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要“纪念”抗日，就必须继续撒谎。但中共于抗战时期，确实又“战死”了几位将军，所以，这几个将军就成了中共用来证明他领导抗战的证据。好在历史的真实只有一个，而且迟早要大白于天下。所以，这几位将军究竟是怎么死的，也就陆续地随着中共的纪念而“浮出了水面”。
刘兰志与左权
这里发表的都是从大陆报刊、杂志、网站上转载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对于中共几位将军的为“抗日”之死，或是发表见解，或是放声歌颂，我们原文照录，只在关键的地方加上几笔评点，以与作者和读者一起来辨析真伪。也算是对历史尽一点责任吧。
左权之死的另类迷惑——评点(原文：中国愤青;评点：若品)
对CCTV的恶俗节目一向不感冒。昨晚(9月1日)因在同事家小聚，看到一个题目似乎是“家书”的节目。左权之女拿着左权生前写给妻子刘志兰的家书，诉说左权的情感世界。因左权生前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为“我党”(引号为本刊所加)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最高将领，便留了点意。据节目中左权之女左太北介绍，左权生前极爱其妻及左太北。极爱其妻我是相信的，有多封家书为证;极爱其女则稍有疑惑。左权家书写到：“如逆流万一不幸来到(请注意，左权是说‘逆流万一不幸来到‘，不是说‘万一我为抗日牺牲’。可见他并无要为抗日捐躯的思想准备，而只是有恐遭不测的预感。他的预感究竟是什么，读者可读下文。)，你尽可不必顾及我，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
1942年5月22日(牺牲前三天)，他再次写信强调：“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仍然是说‘如指时局有变’，不是说‘如我为抗日而有不测’)，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从信的内容看，只要不妨碍刘志兰的生活、学习及安全，对左太北是可以“按情处理”的，为此还特意强调让刘志兰不必顾忌左权本人的感情。“按情处理”，说白了就是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左太北本人的解释是，左权之意为可以将婴儿托付给老乡。如果真如此，信中直接写明“可托付老乡”就行，何必要说“按情处理”呢?按情处理就包括了托付他人之外的其他选择，比如在情况紧急时，抛弃路边。这种事，在中国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刘邦逃命之时，为了马车能跑得快点，就曾把妻子与亲生子女推下车去。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命是自己的，老婆是可以再讨的，孩子也是可以再生的。
但我更关注的不是这些，我更关注左权是如何牺牲的。于是便查了查资料，在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长城线上》网站上发现了一篇详细记述左权将军的文章《太行豪气传千古——忆左权将军》，发现左权将军生前竟然是“托派份子”(左将军有关不测的预感终于有了下落，也就是说，因他是托派，而且共产党在党内处死过相当数量的托派分子，所以，左将军才有了不测之感。显然，这一不测与抗日牺牲一类的念头，全然无关，或曰，他全然就没有要为抗日而牺牲的念头和想法，所以他所作的任何对身后的交待都与为抗日牺牲无关。)，并且直到“1982年，刘志兰又亲自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要求中央发文为左权平反，取消对他的‘留党察看’处分。考虑到刘志兰的心情，中央有关部门终于写出书面档，对早年左权同志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对左权同志的‘留党察看’处分，并将该档放入了左权的档案，但没有对外公布。”该文没有解释中央不公布左权“平反”消息的原因。(中共为左将军平反不对外公布，左将军“为抗日牺牲”倒是对外公布了;中共不公布为左权平反的消息，却公布左将军是共产党的“抗日烈士”;读者可以思考其中的原委甚至是奥妙究竟何在。)
还是据上文记述，左权是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撤退”的过程中被日本侵略者炮弹击中牺牲的。这与我找到的其他关于左权将军牺牲经过的文章所述相同，可以互相印证，应该是可信的(左权之死有种种说法，但其共同点，都说不是在一场与日寇面对面的顽强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因为，如果连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都战死在对日战争的战场上，则这一战役该有多大?中共的抗日史，至今只说他“领导”了平型关大战，发动了“百团大战”。但事实上，前者只是在国民党已经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万二千主力之时，林彪才怀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情，不顾毛泽东五道不准打的命令，袭击了日军的一支辎重部队;后者则是彭德怀违背毛的命令，擅自发动了一系列扒铁路、炸碉堡的“百排小仗”，结果，非但被中共批判是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彭德怀最后竟因此而在文革中被枉送了性命。我们说远了，但无论如何，是不存在另一个连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也战死其中的中共抗日大战役的。而本文所说的“指挥八路军总部撤退”，倒是有些真实，因为，“鬼子来扫荡了，八路军进山了”的台词，特别是毛泽东的一道又一道不准打日寇的命令——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倒是能够使我们对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指挥部队撤退的原因”有所了解……)文中强调，左权将军曾有多次机会可以先行撤退，但他都放弃了，甚至断然拒绝了彭德怀将军让他撤退的命令。犹为令人不解的是，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作为一名老兵，他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就能做到。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果然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戛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依该文所述，左权之死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待避开炮弹后再接着指挥耽误不了几分钟时间。而且据央视现场左太北与某导演的介绍，炮弹打来，大家都卧倒。可见左权当时如果稍微采取一点保护措施，可能就不会牺牲。但身经百战的左将军，却在炮火下“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高地上”。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指挥撤退那么简单?我从来不认为，最高指挥官必须身先士卒暴露在敌方的炮火下才算尽职。(显然，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左权不撤退、甚至要“壮烈牺牲”的原因，绝不是为了打日寇，而是他身为托派分子，不仅前途暗淡，还有不测之命，此念常袭在心，其内心的压力可以想见。所以，在左权深心之中，他应该想的是，倒不如为日寇炸死，倒是死得其所。但是，必须明白的是，这绝非是为抗日而死，更不是为国牺牲，而只是一个懦夫逃避生命的行为，是自杀。所以，如果作者所述，确为真实，大约这就是中共迟至1982年，才在其妻的一再要求下，为“考虑到其妻的心情”，才为他平反却又绝不公布的原因。由此看来，左权之死，又怎能谈得上“为抗日而壮烈牺牲”?这与206位国民党将军面对面地战死在抗日疆场之上，又何能相提并论?)
左权牺牲后，众人只顾逃命，只是“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将遗体抬至一处荆棘丛中，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后来才由总部警卫连“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并就地掩埋”，说明了战争是如此残酷，为了逃命，最高首长的遗体可以抛弃不管。
此后，日本侵略者“截获到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在十字岭到处挖、找，终于挖出了左权的棺木，打开后给遗体照了象，登在了敌伪报纸上。敌人的暴行一时间让山河失色，大地举哀，复仇的呼声响彻华北。这一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知道的，但一直没有公开。”在中国，掘人坟墓是不可容忍的侮辱行为。日本人大概出于炫耀战功的目的掘坟拍照，这绝对是人神共愤，此暴行必将激发我军将士的对侵略者的仇恨，但党中央出于什么目的而不公开日本人的暴行呢?(因为中共知道左将军是自杀，而不是牺牲。)
众所周知，前苏联托洛茨基曾与斯大林进行了一场“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最后以斯大林派大获全胜告终，“托派”份子被杀被流放不计其数，侥幸逃得性命者政治生命也难以恢复。以托洛茨基本人为例，在亡命天涯墨西哥之后，依然无法避免追杀，被人用冰镐砸死。政治斗争演变成血淋淋的对肉体的杀戮。
文章将左权的“托派”说成是王明的迫害，但为什么在王明失势之后，左将军的冤屈不能得到平反呢?为什么直到1982年中央已经为左将军平反，却不对外公布消息呢?
想起每4年一次的美国大选，竞选人为了不同的理念，两条路线甚至三条路线激烈斗争。胜利者没有洋洋得意，失败者更无性命之忧。失败者不仅不会有性命之忧，还可以继续宣传其理念，以求得更多的支持者。总之，爱什么派就什么派，都不能成为消灭生命的理由。这样看来，路线斗争的结果并非一定要以某一方肉体或自由的丧失来结束。
想到历史上众多“站错队”的人，生不如死的事例，左权将军坚决放弃生还机会，并故意暴露在敌方炮火下，难道是“以死明志”么?(如果左将军当真是“以死明志”，明其“绝非托派”之志，则与抗日何关?与为抗日牺牲何关?)
中共“抗日”将军彭雪枫是战死在不打日寇却大打国民党的战场上
——中共彭雪枫传评点
彭雪枫将军，原名彭修道，乳名兴隆，1907年9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4岁即跟祖父念书习字，稍长，先后在本村私塾和县仓房及察院高等小学就学，1921年小学毕业，14岁只身投奔在天津教书的伯父，考进天津南开中学，第二年，经冯玉祥将军部下担任书记的五叔推荐，进入西北军11师军官子弟学校就读，“追求革命真理，接受马列主义”。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10月在北京汇文中学转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担任支部书记。
1930年5月经上海党组织介绍被派往湘鄂赣苏区工作，任驻湖北的红5军5纵队5大队政治委员，6月，红5军在平江扩编，成立红3军团，彭雪枫任红3军团8军1纵队3大队政治委员，以后，历任红8军第8师、第2师及第4师政委、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红3军团第5师师长、政委、红3军13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红1军第4师政委、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少将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新四军游击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4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淮北军区司令员、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等职。
彭雪枫同志作战英勇，身先士卒，经常战斗在前线，参加过第三次反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强渡黄河，纵横山西西部广大地区(都与中国人民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没有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那就是在“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之下，接受前苏共和中共的命令和指挥，参与了种种制造动乱、混乱和叛乱的武装卖国行径，并且功勋卓著。);1938年2月奉命由山西临汾转武汉，接受中共中央赋予的新任务：在河南确山县积蓄力量，领导发动鲁、豫、皖、苏广大敌后游击战争(假抗日之名义，在敌后建立共产党的武装和政权，继续分裂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华民国。)，1938年9月在竹沟成立新四军游击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彭雪枫亲自在河南竹沟创办了著名的《拂晓报》(目的是为宣传共产革命而非卫国抗日，抗日不过是幌子。)，深受广大干部和军民喜爱，受到党中央的赞扬。
1938年9月30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电令，率两个新兵连373人，进军豫东敌后，1939年1月率部向徐州方向挺进，以永城为中心，在永城、亳州、涡阳一带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同年为扩大根据地，又率部向淮上进军，直指蚌埠、凤台、怀远、宿南、蒙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就是毛泽东说的，“要让日本人多占地”的目的。共产党就是这样在八年抗战之中，借口抗日，而占据了敌后的广大地区，却从来也不用“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游击战术，来解放任何一个为日军所占领的城镇，甚至与日军做生意、卖鸦片、互通有无。请读者参看2005年北京巧妙出版的黑皮书《延安日记》——前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前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佛拉基米诺夫著)。
1940年，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率新四军第六支队活动于运河线、黄泛区，1941年5月奉命转移到津浦路东，进入皖东北地区，与淮北路东地区活动的部队会合，7月组建骑兵团，从此，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有了一支机动性大、战斗力强的骑兵部队(这是在执行毛泽东于1940年5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指示信。该信命令新四军必须迅速向皖东北等地区进行扩张，并且为了扩张，绝不要对正在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手软。请读者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42年——1943年，彭雪枫与邓子恢、张震、吴芝圃等在山子头战役中，一举全歼来犯顽军(请注意，是顽军，不是日军。也就是毛泽东在1939年之后所一再命令打击的主要敌人——“国民党顽固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国民党顽固派，虽然今天还在抗日，但明天一定会投降”，所以，要坚决打击、绝不手软。而当时新四军主要打击的国民党顽固派，就是我台儿庄大战中的国民革命军主力——韩德勤部。以上引文，请参阅毛选第三卷)，当场击毙国民党保安第3纵队司令、淮泗专员、地头蛇王光夏、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并活捉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苏鲁战区副司令员韩德勤(中共史家自己交待了!只是交待得远不够彻底)。
1944年，日寇攻陷郑州、洛阳、许昌、郾城等38座城池，中共中央、毛主席决定向河南敌后进军(只要日本人“多占了地”，毛主席就要立即命令向敌后进军“也多占地”，却绝不迎战于“敌前”。)，彭雪枫奉命西征，8月越过津浦铁路，行至小朱庄，首战顽军王传授，取得歼敌千余的胜利，为部队西进打开了胜利之门(请注意，彭雪枫一直是在打国民党，而不是在打日寇)。9月11日，在河南夏邑东八里庄围歼土顽李光明的战斗中，彭雪枫将军亲自指挥战斗，正当战斗胜利结束时，不幸流弹击中，英勇殉国，时年37岁(中共史家明确招认：彭雪枫将军是在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之中，一打再打只打大打正在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并在“打顽”胜利结束时，不幸被流弹击中而死，绝不是为抗日而死，更不是为国捐躯;而是为共产党而死，为出卖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而死。或许，他在打顽的胜利声中不幸中流弹而死，正是苍天的应有报应吧!)。
(本文摘自蒋中健、林文善、唐培远著作《枫陵流丹》)
中共抗日将军高敬亭是被中共所处决
——中共高敬亭小传评点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出生于新县新集镇董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丧母。因家庭贫困，唯读过六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帮父亲种田。
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所谓大革命时期，是指1924—1927年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后、藉中国国民革命以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时期)，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的共产党员方进贤、梅光荣等人以走亲访友为名在鄂豫边区开展革命活动。高敬亭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随之开始了革命活动(应该准确地说是受到了共产革命的启蒙教育并参加了共产革命)。
1927年11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实际是前苏共命令中共发动的“八一”南昌暴动等一系列武装叛乱之一)，高敬亭参加了工农革命军(共产革命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重新组建红28军，并任政治委员，他以超人的胆略，领导和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奇迹般地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强敌，在多次反围剿中，他无比忠贞地捍卫了大别山的革命红旗。(这一时期中共武装革命的性质，请参见彭雪枫一文评点)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曾遭到过损失和伤亡，但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始终保持一千多人的主力部队，英勇地打击了敌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坚持战斗的旗帜。1937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38年3月8日，高敬亭奉中共中央命令(姑且不论是否中央命令，见下文)率军抗日。7月在高敬亭的指挥下，先后在皖中连续取得了13次战斗胜利。(战绩大小，姑且不论，但高敬亭抗日却是真的)
在高敬亭率四支队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由于受错误路线影响，将他秘密逮捕，并押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储家围子。6月24日上午8时，将高敬亭枪杀在青龙场。时年，高敬亭年仅32岁(为何要枪毙高敬亭，中共于今不敢面对，更不敢公开内情。但仅从此文所述事实，就可以知道，他不是战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但却如前文所述，他是在立下了抗日的战功之后，被中共下令秘密逮捕枪决的。理由是受“错误路线”影响。诚所谓“烛影斧声”，天机不可泄漏。但是，安徽民间却有传说，认为他正是因为不听上面不准打日本的命令，才遭遇杀身之祸。八十年代中期，更有皖人剧作家要为高敬亭写传，特别是写他抗日的功绩，却无处敢于发表。不过，中共虽然至今不说是什么错误路线害死了高敬亭，现在却说高敬亭是共产党战死的抗日将军，这谎也撒得太大了些!)
《黄花岗》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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