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庚子拳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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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美国部队攀爬北京城墙 中: 天津之战中的日本士兵 下: 北京之战中的英日联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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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八国联军： （以下仅被宣战但没有加入八国联军）  抗命清军 教民自卫武装 | .svg){kind=small} 在住朝鲜人自卫武装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窦纳乐 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 阿尔弗雷德·盖斯利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 尼古拉·连纳维奇 亚历克塞·库罗帕特金 保罗·冯·伦嫩坎普夫 福岛安正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 阿德纳·查菲 李鸿章 李鸿章旧部梅东益 袁世凯武卫右军 盛宣怀 张之洞 许应骙 刘坤一 王之春 |  赵三多 曹福田 张德成 慈禧太后 毓贤 荣禄 载漪禁军八旗虎神营 聂士成部武卫前军 马玉崑部武卫左军 宋庆部武卫左军 左宗棠旧部董福祥甘军 马福禄部甘军 马福祥部甘军 马福兴部甘军 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 直隶总督裕禄部 山西刘光才、李永钦部忠毅军 | ||||||
| 兵力 | |||||||
| 华北联军人数不详，后期德军增兵至万余人，东北俄军较多 | 1900年6月14日天津战斗打响前天津市区内武装的义和团有30,000人，天津失守后北洼之战打响前集结在天津城郊高家村义和团20,000人、步枪1,200支[1] | ||||||
| 人数不详 | |||||||
| 伤亡与损失 | |||||||
| 阵亡日军人数以靖国神社为准、约500-1000名俄军阵亡、德军至进攻山西固关时45人残废[2]，英属印度陆军第四团Arthur Robertson Browning少校在秦皇岛附近的抚宁被千名武装义和团击毙[3][4]。 | 伤亡不明 | ||||||
| 32,000名中国基督徒和200名传教士被义和团杀害或在同义和团及山西清军的战斗中阵亡（中国北部）[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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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是一宗发生于晚清1900年、受朝廷支持的武装排外动乱。
清朝甲午战争战败后，西方列强划分在满清的势力范围并增加基督宗教的中原教徒，中原北部农村频繁发生宗教案件，又逢天灾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的情况下，黄河北岸农民与中原天主教教徒之间时常发生冲突。1900年春季冲突激化，发展为武装排外，直隶成千上万习练义和拳并号称“义和团”的当地居民动用私刑处死了大量基督宗教中原信徒与外来的西人，并纵火烧毁了教堂和教徒房屋。
整个运动并无严密的组织或统一的领袖，而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行动，行为矛盾和混乱，慈禧太后对这事的态度也多次反复，至同年6月，慈禧太后暂时决定利用并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6]，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最终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大日本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和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八国组建八国联军远征天津和北京，引发八国联军之役。
名称与起源[编辑]
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国变、庚子事变、庚子之乱、庚子拳乱、义和团之乱、义和团事件等，西方则多称之为拳乱（英语：Boxer Rebellion；德语：Boxeraufstand）。义和团原称义和拳，1899年毓贤改称义和团，义和团参与者被称为“拳民”（西方亦多以对应的“Boxer”称呼他们）、“拳匪”，义和团参与者称中原基督徒为“教民”、“直眼”[注 4]、“奉教的”、“二毛子”。
关于义和团的源头，高志运有不同观点。清末吴桥知县劳乃宣强烈地主张义和团源于白莲教，因此应当断然镇压。为此他刊布了小册子《义和团教门源流考》，而且亲自出马镇压义和团。当代义和团史著名学者路遥、李世瑜、佐藤公彦等也都认为义和拳与长期流行在山东一带的举着反清复明大旗的白莲教有关[7][8]。但另有学者如周锡瑞、戴玄之等人认为义和团与白莲教没有多少关系，白莲教信奉无生老母，而义和团则不一定提及此神。义和团也不反清；《义和团揭帖》中说“非是邪、非白莲”；义和团组织涣散，白莲教有清楚的师徒关系而形成严密的组织。周锡瑞认为应当从鲁西北的社会文化中寻找义和团的源头[8][9]。且义和团作乱暴动期间对白莲教教徒也一样缺少善意。
后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宣布训政，囚禁光绪帝。而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对外宣称握有光绪帝密诏，此举引起慈禧注意，为防止干扰变法的持续推行与训政的正当性，慈禧意图废黜光绪帝，推行己亥立储，遭到列强反对而未成功，对洋人极为愤恨，欲利用义和团作为排除外国势力的工具，便召团民入京，称之为“义民”。
宗旨与口号[编辑]
背景与义和团的兴起[编辑]
1856年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华后，咸丰帝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割地或建立租界已不限于渔村荒地，同时开放通航通商，允许外国人深入内地传教。而列强为巩固殖民地，鼓励传教士拓展教务，发展和袒护教民，以此排斥其他当地居民，引发民众对外国人的反感。这使得义和团产生动机，他们要“扶清灭洋”，但因缺乏军事实力，制造舆论说天灾人祸都是洋人得罪神佛、数典忘祖而来，而且洋人有品德上的缺陷，通奸、乱伦，非常邪恶。
所以要请来神仙附身，教导神打，杀死洋鬼子、毁去西方影响，打倒西方列强，最后助“大清一统靖江山”，即便如此义和团出现并未受到民间和官员的广泛认可。而对慈禧而言，发动戊戌政变后，大多参与戊戌变法的官员被杀，只有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经由列强的协助逃往国外，并在海外宣称握有光绪帝的密诏，再加上各国公使反对慈禧太后废除光绪帝的皇位，助长了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大臣对外国人的仇视，在后来决定利用义和团运动。
大刀会[编辑]
清代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光绪20年（1894年）前后，与六壬神功活跃的时期吻合。大刀会兴起于山东曹县、单县一带[10]。因此，它又被称为“曹、单大刀会”。
主要活动于鲁西南地区，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主要习练排刀、排枪、排砖石等“金钟罩”硬气功。具有吞符念咒等迷信色彩，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起初大刀会是除灭当地土匪，维护地方治安，受到官方的有条件的默许。但后来在民教冲突中，大刀会开始反对基督宗教，与教会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冲突，劫掠了教民财产，烧毁多家教民的房子。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抗议下，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在1896年7月斩杀了大刀会的会首刘士瑞和曹得礼。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端和曹得礼伏诛之后即沈寂[9][11]。
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编辑]
就在大刀会的事件已经风平浪静的时候，山东西南突然又发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钜野县（今菏泽市巨野县麒麟镇）张家庄天主教堂的两名德国圣言会神父能方济和韩理加略在深夜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杀死，史称“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由于此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受德国庇护，因此，在11月6日，德国出兵山东，并于11月14日占领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今青岛）[8]。李秉衡因而被光绪帝革职，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到1899年3月卸任，由毓贤取代。
1899年3月15日光绪帝下旨，命令地方官员好好接待天主教传教士：“分别教中品秩，如总教主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礼相答”[12]。
1897年11月14日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12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在欢送弟弟海因里希亲王率舰队来华的《基尔演说》中有对中国要“用铁拳打进去”的话。1900年6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社论说：
赵三多和梅花拳[编辑]
1898年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注 5][8][9][10]。1898年10月26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蒋家庄马场发动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率众攻打基督宗教教堂，杀死教民。赵三多为避免牵连同门将梅花拳改名义和拳，但此时的他们并没有像后来的义和团那样纳入了“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神拳”的做法，他们和席卷1900年的义和拳是两回事，两者虽然在名称、抗争口号上有类似之处，但不能将1900年的义和拳等同于赵三多的义和拳[9][10]。
“义和”的提法并不是赵三多首创，在此之前，以“义和”命名的组织也曾零星地出现过，譬如1774年王伦叛乱中曾提及一个组织叫义和拳，1813年癸酉之变八卦教也有一个组织叫“义和门拳棒”。1860年代威县为了对付捻军，组建三支团练，其中就有一支名叫“义和团”[9][10]。据目前所知，“义和拳”一名首见于1779年1月12日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折中；该奏折说：“奉旨：山东冠县及直隶元城县有民人杨姓等起立义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处，其所称童姓，既有义和拳名色，为行路推车人之所知，断难掩众人之耳目”[9]。
英驻清公使窦纳乐在1900年1月向英国首相索斯伯利侯爵谈到这个名称的意义；他说：“Boxers（拳手）这个名称，最初不是传教士就是新闻报纸提出来的，但它没有表达出中文名称的意义。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事业（“义”），该结社成员应团结起来（“和”），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拳”）”[14]。
山东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编辑]
在义和拳兴起之初，山东当局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拳民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拳民的力量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15]，为义和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16]。当局希望将这一民间自发的力量官方化，采取将拳民编入乡团的政策。拳会是民间私立的非法结社，与清政府官办的乡团自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势同水火。于是山东巡抚张汝梅于1898年6月30日上奏清廷，建议清廷充分考虑“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
对于匪徒，他采取杀一儆百的手段来防止群体失控，所以他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政策。他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中明确地表示：“（拳民）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赎、抢掠无忌等情事，亦即派队查拿”[17]。1899年8月下旬，山东兖沂曹济道彭虞孙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拳会）阳谓自卫身家，实则寻教构衅。……时奉文举办团练，当轴（即巡抚）韪其义举，不加深察，一视同仁，意谓寓兵于农，正可备御侮之选。故有练习技勇保卫身家例所不禁之示。小人得逞其志，何所惮而不为”[18]。此外毓贤还采取了“惩首解从”的政策，就是当拳民滋事之时查拿首要，而将随从人员解散。由于官府采取了这些特殊政策。
从神拳到义和拳[编辑]
在山东西南地区的大刀会和直隶山东交界的赵三多义和拳被镇压下去后，山东西北地区的茌平、平原、高唐、恩县、禹城、长清等县突然兴起了一种新的拳场，当地人称之为“神拳”。最开始的时候它也被人称为“金钟罩神拳”，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借用了鲁西南地区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和“刀枪不入”的观念。神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降神附体”，仪式简易，人人可参与。大刀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入会需要交香火费。但神拳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谁都可以参加。另外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属于一种硬气功，需要较长时间的练习。但神拳不一样，他们不是通过练习达到，而是在各种拳术的基础上，通过“降神”来完成[9][11]。
练习神拳的人中逐渐出现了两个著名的人，那就是朱红灯和心诚和尚。1899年朱红灯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名声，附近贫苦民众纷纷拜朱红灯为师学习神拳。后来，神拳也改名为义和拳[11]。但从大刀会到赵三多的义和拳，再到朱红灯的义和拳，之间并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朱红灯所领导的义和拳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和拳，具备了1900年义和拳的所有特征。从大刀会中借用了金钟罩和“刀枪不入”的观念，从赵三多的义和拳借用了名称、扶清灭洋的口号等，然后加上了降神附体的巫术[10]。
己亥建储[编辑]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中南海瀛台，而康有为在逃亡海外时对外宣称，握有光绪帝密诏。慈禧太后担忧“密诏事件”扯出光绪帝涉入，恐动摇自己训政的正当性及影响变法的持续推行。慈禧太后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收继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义子，称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19]；经元善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20]。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更为仇恨[21]。
历史学家唐德刚支持宫廷权力斗争是义和团运动激化的其中一个原因的观点。唐德刚将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名同族兄弟比作四人帮，将刚毅比作林彪，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载字辈四名同族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如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和打击洋人势力。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
晚清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指出：“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适义和拳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22]。
山东和直隶的天灾[编辑]
义和团并未从山东扩展到河南、安徽等地，而蔓延到直隶，是与当地的频繁天灾有直接关系[11]。1898年黄河洪水水灾；但1898年洪灾之后，1899年、1900年山东、河北又连遭大旱；同时，山东又遭虫灾[23]。迷信的百姓遂迁怒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的反教揭帖就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10]。《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26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10]。当时某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10]”。据杜金印回忆：“庚子年前总是涨大水，穷人的日子真是没法过。”据张恩回忆：“庚子前一年没收成，蝗灾水灾各种灾都有。”据张恩喜回忆：“李鸿章做直隶总督的时候，三年两头涝，老百姓吃野菜稗子。”但1900年天津是大旱[1]。
1899年末山东和直隶的冲突[编辑]
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编辑]
关于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清政府档案比较丰富。三人的排名也是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
1899年秋天，在鲁西北，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带领的反教运动开始登上舞台。9月17日，在鲁西北的平原县发生民教冲突，平原知县蒋楷前去弹压。10月9日，朱红灯率高唐、茌平、长清等地义和拳众二三百人开赴平原县。朱红灯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1日，知县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往弹压。朱红灯指挥拳民击败蒋楷。蒋楷向上级要求派兵。16日，济南知府卢昌饴、统领袁世敦带兵前来，一开始劝谕朱红灯解散。朱红灯抢劫之后转移，于17日晚，率两千多团民移驻森罗殿，准备攻打恩县城西的刘王庄和庞庄的教堂。18日，朱红灯率团民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七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十余人。在此次战斗中，拳民第一次自称“义和团”，而且此后这个称谓的频率越来越高[11]。森罗殿之战后，朱红灯趁机转移，退回茌平[8]。
毓贤认为蒋楷处事不妥，弹压实属孟浪，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受到了撤去统领之职的处分[8]。镇压义和团的人受到了惩处，使得许多人认为毓贤在支持义和团，自以为受到了毓贤的嘉许[24]。11月初，茌平义和团竖起了“毓”字黄旗及山东巡抚部院“保清灭洋”大旗进行活动[25]。
11月，朱红灯、心诚、于清水率人开始对禹城、茌平、长清、博平各县的天主教教堂和教民频繁发起袭击。4日，他们袭击禹城县苗家林的四户教民。8日在刘家集袭击教民，又袭击长清县李家庄李公堂家，夺取银钱，拐走其父，要求赎金二十千文。9日，掠夺王香老庄的教民；袭击长清县的郑家营和朱庄的教民；当夜，入茌平张官屯，掠夺教民之家并放火焚烧，又将教民王观杰杀害；向马沙窝的教民父子三人勒索赎金。9日、10日、11日，连续抢劫梁庄、姚家庄、吴官屯、小张庄、八里庄、焦庄的教民。11日，来到博平县，抢夺和绑架教民，要求赎金。
14日，烧毁博平县玉皇庙庄教堂与十九户教民房屋。15日，烧打茌平县大张庄教堂，其后强制教民背教，要他们请戏班唱戏作为赔偿。17日，朱红灯、心诚袭击了吴庄、杨庄，得银七百两，接着又袭击了博平县的教民。在17日，拳民因分这七百两银子起了内讧。21日，朱红灯被拘捕；同日，赵官镇李继浩率十余人袭击了长清县辛店屯的教民王鸿庆等六户人家，胁迫他们用银子赎“跟从洋教罪”，请戏班子演戏三天，去县城申请退出教会；然后又去南水坡庄，要挟三户教民拿出罚钱和酒席钱，更让教民写下“背教文约”。23日，心诚和尚被抓捕。
24日，李连江、李开木等人袭击了马官屯的教民。25日，于清水到禹城县抓了教民作为人质，26日袭击了禹城的房家庄。此时禹城当局接到毓贤命令后贴出告示：“汝（义和拳）原为良民，因受教民欺侮始聚集以图报复。然，仇怨宜解，且抚宪已既往不咎，受此莫大之恩，故应速速解散。谨勿再啸聚。此乃至要[8][26]。”
朱红灯在鲁西北开展一系列反教运动之后，山东的教会产生了危机感，陆续与驻北京公使联系，诉说自己极其危险的境况。各国公使、领事的抗议不断增加，并将矛头直指山东巡抚毓贤。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说毓贤将弹压匪徒的官兵以“擅杀之罪”论处，指责毓贤对保护教会和教民的要求置若罔闻。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袁世凯接替[27]。12月6日，上谕下达，吩咐毓贤“来京陛见”。7日，毓贤答复：“俟袁中丞接印，遵即北上[8]。”
12月4日，李继浩、官东岭、王成章在仁里集附近的辛店屯向教民勒索钱财。6日，李继浩胁迫教民办迎神赛会，逼迫教民背教。8日，李继浩、官西岭、汪昌沅、朱启明在辛庄勒索。20日，官东岭、朱启明等人袭击燕家窑孔家。21日，袭击柴家洼教民，索取赎金。24日，袭击三官庙平民魏家，南乡的封家庄、李家庄教民[26] 。 24日，毓贤在离任前处死朱红灯、心诚[10][28]。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注 6]。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
26日白天，有一支拳民队伍到平阴县毛家铺抢劫教堂和数户教民；当晚，有约两百拳民袭击了平阴县的白云浴天主教堂。28日，拳民袭击翟家庄教民。30日，拳民袭击薛庄教民；同日，甲士卫等人火烧了袁儿庄的教堂，烧死一名妇女；这日，赶往平阴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路上遇到三十名拳民，被抓。晚上，卜克斯趁机逃跑，后被追上打死，头也被斩掉。1月2日和3日，拳民袭击南方寺头庄[26]。
衡水沧州[编辑]
直隶东南毗邻鲁西北，所以在这一带的故城县、景州、吴桥县、阜城县、东光县、献县、河间、深州、枣强县，反教活动在1899年末也渐渐兴起。10月30日，景州宋门镇大集之日，拳民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拳术。大师兄称可避枪炮，降神之后，令徒弟持枪射击，岂料枪子一发，即中胸，流血倒地而亡。之后拳民诬赖教民，说教民用物厌胜，故神术不灵，非将教民杀害补偿不可。11月1日，上千名拳民来到宋门镇，试图以教民的血来偿还。知州王兆骐派军官前去说服，在一千人以上的拳民面前，一连劝说了好几天。11月13日，拳民退出宋门镇，但附带提出如下条件：第一、官府出钱举办筵席，第二、出三百贯铜钱请戏班唱酬神戏，第三、官兵在义和拳的神位前磕头。知州王兆骐因手下兵力不足，最后只好妥协[30]。
11月初，武修和尚在阜城县林镇村竖起“神助灭洋义和团”旗帜。24日，拳民抢劫阜城县林镇村教堂和教民。27日，拳民袭击了景州两个有教民的村子。28日，袭击阜城县徐家铺教堂。30日，袭击东光县常庄教堂[30]12月初，直隶总督裕禄派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率军自天津向河间府进发，保护教堂。4日，拳民袭击阜城县耿家庄教堂。9日，绑架景州河渠镇两名教民。10日，拳民抢劫景州苏古庄教民，又破坏阜城县八里庄教堂，并袭击了武邑县小李村、石海坡教民，以及阜城县小营村教民和深州西河头村教民。
10日左右，梅东益麾下三营开始分驻各州县，阜城县、故城县、吴桥县、东光县、景州各知州知县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30]。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
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30]清军基本上采用了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办法，只有在拳民抵抗官兵、拒绝解散时，他们才加以镇压。官员比较谨慎，不敢轻举妄动，12月14日，景州知州王兆骐及营官吴有珍和范天贵致电请示裕禄：“督宪钧鉴：真电谨悉。总堂已带队保护，如不服弹压，官军众寡悬殊，危急之际，应否击打？请示。兆骐、有珍、天贵。”裕禄回复：“拳民如不服弹压，胆敢抗官拒捕，该营官等自应督队奋力捕击。”[31]。
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烧教堂，抢劫教民。同日，安平县拳民摆出攻打教堂的架势。15日，袭击了德州恩县明恩溥所在的庞庄教堂，又袭击了枣强县三岔口教堂。16日，东大过村拳民和教民发生冲突。17日，拳民扬言要在当日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18日，武修和尚率人袭击朱家河天主教堂（此处在1900年夏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惨案），与范天贵带领的官军发生冲突。武修被拘捕。19日，王庆一策划的梆子戏“火烧望海楼”在故城县上演。
20日，东大过村再次被拳民包围。同日，拳民抢夺了萧张镇教民数十家，带走数十人；袭击了河渠镇附近的羊牧教堂。22日，保定府束鹿县拳民绑架教民索取赎金。24日，二三千拳民聚集在武强县小范镇。31日，山东德州拳民聚集于吴桥县的孙公庙，烧了庞家桥教堂和六家教民房屋。1月9日，拳民火烧清河县大寨庄教堂。15日，宁晋县南孟村数百拳民掠夺并打伤教民。但因官军已驻扎在各州县，也因为农历新年就要来到，拳民忙着过年，故此后骚乱减少很多。[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