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秋收起义的历史背景暴发和持续的条件

湖北秋收起义的历史背景

湖北秋收起义的暴发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国共党内合作推动大革命发展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正式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国共“党内合作”的特殊组织形式是共产国际推行马林在印尼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而采用的，其既定战略目标是在国共“党内合作”的条件下改造国民党。国共“党内合作”条件下改造国民党这个战略决策本身是不科学的。尽管这一战略决策是建立在对当时客观历史条件和各种社会因素正确分析基础上的，但是，改造国民党为工农民主联合政党的战略目标缺乏对国共双方的正确分析和深刻认识，既体现在对中共的认识不足上，又体现在对国民党改组的实质认识不深刻，尤其是对国民党的历史渊源和现状缺乏深刻分析上。因此，也就没有制定出改造国民党的具体策略。这就导致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的最关键时刻错误指示频频，即便是对“党内合作”这一战略决策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发生后，也不能及时做出正确反应和调整。这种不科学的战略决策导致国共“党内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避免的斗争，埋下了日后统一战线破裂，国共内斗的伏笔。到1926年反共限共的“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时，国共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已初露端倪。然而此时，国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显然比不上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带来的危险大，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也是为了宏伟的革命前景，国共两党不得不为现实的矛盾做出妥协，共同推动国民大革命风潮继续高涨。1926年7月，在苏联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农工运动支援下，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连战连捷。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共两党的力量都有了空前大发展。但由于中共对旧有军事体制认识不清，对革命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大革命中的作用并不重视，没有独立地大胆地直接建立和掌握军队，而是以进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方式从事军事活动，这种仅仅依靠政治工作改造和掌握军队的方式在旧有军事体制中只能是军队将领的附属品。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尽管缩小了差距，但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却占据了绝对主动的位置，随时可以采取共产党为鱼肉而国民党为刀俎的行动。（二）国民党背叛革命，共产党确定新的革命方针1927年4月，北伐全胜和全国统一的前景已经是可望而又可及了。国共两党对国民大革命的前途和中国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以至于无法在“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加以调和和解决。已经产生明显分化的国民党的主要分子和中坚力量为了谋求对国民大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的命运的主宰，也是为了自身利益得以保全和巩固，开始有计划有目的的集中起来并酝酿以非常手段解决这一分歧。与此同时，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而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的兵锋中看出了未来主宰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能否在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力量结合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能否保有并扩大在华利益的关键。为此，国民党的主要分子和中坚力量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选择了关键时刻掌握关键力量并正在谋求更大发展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集合，并推动其对中国共产党——有潜力决定国民大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命运的另一力量采取了非常手段——大屠杀。这场大屠杀是以“清党”的名义进行的，使用流氓帮派做打手，获取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大资本家大地主的财政援助，得到国民党内各种势力（武汉国民政府控制区域暂时除外）的支持和配合。大屠杀政策在极短时间内沉重打击了共产党的力量，获得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对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认同。然而，处于初创阶段尚还幼稚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并没有认识到国共分歧的不可调和性，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现在已有潜力顺势为国民大革命和中国的未来创造出另外一个前途，更重要的是，此时遥制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没有完全认识到中共的力量并提出正确方针，出于维护苏联利益的考虑仍旧一味追求国共“党内合作”。在莫斯科的指使下，在其驻华代表的具体操作下，已经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境况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全面反击，反而和“三十年老店”国民党的武汉分铺进行了更为顺从的合作。孰料一着不慎，步步被动，满盘皆输。三个月之后，国民党这座老房子的旧房东完全翻脸的时候，作为新房客的中国共产党就只有被完全扫地出门了。“三十年老店”国民党此时有武汉、南京两个分铺，二者的心思和盘算各不相同，惟有在“清共”一事上取得了共识和一致，甚至一度成为两个分铺的“主营业务”。显然，武汉方面受到了南京的影响和启发，喊出了“宁可错杀三千市民，不可漏掉一个C.P.”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轻信和被迫中又一次遭受沉痛打击。当从噩梦中惊醒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全面反击时，却发现武器全在对方手里，自己有些力不从心。在决定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命运的第一回合较量中，国民党先下手为强取得了胜利。然而，这一胜利并不是全面的彻底的胜利，大彻大悟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旋即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英雄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躺满尸首的地上爬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擦干身上的血迹，再次踏上血与火的革命征程。第一回合较量的结果，与其说是国民党的胜利，毋宁说是国民党逼迫共产党必须用新的斗争形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来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湖北作为深受共产党影响的一个省，作为接受过大革命洗礼农工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地区，理所当然的成为新的斗争形式的发源地之一。

7湖北秋收起义暴发和持续的条件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斗争形式肇始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和发动的各地武装起义、武装暴动。湖北正是由于较早投入到武装暴动中而成为新斗争形式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北武装斗争源流的渊源则是湖北秋收起义。湖北秋收起义的暴发和持续因其特殊省情而有几个有利条件。（一）国民大革命为湖北秋收起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国民大革命引发湖北农工运动的高潮，到1927年5月，全省计有产业工会59个，分部38个，支部1797个；职业工会63个，分部55个，支部593个；各县市工会62个。会员人数总计512 727人，大约占全省80万工人总数的63%，占全国280万会员总数的1∕6，成为全国工会会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北农民协会在全省69个县中已发展到54个，会员300万人，总人数仅次于湖南而居全国第二。尽管稍后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国民党一反动，武汉三镇几十万工人、赫赫的工会通通的倒台没有了，农民协会亦是同样的现象”。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他们中抓得积极的分子”，“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恢复、重建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关，组织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党内刊物，向党的阶级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二）党的上级领导机构健全，尤其是省委健全1927年9月10日，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做《中共湖北省委政治报告》中即指出：“省委不健全，是工作不好的原因，因为湖北的工作需要一个好而健全的省委。比如……这一礼拜的工作非常之好，各地都接起头来……由此即可证明省委健全与否之重要”。在整个湖北秋收起义的酝酿、计划、准备、发动、持续的过程中，湖北有个一个好而健全的省委。1927年5月，中共中央委员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7月12日，张太雷调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成员；17日，中央委员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八七紧急会议罗亦农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任期自7月中旬至10月上旬，整个湖北秋收起义的计划、部署、准备和发动都在此期间；10月10日，罗亦农调任长江局书记，陈乔年接任湖北省委书记，三个星期后因工作病倒；旋即，长江局委员任旭代理省委书记；11月下旬，任旭外任，林育南代理省委书记；12月4日，中央调郭亮任湖北省委书记。除了以上诸同志外，在整个湖北秋收起义期间任职湖北省委的负责同志还有：董必武、陈潭秋、陆沉、袁浦之、黄五一、李耘生、马峻山、李震瀛、贺昌、刘昌群、韩光汉、关向应、王一飞、汪泽楷、任曙、华林等，“党在武汉地区的干部阵容很强，远远超过其他省份的党组织”。中央在汉期间，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央和湖北省委人员交互使用，工作交叉安排，中央返沪之后，长江局和湖北省委亦如此。由于以上同志在当时或是党的优秀分子或是杰出领导，湖北秋收起义因此得到了党的上级机构，尤其是省委强劲而有力的全程领导。（三）新旧军阀、新兴军阀之间斗争不断是湖北秋收起义的外部条件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北洋军阀被打倒的同时，国民党新军阀逐渐强大起来。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尽管此时旧军阀尚未被完全打倒，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已显山露水。4月，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就遮不住，完全暴露出来。当此之时，北洋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呈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北洋、武汉、南京三方均没有运用“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的策略，任何一方都必须同时面对另外两方面的压力，两两矛盾使关系错综复杂，也因此生出许多间隙而有机可乘。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第进行二次北伐，宣称此次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最后的雇佣工具奉系军阀，……打倒国民党的内奸蒋介石”。6月，武汉方面合组东征军，三路威胁南京；南京方面警戒长江，威胁南昌，大战一触即发。8月1日，南昌起义以后，南京和武汉斗争趋缓。8月13日，南京方面蒋介石辞职；9月13日，武汉方面汪精卫下野；宁汉合流。9月21日，汪精卫偕唐生智返回武汉，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分庭抗礼；10月20日，南京方面西征讨唐，武汉方面针锋相对，宁汉战争爆发；11月11日，唐生智下野，宁汉战争结束。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对湖北的全面控管，湖北秋收起义的外部条件趋于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