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中共三名高官叛逃带来的重创
近日，习近平继在青海考察时提出“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的要求，并要求中共党员莫要忘记入党时做的“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誓言”后，又于6月18日亲率中共政治局委员等几十名高官，前往历史展览馆，重温入党誓词。19日，中纪委监察网站头条发文：《永不叛党不仅仅是一句誓言》。
诡异的是，文章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讲述1931年背叛中共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讲述他给中共带来的重创以及中共将其开除出党并“号召与其斗争”的文件，讲述其在狱中惨死。之后，以这个反面教材告诉中共高官，或者已经外逃的高官，千万不要背叛中共，否则下场很惨。笔者非常想知道，中共高官们读到这篇文章后有何感触，难道真的会被吓住，再不生异心吗？显然未必。不过，借着中共自爆其丑，笔者也凑个热闹，说说曾经背叛中共的三名高官带给中共怎样的重创。
二 反共元老叶青 直击中共要害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有一个大名叫任卓宣，笔名为叶青的，当下的中国人估计很多人并不知晓。他戏剧性的人生在于：早年加入中共，后背叛中共，加入国民党，并在台湾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反共”，撰写了大量批判中共的文章。
任卓宣，1896年出生于四川南充。中学毕业后受陈独秀《新青年》等影响，思想趋于激进，其后去法国留学。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加入法国共产党，并成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1925年，中共秘密成立了旅欧支部，任卓宣任支部书记，支部机关驻法国巴黎。其后，因任卓宣组织领导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而被法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他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期间，自幼勤于读书的任卓宣，因有着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所以在极短时间内掌握了马列理论，并成为中共旅莫支部三个负责人之一。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中共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国民党“清共”。冬天，任卓宣在长沙一带举行武装暴动被国民政府军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在枪决时，任卓宣连续两次都未被击中要害，后被专剥死人衣服的“剥衣人”所救。得到消息的表妹将其送到湘雅医院，任卓宣得以死里逃生。
在医院期间，任卓宣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并继续任当地的负责人，领导湖南一带的暴动。之后，他再次被国民党逮捕。这一次，他彻底脱离了中共。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
随后，任卓宣在左国雍的推荐下，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
任卓宣的背叛让中共难以置信，并给陈独秀、周恩来等人以沉重打击。据《郑超麟回忆录》记载，当湖南的报告交到中共中央时，很多人都不愿相信。如陈独秀就非常气愤并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也是，以任卓宣过往的经历、言论、表现，确实不同于其他背叛中共之人，如顾顺章。
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发出的《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中，称“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在吴福辉的《沙汀传》一书“辛垦书店”一节中，关于任卓宣脱离中共后的生活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据披露，在给国民党做了一阵教官后，任卓宣回到四川，给正在主持四川大学的张澜做秘书。1930年，受邀前往上海红色书店辛垦书店工作，而这份工作似乎也得到了中共的批准，这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中共并未对其赶尽杀绝，而是希望他重新回来。
任卓宣在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并与辛垦书店同事讲述了自己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历，言谈中有埋怨中共之意。他还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既不靠中共也不靠国民党的叶青，游走在一个灰色地带，并很快名声鹊起。
1936年中共暗中推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军事叛变后，国民党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在叶青看来，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民党国军。于是叶青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而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中共，因为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
深谙中共伎俩的叶青的建议，让中共和左翼阵营大为光火，称之为“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中共还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却先后接见了叶青，对其赞赏有加。叶青多年后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的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如）人。”
据大陆《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第8期文章《叶青：刑场上两枪未死 中共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一文披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约在1939年前后，叶青重新加入国民党。彼时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叶青遂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其理论为核心的。
在《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中，叶青解释了自己转向的原因：“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的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随后，叶青发表了系列文章批判中共。
1940年，叶青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到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赞赏。1942年，叶青返回陪都，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称赞之后，叶青发起成立了“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除此而外，叶青还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
1949年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后代理部长。叶青奔波于西南，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并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以鼓舞国民党士气。
无疑，中共对于切中其要害的叶青十分痛恨。在延安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对叶青之论加以反驳，但其反驳之语在后来证明都是谎言。
晚年叶青在《我为什么反共？》一文中，回顾了其人生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的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的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
基于此，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的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也就是说，叶青是在深刻认识到中共的问题后，才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反共之路，并终身反共，因此被称为“反共元老”、“反共专家”和“反共教父”。
他还在《我反共经验的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
事实也的确如此。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的叶青，某种意义上堪称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尽管中共官媒对其大加鞭挞，但如此叶青还是让中共怕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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