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国府之援助
日本投降后，美军停止军事活动，但《租借法案》持续施予中华民国，使其完成对在华日军的监管活动。1945年9月，在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命令将美军价值4500万美元仓储物交予中华民国，美国国防部还移交70架C-47运输机及一些尚可使用的飞机给中华民国政府[55]。
马歇尔调停时期，美国对中华民国军援包含两种，一是赠与及信贷，另一种是军事顾问团的设立，根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报告，自二次大战结束后美提供给国民政府的军需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55]。大约包含：小型武器的军火，炸弹、飞机、坦克、汽车、军舰、运输舰、医药、衣服等，全部的军需品赠与及信贷至1949年3月21日为止，总共约998,700,000美元。其中797,700,000美元为赠与，其余20,100,000美元为信用贷款[55]。事实上，这些援助的军需品的实际价值远超出所列出的数目，而且不算在上面所列的援助，尚有出售剩余军需的一笔价值一亿零二百万美元，另外尚有670万美元的物品、5600吨的弹药等等[55]。此外，在马歇尔调停时期，另还有一些赠与及信贷，根据《中美合作组织协定》（Sino- America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Agreement），美国提供国军价值约17,700,000美元的军需品，其运送于1945年9月2日至次年3月2日之间[55]。虽然这些物资早在马氏使华之前即已完成移转，但这笔赠与不在前面所述的赠与项内[55]。除此之外，美军向中国西南撤出之时，将其远征缅甸之军需供给（包含战斗用之军火）出售与中华民国，价格约25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在该协定上载明是信贷。另外500万美元为分期付款。此军援本纳入1946年8月30日的（美军）出售财产剩余的账目之中，其后则免予偿还，做为对华的恩惠[55]。
海军军事顾问团方面，1946年7月16日，美国海军部向国民政府派遣海军顾问团，并移交271艘舰艇，包括护航驱逐舰、两栖作战、运输船以及海岸巡逻艇。公共法案亦授权总统设立驻华海军任务处，以不超过100名的军官及200名的士兵为限。1947年12月8日，国府外交部长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敦共同签署协定，美国以140艘船舰交予国府，美国协助中华民国建立海军机构，包括建立舰队、组织、军港、基地与学校等等。由美国帮助中华民国培养训练海军干部，由中华民国供给美国海军情报[55]。陆军军事顾问团方面，美国陆军部于1945年10月要求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准备成立顾问团，魏德迈于次年2月时在南京设立中国战区总部，包括陆军空军和后勤部队人员。1946年10月28日中国战区总部改称为美国陆军顾问团[55]。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关中认为，1945年底到1947年初，马歇尔介入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在国共内战中明显亲共[56]。有学者认为，他逼迫蒋中正下达六月停战令，使国军在四平战役中胜利后无法前进，后来招致麦卡锡的强烈批评[57]。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间，美国为迫使国民政府容许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无一械运来中国[16]:723。1947年1月，马歇尔调停失败，归国后晋升国务卿，对中国事务态度消极。[39]:181国务院的远东司司长范宣德认为对中国采取观望政策可避免与苏联关系恶化。[39]:181美国的重欧轻亚政策，将大量美援给予希腊、土耳其等国，以遏阻苏联在欧洲和中东的扩张。[39]:1811951年6月9日，朝鲜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被撤职后表示，“马歇尔使华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自此自由世界将付出鲜血和灾难的代价。”[58]顾柏克认为国共斗争是美苏斗争之缩影，而在国共斗争中，美国政府受到一批亲共人士影响，支持中国共产党之“联合政府”谋略，为国民政府拒绝后，即不再热诚支持国民政府，在国共谈判中，处处翼护中国共产党[16]:723。
1947年7月3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市签定《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简称《中美经济援助协定》）。同年，行政院设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美国则在上海市成立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59]。
1947年秋，美国国务院正式取消美国顾问不得参加国军训练中心的限制，至1947年12月已经在中华民国建立了二十几个新兵训练中心[55]。到1948年底1949年初美国为国民政府在台湾训练了四个师，在广州训练了一个师。该顾问团还协助国军陆军总部进行组织建设，建立陆军学校制度，与训练中心制度，并对成都、汉口、台湾、南京和广州的学校和训练班做了大幅改进[55]。
1948年12月30日，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台湾办事处成立。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随之迁往台湾，并且由陈诚担任主任委员；同年美国停止援助[59]。美援计划由中华民国与美国聘请美国“怀特工程顾问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担任审查，怀特公司并派出经理狄宝赛（V.S. De Beausset）于1949年来台担任负责人[60][61]。
美国国务院表示，1937年－1949年美国对中华民国援助总金额为35.23亿美元，其中，20.07亿美元为国共内战时期的援助，占比为60%；高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5.15亿美元的援助（占比为40%）[62]。英国学者厄特利认为，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2月底，美国援助的金额约为6亿，其中大部分是运输费用，包括百万在华日军的遣送费用，以及运送中国军队受降的费用，这些费用应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支出。[63]并且，杜鲁门总统从1946年夏，明确禁止国府购买可用于打击共产党的武器或弹药，其后售给国府的价值1亿美元的多是军需品。[63]美国的禁运在1947年7月才解除。[63]1947年12月至1948年11月，美国出售给国府的弹药总量只够一个月的消耗。[63]总地来说，美国的大部分军事援助都为时已晚。[63]1948年4月的《对华援助法》援助国府4亿5千8百万美元，仅有1亿2千5百万被指定用于军事[16]:723，其中陆军为8750万美元，空军援2800万美元，海军援950万美元[55]，且直到近一年后才交付，那时共产党已经征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63]并且，美国对国府的援助不是无偿，而是收取了高额费用的。[63]
苏联对国府之阻挠
苏联以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为统帅[查证请求]，指挥数十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及外蒙，日军毫无抵抗[查证请求]，1945年8月21日其关东军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59万4千余人悉被苏军俘走[64]:286。苏军分为三路进入满蒙，右翼兵团攻向张家口，中央兵团进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团沿中东铁路南下长春、沈阳，一支入旅顺，一支进抵山海关[65]:873。
10月1日，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谒见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时称：苏军现已开始撤退，大部分将于10月下旬撤退，11月底可全部撤完，苏联政府授权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国方统帅部确实商洽东北军政事宜，地点为长春，时间为10日至15日[66]:3。10月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一行到达长春，是日蒋经国向蒋函呈抵达长春情形：“⑴熊主任与儿于今（十二）日午后三时安抵长春，苏军曾派代表来机场迎接。⑵定明日与马林诺夫斯基正式会谈，我方拟提出撤兵，恢复交通，接收行政，以及大连登陆四问题。⑶东北行政系统尚完整，儿意我方必须在苏军撤退之前，将行政接收完毕。⑷苏军对本党活动，最近公开表示不满。……⑸共党力量，在东北尚未发生重大作用，但苏军在暗中确有支持共党之行动。⑹今年东北大丰收，各地尚安定，民心思汉，爱国之热情，实高过于关内。”[66]:125-12610月13日，蒋经国向蒋函呈：“⑴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⑵强调反苏之秘密组织，必有其他意思与作用。⑶对于经济问题，避开不谈。”[66]:137到10月21日夜间，苏联长春电台广播反对美军在华北登陆[66]:270。直至10月26日前，即在长春城郊作大规模之军事演习，限制行营活动，封闭中国国民党长春党部，并以中国共产党员张庆和接充长春警察局长，意在阻止国府之接收也[66]:297。
同时11月国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登陆秦皇岛抵达山海关附近，亦受到阻挠，经向马林诺夫斯基交涉，希在营口、葫芦岛登陆，马称苏军已自该地撤退，第十八集团军入据矣，彼概不负责，亦不干涉[65]:875。11月6日，蒋经国分析苏方态度突变之原因，认为系受美苏关系及国共冲突之影响，因恐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但根据条约，苏方不得不撤兵，同时亦无法禁止我军开入东北，故决定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接收东北[66]:430-431。蒋介石日记11月7日记道：“俄国之阴谋，毒辣极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间隙。……所有约言，一概不认，始则大连，继则葫芦岛，最后则营口，先诺而后背约。……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66]:435-436
岳渭仁等学者认为：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府重返东北，还把大量日军装备送给中共军队，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须走向军事失败[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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