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8日 星期二
2021年12月27日 星期一
“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
东夫
二、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恶劣表现及其背景
三、四川农民成为中央政策的牺牲品
【注释】
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省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从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由于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政策，加上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生命为代价，结果把素有“粮仓”盛名的四川变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历来是粮食富裕地区并有大宗粮食出省。8年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一省总计供应军粮1,200万吨以上，占国民政府统治区军粮的三分之一[1]。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2.36万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4.2%，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2]1950年，四川省的农业人口为5,336万，耕地面积为10,537万亩，人均耕地不足2亩，大大低于全国人均耕地水平；其中，生产四川人主食的稻田面积人均仅1亩，当时平均亩产只有179公斤。[3]而建国初期高层执政者对这些情况并未加以关注。
1949年底，共产党占领四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以强硬手段组织了这场运动。当时，有进入四川的60万共产党军队、近百万投降的国民政府军队以及50万旧政权的公职人员需要吃粮，当局既无财力也不打算通过市场渠道购粮，而是采用大规模的无偿征收获得粮食；在旧的金融体系崩溃、新政权白手起家的情况下，粮食成了硬通货，所以征粮实际上也是新政权的原始积累。
1950年1月，200万人的征粮工作队进入全川各地乡村和城镇，以征收1949年公粮的名义，开始全省范围的强制性征粮，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征收，而且征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征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征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征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4]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征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征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征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坚决“剿匪”来保证征粮任务的完成，到1950年底，全川公粮入库约200万吨。[5]这些粮食可供至少1,000万人一年之需，大大超过当时四川200万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当年需求。这一时期，公粮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公粮收入占41.4%[6]；四川的公粮收入则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0%以上[7]，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8]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9]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10]，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11]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四川外调20万吨大米，以支援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责成川东、川北、川南三个行署立即筹集发运，直至当年6月政务院电令停调。重复征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征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征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
1952年底，四川合省，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将接力棒交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以激进著称，在不择手段方面与邓小平的作风投合，因而被邓看重，李对邓则几近崇拜。在粮食问题上，李井泉在邓小平主政期间形成的格局上变本加厉，将政府高征收、农民低消费和大量外调步步推进。
邓小平到中央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是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者之一。统购统销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实际上是重蹈苏联建国初期余粮征集制的覆辙。实行统购统销后的1954年，四川商品粮征购[12]达到创纪录的487万吨（见表1）。虽然政府宣称，国家掌握粮食后，若农民缺粮国家会返销，以杜绝粮商投机，事实上，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省粮食返销的数量从未超过征购量的20%，少的年份仅及征购量的十分之一。政府所说的“余粮”，其实是农民赖以糊口的口粮。农民原以为，这些口粮只是交到国家仓库“代为保管”。然而，等到许多农民断粮之际，却不见国家“返销”，于是四川爆发了1949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1954年春夏之交，四川多处“脚肿病”蔓延，连富庶的成都平原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和“闹粮”骚乱。李井泉坚称，“肿病”是四川历来就有的“地方病”，而“闹粮”则是富裕农民煽动，要求各地实施镇压。温江专区逮捕了120多个带头闹粮的“反动分子”后，平息了骚乱。[13]那些为农民“叫苦”的干部和认为“脚肿病”是营养不良所致的医疗人员也受到了打击。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1953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290万吨，7年间增加了5.8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运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
表1：1953－1962年四川粮食征购、外调和留粮标准
| 粮食征购（万吨） | 粮食外调 （万吨） | 农业人口人均年留粮（公斤） | |||
| 征购 | 占总产％ | 全国 | 四川 | ||
| 1953年 | 390.4 | 30 | 52.5 | 233 | 216 |
| 1954年 | 487.6 | 34 | 84.3 | 227 | 213 |
| 1955年 | 435.0 | 29 | 157.0 | 250 | 230 |
| 1956年 | 456.0 | 28 | 217.3 | 274 | 256 |
| 1957年 | 498.1 | 31 | 290.3 | 268 | 238 |
| 1958年 | 538.2 | 31 | 197.3 | 261 | 256 |
| 1959年 | 601.2 | 49 | 238.7 | 189 | 139 |
| 1960年 | 493.3 | 46 | 141.5 | 176 | 130 |
| 1961年 | 365.2 | 39 | 31.6 | 199 | 128 |
| 1962年 | 334.0 | 29 | -17.9 | 216 | 179 |
说明：表中数字为按原粮折算的商品粮。四川调出粮食中包括调出省外和出口的粮食。征购和外调粮食均为细粮（大米、小麦），而农业人口留粮中则相当部分是杂粮。例如，1958年到1962年的农民留粮中，细粮只占30-40%
资料来源：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出版，页559表； 许国璋，《四川农村粮食购销》，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1993年出版。
二、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恶劣表现及其背景
李井泉在粮食征购上对中央的特殊贡献，使其个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全国各省区第一书记中的拔尖人物。这一拔擢拉开了李井泉与其他省委负责人的距离，使四川省委成为他的一言堂。李井泉在政治上并不老练，理论水平也很低，毛泽东看重李井泉其人，无非是看重他能拿出大量粮食支援其他省市。这种看重对李井泉有如强烈的政治兴奋剂，自从在晋绥土改中犯极左错误受到中央的批评后，他的政治生涯还从未如此辉煌过，于是他对毛的崇拜和追随之决心前所未有地坚定起来。
另一方面，李井泉与邓小平的个人关系也日益密切。1952年四川合省，邓小平推荐李井泉为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195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开始参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重大决策，并被毛泽东有意作为接班人培养。邓对李井泉的信任和支持也强化了李井泉的地位，促使李井泉全力以赴地为中央效力。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认，他对邓一直有好感。邓到中央工作后，许多重大事情李都是先向邓汇报，然后按照邓的意见行事，“特别是干部问题上，常和他商量，再报中央”。邓对四川的工作也“给予了不少支持和指示”[14]。按照李大章的说法：“李井泉每次到北京开会，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邓小平家里”。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计划工作我亲自挂帅，邓小平当参谋长”，李井泉由此认定，邓已被毛选为接班人。邓小平获毛泽东的信任，担当了“大跃进”操盘手的角色（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那时候头脑很热），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的狂热，与邓不无关系。1958年底邓小平与杨尚昆、李井泉一起到贵州省视察，视察期间李井泉打电话给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省长李大章，要求在四川建设1千万亩万斤田，这与邓小平在贵州宣传“少种、高产、多收”有关。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重用邓小平，邓小平则把毛的意图传达给李井泉，李井泉便义无反顾地忠实执行——这是解读“大跃进”中李井泉狂热表现的一个关键点。
1、 1959年“纠左”时期李井泉的有恃无恐
针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乱子，从1958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对策，提出了“压缩空气”，出台了一些初步“纠左”的措施。尤其是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全党上下形成了一种“纠左”的气氛。后来的中共党史教科书称，这段时间里毛曾经主动“纠左”，多次对“大跃进”初期的激进行为提出过批评。“文革”时期“造反派”曾把李井泉在这一时期的极左表现视为对抗中央和毛泽东的重大劣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毛在其认定的“大跃进”路线上从未动摇过，他的所谓“纠左”不过是在党内众多异议和基层情况恶化的压力下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这也是他屡试不爽的政治韬略。而李井泉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后，有了更多的与毛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毛的一些“交底”的话，再通过邓小平这条线的沟通，李井泉比党内许多人更了解毛的真实意向和思路，所以才胸有成竹地加以发挥，无所顾忌地变本加厉。
例如，1958年底，四川的干部中反对浮夸蛮干的呼声不小。1959年1月25日，李井泉一到北京，毛便对他说，“最近空气不好”，“可以告诉下面，不要泄气，原来规定的任务要完成”，“死了一些猪，没有预料到，也死了人，但往常也死”。毛还说，汉口会议就提出要“压缩空气”，已经压了两个月了，“要继续鼓干劲”。毛的所谓“空气不好”，显然是对当时“纠左”的大气候的不满。李井泉心领神会，立即用电话将毛的谈话传达到省委，巩固“跃进派”的阵脚。几天后，李井泉又电告省委，要肯定1958年的成绩、批判对1959年任务的怀疑情绪。李说：“主席提出四川粮食要搞到1,500亿斤”（7,500万吨）。[15]其实，当时四川根据层层虚报“落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仅4,000万吨（后来统计是2,245万吨）。2月下旬，四川省委召开市、地、州委书记会议，落实毛提出的7,500万吨粮食产量的任务，会上把李井泉提出的建设1,000万亩万斤田的计划分摊到各地。有人在会上公开质疑万斤田，李井泉怒斥：谁怀疑万斤田就是观潮派、算账派，“就不是共产党”。3月中旬，四川省委在重庆市召开万人大会，提出“把全省千万亩万斤粮竞赛活动推向高峰，为力争全省全年产粮1千5百亿斤而战”。李井泉在会上强行要求各级干部对高产指标立军令状。
此刻，所谓毛泽东进一步“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过不久，四川发生的这些用强迫命令硬性摊派高产指标的事，其实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指令。毛泽东给李井泉露底、“加担子”，是因为毛明白李的忠诚；毛既需要四川的大量粮食，也需要有李井泉这样的左派为其冲锋陷阵，以打压和制衡反对意见；毛尽可以在其他人面前唱几句低调，但对李井泉却“高标准、严要求”。李井泉当然也理解毛的困境，很明显，“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局对始作俑者毛泽东十分不利；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李井泉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地调运粮食等农产品为毛解困，一方面大唱高调为毛助威。就在毛泽东告诉他“空气不好”的时候，李给省委传话说，“北京副食品供应紧张得很，每个人一个月9两肉，每天3两菜，王府井百货大楼副食品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罐头”；他要省委发个通知，“动员下面多调点出来”。省委随即发出通知，规定农村当年必须按每10人交售75公斤以上毛猪一头，才能按规定标准吃肉。[16]而农民如此交售生猪之后，就几乎无肉可吃了。
1959年3月的中央上海会议期间，李井泉继续扮演着“勤王”的角色。毛在会上问李，去年粮食棉花公布的数字都减下来了，你们的粮食是多少？李说可能是900亿斤差一点，800亿斤肯定是有的，大概比去年增加70%。毛再问，你们明年搞多少，李说原来准备搞1,350亿斤，争取1,500亿斤。毛又问在座各位，麦子“搞1万斤行不行？”云南省委书记回答说“再好也不过1,000斤”。李则说，“高产田搞个万把斤有可能”。
农家出生的毛泽东，其内心不可能相信万斤田，但他相信，只有用高指标才能逼出他想要的“高产量”，李井泉深知其意。李井泉面临的真正压力是必须大量外调粮食。他深知自己的地位是建立在粮食之上的，多外调就必须高征购，要高征购就必须高估产，而高估产则必须有高指标，高指标则只能依赖大干劲——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雄心大志”。看似豪情万丈，实则残酷无比的“大跃进”，其简单的内在逻辑就是如此。李井泉后来也承认了这个事实。[17]。
正因为如此，了解到毛泽东真实想法的李井泉，对1958年底、1959年上半年中央有关“纠左”的决定不屑一顾。1959年初，中央要求根据八届六中全会的要求整社、遏制浮夸平调风等。而李井泉却对省委其他负责人传话说，“不要把整社看成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些问题（指浮夸风等）“大体上都解决了，做些自我批评就行了”。在1959年2月底到3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要求下放权利到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等。李井泉声称：不落实高产指标就不下放权利，什么都由你了，还要共产党干什么？4月由毛泽东提出的所谓的“算账”运动，主题是肯定“大跃进”的成绩，清理退赔平调的财产，落实“十四句话”，李井泉却将其变成一场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最为典型的是李井泉对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又称“六条指示”）的公开“对抗”。“文革”初期这是李井泉恶名昭彰的罪行之一。其实，这是一桩冤案。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这封信可谓彻头彻尾的右派言论，如称高产指标是“吹牛而已”，“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收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其时，李井泉正在四川强制推行“高度密植”，鼓吹实现千万亩万斤田，假话、高调、强迫命令猖獗一时。如果毛的这封信被传达下去，对他相当不利。然而李井泉却胸有成竹地要求下级对毛的这些指示“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以免产生“消极情绪”；虽然毛泽东要求将信一直发到生产队，但李井泉却自行规定只准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随后把文件全部收回。他坚称，省委强制推行的“高度密植”没有问题，1,000万亩万斤田不仅要继续推行，今后每年还要增加500万亩。[18]经过李井泉“统一思想”后的一些省委干部自然也就有恃无恐了。省委书记廖志高5月16日在传达毛泽东“六条指示”的全省电话会议上说，“主席提出的六个问题，大家必须好好看，才能正确领会。……我们看主席的指示，不要单看他的某一句话，孤立地去看某一句，好像是泄气了。不是，他的精神是为着继续鼓劲。”他逐条对毛泽东的话做“积极理解”：关于密植，毛泽东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有的干部和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是不对的”。廖志高解释说：“这是不是主席反对密植呢？不是，要搞清楚，他首先说不可太稀，第二才说不可太密，他不是反对密植的。”关于生产指标，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指标，只讲现实可能性。……去年实际只有300斤的，能增产一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有何益处呢？”廖志高解释说：“我们怎么能够不要指标呢？实际上主席的指示里也是讲指标的。他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够增产100斤、200斤就很好了，这不是指标？”“他的指标幅度还不低，300斤增产100斤就是增产百分之三十几，增产200斤就是增产百分之六十、六十几，这是多大的增产？”[19]
廖志高敢于如此解释毛泽东的话，是因为掌握了李井泉提供的背景信息。在向地委书记传达时，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读了毛的信后宣称自己是“悲观派”，廖志高便向他交底说，主席这样写，是因为“北京有冷空气，主席有压力”，暗示毛所写的并不是真心话，宋听后吓得赶紧作检讨。在5月16日的全省电话会议上廖志高更是公开讲：“现在一些省份，增产不多的，为什么增产不多？……就是受了一些冷空气的侵袭，这些思想上、政治上的冷空气一来，他们就抵挡不住，或是错误地领会中央的一些指示。”廖志高是李井泉的亲信，他的这些话当然是从李井泉那里听来的。李井泉了解到上层的反对声音和毛泽东的被动处境；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毛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按既定目标干下去。所以李井泉要下面的干部明白这一点：“主席的方法论就是，当他看准了一个目标，就一定要下决心搞下去，气魄很大，莫可阻止，无论如何也要搞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粮食毛猪调出去，对那些关了食堂闹粮的，“饿死都不要管他”。[20]李井泉对中央的“纠左”指示置若罔闻，坚决抵制。例如，5月7日，中央发出“农业五条紧急指示”，要求将大部分猪下放给生产队和个人饲养，恢复社员的自留地等。李井泉完全不理。5月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规定，将口粮分配到户，社员参加公共食堂自愿。全国许多省份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而四川省委却规定，不能将粮食分到户，强迫农民留在公共食堂。6月11日，中央再次发出通知，允许社员自养家畜家禽并归个人所有，恢复自留地，其产品属个人所有等，而且要求“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四川省委仍然不理不睬，不给农民留一线生机。
2、庐山会议后李井泉的狂热
1959年夏，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变脸，发动了对1958年底以来的“冷空气”的总反击。此时，彭德怀的信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口实而已。毛所要打击的，不是“军事俱乐部”的区区几个人，而是党内对他的“大跃进”路线持异议者，批判彭德怀不过是敲山震虎罢了。于是，自1959年初以来便坚决顶住“冷空气”的李井泉，不仅被证明为有“先见之明”，还在政治上赢了分。1960年初，他在部分地委书记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主席说，去年5、6月中央发的一些东西是有消极作用的，可见我们当时从积极的方面去领会是正确的。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秀峰曾因阻止报道郫县红光公社的万斤田消息而挨了李井泉的骂，被下放到红光公社蹲点。这时阎也口服心服地说：“李政委看问题很深，许多事情过后才看出他是正确的。”[21]
四川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的发明―“政治测验”[22]，是李井泉广为人知的又一劣迹。实际上这件事他也是“正大光明”地干的。四川省向地厅级干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一结束，省委便于9月6日给“中央和主席”报告了会议（包括“政治测验”）的情况：“看来先测验一下，对了解干部思想态度和进一步彻底解决干部思想很有好处”。李井泉后来还当面向毛汇报了此事，“主席表示赞同这个办法”[23]。
在这一时期，李井泉的情绪十分亢奋，整治农民的种种恶行则登峰造极。庐山会议后由于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大跃进”，职工人数迅速膨胀，吃供应粮的人暴增，国家对粮食的需求日甚，中央对四川粮食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而四川省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农民手中的粮食“一网打尽”。对这个被称为“先下手为强”的“经验”，廖志高有一说明：“经验证明要及时完成征购任务，稍微放松一下就要发生问题。全国都这样，这一条经验北京会议叫做‘先下手为强’，收起来以后不及时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就不好办了，又要反瞒产了，又要突击了，再用三倍四倍五倍的力量还是完不成任务，那实在很被动”。[24]按照李井泉给毛泽东的保证，四川省1959年粮食产量预期达到6,750万吨，按30%的最低征购标准，需征购2,000万吨以上。而事实上这年四川全省粮食的真实产量只有1,582万吨[25]，全部收光拿尽也无法满足征购任务。当时，四川省各级政府知道自己的估产有水分，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政治恐怖中，各级干部为了求生存－－其实被逼得没有选择余地，到了收割稻谷季节，许多地方组织武装民兵把守收割现场，稻谷收割下来后直接送进国家粮库，连晒干风净都顾不上，有的地方连种子都不留给农民。李井泉后来辩解：“1959年粮食征购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而且入库很快，对于我们判断当时的粮食情况起了诱惑作用。1960年春我们发现粮食问题严重的时候，在党代会上提出分配中央增加的销售指标，有的地委表示不要，也增加了我们对全省缺粮不是普遍的严重错觉”。[26]李井泉只讲了一半事实，却故意漏掉了另一半事实，即这一切都是在“反右倾”的政治恐怖下发生的。
1959年四川的实际粮食收购量达到601万吨，占总产量的49%（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征购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和少数小麦、玉米等，而留给农民的口粮中则绝大部分是以红薯为主的杂粮。四川人的主食是大米，通常占粮食消费量的60%以上，只要有大米，四川人是不愿吃其他“杂粮”的。从1957年到1961年，四川省的稻谷产量减少了一半多，而征购比例却越来越高，1959年甚至达到总产量的70%。（见表2）1959年四川省农村人均留粮为139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为42公斤（见表2）；1960年人均留粮为130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仅38公斤（见表2）。这些数据指的是“原粮”，即尚未加工的稻谷，若换算成大米，分别只有29.4和26.6公斤[27]。也就是说，1959年四川省农民平均每天只有80克大米，1960年平均每天只有73克大米。1959年底，四川大部分地区都断了粮，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承认，有的地方把萝卜都折算成粮食，每天也只有2、3两（16进位旧秤，不到100克），“没有细粮了”。[28]
表2：1953－1961年四川省稻谷产量、征购及农业人口占有量
| 年度 | 产量 （万吨） | 征购量 （万吨） | 占产量 ％ | 农业人口 （万人） | 农业人口人均占有 （公斤） |
| 1953年 | 1143.0 | 448.8 | 39.3 | 5,839.0 | 119 |
| 1954年 | 1225.5 | 534.8 | 43.6 | 5,894.3 | 117 |
| 1955年 | 1189.0 | 463.7 | 39.0 | 6,008.9 | 121 |
| 1956年 | 1316.5 | 464.7 | 35.3 | 6,096.1 | 140 |
| 1957年 | 1256.0 | 528.4 | 42.1 | 6,188.5 | 116 |
| 1958年 | 1209.5 | 543.1 | 44.9 | 6,038.6 | 110 |
| 1959年 | 822.0 | 576 | 70.1 | 5,814.2 | 42 |
| 1960年 | 632.0 | 418.2 | 66.2 | 5,552.3 | 38 |
| 1961年 | 576.5 | 321.3 | 55.7 | 5,487.4 | 46 |
说明：表中数据为原粮，即尚未加工成大米的稻谷。农村人口人均占有量＝（产量－征购量）÷农村人口。
资料来源：《四川省情》页561表；《四川省志·农业志》表1-2、3-4。
把农民逼上死亡绝路的另一个原因是不许他们各自在家煮食。庐山会议后，坚守公共食堂成为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下令，把贵州省将粮食全部收归食堂、干部掌握吃饭大权的“经验”推向全国，“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四川省委提出的口号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李井泉要求把公共食堂“办得像连队伙食团一样”，以“不参加就会饿死”的严酷现实迫使农民服从干部的指挥。但到了1959年底，大部分食堂都因断粮停伙，勉强维持的食堂也只能供应不足以维持生命的菜汤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设法在家里煮点填肚子的东西吃，然而却被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的罪名遭到严厉禁止。当时，武装民兵在农村昼夜巡查，发现煮食者即砸锅掀灶、没收食物，施以残酷体罚；而政府返销的一点点粮食则多半被干部侵占。如此农民只剩下死路一条。
从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可以看出，他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了解，而他却执意要让这一切继续下去。这只能使人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认为，牺牲农民的利益乃至生命，是快速实现工业化所不可避免的事，如同打仗会有牺牲一样，建设也必须要有人付出牺牲。他的“哲学思想”历来如此，并被党内不少人奉为致胜之道。对李井泉的“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心里也是有数的。李井泉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中说：1959年冬季他到中央开会，曾向毛泽东反映困难，“主席毫不迟疑地说，给你们增加20亿斤销售指标”。接着周恩来与李井泉商量此事，李井泉还要硬撑，说只需要10亿斤，总理给他增加到12亿斤。[29]这12亿斤粮食如果及时发出（粮食就在四川各地的国家仓库里），本可挽救无数农民的生命，但李井泉竟然以“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为由扣住不发。他后来承认：“直到1960年春，才把新增的销售指标发下去，但是已经迟了，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后果”[30]。
3、 李井泉的顽固人为延长了四川的饥馑死人之灾
1960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是“大跃进”运动的重大转折。此后毛泽东节节退守，直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被迫表面认输。在这场退却战中，李井泉的顽固延长了四川的灾难。
上述“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只有李井泉还在咬牙坚持。毛泽东当然不愿放弃公共食堂这一“伟大实践”，1961年春毛还要求中央和各省领导到下面调查，希望发掘出一些有利于他的消息。毛把希望寄托在李井泉身上。1961年5月6日，毛给李井泉以及正在四川简阳县调研的中央农工部长陈正人写信，以少见的迫切语气说：“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31]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打电话给李井泉，转告了毛的要求[32]。当时李井泉正在竭力挽救公共食堂，省委派出了大批工作组，以不参加食堂便不分粮食相威胁，拼命维系公共食堂的生存。接到毛和邓的指示后，李井泉立即赶往他亲自抓的“先进单位”南充地区火花公社和内江县。5月11日李向毛写信报告：垮台的食堂不到四分之一，70%的食堂多数群众要求继续办下去。[33]这也许是毛期待已久的最好消息，毛泽东立即批准将李的报告通报全国。然而，毕竟“大跃进”的大势已去，连毛泽东都无力挽回，李井泉就更独木难支了。1961年6月下发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60条）规定，粮食一律分配到户，是否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自己决定，并要求“原原本本向每个社员传达”。李井泉这才放弃了抵抗，于是全川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但仍然比全国解散食堂较晚的地区迟了半年。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还有一道“最后防线”，即坚持不改变农村的所有制即基本核算单位。他顽固地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便越能提高生产力。1953年以后，他力排众议，最终将农民集中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把全体农民变成了丧失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准农奴”，继之而来的便是大饥馑和农村人口的大规模饿死。尽管毛泽东闯下一场弥天大祸，但他还是不肯认输。1961年，全国很多省份都实行了事实上的包产到户，毛还是坚持要以生产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范围）为基本核算单位。李井泉与毛泽东声气相通，死死咬定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松口。虽然中央的“60条”规定以生产队（相当于今天的村民组）为核算单位，李井泉却故意曲解“60条”的文件精神，硬说在四川省生产大队就是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对此则一直佯作不知。在这个问题上，李井泉发明了他所谓的“膝盖说”。他声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是“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腿”，我们则是把核算单位放在“膝盖”上，即仍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但下放一部分权力给生产队。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全国统一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李井泉仍然坚持在每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核算单位。“文革”时期，李井泉在批斗的压力下，曾于1967年底写检讨书就此“认罪”；但到了1972年他的处境好转后，又写了一份对过去检讨的“声明和更正”，全盘翻案。他辩解说：1961年毛主席在做最后结论时的一次小会上说，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超过30%；我主张一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只占全部大队的10%，我就没有什么错误。[34]
“大跃进”大势已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的“分散主义”受到众多指责，他不得不在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小会上认错，此时毛泽东不但不保护李井泉，反而出面指责他。李谈到对毛的“六条指示”有抵触时，毛泽东表示，“六条指示就是针对你们来的”。毛接着说：“我过去在延安说过，猪碰到壁也还回头，可是现在有些人不如猪，碰了壁还不回头。”李井泉确认，这个比猪还“蠢笨”的人就是自己。[35]
1960年初，中央恢复了各大区建制，李井泉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当时中央继续重用李井泉，是因为需要四川的粮食，李井泉对此心领神会。1959年，四川粮食外调达238.7万吨（见表1），邓小平因此表扬李井泉“贡献大、风格高”。然而，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因饥饿而广泛出现浮肿病，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已部分传到省委，李井泉也开始感到问题严重了。1960年4月，刘少奇携夫人到成都，省委书记廖志高向刘汇报说：今春以来全省140个县发生浮肿病和妇女病，约有100万人，其中成年男子占70%，最严重的专区是雅安、乐山、涪陵和江津，死人已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征购多了，1959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没有原先估计的多，比1958年落实的产量还少，即便把蔬菜折成粮食计算，也大大低于原先估计的数字。据作者掌握的材料，这是四川省委首次正式向中央汇报四川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四川省委此时已经知道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也预料到还会继续饿死大批人。他们向中央报告灾情的目的，显然是希望中央明白四川的困难，减轻四川外调粮食的压力，从而降低死亡人数。
然而，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在政治高压下持续一个冬春的疯狂蛮干，已经把经济拖入绝境，全国性的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死不死人的问题，而是死谁保谁的问题。四川省建国以来大量外调粮食的格局、四川众多的农村人口和偏远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一地区将成为牺牲品。李井泉当年的秘书陈震寰回忆：中央向四川调粮，总书记邓小平、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都是打过招呼的，也可以说是下的死命令；邓小平到四川时曾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36]还有人回忆，周恩来、李先念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些话在四川一些干部中流传，被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归纳为：“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强。”
到1960年夏季，四川铁路、水路沿线的粮食仓库已经扫空，但中央从四川调粮的命令仍接连不断。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焦头烂额，私下里诉苦：“叫我从哪里弄粮食啊！”当时，一些长期靠四川调粮维持供应的城市和省份已经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1960年7月11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李大章发来急电。电报指出，四川当月计划调出15万吨粮食，前10天只到位1.5万吨，“津、京、沪、辽不断告急，李先念同志务请你们支援”。此时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的省委干部情急之下准备了一份关于四川省本年度粮食情况的文件，请李井泉报告中央。7月22日，骑虎难下的李井泉给主管全国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几年外调增加多，并不是征购多，而是抽调历年的库存增加的。特别是因为去年征购多了，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如果增加外调，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因此，很有必要给四川缓和一下。外调粮食最好是28亿斤，最多不超过32亿斤。……我们能完成的数只能到此为止。”[37]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央最后答应外调数为31亿斤。
1960年8月15日，中央向各省市区党委发出“中央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现在的安排是一个萝卜顶一个眼，任何一个调出地区稍一拖延，等待调运的地方马上就有脱销的危险。……时间紧迫，万万火急。”8月17日，四川省委通知全省各地：“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只能超过，不能短欠，时间也不能推迟”。调粮的命令落实到四川每个穷乡僻壤。一位当年的基层干部描述：大山深处的农民们为了运出一袋粮食，翻山越岭将麻袋背到山谷里的小溪边，绑到竹排上漂流到河里，再装小木船运到长江边的码头，最后装上大船运出省，一袋粮食还不够辗转运送的人吃，但即使有人饿死在运粮的路上，也没有人敢动一口运送的粮食。
到了1960年底，包括李井泉在内的所有四川省的领导人，对继续外调粮食的可怕后果都一清二楚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回忆，他曾在会议上问省委领导，你们到底给中央反映四川的困难没有？廖志高回答，怎么没有反映？连多调1亿斤粮食要多死多少人的话都讲了，中央还是要调。还有人回忆，李井泉一次在电话里为调粮和李先念争辩，说得都哭了，还发牢骚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一个小国务院”。诸如此类的事，至今被为李井泉辩护的人广为引用，但他们却回避了李井泉曾顽固坚持“大跃进”路线直到最后的事实。
1960年底，四川农村进入了又一个死亡的冬季。12月13日，中央再次向四川发出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省委决定调集150万“劳动力”，用3个月时间把160万吨粮食集中到水路、铁路沿线和中央指定的地方。根据省委的命令，各地市县成立了调粮指挥部，书记挂帅，“像指挥作战一样，保证完成任务”。由于饥馑，农村劳动力锐减，省委只能动员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出人运输，于是许多地方学校停课、机关不上班，全部投入运粮，用鸡公车推、架子车拉、人肩挑背扛。四川农村最后一点维持农民生存的粮食被运走了，用中央领导人的话来讲，就是用四川农民的性命去换取那些中央认为应该活下去的人的命。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匿名信状告李井泉，历数其对抗中央“纠左”指示，搞“分散主义”的罪状，这是促使该会会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毛泽东所谓的“出气会”上，李井泉在四川组的检讨中流了泪还下不了台。邓小平当然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伸手救了李井泉一把。邓在自己家里将中央办公厅发到政治局常委的明朗的信交给李井泉看（这明显违反组织纪律），又亲自出面保李井泉。邓小平表示，会议不能继续这样开下去了，李井泉同志也不要继续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邓还在毛召集的各大区书记会上建议：“这个会恐怕开到这里差不多，建议结束会议”，毛自然表示同意。[38]于是“出气会”随即结束。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对全国尤其是四川省饥荒的惊人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强令四川调粮的后果亦有所反省，所以，1962年免除了四川省的粮食外调任务，同时向四川调入粮食。1962年，因为“大跃进”中止了，全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但四川省因为“纠左”迟缓，农民仍在饥饿中挣扎。例如，重庆市江北县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期间，农村有半数人严重浮肿，70%的劳动力不能出工；其中复兴区12,247个劳动力，能出工的不到1千人；这4个月里全县非正常死亡7,660人。[39]1962年3月31日，周恩来召集滇、黔、鄂、赣、浙、苏6省负责人共同听取李大章汇报四川省的粮食情况，要求这几年吃过不少川粮的长江流域各省支援四川；当时这6省负责人一致诉苦说拿不出粮食，周恩来最后下令长江流域各省马上支援四川5,000万斤粮食。[40]
综上所述，当年四川省大饥馑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对四川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并断绝了许多农民求生的机会。从1958年到1961年，四川省粮食减产50%，1961年的水稻产量仅及全川军阀大混战的1932年的57%。[41]如此情势之下，饥馑本已不可避免，而高征购、高外调政策又加剧了这场灾难。
【注释】
[1]《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第25页。
[2]四川明末清初因战乱，全省人口一度降至60万左右。清代康熙年间推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动员全国十几个省的移民到四川定居，导致长达百年的移民潮。清末四川人口增至4,800万，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1949年达到5,730万。见《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53－62页。
[3] 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农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成都），1996年，第20页、116页。
[4]川南公署政策研究室，《关于1949年公粮负担重不重问题的研究》，1950年7月10日。
[5]《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44页。
[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41页。
[7]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第619页。
[8]建国初四川省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相当于省级区划。1952年底合为四川省。
[9]见李大章、郭影秋、刘披云，《川南行政公署6月份工作简报》（1950年7月5日）。
[10]出处同上。
[11]邓小平和李大章都是四川人，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一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有多年交往。但邓在主政西南期间看重了李井泉，看淡了李大章。
[12]1952年以前只征收公粮，称为征收；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除了交公粮，国家还要强制性购买他们的“余粮”，合称为征购。
[13]见中共温江地委办公室，《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1954年8月1日）。
[14]见《李井泉的检讨》（1967年10－12月）。
[15]《李政委电话要点》（1959年2月2日）。
[16]《当代四川大事纪要》，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1年，第135页。
[17]原话为，“因为实行高指标，随之而来就是实行高征购。实际上我们要搞高征购，非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不可。”出处同注14。
[18]《七个地委书记重庆座谈会记录》（1959年5月5日）。
[19]廖志高，《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16日）。
[20]“李政委5月18日在温江专区各县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21日）。
[21]“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指挥部”编印，《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1967年9月），第48页。
[22]即先将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的信给到会者看，对“赞成”、“基本赞成”、“基本不赞成”、“不赞成”四项选择表态，以此划定左、中、右，然后才传达庐山会议决议。
[23]出处同注14。
[24]出处同注19。
[25]出处同注3，第108页。
[26]出处同注14。
[27]稻谷因品种、成熟程度、水分、杂质含量、加工要求（加工成糙米或精米）及加工手段的不同，出米率的比例为65-75%，本文取平均值70%。
[28]“省委12月30日电话会议上李大章同志关于群众生活安排问题的讲话”（1959年）。
[29]出处同注14。
[30]出处同注14。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9册，第484页。
[32]出处同注14。
[33]“李井泉同志5月11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毛主席的信”（1961年5月16日）。
[34]李井泉，“声明和更正”（1972年9月30日）。
[35]同注14。
[36]陈振寰1954－1963年和1975－1977年两次担任省委主要负责人的秘书，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局长。
[37]“转发李井泉同志给李先念同志的信”（1960年7月28日）。
[38]出处同注14。
[39]江北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疾病、死亡情况报告”（1962年3月20日）。
[40]李聚奎，“关于三个省粮食汇报的情况”（1962年4月2日）。
[41]《四川省志·农业志》，第112页，第117页。
2021年12月25日 星期六
马克思与毛泽东的恩怨
马克思与毛泽东的恩怨
马克思与毛泽东的恩怨
那年从希思罗机场中转，碰到一位搞光纤的远房亲戚。他问我：“你知道咱们毛主席死后到哪儿去了吗？” 我随口说了句：“妇孺皆知，纪念堂呀。”他诡秘地说：“嗨，谁问你阳间的事儿啦，是阴间的。”我说：“几十年不见了，就这几分钟的闲空，您别神神叨叨，说点靠谱的正经事吧。”
他说：“我没跟你打哈哈儿，你要不想听就算了。”说罢气呼呼地扭过头去。反正也没别的事儿干，就听他瞎摆喝吧。“您别生气，恕我有眼无珠，把您看俗了。”
于是乎我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那年，我在铺设经过太平洋海底的光缆，来了一群肚子饿瘪的鲨鱼，居然把其中的一段咬断，光缆头坠落到海底的一块岩石上。我在工程船的通讯室发现了一个强烈的视频信号。连忙打开观测仪器，原来里边介绍了毛主席到阴间后的一段录像。大概是光纤头碰巧搭在了阴间安置的一个信息接口上。本来想录下来，但时间紧迫，来不及了。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主席到了阴间，刚刚办完登记注册手续，立刻向接待站的的一位黑皮肤的小姐询问：“马老师在哪儿哪？”“哪个马老师，马寅初？马三立？”毛主席气呼呼地说：“瞧你黑不溜秋挺机灵的，怎么什么都不懂，那两个马还没死哪，找他们用得着到你这儿来嘛！”“那是马谁呀？”“马克思！”“您直接问不就结啦，兜了这么个大圈子，还让我白挨了一顿骂。他可是个大忙人，天天都在修改那个资本论哪。出门往左，潤之路，８３楼，８３４１号。”毛说：“他怎么知道我活了83岁，还晓得我的警卫团的番号？”说罢，连钥匙都没拿，放下行李，径自向东而去。
马克思先生这几年变化不大，还是满脸的胡子和头发连成一片。除了上嘴唇的胡须带点棕色，其余都是银白的。两道眉毛弯成弧形，下边是一双炯炯有神洞察秋毫的慧眼。白眼珠有点发红，好像经常熬夜。
见到马克思后，毛主席说：“马老师，你把我害苦了。”马克思说：“打住！你是何方神圣，来此打扰。我这一生可没有私敌，从不加害于人。”“那倒不是。我叫毛泽东，是您在东方的关门弟子，搞了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时，马克思连忙起身，离开座位，一边拍着毛的肩膀，一边握住毛的左手。“久闻大名，有失远迎。谢谢你在东方实践着我的学说，尽管成绩不及格。”
毛说：“不提这个还罢，提起来我就是一肚子气。你那个共产主义是嘛玩意儿啊？我折腾了２７年，越折腾越贫穷，还让我的人挨了三年饿。”马说：“你们中国的事儿我一清二楚，天天看中文的光盘。”“这光盘是啥东西，没听说过。”“光盘是一种高密度信息存储器件，阴间先有了，再过几十年才会传到人间。你搞土改、合营还算勉勉强强。你的反右就有点偏了。干嘛要把矛头对准知识分子？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乃是中国的社会财富，没想到你把他们都给坑了。”“这事儿我也有反悔，但不好意思为他们平反，拉不下脸来。”
马说：“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开始乱套了。你的中国穷得滴沥咣铛，９０％的农民，没有几座像样的城市，没有几所入流的大学。你却想入非非，搞起了共产。除了铁锅和饭碗，你们有什么可共的？”毛说：“那是左了点，我不是想让您的理论早点实现吗。”“我的理论你只晓得皮毛。你只知道共产，却不知道共产的条件，那就是消灭三大差别，就中国那一穷二白贫困落后的样子，这差别100年也灭不了。你却急于求成，明知不可能，还霸王硬上弓。你今天跑来埋怨我，我还埋怨你哪。你砸了我的牌子。我要不是看破红尘，早把你中途撤下来了。”
马把毛说得哑口无言。“到了文革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了，想打电话叫你来个急刹车，可是接线员找不到中南海的总机号码。我气急败坏地要把她解雇，她央求我：‘马爷，您高抬贵手，刀下留情。我已经到了阴间，再死一回就没地方去了。不是我笨，直到现在，这阴阳两界的多路通讯还没解决。’说得我不好意思了，只好把她留下。”
毛说：“文革也是学生我迫不得已，刘少奇那老小子带着一帮子人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他的势力太大，非文革不得以除之。至少防止了资本主义。”马说：“乱弹琴，你们中国有过资本主义嘛，他们能往哪儿复哇？几千年来，你们中国只知道吃喝玩乐，糊里糊涂地连个封建主义都没弄好，还瞎吹牛说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都在人家英、美那边哪。你们的经济水平还不够人家的零头儿，就是想复辟你也没那本钱。”
马克思又说：“本来列宁革命成功后，出了个共产国际，我很欢欣鼓舞，胜利在望。没想到你们之间争权夺利，接连内斗。最后搞得四分五裂。俄国还居然拔掉了我的旗子。现在举旗的任务落到你们了。可那又是个幌子，你的继承人里有几个读过我的一篇著作。大言不惭说我是领导你们的理论基础， 却干着违背我的意愿的事情。不孝不肖，数落起来我都觉着害臊。”
毛说：“不管怎么说，您那套东西在中国没玩转，说我上了您的当有点矫情，那是我自愿。但起码您也有对不住中国人的地方？”
“对不住？是你对不住我，还是我对不住你？没有我的旗号你能取得政权嘛。到了20世纪，中国消灭了帝制，开展了54运动。你还能靠‘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和‘闯王来了不纳粮’的低级口号呼风唤雨吗？你用了我的理想社会和消灭压迫才动员了群众，取得了成功。今天，你不但不感谢我，还要找我理论。我要在阴间告你个盗用专利，你一准儿得判上10年。”
毛默然无语，只好顾左右而言它，忽然话题一转，问道：“马老师，没想到您的汉语讲得如此流利，我还以为您只会说英、法、德、意、奥哪。”“奥地利说的也是德语。中文是我在１９１１年后学的，我那时开始看好中国，没想到让你给办砸了。”毛说：“我在阳间也一直在学英语，到现在还过不了四级。我要效仿您的榜样，在阴间学好英语。”“这话我爱听。”
“那您现在在忙什么呢？”
“我在修改资本论。看来我原来对资本主义是腐朽的、灭亡的预言有点武断。资本主义国家培养了不少睿智的精英，他们一直在修改方针、路线，改善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工人也可拥有股权。他们那里的社会福利，几乎超过你们。你们吃饱了没事儿瞎折腾，搞得家家穷，净光净，还硬着头皮说社会主义，声称是我的学生，我都觉得脸红，臊得慌。现在我开始看好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或许能够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可惜由于历史的成见，他们很难接受我的学说。这倒是两难的问题，信我学说的背我而去，恨我思想的却朝我而来。挂羊头的卖狗肉，卖羊肉的悬狗皮，真是有点阴差阳错，乱了套了。 ”
毛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先看看我后边的小华能否力挽狂澜吧，但愿他能继承我的遗志，７、８年再搞一回。”“得了您嘞，文革一回就够了，还是让他多办几件富民强国的实事吧。不过华同志老实厚道，这样的人在你们尔虞我诈的国度怕是很难站稳脚跟。”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刚到阴间，就来看您，令我茅塞顿开，耳目一新。这一路颠簸劳顿，尘埃扑面，寒风刺骨。我还得到接待站休息一下，调节一下体温和肺活量。改日再来看望您老。Ｇｏｏｇｂｙｅ．”
此刻，远房的亲戚看了看表说：“我该board in 了，后会有期，旅途愉快。”我回了一句俄语：“逗死你大娘。”
马老师西归研讨会
马老师西归研讨会（寓言）
年前，我到北欧旅游后返美。在阿姆斯特丹的斯基浦机场候机厅，又见到了那位搞光纤的远房亲戚。上次他偷看了一回阴间录像，告诉我马克思与毛泽东的恩怨。至今我对此将信将疑。这回他又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上回在希思罗机场，我刚说到半截，你就匆忙boarded in了。为了有说服力，这回我还随身带了个物件。”我问：“什么物件？”
“嗨！说来话长。上回说到太平洋海底光纤被鲨鱼咬断，我在监测船看到了一段阴间录像，马和毛争论了一场。故事没玩。接着，潜水员还在光缆被咬断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盘，盘的中间有个圆孔，直径大约稍大于0.5英寸。他上来后交到我的手中。”
我心里琢磨，这小子越扯越远，越说越神。反正今儿个来早了，就听他白呼吧。
他接着说：“我看这东西怎么都像光盘，只不过颜色是黑的。我拿着黑光盘到了公司的计算机中心，偏巧我儿子在那儿值班。儿子拿过来说: ‘从尺寸来看，像是光盘。但是稍微重了一点。’于是他把黑光盘塞进计算机。计算机似乎还能读出音像。只不过声音嘶哑不清，图像混乱难辨。儿子说他得仔细研究一下。
“过了几天，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他真的发现了什么。原来，他设法读到并破解了黑光盘的源码，都是0和1 组成的32比特的字节。为此，他把源码全部变成反码。……”
我问：“什么叫源码和反码？我可不懂计算机。”
源码和反码都是计算机最基本的语言，都是二进制代码，由0 和1 组成。比如二进制101就是十进制的5，它的反码是010，十进制的2。对非专业人员，它就是天书，看不出个所以然。你瞧，待会儿你就飞了，我可没工夫给你补功课。儿子把翻译后的反码，下载到一个空光盘。他在读这新光盘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我开始有点入神，也重复了一句：“怎么着？”
他饶有兴致地说：“原来是一次阴间共产大会的录像，讨论马老师西归的问题。”
“越说越神，马老师是马三立吗？”
“你扯远了，那个马老师是说相声的，虽说是个泰斗，但跟共产主义一点边都不沾。我说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鼻祖马克思先生。”
“他死了可有些年头了。”
“是啊，我不是说了阴间共产大会吗？你好像愿意参加似的？”
“我可不去。甭说阴间的，就是阳间的共党大会，我都躲远点。怕被打成特务。”
他接着说:“会议由阴间共产国际财务部长恩格斯主持。
主席团坐席的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金日成。秘书处有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邓小平、铁托、金正日、王明、李立三、瞿秋白、赫鲁晓夫、布哈林、季诺维耶夫、斯维尔德洛夫、季米特洛夫和捷尔任斯基等。礼仪组里有克鲁普斯卡呀、江青、王光美、向警予、阿利卢耶娃、夏巴耶夫、契尔沃年科、保尔-柯察金等。代表团里还有来自亚洲的宫本显治、艾地、德钦丹东、英萨利和波尔布特等。”
“这夏巴耶夫我还真没听说过。”
他说：“就是夏伯阳，换个译法。我们小时候看过他的电影，喜欢冲锋在前。”
“死鬼都凑齐了，阴间大合唱。还差个乐队指挥，怕是皮埃尔-狄盖特吧。”
“你又打岔，这么严肃的大会，哪能奏乐。”
他接着说：“恩格斯面带严肃，立正行礼。说：‘首先让我们一起哀悼卡斯特罗和查维斯同志的逝世，默哀1分钟。’会众刚刚低头，主席台中间的马克思立即纠正说：‘打住！你死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按阳间的规矩办事？咱这是阴间。这两位优秀的同志正在最后一排旁听。你应该说欢迎，热烈欢迎啊？’恩老师恍然大悟：‘我真sorry，是该欢迎啊！欢迎卡斯特罗和查维斯同志入列。也欢迎阳间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能早日跟我们团聚。’列宁说：‘且慢！恩老师喝高，又糊涂了。他们要都来了，我们这儿的party倒是热闹，可阳间的英特纳雄耐尔靠谁实现呀！’恩说：‘恕我老年痴呆，下回大会由列老主持。’
“恩格斯接着说：‘现在让我们转入正题，讨论马老师西归的问题。首先明确几个概念，阳间的人由肉体和魂灵组成，但他们只能见到肉体，感觉不到灵魂。人死了后，肉体留在阳间，任凭他们怎么处置。有的烧，有的埋，有的陈列在纪念堂展览。比如我们年轻的战友毛泽东同志。’此时毛在主席台上向会众得意地招手致意，为有此殊荣而骄傲。‘肉体和灵魂的区别是前者有质量和体积。灵魂则像中微子，质量和尺寸都几乎是0 。但灵魂不是中微子，没有自旋，不参与弱作用。却有记忆感知，灵魂之间还可相互识别。人在死亡前，灵魂和肉体二者依依不舍。严重时， 会产生生与死的瞬间震荡。灵魂若即若离，载体则忽睡忽醒。灵魂离开后，人开始死亡。在灵魂决定离开的一个毫微妙内，灵魂会把亡者大脑中的记忆与信息全部download到自己的存储区中。所以我们之间能够彼此辨认。’
“‘灵魂既然是点状，为什么还能存储？难道阴间有了亚纳米芯片？’季米特洛夫发问。恩说：‘阴间是神灵的世界，没有工厂。灵魂本身只有一个最简单的CPU，只会发两个信号，开和关。灵魂喊开，一个分属与他的庞大的阴间存贮器就会打开，灵魂可以存储并读出出资料。存储器对某个灵魂来说，大部分时间都出于关闭状态。阴间存储器是非物质的，利用类似真空极化原理，制作二进制双稳单元。只不过阳间的真空极化是瞬时的，或称virtual。阴间的极化像磁芯一样可以保持。’
“‘至于灵魂点之间的识别靠的是灵魂的二相，即点、体二相性，灵魂独处时是孤立点点，共处时又呈现体状。我们今天开会，就以体状现身。灵魂四周被真空壳包着。真空壳里储存着魂所需要的营养。一旦真空壳遭到破坏，灵魂会失去ID和营养，形成死魂灵。所以灵魂之间需要保持距离，保护自己的ID。灵魂可以静止，也可以超光速运动。灵魂A要想见到B，B如果接受邀请，无论距离多远，立马会出现在A的面前。’
“雅阔夫-斯维尔德洛夫有点烦了，‘恩老太罗嗦。这不是科学会堂的seminar。在座的都是魂儿，知道自己半斤八两。还用得您老介绍吗？’‘雅阔夫说得对，跟魂说魂，用不着详细介绍。就像在阳间，除了生理老师，谁也不会教你什么是人。按说，魂既然可以超光速运动，在阴间的住所应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可是西欧的阴间魂理会定过一个规矩。在阳间笃信马列的的灵魂不得到西欧的灵魂聚集地。尤其是马老师，他曾在30岁时，自称是个幽灵或怪影。这事让他们惊恐不安。’
约瑟夫-斯大林插话：‘把我们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开到莱茵河，放两炮，看他们还敢对马老放肆。’列宁说：‘小斯，别胡闹。我在基辅的塑像都倒了，那条破船早就抛锚，连俩屁都放不出来了。’
这时，马老师坐不住了，起身摆平双手，说：‘得得得，你们别乱吵了。自从我离开普鲁士后，快二百年了。按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可我这些年有点犯Nostalgia。想到西欧看看。那里有我出生的地方，特里尔。我的足迹遍于比利时、巴黎和伦敦。当然还有我后来的安息处海格特公墓。本来我早先看好卢森堡同志，在德国建个实验室，可她英年早逝。二十年前，回去的希望不大。这些年形势似乎有点变化。东德的一个娘们做了德国的常思乐，对共党不那么反感。不仅如此，虽然莫斯科娃在1991年倒了，但东方又出了个毛泽东的孙子，高高举起我的大旗。’毛泽东插话：‘那孙子不是我的，我那傻孙子猪头猪脑，俩肩膀加一块儿，都挑不了200斤。还贪玩，不招待见。’‘那他是谁的孙子？’‘我手下一个副总理的后代，虽说不姓毛，但继承了我的衣钵。论辈分，他也的确够孙子的了。’
马老师接着说：‘不管那孙子姓啥，心里装着我就是好孙子。这孙子的一带一路效仿你的农村包围城市，眼看着就要拿下地中海岸两个欧洲前哨。他的人类共同体不就是伟大的英特纳雄耐尔，或者说就是我设计的科学社会主义。比你毛泽东饿死三千万人有出息。’毛低头不语，似有抵触。
‘你别说，这孙子还挺能折腾，跟金日成的孙子合起来，就是一股势力，让美帝坐卧不宁。他们在美国出版党报，控制华尔街大佬，开设宣传共产的电视栏目，在纽约大做广告，还整出多所孔子学院。我就TM纳闷了，你们不办几个马子学院，认祖归宗。却抬出个孔老二干啥？故意寒碜我？不管怎么着，欧美对共产的退让又激活了我魂归故里的心思。’邓小平说：‘英国曾经有个电影《鬼魂西行》，莫不成马老师想再演一回？’‘是的。有啥不行。’
这时捷尔任斯基插话：‘马老师，您别高兴太早。我的契卡特工报告说，东德那个娘们要到期了，换上来的不一定亲共。再者，你说的中国那孙子实施战狼外交，把西方都得罪了。他整天吹牛B要解放台湾，可粮草未动，人家欧美日的军舰已经把那嘎达围起来了。’
邓小平也借机发个牢骚，说：‘我怎么看那孙子都不地道，一心要毁掉我摸着石头过河的康庄大道，走毛前30年的老路。’毛跳着脚说：‘邓矮子，这是国际大会，你别胡扯。我的老路又怎么了？我做过的每件事都有你的掺乎，你洗不清。’
马老师用手势阻止毛邓争吵，说：‘没想到事情变化如此之快，计划赶不上变化。我的电视剧《鬼魂西行》告吹。怕是永远也回不去了。’
胡志明说：‘马老师，跟您见个面挺不容易，不死都不行。’马说：‘瞧你胡子一把，挺精明的，怎么说起傻话来了。你死是因为大限到了。你要真想见我，早就上吊了。’胡志明默然无语。‘再说你留下的摊子越来来朝西方靠拢了。我早先呆在苏联阴区，没想到戈巴契夫把老列的苏维埃瞬间断送，我心如刀割。我一生有过两个半马克思革命实验室。巴黎公社还没成事就亡于襁褓。后来列宁在俄国，毛在中国又开辟了两个实验室。这些年来，磕磕绊绊，都不顺利。比起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机勃勃，我心里总觉得酸溜溜的。难道我那套理论不行了，过时了？
后来我又到北京阴区。赶上邓矮子的经济修正主义，开始还有点热火朝天的苗头。但他们那个党不行了。内部已经烂掉。上边贪污受贿，花天酒地：下边坑蒙拐骗，人心不古。至于高喊马列的那孙子，虽说有博士学位，甭说马列，连起码的社会常识、文化历史都不清楚。还不自量力，搞什么终身制。我看他终究会因内忧外患，跌下神坛。人家台湾日子过得挺好，你凭啥要打人家？现在，人家多方联手，拴好了绳套，就等他往里钻。这回倒好，弄个骑虎难下，不钻你都不是爷们了。我看这厮贪生怕死，瞎咋呼，没那个胆儿。不管天灾人祸，他都一边躲着。那里的百姓吃错药了？任凭一个白痴忽悠。’
金日成说：‘老师，要不，您到我的金刚山阴区。我那个孙子比毛孙横，能挑八百斤，还敢跟美帝叫板。那儿对您安全。’
马说：‘得了，别跟我吹了。你那个孙子一身臃肿，整个一个药罐子。再说，他杀心太重。此乃做领导之大忌。还有，你那孙子只知道保住金家龙脉，把我的学说早就抛掷脑后。我看世界将来的希望会在非洲，我打算去那儿躲躲。埃及文明最早，后来被欧洲文明居上。从长远来说，也就500年吧，欧洲文明很可能被非洲文明取代。非洲地理优势，四面环海，纬度绝对值大约在30度之内。除了撒哈拉，河流蔓延，土地肥沃，矿藏丰富。一旦开化，前景不可限量。’
毛岸英插嘴道：‘马老师，我阳寿太短，想阴寿长些。您说我的魂灵能存在多久？’
马说：‘这些年，老恩在阴间研究量子生物学，因为他在阴间，故而也探讨了量子灵物学。为了补充阳间的QED（量子电动力学）和QCD（量子色动力学），他还开创了QSD，即量子灵动力学。让他给你解释吧。对了，S代表灵，Soul、Specter或Spirit。’
恩说：‘爱吃蛋饭的毛头小伙子，生物为什么能够保持生命？’
岸英说：‘吸收营养呀。’
‘正确！前边讲解了灵魂的点体二相性。实际上，灵魂的点被包在一个体积、形状可以改变的真空袋里。真空袋里有足够的魂点所需要的气态营养。一个魂袋的营养可以够魂享用数百年。营养殆尽后，魂袋消失。魂点成为没有ID和信息的自由粒子，飘子。飘子只能在阴间存在。飘子之间会发生弹性散射，飞来飞去，无声无息。阳间的加速器发现不了它们。小伙子，你是1950年归阴的，算起来，你的灵魂可以延伸到2450年。你去阳间时原本没有皇帝命，却非要高攀，投错胎，所以折了寿。在阴间尽情地享受吧。吃不着蛋炒饭没多大关系，有空多陪陪你爸爸。他戎马倥偬一生，可死的时候太孤苦伶仃了。’”
这时候，我看了一下表，已经5点40PM，停在窗外的那架空客班机已经起飞。我后悔听得认真，只好改签下一个航班。本来还想跟远房亲戚要一张光盘，留做依据。谁想他已经匆匆离开。下回见面不知得到哪个猴年马月。
韩秀的故事
左图：韩秀不到两岁时（右一）在纽约的照片，图中两位老人是她当时的日籍老保姆夫妇。（韩秀提供）
韩秀的故事
作者﹕岳芸、林帆
1948年9月，一艘美国的军舰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手牵着儿子John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他们从纽约出发，前往上海，希望劝说在那里做传教士的父母赶快离开充满危险与动荡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中共军队在苏俄的帮助下，正在中国东北的战场上和政府军激烈争夺。
战火中上海投亲
这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国女子的托付，送到上海交给从未谋面的外婆。
对于Teresa的未来，他们心中并不乐观。在登船前，他们就知道那个中国女子并不在乎她的两岁女儿，只想尽早甩脱这个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孙女，他们更没有把握。
右图：韩秀的外祖母，一位国学根基深厚、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知识女性，是韩秀少儿时唯一的依靠和生命的港湾。（韩秀提供）
船到码头。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他们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满头卷发的小外孙女。她看起来是位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那对美国夫妇放了心。
直到上中学后，Teresa韩秀才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出生在纽约，父亲韩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国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而在中共即将取得大陆政权之前，韩秀外婆原本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却为了要等她，而留在了上海，于是一生再不能离开……
“此生不宜录取”
生就一副洋娃娃脸与满头卷发，可是无论韩秀多么清秀可爱，多么懂事有礼，多么出类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个社会所接受。韩秀说，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她一直是一个“外人”。还好，有外婆的细心呵护，让这个被视为敌人的小孩儿，在可能的范围里健康的长大。出身大家闺秀、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外婆，也给了她最早的传统文化启蒙，《三字经》、《千字文》，并教导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韩秀的外婆是位特别的女子。她三十几岁时先生就去世了，独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银行和国民政府里做事，1949年以后定居在北京。当时当局人员就跟她讲：“你还可以出来做事呀！”可她说：“我是旧式的女人，一辈子只嫁一个男人，只给一个政府做事。”于是后来，她就靠祖传的修订善本书手艺为中国书店修书。
韩秀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她。外婆告诉她说：“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
左图：高中时期十七岁的韩秀。（韩秀提供）
转眼，她已经十七岁，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她一口气填了八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老师觉得她疯了，特别是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能有大学上就不错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华？她觉得有道理，就修改了志愿表，加上了几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学校。可是，录取单下来，却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一向宠爱她的数学老师特别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卷子被封着，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原来，她的考试卷连被批改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只要一、两百字就行，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
十七岁的她，看了看书记，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说完便转身走了。于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中学生。那是1964年。
谈到当年她为何能够有如此毅然决然的态度，韩秀说：“当时想的只是绝对不能背叛父亲。我很清楚地知道，父亲在中国的时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时候是美军在帮助中国，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绝对不能背叛”，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面对一个不对的，但是非常强大、非常残暴，要来决定你一生命运的这么一个政权，那样柔弱的十七岁女孩子，到底要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只有守住我的原则，可以送我到乡下去，要怎么苦、受什么样的罪都不要紧，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里头那块净土都丢出去了。”韩秀这样说道。
亡命天涯
1964年，在赫鲁晓夫下台与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日子里，作为第一批“集体插队”试点人员的北京市中学生，韩秀和北京其他四十三名知青被下放到山西曲沃凤城公社临城（村）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棉麦区，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
韩秀每天和农民们一起下地，后来又当了广播员及小学老师。她也赶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扫盲、送字上门这些活动。这段生活让她开始了解中国的农民。他们是那么纯朴、善良，特别是农村的妇女，她们的生活又是那样的艰难。乡村的种种陋习依然存在，但她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还能够活得很精神，很有生趣，非常有生命力。这让她由衷地赞佩。
然而，文革开始了，这相对的一点点平静也保不住了。北大聂元梓发表了攻击政府的大字报，毛泽东随后发表《炮打司令部》表示支持，矛头直指刘少奇。北京的红卫兵要冲到山西，把彭真老家窝藏的狗崽子揪出来。县里不断传来谁已被抓、某位自杀的消息。韩秀的学校也出现大字报，隐晦的指出该校隐藏着一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特嫌”。情况显然不妙。听说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招人，韩秀咬咬牙，决定亡命新疆，碰碰运气，再苦也比坐以待毙要好。
左图：在新疆兵团时的韩秀。（韩秀提供）
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随着时代的风云，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边建设的路条，她被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盖提，而她的连队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异常偏远、艰苦的地方。风沙大的时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别说走路，大风来时，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
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常让她腰痛欲断。但不论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着。她说：“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
在那里，她和当地的维族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麦加以西来，而得知韩秀来自麦加以西更远的地方，他们自然产生了好感，被当成“自己人”。对当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语，让她赢得维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几个来学汉语的维族学生。
难以应付的倒是兵团内的人。文革开始后，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虽然韩秀并没有被揪出来，但做个看客也不容易。一次，兵团召开批斗大会，台上血肉横飞，台下口号声声，真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坐在马扎上的韩秀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找个藉口遛出去。她的身体刚离开马扎，旁边的人马上大叫：“我可不会帮你拿凳子回去！”其实，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场的民兵有人要走。于是，就在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站直的时候，一个枪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觉。等她苏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她发现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滩上，大半个身体都被埋在沙子里。忍着伤痛，她一点点地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营房。
卫生员给她涂了些红药水，就了事了。那一枪托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数十年后还一直折磨着她。
她说：“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
下决心返回美国
1971年7月，一架在中国十分罕见的波音707飞机从新疆的天空掠过。在这架从西往东飞行的飞机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筹划如何与中国关系解冻。他当然不知道，在他飞机之下一万米的地面上，一位美国的孤儿正在苦苦挣扎。
左图：韩秀一生从未见过她的父亲韩恩（Willie Hanen）。这是她唯一保有的父亲的照片。（韩秀提供）
自从上初中时，韩秀就从外婆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纽约，是美国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证明和她的护照交给她自己保管，还有父亲的一张小照片。从那时起，她就想办法用一切机会了解美国──她的“祖国”。因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来的都是些文艺界、知识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从他们那里，她渐渐认识了西方文明，对于美国这个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国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艰苦日子里，她利用做广播员的机会，也常常偷听“美国之音”。她隐约感觉到，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从1974年开始，各地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从邓小平办公室传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车。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晓得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情况有所改善。
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体工厂。这又给了她了解中国工人的机会，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们生活在北京的社会底层，工资很少，家庭负担很重，住房条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的老房子没啥问题，工人朋友的家中却都房倒屋塌。于是她主动替厂里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收拾破瓦残垣。
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二话没说，帮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十年的档案。
紧接着，她又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确认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返国。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中国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一段时间后，答覆下来了，结论是“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拿回自己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后，她不死心--美国是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尸体他们都非要不可，何况她这么个大活人呢？骑着自行车，她直奔北京建国门使馆区。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森访华后有一个美联处（美国驻京联络处），她要自己去闯闯看。
果然，在日坛公园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风中飘扬的美国国旗，也看清周围的武装警察、以及周围的各国大使馆。于是，她默默地回到家，开始她的“行动计划”。
闯关：“我是美国人！”
1977年2月21日，一个她永生难忘的日子。她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迳自来到友谊商店西门。存了车，她像没事人一样，慢慢走向不远处的美联处。快接近时，她故意走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守门武警看着她笑，以为是哪个国家的使馆秘书走错了路。还没等武警开口，她猛然转身，向另外一侧的美联处冲过去。
她的脚刚踏上美联处的白线，一名武警已经端着枪向她冲过来。“你干什么？你快出来！”
“我是美国人！”手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韩秀一动也不敢动。“我护照过期了，来申请延期或换一本新护照。”
“你肯定不是美国人。”武警的嘴角有一丝嘲讽的笑意，“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这里根本没人上班。”
韩秀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冒着生命危险来闯关，却赶上人家假日，还有比这更倒楣的吗？她站在那里发呆，心里默默琢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忽然直驶过来，跳下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美国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绿色的40年代美国护照，跑过来问道：“这是你的护照吗？”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当然可以。”
“请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我马上找人来！”后来知道，他就是在美联处里工作的万乐山。他手拿韩秀的文件，大叫着冲进了楼里。很快，一位年龄较大的美国领事和万乐山一起走了出来。他就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滕祖龙。虽然是假日，里面几位主要负责人却都在。
万乐山与滕祖龙来到门口，看过了她的出生证和护照，便要求武警放韩秀进去，“她确实是美国人，只是进去办个手续。”武警当然不敢作主，只好用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核对了韩秀的所有证件，最后那位领导想想说：“根据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我们不反对美国人进入美联处。”
万乐山与滕祖龙一听都乐了，忙说：“我们都认为她是美国人。”
那位领导做了个手势，“请吧！”于是，韩秀就这样被“请”进了美联处。
盖茨主任、丁大卫副主任等主要负责人都在。在办公室里，滕祖龙拨通了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国务院又联络纽约。根据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五分钟内，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被确认了！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滕祖龙告诉她，她需要重新申请护照，因为旧的那本早已过期。机警的韩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张二寸脱帽照。但丁大卫说，这里只是联络处，不能签发护照。她必须要等一个月，才能再到这里来领新护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走出这里，等待韩秀的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估计回去后，她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抄走，于是他让韩秀马上背下五个电话号码，以备联络。那是美联处五位领事、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电话。
半小时后，韩秀走出了美联处。
再闯美联处
回去后，倒是风平浪静。可是，当临近她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她被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向她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如果违反，后果当然可想而知。随后，每天都有人在厂里看着她，比她到得早，并每天“护送”她回家。
一个月到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
眼看该回去取护照的日子已经过了。韩秀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到公用电话处去拨那五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可结果却令人绝望，因为听筒里永远是忙音。原来，北京普通的市内电话与使馆区的是两个系统，根本不相连。她只好耐心等待。
一天，外婆让她到西单去买只酱鸭。韩秀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抬眼，忽然看到厨房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心里一动，她跑了过去。
“四分！”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她毫不犹豫地付了钱，拿起听筒，拨了电话号码。通了！不但通了，而且传来滕祖龙先生的声音。“你的护照已经好了。”
“我明天早上八点会出现在美联处附近。”她简短地说。
第二天清晨四点，韩秀就爬起来，穿着普通的工装，登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到了密云，又转上从密云直达日坛医院的一趟长途车。到了日坛医院，她随着来看病的人在医院转了一圈，美联处就在五十米远的地方。
于是，她紧随着一批来看病的人出了医院，穿过马路。远处，她已经看到了滕祖龙的身影，手里举着她的护照。看到她，滕祖龙大步走过来。
“她是来取护照的。就在这儿！”他手指着护照。
看门的武警看了看，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大步走进了美联处。
“我们一早上就在盯着监视器，只要你一出现，我们就出去接应你。”滕祖龙非常得意。的确，上天护佑，她又顺利地闯了进来。
“快签字，签了字，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韩秀签下自己的名字。
“好了，你现在就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此时，滕祖龙又显得忧心重重了。韩秀当然没有想到，未来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难的返国之旅。
绝不妥协
回到工厂，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放到枕头底下。但是护照和出生证明再次被抄走。
在随后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她早就横下心，她要把事情尽量变小。
与此同时，滕祖龙也每星期到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许韩秀返国。那时，滕祖龙说，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声明对韩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范钦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被迫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中美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复杂的从战略到战术的谈判。结果是“我被放在一个蛋糕盒子里，送给了美国。”韩秀幽默地说。
她终于被允许“返国探亲”，也就是要拿着中国护照离开大陆，返回美国。不管怎样，只要能够离开中国，美国政府才不在乎你用哪本护照，只要入关用美国护照就好了。
她顺利地抵达香港，然后在美国驻港领事葛睿毅的协助下，她当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飞往西雅图再转华盛顿的航班。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这里是韩秀出国前后的一个小插曲。
1978年1月，中共已经决定放她走，但是只付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香港到美国的费用由美国来付。在公安局办理最后的手续时，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递给韩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币。那是她的火车票费。
“这可是中国政府给你的。你领这些钱，不怕美国政府追究吗？”他不怀好意地说。
韩秀再也无法忍受，三十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我在中国住了28年，还没成年就开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这130元人民币不是太少了吗？还有什么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时离开北京！”对方已经气急败坏了。
“没问题，我马上就走！”
“别忘了，你的外婆还在北京！”
“我才不担心外婆。她是个最不怕死的人。”对方无话可说了。
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她马上见到了美国驻香港的葛睿毅领事。他带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拿出450美元，对服务人员说，要订一张当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
“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你必须今天把她送回去）
韩秀很过意不去地说：“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好，要用这么多钱帮我的忙？”
葛睿毅领事笑着说：“这是你借的钱。如果你愿意，将来可以还给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不要想这些！你赶快回国，这比什么都重要。”
怕她不懂英文，发生意外，葛睿毅还细心地为她准备了五封信，让她收好，一封交给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给机长，一封给入境处海关官员，一封抵达华盛顿后给计程车司机，一封在发生意外时给警察。每封信里都叮嘱他们要好好照顾她，因为她不懂英文。
韩秀说：“......在出国前后非常短的时间内，我也对美国这个以人权立国的政府有了清楚的了解。”在丁大卫、滕祖龙、葛睿毅这些领事们的身上，她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在本国外侨民的重视与关切。
意外的重逢
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国也张开双臂，欢迎她这个历尽磨难的孤儿回到故国的怀抱。凭着手上的几封信，她顺利抵达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确实如此，每个遇到的人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她。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阿灵顿政府给她三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国务院官员特别给外交学校的校长打电话，要他务必录用韩秀。
不过，没想到校长很不高兴，因为从来没人敢说要他“务必录用”某某人。他坚持要亲自面试这位特别的中文老师。
一早，韩秀穿着整洁，准时出现在校长室的门口，用刚学会的英语问候道：“Good morning, Mr.Sweft.”
老校长带着金丝边眼镜，白色的西服，银色领带，头发银白，一副学者风范。他抬头打量了一番韩秀，忽然摘下眼镜，热泪盈眶。韩秀吓坏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让老人很生气。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韩秀又被吓了一跳。
“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儿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国的。”校长激动地说。“我的天！原来就是您！”韩秀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三十年的时光，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他们再次重逢在美国。校长告诉韩秀，当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经决定，如果见不到韩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领养。
“你终于回来了！对，我当然‘务必’要聘用你！”校长兴奋地说。
生命的归宿
1982年春天，韩秀和自己的学生、一位美国外交官结婚了。婚后，韩秀随先生曾在台北派驻一年、北京又派驻了三年、又到南台湾的高雄派驻三年，也派驻过希腊等国家。在先生派驻北京时，她终于又见到了外婆，可以尽心地照顾老人家了。1986年夏天，就在韩秀和先生正准备返回美国前，给她无限呵护的外婆平静安详地走了。
从1982年开始，韩秀开始写作，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折射》，一发而不可收，目前她已是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已出版了二十九本书籍、主持了数个专栏，发表了无数文章。她和先生现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小城，靠近阿灵顿国家公墓，那里埋葬着她从未见过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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