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日 星期六

郝鹏举

 

郝鹏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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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鹏举

郝鹏举(1903年1月29日-1947年9月[1]),原名腾霄,男,河南阌乡县(今灵宝市)县城郝家巷人,国民革命军中将。[2]

郝早年就读于洛阳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2年5月毕业后,正逢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在开封扩充部队,把卫队改成学兵团招收青年学生。郝加入第16混成旅并改名“鹏举”,被团长梁冠英选去担任团部文书,后觉得抄抄写写没有出路要求下连当兵,在旅部“模范连”当学兵时冯治安是连长,吴化文是其密友。第16混成旅扩编为北洋陆军第11师,调入师部卫队营给冯玉祥当过传令员达2年之久。1925年1月入张家口西北军干部学校受训,任学员第一大队长。因为长得又矮又胖,绰号“胖墩”。1925年夏与李席儒方振武外甥)、尹心田石友信石友三弟弟)、陈登瀛刘汝珍邹桂五、李秉钧等西北军干部学校选派24人到苏联乌克兰基辅兵种混成干部学校(加米涅夫军官学校),分入工兵科、骑科、炮科学习,郝鹏举学炮兵指挥。由于郝鹏举抵制军校的政治时事课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又经常指责苏联社会制度,经苏联军事法庭审判被驱逐出境[3],于1927年夏回国任西北军官学校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独立炮兵团团长,驻开封。1928年5月任第2集团军第2军参谋长。1929年春脱离部队,离职在郑州闲居。1930年中原大战,投靠已经归顺蒋介石的梁冠英第25路军任独立1旅旅长,旋任第25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加入复兴社。后被革职,被贺衷寒推荐于1932年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少将参议。1933年8月15日蒋介石任命出任彭振山第30军参谋长。1934年3月兼任该军30师副师长、代理师长。1936年春郝鹏举奉命赴合肥第25路军总部策动旅、团长推翻梁冠英,帮助蒋介石吞并肢解了梁冠英的部队。郝鹏举入陆军大学第14期旁听。

抗日战争时期[编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收容400多回国的留日学生1937年10月初在南京成立“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郝鹏举担任军训总队长,1938年春在湖北江陵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康泽解职。[4]后随中央军校特训班西北大队前往陕西王曲,随该部改编为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任少将总队长一职。1938年4月任胡宗南的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干训四团)总队长。1938年秋胡宗南在信阳战役惨败,郝鹏举时任第十七军团高参,在讲评会上称胡力挽狂澜。1939年6月任胡系第27军参谋长。因为强奸部属之妻(另说与胡系第27军炮兵团团长或某独立炮兵团营长黄埔七期李昌志之妻通奸被举报),被西安的黄埔同学会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严惩郝鹏举,胡宗南保护性拘留一年未移送重庆。[2]1940年,郝买通看守连长越狱成功 (【胡宗南 日记】-1941/1/20:“午后二时回西安,约见刘味书萧作霖马汉三、郝鹏举、文于一。文于一派分校副总队长,郝鹏举派赴包头策动伪军反正。”[5]),投奔傅作义任暂编第五军副军长兼民众动员总指挥。1941年2月投靠在汪精卫政权任职的缪斌,在其推荐下得到重用。据胡宗南总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毕书文上校回忆,郝鹏举因生活作风问题被羁押半年后,蒋介石电令胡宗南组织兵力任用郝鹏举。胡回复郝鹏举已经激起胡系黄埔人士的公愤,不宜再在西安复出任用。蒋提出郝颇有才干,到沦陷区活动,很有发展余地,课策动已投敌的西北军系张岚峰、孙良诚、吴化文部,也可自由扩张实力以为策应。胡宗南遂任命郝鹏举为豫皖边区游击司令,派毕书文为其副手,抽调豫皖籍老兵数百人配电台,郝的原配夫人与子女均留在西安为质。郝、苏进入日占区后利用汪伪要员林柏生的留苏同学关系引荐,得到汪精卫重用。[6]

郝鹏举首先策反了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国民政府鲁苏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1941年7月29日任李长江为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参谋长,驻泰州。1942年6月积极参与策划了在南通、海门的清乡运动。1942年8月11日出任汪系“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教育长。1942年10月 任汪系军事委员会参赞武馆公署武官长。1943年9月2日任苏淮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保安司令,上将军衔,1943年11月25日兼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1944年1月,郝被任命为淮海省省长,驻守徐州,建立起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的武装力量,被封为汪精卫政权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兵力增至5万人。[2]

国共内战时期[编辑]

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编辑]

抗战胜利后,郝部被国民政府收编,1945年9月被任命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并接收了日军第65师团大量装备。所部由4个军被缩编为4个师。

  • 司令郝鹏举,副司令毕书文,参谋长刘伯阳(陆大十期),政治部主任韩君明
  • 第一军长郝鹏举(兼)
    • 第二师师长兼徐州警备司令长张奇
  • 第二军军长窦光殿。被新四军歼灭
  • 第三军军长乜廷宾。在沛县曾被八路军俘虏后释放。
  • 第四军军长潘干臣。1945年9月新四军攻克淮阴,全歼潘干臣部。
  • 第五军军长徐继泰。一部被新四军歼灭;大部被顾祝同堂弟顾锡九的第89军吞并。

该部整编后:

  • 司令长官郝鹏举
  • 副参谋长范学增
  • 副官长唐禹九少将
  • 第一师师长乜廷宾
  • 第二师师长张奇
  • 第三师 师长李泽洲,副师长兼第九团团长杨布人(即王宏鸣
  • 第四师 师长曾纪瑞
  • 第五师 师长李克昌
  • 第六师 师长赵建勋
  • 特种兵纵队司令:李铁民

但是郝由于背负着“汉奸”恶名,被党政军各势力威逼敲诈。1945年12月中旬,徐州绥署主任顾祝同兵分三路共计10个师向鲁南解放区进攻:

郝部当面为新四军第1纵、2纵、7纵及八路军鲁南8师、滨海9师主力,郝部处于被消灭的处境,郝认为国民政府在借刀杀人,于是开始派其政治部副主任张润三中法大学同学关系与陈毅联系投诚。[2]1945年12月12日八路军鲁南八师攻克滕县陈大庆第19集团军津浦前进指挥所及所部,歼灭9000人,其中俘虏7600余人。

台儿庄率部起义[编辑]

1945年12月29日,陈毅派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宋时轮、徐州工委书记赵卓如、鲁南区党委城工部长王少庸前往郝鹏举部,与郝鹏举会谈,同意郝部过运河后驻扎的地点安排,以便郝能对顾祝同甚至蒋介石交差。31日宋时轮赵卓如王少庸前往乜廷宾第一师师部驻地,约见第33集团军副司令张克侠、第77军军长何基沣密探了七个小时至凌晨2时。1946年1月4日,陈毅在峄县县衙与郝鹏举见面,1月5日白天郝鹏举一行百余骑返回。陈毅立即致电华东局、华中分局,要求中央与华东局火速指示,请华东局饶漱石、黎玉、张云逸、舒同四位常委至少来两位并带朱克靖等工作人员到前方领导此工作。冯治安听到郝部不稳的风声后,派张克侠回徐州打探虚实。1月5日,中央发出在停战令下达前坚守阵地、歼灭进攻之敌的通令。1947年1月6日,中央电示:“关于郝部起义望迅速决定并执行。打下徐州恐不可能,迫冯(治安)一起来干控亦来不及。望即令郝单独起义。在郝起义后解决陈大庆部,已属很大胜利,对局势即有很大影响。”1947年1月7日,张克侠从徐州赶到台儿庄郝鹏举驻地,把在顾祝同总部看到的蒋介石下令解决掉所有伪军,惩处明星汉奸,郝部编入由第33集团军改编的第三绥靖区一事告诉了郝鹏举。1月7日当晚,张克侠、郝鹏举赴高皇庙与陈毅见面。1月8日,叶飞一纵及鲁南军区警备旅和鲁中军区地方武装一部发起攻兖(州)围泰(安)作战。1月9日,饶漱石、舒同赶到前线,即在峄县至台儿庄公路上的米庄饶漱石、陈毅、舒同约见了郝鹏举,要郝在停战令下达前起义。

郝鹏举回到马兰屯驻地后连夜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起义后建制不变、作战指挥权不变、人事权不变、薪金不变。郝于1946年1月9日发出“退出内战、拥护民主”通电,率部4个师1个特务团2万余人在台儿庄、枣庄战场起义,改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向毛泽东主席发致敬电。中共中央以及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联名回电。第三师副师长兼第九团团长杨布人(即王宏鸣)反对起义,率部脱逃,被共军大部截回,少数溃散。郝部进驻解放区莒南县休整,部队编为4个师(每师2个团)另一个特务团,两万人。

  • 总司令郝鹏举
  • 副总司令毕书文、李克昌(不久去了冯治安部)、李泽洲
  • 参谋长刘伯阳
  • 副参谋长王孝曾
  • 政治部主任韩君明/刘澄
  • 政治部副主任张润三
  • 第一师师长乜廷宾
  • 第二师师长张奇
  • 第三师师长李铁民
  • 第四师师长曾纪瑞
  • 特种兵指挥官

山东军区暨新四军政治部联络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朱克靖(与郝鹏举是留苏同学)率文工团慰问演出,任驻郝部的联络部部长,下设一个办公室,两个服务性质的处。郝鹏举要求所部“官不离兵,兵不离官,总司令不离全体,全体不离总司令;弹不离枪,枪不离身,动我们一人,就全体自杀。”[7]郝鹏举要求下,新四军派出刘述周率领的十名政工干部,刘述周任该军政治部副主任。

“还军于国”[编辑]

1946年三、四月份,解放区地方政府应郝鹏举要求为该军招募了一千多名新兵,郝把新兵中的少数中共党员秘密活埋处决。这一情况汇报后,上级指示:“我们对起义部队,要做到仁至义尽,不到万不得已,你们绝不能主动撤离,一定要坚持工作到底。”

1946年6月国共内战正式爆发,郝鹏举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秘密与冯治安徐继泰吴化文联系找出路,毛人凤通过飞机洒传单《告六路军将士书》表示既往不咎。陈毅认为郝部早晚会叛变,但仍于1946年6月下旬与张云逸去该部视察做最后挽救,公开对该部军官说:“只要你们站在人民一边,我们绝不会亏待你们。如果你们不愿意,一定要走,我们会来者欢迎,去者欢送”“走的时候,请把我们的政工干部送还给我们就行了”。郝鹏举信誓旦旦表示一定忠于共产党,还向朱克靖申请入党。1946年7月,郝部从莒县移防到赣榆县徐班庄一带,并统一指挥八路军滨海警备旅和第六分区部队,应对海州国军整编第57师段霖茂。1946年8月8日,郝鹏举发表反内战通电。1946年8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郝部改称华中民主联军。1946年9月两淮失守,郝鹏举公开派其政治部主任刘承去徐州联络活动。1947年1月15日,郝鹏举以纪念起义一周年为由,邀请在山东的党政军领导视察,企图一网打尽,带给国府一份厚礼。诱捕计划失败后,郝鹏举于1947年1月26日在驻地徐班庄公开叛变,羁押副总司令李泽洲、一师师长乜廷宾、二师师长张奇,诱捕朱克靖,中共代表刘述周胳膊中弹逃出。郝鹏举宣布“还军于国”,加入国民革命军,连夜退入国统区移驻白塔埠,被委任为鲁南绥靖区司令长官兼第42集团军中将总司令。

  • 第一师师长李铁民
  • 第二师师长
  • 第三师师长
  • 第四师师长曾纪瑞
  • 特务团

郝鹏举把朱克靖及另外2名中共联络代表(秘书王宜生、总务科长刘永春)移交海州以示归顺之诚。

被俘[编辑]

蒋中正对其并不信任,不仅拒绝其到后方休整的要求,还令其在华东野战军正面原地驻守。新四军暨山东军区用郝部后方留守人员将朱克靖的夫人康宁(张謇的孙女)及其孩子还有几名警卫人员换回。华野本计划就势攻击郝部以吸引国军来援,但直至1947年除夕夜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从郯城出发两天三夜秘密急行军,2月6日夜发起奇袭,解放军二纵十团主攻,十二团左翼迂回从白塔埠镇南门突入。2月7日凌晨郝部开始突围,被围攻的解放军打退。2月7日18时总攻,解放军十二团三营生俘第42集团军参谋长刘伯扬,该营七连围攻郝鹏举所在的镇东地主大院,俘虏郝鹏举。此战歼灭郝总部、第四师、特务团共计5000余人,国军未发一兵一卒救援。

郝被俘后求见陈毅,2月12日在陈毅的前线指挥部二人见面,华野司令部参谋张剑把谈话内容作了详细记录,整理成《陈毅军长赐见郝鹏举谈话记》一文,先后刊载在1947年2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与2月26日山东《大众日报》。2月间,陈毅写了首诗《示郝鹏举》:“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1947年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郝鹏举事件的教训》社论,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清楚郝鹏举的历史的,郝鹏举是中国军阀中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一个……但是人民解放军以与人为善的宗旨,当他由蒋介石反动营垒中宣布‘退出内战拥护民主’之际,总希望他能够回心向善,做个好人,将其军队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为祖国人民做些好事。为此目的,并不惜长期等待其觉悟。”“可是历史证明郝鹏举这样的封建军阀是决不会回心向善的,对于这样的封建军阀,枪杆子就是他的个人私有财产,全体官兵就是他的大奴隶和小奴隶。”社论还提到了1947年1月在鲁西南战役中被晋冀鲁豫野战军俘虏的第三路军总司令、原西北军将领张岚峰,指出:“郝鹏举、张岚峰这一流军阀,日本人来了可以当伪军,人民解放军来了可以讲“民主”,蒋介石来了可以“还军于国”,但是他们只为自己的升官发财做事,为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做事。一切从旧营垒中过来的军队,必须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原则。”

1947年2月12日陈毅给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电报:“郝逆今日押到,很恐怖,怕死……将来民主胜利,可在大赦中处理之。”2月20日,中央来电中指示不忙杀郝。陈毅还考虑过用郝鹏举将朱克靖等7名联络干部换回,建议在南京的董必武向国民党进行交涉。但这种设想未能实现。

王少庸擅自枪决[编辑]

郝鹏举与李仙洲、马励武等关押在胶东昆瑜山的华东军区政治部俘管处。1947年7月间,国军大举进攻胶东半岛,上级指示把这批高级俘虏从海路送往辽东,负责处理此事的是王少庸。转移途中郝鹏举戴着脚镣不能行走,就由民夫用担架抬着走。到威海后,形势更趋紧张,搞不到大船,只能分乘几只打渔的布帆船在夜间悄悄渡海。王少庸曾亲身参加策动郝鹏举起义,对他的本质和杀害共方联络干部的行为非常痛恨。为了防止在海运途中发生意外,未经请示就决定将郝鹏举在9月威海城南大桥下的沙滩上把郝鹏举处决。[1][8]陈毅批评了王少庸的错误,并在重要查问时主动检讨,承担了责任[8]。对外发布的说法是:1947年4月,郝被鲁南区党委城工部长王少庸押送滨州途中渡小清河时趁飞机轰炸逃跑,但被押解士兵击毙。[2]

余部[编辑]

第42集团军余部由郝鹏举副手毕书文接替总司令职务,1947年3月中旬移防到盐城、阜宁、大丰县及通榆公路沿线集镇。1947年8月12日,苏北共军第十一纵、十二纵发起叶挺城战役,全歼驻守盐城的第42集团军第一师,俘虏该师师长李铁民少将、副师长彭定一少将、师参谋长张培五上校、集团军副参谋长韩伊明少将,团长李怀德、朱子厚、郑恕德以下3221人,另生俘还乡团、小保队、县长刘先沛以下政府官员3500余人,毙伤500余人,缴获火炮掷弹筒150门(具)、轻重机枪170余挺,长短枪3300余支,子弹30余万发,卡车32辆,汽艇3艘,电台8部。时任十一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胡炳云回忆:“这批军用物资,直到渡江战役结束,还仍未全部消耗完。”

1947年8月25日改编为“暂编第23师”,辖第45旅、第46旅,每旅辖2个团,驻防泰兴、靖江等地。

  • 师长毕书文中将,副师长曾纪瑞,师部驻黄桥镇
  • 第45旅,驻泰兴,旅长曾纪瑞(兼),副旅长张奇
  • 第46旅,驻靖江,旅长乜廷宾,参谋长卞超,团长崔凤鸣

1948年10月暂编第23师扩编为第一〇六军,毕书文任中将军长,在芜湖、繁昌、铜陵等地江防,为改造这支反复无常的杂牌,1948年11月1日蒋介石任命王修身为军长,毕书文调任首都卫戍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

  • 副军长赵威/曾纪瑞/张乃鑫,参谋长乔迁/谢政
  • 第281师:师长顾贯云/吴剑秋/陈永灿,余部经厦门到台湾并入212师
  • 第282师:第46旅改编,师长张奇。1949年2月该师渡江起义。

4821苏修特务案

 4821苏修特务案,是文革期间涉及21位1948年集体留学苏联中共高级干部子女的冤案,文革后获得平反。

跳到导航跳到搜4821苏修特务案,是文革期间涉及21位1948年集体留学苏联中共高级干部子女的冤案,文革后获得平反。

背景[编辑]

194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一批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青年干部,留学苏联接受高等教育,培养成技术专家,将来建设中国。派遣工作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筹划,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定为烈士及高级干部子弟,共21人。这21人是[1]

这21人中,有13人是烈士遗孤;有4人是女性。21人中有19人是中共党员,根据上级要求组成了一个党支部,直属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大家选出谢绍明、李鹏、崔军三人为党支部委员,谢绍明任支部书记,中共党组织又指定谢绍明为带队人。因21人中仅罗西北掌握俄语,所以让罗西北担任翻译并负责与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联络工作[1]

1948年8月下旬,21人在赴苏联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国际俱乐部召开饯行会,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陈云李富春等人出席。在饯行会上,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中共党组织讲话,对21人提出了希望及要求,并明确了三条纪律:“其一,必须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其二,专业学习,要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选择;其三,留学期间,要集中精力学习,不准谈恋爱。”在讲到第二条纪律时,高岗、林彪要求21人学好技术,不用在苏联学政治、军事,以便在即将结束的内战之后建设国家[1][2]

1948年9月2日,21人乘火车从哈尔滨启程赴苏联。1948年9月21日,抵达莫斯科。不久,21人被安排到距离莫斯科300余公里的伊万诺沃补习俄语,直至1949年7月[3]。“4821”党支部在苏联伊万诺沃期间,向中国国内的中共党组织反映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部分中国儿童的情况,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中共中央决定将这批中国儿童接回国内。此外,“4821”党支部还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图书馆发现了一批档案,其中有一些罕见照片,有长征干部写的回忆录,有这些干部在苏联学习时的笔记,还有第三国际时期档案,“4821”党支部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建议收集整理后运回中国保存[4]

1949年9月前后,21人分别进入不同大学,选择了专业,开始大学学习[3]

列宁“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之语的影响,为将来回国后能把一个大型水电站的勘探、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发电全包下来,李鹏、林汉雄、罗西北、贺毅、崔军一起进入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系学习。其中,李鹏、林汉雄学习水轮机、发电机专业,崔军、贺毅学习水工筑坝专业,罗西北学习水能规划、水能利用专业。萧永定晚一年也进入该学院电机系学习[1][3]

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等人进入莫斯科鲍曼工学院(莫斯科机械学院),这是六年制理工大学[1]

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等人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叶正大、叶正明兄弟选择航空专业,一是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将发展航空事业,二是因为1946年四八空难使他们的父母、弟妹全部丧生[1]

谢绍明、叶楚梅报考莫斯科大学;杨廷藩、任岳、罗镇涛等人报考莫斯科财经学院(后来任岳转到理工科大学);项苏云报考莫斯科纺织学院;江明报考莫斯科农学院;任湘报考地质学院[1]

当时任弼时对前来看望他的任湘、任岳说:“我不主张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政治。因为过去中国到苏联学习政治的人,往往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也不赞成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文科。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来选择。”因此任湘才由报考莫斯科纺织学院改报莫斯科地质学院,任岳后来由莫斯科财经学院转到理工科大学[1]

1950年2月17日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留苏学生。毛泽东给项苏云、张代侠、任湘、叶正大、林汉雄、崔军等人分别题词:“光明”“努力向前”“开发矿业”“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我们需要电气建设,希望努力学习”“发展电业”,并给留苏学生集体题词:“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给每个人及留苏学生集体的题词均为“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为集体题词后,毛泽东在掌声中发表讲话:“我希望你们在留学期间要做到三件事情:第一,要努力学习,学习、掌握建设祖国的真本领;第二,要艰苦奋斗,因为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你们在生活上不要同苏联同学攀比;第三,要锻炼好身体,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即使你们学了很多的知识,将来回国以后也不能为祖国的建设服务[4]。”

在21人中,有两人因病未完成学习,他们是谢绍明、叶楚梅。其中,谢绍明抵达苏联后,患上肺病,到1950年被迫中途退学,归国治疗。谢绍明归国前,召集21人开会,传达中共上级组织的指示,并交待工作。经民主选举,李鹏、邹家华、任湘三人当选为支部委员,组成新的支部委员会,由李鹏任支部书记。此后,李鹏又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叶楚梅因病情恶化,吐血严重,康克清来苏联访问回国时便将病中的叶楚梅带回了中国[4]。此外,高毅1951年底提前回国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5]

1950年8月至9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首批留苏学生到达莫斯科,全体留学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管理,“4821”党支部遂解散,与新来的中共党员结合,按照所在的各个学校重新组织了中共党支部,“4821”党支部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关系也自此告终。后来,李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指定担任中国留苏学生会总会主席,并且参加大使馆的留学生党委[4]

在毕业考试中,21人中完成学业的19人的成绩大多是5分(苏联实行5分制),最差的也是4分,其中罗西北以全部课程5分的优异成绩毕业[4]

1954年前后,19人毕业回国。大家纷纷表示愿意到基层、到艰苦地方工作。当时,领导安排李鹏在机关当秘书,李鹏明确表示愿去基层工作,最后被分配到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叶楚梅一起到沈阳第二机床厂;谢绍明到哈尔滨飞机工厂;叶正大、叶正明到沈阳飞机厂;贺毅起初被分配到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但他要求到基层,乃与崔军一起去了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罗西北起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北京水电院工作两年,1955年底到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作10年;林汉雄被分配到北京,但他自愿来到北京官厅水库工作[4]

案件[编辑]

1950年代末期后,中苏交恶,留苏人员在中国国内变得越来越不受信任。后来中国指责苏联搞“修正主义”,成了苏修,双方关系变得极为紧张[3]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大批中共高级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21人中许多是中共高级干部子弟。同期发生了许多牵涉中共高层的政治案件。“4821”苏修特务案成了由康生主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立案的大案。当年的21人被全部指控为“4821”苏修特务组织成员,无一漏掉。所有人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被逮捕监禁。康生等人亲自下达了抓捕罗西北、崔军等人的指令[3][4]

水电系统是文革重灾区。1966年文革爆发时,罗西北作为刘家峡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正领导黄河刘家峡水电站的建设。因为自身没有什么把柄,所以从1966年到1968年,罗西北没被贴过一张大字报,成了刘家峡水电工程局唯一幸免的领导干部。1968年6月,罗西北突然被说成“隐藏最深最深的阶级敌人”,批判罗西北的大字报一夜间贴满刘家峡水电工程局大院。此后,罗西北被勒令劳动。后来又被关押在单间“牛棚”里,被专案组勒令交代历史,专案组反复折磨罗西北以逼问口供[3][4]

文革爆发时,崔军任黄河青铜峡水电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兼质量处理办公室主任。文革爆发后,1967年崔军被说成“杀人犯”、“苏修特务”,被抄家,关进牛棚失去自由。此后被接连游街、批斗,遭受折磨[3][4]

“4821”其他人也都受到审查和折磨。谢绍明在沈阳遭到隔离审查,每天干重体力活并接受批斗。邹家华被关押在“牛棚”,1968年和妻子叶楚梅被捕入狱,直到1970年后才出狱。朱忠洪在长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精神受创,“文革”结束前后来北京后失踪[3][4]

平反[编辑]

1980年6月22日,胡耀邦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李锡铭、李鹏谈话时,李鹏反映了“4821”的情况。胡耀邦要李鹏写出21人名单,李鹏当场写出19人。1980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送来了胡耀邦批转的该名单,胡耀邦在批示中让中共中央组织部考察了解名单上人员的情况。宋任穷于6月25日批转中共中央组织部几位副部长传阅,指示要进一步了解21人的情况[3][4]

1981年1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将21人的工作及表现汇总成册,报给胡耀邦审阅。胡耀邦看后,对其中13人的使用作出批示,要求“中组部同他们(21位同志)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对他们适当安排”。其中,胡耀邦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谢绍明所在的第八机械工业部生产局对其评价很好,胡耀邦批示:“既然评价这么高,为什么不可当副部长?”胡耀邦在批示中还表示:“我感到其中的不少同志可能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同他们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才能看出对他们安排是否适当。”1981年2月,中央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领导班子,李鹏任部长、党组书记[3][4]

在胡耀邦过问下,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2年1月向胡耀邦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写出报告,认为“所谓‘4821苏修特务案’ 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平反”,全部推翻加在21位同志头上的不实之辞。经胡耀邦过问,除已经失踪的朱忠洪外,其他20人都得到了适当安排。截至1981年底,“4821”中被提拔为部长的有1人(李鹏),被提拔为副部级领导的有3人(邹家华、叶正大、贺毅),被定为副部级后备对象的有2人(林汉雄、谢绍明);担任司局级职务的有7人(任湘、萧永定、杨廷藩、罗西北、叶楚梅、崔军、叶正明),准备提拔为副局级的有1人(刘虎生);担任处级职务的有3人;工程师2人;一般干部1人[3][4]

参考文献[编辑]

  1. 跳转至: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讲述特殊群体“4821”的故事(上).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4-07-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03).
  2. ^ 李鹏忆首赴苏联 李富春叮嘱大家:到苏联后不要谈恋爱. 人民网-读书频道. 2014-09-25 [2019-07-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2).
  3. 跳转至: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韩磊. “4821”苏修特务案. 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9).
  4. 跳转至: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讲述特殊群体“4821”的故事(下).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4-07-24 [2017-03-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3-14).
  5. ^ 高岗之子高毅的晚年生活人民文摘. 2009-06-01 [2019-07-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01).

得罪老干部的下场!对公安的愤怒、恐惧、担忧,阮崇武成了公安部长,任期最短改革最多,严禁刑讯逼供|明镜专访(高光俊、何频)

邓小平秘书刘复之,直接操办严打:联合办案从重从快,抓了95万人,5%处决;叶剑英家人卷入国宝被盗案,陈丕显、王鹤寿的批示;彭真讲法制|明镜专访(...

原公安官员高光俊披露特请等内幕

           从来没想到要出国的高光俊,命运神差鬼使地驱使他浪迹天涯。先是在1991年逃亡俄罗斯,再辗转於1994年5月来美。去年他锲而不舍考取纽约州执业律师资格後,原打算开设律师事务所,由於一心想回大陆,惦念高堂老母,却又天涯有家归不得,一下子竟失去了冲劲和动力,那时的奋斗目标是一定要学有所成,考取律师资格,「现在达到目标了,整个人却似乎没劲了」,高光俊苦恼地说。

    他迷茫的目光,似乎回到1979年那个夏天。他接到期盼已久的大学入学通知书,被四川重庆西南政法学院录取,但在欢欣之余,他有些疑惑,刑侦专业究竟是个什么专业?报考志愿之时,西南政法学院只有法律专业,从未有「刑侦专业」,这个专业是学些什么的?毕业後分配在何处工作?为什么事前没有公布让学生填写志愿?他是如何被挑中的?这些疑问直到他入学後才慢慢明白。

     原来,西南政法学院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重点法学院。鉴於大陆从未有本科侦查专业,公安部委托司法部在西南政法学院开办首届刑事侦查专业,毕业後由公安部统一分配在全国公安系统,招生办根据公安部的标准,从数千名报考法律专业学生中,挑选100名学生进入刑侦专业,条件是五官端正,身材和成绩分数较高。外型高大英俊的高光俊,正符合这个条件。刑侦专业所开课程除了某些法律课程外,专业课主要有:刑事现场勘查、刑事技术分析、司法精神病学、司法心理学、刑事案件侦查、刑事照相、法医学、笔迹学、指纹学、刑事特情、跟踪守候以及擒拿格斗、驾驶、跳伞和射击等。这些课程相当实用,教材以苏联五○年代的为基础,由全国公安系统中经验丰富又有写作能力的官员重新编写,教师有的从公安系统调入,有的是某一专业的专家,如心理学,精神病学等。

    高光俊回忆:「这些课程显得很神秘,绝大部分教材都标明是绝密级,其中最绝密的是刑事特情。没有教材,笔记本考完後全部收回,并规定不得对外传播。」

    1983年毕业时,公安部派两名官员到重庆,从97名毕业生中挑选11人到北京公安部,高光俊被选中,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央人民公安学院(以前是北京有名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二室(一室为政治侦查,二室为刑事侦查)。当院领导要求他们每人选一个特定课程研究时,他选择了「刑事特情」。

    高光俊开始工作时,正好遇上中共在全国开展「严打」运动,他被公安部抽调参加「全国公安统编教材委员会」,负责编写《刑事特情》一书,1985年出版,後再版,「如今我成了中共的『反革命』,这本书还在用呢。」高光俊自豪地说。

    从大学三年级他便「立志推翻中共」,而一个狭窄的刑事侦查学,并不能满足他精神世界对中国社会的兴趣,从1979年到1991年的12年中,刑事侦查和刑事特情都是他的专业,期间他对组织反对党推翻中共一党专制产生兴趣,尤其特别注意研究中共是如何破获那些反共地下组织的,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高光俊说,1989年,他幕後策划北京警察上街游行,警察打著「我们来迟了!」的横幅走上北京街头那一幕,令人难忘。1991年,高光俊因组织地下反对党组织暴露身分被捕,同年10月26日成功逃脱。

    高光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共一连九次向全国发布红色通缉令,乔石也曾下令追捕我,说我是『公安部後院的定时炸弹』,但我还是安全地在国内逃亡一年多,最後又成功逃到美国,这一切应该与我对中共公安系统的了解有关。正如当西南政法学院院长得知我成功逃到美国後对其他同学说:高光俊逃到美国,说明他的刑侦学到家,我没有白教。但另一方面你们(指公安部和全国各省市公安机关的负责人)没有抓到他,又说明你们学得不好。」

    高光俊逃抵纽约後,通过朋友介绍委托一位「律师」办理政治庇护,待接到移民局通知出席法庭聆讯时,对方骗他说已代他出庭,办妥一切,没想到对方根本不负责任,直到有天他突然被警方以「逃庭」罪名抓捕,才知上当受骗,那人只是打著移民事务所招牌的「假律师」。「此事对我的刺激相当大,我本来是读法律出身、受过高等教育的,尚且被骗,别人更不用说了。这也是我想在美国读法律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当然是为了日後回大陆作准备」。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长岛中餐馆打工的台湾朋友,介绍他认识一位经常光顾该餐馆的长岛杜鲁(Touro)法学院的教授,这名教授听了高光俊的经历,颇感兴趣,不但主动提出免费为高光俊申请政治庇护,还鼓励他去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初时他颇踌躇,因刚来美不久,连生活都成问题,怎敢奢望筹措一大笔钱读法学院。那位教授鼓励他直接去跟校长面谈,这一谈,校长大笔一挥,给他减免了75%的学费,「但剩下的25%,一年9000元,当时我连基本生活费都成问题,这对我仍是一笔大数目」。结果,校方同情了解他的难处,破例允许以「赊帐」方式让他先入学,工作後再还钱。

    机会难得,他不想轻易放弃,而且他比刘俊国幸运的是,当他在大陆警觉有危险时,未雨绸缪,先寄了一套大学毕业文凭证书到德国一位朋友处保管,这可帮了他自己的大忙。通过托福考试後,他住在学校地下室里,再跟民运朋友借了6000元作一年的生活费,省吃俭用,过了一年啃面包、吃方便面的清苦生活。

    由於费用有限,别人花三年才读完的课程,高光俊浓缩成一年读完,他形容这一年读得很苦,而且是异邦求学,举债度日,压力非常大。美国法律学的是海洋法,以案例为重,每次上课前,都要读四、五十页厚厚一大叠案例,对本身不是学英语的高光俊来说,难度不小,每天埋首在那无穷的功课作业堆里,孤独、挫折感常伴左右,但他咬著牙关坚持过来。一年速成,顺利拿到硕士学位。然後到律师楼做法律助理,两年後还清所有借款。

    考纽约州的执业律师,他考了四次才通过。纽约州律考,要够660分才能通过,他第一次考了605分,第二次考了639分,第三次655分,虽然连考三次都失败,但由於每次都有进步,而且第三次只差五分,使他觉得朝目标又迈进一步。去年第四次再考,这次通过了。

    许多朋友为高光俊「有志者事竟成」高兴,可是,原来准备自立门户的高光俊,突然觉得「没有非要在美国做律师的打算」,他内心一直躁动不安,希望可以早日回到魂牵梦萦的神州故土。「我始终要回大陆的,这里离中国太遥远了,有一种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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