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秋收起义概述

湖北秋收起义概述

要全面认识湖北秋收起义，首先是要根据重大历史事件确定湖北秋收起义的时限，在此基础上，确定一个判断暴动是否能够称之为秋收起义的标准。（一）湖北秋收起义的时限问题和判断标准要全面认识湖北秋收起义并和湘赣粤三省加以比较，首要问题即是为秋收起义划定时间上限和下限。从中央确定的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全局来看，1927年8月3日，中央通过《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可视为秋收起义计划的正式确定。秋收起义的命名，渊源于“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1927年9月10日“是旧历的中秋，同时又是两湖暴动的总发动日”，亦是农民秋收的时间。循着这一命名思路，11月15日中央发出《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了新的暴动安排，“指示湘、鄂两省利用年关时节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发动新的暴动”。在紧随其后的中央多次指示中，明确提出了一个新的时间代号“年关”。这就预示着，自此以后的暴动计划已经由秋收暴动开始向年关暴动过度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四省秋收起义始于1927年8月3日，止于1927年11月15日。但由于秋收起义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况且四省的省情大不相同，以这两个时间点划分上下限不尽科学。笔者认为：在综合考虑中央部署、各省省情和当时环境的基础上将秋收起义的上限确定为1927年7月12日，该日，陈独秀停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四省秋收暴动的决定；下限确定为1927年12月11日，该日爆发了与秋收暴动性质完全不同的广州起义。这两个时间点的确定，上限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下限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中央的四省秋收暴动计划本意是指九月秋收时节发动的暴动，九月以后到广州起义之前的历次起义能否当做秋收起义呢？当时的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在10月份代湖北省委起草的《中共湖北省委工作计划决议案》指出：“全省总的暴动时期已经暂时过去，目前的工作是准备最近的将来全省有组织的暴动……，省委应当派大批同志前往工作，恢复旧有局面，完成暴动”。以此来看，当时“代行中央职权”的长江局对九月以后暴动的认识仍然是“完成暴动”。因此，九月以后到广州起义以前的起义应该视为秋收起义。另外，1927年的旧历年关已经是1928年1月22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自1927年12月11日到1928年1月22日当如何划分时间段？笔者以为：该时间段应该作为年关暴动的准备阶段，已经不是秋收起义时间段。从1927年7月13日到12月11日的整个秋收起义时间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7月13日至8月3日是酝酿阶段，在此时间段爆发的起义不应被视为秋收起义，因为这个时间段内举行秋收起义的文件还未向各地传达；8月3日至11月15日是暴发阶段，这个时间段内暴发的起义依据其是否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判断其是否为秋收起义；11月15日至12月11日是收尾阶段，亦是过度阶段，这个时间段暴发的起义应被视为秋收起义，因为这个时间段举行的起义其计划或是原秋收起义计划或是脱胎于原秋收起义计划。（二）湖北秋收起义的概况湖北秋收起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策划筹备阶段，时间跨度从7月16日到8月20日，该阶段首先是中央酝酿并决定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其次，省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和计划制定了本省秋收起义计划，并向各地调配干部，进行起义领导工作；再次，各地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筹备秋收起义。第二个阶段为起义发动和持续阶段，时间跨度从8月20日到12月5日左右，该阶段湖北省内各区相继爆发起义，形成九月和十一月两个暴动相对集中的时期。鄂南区：8月20日暴发通城起义，8月30日暴发通山起义，9月9日暴发鄂南起义，11月12日武汉工农暴动；鄂东区：9月8日暴发黄梅起义，11月13日暴发黄麻起义；鄂中区：9月10日暴发沔阳戴家场起义、监利起义，中旬暴发汉川起义，9月18日暴发天门起义，11月12日暴发天汉起义，12月4日暴发沔城起义；鄂北区：9月中旬暴发鄂北起义，12月5日暴发云梦起义；鄂西区：9月14日爆发瓦仓起义，中旬暴发石首起义，9月19日暴发公安江陵弥陀寺起义。该阶段一定规模和影响的起义总计17次。第三个阶段为秋收起义的收尾阶段，也可视为秋收暴动向年关暴动过度的阶段，时间跨度自12月5日后到12月11日。该阶段围绕秋收起义计划所安排的各地起义先后停息，中央向各地通报广州起义并安排各地响应，新的“年关暴动“开始在各地酝酿。

9湖北秋收起义的特点

吸取了国共两党关于革命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第一回合较量惨败的教训，第二回合较量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武装反抗的总方针。在此总方针的指导下，中央制定了《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并遵照大纲命令以上四省省委部署实施。湖北秋收起义是四省秋收暴动计划的一部分，由于其特殊的省情，在起义过程中显现出一些不同于湘、赣、粤的特点。（一）发动最早、结束最晚、次数最多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已经在三天前成立并正式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汉口召开会议，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民众暴动的新政策”，提出了南昌起义和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计划。由于1927年4月中共中央已迁至武汉，在武汉领导全党工作近半年时间，9月底10月初才迁回上海。整个秋收起义的酝酿、部署以及前期行动均在此期间，借地利之便，湖北党的各级组织和负责人能够最快获得中央指示并向中央反馈信息。8月3日，中央通过《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的同时就讨论通过了《湖北行动大纲》。八七会议之前，省委书记罗亦农又和任弼时拟订出《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按照中央安排，会后各地与会的负责同志回工作地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湘鄂赣粤四省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发动秋收起义的时间上有个先后顺序。八七会议文件《小引》提到：“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等到八月七日，到会的之后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邓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当时湖北的负责同志是省委书记罗亦农。8月9日罗亦农出席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日召集湖北各地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8月中旬，根据中央两湖暴动以湖南为中心的决定重新修订湖北秋收起义计划并两次赴鄂南检查工作。8月20日，鄂南的通城爆发秋收起义。8月9日《中央给湖南省委信》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由泽东、公达负责湘省新省委”，毛泽东、彭公达即是八七会议以后湖南的负责同志。8月16日，彭公达到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改组湖南省委，开始组织湖南秋收起义。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8月11日《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信》决定“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即为八七会议后广东的负责同志。8月19日，张太雷到达香港，20日，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开始组织广东秋收暴动。8月31日，广东潮阳，潮安爆发秋收起义。江西既无代表参加会议，会后也没指定负责同志，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在送走南昌起义队伍之后，八月中旬才到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并从武汉带会八七会议文件，开始传达会议精神并部署江西秋收起义。由于南昌起义之后，反动势力云集江西围追堵截，江西九月发动秋收起义的条件十分不利，直到9月18日才爆发由江西党组织领导的莲花起义。以上史实表明，在四省秋收起义中，毫无疑问，湖北秋收起义发动最早。中央迁回上海之后，湖北与中央的联系尽失地利之便，反而成为四省中交通线最长最复杂的。但由于代行中央职权的长江局设在武汉，湖北秋收起义的计划在长江局的指导和监督之下执行的更为有力和严密。整个秋收起义的时间段内，湖北省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2月5日暴发的鄂北云梦“四维”起义。湖南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1月中旬的雪峰山起义。江西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1月28日暴发的珠湖起义。广东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2月3日暴发的清远起义。显然，在整个秋收起义的时间段内，湖北秋收起义结束的最晚。从8月3日以后至12月11日之前，湘鄂赣粤境内由各省省委和各地特委、县委领导的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秋收起义湖北总计17次；湖南总计16次；江西总计8次。广东总计10次。显而易见，四省秋收起义中，湖北暴发起义的次数最多。（二）形成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在四省秋收起义过程中，惟有湖北形成了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1927年7月中旬，中央临时常委会决定发动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根据这一决定，7月20日，《中央农字通告第九号》明确提出“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24日，《中央对于武汉发动时局之通告》提出“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在这些文件精神的指导下，“中央在八月三日以前就草拟好了《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草案。随后中央农民部还根据《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草案，为中央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8月3日，中央临时常委会通过了该大纲。同日，同一会议讨论通过了罗亦农提出的《湖北行动大纲》，提出“必须派大批同志至乡村中工作”。8月4日，罗亦农同任弼时、任旭拟订《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8月5日，湖北省委制定《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提出鄂南的起义以蒲圻、咸宁为中心。8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两湖暴动以湖南为中心，先取武长铁路、岳州和长沙，断绝两湖关系，完成湘南暴动，在联广东取湖北。据此，湖北省委修订《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决定以鄂南区为中心，一方面援助湖南，一方面引起湖北全省普遍的暴动。8月2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修改通过了罗亦农提出的《两湖暴动计划》草案。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鄂北委员会，以中央军事部代部长王一飞为主任，并由中央制定了《鄂北秋收暴动计划》。9月上旬，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等到省委汇报工作，罗亦农让他们看了《鄂南秋收暴动计划》，并指示他们参照该计划制定黄麻起义计划。9月中旬，黄安县委在“研究和拟订了具体的计划”。从以上各具体文件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湖北秋收起义形成了完整的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中央、省、区分别以《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鄂南秋收暴动计划》最为典型。湖南秋收起义有中央的计划，省委也于8月18日制定了《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和《土地纲领草案》。但由于湖南秋收起义“后见来势不可能，便放弃了这个计划”。湖南全省暴动因人力财力有困难，只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四周各县组织起义，规模大为缩小。省以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另有计划，完整的计划体系因之无法形成。另外，湖南省委执行的计划并非和中央的计划及指示相一致。因此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决定“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查看半年”，“毛泽东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尽管这个《政治纪律决议案》是错误的，但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从反面说明湖南秋收起义并非和中央的计划一以贯之。江西由于南昌起义之后环境恶化，直到九月中旬才由省委制定了《秋收煽动大纲》和《秋收暴动计划》，然而，最后“秋收暴动未成”，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就无从谈起了。至于广东方面，8月22日《广东省委信致中央信》提到“此间完全接受紧急会议之决议案，并决定暴动计划（口号等附上）”，9月9日《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提到“八月二十二日报告收到。中央对你们的暴动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不要等叶、贺军队到来……”。由此可知，广东确实有自己的计划，但在执行中，由于广东省委的中心工作并不在农民暴动，而是专注于广州暴动计划，省以下的暴动计划没有形成。广州暴动计划的执行也断断续续，还被中央叫停两次。因此，广东也没有在秋收起义中形成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湖北能够形成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有以下原因：1.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遵循列宁的建党原则，努力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方针得到贯彻。这是湖北能够形成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的根本原因。2. 由于秋收起义计划拟订时期，中共中央一直在武汉，湖北得地利之便能够及时和中央沟通。特别是张太雷、罗亦农两人在整个秋收起义的酝酿、计划、部署和发动过程中先后任湖北省委书记，先后参与中央工作。1927年5月“五大”中央委员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7月12日调任临时中央常委，参与主持中央工作和筹备八七会议。7月17日“五大”中央委员罗亦农接任湖北省委书记，八七紧急会议当选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8月9日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推选常委，蔡和森、王荷波、毛泽东、李维汉均力主罗亦农加入常委。后因湖北工作的特殊重要，“鄂省在此严重时期换书记是非常错误的……亦离鄂省委为不可能”，决定罗亦农仍任湖北省委书记，但“事实上仍可参加常委”。9月底中央返沪，罗亦农调任长江局书记，“长江局所辖范围为湖北、湖南……江西……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职权，指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长江局负责同志须不断的巡行各地，实际指导各地工作……”。省委负责同志一肩二任，在中央和湖北省委交叉工作是形成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的重要条件。（三）从南到北，自东到西，分区发动，全省响应根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和《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规定：湖北秋收暴动将全省划分为鄂南、鄂中、鄂西、襄枣、京汉路、鄂东，武汉7个区，各区成立特别委员会，分区暴动。其中鄂南区为7个县，鄂中区为7个县，鄂西区为8个县，襄枣区为5个县，京汉路为4个县，鄂东区为7个县，武汉区为三镇，共涉及全省41个县。当时全省共设69个县，上述计划涉及区域占全省县域的60%，计划中就已经显示出全省普遍暴动的势头。实际执行起来，成立特委的为鄂南、鄂中、鄂西、襄枣（后改设鄂北）、鄂东五个区。省委将咸宁、蒲圻、嘉鱼、通城、崇阳、通山及武昌共7 个县划为鄂南起义区，鄂南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和鄂东的大冶、阳新等3个县。省委将大冶、阳新、黄梅、蕲春，广济、黄安、麻城共7个县划为鄂东起义区，鄂东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并影响了黄冈、黄陂，罗田等3个县。省委将沔阳、监利、潜江、天门、汉川、京山、应城、新堤共8个县划为鄂中起义区，鄂中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和鄂西的江陵。省委将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昌、宜都、松滋共8个县划为鄂西起义区，鄂西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并影响到远安、南漳、监利3县和湖南的华容、安乡、南县。省委将襄阳、枣阳、随县、安陆、孝感、应山、云梦、宜城、光化、谷县、南漳等15个县划为鄂北起义区，鄂北区的起义遍及全区。上述湖北秋收起义计划执行区域涉及全省49个县，占全省69个县县域总额的70%有余。因此，毫不夸张的说，湖北秋收起义是东西南北中，全省普遍暴动。湖北秋收起义第一炮在鄂南的通城打响，鄂南之后鄂东的黄梅也暴发起义。鄂南、鄂东本地起义势头不断高涨的同时，其影响也开始向北、向西蔓延。随后，鄂中、鄂北、鄂西或同时或相继暴发起义。从地理空间上看，湖北秋收起义呈现出从南到北，由西到东的趋势。湖南秋收起义限于湘西、湘南、湘中；江西的秋收起义拘于赣西、赣北；广东的秋收起义集中在东江、琼崖。湘赣粤三省的起义或拘于一隅或位于两省交界，均没有出现广空间、大跨度、全省普遍响应的局面。（四）派遣农运干部最多，农民是起义的绝对主力湖北秋收起义的准备阶段，省委以兵运、工运、农运三管齐下做准备。在初期工作中“许多负责同志都表现畏缩不坚决，甚至不相信农民已经走入到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时期”，因此，只专注于兵运、工运而忽视农运。其中，兵运集中在鄂北襄枣区，因在襄樊驻有张兆丰（共产党员）为师长的国民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师，一开始，中央和省委据此以为鄂北的局面是最有利的。为此，中央和省委两次改组鄂北特委，先后有中央候补委员陆沉和中央军事部代部长王一飞到鄂北进行兵运。不幸，鄂北兵运两度失败，局势恶化。工运集中在武汉三镇，然而，“武汉三镇的工作，可以说是用力最多而成效绝少”。这种专注兵运，工运而忽视农运的做法，以至于“鄂南负责同志来，他第一个问题即提出，武汉我们的队伍有多少？如鄂南暴动是否从武汉派兵即时可以消灭？”。兵运、工运失败的教训使中央和省委认识到农运的绝对重要性，“即对他们这种看轻群众力量而重视军事的倾向极力改正”。于是，“秋收暴动省委在七月底决定之后，即派出大批同志至乡村工作，从七月底至九月十号共派出三百六十个到七十个同志，后来又派出五六十人，共分为鄂南、鄂北、鄂东、鄂中、沿京汉路及襄枣六区，各区都建立特别委员会”。其中，鄂南特委由吴德峰、黄赤光、符向一组成；鄂中特委由王平章、萧仁谷、唐方九组成；鄂中特委由曹壮父、张计储、张善孚组成；鄂东特委由刘镇一、王志仁组成。尽管“派出去的许多同志虽然有许多不得力，甚至没有下乡就逃跑，但必须公正说一句，湖北秋暴的工作与现在各乡骚扰的局面，纯全是这一批同志创造出来的”。农运工作起来以后，湖北秋收起义的局面为之一变，“鄂南工作，过去是认为最莫有变法的，现在反变成了最有办法的，农民群众的行动，确是一种暴动的局面”。“湖北农民运动的新局面……比较算是鄂南最好，鄂西次之，鄂东现在无办法，襄枣情形尚不大清楚”。以可知数据为例，参加鄂南起义的农民革命军和农民群众达10万之众多，参加黄麻起义的农民约有3万余人。农民是湖北秋收起义的绝对主力。湖南秋收起义，“全省只派了六十人下乡”，其境内每次起义几乎都有策反军阀部队参与。所以，“布置农民暴动的方法，很象湖南省委毛泽东的合拍主义，就是死板地预计军队攻守的地域与时间，以规定工农发动的程序”。江西省由于南昌起义带走的干部太多，省委没有足够的干部派遣，因次“赣西北兴起的农民暴动……有自发行动的特点”。广东秋收起义限于东江（海陆丰）一隅和琼崖地区，其秋收暴动实际上是第一次东江起义的延续以及琼崖各县乡起义，各级干部大多都是原班人马，省委除了派遣巡视员外再没有派遣其他干部。9月下旬，南昌起义的部队进入广东，并和海陆丰农军结合，从正规军参加农军的实际人数上看，与当地农军相比占有优势，自此以后广东秋收起义军的主力实际是改编之后的正规军。湖北秋收起义中能够派遣如此之多的干部，有其特殊条件，一个是“四一二政变”之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清党”，党在各地的干部向武汉集中，中央和省委就地分配；二是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届，培养了800多农运干部，湖北籍干部的比例比较大。因此，湖北各地既有派遣干部的需求，中央和省委又有人可派。（五）起义分为两个阶段，出现两次高潮湖北各地的秋收起义形成了明显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集中在九月，东西南北中，全省普遍暴动，广泛参与。各地起义之后引起敌顽反扑，十月各地先后停息下来。十月下下旬，宁汉战争爆发，再次起义的条件趋好。十一月，鄂东、鄂中、鄂北各地又先后暴发起义。因此，湖北秋收起义出现了“九月暴动”和“十一月暴动”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暴发的起义大大小小有17次之多，也因此出现了两个高潮。九月普遍暴动以9月9日暴发的鄂南起义为高潮，鄂南起义的准备受到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罗亦农先后两次奔赴鄂南检查指导工作，9月9日以前的历次暴动均是为鄂南暴动做准备，9月9日以后的历次暴动均是为配合鄂南暴动，在省内其他地方牵制敌顽势力。从鄂南暴动本身来说，其在九月普遍暴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十一月暴动以黄麻起义为高潮，这主要是因为在十一月暴动中黄麻起义准备周期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湖南在整个秋收起义的时间段大大小小的起义也有16次之多，但仅仅形成了九月湘赣边秋收起义一次高潮。尽管11月17日湖南省委发布《湖南省委暴动政纲》和《湖南省委暴动计划》，指示各地准备发动全省的第二次起义，但从起义暴发的时间来看，其实质已经是执行的“年关暴动”计划了。江西的秋收暴动因情况恶化，发动的较晚，规模和影响都不大，即使能分阶段也不能用暴动高潮来形容。广东的秋收暴动实际上只有东江（海陆丰）第二、第三次起义稍具规模，除了这两次之外，其他各地的起义都是乡村起义，范围不过一乡或者一村，参加人数往往也就二、三十个，所以，高潮也就无从谈起了。（六）立足本省，就近上山各地秋收起义暴发之后遭到军阀反动势力的围剿追击，仓促而起的秋收起义武装自然无法和优势的敌人相抗衡。一个个倒下的同志用血的教训警示仍战斗着的同志，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弥补和消除敌我之间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变劣势为优势，变抵抗为出击。于是，各地的秋收起义幸存者在敌人的逼迫下选择了“上山、下水”。湖北的地理环境既有下水的便利也有上山的优势。湖北地处江汉平原，水网纵横，其四周却又被山区包围。东部有巨大的大别山脉，向北延伸至安徽、河南，湖北有6个县处于大别山区，这6个县都是湖北秋收起义的主力县，尤其是黄安、麻城暴发了以两县县名命名的黄麻起义。起义幸存的队伍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并和安徽、河南的同志合作开辟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南部是幕阜山，向南延伸至湖南，湖北有5个县位于幕阜山区，这5个县的农民都积极参与到鄂南起义中，起义后遭到国民军“进剿”，幸存者组成游击队，进入沉水山、九宫山、消水山坚持游击战，和湖南、江西的同志合作开辟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湖北西南部是宽广的武陵山脉，本省有11个县处于武陵山区，这11个县大部分都投入到了鄂西、湘西秋收起义中，起义后的幸存者和湘西的同志结合，为后来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做出了贡献。湖北的北部、西北部是广袤的秦巴山脉，本省有15个县处于秦巴山区，这15个县大多都参与到了鄂西、鄂北的秋收起义中，起义的幸存者转战秦巴山区，为后来的川鄂西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基础。湖北秋收起义的主力军是各山区的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就近上山是明智的选择，无意之中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湖北秋收起义能够立足本省，就近上山，一方面是由于湖北山脉广袤，山区广大，另一个原因是“自民国初年黎元洪离鄂之后，鄂人长期在北洋军阀蹂躏之下，……”，再也没有形成实力强大的鄂系军阀，即使靠北伐兴起的桂系鄂籍军人，也没有能够长期立足本省。然而，湖北是物产丰饶的地区，九省通衢的武汉又是全国交通的枢纽，川、桂、湘系军阀觊觎不已，争夺不休，却又没有哪一派那一系军阀将湖北当做“老家”经营。故而湖北的秋收起义部队和党的组织便能够在夹缝中生存。湖南的秋收起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唐生智、何键相继主持湘政，二人同为湘系军阀，严密经营湖南，以至于革命形势最好的湖南秋收起义之后部队竟然无法在湖南立足，只得转战江西、福建。为此，何键还得了个“剿匪模范省”的荣誉。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10结论

在弄清湖北秋收起义基本史实，并将其与湘赣粤三省秋收起义进行对比，挖掘出其自身特点之后，有必要判定湖北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为此，须首先从整体上认识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暴发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是中共兵运、农运、工运工作成果的结晶，也是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整体实力的一次大展示，不仅回应了国民党的大屠杀政策，也向全国人民显示了共产党的独立存在，更表明了共产党准备为革命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创造出另一个前途的的决心。尽管起义均归于失败，但共产党独立干革命的火种就此播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南昌起义发动之际，中央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广州起义发动之前，中央一再要求“技术上并可参照两湖暴动计划”。相比较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来说，秋收起义是烧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把大火最重要的火种。秋收起义时间段内，湘鄂赣粤四省暴动，中共中央曾有过评论和定位。这些评论和定位不仅针对起义本身，也涉及到了对秋收起义过程中四省地位的评价。1928年1月22日，《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和最近各省工作方针的决议案》指出：“因此湖南湖北江西应成为一革命的中心区域……广东虽经广州暴动失败的摧残，仍是革命的中心区域”。3月6日，《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有提到：“从一般形势看，现在有两个革命中心区域，第一是广东，第二是湘鄂赣及豫南，后一区域的布置应暂时以湖南为中心”。3月10日，《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专门辟出一段论述中心区域问题：“在三省暴动这个区域与广东暴动相联系这点上应以湖南为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中央以湖南为中心并不是看轻鄂赣的工作，也不是以湖南为中心就是湖北江西不能先湖南而发动，在布置上三省有同样的重要，要同样的加紧工作”。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在接到《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决议案》后得出“第一是把广东和湘、鄂、赣当作全国革命发展中心；第二，湘、鄂、赣三省则以湖南为中心”的结论。广州起义之后年关暴动之前，李维汉作为中央巡视员巡视两湖，却又新的认识“在中央来信之后，我于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给中央写信。信的主要意思是说，湖北农村的斗争比湖南深入，湖南乡村豪绅的统治相当的稳定，同时湖北还有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意义和工人区域等等，因此两湖暴动应以湖北为中心。中央收到我的信并听了其他同志的口头汇报后，在二月三日给我和两湖省委写了封信，答复湘鄂赣三省举行暴动，仍应以湖南为中心”。当事人对湖北秋收起义的地位提同了不同看法为我们重新认识湖北秋收起义提供了一手资料。笔者认为：“秦失其鹿，天下共追逐之”，但其结果只能是“先入关中者王之”。在国共两党为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命运的多次较量中，正是兴起于湘赣边秋收起义的湖南人毛泽东和湖南秋收暴动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艰苦探索出井冈山道路，开辟了国共斗争的新纪元。因此，其他各省秋收起义的作用和地位显然不能与湖南争锋，湖北自然不能例外。在革命历史长河中，短短的1927年下半年，就先后有江西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广东广州起义，三省三段光辉的革命史。可能是由于江西暴动发动的太早，而广东又发动的太晚，仅就秋收起义这一段来看，除了湖南秋收起义之外，湖北秋收起义是这段历史最动人、最壮阔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