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2日 星期三

尼木事件1969

尼木事件1969年尼木縣爆發的武裝暴動。全西藏71個縣中,52個縣參與叛亂。[1]

背景[編輯]

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國大部分地區一片混亂。藏獨支持者趁機糾集人馬,嘗試推翻中共在當地的統治。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區、拉薩市郊縣、日喀則地區、那曲地區等地相繼發生較大規模的暴力事件。邊壩縣一些藏獨人士制定了『不要共產黨、不要交公糧、不要社會主義』的『三不』反動綱領,建立「四水六崗衛教軍」和「翻身農奴革命造反司令部」[2]

過程[編輯]

頭目赤列曲珍(女),讓窮甘登羅布策動指揮下,十餘個縣的藏獨分子在尼木縣發動起事,提出「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萬歲」的口號,鼓勵地方幹部和解放軍趕出西藏。他們製造並懸掛西藏國旗,但當時「雪山獅子旗」並未受大眾認知,結果誤做了『四水六崗』旗幟(黃色旗,上有交叉的兩把刀),圍攻尼木縣,進佔縣政府銀行商店,拿走武裝部的槍枝彈藥。
藏獨團體要求趕漢人出西藏,家庭成份不好的人不准參加他們的組織。他們沒有現代武器,所以在文革開始時,拉薩一個演出隊給組織送了一把手槍,成為當時藏獨組織唯一的自動槍,此外只有幾支打獵的火槍和鄉里鐵匠打造的長刀等。[3]
6月13日凌晨,以讓窮為首的藏獨人士包圍了尼木縣帕古區政府,尼姑赤列曲珍說她自己是格薩爾傳說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古尼甲波」的化身,會預言、跳神和打卦,並呼喊口號,引導群眾圍攻軍宣隊,殺掉解放軍隊員22人。這些解放軍是屬於「支左」的,沒帶槍。尼姑手下半夜三更發動襲擊,把解放軍從窗戶里甩下來砸死,再把他們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這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還放著軍帽。[4]21日在尼姑廟殺掉漢藏基層幹部13人。[5]因為殺的是解放軍,這一事件當即被中共定性為「反革命叛亂」。
6月15日,駐藏的中國人民解放軍53師,接到中央軍委關於去尼木平叛的命令。6月16日,53師157團3個連官兵,在師政委李傳恩帶領下,武裝進入尼木縣城,救出被圍困的漢藏幹部,制定對普松區的赤列曲珍部進行殲滅性打擊。6月19日早6時戰鬥打響,赤列曲珍部借堅固據點負隅頑抗,他們用火槍和刀,還有氂牛鞭「烏朵」,包著石塊朝部隊扔。6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殺死叛匪50餘名,俘虜約500餘人,繳獲大批槍枝彈藥,擊潰赤列曲珍部主力,余部逃竄、隱蔽。其後的三個多月解放軍追殺殘餘藏獨分子。
解放軍曾向赤列曲珍喊話誘使投降,但她堅持不投降,並穿著法衣戴著法帽站在房頂上作法。參謀長下令不准開槍,要活抓,但部隊其後也往尼姑房子開槍,結果發生槍戰,直至天黑,部隊撤退。當晚,赤列曲珍逃到山上。
第二天解放軍一大早衝到房子里的時候只有七八個人的屍首,有幾個靠在牆上,身上都是槍眼。樓下有個隱蔽的小經堂,點著燈,供著像,還有些經書、法器和護身符之類。解放軍其後在群眾引導下發現數具屍體,並隨即搜山追擊,在帕古區山溝擊斃60餘人,俘獲100多名,活捉赤列曲珍及其衛隊。尼木各地鎮壓完成,但帶頭負責殺解放軍的熱群則成功逃走。
1970年初,西藏政府對「6.13尼木反革命叛亂」進行了宣判,赤列曲珍等20餘人被判處槍決。[6]

參考文獻[編輯]

  1. ^ 血染的格桑花
  2. ^ 《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
  3. ^ 「尼木事件」親歷者的回憶 美國之音藏語部對德朗的採訪
  4. ^ 巴尚講述1969年「尼木事件」
  5. ^ 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 188頁
  6. ^ 1970年代西藏槍斃女性「藏獨」分子舊照

2014年1月21日 星期二

唯一敢對毛澤東搞“突襲”的美女

在井岡山小井村的紅軍醫院舊址的陳舊墻上,挂著這張照片。凡是看過這張照片的人,都會為她的嫵媚的神態、時髦的衣著和多情的眼神所打動。很難想象這樣的紅軍美女是如何同敵人做鬥爭的。在其楚楚動人的美貌深處,是鋼鐵股的意志。
她就是紅軍美女戰士曾志。這張照片攝于1932年她在廈門從事地下工作的時期。她是毛澤東井岡山時期的戰友,曾當面頂撞毛澤東,還曾兩次對毛澤東是否搞特殊化進行過突然“襲擊”。

有“瀟湘美女”之稱的曾志,1911年4月4日生于湖南省宜章縣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1923年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1926年8月考入湖 南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20名女生只有她一人在嚴格的軍訓和鬥爭中堅持下來,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春起,先後任衡陽地委組織部幹事,郴州 中心縣委秘書長,郴州第七師黨委辦公室秘書。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2000多人從粵北進入湘南,並與當地黨組織共同完善和實施了《湘南暴動計劃》。1928年1月22日,朱 德化名王楷,與陳毅率部打著國民黨軍第60軍第140團的旗號進入宜章縣城,將前來歡迎聚宴的反動官吏及豪紳全部逮捕,並解除了國民黨縣團防局和警察的武 裝。湘南起義以智取宜章縣城為開篇,拉開了整個湘南起義的序幕。隨即,朱德、陳毅將部隊整編為工農革命軍1師,並在廣東坪石一帶消滅了前來鎮壓起義的國民 黨軍許克祥師。此後資興、永興、耒陽等縣農民攻入縣城,建立了蘇維埃政府,起義烈火燃遍了整個湘南。參加湘南起義的共有11個縣,100多萬農村人口,7 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政府。
   湘南起義後,一位的年輕女同志當選為湘南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秘書長,經常帶領農民自衛軍清算為富不仁的土豪劣紳,當地農民親切地稱其為“紅姑娘”,她就是年僅17歲的曾志。
   1928年4月,曾志跟隨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先後任紅四軍後方總醫院黨總支書記、紅四軍組織科幹事、紅四軍前委工農運動委員會民運股股長、婦女組組長等職,參加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
   1929年7月中旬毛澤東同賀子珍、蔡協民。江華、曾志等人前往上杭蛟洋文昌閣指導召開了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毛譯東親自修改的政治決議 案。大會之後,閩西各地認真貫徹"閩西一大","武裝鬥爭"、"抽肥補瘦"的土地革命精神,呈現出一派"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曾志後來在《跟隨毛澤東在閩西的日子》一文中回憶道:
   1929年11月在蛟洋時,毛澤東要回部隊,賀子珍因懷孕不便隨軍,毛澤東便找到曾志交待說:“曾志,我要帶隊伍去江西,賀子珍懷孕了,無法隨我走,她留 下來,由你負責照顧她。”曾志誤以為是要她離開工作專門照顧賀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時間照顧她生孩子!”毛澤東聽了也生氣大聲說:“就 是要你照顧!”她大聲說:“就是不照顧!” “一定要你照顧!” “我是黨的幹部,我有那麼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護理她呢?”毛澤東這才知道她理解錯了,就緩和下來說:“讓你照顧她,又不是讓你一天到晚去護理她,不 過是要你關心些罷了。”曾志這時也知道自己理解錯了,很難為情地說:“我跟子珍是好朋友,過去行軍都常在一起吃飯睡覺,我從來都關心她,照顧她,你不說我 也會這樣做的,剛才是我誤解了你的意思。”毛澤東說:“理解了就好,那就多多拜托了!”
  心直口快的曾志不僅敢和毛澤東頂撞,還曾兩次對毛澤東是否在生活中搞特殊化進行過突然“襲擊”。
井岡山時期,紅軍戰士們吃的最好的就是紅米飯和南瓜湯,有時甚至要餓肚子。有的戰士就說,咱們吃的這麼差,毛澤東吃的肯定和咱們不一樣,會有肉吃的。曾志 聽後將信將疑。為了知道真實情況,她先後兩次在吃飯的時候突然闖進毛澤東的家,掀開他家的鍋蓋看做的是什麼飯。結果,兩次看到的都和他們吃的一樣,她這才 相信毛澤東真的沒有搞特殊,始終和紅軍戰士們同甘共苦。不僅如此,曾志看到毛澤東對穿的也不講究。曾志在1929年為毛澤東買過一雙黑線襪子,這雙襪子毛 澤東穿了好久。到了1932年4月,曾志在福建漳州見到毛澤東,一眼就看見他腳上穿的還是那雙黑線襪子,但是卻已經變得又薄又稀了。毛澤東見她盯著自己的 襪子看,就把腳一伸說:“這雙襪子還是1929年下井岡山後你替我買的,子珍把襪底從中間剪開,翻到兩邊又重縫了襪底。已經換過兩次襪底了,你看還是好 的。不過,再不能換底了,襪面也太稀薄了,經不起洗了。”
   1930年6月起,曾志先後擔任廈門、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閩南特委組織部部長,福安中心縣委委員,閩東特委組織部部長,福霞中心縣委書記。1937年9 月,曾志同志先後任湖北臨時省委婦委書記、湯池農村合作訓練班黨支部書記兼教員。1938年10月,任荊門、當陽、遠安中心縣委書記。1939年12月, 赴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秋,任中央婦委秘書長。1945年到東北,任沈陽市委委員兼鐵西區委書記員、地委組織部長、沈陽市委職工部長。進軍東北初 期,在沈陽智鬥國民黨和偽警特,保衛人民勝利果實。在遼吉省委工作時,她動員十萬民工支前。建國後,曾志任中組部副部長等職。
   曾志是在沙場徵戰、炮火硝煙、敵特追捕、白色恐怖中走過來的,可謂是九死一生。
   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就是那個曾寫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豪詩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她與夏明震1927年結 合,1928年,因為中共及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為反擊蔣介石軍隊對湘南起義紅軍的圍剿,實行了殘酷的左傾政策,強迫農民實行“堅壁清野”,燒毀湘粵 大道兩側15公裏內的民房,不給國民黨軍隊利用,這些左的政策和強迫執行,引起了那些世代以土地為家的農民強烈反對,最終,忍無可忍的農民們將派去督促農 民堅壁清野的中共幹部們殺死了,而身郴州縣委書記的夏明震也同時遇難了。
   曾志的第二任丈夫蔡協民,曾任紅軍31團政委,她倆1929年結合了。可是後來中共發出內部秘密文件,指責蔡協民為社會民主黨分子,決定將他清除出黨,規 定任何黨組織和黨員不得與蔡協民聯係。被黨拋棄的蔡協民為表達到黨的忠心,來到廈門獨自開展地下工作,後來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                     
   曾志的第三任丈夫就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軍隊卓越的政治工作者、黨和國家的優秀領導人陶鑄。陶鑄建國後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東省軍區第一政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職,主要著述有《理想‧情操‧精神生 活》、《松樹的風格》等。
  “我死後,不要寫簡歷生平,不要搞什麼儀式。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岡山一棵樹下當肥料……”遵照曾志的遺囑,在曾志于1998年6月21日逝世後,女兒陶斯亮將母親曾志的骨灰埋在井岡山小井紅軍醫院旁的樹林裏,與小井烈士墓相鄰,和巍巍青山作伴。

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

百科全書

1932年,在廈門從事地下工作的曾志
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女,原名曾昭學湖南省宜章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生平[編輯]

1923年,她考入衡陽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隨即於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春起,她歷任衡陽地委組織部幹事,郴州中心縣委秘書長,郴州第七師黨委辦公室秘書。
1928年4月,她隨部隊進入井岡山,擔任紅四軍後方總醫院黨總支書記,紅四軍組織科幹事,紅四軍前委工農運動委員會民運股股長、婦女組組長等職位。任內她參加了黃洋界保衛戰。她先後嫁給夏明震(1927年結婚)、蔡協民(1929年結婚),但夏明震、蔡協民均因戰而亡。1930年6月起,先後擔任廈門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閩南特委組織部部長,福安中心縣委委員,閩東特委組織部部長,福霞中心縣委書記,後嫁給陶鑄(1932年結婚)。
1937年9月,她歷任湖北臨時省委婦委書記、湯池農村合作訓練班黨支部書記兼教員。1938年10月,她任荊門當陽遠安中心縣委書記。1939年12月,她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秋,任中央婦委秘書長。
抗戰勝利後,她歷任中共瀋陽市委委員,鐵西區委書記,遼吉省委委員,遼吉一地委副書記、五地委副書記,瀋陽市委常委、職工部部長,瀋陽市工會、婦聯籌備處主任。
1949年5月後,她歷任武漢市軍管會物資接管部副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兼廣州電業局局長、黨委書記,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委委員、常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
文化大革命期間,她身為陶鑄的妻子遭受衝擊。1977年,曾志恢復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參與組織平反冤假錯案,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
1998年6月21日,她在北京病逝。享年87歲。

家庭[編輯]

曾育三子一女,前三子皆嬰兒時即送與他人撫養。其中二子鐵牛為中共廈門中心市委在收到100塊大洋後,在曾志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決定將其送與一葉姓中醫。曾志本人在得知組織決定後表示了服從,並親手將其嬰兒交出。[2]僅幼女陶斯亮由其本人撫養。

參考文獻[編輯]

  1. ^ 陶斯亮回憶母親曾志
  2. ^ 曾志. 《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 廣東人民出版社. : P178. ISBN 7-218-02997-3.

陶铸妻自曝延安人间地狱的淫乱共妻生活

陶铸是“文革”前中共中南局书记,“文革”开始时一度被奉召入京,后被打成“刘、邓、陶反党集团”第三号人物而被整死。陶铸的妻子曾志熬过了“文革”,活到世纪末,并出版了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她在回忆录中称,被中共称之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如同地狱,并描述了中共杀人放火的真实记录。
延安如同地狱
据右派网报导,在曾志的回忆录中有这样描述道: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叫易继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惨不忍睹。还有一位被斗的女人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
另一个女人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湿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视窗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粱,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这就是被中共称之为“革命圣地”的延安,离此相去不远便是毛泽东和江青卿卿我我的窑洞。
还有一些场面虽然没这么鲜血淋漓,却让人肉麻不堪。例如,有个叫危拱之的女人,大革命时留苏,参加“长征”,后来当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她被审查时用裤带自缢,被人发现时已七窍流血,但一条命算是拣了回来。此后她半疯半傻,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体宿舍里当着别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一个宿舍后又召来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搂来抱去,滚作一团(此人曾是叶剑英的妻子)。
林彪老婆叶群当时也被关起来受审查,和曾志关在一起。她不上厕所,大小便就拉在脸盆和饭碗里,然后往门外一泼,臭气四溢。有时,她甚至就拿过曾志的脸盆来方便。
杀人放火的真实记录
曾志回忆道∶“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包扎上红腰带,有时头上裹了块红头巾,背着红缨大片刀,人称红姑娘。”
曾志说,“革命”就是抄家分浮财,包括放火:“那时,我身上有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庞然大物太可恨,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朱德看见她的这一行动,居然慈祥地笑了。当时和她一起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
这些男女乱交的“革命青年”和土匪一般的“省委特派员”发动的“革命”,就是实行焦土政策,强迫农民把自己的房子烧掉,牲口宰掉,跟着这伙疯疯癫癫的男女去推翻“旧社会”。结果,农民起而反抗,在“焦土政策”的动员大会上,这些“革命者”成了愤怒农民的刀下鬼,他们逃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高举大刀长矛从村里冲出来,高喊杀共产党。当红军赶来镇压时,一个领头的农民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骂共产党放火杀人”。被赶得四处乱跑的曾志大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她“拿起梭镖用力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闪身没刺着。我又向别人要了一把大刀,连砍了几刀,但砍不深,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我还是不解气,再用梭标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哼哼的呻吟声,那种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2014年1月20日 星期一

解放后被镇反枪毙的一百多位抗日国军将领名单

1950年,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军随后将其驱逐到三八线以北,中则派出志愿军赴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在这场战争进行的同时,毛在中国大陆以”镇反”为名对前民国的官员和军人的镇反,遇害者数以百万计。
对在”镇反”中遇害的国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 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二).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 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
(四). 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不完整的遇害国军将领名单:
姓名 曾任最高军职 地点 时间
王旭夫 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 四川 1951
肖步鹏 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 1951
刘进 第1兵团副司令 四川 1950
韩起功 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年
李本一 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 安徽 1951
温怀光 第10兵团副司令 太原 1953
周址 第12集团军参谋长 广东开平 1953
金亦吾 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 1951.1.13
王育成 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 宁夏 1951
陈应龙 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 海南文昌 1951
尹作干 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 河南南阳 1954.4.8
李用章 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 四川邛崃 1952
喻英奇 暂编第5军军长兼粤桂东边区剿匪总指挥 广东汕头 1950年11月28
徐经济 新编第5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 陕西 1951
钟祖培 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 广西 1951
曾宪成 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 湖北钟祥 1952.10
武庭麟 第15军军长 洛阳 1952
夏炯 第20军副军长 1950
向传义 第24军副军长,四川省参议会议长 四川 1950
曹森 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 河南唐河 1952
刘孟廉 第27军军长 四川 1950.9
刘秉哲 第28军军长 苏州 1950.11.17
张治公 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 河南郾师 1951.3
韩步洲 第33军军长 北京 1953
高倬之 第34军军长 太原 1952.12
陈春霖 第44军军长,国大代表 1950
周静吾 第41军副军长、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6
潘峰名 第51军代军长 江西 1950
何绍南 第66军军长 1954
李楚瀛 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 广东曲江 1950.11.14
杨健民 第96军参谋长 安徽宿县 1951
甘清池 第99军副军长,阳江县长 广东信宜 1951.12
尚其悦 东北行营第一战区挺进军第1军军长 哈尔滨 1950.5.30
何绍南 副军长,陕西第2区行署专员,绥德县长 1954
莫树国 第6军第3师师长,联勤总部第3补给区运输司令 湖南东安 1952春
周亚 预8师师长 1951
潘琦 第14军10师师长 江西广昌 1951
危宿钟 第15师师长,江西第5区保安司令 江西 1951
黄芳俊 第29师师长 河南雎县 1952
石建中 第42师师长 1950
何际元 第49军79师师长 湖南 1950.11
刘明夏 第14军94师师长 1951
赖芬荣 第154师参谋长、广东第11区游击副司令 1951
宋士台 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广东 1953
陈运武 第77师副师长 湖南辰溪 1952
邓献坤 第90师副师长 广东始兴 1952
邓仕富 新38师副师长、新7军暂61师师长 1952
刘培绪 第40师师长, 北京 1954
李传霖 整编第47师参谋长 1952
韩起功 第100师副师长、新编骑兵军军长 甘肃临夏 1950
周伯英 第17补充旅旅长,国防部少将部员 湖南东安 1952
袁峙山 整3师49副旅长,湘鄂赣边区少将高参组长 湖南常宁 1951
梁彩林 整65师187旅旅长 广东鹤山 1952
陆汝群 旅长 广西容县 1951
金亦吾 第6战区挺进军司令 1951年1月13
王英 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 1951年1月
谢灵石 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 1952年
向光明 宜昌警备司令部处长,国大代表 湖北巴东 1952
叶干武 甘肃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高参 广东梅县 1950秋
梁顺德 河西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 1952
梁仲西 梧州行政区少将保安司令 广西 1951
陈鹏翥 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 湖北 1951
彭永年 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 1951
孙天放 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安徽怀远 1951
邓子超 江西第九区和第五区保安司令 江西石城 1951秋
陈哲 海南保安2师副师长 1951
关仲志 广东保安4师代师长 广东 1952
列应佳 广东保安第4师少将副师长 广东 1952
廖卓如 江西省保安副司令 江西 1951
陈定平 4战区兵站部办公室主任 海南琼山 1951.12.25
程斌 第53军上校高参 承德 1952.5.12
赵鸿厚 徐州剿总军官教导大队少将副大队长 1952
陈舜统 海南防卫总部第1路军监察官 海南 1950
郭仲容 四川绥靖公署人民服务总队总队长 1950年冬
项丽源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 1952
陈俊三 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参议 1952
徐廷瑞 陕南绥靖区少将副司令 河北蠡县 1952
焦达梯 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 1952
谭正纲 川南军政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 湖南茶陵 1952
张铁英 第10新兵补训处少将督练官 青浦 1951
林芝云 湘鄂赣清剿区少将司令 湖南湘潭 1952
赵俊图 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 湖南 1952
徐余生 四川军管区第7常备师长 四川广安 1951
廖德诚 赣南师管区副司令 江西 1951
符树总 广州行辕外事处少将处长 海南文昌 1952
杨清海 合江省改编支队中将司令 沈阳 1950.8
唐宪尧 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 四川 1951冬
马廷贤 甘肃联军陇南路司令 甘肃临夏 1958
龚汝松 川康黔边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副司令 1951
莫致宽 国防部中将高参, 广西苍梧 1952初
沈荃 国防部少将监察官 湖南凤凰 1951秋
李曙 伞兵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 浙江永嘉 1952
戴云林 军统局少将专员 江西江山 1950.8
廖宗泽 军统局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 云南 1951年4月15
王春晖 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 湖南衡阳 1950.4.8
霍远鹏 内1警第3支队长 湖南 1950春
方涤瑕 西南区宪兵司令 1951
李楚藩 西南宪兵指挥官 1950
戴可雄 少将高参,海丰县长 1952
罗联辉 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新丰县长 广东新丰 1952
糜藕池 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贞丰县长 贵州 1951.7
黄质胜 第19路军少将参议,灵山县长 广西灵山 1951
覃守一 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长兼县长 湖北长阳 1952
詹宝光 广东省干部训练团少将大队长,连山县长 1953
王雄 琼崖守备司令部参谋长,文昌县长,国大代表 海南 1951.3.1
陈少鹏 粤军第2军独立旅长 广东兴宁 1950
唐孟壑 独立第十师师长 湖南东安 1952
何海清 云南北伐军大队长、靖国军师长、建国军军长 1950年11
邓玉麟 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 1951年3
夏之时 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 1950年10.6
被镇反的国军抗日将士实在无法计数,列出只是一百多位遇害的国军将领。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然而,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一0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1953年被枪决。
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枪毙呢?2007年,我们在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
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
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
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如此对待国军抗日将士,法理何在?
1949年后以”剿匪”、”土改”和”镇反”杀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五十天后,毛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
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疯狂杀人的目的是什么?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
其实,毛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xx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立威之实(即发动群众),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在大陆,痛心的是,那些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xx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的,也许抗战英雄永远也无处诉说了。
但是,历史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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