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剛
我曾經有一個想法，弄成了帖子發在BBS上，大略是說：“知識”不如“學識”﹔“學識”不如“才識”﹔“才識”不如“器識”﹔“器識”不如“膽識”﹔“膽識”不如“常識”。
常識，在人類的所有的識見中，至為珍貴。
“知識”，狹義的說，就是人們的認識、經驗或二者的總和。一般來說，隻要不是弱智，人人皆可獲致所謂“知識”。“學識”，就是學術上的知識，也即學術上的修養。它的一個同義詞就是學養。“才識”，指的是人的才能和見識，也應包括才情在內。“器識”，與一個人的氣魄、度量、見識、器度、資質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器識就是一種大智慧。“膽識”，是膽量與識見的綜合。一個沒有膽量的讀書人，是有愧於讀書人的。膽識是不憚於孤獨而后可有的品質。富有膽識的知識分子，是讀書人恆久的驕傲。膽識，是在大多數人不敢說的怯懦時刻說出真相﹔“常識”，則是在大多數人不明白的困惑時刻，說出真相。
人類在許多時刻，囿於種種偏見，已經將認識對象意識形態化了。欺騙性質的言說，教科書給定的認知模式，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從來如此”，成為人們判斷是非真偽的潛在依據，而且成為難於逾越的智障。“常識”，並說出“常識”的珍貴之處，就在於告訴世人：皇帝並沒有穿著衣服。
潘恩的《常識》之所以成為影響美國人的優秀讀本，就是因為他所言說的常識令人驀然驚醒：啊，原來是這樣的啊。
潘恩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小孩子。
18世紀后葉的北美，是人類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北美殖民地人民為了自己的獨立，完成了一次“現實主義革命”（而不是“烏托邦革命”或者“理想主義革命”）。這次革命與英國歷史上的“光榮革命”在性質上有相近處。美國革命是一次爭取公正與自由的革命（不自由毋寧死），“在美國革命家們眼中，政治追求與價值的實現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數人的‘公意’。所以，他們把民選政府置於共和的、憲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單純的‘多數決定’來治國。……美國革命則既是一場自由的革命，因為它為當地民眾爭取到實實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場保守主義的革命，因為這場革命沒有觸及革命前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風尚，沒有試圖將社會與（從英國繼承來的）傳統徹底打碎后再進行全盤性的改造。”（劉軍寧《保守主義》98頁）但是當時的保守派（而不是保守主義），卻在強調“民主與和平”的命題下，反對這場革命。當著“要和平還是要自由”這兩個政治價值擺在北美人民面前的時候，歷史也便面臨了選擇。托馬斯·潘恩的《常識》便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適時出現。
《常識》以一種類似先知的洞察力和政治遠見，告訴北美人民：長期以來，我們受到歷史久遠偏見的迷惑，為迷信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自由，比所謂的“民主與和平”更重要﹔政府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政府的意圖和目的應該致力於公民的自由與安全﹔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不適用“荒唐透頂和毫無用處”的君主管理﹔對於社會，同時在上帝的眼中，一個普通的誠實的人也要比從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壞蛋有價值得多﹔說英國是北美的母國，但它的所作所為卻格外丟臉——豺狼尚不食其子，野蠻人也不同親屬作戰﹔北美面臨著武力主宰的爭執——但這是英王自選的，我們不過是在接受挑戰﹔問題從爭論轉到使用武力，一個政治的新紀元隨之開始了，一種新的思想方法也已經誕生了﹔如果美國的獨立不能伴隨一場對政府的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單從它完成脫離英國而獨立這一點來看，真是太渺小了﹔“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
《常識》這類朴素而又真實的言說，成為一種巨大的啟蒙力量，在人們心中引起了“一種極大的變化”（華盛頓語），深刻地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斗志。《常識》，在當時不足200萬人的北美，幾乎每一個成年男子都人手一冊﹔華盛頓率領的士兵口袋中，也差不多都有一本——盡管已被翻看的模糊不清。因為《常識》的出版，整個北美人民都知道應該怎樣行動了。說一部《常識》推動了美國的建國進程，或不為過。就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稱，以及《獨立宣言》的若干內容，也是出自潘恩之手。獨立戰爭期間，在整個英國，以及北美，《常識》是僅次於《聖經》的影響力最大、傳播范圍最廣的一本書。事實上，它已經影響了整個世界。
潘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也是一個“現實主義革命”的斗士。有意味的是，他將這種斗士精神轉化為“世界公民”姿態，開始在歐州傳播他的革命理念。他直接參與了后來的法國革命，並參與起草了《人權宣言》。
但是法國革命是一場破壞傳統與社會結構的“烏托邦革命”。雅各賓派素來是以不寬容著稱的，他們的口號是：“要麼是我的兄弟，要麼就去死。”這樣的革命在英國的老輝格黨人柏克那裡遭遇了抨擊。柏克撰文《法國革命感言錄》，從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對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理想主義及其危害性，作了深入的分析。所以當潘恩離開法國到英國，在與柏克的會面中，很快就被柏克的言論所激怒，他認為柏克在詆毀法國大革命。於是撰寫了《人權論》來回應柏克的《法國革命感言錄》。他認為美法革命血緣一體，其先進性處處勝過英國的“光榮革命”。如前所述，美法革命是性質不同的兩個政治事件，事實上，美國革命與英國革命才是血緣一體的。
潘恩的激進主義色彩在這個時刻開始顯露。他開始周游世界。隨后不久，他的命運發生了奇異的變化。
在英國，他被指控犯有煽動叛亂罪，連夜流亡法國。在法國，他與“外省人”居多的雅各賓派發生矛盾，他雖然贊揚法國革命，但卻因為反對處死國王，被投入監獄。在美國，連華盛頓也開始反對他。當他回到美國以后，受到了更多人的詛咒，沒有人肯於接納他。最后，他在所有人的敵意中孤獨而悲憤地死去。事實是：英國、法國、美國同時拋棄了他。
潘恩的命運常常遭遇學人的迷惑，但是如果了解英國人（以及歐美）的經驗主義和保守主義傳統，了解“消極自由”傳統的根深蒂固，便不難理解，在強大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的傳統面前，激進的思想與行動或者可能迎來一時的輝煌，但卻不可能成為社會主流思潮或主流政治運動。潘恩的自由主義思想，其實是一種“積極自由”理念，帶有明顯的激進主義色彩。潘恩若生在缺乏自由主義傳統，特別是缺乏保守主義傳統的東亞、中東、拉丁美洲，他可能就是被人崇拜供奉的 “偉大的革命家”，或“民族英雄”什麼的，但在歐美，他將不可避免地遭致冷遇。就這個意義說，柏克是比潘恩更具有先知氣質，對歐美（以及世界）文化縱深影響更巨的“理念人”（劉易斯·科塞語，也即“知識分子”）。
在中國當下，閱讀潘恩是必要的，但是決不應該忘記柏克。令人感到憂慮的是，潘恩或者比較容易為國人所理解，但是理解柏克，恐怕還要假以時日。
我想說的是，潘恩的語境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是說出常識，直面真相，不被“從來如此” （魯迅最有力的言說就是：“從來如此，便對麼？”）的負面文化所桎梏，把懷疑主義精神引進讀書人的視野。
“從來如此”的，不一定對。清人梁紹壬在他的《兩般秋雨庵隨筆》中揭櫫一個事實：在整個儒學經典《十三經》中，沒有一個“真”字。對“真”，“真相”的追索，於我們並不是一個強有力的傳統。
認識常識，就是在懷疑的摸索中，尋找真相。
在人類的文化圖騰中，摸索真相，不僅需要勇氣，智慧，而且需要一點兒精神——一點兒追求真理的精神。這東西，在東方，在許多時刻，猶如柏克所堅持的保守主義一樣，甚至也是一種奢侈。
我曾經有一個想法，弄成了帖子發在BBS上，大略是說：“知識”不如“學識”﹔“學識”不如“才識”﹔“才識”不如“器識”﹔“器識”不如“膽識”﹔“膽識”不如“常識”。
常識，在人類的所有的識見中，至為珍貴。
“知識”，狹義的說，就是人們的認識、經驗或二者的總和。一般來說，隻要不是弱智，人人皆可獲致所謂“知識”。“學識”，就是學術上的知識，也即學術上的修養。它的一個同義詞就是學養。“才識”，指的是人的才能和見識，也應包括才情在內。“器識”，與一個人的氣魄、度量、見識、器度、資質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器識就是一種大智慧。“膽識”，是膽量與識見的綜合。一個沒有膽量的讀書人，是有愧於讀書人的。膽識是不憚於孤獨而后可有的品質。富有膽識的知識分子，是讀書人恆久的驕傲。膽識，是在大多數人不敢說的怯懦時刻說出真相﹔“常識”，則是在大多數人不明白的困惑時刻，說出真相。
人類在許多時刻，囿於種種偏見，已經將認識對象意識形態化了。欺騙性質的言說，教科書給定的認知模式，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從來如此”，成為人們判斷是非真偽的潛在依據，而且成為難於逾越的智障。“常識”，並說出“常識”的珍貴之處，就在於告訴世人：皇帝並沒有穿著衣服。
潘恩的《常識》之所以成為影響美國人的優秀讀本，就是因為他所言說的常識令人驀然驚醒：啊，原來是這樣的啊。
潘恩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小孩子。
18世紀后葉的北美，是人類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北美殖民地人民為了自己的獨立，完成了一次“現實主義革命”（而不是“烏托邦革命”或者“理想主義革命”）。這次革命與英國歷史上的“光榮革命”在性質上有相近處。美國革命是一次爭取公正與自由的革命（不自由毋寧死），“在美國革命家們眼中，政治追求與價值的實現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數人的‘公意’。所以，他們把民選政府置於共和的、憲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單純的‘多數決定’來治國。……美國革命則既是一場自由的革命，因為它為當地民眾爭取到實實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場保守主義的革命，因為這場革命沒有觸及革命前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風尚，沒有試圖將社會與（從英國繼承來的）傳統徹底打碎后再進行全盤性的改造。”（劉軍寧《保守主義》98頁）但是當時的保守派（而不是保守主義），卻在強調“民主與和平”的命題下，反對這場革命。當著“要和平還是要自由”這兩個政治價值擺在北美人民面前的時候，歷史也便面臨了選擇。托馬斯·潘恩的《常識》便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適時出現。
《常識》以一種類似先知的洞察力和政治遠見，告訴北美人民：長期以來，我們受到歷史久遠偏見的迷惑，為迷信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自由，比所謂的“民主與和平”更重要﹔政府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政府的意圖和目的應該致力於公民的自由與安全﹔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不適用“荒唐透頂和毫無用處”的君主管理﹔對於社會，同時在上帝的眼中，一個普通的誠實的人也要比從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壞蛋有價值得多﹔說英國是北美的母國，但它的所作所為卻格外丟臉——豺狼尚不食其子，野蠻人也不同親屬作戰﹔北美面臨著武力主宰的爭執——但這是英王自選的，我們不過是在接受挑戰﹔問題從爭論轉到使用武力，一個政治的新紀元隨之開始了，一種新的思想方法也已經誕生了﹔如果美國的獨立不能伴隨一場對政府的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單從它完成脫離英國而獨立這一點來看，真是太渺小了﹔“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
《常識》這類朴素而又真實的言說，成為一種巨大的啟蒙力量，在人們心中引起了“一種極大的變化”（華盛頓語），深刻地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斗志。《常識》，在當時不足200萬人的北美，幾乎每一個成年男子都人手一冊﹔華盛頓率領的士兵口袋中，也差不多都有一本——盡管已被翻看的模糊不清。因為《常識》的出版，整個北美人民都知道應該怎樣行動了。說一部《常識》推動了美國的建國進程，或不為過。就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稱，以及《獨立宣言》的若干內容，也是出自潘恩之手。獨立戰爭期間，在整個英國，以及北美，《常識》是僅次於《聖經》的影響力最大、傳播范圍最廣的一本書。事實上，它已經影響了整個世界。
潘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也是一個“現實主義革命”的斗士。有意味的是，他將這種斗士精神轉化為“世界公民”姿態，開始在歐州傳播他的革命理念。他直接參與了后來的法國革命，並參與起草了《人權宣言》。
但是法國革命是一場破壞傳統與社會結構的“烏托邦革命”。雅各賓派素來是以不寬容著稱的，他們的口號是：“要麼是我的兄弟，要麼就去死。”這樣的革命在英國的老輝格黨人柏克那裡遭遇了抨擊。柏克撰文《法國革命感言錄》，從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對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理想主義及其危害性，作了深入的分析。所以當潘恩離開法國到英國，在與柏克的會面中，很快就被柏克的言論所激怒，他認為柏克在詆毀法國大革命。於是撰寫了《人權論》來回應柏克的《法國革命感言錄》。他認為美法革命血緣一體，其先進性處處勝過英國的“光榮革命”。如前所述，美法革命是性質不同的兩個政治事件，事實上，美國革命與英國革命才是血緣一體的。
潘恩的激進主義色彩在這個時刻開始顯露。他開始周游世界。隨后不久，他的命運發生了奇異的變化。
在英國，他被指控犯有煽動叛亂罪，連夜流亡法國。在法國，他與“外省人”居多的雅各賓派發生矛盾，他雖然贊揚法國革命，但卻因為反對處死國王，被投入監獄。在美國，連華盛頓也開始反對他。當他回到美國以后，受到了更多人的詛咒，沒有人肯於接納他。最后，他在所有人的敵意中孤獨而悲憤地死去。事實是：英國、法國、美國同時拋棄了他。
潘恩的命運常常遭遇學人的迷惑，但是如果了解英國人（以及歐美）的經驗主義和保守主義傳統，了解“消極自由”傳統的根深蒂固，便不難理解，在強大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的傳統面前，激進的思想與行動或者可能迎來一時的輝煌，但卻不可能成為社會主流思潮或主流政治運動。潘恩的自由主義思想，其實是一種“積極自由”理念，帶有明顯的激進主義色彩。潘恩若生在缺乏自由主義傳統，特別是缺乏保守主義傳統的東亞、中東、拉丁美洲，他可能就是被人崇拜供奉的 “偉大的革命家”，或“民族英雄”什麼的，但在歐美，他將不可避免地遭致冷遇。就這個意義說，柏克是比潘恩更具有先知氣質，對歐美（以及世界）文化縱深影響更巨的“理念人”（劉易斯·科塞語，也即“知識分子”）。
在中國當下，閱讀潘恩是必要的，但是決不應該忘記柏克。令人感到憂慮的是，潘恩或者比較容易為國人所理解，但是理解柏克，恐怕還要假以時日。
我想說的是，潘恩的語境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是說出常識，直面真相，不被“從來如此” （魯迅最有力的言說就是：“從來如此，便對麼？”）的負面文化所桎梏，把懷疑主義精神引進讀書人的視野。
“從來如此”的，不一定對。清人梁紹壬在他的《兩般秋雨庵隨筆》中揭櫫一個事實：在整個儒學經典《十三經》中，沒有一個“真”字。對“真”，“真相”的追索，於我們並不是一個強有力的傳統。
認識常識，就是在懷疑的摸索中，尋找真相。
在人類的文化圖騰中，摸索真相，不僅需要勇氣，智慧，而且需要一點兒精神——一點兒追求真理的精神。這東西，在東方，在許多時刻，猶如柏克所堅持的保守主義一樣，甚至也是一種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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