲种师,是当时陆军的三类师,步兵团有21个连队,有炮兵团,师部除机关外,还有3个营又5个连,全师兵力应达13000人。


守备第二师是当时的五类陆军师,各团都有炮兵营,全师兵力应在9000人上下。

内蒙独立师,一个团是6个步兵连,每连144人,3个机炮连,每连100零几个人,加上团部机关和警通连,一个团在1500人,4个团就是6000人,再加上师部机关,全师有7000人。

边境线上的3个边防团的编制,每个团兵力不会少于1500人,3个团是4500人。


骑兵团的编制小,一个团顶多1100人,两个团是2200人。

独立守备团的连队4个排,营里都有炮兵连,编制很大,他们一个团要有2300人,两个团就是4600人。

独立坦克团的编制也不小,一个团2500人左右。这样作战部队达43000人。

后勤保障部队先算通讯部队,内蒙这么大的地盘,通讯部队少不了,军区通讯总站是6个营,还有军区独立通讯营,7个营再加上机关,至少2300人。

军区汽车团有1500人。

5个团级后勤仓库按每个仓库800人算,也要4000人。

军区的5、6家医院,253医院的有上千人,279医院一级的也要500人,还有军区供油站,这部分也要4000人。这样后勤保障部队达12000人。
军区司政后机关加军区警卫营也要3000人。

最后,还有各军分区警备区的独立团、独立营和各县的县中队,6个独立团、营有6000多人,各县中队编制不大,中队有50多人,两挺机枪,就负责看守监狱。整个地区武装有近万人。

这样4项全加起来就是68000人左右

中国现有七大军区为: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其中除济南军区担当战略预备军区外,其他军区都有明确的职责和作战对象。七大军区中北京军区的兵力最多,战力相当可观。中国陆军的王牌38军和空降15军都部署在这里。 

中国七大军区分布图 


★北京军区★ 

北京军区下辖5个集团军(24、27、38、63、65集团军),3个卫戍师(卫戍1师、卫戍2师、卫戍3师),3个武警机动师(武警81师、武警114师、武警187师),总兵力愈40万。 

北京军区防区为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四省。各主力集团军资料如下: 

第27军集团军 

集团军下属第79机械化师(河北邢台),第80(河北鹿泉)、81摩托步兵师,炮兵旅、工兵团、防化团等,属于甲类集团军,第27集团军军部驻石家庄,军长邱金凯,属北京军区。有消息称,在96年的台海危机中,该军军的主力曾南下防属南京战区的两淮地区。由此推断第27集团军可能是北京军区的预备集团军。 

第38军集团军 

编制为五个师(坦克师、机械化师、摩步师、步兵师、炮兵师),三旅(导弹旅、高炮旅、工兵旅)和直升机大队,以及防化团、工兵团、通讯团、电子对抗分队等保障部队,编员8.6万人,属重装集团军,是全军战备值班部队中配备在主要方向的快速反应部队,2-7昼夜可抵达中国任何地方。 

第24集团军 

属于简编乙类集团军。军长为范长龙少将。第23军下属三个师,两个旅。即第70、71步兵师和第1装甲师,第72摩步旅和炮兵旅(河北万全)。军部驻河北承德。 

第63集团军 

属于乙类集团军,下属的第189师改制为山西省武警总队,军以下只有第187、188两个步兵师,其中只有187步兵师实现了摩托化。此集团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等战斗力部队,师部设在(山西太原)。 

第65集团军 

属于乙类集团军,下属第193摩步师(河北宣化),第194摩步师(河北怀安),第205摩步旅(内蒙古集宁) 和装甲旅 。师部设在河北张家口。该集团军前身是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第一师。 


★沈阳军区★ 

沈阳军区下辖4个集团军(16、23、39、40集团军),辽宁省军区191旅,2个武警机动师(武警117师、武警120师),总兵力愈43万。 

沈阳军区防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各主力集团军资料如下: 

第39集团军 

属满编军,武器配备优良,下辖四个师,即115摩步师,116混成师,117机械化师和第3装甲师(四平),以及装备“小羚羊”的陆军航空兵大队、特种兵大队、防空旅、工兵团、防化团等技术兵种,全军现有7万5千人。第39集团军现属沈阳军区,军部驻辽宁省营口市。 

第16集团军 

辖下原有三个师,其中一个师在八十年代被改为武警师维持国内稳定,主力第32师原属第11军,第11军撤编后并入第16军。八十年代大裁军时,第16集团军被列为简编军,属于乙类集团军,主要防务是中朝方向,防区内还有两个属于二炮的专门对付日本的东风战略导弹发射基地。第16集团军现属于沈阳军区,军部驻吉林省长春市。 

第23集团军 

第23集团军属沈阳军区,军部驻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该军属于乙类集团军,主要任务是中俄方向的防御作战,下属第65、66、67步兵师,和独立防空炮兵旅、地炮旅,与其他乙类集团军不同的是,第23军有一个陆航直升机团,但该团直属总参陆航局。现任军长是粟裕之子粟戎生。 

第40集团军 

40军被编为简编集团军,只有下属的第118师保留甲类师编制。在新一轮裁军整编中,第40集团军将要进行大的改编,第119师将精编为第119机械化旅,第120师将被撤销番号,骨干编入武警编制,技术兵种在第4坦克师、地炮团、工兵团、防化团以外,还要组建防空导弹旅。第40集团军现属沈阳军区,军部驻锦州,担负扼守东北咽喉的重任。 

★济南军区★ 

济南军区下辖3个集团军(20、26、54集团军),1个武警机动师(武警128师),总兵力愈25万。 

济南军区防区为山东、河南两省。各主力集团军资料如下: 

第54集团军 

该军下瞎四个师,为七个重点集团军之一,是担任中央预备队的三个重点集团军之一。其中第162机械化师是"拳头师",属于第一批"快速反应部队"。54军还有中国军队规模最大的陆航大队。第54集团军现属济南军区,军部在河南新乡。 

第20集团军 

第20集团军现属乙类集团军。下属第58步兵师,第60机械化师,第11坦克师,独立高炮旅(第59师改制),独立地炮旅。在新一轮的旅团化整编精简中,主力第60师被整编为第60机械化旅,据说还要组建一个地空导弹旅。从编成看,属全装集团军,第20集团军属济南军区,军部驻河南省开封市。 

第26集团军 

第26集团军现属济南军区,军部驻山东莱阳,在编成上属于乙类集团军。第26集团军的主力,是原第46军撤编后并入第26军的第137师。在新一轮的裁军撤编中,同属济南军区的第67集团军撤销,67军的主力第199摩托步兵师将并入第26集团军。这样第26集团军的主力全是由其他军撤编后并入的师组成。 

★南京军区★ 

南京军区下辖3个集团军(1、12、31集团军),3个武警机动师(武警2师、93师、181师),总兵力愈32万。 

南京军区防区为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六省。各主力集团军资料如下: 

第1集团军 

是解放军陆军七个甲类军之一。在解放军的七个甲类集团军中,第1军是硕果仅存的原一野的部队。第1军现属下第1、3、7三个师和军属高炮旅、电子对抗部队等技术兵种。第1师是重装机械化部队,现在高炮旅正在改组为负责前沿防空的高炮导弹旅。该军还拥有解放军第一个蓝军团(外军模拟部队)。现该军属南京军区,负责长江以南浙东沿海一带防区,是离台海前沿最近的快速反应部队。该军可能被用来进攻台湾北翼。 

第12集团军 

第12集团军属南京军区,军部现驻江苏徐州。现在12集团下有装备85III型主战坦克第2坦克师,第36师是九十年代初改装的全军六个快速反应师之一,随着解放军战略中心的南移,军属的电子对抗分队、防空高炮导弹旅等技术兵种接近组建完成。武器装备虽还比不上甲类军,但也已升了一个档次,战斗力并不弱。特别是在台海战争中,该军担当的角色值得关注,比之第1军、第42军等一线部队,第12军的地理位置处于攻台的第二梯次 

第31集团军 

第31集团军属南京军区,军部驻位于厦门附近的同安县,第31集团军原辖有第91、92、93三个步兵师。1997年驻莆田的第93师改制成武警,而第29军撤销后,主力第86师则编入第31军。所以该军现在仍有三个满装师,这在乙类简编集团军中是不多见的。 

★广州军区★ 

广州军区下辖2个集团军(41、42集团军),海南军区132师,1个武警机动师(武警126师),总兵力愈19万。 

广州军区防区为广州、广西、海南、湖南、湖北五省。各主力集团军资料如下: 

第41集团军 

现第41集团军辖三个师:121摩托步兵师(“塔山守备英雄团”在这个师),123师(“塔山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在这个师),第164师(第55军撤编后专入)以及军直属高炮旅、舟桥团。第41军军部曾驻汕头,现已调防至柳州,而且主力也基本布防在广西境内,第41集团军的主要指向是越南。 

第42集团军 

第42集团军属于广州军区,军部驻广东惠州,属于简编乙类军。但1996年台海形势紧张后,中国军方从战略上考虑,重新按甲类军装备第42集团军,实行一军四师制。现第42集团军下属:广州军区战备值班师第124机械化师(驻罗浮山飞云顶下的长宁镇),第125(驻惠州)、126步兵师(驻汕头),以及军属炮兵师(驻韶关市曲江县城马坝镇,将改制成导炮旅)、坦克旅(驻花县)、舟桥团(驻湖南)、高炮团、特种兵大队、电子对抗分队等,还有一个在第42集团军编成内直属总参陆军航空兵局的陆军航空兵团,配有武装直升机和攻击直升机。从第42集团军所处地理位置看,很可能担当登陆台湾南翼的主攻部队,其与第15空降军、第1集团军(北翼主攻)构成第一波次进攻的主力。 

★兰州军区★ 

兰州军区下辖2个集团军(21、47集团军),新疆军区4、6、8、11摩步师、2个武警机动师(武警38师、武警41师),总兵力愈28万。 

兰州军区防区为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新疆、西藏阿里五省一区。各主力集团军资料如下 

第21集团军 

第21军被荣编为甲类集团军,被赋予镇守大西北的重任,是驻守西北的主力军团。??事件时,中国多数集团军都有调动,而21军却原地待命,由此可见第21军在大西北的重要地位。第21集团军下有装备直-九的直升机大队和第4坦克师,所属的三个步兵师——第61、62、63师中,第63师已换装为机械化师,属中央军委重装的全军六个快速反应师之一。该军现属兰州军区,军部驻陕西宝鸡。 

第47集团军 

第47军被列为简编集团军,军属139、140、141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师,第47集团军属兰州军区,军部驻陕西临潼。 

★成都军区★ 

成都军区下辖2个集团军(13、14集团军),西藏军区52、53山地旅、2个武警机动师(武警38师、武警41师),总兵力愈28万。 

成都军区防区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五省。各主力集团军资料如下: 

第13集团军 

第13集团军八十年代末的裁军整编中,被编甲类集团军,属下的第37、第38师参加过朝鲜战争。第13集团军的第149师原为第18军的52师,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9年第50军149师与由张国华和谭冠三指挥的西藏军区第18军52师对调防务并互换番号,52师改称149师调入50军。1985年第50军撤销番号后,属下的主力第149师编入第13军,进驻四川乐山。第13集团军现属成都军区,军部驻重庆江津。 

第14集团军 

第14军被列入乙类集团军,下辖三个师,第14集团军现属成都军区,军部驻春城昆明。

林彪事件清洗内幕:影响之大〝史无前例〞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标志事件,中共宪法指定的接班人林彪的出逃与坠机,极大地震撼了沉迷于狂热的〝口号时代〞的国人,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连宪法指定的接班人也走向了反面?为什么流血牺牲所铸就的那些革命神话中,竟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的功绩?来不及顾虑国人的巨大震撼与惶惑,中共内部迅速开始了对〝林彪集团〞的大清洗,而这场大清洗所涉及到都是军队中的高级干部,震动很大。

2009年12月,《未名观察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九.一三林彪事件〞后的大清洗》的回忆性长文,介绍了〝九.一三〞事件后中共内部的清冼过程。

据文章披露,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坠机事件震惊中外,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逮捕了部分被认为是林彪集团的人员,并于9月18日发出[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形势相对平稳以后,中共中央分别召开了各大军区、各省市、各军兵种的清理整顿会议,在这前后,许多人受到了牵连,他们或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

据称,〝林彪事件〞后,首先被抓的是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军付参谋长王飞、胡萍,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等先后被隔离审查。而职位最高,陷的最深的应该是政治局委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所谓的〝四大金刚〞。这几位前四野的高级干部,文革中紧跟林彪,林副主席一出事,9月24日四人即被〝停职反省〞。

197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1]77号文件,称〝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拢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1971年1月24日就已宣布撤职的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又给划到林彪集团里了。这份文件还宣布〝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谈话,鼓动他们在小组会上向党发动进攻〞,并指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猖狂向党发动进攻〞,因而王秉璋也被定为林彪死党。

197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都军区的中发[1972]14号文件,被点名的共6人,他们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文件在点到刘锦平时,说他是到四川来串连的。文件中指称:〝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文件里说〝林彪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2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浙江省的中发[1972]16号文件点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南萍,20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对林彪及其死党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这份文件还指称〝林彪死党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因为周赤萍写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在1971年重印发行几十万册,中共中央认定周赤萍是为了配合林彪篡党夺权。

1972年4月27日,中发[1972]17号文件指〝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于是,福州军区副政委、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书记杨栋梁被隔离审查。

1972年7月16日,中发[1972]26号文件称:〝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的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革委会主任龙书金被免职。

1972年9月15日中发[1972]38号文件:〝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于是,昆明军区付政委、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蓝亦农被下放劳动。

1973年1月7日,中发[1973]4号文件:〝林彪死党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包玉清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样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舰队副政委辛国治,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宗先,十三航校原副校长包玉清,济南军区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袁升平先后被审查。

除以上提到的人外,因为〝九.一三事件〞,还有不少军队高级干部被打倒或者被批判,如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总后勤部副部长王希克、伊文、张明远、丁先国,陈庞、严俊、总后勤部副政委戴金川。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韦统泰,国防科委参谋长梁军。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海军上海基地副政委薛安祥,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军政大学副校长李丙令,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云南省军区政委雷远高,43军127师政委关广烈。

文章表示,空军在这次清冼中涉及到的人最多,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王绍渊,空军参谋长梁璞,空军副参谋长白云、何振亚,朱虚之,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龙道权,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空军第十二军军长解耀宗,空军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南空司令员刘懋功,空4军军长郑长华,胡林信(时任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时任南空政治部副主任)、解长林(时任武空副司令员)、查全伦(时任福空副政委)、张永亮(时任空3军政委)、姬应伍(时任空4军第二政委)、冯健(时任空5军第二政委)、马运河(时任空5军副军长)、王是桥(时任空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云山(时任空5军参谋长)、吉世堂(时任空6军军长)、司中峰(时任空6军政委)、沈科(时任空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张守恩(时任空 12军副军长)、马进修(时任空12军政治部主任)、马杰三(时任昆指主任)等人都被隔离审查或撤职,有些曾被认定有罪,后免于起诉或不予起诉。而林立果操纵的〝联合舰队〞的组成人员因地位不高,在这里不再介绍。

《共识网》上发表的题为《四十载岁月蹉跎,再看九一三》的历史回忆性文章也披露称,在〝9.13〞的背后,几十万人被牵连、受审判,中共军队中战绩最辉煌的〝四野〞从此淡出了政治视野。在此次清洗中,受害人员之多,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9.13’后,林彪‘四野’旧部受到空前的清洗,黄吴李邱被关进监狱,他们的子女被隔离审查多年后,被安置到各地,遭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黄永胜的四个孩子流落各地,其中老三被安排当矿工,离最近的镇还有30里地。10年后,黄春光才第一次获准探视黄永胜,而此时的百战名将已苍老不堪,全无军人挺拔、硬朗的身姿,他说,因帕金森症,在狱中行动不便,上厕所没人帮助,只能自己爬着去。邱会作的大儿子邱路光被关押了12年,收审时夫人正怀孕,再见到孩子时,已是10多年后。黄吴李邱出狱后,无法在北京居住,不能使用自己的真名,据阎明回忆,他去西安探望邱会作时,正值酷暑,邱头顶着湿毛巾,在狭窄的住所中说:过去的事就不说了,可生活总要照顾一点吧。〞

文章表示,〝9.13事件〞使中国的历史在此打上了一个死结——〝开国元勋成了反党集团的首领,百战将军成了阶下囚,红色理想主义的精神大厦上,从此有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灿烂的肥皂泡破裂,人民需要政府给出一个交待,而年轻人则开始思考。中国的理性时代,正是从‘9.13’开始的〞。

鮮為人知 傅作義投降中共後 慘遭鞭打

毛澤東傅作義
1947年底,傅作義出任華北剿匪總司令,擁兵三十年的傅作義坐鎮北平、掌控華北,他手握四個兵團、12個軍、60萬兵力。
作者:蔣一民
北平易幟前傅作義與中共談了條件。首先是軍隊改編問題。協議規定對傅部實行整編,然而對於整編的核心問題並未作出具體規定,即以什麼單位整編。陶鑄在作整編報告時說:原提的方案一是:剿總取消,兵團、軍師依然存在,像曾澤生部一樣原封不動;二是打濫(亂)合編。原封不動即傅的方案,與其對徐永昌所說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是一致的。
給阿波羅新聞網的特稿和首發http://tw.aboluowang.com
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26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致電軍委:鄧寶珊試探我們對於改編的辦法。他說,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隊很好。我們則含糊答覆官兵皆應學習政治。估計今後全部問題是改編的方式問題。所以含糊,就是不向對方交底。127日,林、羅、聶就傅部改編問題向軍委建議:我們須堅持軍官集中受訓,部隊分散與我合編的原則。但在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見。」「對軍官個人則專門拉攏與優待,對部隊則須堅持革命性質的改編原則……並準備屆時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決。當日,軍委複電:完全同意你們對待出城部隊的根本方針及在開始二十天內所採取的宣傳解釋拉攏分化等政策。所謂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說中共最初沒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編的方針。

在傅部出城改編中發生過一些令傅不愉快的事。131日,彭真、葉劍英致電平津前線總前委,報告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郭宗汾的意見,郭說:李文原已被說通不走,後因第九十四軍出城受到諷刺,官兵憤激,他向傅作義哭訴,同石覺、鄭挺鋒等先後飛往南京。可見,改編過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難免。總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結果在很短時間內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以60國軍統帥身份派鄧寶珊簽署「北平和平解放協議」,使共軍不發一槍一彈開入北平。第二天,毛澤東馬上翻臉,給傅作義一個下馬威,二月一日,人民日報竟登出共軍平津前線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近兩千字的致傅作義最後退牒,《人民日報》以「北平解放經過」為題,全文登載了一封公開信,主要內容是:首先以十分嚴厲的口氣,指斥傅作義接受國民黨政府「剿匪戡亂」之令,率所部向解放區和人民解放軍發動殘酷進攻,軍行所至,屠殺人民,姦淫婦女,焚燒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並指示陳長捷命令天津守軍抵抗到底。繼之,指出北平已被圍月余,希望和平解放至今未果。傅為戰犯,欲獲人民諒解,必須遵照解放軍前委指示,求得自贖。辦法是:自動放下武器,或離城改編,任自由選擇。時間由1949年1月17日1時起至1月21日止。如竟敢不顧提議,破城之日,必將嚴懲,勿謂言之不預。此信由於措辭嚴厲,且多指斥語言,與其說是一封公開信,莫如說是一份最後通牒。
傅作義看到這封一月十六日簽署的信件,感到震驚與憤怒,他內心飽受屈辱,不禁捶胸頓足,悔恨自己何必投共。此信是毛澤東起草的,一月十六日由林彪交簽署協議的鄧寶珊轉遞,鄧見此函出言不遜,深怕功虧一簣,便拖延了多日,最後由傅冬菊塞在傅作義書房的大堆文件中,二月一日前,傅始終未看到這封侮辱他人格的最後通牒。據傅作義堂弟作信推測,設若鄧寶珊一月中旬將通牒呈交傅作義,以他「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的脾氣,是絕對不會接受那個和平解決協議的。倘若傅作義能像昔日守涿州那樣堅守北平,憑藉兵精彈足,再堅持一年多韓戰就爆發了,大陸何至淪陷?
其實,毛的真實用意是要傅不要當真了,真以為自己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還有,協議中原定給傅作義留一個警衛團,但在共軍入城儀式之後,他們的武器被收繳了;在新保安、張家口戰役中被俘的傅作義部高級幹部,原定一律釋放,有關地區的負責人卻以民憤極大為由,遲遲不肯執行;有一次原國民黨華北總部的副司令、和談首席代表鄧寶珊出城,竟被城門崗哨扣留了幾個小時,戰士們非要問他「是不是反動派」,鄧寶珊說「是反動派,過去是,現在反不動了」。

更有甚者,北平西城區人民政府登記軍統、中統特務,偏偏有人給傅作義打電話,要他去報到登記;接管舊城的人還不管青紅皂白,勒令傅作義的家人從東四一個宿舍樓立即遷出去等等。

傅作義剛任水利部長時,水利部領導中卻有人認為他是非共黨人士,有意貶低、刁難他。傅作義到水利部會堂開會,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車轉停到偏僻遠處;對他以部長名義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於是,傅作義對所有文件在看過之後,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長批示,並形成慣例。

1960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參加新中國建設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博士,在夾邊溝農場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

文革初期,為保護傅作義的安全,周恩來建議他去住三一醫院或到外地去休養。但是,傅作義不願意離開家。紅衛兵來抄家,第一次抄家時,還用鞭子抽打傅作義。(也是天理昭昭,此賊也有今日)周恩來聞訊後,立即派公安人員、警衛部隊和水利部的人前來保護,才免與繼續凌辱。

後來,傅作義因病住進醫院。但是,醫院造反派不讓傅作義住高幹病房,196612月的一天,周恩來親自給北京醫院打電話說:應允許傅作義住高幹病房,並給予積極的治療和護理。才苟延殘喘。

還有傅作義自己的敘述「8月份紅衛兵也闖進了我家,氣勢洶洶就在現在客廳這地方批鬥我。他們問我:你殺了多少解放軍?我說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不說我殺過,也不說我沒殺過。他們也拿我沒辦法。後來周總理保護我們這些人,讓包括宋慶齡在內的一批人住到軍隊醫院去,躲一躲。我給總理寫了封信說,我不去,我是軍人,我不怕,我願意在家裡接受紅衛兵的教育。周總理還把我的信給毛主席看,毛主席還說我態度正確。其實我心裡清楚,這場運動不是衝著我們這些人來的,和我們沒有關係。
1974年,
作義這個貳臣病逝於北京。
參考資料:
傅作義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雙重性

鄧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006)

  原載《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⑧《陶鑄關於改編傅作義部隊問題的報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71頁。
  ⑨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頁。
  ⑩《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32頁。李文時任第四兵團司令官,為傅部中央軍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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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平解放的背後——傅作義的雙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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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雙重性

鄧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006)

  原載《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

「內容提要」傅作義是懷抱著相當的個人意圖而加入到改朝換代的行列中,其反正過程具有強烈的雙重性。北平移交之後,傅對中共措施不滿,曾設法逃離北平,爾後在舉行綏遠起義的同時,又上書蔣介石,為蔣獻計獻策。之所以如此,他一方面認識到國民黨噎失敗,故而拒絕與國民黨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對共產黨政權能否穩固存有疑慮,故而對中共亦保持距離。傅的這種兩手準備、兩手安排,是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餘地。這是一種過渡時期所特有的現象。

「關鍵詞」傅作義/徐永昌/北平和平解放/綏遠起義

1949年初,隨著三大戰役的結束,國共在中國的政治地位開始換位。那些在這個過程中成為「貳臣」的人們,構成了一個特殊的政治群體。所謂特殊,指這個群體在政治與情感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遊離於兩黨之間,對於國共兩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離。這是一種僅僅發生於過渡時期的現象。可以肯定的是,在兩個生死相搏的敵對政權之間遊離,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當時還是後來,這都是一個被極力遮掩的問題。迄今,人們所看到的這個群體,大都是經過包裝之後的面貌。

在這個成因各異的群體當中,傅作義與他人相較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即其反正過程並非一步到位,而是分為北平和綏遠兩個部分,兩次完成。北平的和平移交,傅作義靠向了共產黨,但由於綏遠尚未易幟,因此又很難說傅完全脫離了國民黨。這種橫跨兩邊、雙色參半的畸形狀態,造成傅作義在一段時間內其最終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現象上並未完全明確,而是具有一種事實上的雙重身份。傅作義的這種雙重身份為其雙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夠的條件。這樣,在這個特殊的政治群體當中,傅作義具有相當的代表性。①

  一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義在北平中南海宣布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這一天也是蔣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蔣在總統任上所做的最後幾項安排,除任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等等之外,一項私下安排是,派遣國防部長徐永昌前往北平,對傅作義做最後的爭取。

徐永昌與傅作義早年均為閻錫山舊部,曾同為閻部「四大軍長」,②二人私誼甚深。1948年12月22日,徐出任孫科內閣國防部長。徐在軍界從來不是實力人物,為何由他出掌此職?對此,12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林彪,認為「蔣介石以徐永昌為國防部長,鼓勵傅閻對我抵抗」。③這就是說,中共判斷蔣的著眼點是,利用徐與傅作義、閻錫山的歷史關係以便操控該兩部。總之,在那個大廈將傾的年代,徐永昌扮演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支撐殘局的角色。

中共上述判斷不久被證實。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記載:「早蔣先生電召,屬去平一行。」徐於午後2時40分飛抵北平東單機場,隨即至中南海居仁堂與傅作義、鄧寶珊會晤,「傳達蔣先生之意旨:(一)謀和希望與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傅作義字宜生——引者注)南來。(三)大量運出精銳部隊。且雲如能給時間有限度運出軍隊,可和平交出北平」。蔣之意見並不要求傅死守北平,但以運出精銳部隊為和平移交的條件,要求傅南走,易地再戰。

對於蔣的三點意見,傅一一作答。徐記載:「宜生對第一項原亦擬如此,但限於環境,已由寶珊等出城談判,軍隊原建制、原番(號)開出,到指定地點,其高級官長去留聽便。唯先須參加政工人員,此層為宜生所拒絕,正續商中。」從徐的記載看,傅始終未披露噎與中共簽訂協議,只是披露和談噎開始,並在和談中拒絕中共向其部隊派政工人員。④徐又記:「對第二項,宜生初意去綏,謂尚有步兵四師、騎兵三旅,仍可整頓,效力國家。」傅對綏遠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暫且不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移交之後,綏遠便是傅之最高利益所在,因此傅的計劃是西去而非南走。徐記載:「經余述蔣先生之意,以南方必須有幾個忠貞負望之軍官,方可撐持。宜生至此遂允俟部署竣事,即去作總統一隨員。」顯然,這是敷衍。關於第三項「大量運出精銳部隊」,傅表示「現正擴修機場,但恐無多大效果」。就是說蔣的該項要求難以執行。

綜上所述,傅的三點答覆沒有一項是明確的、肯定的。

在會晤時,鄧寶珊說:「我們是失敗了,但是消滅**者必是另起來的人。」這是一句很不服氣的話。在徐看來最具實質意義的,是傅所說「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因為,如果傅的20萬人繼續存在,事實上將對中共形成牽制。

徐與傅的會晤僅兩個半小時,然而在此期間蔣已引退。當徐於是晚9時20分風塵僕僕返抵南京後,「聞蔣先生已於午後四十(時)離京飛杭,惘然久之」。⑤由於蔣已出走,1月22日,徐永昌專書一函向蔣呈報傅的三點答覆,並判斷傅作義主要目的是:「在一時保留部隊愈多,拖住對方之監視部隊愈眾,其所以虛與委蛇者,亦即在此。」⑥拖住中共大批監視部隊,意即牽制中共南下,這是徐的判斷。

傅作義既已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便不可能再接受蔣的安排。問題在於:拒絕與蔣合作,並不意味著傅將無條件與中共合作。在北平移交問題上,傅有著自己的考慮。

1月22日,傅部開始撤離北平,和平協議按約生效。是日傍晚,傅通過國民黨中央社發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協議部分條款,表示和平之舉的動因在於:「為迅速縮短戰爭,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保全工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迹,使國家元氣不再受損傷,以期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⑦和平協議正文加附件共22條,傅只公布13條,基本限於與民眾生產、生活以及文物、外僑等有關之條文。

文告中除個別詞句的順序略有調整外,就是和平協議的原文。實際上,傅搶在中共之前,單方面有選擇地公布協議,就是要搶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為主的輿論。傅以和平協議的原文發布文告,其巧妙之處在於既將自己接受和平的動因,完全歸結於出自公眾利益的考慮,同時又使中共無話可說。這篇文告的意圖就是自抬身價,造成在即將與中共的合作中有資格談條件。此舉迴避了一個核心問題——戰敗。

傅作義的確與中共談起了條件。首先是軍隊改編問題。和平協議規定對傅部實行整編,然而對於整編的核心問題並未作出具體規定,即以什麼單位整編。陶鑄在作整編報告時說:「原提的方案一是:剿總取消,兵團、軍師依然存在,像曾澤生部一樣原封不動;二是打濫(亂)合編。」⑧原封不動即傅的方案,與其對徐永昌所說「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是一致的。

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6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致電軍委:「鄧寶珊試探我們對於改編的辦法。他說,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隊很好。我們則含糊答覆官兵皆應學習政治。估計今後全部問題是改編的方式問題。」所以含糊,就是不向對方交底。1月27日,林、羅、聶就傅部改編問題向軍委建議:「我們須堅持軍官集中受訓,部隊分散與我合編的原則。但在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見。」「對軍官個人則專門拉攏與優待,對部隊則須堅持革命性質的改編原則……並準備屆時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決。」當日,軍委複電:「完全同意你們對待出城部隊的根本方針及在開始二十天內所採取的宣傳解釋拉攏分化等政策。」⑨所謂「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說中共最初沒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編的方針。

在傅部出城改編中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事。1月31日,彭真、葉劍英致電平津前線總前委,報告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郭宗汾的意見,郭說:「李文原已被說通不走,後因第九十四軍出城受到諷刺,官兵憤激,他向傅作義哭訴,同石覺、鄭挺鋒等先後飛往南京。」⑩可見,改編過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難免。總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結果在很短時間內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傅的另一失算在政治。1948年12月10日,傅首次與中共接洽和談時,所提條件之一即「參加聯合政府,軍隊歸聯合政府指揮」。(11)聯合政府本來是中共的口號,目的在於打破國民黨一黨訓政制。現在,傅接過這一口號反過來向中共提出,就是反制中共以求得與中共分權。

早些時候,曾有美國記者在香港就美國國務院政策放風,宣稱要在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力量,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統一戰線,竭力支持聯合政府中之非共產分子。這個消息引起毛澤東的注意,1948年12月初,毛批示:「此種陰謀必須立即開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陰謀在新政協及聯合政府中得逞。」(12)這就是說,還在傅提出這個問題之前,毛噎對此產生警覺了。

1949年1月13日,鄧寶珊在與林彪等人的談判中,又一次轉達了傅作義關於聯合政府的主張。(13)最後,北平和平協議中有這樣的規定:「雙方派員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並且,企業、銀行、學校等等,聽候「聯合辦事機構處理」。這些規定同樣引起毛的警覺,還在協議簽訂之前,毛於1月15日致電林彪等,指出:「北平城內成立聯合機構一點,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權之意。」(14)

由於毛澤東反覆提示這個問題,1月29日,北平聯合辦事處召開籌備會議,中共代表葉劍英直截了當地對傅方代表郭宗汾說:「此機構是在前線司令部指揮下的工作機關,不是政權機關。」為此,葉建議將該機構名稱定為「北平聯合接交辦事處」。(15)加上接交二字,這就從形式上和性質上否定了任何分權的企圖。

綜上所述,傅在軍隊改編和政治機構問題上的兩點考慮,均未能如願實現。

  二

傅作義既然是帶著自己的打算與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1月29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致電中央,認為「傅在政治上直到現在並未向我靠攏,他主觀上亦不願向我靠攏,始終站在南京立場」。(16)「南京立場」即李宗仁的與中共分治的立場。31日,林、羅、聶再電中央:「傅對南京李、白和談則甚表積極,幾次表示願作橋樑。」(17)林、羅、聶認為傅「站在南京立場」的判斷在南京得到證實。

1月24日,徐永昌記載:「接傅宜生梗電,大致通知先與中共軍協調停戰,實施和平。謂自津陷落後,北平戰局即萬分困難,士氣民心消沉浮動,迫不得已,於養日上午十時,雙(方)訂定軍隊保持原建制、原番號一個月後實行整編。在此期間成立聯合辦事機構,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實現云云。」(18)這些基本上就是北平和平協議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傅是通過國民黨中央社公布協議的,南京方面本已獲悉,傅所以還要專電通知徐,並非多餘,實際上就是要保持與南京政府的關係。

1月25日,徐永昌遇孫科,孫告訴他,「昨晚電宜生,屬其洽商共方,此間擬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派即派來,可不必先洽,免轉生周折」。(19)南京政府的和談以李宗仁為主,傅深知李與孫科的隔閡,因而對孫科來電不予理睬。但孫科此舉證明,南京方面的確有人將傅視為與中共接洽的橋樑。

1月26日,李宗仁在總統府召集政務會議,商討與中共和談一事。關於南京政府代表團的人選,邵力子、張治中建議「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鄧寶珊為代表」,徐永昌反對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場不應爾,彼恐亦決不願就也。」(20)傅後來未被列入代表團,但邵、張二人的提名則表明,南京方面的確有人仍將傅視為南京政府的一員。

傅作義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場,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圖。1月31日,林、羅、聶致電中央,稱傅作義「利用報紙大宣傳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績,並譽之為萬眾生佛。總之,他極力在收買人心,製造政治資本,想在聯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腳(其親信已有此表示)」。(21)為攻破傅之意圖,中共採取了兩項措施。其一,公布由毛澤東親筆撰寫,以林、羅名義致傅的公函,亦稱通牒。(22)2月1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發表該公函,其中提到:「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如果尚欲獲得人民諒解,減輕由戰犯身份所應得之罪責,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第二項措施是,配合該公函的發表,新華社於同日發表《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該文同樣為毛針對傅發布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和平協議原文,然而這一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腳。針對傅所造成的主動議和的視聽錯覺,毛澤東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議和緣於「戰敗了,一切希望都沒有了」。對此,毛這樣闡述:「為什麼天津不肯這樣做呢?難道天津的『工業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迹』不應當保全嗎?難道天津的『國家元氣』應當受損傷嗎?為什麼一月二十二日應當『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應當,而令天津的和平解決不能實現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義將軍還想打一打。天津打敗了……北平孤立了,毫無希望了,決心走第二條路,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可能性從此產生。」最後,毛極為嚴厲而又留有餘地地寫道:「不管傅作義過去如何反動透頂,華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這件事總算是做得對的。只要他以後向有利於人民事業的方面走,願意向人民低頭……人民解放軍就有理由向人民說明,赦免他的戰犯罪。」(23)

毛對傅作義文告的嚴厲批駁,實際上就是對北平和平協議某些內容的嚴厲批駁。只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立場賴以存在的依據。隨著林、羅公函和新華社文章的發表,傅被置於戰犯、戰敗、以求自贖的地位,其「萬眾生佛」的地位被攻破。

林、羅公函的發表,引起傅作義強烈反應。2月4日,林、羅、聶致電中央,提到傅「對我方的通牒內容表示不滿,頗有氣憤之慨」。林等建議:「為了爭取便宜的合算的解決太原、綏遠及其他地區的敵人,我們意見,在過去業已很正確地而且很適時地在政治上(宣布戰犯名單、發出通牒)軍事上(殲滅了天津、張家口、新保安等處之敵)打擊了傅作義之後,目前則應採取以拉為主,以斗為次的方針。」林等認為:「以敵我現有之情況,我軍有絕對把握做到所向披靡、無堅不摧,憑戰爭解決問題……但如能爭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決問題,則較之使用戰爭便宜合算得多。」

上述意見與毛澤東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2月5日毛複電:「依整個形勢看,武漢、京、滬、長沙、南昌、杭州、福州、廣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決的可能……因此爭取傅作義站在我們方面有十分必要。」(24)這樣,在對傅「打」過之後,確立了以「拉」為主的方針。不過,至少在當時,拉傅並未奏效。

2月4日,徐永昌記載:「楊慎五處長來,述前幾天宜生電其向外交部要一護照準備出國未果,詢中央對其是否不好。」傅作義忽於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領護照出國,正是對中共發表公函的「氣憤之慨」的反應。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對傅「無所謂好不好,先要問何以不向上級報告所以即要出國有是理否」。傅要出國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則明白了。為此,徐指示楊慎五轉告傅:「莫善於先回綏遠。」徐的這個意見看來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楊慎五見徐,「楊出宜生致彼電,要求留綏飛機勿返京,俾彼有機會離平」。(25)這就是說,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飛機,伺機逃離北平。

2月22—24日,傅作義、鄧寶珊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說法是,毛與傅相見愉快,前嫌盡釋。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悶,一則以外間對之多有不諒解;一則以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靜,但就有若干人受苦」。(26)傅的意思是,他若離平,其部屬將失去庇護。總之,傅的狀態是「甚苦悶」。

接下來不無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3月24日傅作義密電楊慎五:「楊慎五可親送徐部長。請派王蔚梧乘機無論如何於明敬日先到綏,以便研究後日如何赴綏,萬勿遲誤,並須絕對秘密。」傅將其逃離北平的時間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卻收到傅這樣一份來電:「楊慎五親轉徐部長……承派機來接,至深感佩。因毛來平,著陸場附近共軍較多,故此間機場已不能降落。以後另找好著陸場,再行請派。」(27)原來,就在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並於當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這就是說,毛的忽然到來,並恰恰選擇在機場閱兵,無意中打斷了傅的逃離計劃。

逃離行動失敗,傅作義相當敏捷地回過頭來,再一次不無戲劇性地做出另一政治反應。早在2月3日,毛致電林彪等,指出傅作義「不應當搞什麼中間路線,應和我們靠攏,不要發表不三不四的通電,應發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們方面說話的通電」。(28)毛所期待的這個通電傅遲遲未發表,甚至2月下旬與毛在西柏坡進行了那次據說是甚為愉快的會見之後仍未發表。然而4月1日,也就是逃離計劃失敗後的第五天,傅向全國發表通電錶示:「我們的部隊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權、豪門、貪官、污吏保鏢」,「今後願擁護中共毛主席的領導,實行新民主主義。」(29)在毛期待近兩個月後,傅發表了這個向中共靠攏的通電。

由逃離北平到靠攏中共,數日之間傅的行為反差如此懸殊,徐永昌迷惑了。4月4日,徐永昌日記記載:「聞李德鄰私人代表黃啟漢明日返平。晚飯後詣李德鄰,請其令便人一詢前日共方宣稱之傅作義電(申述政府之不善與共之善,且悔其覺悟遲),是否究為宜生自擬。」(30)此事的查詢不見結果。不久,中共打過長江,傅與廣州政府的直接聯繫基本中斷。

  三

傅作義部在北平接受改編之後,傅所轄之綏遠董其武部是否同樣採取改編方式?在這裡,中共遇到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1月23日,毛澤東致電林彪等:「綏遠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縱不到一萬人,戰力很弱,而傅、鄧兩部則有三萬人以上。目前只好暫維現狀,談不上軍隊改編。」(31)

正當毛提出暫維現狀之際,1月25日,鄧寶珊轉告林彪等:「傅作義的意見,綏遠部隊不採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採取執行中共的政策(換旗)。」(32)不難看出,毛的暫維現狀與傅的換旗有一定的相通之處,雙方的立場很快接近。2月12日,毛致電林、羅、聶,提出:「如能用談判方法要董(其武)部退入後套讓出(歸)綏包(頭),以利鐵路運輸則為最好……或者包頭屬彼,歸綏屬我,中間劃一界線。但如傅、鄧以部隊地盤太小給養無著為由,要求保有歸綏,我方亦可暫時讓步。」(33)

2月下旬傅、鄧前往西柏坡會見毛,中共提出:「歸綏希望他們交出。他們則希望保留歸綏。」(34)歸綏與包頭為綏遠的兩個主要城市,為此中共提出各佔一個,但後來歸、包兩市均劃入傅方。儘管如此,「綏遠方式」的核心則由此產生,此即劃界。劃界較之傅原擬的換旗更為寬鬆,旗亦不換。

3月23日,雙方成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4月1日,傅方提出《綏遠問題協議草案》,其第一條為:「綏遠問題以暫維現狀為原則……逐漸成為聯合政府組成之一部分。」(35)把綏遠問題與聯合政府聯繫起來。這個問題是怎樣商討的,迄無披露,不過雙方於6月正式簽署的協議中並無此條。這一點至少說明,綏遠問題與政治掛鉤的擬議未被中共採納。正式協議主要是有關劃界的技術性內容。

不料,綏遠的麻煩亦隨劃界而至。由於綏遠既未解放區化,又未解放軍化,中共不便提供財政支持。另一方面,儘管並未換旗,但因傅作義已通電擁護中共,綏遠的政治歸屬事實上處於兩可狀態,為此,廣州政府亦將其軍費削減。

4月23日,即中共攻佔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長何應欽在杭州召集會議,商討今後軍事方針。在談到綏遠問題時,何說:「綏遠軍隊已受**接濟,現在起即應停發其糧餉用費。」徐永昌說:「綏遠軍隊近來尚對敵作戰,今即停其糧餉,似逼其投敵。」最後,顧祝同說:「如此可照三分之一發給。」(36)後來傅作義在給薄一波的一份電報中稱:「廣州每月發給部隊薪餉副食費三十五萬銀元,主食軍糧價十三萬六千銀元。」(37)這表明,廣州政府並未放棄綏遠。

由於擔心長時間的兩可狀態導致局面失控,7月14日,傅作義上書毛澤東,要求綏遠「能在最短期間徹底成為解放區、解放軍之一部」。在同一上書中,傅特意將其對董其武的若干指示電一併呈毛,其中有這樣一些話:「不要受反動派殘餘力量的引誘,認為反動派還有什麼希望」:「要知道反動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國主義的賣國政策」:「中國反動派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滅。」傅抨擊蔣、閻等「聽從美國帝國主義的指使,封鎖海口,濫炸人民」,表示「我半年來的親身體驗,深切感到中共各項政策的正確」。(38)傅將對董其武的這些指示呈毛,就是對毛的政治表態。7月16日毛澤東接見傅時說:「信寫得好,觀點正確。」(39)

正當傅擔心綏遠局勢失控之際,廣州政府向綏遠伸出了手。當年6月,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7月27日,行政院通過任命,董其武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40)其後,董致電廣州友人稱,與中共方面「採取政治應付之舉,其目的是根據指示,想救傅翁返綏,重作領導,以雪受騙之恥。所以政治應付是手段,不是目的」。(41)這是董就綏遠政治狀態向廣州方面所做的解釋,意思是只有如此才能救傅。差不多同時,廣州還任命孫蘭峰、劉萬春為第九兵團正副司令官。(42)第九兵團原為廖耀湘兵團番號,將這個主力兵團的番號授予孫,以示對孫的倚重。對綏遠軍政職權的調整,表明廣州對綏遠仍具一定的操縱能力。

徐永昌於5月初辭去國防部長,在閻內閣中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由於與西北將領的歷史關係,徐的主要活動是協調西北各部軍事行動。8月1日,徐永昌飛抵綏西河套地區的陝壩,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到機場迎接。徐此行的目的是,策動董其武部西撤。徐記載:「飯後董其武來,述其不得已苦衷。蓋不稍與共商洽,共若真西來壓迫,我軍難於全師退至包西。」徐並不同董計較與中共劃界之事,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西撤要求。徐說:「第一,須將本地士兵多之部隊即先調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騎兵等暫駐,綏、包至不易維持時,即全撤臨河以西。即是駐可守、退可走。」這是關於西撤步驟的安排。關於西撤的目的,徐說:「第二,即向最不利處設想,敵先攻漢中及廣州而佔領之,並向四川壓迫,發生政治變化,此時中央在大陸據守桂、黔、滇,敵必分兵謀肅。西北到時馬鴻逵或個人出走,但馬步芳必仍拒戰到最後,綏軍盡可適時加入助馬。」

關於綏軍西撤之後的前景,徐繼而饒舌道:「第三,彼**亦人也,彼嘗詡其二萬五千里長征,吾人如亦人也,三萬里何妨。」徐甚至為董部出走描繪了一幅廣闊的路線圖,他說:「助馬不利時,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時吾將為諸君辦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後,徐鼓勵董:「吾人必能復國,且必較戴高樂之有法國勝幾倍。」交談中徐得到一條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歸來。」董所以向徐披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綏軍的走向要由傅決定。徐當即表示:「即使宜生歸來亦必走我路線。」(43)

總之,隨著廣州政府加強利誘,綏遠政局至少在現象上複雜起來。
 四
  8月28日,傅作義、鄧寶珊等返回綏遠。此行的目的是,結束綏遠政治上不明朗的兩可狀態,完成易幟起義。而徐永昌則於8月22日被廣州政府任命為西北指揮所指揮,(44)以加強其協調西北各部的職能。28日徐適值寧夏視察,當即獲悉傅返綏消息,是日晚,徐「約崔亞雄來,請其明晨乘送餉飛機往綏遠晤宜生……詢其今後企圖」。(45)迅即展開對傅的摸底。
  8月29日,徐與馬鴻逵研判傅作義返綏之意,馬說:「傳宜生之歸,必系受毛澤東指導,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響應之,西北大勢已去。」(46)預卜不祥。8月30日,派往綏遠的崔亞雄致電徐:「孫蘭峰、劉萬春皆言,傅宜生亟擬晤徐部長。」(47)這似乎又是一個積極的信號。31日崔亞雄返回寧夏,隨即報告徐:傅作義「對來賓表示,此來只有自我懺悔、自我檢討。詢其共方何以令其歸來等等皆不答,詢之從者亦然」。(48)是對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懺悔」、「檢討」,我們不得而知,這個滴水不漏、莫測高深的表態,等於沒有表態。崔亞雄未能摸到傅的底。
  傅作義惟一的明確表態是,向徐永昌發出了會晤邀請。傅專書一函致徐:「亞雄兄來綏,拜讀手翰,渥蒙關垂,感篆良深。弟離平後,正在自我懺悔,自我檢討,極願與兄晤談,藉傾款曲……俟弟將包頭環境布置妥當後,再當奉邀蒞止,暢聆教益。」(49)
  傅函看上去只是表達了與徐會晤的願望,其實是一個不露痕迹的兩手安排。傅所稱「布置妥當」,實際上就是指綏遠起義,傅所以並不邀徐即往,就是要留出時間開展動員,避免徐之早到而破壞起義。那麼,起義布置妥當之後,為何仍然邀徐會晤?因為傅要「藉傾款曲」。這個兩手安排的意思就是,一方面造成起義不可逆轉,另一方面又留出與徐會晤的時間,從而對徐,實際上是對蔣,做一個最後的政治交待。
  9月1日,徐永昌、馬鴻逵飛抵重慶見蔣。2日,蔣指示徐到廣州「將綏遠事向大家討論一下」。3日,蔣對徐說:「關於傅宜生歸綏事件,望與李、閻商定取如何態度,及是否仍照常發餉等事。」(50)此時蔣提出是否照常發餉,表明蔣對傅之歸來不甚樂觀。
  9月3日徐飛抵廣州,隨即向李宗仁報告綏遠問題,李明確表示「必爭取宜生」,並說他已「徑電宜生約會」。李「徑電」傅,表明李之急切。4日白崇禧見徐,「對宜生亦同李代總統,主爭取」。6日,李宗仁再次指示徐:「必爭取傅宜生。」(51)這樣,廣州方面明確了爭取傅的主張。
  9月7日,徐再飛重慶。在對傅作義的判斷上,幾位高層人士並未形成統一意見。徐記載:「蔣先生對宜生之率部歸來不存奢望,余亦然。李、閻則否。」(52)這就是說,在能否爭取傅的問題上,蔣介石、徐永昌與李宗仁、閻錫山持兩種看法。
  傅作義此次離平返綏,中共方面有人擔心傅是否會跑掉。毛澤東對主管綏遠工作的華北局書記薄一波說:「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交出二三十萬人,立了大功,我們對綏遠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輸了理……現在把領導責任放在傅肩上,這樣我們就主動了。傅作義哪裡會跑!就是跑掉了,又怎麼樣!」(53)在這裡,毛把什麼是被動、什麼是主動講清楚了。毛所以料定傅不會跑,因為此時國共戰局噎並將繼續發生重大變化。就在8月初,程潛、陳明仁舉行長沙起義,廣州政府正在失去湖南這道最後的屏障。大局如此,傅「哪裡會跑」。
  傅返綏後,陸續將其工作情況上報北平。9月4日薄一波與聶榮臻致電傅:「毛主席認為兄在綏遠所取態度及步驟是正確的。」同時指出:「打破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徐(永昌)陰謀及扣壓一批最反動的特務尤為必要。」(54)9月11日,傅致電薄一波、聶榮臻,表示綏遠起義「通電日內即可發出」,「軍政幹部對中共領導及人民政府各項政策,均表擁護,尤其對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熱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55)起義的籌備進展順利。
  薄一波記載:「9月14日,毛主席又以我和聶榮臻同志的名義寫信給周北峰,通知傅作義、鄧寶珊和周北峰於9月20日至24日之間到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56)這個通知意味著傅留在綏遠的時間不多了。也就是在此之際,傅作義對於邀徐會晤一事由拖延變為急促起來。徐永昌日記9月15日載:「連日孫蘭峰轉宜生電速余詣綏。」所以催徐啟程,因為政協會議即將於9月21日召開,綏遠起義必須於此前舉行。然而綏遠起義又不能於徐到來之前舉行,因為一旦易幟,綏遠即與廣州政府決裂,這樣,徐將不宜再赴綏遠。因此傅與徐會晤的時間,只能安排在綏遠起義和政協會議之間。不難看出,這個縫隙就要合攏。
      五
  9月17日下午1時,徐永昌、馬鴻賓一行飛抵包頭,(57)傅作義、鄧寶珊、董其武、孫蘭峰等機場迎候。徐記載:「午飯飯後與宜生暢談。余謂今年一月間,若聽余言來綏,何至在平受數月悶氣。」徐首先與傅談悶氣,也就是首先挑逗傅的情緒。此招果然奏效,「談話間宜生突發議論,以為凡做首領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領。並及共產黨首領尤其沒有好人,他們最專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過去若干傾心於共黨者漸有覺悟」。順著覺悟這個話題,傅接著發表議論,徐記載:「渠之長女在平津亦是有名的作家,在共方每延譽,渠在家裡則嫌其不前進。渠語女,以對汝只有義務並不要權利,以後各行其是,某縱然死去,亦不要你收埋。」傅之長女即傅冬菊,中共地下黨員。
  以上所言無非是些氣話,徐傅二人遠道相會當然不是為解悶氣,不過解解悶氣,二人也就有了溝通的基礎。晚飯後二人再談,傅「頗詢國軍能否守住廣州,美援為何」。傅並建言:「若能努力轟炸解放區各大城市的電力廠,則一切大小工業停頓,必能使全體工人發生反共作用。強似無目的濫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58)
  不難看出,傅的話題已由氣話轉入實質問題。傅提出廣州能否守住和美援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美援的程度決定廣州能否守住。這是傅在摸對方的底,揣測廣州的氣數是否將盡。傅獻上了一個頗為厲害的轟炸電廠之策,但並未亮出自己的底牌,即綏軍與其個人的去向。而徐主要是聽,也不急於表明意見。頭一天的談話二人都是在觀察對方。
  9月18日,徐記載:「早間張慶恩來,轉來蔣先生致宜生電,略雲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後,余若不聽共匪甘言愛國抗日對外等等,國家不致受了其後的大禍,所以宜生切勿再受共黨險惡的欺騙云云。」如前所述,蔣對於傅之返綏「不存奢望」,徐亦然,蔣電的到來無非是儘力爭取。但既然蔣有意爭取,徐永昌此行的任務也就明確起來,即策反傅作義。
  傅作義並不看重蔣電,因為蔣電不能解決實質問題。在18日的談話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問題,徐答:「很有希望。」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覆,實際上說明了美援並無多大希望。於是傅將話題扯開,說道:「美國人幫我們一分,必宣揚成十分,蘇聯幫中共總在暗處努力。如現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國人,彼等不但穿中國衣服,並且也不進城,不似美國人,每須為之開闢跳舞場。」徐答,「有無陰謀亦即在此。」不過,有無陰謀並不能說明美援有無希望。此後,傅再也不提廣州能否守住一類話題,因為他對美援的情況噎心中有數。
  接下來傅作義提出一個全局性問題:「美蘇戰爭看來亦不會遠。」所謂美蘇戰爭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個問題的內涵在於,它一直被國民黨視為挽回敗局的契機。既然傅有此判斷,沉悶的對話開始活躍起來。徐說:「所以吾人無論現在軍事如何失敗,但正在改進,以待國際情勢之好轉。」在這個虛構的情勢好轉的基礎上,徐繼而要求:「在我看綏遠仍須走我從前對董其武所說的路線,蔣先生許以川北為綏軍根據地,並指揮西北各軍。能開川、陝、甘邊界固好,即先開河西,亦令西北各軍悉受節制。」
  至此,徐明確提出對綏軍和傅的要求,徐首先亮出了此行的底牌。然而,話題一旦涉及綏軍西走這個實質問題,傅便不再跟進,冷漠地回答:「綏軍開不動,也不能指揮他人。」這就是說,儘管傅判斷美蘇戰爭不會太遠,但在戰爭發生前,傅並不會輕易上鉤,再度與蔣捆在一起,而是特意與蔣之間留出一定的距離。
  就在徐傅交談之間,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於18日上午舉行。徐當即得知:「此間旅長以上十之九均已簽名擁護傅宜生二月(按:應為一月)間和平主張,詆毀政府,贊成共黨之宣言,一俟全體簽名,即行發表……此其內心趨向可知矣。」(59)根據簽字儀式的舉行,徐永昌判斷噎探到傅的「內心趨向」。其實,徐遠未探到傅那個深不可測的底。
  9月19日是徐在綏遠的最後一天,傅作義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終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記載:「九時許宜生來,謂此地不能談話,乃偕過渠處。」此前的談話均在徐處,這一回所以變更地點,因為這將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後,傅「秘謂:今日綏軍『守』力量不夠,『攻』勢更不濟,『走』官有二萬眷屬,毫無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為綏遠人,一時難於開動。自己一人南去無用,亦復無聊。即使蔣先生叫我指揮別人軍隊,人家對我亦無信心。所以現在必須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綏軍西撤併由傅節制西北各軍,被傅拒之,但傅當時未說明理由,以上關於「守」、「攻」、「走」的結論,就是對徐的解釋。然而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此,而在「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圖何在,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來傅揭開了這個謎底。他說:「經過一個時期的整理軍隊,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時期中共以兵壓迫時,彼時利用官兵心理卻可打出去。今日對蔣先生須求有效果的途徑,如系維持現狀,絕無生存之理。以聯共求得時間,而以革命求進展,利用合作農場,半年數月間可增至二十萬人。明年三、四月間將為中共最痛苦之時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經濟,中共絕不能成功。簡言之,領導人物大多數皆是壞人。等等。最後結論,中共可能失敗」,「(渠)要擴展實力,即是將可用幹部放入農村。」
  傅將中共最痛苦的時期判定為1950年三四月間,這是指中共難以渡過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農場,將幹部放入農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擔任綏遠省主席時,欣賞梁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學說,在綏遠推行過教育、生產、武裝三位一體的農村制度,即教、養、衛制度。傅所稱利用合作農場,就是寓兵於農的意思。傅的計劃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贏得發展時間,屆時便可「打出去」了。這就是「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的意圖。隨著這個計劃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經過上述解釋與交底,最後,傅作義以一段對蔣的感情色彩頗為濃厚的表態作為此番陳述的結束。傅說:「蔣先生權當認錯了人,權當傅某力量投了敵,但最後必要發生一個大報答。蔣先生此時盡可宣傳傅某之罪惡,只要蔣先生知道傅作義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為中共殺害,但並未希望蔣先生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來如此之切,亦並非要好友為之保證,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華民國勝利因素中仍有傅作義一員。傅作義必有轟轟烈烈之功績以報國家,以報蔣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據徐記載,傅「言下痛哭,且謂不想作了如此錯事,對不起人」。好友指徐。此番陳述解開了這樣一個謎底:綏遠起義之際,傅作義為什麼一定要留出一個時間差與徐相晤?說到底,就是為自己預留後路,一旦政局生變,有人為其作證。
  大概為傅之「痛哭」所感染,徐不無動情地說:「想不到你要走此艱難之途徑。」不過徐的話題立即回到其使命上來,徐說:「中共軍隊南下成功,到某階段必以餘力向綏軍壓迫與清算,還不如此時帶走,總可得兩三萬勁旅。」(60)然而話題一旦至此,傅又縮了回去,以種種理由推之。這就是說,在對蔣的態度上,傅之所做與其所說,並非表現為零距離。
  作為對蔣正式的政治交待,談話之後,傅向徐遞交了一份上蔣呈文。這是傅作義就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黨建等等問題,向蔣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獻策。呈文分為「(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相持階段之形成」、「我們的做法」三個部分。關於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傅著重指出中共的幾個弱點:「外交孤立」;「經濟貧困、食糧發生不足」;「軍隊前進太快,後方空虛」。關於相持階段的形成,傅重點建議:「封鎖,疲睏經濟」;「轟炸電廠,以擾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陸,以分散敵兵力」;同時建議側重宣傳中共「出賣國家民族」。關於「我們的做法」,這是一個重建國民黨的意見,核心是「我們應認識我們噎失敗,應重新革命、重新復興」。(61)
  歸納起來,傅對徐的交底以及上蔣呈文,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都是一個要做蔣的孤臣孽子的表態。
  如前所述,傅作義在7月14日呈毛澤東的上書中,稱蔣、閻賣國,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封鎖海口、濫炸人民,沒有希望等等。而在9月19日呈蔣的上書以及與徐永昌的一系列談話中,則稱中共賣國,美蘇戰爭不會遠,建議封鎖、轟炸電廠,並稱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將兩者聯繫起來,可以看到一些甚為相近的詞句,但問題的對象完全不同。
  據王克俊記載,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於9月18日上午舉行,(62)但孫蘭峰並未簽字。董其武與孫蘭峰為綏遠的兩位軍政頭面人物,董在起義問題上態度鮮明,而孫則不甚明朗,稱病住進醫院。如果孫不簽字,綏遠起義便不是圓滿的。為此,傅作義抵綏後對孫做了反覆的動員。傅說:「共產黨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基礎……從北平和平解放到現在,事實證明我們是做對啦!路是走對啦!」(63)可以肯定,傅的勸說是孫最終簽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樣可以肯定,這並非惟一的原因。
  孫蘭峰對其住院一事有這樣的說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見面之後,還表示要同我見面。我為了不使傅先生對我產生懷疑,我決定不和徐永昌見面,就裝病住進醫院,對外任何人都不見。」(64)總之,不容置疑地將徐拒之。然而不幸,徐永昌披露了與孫的秘密會見。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胃病複發,一度昏迷,一時間來客均不能見。是日,徐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當晚「十一時孫蘭峰再來」,「再來」說明孫此前已來過,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孫對徐說:「宜生現在迫其簽字,避走不得,並言此時屈從,將來必可對國家發揮力量。」在孫做了這番與傅作義大意相同的陳述之後,徐永昌的表態是「許之」。(65)
  這就是說,孫蘭峰見過徐永昌,是瞞過了傅作義與董其武。「許之」,指孫參加起義一事得到徐的批准。據王克俊記載:「十九日凌晨,孫蘭峰終於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幡然覺悟,給傅先生打來電話,表示願意參加起義。清晨,傅派我帶著通電文件到孫住處讓他簽字。」(66)上述記載表明,孫所以於19日凌晨「幡然覺悟」,原因是他已於18日深夜得到徐的「許之」。
  孫從未做過徐的部屬,其行事無須徵得徐「許之」,所以多此一舉,說到底,就是為自己留條後路。從徐永昌前面的記載看,傅作義邀徐會晤的電文多由孫蘭峰經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孫大體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了一個與傅大致相同的兩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義的不安。19日上午傅與徐深談之後,對鄧寶珊說:「次辰(徐永昌的號)病了,要呆在這裡不走。他不走,我們不能起義,不是耽誤了我們的大事嗎?」可見,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後,中午即設法如何將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記載,傅與鄧商定由鄧出面見徐,鄧故意要求徐留下來領銜起義,徐見不妙決定立即離綏。(67)
  鄧徐談話時董並不在場,從徐永昌的記載中沒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話,不過鄧的確說了些不甚好聽的話。徐記載,鄧來後「一再勸余辭職務。並謂你的身體不堪再勞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藥,徒自摧殘自己,於事無益」等等。鄧同時也說了些解釋性的話:「三戶亡秦已非其時,奈何。」(68)這是對綏遠起義的解釋。
  結果是,徐永昌於19日下午2時飛離包頭,而綏遠起義通電則於4時發表。
  現在,將9月19日在綏遠發生的事串聯起來,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過程:清晨,孫蘭峰簽字之後,起義通電的簽字手續圓滿完成;上午,傅與徐深談,亮出了寓兵於農的底牌,並遞交了一份全面獻計獻策的上蔣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對國民黨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鄧寶珊出面將徐趕走;下午,徐於2時飛離,綏遠起義通電於4時發表,至此,傅完成了對共產黨的政治交代;當晚,傅、鄧等登車啟程返回北平。
  傅作義一日之內一併完成對國共兩方的政治交待,並且整個安排策劃周密,對於國共均無破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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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永昌的策反之所以未能奏效,從根本上講是徐始終無法就國共戰局的前景說服傅作義。徐、傅二人曾有這樣一次對話:「宜生詢政府方面對渠之返綏作如何觀察。」徐答:「就余個人看法,共黨首腦以青軍守蘭州,胡軍在南,馬軍在北,共軍如深入,處於三面受敵……故情急而要君等返綏,以阻撓寧綏軍之出擊。」在徐看來,中共至少在西北戰場處於三面受敵的不利態勢。然而對徐的此一判斷,「宜生以為非是」。(69)可以說,正因為傅對於國共戰局保持了清醒的認識,徐最終無功而返。
  綏遠之行對於徐永昌來講,最感意外的莫過於傅的那個寓兵於農的計劃。儘管二人相交多年,徐對傅仍然產生了幾分異樣感覺。分手之後,驚嘆不已的徐永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宜生今茲作風誠屬非常人也,余則不能。」(70)
  9月20日徐飛抵重慶,隨即見蔣,「將宜生衷曲一一陳之」。對於傅那個瞞天過海的計劃,蔣聽後「搖首,謂很難成功,一定畫虎不成」。10月2日,徐在廣州向李宗仁復命,李「對宜生仍寄與希望,並雲若干所謂和平分子投共亦佳,可以沖淡共黨傾向蘇聯之心情」。(71)這個自欺欺人的結論,為廣州政府策反傅作義的行動畫上了句號。
  9月22日上午,傅作義回到北平,次日出席政協會議並在大會發言:「作義這次到綏遠時,蔣介石給了我一個『親切的』電報,說我這次從北平到綏遠,正像他當年西安事變以後從西安回到南京一樣。他說,當他回到南京以後,由於一念之差,竟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訓……但是我堅決拒絕了他。」(72)關於蔣介石致傅作義的這份電報,迄今,在有關傅作義的著述中仍被廣泛引用,顯然均出自傅的這個講話,人們並未親見。根據徐永昌9月18日日記,蔣電的確提及西安事變,的確對傅有所勸告,但並未稱傅之返綏「正像」他當年由西安返南京一樣。無論身份還是地位,傅與蔣均不能相等同。「正像」之說無疑為傅之杜撰,意在自抬身價。
  傅作義對徐永昌的交底,其核心是「利用合作農場」。對此,傅是否採取過某種方式以求實施?當年主管綏遠工作的薄一波記載,傅返回北平後隨即向薄建言:後套地區「可耕地為10萬頃,而現耕種面積只4萬頃,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他願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農場」。薄記載:「我把他的意願報告黨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願的基礎上提名他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73)毛對此是怎樣考慮的不得而知,總之,水利部長的職位把傅留在了北平。
  行文至此,一切似乎應該結束了,然而不幸,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師哲,在其晚年的回憶中披露了這樣一件事。他寫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讓傅作義擔任了水利部部長。約一年後的一天,他找到毛澤東,給毛澤東說,他還有多少電台,多少枝槍,存在什麼什麼地方。」傅作義私藏一批武器電台,證實他對徐永昌所說的那些話並非全是妄言,他的確對中共留了一手。對於傅的這個最後的交待,毛說了這樣一句話:「你留著用吧。」(74)
  傅與徐的談話以及上蔣呈文,儘管內容廣泛,但傅真正的著眼點是三個:美蘇戰爭不會遠;中共難以解決來年的糧食困難;軍隊前進過快,南下西征之後華北空虛,易被美蔣登陸。如果這些判斷能夠成立,傅便可以亂中再起。反過來,傅所以最後交出這批私藏武器,同樣因為這些事件並未如期發生。傅失算了。如此結局,應驗了一年前蔣的判斷:「一定畫虎不成。」
  將本文前面的材料羅列起來,可以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截然相反的兩個傅作義。發生在傅作義身上的這種政治與人格的撕裂,恰恰是改朝換代的歷史輪替所派生的那個特殊政治群體——「貳臣」,以及這個群體所特有的政治性格——雙重性格。
  一般說,這個群體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士在其最初一段時間,大都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政治與情感的錯位。也就是政治上選擇了另一方,而其情感或多或少還停留在原來那一方,兩者尚未統一。鄧寶珊在送走徐永昌時說了一句實話:「寡婦嫁人無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75)改嫁即重新選擇,痛苦即情感尚未同步轉移。傅作義一面舉行綏遠起義,一面對徐永昌痛哭,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錯位的反映。
  還在天津戰役之前,林彪、聶榮臻於1月8日致電毛澤東,判斷傅所以和談,「其用意是平津不戰以討好人民;不投降繳械討好蔣介石;讓出平津討好中共」。(76)北平的和平移交,事實上正是一個三面討好的結局。爾後,在綏遠起義過程中,傅作義故伎再施,再次導演了一幕對國共兩面討好的兩手交待。
  傅作義所以數面討好,對毛和蔣說兩套話,說到底就是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足夠的餘地。而傅所以還有再起的打算,實際上就是對中共的政權能否穩固還存有疑慮。
  傅作義生於亂世,從一個小派別綏軍起家,最後成為國民黨一個戰略集團的首領。在爾虞我詐的仕途升遷過程中,他看到過太多的群雄起消、世事輪迴,他正是以這些舊式軍人的世俗經驗,來應對國共這一回權力互換的。於是,便發生了兩個傅作義這種看似匪夷所思、實則可以梳理的現象。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解決國民黨殘餘勢力提出天津、北平、綏遠三個方式,這三個方式的直接對象都是傅作義。顯然,無論形式還是性質,三者之間都存在著深刻的區別,其本身並不相通。然而有趣的是,傅作義卻將看似不相通的三個方式貫通起來,一一領教。此舉在解放戰爭全部過程中,傅作義之外,絕無僅有。從這個意義上講,傅之反正過程,創造了一個甚為罕見的殊途同歸的範例。
  本文關於傅作義雙重性的研究,並不涉及傅之功過。這個特殊的政治群體的存在與表現,其學術意義在於,它體現了歷史的多樣性的存在與表現,並且使之更為具體,更為生動。
  注釋:
  ①有關傅作義的著述,重點集中於北平和談,關於傅雙重性格的專題研究似尚未見。另外,傅作義曾有寫日記的習慣,但日記「已在北平解放時全部付之一炬了」。參見仲文:《關於傅作義的「華北剿總」》,政協全國委員會編:《傅作義生平》,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347頁。因此目前有關傅作義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分有限。
  ②中原大戰閻錫山失敗後,1931年張學良將閻部縮編為四個軍,由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分任軍長,故有四大軍長之說。
  ③《中央軍委關於對傅作義的政策問題的電報》,1948年12月27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52、53頁。
  ④北平和平協議規定傅部建立解放軍制度,建立政治組織,但並未明文規定向傅部派政工人員。
  ⑤以上均見:《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1991年。關於徐永昌與傅作義在北平移交之際的此次會晤,一些重要的歷史著作均不見記載。從徐的記載看,得知或參與談話的至少有五人,即徐、傅、鄧以及梁述哉、廉壯秋。梁、廉均為華北「剿總」副參謀長,與傅、鄧一同參加了北平和平移交,但此四人後來均未談及此事。曾參予傅作義許多機要活動的華北「剿總」政工處長王克俊,在其多篇回憶中亦未提及此事,如果王亦不知,說明傅對此事是相當保密的。
  ⑥徐永昌:《上蔣總統》,趙正楷、陳存恭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1996年,第141頁。
  ⑦《傅作義發表文告公布協議十三項》,《世界日報》1949年1月23日,第1版。
  ⑧《陶鑄關於改編傅作義部隊問題的報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71頁。
  ⑨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頁。
  ⑩《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32頁。李文時任第四兵團司令官,為傅部中央軍代表性人物。
  (11)《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轉報第十一縱隊關於傅作義派代表出城談判致中央軍委電》,1948年12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平津戰役》,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177頁。
  (1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頁。
  (13)《羅榮桓年譜》,第677頁。
  (14)《羅榮桓年譜》,第679頁。
  (15)《彭真年譜》上卷,第530頁。
  (16)《羅榮桓年譜》,第692頁。
  (17)《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關於與傅方會談改編情形給中央的電報》,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42頁。
  (18)《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4日。梗為23日,養為22日。
  (19)《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5日。
  (20)《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6日。莫德惠,字柳枕。
  (21)《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關於與傅方會談改編情形給中央的電報》,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42、143頁。
  (22)該公函於1月17日交鄧寶珊轉傅,但因種種原因傅未看到。詳情見蘇進:《回憶北平和平談判》,《平津戰役》,第639—641頁。
  (23)新華社:《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中央統戰部等編:《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頁;參見《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9頁,該文出自毛之手。
  (24)《羅榮桓年譜》,第694—696頁。
  (25)《徐永昌日記》,1949年2月4、15日。
  (26)《徐永昌日記》,1949年2月28日。
  (27)《傅作義電》,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153頁。
  (28)《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9、450頁。
  (29)《傅作義通電》,《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76、178頁。
  (30)《徐永昌日記》,1949年4月4日。李宗仁,字德鄰。
  (31)《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4頁。「鄧」指鄧寶珊。另據董其武記載,當時綏遠各類駐軍將近10萬。參見董其武:《戎馬春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70頁。
  (32)《羅榮桓年譜》,第690頁。
  (33)《羅榮桓年譜》,第699頁。
  (34)《中共中央關於同傅作義、鄧寶珊談話情況致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李井泉等電》,1949年2月25日,《平津戰役》,第273頁。
  (35)《綏遠問題協議草案》,轉引自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56、257頁。
  (36)《徐永昌日記》,1949年4月23日。
  (3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1頁。
  (38)《傅作義致毛澤東函》,1949年7月14日,轉引自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81—287頁。
  (39)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514頁。薄參加了此次接見。
  (40)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9年7月27日,台北:「國史館」印行,1997年。
  (41)《董其武電》,1949年7月,《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157頁。
  (42)孫蘭峰原任察哈爾省主席兼第十一兵團司令官,1948年12月張家口之役,該兵團被殲,孫逃至綏遠,後參加綏遠起義,任中共綏遠軍區副司令。劉萬春參加綏遠起義之後任解放軍第三十六軍軍長,因通敵被逮捕。參見董其武:《戎馬春秋》,第551頁。
  (43)《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1日。董其武回憶,徐曾提出將部隊最後撤入緬甸。參見氏著:《戎馬春秋》,第273頁。徐在「可印」之前的確寫有一個「可甸」,但又圈去,可見徐的確對董說過這些話。
  (44)《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9年8月22日。
  (45)《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28日。崔亞雄原任華北「剿總」參議。
  (46)《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29日。
  (47)《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30日。
  (48)《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31日。
  (49)《傅作義函》,《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165頁。該函未署日期,編輯者判斷為9月所作。筆者判斷,該函肯定是由崔亞雄攜回交徐,崔於8月29日抵綏,31日離開,因此該函當作於8月29—31日之間。
  (50)《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2、3日。
  (51)《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3、4、6日。
  (52)《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8日。
  (53)(54)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515、516頁。
  (55)《傅作義致薄一波、聶榮臻電》,1949年9月11日,轉引自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0、291頁。薄一波前書亦提及該電。該電所署日期為「申真」,即9月11日。董其武稱9月12日,應為誤記。
  (56)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517頁。
  (5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4頁記載徐於9月15日抵包頭,應為誤記。
  (58)《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7日。
  (59)《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8日。張慶恩原任華北「剿總」軍法處長。
  (60)以上均見《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61)呈蔣書全文見《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62)王克俊:《傅作義先生與綏遠起義》,《傅作義生平》,第371頁。另據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9頁記載為19日上午,參照徐永昌9月18日日記,應為18日。
  (63)孫蘭峰:《我是怎樣走向起義的》,《平津戰役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68頁。
  (64)孫蘭峰:《我是怎樣走向起義的》,《平津戰役親歷記》,第469頁。
  (65)《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8日。
  (66)王克俊:《傅作義先生與綏遠起義》,《傅作義生平》,第371頁。
  (6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04、205頁。
  (68)《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69)(70)《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71)《徐永昌日記》,1949年10月2日。
  (72)《傅作義發言》,(北平)《人民日報》1949年9月24日,第2版。
  (73)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518頁。
  (74)師哲:《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頁。
  (75)《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76)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1頁。

北平易幟傅作義親到西柏坡打探毛澤東底細

北平易幟傅作義親到西柏坡打探毛澤東底細
2009年01月23日13:51[我來說兩句(9)][字型大小: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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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國新年前夕,周恩來與張治中(左一)、傅作義(左三)、屈武(左四)

  1949年1月31日,傅作義在《和平解放解決北平問題協議》上籤署了歷史性的一筆,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同年2月22日,傅作義隨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往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拜見中共中央領導人,時間雖短短几天,但他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豁達大度、肝膽相照十分敬佩。返回北平後,傅作義精神振奮,心情愉快。李克農曾風趣地說:「傅作義前後判若兩人。」
  北平易幟,傅作義疑慮重重請求前往西柏坡拜謁中共首腦
  1948年底及1949年初,國共兩黨經過遼瀋、淮海戰役戰略決戰,國內形勢直轉急下,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新保安、張家口、天津相繼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華北戰局日漸明朗。在北平和平問題上猶豫不決的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終於痛下決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在《和平解放解決北平問題協議》簽署了重重一筆。然而,簽署和平協議後,傅作義疑慮重重,思想鬥爭最為激烈,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傅作義完成了他一生中的歷史性轉折。

傅作義部隊開出城外接受改編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決北平問題協議》簽訂時,雖雙方的幹部都舉雙手擁護,但在執行過程中夾雜著個人感情,協議中的一些問題沒有得到完全執行。因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對傅作義是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就是對共產黨的幹部來說,也是一個大轉彎。解放軍與國民黨打了幾年的仗,全軍將士都打紅了眼,總覺得和平改編不如軍事消滅來得痛快,所以在執行工作中帶有了個人情緒。比如,協議中原定給傅作義留一個警衛團,但在解放軍入城儀式之後,由於某種原因,他們的武器被收繳了;在新保安、張家口戰役中被俘的傅作義部高級幹部,原定一律釋放,有關地區的負責人卻以民憤極大為由,遲遲不肯執行;有一次原國民黨華北總部的副司令、和談首席代表鄧寶珊出城,竟被城門崗哨扣留了幾個小時,戰士們非要問他「是不是反動派」,鄧寶珊說「是反動派,過去是,現在反不動了」。


陶鑄知道後,才親自把鄧寶珊接回城來;北平西城區人民政府登記軍統、中統特務,偏偏有人給傅作義打電話,要他去報到登記;接管舊城的人還不管青紅皂白,勒令傅作義的家人從東四一個宿舍樓立即遷出去等等,所有這些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過火行為,強烈地刺激著傅作義的感情。這段時間,傅作義的內心很矛盾、很痛苦,因而對共產黨也不免產生一些疑慮。儘管這些事被陶鑄知道後,曾專門派人去看望他,和他推心置腹促膝談心,並向他轉達毛澤東、周恩來的問候,但傅作義還是想面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求得充分肯定。
另一方面,傅作義認為在解放戰爭時期華北的戰爭自己應負全責,接受人民懲處,一直想當面謝罪。

 
北平和平解放後第二天,即2月1日,《人民日報》以「北平解放經過」為題,全文登載了一封公開信,主要內容是:首先以十分嚴厲的口氣,指斥傅作義接受國民黨政府「剿匪戡亂」之令,率所部向解放區和人民解放軍發動殘酷進攻,軍行所至,屠殺人民,姦淫婦女,焚燒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並指示陳長捷命令天津守軍抵抗到底。繼之,指出北平已被圍月余,希望和平解放至今未果。傅為戰犯,欲獲人民諒解,必須遵照解放軍前委指示,求得自贖。辦法是:自動放下武器,或離城改編,任自由選擇。時間由1949年1月17日1時起至1月21日止。如竟敢不顧提議,破城之日,必將嚴懲,勿謂言之不預。此信由於措辭嚴厲,且多指斥語言,與其說是一封公開信,莫如說是一份最後通牒。這本是北平和平解放前,毛澤東以林彪、羅榮桓的名義於1月16日寫給傅作義的一份最後通牒,要求轉給傅作義,其意在於敦促北平和平解放。然而,由於《人民日報》刊登的時間較晚,恰恰又是在傅作義簽署了和平協議之後,便增強了傅心中的不痛快和疑慮。
  當時中間人鄧寶珊見此信內容後,為珍惜已取得的和談成果,勿功虧一簣,同時考慮到傅作義半生戎馬生涯,怕萬一想不通,節外生枝,影響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於是便決定觀事態發展,如一切順利解決,則不交通牒,如談無效再交出。然而中共中央對此事非常重視,1月25日詢問此信是否交給了傅作義。於是,鄧寶珊和蘇靜二人決定將此信交給傅冬菊,讓她擇時轉交給傅作義。傅冬菊看到信,也怕父親接收不了,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就壓了下來。這樣一直到2月1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傅作義才見到這封信。傅作義耐著性子把信看完之後,心裡十分不平,於2月3日致函林彪、羅榮桓,說自己在解放戰爭中負有罪責,應受到懲處。同時也給毛澤東寫了信,大意是請指定時間、地點,戰犯傅作義投案自首,當面謝罪。
  再一方面,當初議定的由傅作義就北平和平解放向全國、全世界發表通電,由於種種原因,遲未定稿;傅作義為求得共識,想與中央領導人共同議定一些事宜。這樣,經過曲折坎坷的道路走向人民一邊且心理矛盾的傅作義,在歷史轉折關頭,便萌生前往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的渴望,希望通過親自拜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以求獲釋前嫌。
此時,恰遇上海人民代表團前赴西柏坡拜見中共中央領導人,傅作義認為是一個好機會,便向北平市長兼軍管會主任和聯合辦事處主任委員葉劍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葉劍英立即請示中央,很快獲得同意。1949年2月2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致葉劍英電:歡迎傅作義、鄧寶珊和顏、邵、章、江一道來此一談,請問傅、鄧是否同意,如願來時,亦如顏、邵等一樣,不要帶任何隨從,並要對談話地點保守秘密。21日,葉劍英通知傅作義部下周北峰:「中央歡迎與傅先生會見,請告訴傅先生,明天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顏惠慶等人飛石家莊,即請傅先生和鄧寶珊偕一名隨員同乘這架飛機去。」
  於是,傅作義為到西柏坡開始做了精心的準備工作。北平市軍管會交際處處長兼六國飯店經理王拓曾回憶說:「傅作義2月21日晚上到我辦公室說:『王經理給我拿些香煙,就來一包袱吧。』說著將先買好的一塊方正洋布包袱鋪在桌面上。我問:『你買這麼多幹嗎?』傅作義說:『我要去見毛主席呀,我給他拿些哈德門香煙作禮物。』說完付款後高興而去。原決定讓我陪同代表團及傅作義等到中央所在地去見毛主席,當晚葉主任指示我另有新的任務,故改讓統戰部派來的朱友學同志陪同前往。」
  胸懷天下,中共領導肝膽相照傅作義忐忑心情陡變坦然
  1949年2月22日上午10點半,傅作義一行包括上海人民代表團顏惠慶、章士釗、江庸,以私人資格去的邵力子、顏惠慶的醫生焦湘宗和傅的秘書閻又文、鄧寶珊和中央統戰部朱友學等共計9人在北京機場登上飛機,飛往石家莊機場。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及汪東興等人到機場迎接。在石家莊中央交際處(花園飯店)吃過午飯,於當天下午2時乘車離開石家莊,7時到達西柏坡。周恩來親自迎接,安排他們住在後溝招待所。
顏惠慶在日記中詳細寫道:「上午10點半,我們乘專機前往石家莊。

 
陪同前往的有傅作義將軍和鄧寶珊,他們在北平和平解放後,也是第一次去見毛澤東、周恩來先生。出發時,天空有些霧,但到石家莊時,天氣很好,飛行只用了1個小時。中共方面石家莊市長和其他官員來機場迎接,我們乘坐汽車前往賓館進午餐,並作短暫休息。賓館與其他幾座建築都坐落在同一圍牆內,是日本人在侵華期間修建的。主人們為我們準備的午餐非常好,他們建議我們在這裡住一夜,第二天前往目的地。然而,我們寧願立刻出發。有6輛吉普車準備載我們繼續前行。」「到達目的地時,天色已黑。我們一行的安全抵達,都應歸功於司機們非凡的駕馭技術和充沛的精力。周恩來先生出來迎接我們,隨即招待我們用晚餐。晚飯後,毛澤東先生來到我們住處,一直呆到11點鐘。」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次接待活動,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軍委秘書長的楊尚昆同志回憶說:「1949年2月中旬,毛主席黨中央決定接見國民黨和平代表團及傅作義、鄧寶珊等人。我於2月20日作了具體部署。一切食宿由行政科副科長兼招待所長陳心良同志負責,接送及安全保衛由羅邁(即李維漢——筆者注)、楊尚昆、汪東興同志負責,談判由中央安排。2月22日,我與羅邁、汪東興率車到石家莊機場接客。到石家莊中央交際處作了接客人用午餐的安排,後到機場迎客。到機場不久,和平代表乘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即降落。代表們走下飛機之後,由統戰部陪同朱友學同志分別一一作了介紹,我將我們三人作了介紹,並簡單地致歡迎詞。在介紹每個人簡單情況時有兩點記憶很深。一是江庸是個大律師,已70多歲的他對著我說:那麼你還是我的岳叔呀(江庸的老婆是我們當家侄女,故稱我岳叔)。一是傅作義穿著一身普通布衣,手提著一包香煙,是送給毛主席的。見我吸煙抽出兩條哈德門非給我不可。我說你既然給主席的,你帶去吧。」「我們接到中央交際處(住石門花園飯店)稍加休息後進午餐,飯後即上車直達柏坡。到達柏坡後,顏惠慶一行共八人住在後溝平房裡,談判在西邊兩間小平房裡。周恩來同志在那裡等候接待。毛主席當天即接見了他們,並進行簡單交談。毛主席在接見傅作義時,傅作義有恐慌害怕心理,表現精神面貌說話很不自然,傅作義見毛主席時,立正向毛主席說:『我有罪。』毛主席說:你辦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毛主席話音一落,傅作義的精神面貌即變,不是那麼緊張害怕了。當天晚上分別進行了交談。當天晚上,在東柏坡大禮堂演出文藝節目,有話劇《白毛女》,歌劇《赤葉河》。周恩來同志陪同和平代表和傅作義、鄧寶珊等觀看演出。他們看到戲劇演到高潮時,心情非常激動,感動得流下眼淚。傅作義及代表們也很受感動。傅作義感動得流下眼淚,並說他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傅作義一行在西柏坡期間,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周恩來陪同傅作義及上海代表團成員吃過晚飯後,毛澤東、朱德即乘車到後溝招待所去看望大家。據當時擔任毛澤東警衛排長的閻長林回憶:「當時正是2月份,天氣還很冷。毛主席去前,穿上了皮大衣,戴上了皮帽子。然後我們跟著他乘坐一輛中吉普到後溝去了。車子開到傅作義將軍住的地方,就看到周恩來副主席陪同傅作義將軍等噎在門口等候。」 在會見中,傅作義顯得有些激動和緊張,毛澤東風趣地說:「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面,清清楚楚;今天我們是姑舅親戚,難捨難分。

 
蔣介石一輩子耍碼頭,最後還是你把他甩掉了。」「北平和平解決最好,你這是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說,你過去有錯的話,那麼現在功過權衡,還是功大於過,也是有功人員……」「和平解放北平最好,你帶個好頭,立個大功。今後的事,可能還不少。你可以向你的部下講清楚,既然是和平解決,你原來的部隊要進行改編,將來你們都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員了,和解放軍一樣看待,決不歧視。你知道,我們歷來說話是算數的。」
  一席話,使傅作義心裡的疑團解開了,忐忑不安的心情變得坦然起來.
  促膝深談,傅作義如釋重負摒棄前嫌,被中共委之以重任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傅作義將軍對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作出了貢獻,因此對於傅作義的此次前來,中央中央是非常重視的。
  23日上午,周恩來先接見了傅作義。周恩來說:「傅先生以人民利益為重,使北平問題得以和平解決,避免了戰爭的災難,否則就會給人民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我們歡迎你和我們合作。我們的合作是有歷史根源的。在抗戰初期,守太原時,你讓我派人把一些軍用物資運出去,補給八路軍。你的部隊與八路軍120師在晉北聯防,這不都是合作得很好嗎!」
  稍停,周恩來接著說:「原來要在解放區召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現在北平解放了,這個會議可以在北平開。你可以參加這個會議,你是有功將領,參加會議是有代表性的。」
  周恩來的一番話,使傅作義深受教育。同時,他心裡也感到慚愧。傅作義看了看周恩來,說:「我戎馬半生,除抗日戰爭時期外,我是罪惡累累,罪該萬死。今後我決心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祖國人民立功贖罪,以求得黨和人民的寬恕。」
  周恩來說:「很好,我們歡迎傅作義將軍這種態度。」
在周恩來接見傅作義談話結束後,陪同傅作義等人吃飯時說:「現在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說兩家話,有什麼事情,有什麼意見和想法,不要有顧慮,都可以提出來商量。

 
可以找我談,也可以找毛主席談,找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談也可以。」
  傅作義靜靜地聽著,連連點頭說:「請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心全意地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決不會半心半意和三心二意。我的後半生,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奮鬥,為建設偉大的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當天下午,毛澤東再次見到傅作義,進行了又一次深入且開誠公布的交談。在會客室,同時在座的還有「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的幾名代表。毛澤東和代表團成員互致問候,讚揚他們為人民辦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坐下後,傅作義說:「請問主席,我是回北平還是住在這裡?」
  毛澤東先是一愣,接著笑著說:「你現在住在北平很好,不久我們也要到北平去。將來咱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到北平以後就要召集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少數民族和華僑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開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你也將被邀請參加會議,你有功,也有代表性。」
  傅作義激動地說:「我回北平以後,一定向部下傳達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的指導和關心,一定要在共產黨和部隊首長的領導下,做好部隊的和平整編工作。我個人也要無條件地服從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證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對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彌補我過去的過錯。」在毛澤東問到傅作義願意做什麼工作時,傅作義說:「我想,我不能在軍隊里工作了,最好讓我回到黃河套一帶去做點水利建設方面的工作。」
  毛澤東主席說:「你對水利工作感興趣呀?那黃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將來你可以當水利部長,那不是更能發揮作用嗎?」(果然,新中國成立後,傅作義被任命為第一任水利部長,這是後話。)
  當談到對傅部原有人員的政策時,毛澤東說:「我俘虜你的人員,都給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見他們。我們準備把他們都送到綏遠去。」傅作義說:「給我?我怎麼處理呢?還要送到綏遠去,為什麼?」毛主席說:「國民黨不是一貫宣傳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嗎?他們到了綏遠,可以現身說法,共產黨對他們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幫助在綏遠的人學習學習,提高認識嘛。這些人我們以後還要用哩!」
  談到綏遠問題,毛主席說:「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好解決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們的起義。還是以前說的,給你們編兩個軍。對於你們來說,走革命的道路,要過好幾個關,但主要的是要過好軍事關。這一關過好了,以后土改關、民主改革關,將來還有社會主義關等就好過了。」
傅作義聽著毛澤東、周恩來對自己及所率原部隊人員的安排,心裡非常感動。
  
這一番交談,使他受到極大的鼓勵,疑團頓釋,精神非常振奮。
  2月24日早晨,周恩來很早就來到後溝,與傅作義及「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成員召開了一個短會,再次確定了和平談判應採取的步驟和應討論的方案。之後,周恩來與代表們分別合影留念。上午大約11點鐘,傅作義及「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成員離開西柏坡,楊尚昆、羅邁、汪東興前往送行,到達石家莊後與石家莊市長第二次共進午餐,之後登上了前往北平的飛機。顏惠慶在日記中寫道:「當日多雲,由於飛機飛得很高,飛機彷彿是在大海之上,地面景緻一點也看不到。可是,途中天空放晴,我們再次看到了下面的田野和河流,甚為高興。……就這樣,我們完成了冒險旅程,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我們對這一經歷非常滿意。」
  返抵北平,傅作義精神振奮,《和平通電》公告天下
  傅作義返回北平後,毛主席接見他時所說的話,很快都一一實現,這使傅作義對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敬仰與感激之情倍增。同時,西柏坡之行,中共中央所給予傅作義的禮遇及對傅部的關懷,使他一直沒有完稿的通電很快定了稿。4月1日,傅作義向全世界發表了和平通電。《通電》表達了傅作義的政治態度,決心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實現新民主主義,建設新中國,因而,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重視。
  1949年4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看到《通電》後,立即親筆複信。全文如下:
  傅作義將軍:
  4月1日通電讀悉。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反革命內戰的政策,是完全錯誤的。數年來中國人民由於這種反革命內戰所遭受的浩大災難,這個政府必須負責。但是執行這個政策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文武官員,只要他們認清是非,幡然悔悟,出於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不問何人,我們均表歡迎。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貴將軍與有勞績。貴將軍復願於今後站在人民方面,參加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事業,我們認為這是很好的,這是應當歡迎的。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至此,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圓滿完成。從此,傅作義將軍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鞠躬盡瘁,夜以繼日,為人民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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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剛任水利部長時,水利部領導中卻有人認為他是非黨人士,有意貶低、刁難他。傅作義到水利部會堂開會,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車轉停到偏僻遠處;對他以部長名義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於是,傅作義對所有文件在看過之後,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長批示,並形成慣例。傅作義並不介意這個。後來,毛澤東發現水利部文件批文沒有了傅作義的名字,敏銳地發現問題,深嘆一氣。
北京市第一屆體育運動會在天壇公園舉行,毛澤東和傅作義應邀觀看比賽。毛澤東看到一半,就約傅作義離開會場,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時,毛澤東風趣幽默地指著修補過的天壇一角,問傅作義:「宜生,你看這一塊我們補得好不好?」
那是1949年為阻止蔣介石企圖派飛機運走傅作義的精銳武器和一部分親信骨幹,而被解放軍的炮火轟壞的天壇一角。傅作義以感謝的心情會意地笑笑,說:「不仔細看,看不出來。」「如果我們兵戎相見,這牆補也補不得啰。你是北京的大功臣,應該獎你一枚天壇一樣大的獎章。」毛澤東說,「是不是我們共產黨內有人怠慢你?」
「哪裡,哪裡,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噎感激不盡了。」傅作義說,「我體會《共同綱領》是四路縱隊(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前進,向左看齊,跟工人階級走。」
毛澤東聽了,深沉地說:「是的,但是以後還要展開變成橫隊哩!」
傅作義對毛澤東說:「我是水利問題的『門外漢』,恐怕勝任不了部長工作。」
毛澤東鼓勵地說:「不懂你就學嘛!有問題你就去請教群眾嘛。要邊學邊干,哪有天生的內行呀!」接著,當面問傅作義:「水利部文件批文怎麼沒有了你傅作義部長的名字?你在水利部當部長是不是有職無權?」
傅作義說,他工作忙,常外出,副部長批示也是一樣的。
毛澤東聽了沒作聲。後來,毛澤東同周恩來說了這一情況。
周恩來就此種不正常的現象專門批示水利部:大小事情,沒有傅部長批示,一律無效!要讓傅部長列席黨組會議,並發表意見。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無微不至的關心下,傅作義全身心地投入國家水利建設。他說:「咱們只有嚴格要求自己、踏實工作的義務,沒有其他要求的權利,干任何事情都要多想到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少計較個人得失,這樣心情就會豁達多了。」傅作義是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從1949年起擔任水利部長,直到1974年逝世,他在位長達23年,他的後半生踏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長江、黃河、黑龍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許多水利工程,都有他的足跡。他幾乎每年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三門峽工地、治淮工程和密雲水庫工地等第一線研究指導工作。
1951年,傅作義和副部長李葆華一起視察淮河,在去洪澤湖蔣壩途中,有約15公里路程汽車無法通行,他堅持和大家一起步行前往。他出差,按規定可以坐火車公務車(在列車上單掛一節專用車廂),但他從來不要,他說和工作人員合要一間包廂(4個鋪位)就夠了。
文革」中拜訪傅作義

作者:仲煒    發布時間:2008-07-0310:35    來源:和訊網

《溫故》(之十一),劉瑞琳/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15元
傅作義
  我的父母和傅作義將軍夫婦是舊交,他們的交情始於上世紀30年代中期。當時傅先生駐防在綏遠(今日之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1949年大陸政權更迭之時,我們一家在美國,50年代初返回大陸。父親曾經問過傅先生,他是如何下決心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傅先生則輕鬆地用一句玩笑帶過:「你們家在景山附近,一旦打起來,作為制高點的景山是必會遭炮擊的,怕你們家毀了,所以我就不打了。」

  後來,「三反」運動中父親被關了十個月,審查是否為美國特務。一天,傅先生和夫人登門來看母親,傅先生問父親被關會不會和他有關,如果有關,他可以到有關方面去講清楚。母親深謝他們夫婦的關心,但說父親的被關看來與傅先生沒有關係。
  從1960年起,大陸開始了長達三年的饑荒。我那時年輕,分分秒秒地被飢腸煎熬,時時刻刻期盼著能吃上一頓飽飯。
  沒想到,這一天終於盼來了。
  噎移居天津的父母有一次來北京,傅先生用他的名義在政協禮堂的餐廳訂了一桌飯,正在北京上學的我和姐姐也被叫過去了。記得那天在座的還有黃紹先生。這頓飯,是我那三年中唯一填飽了肚子的一頓,後來被一遍又一遍地回憶,久久不能忘懷。
  1966年「文革」爆發,紅衛兵開始入戶抄家,許多親友被鬥爭,被毆打,被抄家。在那些恐怖的日子裡,受到衝擊的人被打死或自殺成了尋常事。待到這一年冬天,抄家、破「四舊」的高潮已過,鬥爭的重點轉移到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回頭來看,所謂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把社會搞得翻天覆地只不過是一帖藥引子,乃是「文革」發動者把水攪渾後以便打倒自己的政敵。
  這種時候,作為待罪的「資產階級分子」,父親自然不方便出行訪友。於是讓我由天津去北京時,代表他到傅家去看望一下。那天晚上天氣很冷,敲開門後,一位青年把我領進客廳。傅先生和夫人劉雲生都在,他們詳細詢問我家「文革」中的經歷和現狀,其情甚殷。
  談著談著,不知不覺間,傅先生就說到了他自己的經歷:「8月份紅衛兵也闖進了我家,氣勢洶洶就在現在客廳這地方批鬥我。他們問我:『你殺了多少解放軍?』我說『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不說我殺過,也不說我沒殺過。他們也拿我沒辦法。後來周總理保護我們這些人,讓包括宋慶齡在內的一批人住到軍隊醫院去,躲一躲。我給總理寫了封信說,我不去,我是軍人,我不怕,我願意在家裡接受紅衛兵的教育。周總理還把我的信給毛主席看,毛主席還說我態度正確。其實我心裡清楚,這場運動不是衝著我們這些人來的,和我們沒有關係。」
  在當時的情勢下,傅先生的這一席話,給我這個涉世不深的二十五歲的年輕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我告辭時,傅先生不理會我伸出的手,徑自朝牆角的衣架走去,穿上棉大衣,又戴上棉帽子。看樣子他要親自送我到屋子外面,我很是不安,遂勸阻。傅伯母在一旁說:「他正好要散散步。」
  就這樣,傅先生陪我穿過院子,一直送到大門口,才與我握手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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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獨家授權連載
總理設計保護宋慶齡張治中等民主人士
--《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卷三  保護社會棟樑(5)
劉武生


  「文革」發難時,張治中正在北戴河休養。當時,紅衛兵造反運動泛濫,橫衝直撞,到處抄家、揪人、批鬥。周恩來考慮張治中性格剛強,擔心他對突然襲來的「文革」狂飆沒有思想準備,怕他回京後遭受紅衛兵衝擊而發生意外。於是,周恩來想法提前給他打個招呼,向他介紹一些「文革」發動以來的情況。他決定安排中共中央統戰部派一位負責同志到北戴河,向張治中等愛國民主人士打招呼。同時,周恩來對張治中家也採取了保護措施,由北京衛戍區派一個連和一個營部住在張治中等愛國人士家的附近。戰士們身穿便衣,佩戴紅袖章,同前來的紅衛兵周旋。

  1966年8月底,張治中剛回到家,紅衛兵就來「造反」、抄家,先後來過5次。紅衛兵第二次來抄家時,竟然指著張治中的鼻子質問:你是什麼人?!是什麼歷史?!張治中憤怒地從靠椅上顫抖著站起來說:我的歷史你們可以去問毛主席和周總理!張治中的家被抄後,周恩來得知很氣憤。在接見紅衛兵代表時,他說:你們年輕人不知道,張治中三到延安。重慶談判時,張治中先生親自迎送毛主席,保證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敵人。你們不要再去了。但是,在林彪、江青一夥唆使、縱容下,紅衛兵們還多次要揪斗張治中。

  對此,周恩來深感不安。為了保護張治中,他進一步採取措施,讓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找一位負責同志把張治中秘密護送到解放軍三一醫院,只允許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同他聯繫。

  為了切實保護好愛國民主人士,對於那些不願離家外出的人士,周恩來則採取就地保護的措施。他指示派解放軍指戰員和公安人員,到被保護的人家中或住地附近,身著便裝,臂戴紅袖章,勸說、制止前來抄家、揪斗的紅衛兵和造反派。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安排當地派出所和所在地的黨、政、軍機關,給予配合和協助。對傅作義、邵力子、蔡廷鍇、蔣光鼐、沙千里等愛國民主人士,就是採用這種保護措施。

  在「文革」初期,為保護傅作義的安全,周恩來建議他去住三一醫院或到外地去休養。但是,傅作義不願意離開家。紅衛兵來抄家,第一次抄家時,還用鞭子抽打傅作義。周恩來聞訊後,立即派公安人員、警衛部隊和水利部同志前來保護。

  後來,傅作義因病住進醫院。但是,醫院造反派不讓傅作義住高幹病房,1966年12月的一天,周恩來親自給北京醫院打電話說:「應允許傅作義住高幹病房,並給予積極的治療和護理。」「不要斗批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並採用多種形式以示他們已被「解放」。後來,為保護愛國民主人士,周恩來提出,「不要斗批民主黨派的領導人」。

  1969年5月4日,周恩來致信國務院直屬口黨的核心小組負責人並轉全國人大和政協的軍代表,明確提出:「機關革命造反派的任務是清理機關幹部的隊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即他們的中央委員、省市黨部委員。」「機關幹部也要在清理隊伍時,按具體情況區別對待,不能以中共黨內標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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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的晚年:23年踏遍了祖國的各條江河
2009年03月13日09:40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大中小】【列印】已有評論106條
建國前確定工作
1949年2月23日下午,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傅作義。傅作義看似有些恐慌害怕,說話都很不自然。他一見毛澤東,就立正說:「我有罪!」毛澤東親切地握住傅作義的手,說:「不要這樣說。當初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搶掠了我們多少文物珍寶啊。現在,如果我們自己毀了紫禁城,破壞了那些文物古迹,那是要被子孫後代唾罵的。現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們應該謝謝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遠也不會忘掉你的。假如說,你過去有錯的話,那麼現在功過權衡,還是功大於過,也是有功人員……」然後,毛澤東親切風趣地說:「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面,清清楚楚;今天我們就像姑舅親戚,難捨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滑頭,最後還是你把他甩掉了。」
坐下後,傅作義說:「請問主席,我是回北平,還是住在這裡﹖」
毛澤東先是一愣,接著笑著說:「你在北平不是住得好好的嗎?不久,我們也要到北平去。將來咱們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到北平以後,就要召集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少數民族和華僑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開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你也將被邀請參加會議。」
傅作義激動地說:「我回北平以後,一定向部下傳達毛主席和其他中共首長的指示和關心,做好部隊的和平整編工作。我個人也要無條件地服從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證做好。」
當毛澤東問他願意做什麼工作時,傅作義回答說:「我想,我不能在軍隊里工作了,最好讓我回到黃河河套一帶,去做點水利建設方面的工作。」毛澤東接過傅作義的話說:「你對水利感興趣?黃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將來你可當水利部長么!那不是更能發揮作用嗎?」
可能是這次談話,傅作義建國後的工作就此確定下來。
懷著感激之情投入工作
傅作義剛任水利部長時,水利部領導中卻有人認為他是非黨人士,有意貶低、刁難他。傅作義到水利部會堂開會,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車轉停到偏僻遠處;對他以部長名義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於是,傅作義對所有文件在看過之後,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長批示,並形成慣例。傅作義並不介意這個。後來,毛澤東發現水利部文件批文沒有了傅作義的名字,敏銳地發現問題,深嘆一氣。
北京市第一屆體育運動會在天壇公園舉行,毛澤東和傅作義應邀觀看比賽。毛澤東看到一半,就約傅作義離開會場,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時,毛澤東風趣幽默地指著修補過的天壇一角,問傅作義:「宜生,你看這一塊我們補得好不好?」
那是1949年為阻止蔣介石企圖派飛機運走傅作義的精銳武器和一部分親信骨幹,而被解放軍的炮火轟壞的天壇一角。傅作義以感謝的心情會意地笑笑,說:「不仔細看,看不出來。」「如果我們兵戎相見,這牆補也補不得啰。你是北京的大功臣,應該獎你一枚天壇一樣大的獎章。」毛澤東說,「是不是我們共產黨內有人怠慢你?」
「哪裡,哪裡,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噎感激不盡了。」傅作義說,「我體會《共同綱領》是四路縱隊(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前進,向左看齊,跟工人階級走。」
毛澤東聽了,深沉地說:「是的,但是以後還要展開變成橫隊哩!」
傅作義對毛澤東說:「我是水利問題的『門外漢』,恐怕勝任不了部長工作。」
毛澤東鼓勵地說:「不懂你就學嘛!有問題你就去請教群眾嘛。要邊學邊干,哪有天生的內行呀!」接著,當面問傅作義:「水利部文件批文怎麼沒有了你傅作義部長的名字?你在水利部當部長是不是有職無權?」
傅作義說,他工作忙,常外出,副部長批示也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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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易幟傅作義親到西柏坡打探毛澤東底細
http://www.sznews.com  2009-02-0209:33  深圳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