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对顾维钧恶意中伤以怨报德
在李宗仁口中，文臣武将尸位素餐、一无所能，就连外交官顾维钧都看不顺眼：“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我派甘介侯来美的最初动机，是由于驻美大使顾维钧玩忽法统。顾大使当初对政府完全采敷衍态度，一切活动完全受命于蒋先生。”
这显然是贼喊捉贼。据顾维钧回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中国政府采购代表团代理团长韩上校向他报告：“当天早上他的一位美国陆军部朋友给他看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的电报，称‘李总统要求此后全部军援物资暂停发运，至内阁改组后为止’”，而中国驻美大使馆对这样的大事竟一无所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同意李宗仁代总统的要求。装载军援物资的塞米诺尔号轮船不再驶往台北，而将开回关岛待命。其他物资的发运都暂时中止”。(71)究竟谁在“玩忽法统”、甚至出卖国家的根本利益，不是照然若揭了吗？李宗仁透过司徒雷登直接要求华府停止对华军援，嗷嗷待哺的前线官兵又透过国防部与行政院呼吁美国增加军援与经援，驻美大使事前未接通知，事后却要负责补救。然而顾大使并未放弃自己的职责，他竭力游说艾奇逊向中国拨款五千万美元以抑制通涨，他安排甘介侯会见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以及魏德迈，拜访国防部长约翰逊求援，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等等。顾维钧对李宗仁有精辟的评论：“鉴于他担任代总统是为了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而今和谈失败，共军已横渡长江，他已没有理由作为政府的首脑而存在。至于说到权力，实际上，他丝毫也没有掌握过任何实权。”(72)
从李宗仁回忆录所叙的事件逐一剖析，多数是歪曲史实，指鹿为马。譬如，他说“高树勋的部队原从石友三的副军长处劫夺而来，中央不但未论功行赏，且处处伺机消灭他，树勋已积愤在心……军次河北邯郸时，一经共军围攻，高树勋立刻投降，马法五因士无斗志而被俘。”(73)事实上高树勋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同中共有所勾结，一九四二年取代石友三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时，就向共方劝诱代表唐哲民承诺反水，一九四五年十月他率万余人投共，纯粹是怕打硬仗怕死，同一九三一年剿共失利弃职避居天津租界、一九三三年反叛中央事败匿居天津出于同一原因，毛病出在个人节操，而非中央亏负了他。正是他，在邯郸扣留卅军军长池峰城、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及河北民军总指挥乔明礼，将三个军包围胁持投共而不是什么“因士无斗志而被俘”。
顾维钧
顾维钧
鲜为外界所知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五日与九月九日，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邓华、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光明、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李宗仁不谴责美国人的天真幼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反而责怪中央不对高树勋“论功行赏”，堪称全无心肝。(74)
邱清泉
二二、捧吴化文贬丘清泉 旨在扰乱军心士气
李宗仁说，吴化文投共是因为“苦守数月，迭向王耀武乞援，无奈王耀武又实行中央借刀杀人的故伎，不予支援，吴化文愤而投共”。(75)其实吴化文早在一九四三年投靠日伪时就对部属说过：“将来日本打胜了，我们当然有前途；如果蒋介石打胜了，他一定会同共产党打，那时他如果不要我们，咱就投共产党去！”可见他早有投共意愿。其妻林世英、妻舅林世昌全系潜伏共谍，倒反而是王耀武保举他升任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宗仁对吴化文持同情态度，然而就是这个吴化文，抵抗共军无力，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奉命空降支援济南守军──第七十四军的一个步兵团全部缴械，向共方献功。此举使有十一万重兵把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城济南，西部门户大开，王耀武所称“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济南失陷后，山东全局糜烂。于是华北、华东共区连成一片，直接导致了徐蚌会战的败局。
黄伯韬战死，李宗仁又有文章做：“黄伯韬突围不成，乃向丘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丘清泉的抗命是蒋先生授意的。”(76)
丘清泉擅打硬仗，戡乱时于苏皖鲁豫地区，历大小数十战，所向披靡，尤能以少数兵力击溃五六倍的共军。钜野之战，以两个师击溃刘伯承七个纵队；鲁西金乡之战，以不足一师之众击溃陈毅六个纵队。所以共军闻悉丘兵团兼程东下，先由陈毅派四个纵队赶往碾庄与徐州之间之大庙、鼓山附近，占领群山地带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以逸待劳等候丘兵团，阻止丘黄两兵团会师碾庄。同时，刘伯承派出主力，越过津浦路，与陈毅部遥相呼应，佯装进攻徐州机场，让丘兵团不敢轻易东进，俾使包围碾庄的陈毅部得以从容部署，先解决黄伯韬兵团。双方在群山地区展开一场拉锯战难解难分之际，正是黄伯韬兵团弹尽援绝之时。共军消灭黄兵团后，不欲与丘兵团硬拼，乃自动后撤。此时徐州南部之刘伯承部又集结主力沿津浦线西侧进窥徐州。于是，扑了个空的丘清泉又奉命向南迎击共军。事后，共方故意谣传“丘清泉见死不救”，旨在扰乱国军军心。平心而论，丘清泉勇则勇矣，然以一个兵团十二万人对付陈毅刘伯承近五十万精兵，谈何容易！苛责丘清泉的人忽略了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责任。当丘清泉在砀山奉命援黄时，黄兵团已被围三日了，陈毅便利用这三日两夜的充分时间把阻援部队配备在鼓山以西纵深数十里的崇山峻岭地带，完成了阵地构筑，使丘兵团的救援行动完全成了仰攻与攻坚的阵地战。倘剿总的命令早发两日，丘兵团绝不致于耗四昼夜浴血奋战才攻到鼓山。再者，刘伯承几个纵队的调动，徐州剿总竟毫无情报，听任丘兵团腹背受敌，也不调动徐州的李弥、孙元良兵团出援，坐观战局日益恶化，刘峙的颟顸无能、迟疑不为，贻误了戎机，乃是徐蚌会战国军失败的最大症结。(77)
二三、歪曲史实 指鹿为马
“原属西北系之×××将军易帜为中共改编”，这又是李宗仁、唐德刚故弄玄虚。中共的编辑老爷考证此×××系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78)。其实骑兵第九军军长马呈祥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廿四日携眷由南疆出境的，陇东兵团中将总指挥马继援是八月卅一日离开西宁的，他临行给旅以上军官写了九封密信，要求部属“再等机会，不要使我家乡变为战场，不要使我父老饥寒逃难……决定叫大家全部解散，各人骑上自己的马，带上自己的枪，把重武器完全毁坏，各自回家。回家后将枪与弹药埋藏起来。大家在家中，第一件事是料理家事，第二件事是叫大家休息一下，做种种破坏共匪行政工作，使大家变为民间的便衣战士。”据共方的统计，西北地区国军陶峙岳、马家回军等共有20.56万人“起义”，但韩战爆发后，陕甘青宁新五省有十三万人反水，加上随牧的民众共二十二万多人。共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出动14.4万官兵，耗费六个春秋才歼灭了这四百七十股义军计12.9万人，共军第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宁夏军区副参谋长曹动之等四千三百多官兵阵亡。(79)这就是所谓马家军易帜的真相。
李宗仁的另一怪论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云南等省，中共却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80)言外之意，是蒋介石养痈遗患。
事实上，云南是共方渗透最深的省份。抗战期间龙云荣任陆军总司令、昆明行营主任，却暗中勾结中共在五华山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电台与延安保持直接联系，中共南方局专派华冈赴滇洽谈。龙氏为割据自雄，竭力排斥中央系统军警，使之不能进驻昆明，且故意藉左倾知识份子力量牵制中央，乃将昆明变成反抗中央的舆论阵地，还对中共外围组织“民盟”的反政府活动出钱出力支持，其本人也秘密加入“民盟”。抗战胜利后，中央下令解除龙云在云南所有职务，他怀恨在心，乃透过各种渠道示意在东北戡乱的滇军将领潘朔端、黄子华、曾泽生相继投共，又让继他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将在锦州被俘洗脑后遣回云南的张秉昌等廿八名军官安插于省保安司令部侍机哗变。卢汉按共方指示，给中共“边纵”朱家璧送去步枪五百多支、机枪三十挺、子弹数万发。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卢汉还亲笔写了决心书托中共密使米一痕经香港飞北平送交周恩来要求共军迅速入滇，内外夹击中央军李弥、余程万部。十二月九日卢汉率部在昆明宣布投共，并扣押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还指挥滇军第九十三军与共军陈赓部、朱家璧“边纵”合围国军，使国府经营云南为反攻基地的宏图功亏一篑。卢汉还将国防部、联勤总部刚飞抵昆明的各级军官，自上将魏益三以下三千多人一网打尽，这一致命打击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连潜伏都失去希望。(81)
二四、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
李氏说中共无法渗透山东，简直在说梦话。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鲁西特委与鲁西北特委就发展了四千五百名党员，基层组织从县、区渗透到乡、村；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中共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发展到廿七万人，民兵七十一万人，攻占了四十八座城市。(82)
说中共无法渗透四川，更属语无伦次。胜利后严重打击政府威信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就发生在四川重庆。一九四七年中共地下党发动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游行迫使全省二分之一以上的学校停课。光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川东临时工委就在四川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华蓥山游击队的事迹还被写成小说《红岩》卖了三千万册，其作者罗广斌竟是国军驻川的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
李宗仁的歪曲事实，还表现在对中共暴政的美化与颂扬，以作为日后投靠的资本。他侈言：“虽然共产党现政权是有点蛮干，但中华民族至少是有十年没有内战了”。(83)他远隔重洋享用民脂民膏之际，竟对中国大陆亿万同胞所受的深重苦难充耳不闻。英国一九八九年版的《坚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第203页《大屠杀》条目下记载着以下血淋淋的数字：
“人类有史以来最怵目惊心的杀戮发生在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有两千六百三十万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丧生。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苏联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泽东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有六百七十万人被杀；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则有一千三百三十万人被杀。
“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处死117.6万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处死一百五十万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五○至一九五三)，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按：系指国军游击战士)’。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华民国行政院宣布，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至少有三千九百九十四万人被中共政权处死，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中共已经承认的文革十年杀害两千万民众的数字。
“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到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中共杀害。
“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的华克报告披露，自一九四九年到那时，有三千二百二十五万至六千一百七十万人死于中共屠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杂志宣告，中共已杀死六千三百七十八万四千名无辜百姓。”
坚尼斯世界纪录是当代最具权威水准的国际统计年鉴，她拥有数以千计的专职调查人员，她的触角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该书每年再版，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法律、教育、军事各个领域中广泛搜集最新资料，经核实后作出修订。可悲的是，以上惨痛的纪录自一九七○年版坚尼斯世界纪录问世以来，逾三份之一世纪始终未被纠正、修订或者打破。中共也从未对此血腥纪录表示异议。上述数字尚未包括八十年代以来历次“严打”运动、天安门六·四屠杀以及数以千万计的杀婴、杀胎儿纪录。李宗仁不能抹煞的事实是：中共用坦克、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并不是两支军队的交战，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政权曾经杀害过上亿的子民，也没有一个政权能如此做尽坏事又说尽好话，乃至统战它昔日的死敌来为自己歌功颂德。
二五、颂扬暴君苛政 同情乱臣贼子
“举世最大的饥馑发生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中国大陆，那三年间饿死了三千万人。”据一九八四年春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三年灾荒饿死了两千七百万人。但据一九八○年中共高级党校廿九省市党委书记读书班成员估算，饿死人口数字为五至六千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暴君如尼禄、希特勒、秦始皇、隋炀帝都未造就过的暴政。
自一九八四年至二○○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干盗窃一万四千四百亿人民币的公帑顺利运往外国；有一万七千名中小官员和六万六千名暴发户将九万四千亿人民币套汇移至外国。(84)李宗仁倘若泉下有知，一定会自叹弗如！
李宗仁咬牙切齿说“蒋先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按：应系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85)上述人等究竟都是何方神圣呢？史量才以《申报》财力接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九三三年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后，曾阴谋组织上海独立运动，欲以抗日为名，将上海脱离中华民国政府而自成偏安局面，自然为国法所不容。杨永泰是因向日本军方出卖中国军事机密，事泄后被军统制裁身亡的。(86)张宗昌死于被他枉杀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郑金声之子郑继成的复仇子弹。整个枪击案由韩复渠与石友三策划，旨在收编张的山东残部。孙传芳死于被他枉杀的兖州镇守使施从滨之女施剑翘的复仇子弹。唐绍仪有成立“军政府”反叛中央的前科，抗战爆发后密晤日酋土肥原证据确凿被军统人员制裁而死。李公朴、闻一多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擅自派人枪杀的，此事与蒋介石毫不相干。邓演达一九三一年八月与陈铭枢、杨杏佛在沪密谋军事叛乱，商定由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剿共，将部队从吉安往泰和趋赣州入广东，与广东部队合作在南方建立叛乱基地，并商定由邓去江西陈诚十八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发动叛乱，首先攻取南昌，同时发动武汉、西安、华北方面杨虎城、冯玉祥等一齐响应，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事泄后被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捕杀。至于赖世璜，是被李宗仁的心腹白崇禧以“反叛”罪枪杀的。(87)据王天培手下第十军中将参军孟绍濂回忆：“王天培第十军以久惫之师独当张宗昌、孙传芳联军，力尽援绝溃退，李宗仁在徐州坐视不救，不派第七军支援。是何应钦以擅自退却的罪名扣押王天培。张静江、吴稚晖恐王在南京不安全，遂要求蒋介石安置别处，蒋令移押杭州。不料蒋赴日不久，何应钦密令杭州保安机关秘密杀王。何杀王系报私仇，因王天培在贵州曾驱逐王文华，使何应钦失怙”。(88)蒋介石复职后，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政府明令昭雪，旋经军事委员会议决，照陆军上将阵亡例给恤廿年。可见前述：“借端枪毙”说，都是李宗仁睁眼说瞎话。
二六、心狠手辣枪毙王公度 草菅人命杀马君武妾
李宗仁口口声声指责蒋介石“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然他自己又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李宗仁以“企图在桂军开赴前线抗日之际阴谋夺取广西的政权”罪名，将他的心腹重臣、特务头子王公度及其亲信谢苍生、区渭文、韦干、陶宝垣、崔真吾等枪决，便暴露了桂系特务机关之残害百姓、鱼肉人民远甚于中央系的调统人员。
自一九三○年桂系反抗中央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王公度一直是李、白的红人，是猎人的功狗。一九三○年李、白集团成立秘密政治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一九三二年改组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一九三四年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都是李、白用来团结内部、对抗中央的秘密核心组织，旨在取代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在前期，王公度任书记，后期任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政治委员会委员。同志会的外围组织是王公度组织的“青年军人读书进德会”，入会者须向李、白画象举手宣誓“绝对服从领袖(指李、白)，严守秘密”，加入者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一九三一年王公度接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兼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省党部常委、中央军校一分校(南宁)政训处长、国民党广西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等等，连儿童机构都不放过，广西童军训练所成立时要兼任教育长。白崇禧在广西推行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政策，创始人就是王公度。不论军校、党政研究所、童训所和民团干部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组织同学会、通讯社。这些组织都由王公度及其亲信掌控，以执行情报搜集任务；李、白所设特务组织“乐群社”也任命王公度任常务理事。王公度被杀，原因之一是他为了搜集中央政府情报，竟同日本特务勾结，东窗事发后使李、白都感到尴尬；原因之二是王公度在桂系部队中搞秘密组织，惹得黄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等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他于死地。由此可见李宗仁麾下特务活动的猖獗。李宗仁杀王公度是杀“功狗”，目的在于讨好桂系军人兼向中央示好，藉以摆脱困境，更表明他草菅人命，心狠手辣。然这已成为李宗仁的一块心病。
据桂系一七○师师长、后来官至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许高阳遗孀黄纫秋回忆，她旅居美国新泽西州陪伴李宗仁夫妇打麻将的八年间，亲耳听到郭德洁同丈夫斗嘴：“你一天到晚佩服共产党，他们杀了你的弟兄与妹夫，你还要佩服他们。要回去，你回去，我是不回去的。”李说：“他们反对他(指毛)，自然挨杀呀！革命嘛！哪个不杀人呢？我也杀过人的呀！”黄写道：“我一听此句，忽想到王公度，即说：我不知你也会杀人的，那我要问你，王公度是不是你杀的呀？他听时一呆，问：你认识王公度吗？我说：你忘了吗？我结婚时原是请你作证婚人的，但那天你要开会，才临时改请王公度。我在南宁四年，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王的夫人对我非常同情，也是我仅有的朋友。后来我在南京听到王被杀的消息，感到非常难过！我打听他为什么被杀？他们说：你杀他因为他是共产党。但现在你自己又捧共产党，那王公度岂不死得非常冤枉哟！他(指李宗仁)一时语塞半晌，始说：他是什么共产党？我问：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杀他呢？李说：他想造反呀！这我不知，也未听别人说过。王死后，家产全被没收，王夫人与儿女靠乞讨度日……”(89)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程思远在其回忆录中特地为王公度之死耗费了十二页的篇幅，他披露：“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河滨度暑，有一天刘仲容问李宗仁：‘当年德公为什么杀王公度？’对此，李宗仁始终不吭一声。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因为从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五月这一段时期，李宗仁长期留粤，广西内部的事，他并不过问。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白崇禧突然向黄旭初提出王公度的问题，他也莫明其妙。后来在王案进程中，黄旭初、潘宜之一定在幕后低斟密酌、罗织罪名，竟使李无法保护王公度的生命，这一切，他怎么能够解释呢？”(90)既然对自己的心腹、桂系排名第四的王公度都如此刻薄寡恩，那就不难理解他为何纵容桂军抢掠强奸，甚至纵兵枪杀他的上司、广西省省长马君武的爱妾。(91)
卫立煌
二七、与内奸卫立煌同恶相济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宗仁的颠倒是非也表现在他对叛徒内奸的无限同情。曾任北平行辕参谋长的金典戎说，李宗仁驻跸北平时，和他比邻而居的有保定警备司令池峰城，其妾冯氏系共谍，专在池将军身上作策反工作，也直接间接从李宗仁身上得到许多情报。另一个与李宗仁来往密切的，就是第十一战区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心清，此人居然有胆策反司令长官孙连仲投共。李宗仁夫人郭德洁主掌的妇女会就窝藏了一批共谍，例如中共北平地下党财务负责人、鸦片贩孔昭福的妻子李媚兰将共谍张芸俊荐入妇女会，张以开设女子通讯社、出版妇女画刊为手段笼络了一班军政大员的夫人，藉以为中共刺探政、军、经情报。由于李宗仁和北平市长何思源极力标榜民主，广泛结交名流学者以沽名钓誉，共谍便格外肆无忌惮。
当时中共在北平负责学运的职业学生费迪生与清华大学教授吴唅紧密配合，在大学校园鼓动学潮。治安当局依法拘捕费迪生后，张芸俊径自找郭德洁说情，下令海甸警察分局放人，让他继续从事颠覆工作。(92)所以，当李宗仁说：“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沈阳，实犯兵家大忌……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个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93)时，人们就见怪不怪了。
查卫立煌长期与中共私通款曲，在战区司令部窝藏、输送了数百名中共特工。一九三八年冬，他秘密申请加入中共，由西安联络处红军总代表林伯渠指示：“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更大”。此后向共军运送大量军火器材、私下释放共谍杨公素、孟用潜、赵寿山等人。一九四八年一月他赴东北就任剿匪总司令，先向蒋介石伸手要了五个军的实力。可他到了沈阳就一直按兵不动，按中共指示“利用时机，做有利于革命的事”。当时林彪部在东北收编土匪、伪军、马贼一百三十万之众，连续发动七次猛攻，二月七日陷辽阳、廿六日占营口、三月十四日夺四平，卫立煌却一直不予救援。为此，蒋介石两次召他回南京催促出兵，他总是借故推诿，拒绝执行国防部打通沈阳向外交通线的计划。八月廿五日国防部拟就撤出沈阳兵力，渖、长、锦协力作战由大连、营口撤向关内之计划，已由蒋介石批准执行，倘计划成功，国军卅万精兵退入华北，尚大有用武之地，至少也能保住江南半璧河山，可恨卫立煌处处刁难。当时渖、锦、长三市补给全赖空投，而空投接济数极有限，长春饿毙者逾十六万人，卫仍无动于衷，他第三次回南京仍坚拒出兵解锦州之围。九月廿五日林彪率廿万众猛攻锦州，卫迟至十月八日始派兵增援，显已无济于事。十月十五日锦州失守，国军丧师七万人，第六兵团司令范汉杰被俘(按：时隔八年多，范汉杰在“战犯管理所”犹余恨未消，对李以匡大骂卫立煌是出卖东北给共军的大功臣，锦洲之败是卫氏按兵不救所造成。范汉杰被俘后囚禁于佳木斯监狱，受林彪酷刑虐待，与廖耀湘、卢浚泉等兵团司令一齐戴重镣六年之久)。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去沈阳监督军令时，卫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引导众将官反对出兵。十八日，蒋介石亲临沈阳指挥战事，但因戎机已误，终未挽回颓势，廿三日长春失守，十一月二日沈阳陷落，卫抢先登机撤回北平。他按兵不动是为了拉一点队伍，增加投共的资本，遂一手造成国军精英卅万人牺牲的惨局。有关卫立煌向共方拍密码电报出卖机密军事情报的细节，早由他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赵荣声著书(94)披露，连共产党都承认卫立煌吃里扒外，李宗仁还要声嘶力竭为卫鸣冤叫屈。赵荣声的回忆录在大陆卖了十一万本，当时在大陆当“客座教授”的唐德刚偏偏视而不见，不知他的学术良知何在？
二八、包庇叛徒 歌颂军阀
李宗仁指鹿为马的又一例是声称陈仪被捕法办是“蒋先生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欲加之罪”“蒋经国挟嫌报复”“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实全由蒋先生指使”(95)。李宗仁万万想不到，他对唐德刚胡诌的“先被枪毙以灭口”的陈仪小同乡、“闲散军官”胡允恭比陈仪多活了几十年，还与同时被陈仪派去煽惑汤恩伯的陈仪外甥丁名楠各撰一文──《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和《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在大陆报刊公开发表，还由台湾杂志全文转载。(96)丁名楠当时任陈仪的机要助理，他在文中坦承陈仪派他携带其亲笔信和另纸开列的五项条件去上海面呈汤恩伯，五项包括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根据共方标准改编所属部队等。丁名楠在陈仪公馆的客厅结识了曾任福建县长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允恭，胡还建议在五项上再加一条“开放长江若干港口，迎接解放军过江”，丁又上楼请示，获得了陈仪同意。一九四九年一月廿八日丁名楠到上海蒲石路汤恩伯公馆亲自将信交到汤恩伯手，一周后再次奉陈仪命持亲笔信去上海见汤，信中内容有二：一介绍胡允恭去见汤，二要汤委任丁为秘书。汤恩伯立即同意委任丁为秘书。丁回杭后，陈仪又叫丁送一封致李宗仁的“快邮代电”给汤恩伯看一下，内容主要是请求李宗仁调走浙赣路浙江境内沿线驻扎的国军和停止在浙江征兵。直至二月廿一日上午毛森率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人员到陈仪沪寓搜捕陈仪，他还乘隙示意在身边的女儿陈文瑛通知丁名楠迅即躲避。胡允恭的文章则说，陈仪从陈铭枢口中知悉胡允恭系中共地下党员后，即召见胡，经直接商谈，订立了几条口头协定，包括改编保安团队为两个乙种师援引解放军渡江、释放政治犯等。事后陈仪下令解散了毛森的五个戡乱大队，还将该队扣捕的一百多名政治犯全部开释。一九四九年一月胡允恭探悉汤恩伯态度有变，立即停止会晤汤，故避过了军警追捕。
倘若不是经济开放热潮迫使中共公开文史资料，那么李宗仁的“谤言”及唐德刚的“整理”恐怕至今仍要使蒋介石在黄泉之下蒙冤不白！孔祥熙家属的文胆李龙镳对此作了以下评论：“最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他认为蒋枪毙陈仪也是不合理的事之一，这恐怕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作如是观。陈仪自己尚且心里有数，自认必死无疑。事缘陈仪写信给他的义子汤恩伯，要他乘蒋去上海巡视时，把蒋扣起来，戴罪立功。按照陈仪的计划，老蒋的生命一定难保。这一步致命毒棋，无论换了历史上任何统治者，都会采取同样步骤，无余地可言，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蒋若不杀陈仪，是没有第二条路可选择，等于直接鼓励其他部下挟持上官作为投靠晋身之阶。此风可助长乎？这样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卖主求荣，实难得有人同情。”(97)
二九、与大贪污犯毛邦初狼狈为奸
李宗仁另一同恶相济行径是为大贪污犯毛邦初喊冤叫屈。他在回忆录中说：“政府即派员到美京空军购料办事处查帐，结果并无(毛)帐目不清的迹象，而对周将空军款项以私人名义存放香港银号事，竟亦置之不问。毛氏认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龄以毛邦初系蒋先生元配毛氏的内侄，故心存忌妒，遂怂恿蒋先生将毛邦初撤职，并勒令将当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该款既属渠私人名义所有，并无公款佐证，拒不接受……”(98)
从蒋介石机要室主任周宏涛日记可知，事实完全相反，毛案的起因系毛邦初向蒋介石检举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采购军机与航空用油有弊，又将四十万美元公款自美汇到香港私人户头。经查明，周至柔采购军机报价比毛邦初报价更低，而空军存于香港的历年结余军费并未动用过，且早已列入空军财监会的帐上有案可稽。蒋介石乃召毛邦初回国述职，并下令结束空军驻美办事处。然毛邦初在美国生活糜烂，挪用公款几百万美元存到瑞士的私人银行户头，另外买了两百万可兑现的美国不记名国库券，因畏罪而抗命拒办移交，且透过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抨击中华民国政府，以致影响了美国援华法案的顺利通过。一九五一年九月廿八日，周宏涛奉命与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查良鉴、总统侍从武官夏功权等一行五人飞美对毛邦初提起民事诉讼，经查次长对中国银行查帐发现，战后毛邦初在美国任职六年期间大肆挥霍，花光了五百八十万美元办公费，还超支卅八万美元，又挪用公款同一个华侨古董商合伙在芝加哥开设了一家商店，另外在美国西岸开了一家商行。十一月十四日，国府所聘律师入禀华盛顿地方法院，十日后美国各报均刊登李宗仁致法院函件，宣称他才是合法总统，毛邦初职务由他任命，蒋介石所代表的政府所提诉讼无效。十二月六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李宗仁访问记，他说他是中华民国总统，将会返台主政。十二月十日地院裁定毛邦初败诉。周宏涛返国前，毛邦初又派他的副手向惟萱上校驾车追撞周氏座车。毛氏眼看美国法院不可能支持他，遂在全案未审结前携款逃亡墨西哥。一九五四年六月，美国法院判决国府有权向毛邦初索还六百卅六万余美元。(99)
负责外交折冲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以一章(十八页)的篇幅澄清了毛邦初案。他说，经过六年在美国、瑞士、墨西哥三国法院提起诉讼，耗费巨万(光是在美国就聘了四家律师行)，陆续追回了约五百万美元，最后毛氏留下廿万元维持生活，同政府达成和解。(100)
毛邦初在中华民国最需要美援之时恶人先告状，直接影响到前线军事。明显一例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下旬，共军连续攻击国军驻守的浙闽沿海小岛时，守军暂处劣势，但空军油料购买遇阻，使得空军无法经常起飞支援。而李宗仁为了他个人争名夺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把风雨飘摇中的中华民国，在丧失大陆后辛苦重建的形象几乎破坏殆尽，故其人格是极为卑鄙无耻的。
三十、剿共虚晃一招 造假本事一流
李宗仁的血口喷人、无中生有，特别表现在对蒋介石人格的恣意诬蔑，他说蒋“对共军围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统治的省区内坐大”“共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可南下截击，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他还大肆吹嘘白崇禧指挥桂军在桂北边境以寡敌众，使得“共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101)牛皮吹胀了必会爆炸，广西版与香港版的“李传”都用脚注的形式戳穿了他的弥天大谎：
“据当时参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周游同志称：一九三四年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
“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
“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已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
“在兴安县城外收容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时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102)
三一、白崇禧冒领战功 李宗仁五子登科
白崇禧的“小诸葛”外号，只是李宗仁大吹法螺。六十万言的李宗仁回忆录，讳言桂南会战，因为“桂南系第四战区作战区域，这场战事当归战区长官指挥才合理。不料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建议由行营直接指挥，设指挥所于迁江县。一九三九年年底，调集两广地区四个军、中央系三个军加入会战，在昆仑关附近作战兼旬之后，中央才电令四战区长官张发奎于一九四○年一月上旬至迁江协同指挥。张到达时战事已失败，行营指挥所拟好撤退命令要张签署，并负指挥错误的责任。蒋介石不久即召开柳州会议整顿纪律，将白崇禧降一级，张被记大过。张发奎对此事很不满意。一九四二年张招待我与区寿年等晚餐，席间大骂白崇禧乱指挥，破坏指挥系统，招致大败(南宁失陷)。他说，在四战区作战序列另行设一个指挥机构，越级指挥，古往今来世界战史上是无前例的。当时他心情十分激动。”(103)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军使用六个师团、十二万兵力进攻长沙，长江上的日舰也向岳阳集中支援。战前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到株州要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部队撤退到醴陵、衡山、湘潭地区，将长沙以北含洞庭湖各县完全放弃。薛岳坚主固守长沙及湘北。白氏曰，长期抗战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不应作过早决战，而应保存实力，争取长期时间，更不可争功邀功，徒逞血气之勇。且湘北及长沙地形，利于攻而不宜守，因此种种，应执行命令，且战且退，放弃长沙以北，固守长沙东南地区。薛将军至此勃然大怒，指责白氏“第一不明抗战国策，枉为副参谋总长。抗战则必抗必战，乃能争取长期胜利；第二责白氏不读兵书，不读地图，不知长沙与湘北地形山岳湖沼，错综复杂，可战可守。今湘北工事坚固，民心士气旺盛，湘北道路已彻底破坏，敌我武器逐渐相等，敌为骄兵，我为哀兵，我党政军民同仇敌忾，正反败为胜、千载一时良机。若依你妙计，将九战区长官部及湖南省政府撤往邵阳，你之用意只是叫我们为广西看守门户，请问如何看守？广西有多少兵源、粮源？保有湘北，即保有湖南湘西，亦即保存了广西。今太湖鄱阳湖已失，仅余洞庭湖，如洞庭不守，何以足食足兵？如果湖南不守，两广湖北川黔亦难固守，请问你参的是什么谋？是否准备做亡国大夫？”陈诚见白氏无辞以答窘态毕露，乃转圜问曰“伯陵兄，你自信有胜算吗？”薛曰：“有。我已向委座及夫人保证，如不能固守长沙，决自杀以谢委员长，自杀以谢天下”。其后续谈作战方案，需要何项支援。白氏默无一言，陈诚乃饬开车而去。薛将军遂以重兵设伏于长岳公路两侧布一袋形阵地，而以小部队诱敌深入后，予以伏击侧击、夹击、追击战术，获得杀、伤日军四万余人之辉煌战果。日军败退后，白崇禧乃饬人先行通知衡阳新闻界及绅商领袖人物，乘夜车由桂林赶至衡阳发布战胜消息，大街小巷，鞭炮祝捷，报章以大字标题盛赞白崇禧之“丰功伟绩”，“指挥若定”云云(104)。由此可见李、白人格之卑污。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我任北平行营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105)据金典戎回忆：“李宗仁在外貌上虽显得一派忠厚，但他的权力欲和领袖欲却特别强盛。北平行营表面上指挥第十一(孙连仲)、第十二(傅作义)两个战区，实际上不能过问受降事宜，也不能直接指挥军队，所以行营和战区长官部权力上的争夺战集中在北平的敌伪产业、接收下来的物资以及一切生财有道的工厂企业。为此，李宗仁刻意架空忠厚老实的孙连仲，另组一个敌伪产业调查委员会，将对敌伪产业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在行营手上。北平是有名的住宅区，又是仅次于南京的军政中心，敌伪要人的住宅很多，经调查检举被查封的房产与物资不下千余起。这些被冻结的东西，想启封解冻，就要靠法币与金条”(106)，如此这般，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李宗仁在北平行辕(营)三年，能撷取故宫宝物十大箱了。
三二、扶植重用共谍刘斐郭汝瑰韩练成
在研究李、白的罪恶一生时，人们发现戡乱战事期间长期在国防部执掌作战机要的刘斐、郭汝瑰、韩练成尽皆李、白扶植重用的共谍。刘斐是白崇禧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回国后由白崇禧破格提拔官至军令部次长，“在一九四六年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报，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107)郭汝瑰受白崇禧赏识，仅一九四七年就一年三迁，由国防部第五厅厅长而第三厅(作战)厅长而徐州陆总参谋长，在四年戡乱战事中，他与共谍任廉儒接头一百余次，提供了历次会战的绝密军情，帮共产党打败几百万精锐国军。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以军长身份故意将四十六、七十三军引入共军口袋，导致这两个军覆灭。事后他又和白崇禧唱和，指责陈诚指挥无能，致使陈氏由参谋总长降为东北地区的指挥官。一九四九年行政院把张治中等五人求和代表团名单交李宗仁批准时，李特意加上刘斐的名字(108)。另据黄纫秋证明，郭德洁对李宗仁的部属和武官最欣赏者就是刘斐。(109)这就不难明白，几百万国军怎样兵败如山倒了。从李宗仁口述的回忆录中，人们可以看到他是如此歌颂军阀，包庇叛逆的：对土匪出身的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赞为“无大过可言，治绩比蒋先生颇有足多者”；对助纣为虐、协助陈逆炯明率军围攻总统府逐走孙中山、与革命军鏖战四年数度攻打革命大本营广州且充任北洋政府所委潮梅护军使、粤军总指挥、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的叛徒林虎，则誉为“勇敢善战，磊落光明，廉洁自守，用人不疑，影响我一生做人处事实至巨大”；只因李宗仁本人在林虎部下任过中尉排长。林虎的反复无常、离经叛道，也确实对李宗仁叛变投共有所启发与影响。后来，当共军逼近陪都重庆、李宗仁专机飞昆明时，他每晚都与云南省主席卢汉谈至深宵。其时，卢汉虽建议由二人联名发电诱蒋介石赴昆明，趁机扣押蒋介石施以凌迟酷刑，李宗仁只为担心卢汉会把他自己也一并捉起来献给中共邀功，才婉拒了。(110)
最不可思议的是李宗仁将赋性桀骜、狂妄自大的美国人史迪威吹捧为“赫赫的战将”(111)可是翻遍这本六十万言厚书，未见李宗仁说出史迪威有何“赫赫战功”。此人毕业于军校后，曾充任美国根据辛丑和约而派驻天津的占领军之语言教官，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曾任驻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营长，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罗斯福将这位生平从未打过一仗的史迪威介绍给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是一大失策。由于史迪威的指挥失误，拥有优势装备的英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要劳动国军第卅八师前往救援，英军脱险后他又置数万国军于不顾，擅自离队入印度，致使国军最精锐的部队不能回援危急的豫湘桂战场，为了帮助史迪威报仇雪耻却陷身印缅丛林，而我们自己因兵员不足损失了廿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一百四十六座城市、三十多个机场，牺牲了装备窳劣的近六十万军队，使六千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遭到烧杀掳掠。在中国抗战最艰困的日子，他将原在中国战区作战之美国第十轰炸机队全部调埃及助英作战，且拒绝将租借法案下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两架运输机转交给中国空军；不肯向华盛顿代转中国前线五百架飞机之作战计划、中印空运每日保住五千□数量之承诺；在豫中会战吃紧时，蒋介石电史氏借用五百□汽油与停泊在成都机场的二百架驱逐机，史氏悍然拒借。最令人发指的是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他曾五次压迫、三次要挟中国政府，以停拨援华物资相威胁，逼我远征军出击，令他成为丛林英雄。当华东战事最危急之际，他以租借物资分配人之身份，对已运至昆明可供华东战场使用之物资拒绝放行。日军逼近桂林时，中国远征军在怒江前线与日军恶战，蒋介石欲调部分远征军回援黔桂，史氏竟亲飞桂林自毁美军机场，甚至要将美援武器直接援助共军。像这样一个危害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跋扈洋人，只有中共崇敬他，可李宗仁偏偏要吹捧他，岂不是与全体中国人民为敌吗？
三三、投共是因为不甘寂寞
李宗仁论及沈鸿英时，称其“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论及刘震寰则称之为“反骨仔”。(112)这可以说是“夫子自道”。据刘仲容回忆，早在西安事变前，李宗仁就与中共有所勾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李、白接张、杨电报，要求速派代表一人到西安商量要事，刘遂于事变前五日到达。事变发生后，刘以广西代表身份在西安公开活动。中央军进驻西安后，刘仲容秘密赴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并答应秘密接待中共代表团赴广西见李、白。此后，张云逸到广西，受到李、白秘密接待。抗战爆发后，刘仲容代表李、白长驻延安一年多。一九三九年刘离延安时，毛泽东亲函介绍刘给在武汉的周恩来，为中共军委会情报科做地下工作。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十四年，官至国防部参议。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八日奉李、白派遣秘密北上向毛泽东乞和，向毛周汇报长达七小时。此人两次北上，来去安全，均系李宗仁向毛泽东担保。
从李氏自述知，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就决定赴美治病，但十二月五日才办妥签证，美国驻华代办师枢安则坦率对外交部北美司长陈岱础说“李代总统出国时，美国方面并不欢迎，后因他是出国治病，也就未便拒绝。”据周宏涛记录，李宗仁抵香港后态度数变，起初解释赴港的理由是与蒋介石之间政见不合及蒋介石即将复职，随后于十一月廿四日再致蒋介石一函，坚称要赴美治疗胃疾。廿七日晚上白崇禧致电蒋介石，称李宗仁“决心解除代总统职务请钧座复总统职”。次日李宗仁得悉美国终于准许他赴美，态度又变卦了，他以亲笔函致蒋介石，称“在私为根治旧疾、在公则实欲藉此争取美援以期能解除今日我财政上之极度困难”，连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丘昌渭也对此种行径极为愤慨，强调不能以国家名器做任何人在国外的护身符。(113)
在竞选副总统的日子里，李宗仁以公帑招待近三千名国大代表，让他们免费在五、六家饭店、酒家大吃大喝，一日三宴外加娱乐活动。(114)然而流亡美国后，失去了国库这棵摇钱树，他就不能继续挥金如土了，“起初带着一大堆随员，光是食、住、行三样就够头疼了。为了昙花一现的风光付出的代价不但得不偿失，且很快就产生坐吃山空的烦恼了，这才开始节流，遣散随员，搬到较纽约生活程度低的新泽西州，花三万美元买了一栋小平房”。郭德洁素以吝啬见称，“每周煮一锅饭，一碗菜，且是一成不变的碎肉炒青豆，放进冰箱就解决一星期的民生问题”“两个儿子，一是嫡出，一是抱养，两个儿子都因爱母而仇父。在李最凄凉最需要亲情安慰的岁月，他获得的是冷冰冰的反应。仅凭此点，美国对他确系毫无留恋的地方。在大陆至少还有些亲朋故旧可闲话桑麻，共叙家常，这也是吸引他回国的原因之一吧！一个在政治舞台上轰轰烈烈数十年的人物，突然变得有国难投无家可归，被迫生活在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寸步难行的环境中，既无家室温暖，也无天伦之乐，终日看报面壁，面壁看报，度过形同幽禁长达十六年的岁月，暮年他的心情苦闷岂是局外人所能体会？”(115)
三四、十二万美金出卖人格与灵魂
“因久处高位，对世俗人情也日渐生疏，故在投资方面很容易受骗，先是玩股票被一广东华侨蚀了一大笔，后又投资一位开旅馆的广东人，无端端蚀了五万美元。可见他很容易受骗。他由反共、亲共到投共的转变也是如此，他看的报章杂志是清一色的左倾刊物，最糟糕的是他对那些一面之词照单全收从不置疑，故不知不觉地自动洗脑。他读了太多的中共宣传品，走火入魔地单相思”。这是他投共原因之二。
“刘仲容告诉我，李宗仁回国是他奉周恩来之命暗中策划的，因程思远在港生活困难，写信向他求援，他寄了一笔钱给程，要他回国看看，并介绍程见周恩来。几次会见之后，周要刘先给李宗仁二十万美金现钞，设法交到李手，不要经过银行与外人。周说：我们知道李宗仁是在美国熬不下去了才想回国的，故先给他一笔生活费。”(116)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国致函香港的程思远起草《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就是迫不及待洽降的信号。同年五月他让程思远秘密北上，向中共表达了他想归国的愿望，然中共怀疑他还想回去发展第三势力搞局，故此事延宕了十年之久。李在北平行辕时，曾向故宫博物院借用一批大内书画作装饰，当选总统后未予归还，一九四九年冬携去美国。据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担负与李宗仁日常联系并陪他外出参观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坤披露，李宗仁“曾将自己收藏的一部分书画作品送回国，声称当年自己是花了十一万美金购买的。但其实不少是赝品，按当时的价格，顶多值三千美金。毛泽东得知这件事，答应给他十二万美金，并说：‘这是一笔政治账，我们做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要十一万，就给他十二万’李宗仁拿到这笔钱，很满意地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党中央经过认真分析，认为欢迎李宗仁归来的时机已经成熟。周总理特意嘱咐事先向台湾当局打招呼，证明我方仅视李宗仁为爱国人士(按：不视作谈判对手)以免引起误会”。接着，程思远赴瑞士苏黎士向李宗仁提出“四不过五关”条件，即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过好思想关、政治关、家庭关、社会关、生活关。李宗仁全部同意，中共才安排他回归。宋坤对四不的解释是“如果不摆脱美国的关系，出现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言行，以他的影响，是要惹出麻烦的。鉴于李宗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不宜由他出面在中美关系上做什么事情；李宗仁是蒋的政敌，如果由李宗仁来插手台湾问题，必然要导致海峡两岸关系的复杂化，正如周总理所说，已经告诉了台湾当局，我们不会利用李德邻反蒋，所以李宗仁归国后不能插手台湾问题；就第三势力的问题来说，李宗仁曾经热心于此，在这上面花费过不少精力。后来他组织第三势力的活动失败了，既然是要归国定居，理所当然要彻底断绝这种念头，不能再搞第三势力、走什么第三条道路了。”(117)
郭德洁去香港晤程思远与收钱，还找了个算命的，对方说她是正宫娘娘的八字呢！“算命的说，李宗仁要东山再起呢，说不定蒋介石想开了，或者毛泽东上了西天，当然是李宗仁重登宝座呀！”甚至窗台上盆景开花她也说是铁树开花，幻想她能得回那失去的天堂！
李宗仁回归的爆发点，是那年郭德洁查出罹患癌症，她不舍得在美国动用私蓄支付昂贵的医疗费，而期望能倚靠大陆高干的特殊医疗待遇而出现奇迹。还有一种对外解嘲的说法是“要拯救他的部下和亲友。自他回归后许多部下和亲友都获平反而找到了好工作”。
然而不巧的是，他投共后正值文革动乱，他在抄家潮中度过了三年半心惊肉跳的岁月。郭德洁死后，中共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党”案件，称郭德洁是美国特务组织梅花党的负责人，奉中情局派遣赴中国大陆与高级战略特务王光美联络，以梅花型胸针作为联络标志。此案牵涉高干甚多，成为文革十年的大型冤案之一。至于李宗仁本人，则是被共方用慢性毒药毒死的。(118)据刘仲容说，李一回大陆，刘与他寸步不离。刘的任务是每天要记下李的言论及所见的客人，故直到深夜才能回家。李宗仁夫妇回大陆，仅享受了短暂的风光，却成全了程思远的富贵荣华。(119)
三五、反复无常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军阀政客
据宋坤回忆，他陪同李宗仁拜谒廖仲恺墓时，李曾大骂：“老蒋是流氓，先杀廖先生打击左派，后来又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及蒋介石“发动三月廿日中山舰事变”。(120)关于刺廖案主犯张国桢、梁士锋、杨锦龙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审判长本系周恩来。破案经过是，张国桢等人在广州大塘李福林私宅举行颠覆国民政府的会议，廖被刺身亡后，李福林怕东窗事发，于是出面自首。这样一个早已水落石出的旧案还要翻出来诿过蒋介石，真系颠倒是非。
至于中山舰事件，近年公布的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惠僧、陈公博、张国焘等人回忆录、季方报告、黄珍吾报告、欧阳钟报告、陈孚木回忆录等等显示，蒋介石根本没有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过调舰命令，矫蒋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幕后主使人是西山会议派、广州市政委员长伍朝枢、孙文主义学会这三方面，而欧阳钟的后台则是其叔、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是“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一面唆使侄儿矫令，一面向蒋介石谎报李之龙谋叛，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事后，蒋介石查出事涉欧阳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欧被处死。事发时，蒋介石在日记表明，他以为系汪精卫摆布与陷害，欲让李之龙出动中山舰绑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后，蒋、汪之隙已成，且绵延十一年。”(121)其间蒋、汪时分时合，最后导致汪氏投敌叛国。弄清史实、拨云见日的《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曾被中共党史与理论权威胡乔木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意谓此文作者杨天石在历史研究领域拨乱反正，已证明“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曾发生过一起宪警冲突，荷枪实弹的宪兵杀死上海交通警七人、伤七人；无辜行人死四人，伤二人。这宗发生在繁华市中心金都大戏院的惨案激成全市警察大罢岗，整个上海交通枢纽宣告瘫痪，中共上海地下党乘机煽动警察组团赴京请愿，还编印《伸雪报》，扩大事态打击政府威信。事值美国特使魏德迈到沪，影响极坏。蒋介石遂下令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等大批中央大员到沪查办。军法审判结果，因掌掴警察并首先开枪的罪魁祸首、宪兵排长李豫泰竟从宽发落，仅判徒刑二年，只因他是李宗仁的侄儿；另枪决上等兵罗国新顶罪。警察方面两名分局局长被撤职。(122)
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李宗仁确实做到以德报怨、仁至义尽。
李宗仁的人品究竟如何呢？据黄纫秋文章披露，李宗仁侨居纽泽西期间“来访的客人不少，同一些同病相伶的失意官僚政客，一谈就是几小时，自然全是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如：某大员坐拥数十万精锐而不堪一击；蒋介石临阵换将和遥控指挥，以致失败；某人丢了东北，蒋居然不加追究……美国人眼光狭隘，缺乏远大眼光的政治家，若他们竭力援华，怎会发生韩战呢？这样的谈话多是与志同道合的人士，但若是李怀疑来人是亲台或别有用心的，李的论调就变了，什么我与蒋先生虽然政见不同，但私交毫无芥蒂，到底我俩为革命共同奋斗几十年，同甘苦共患难。大陆之失，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归过于他一人……个人的荣辱不算什么，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我现在真感无官一身轻云云。可见李宗仁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政客，他说的话多数不能置信。
对于李宗仁的上半生，陈存恭教授有如下评价：“李宗仁对北伐后第一个大动乱难辞其咎，他隐瞒了许多要点，刻意将挑起战祸的责任反而归诸鲁涤平及中央，未免荒诞。最不幸的是北伐后的秩序因此打破，此后兵连祸结，从十八年打到十九年。冯玉祥既与桂系先有勾结，势非决战不可，而阎锡山在众多反叛份子怂恿鼓励下动兵，这些地方军系或为保持并扩大割据的地盘，或为争夺中央的领导权力，先后叛变，形成北伐后的大动乱”。(123)唐德刚氏虽然阿谀逢承李宗仁“不是反反复覆、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党棍官僚或市侩小人”“算个德胜于才的君子”(124)，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椿国民党党军自相砍杀的内战，实导源于一九二九年初之武汉事变。其后接踵而来的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实是武汉事变所触发的连锁作用，而李宗仁正是这事变的两造之一──也可说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说是罪魁祸首。中华民国十八年如果没有这一役讨桂之战，则后半世纪的中国，该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125) 。李宗仁难逃历史罪责罪责。
三六、首鼠两端 左右逢源 学风妄诞 永远有理
《李宗仁回忆录》的撰写，耗用了近六年光阴，唐德刚自称是他此生“用功最深、费力最大、呕心沥血”之作，全书完稿于一九六四年，却人为地延宕到一九八○年由中共在大陆首印，亦即在先总统蒋介石逝世五年后才抛出，所有李氏渲染描述的“广州梅花村训蒋的过失和罪恶”等等均已成为孤证，失去了当事人印证的机会。虽然唐德刚声言已将李宗仁的聊天纪录“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所记载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门烘托出来”(126)，但这部唐氏自诩“势必永传后世的民国信史”，却大多数事件、情节不注明时间年月，这就为该传主的歪缠、颠倒因果、巧言令舌打下了埋伏。
李传英文版导言说，此书“是一位历史制造者和一位历史家的合著”(127)，唐德刚则自夸此书“势必永传后世”(128)，倒反而李宗仁说了一句“让后世史学家去细细探讨”。(129)然而读者不难发觉，唐德刚的行文是有两手准备的。他既说“全篇立说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参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辞”(130)，又说“著述史料之搜集、写作计划之拟订，新式史学方法之运用与全部文稿之撰写等等，则全是我一手包办的”。(131)既说此书“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底最忠实的报导”(132)，又说“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133)；既说“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134)，又说“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15%是他口述，85%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135)既自夸“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底最完备的纪录”(136) “是鲜有其匹、全始全终的一部当国者的自述”(137)，却又称：“老实说，这部书上所有的重要关节，很少我是不能在著述史料中提出注脚的。”(138)其言之“反复无理”，昭然若揭。
唐德刚在撰写过程中也常常是颠三倒四，自我掴掌。譬如“据个人探索，我也认为逼宫之说有点过甚其辞”(139)，却又断言“李氏岂能无‘彼可取而代也’之心”。(140)这种种显示，自称历史学家的唐德刚氏所秉持的学术信条就是：首鼠两端，左右逢源；正反论点兼蓄，因此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这一种学术掮客的投机耍滑学风被他携入大陆，灌输到万千少不更事的青年学子脑海中，误人子弟已经整整一个时代。
然而，唐德刚的大作，只会误导一些读书很少的、与世隔绝的年青人，以及毫无历史常识的文化奸商(如成露茜之流)。象李宗仁回忆录这样的谤书尽管销售一百多万册，但总有被人拆穿西洋镜的一天。君不见大陆上新华书店的“毛选专柜”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吗？想当年毛选印行十亿册以上，不少家庭拥有七、八套之多，其中有官方强迫人民购买的，也有各单位作为职工福利馈赠的；然曾几何时，四人帮倒台，工厂、学校、街道大扫除时纷纷将毛著成捆成捆装上大卡车送去废品回收站，如今要在普通民居找到一本毛著已是难上加难。《李宗仁回忆录》从畅销到被人们唾弃，当也可作如是观！
三七、夏志清、宋淇、苏雪林对唐德刚……
（该节为本刊全部删除）
注释：
(1)
(1)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原载唐著《史学与红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页一七四。
(2) 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档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页三三一。
(3) 陈存恭《从李宗仁回忆录论新桂系与中央的关系》，载《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第一辑，中华民国国史馆编印，一九八六年六月版，页二六八。
(4) 郭冠英《张学良口述史腰斩的经过》，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九卷第五期，页六十七。
(5) 同(3)，页二六七、二九○。
(6) 同(3)，页二二四。
(7) 同(1)，页一六四。
(8) 唐德刚撰《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版，页六二三、六三○、六三三、六三九、六四七。
(9) 同(8)，页六三五。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五册，页八三九，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版。
(11) 同注(10)，页八四四。
(12) 同(8)，页六○八。
(13) 同(8)，页六○○。
(14)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载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一九八六年版，页十--二十八。
(15) 刘仲容《白崇禧逼蒋下野前后》，载《新桂系纪实》下册，页一一七。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九九○年十月版。
(16) 朱振声《汤恩伯与保卫大上海之战》，香港《春秋》杂志第三○八期，页二六。
(17) 周宏涛 《蒋介石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二○○三年九月版，页一一九、一三○、一五四、一五五、一八四。
(18) 同(8)，页六二四、五九六。
(19) 同((8)，页六三七。
(20) 《李宗仁的索权逐蒋计划》，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页四七八--四八六。
(21)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页八六。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22) 同(15)，页一一六，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
(23) 同(17)，页四一四、八六、九二。
(24) 陈存恭访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编印，一九八四年五月，页八七八。
(25) 同注(8)，页六五五。
(26) 同注(10)，页八三五--八八七。
(27) 东方绿《小诸葛白崇禧与华中之战》，《春秋》杂志第四○三期页十二。
(28) 宋希濂《白崇禧怎样逼退蒋介石》，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六期，页四十七。
(29) 《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三年一月版，页二六一。
(30) 蛰翁《西南大撤退之际白崇禧竟毫无作为》，载《春秋》杂志第四五四期，页十三--十四。
(31) 政海清客《李宗仁代总统前后》，载《春秋》第卅六期，页八。
(32) 同(17)，页一三九--一四○。
(33)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十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二○○二年版，页二五九。
(34) 同(33)，页二八二。
(35) 同(33)，页二八四。
(36) 阮毅成《与王云五先生谈金圆券》，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二期，页二十。
(37) 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台北独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版，页二三七--二四○。
(38) 据一位接近李宗仁与孔祥熙家族的香港商人李龙镳披露，李宗仁携往美国一百多万美金，多数由其长子李幼邻掌控，其中财政部长刘攻芸拨付三十万美元、华中剿总公帑三十万、广西财政(存于香港银行)二十万、广西钨矿存款二十五万、李宗仁宦囊十八万、郭德洁私蓄八万。他在北平行辕任上，撷取了故宫宝物十大箱，均存放于纽泽西州住宅的地库，其中有不少是徐悲鸿的名画。郭德洁亲口对黄纫秋承认，李宗仁出国前，刘攻芸给了卅万美元，为此，刘丢了官，还挨老蒋大骂一顿。又据黄启汉文章披露，财政部要中央银行拨给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大洋四百万，由于央行没有这么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一万五千两黄金折价，派专机运去汉口给白。此事由央行业务局白怀民透露。一九六七年十月黄启汉到北京最后一次见到李宗仁时，李亲口证实确有其事，还说白曾托他问询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有无办法帮他把黄金运进香港。[ 同(14)，页三九)。
(39) 同(8)，页四四五、六七六。
(4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一分册，页一九七，中华书局出版。
(41) 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研究》，系二○○二年八月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42)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页二○九、二一七。广西师大出版社二○○四年五月版。
(43) 同(8)，页四○二。
(44) 同(8)，页四四七。
(45) 钟卓安《陈济棠》，页二○九--二一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版。
(46) 《李洁之文存》，页三○三。广东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一九九○年九月版。
(47) 同(3)，页二五○--二五一。
(48) 同(8)，页四二五。
(49) 同(8)，页四一七。
(50) 同(20)，页五五八。
(51) 《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同注(20)，页三○三--三四九。
(52) 陶然《胡汉民被困汤山内幕》，载《春秋》杂志第六八七期，页三三。
(53) 黄旭初《东游见闻再记》，载《春秋》第三二○期，页一六，一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54) 同(8)，页五○二、四八三、四七一、四九一、四九○。
(55) 卢汉《第六十军赴徐州作战记》，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二○○○年十二月版，页一六五--一六八。
(56) 同(1)，页一六八。
(57) 同(8)，页四七八、四七九。
(58) 李以匡《亲历台儿庄大战》，载《传记文学》第七十二卷第四期，页五二。
(59) 伤亡统计引自共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会合编之《警备大上海》一书，页九。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发行。
(60) 同(8)，页五五六、五八九。
(61) 蒋纬国撰《历史见证人的实录》第三册，页一三一，台北青年日报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62) 士心《陈诚副总统二三事》，《春秋》第一八六期，页十四--十五。
(63) 同(8)，页五九○。
(64) 白先勇《父亲的憾恨》，刊香港《素叶文学》第六十八期，页四三、四七、四九。二○○○年十二月版。
(65) 金典戎《哈尔滨灯火在望》，刊《春秋》第六十九期，页七。
(66) 同(8)，页六四七。
(67) 王禹廷《胡琏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版，页一四五。
(68) 《顾维钧回忆录》，页八九四。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六月版。
(69) 同(8)，页六四二。
(70) 顾维钧回忆录也提到：“一个刚从台湾和广州回来的人，把广州描绘成一个放荡坠落、道德败坏的地方。那里有一种绝望和醉生梦死的气氛。据说人人都盼望三样东西来帮助拯救中国：美国的援助、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出现奇迹。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想工作，也不想战斗”。同(68)，页八三○。
(71) 同(68)，页八二七。
(72) 同(68)，页八三○。
(73) 同(8)，页五六三。
(74) 李龙镳《延安巧妙利用美方的一次战略空运》，刊《春秋》第八四○期，页十一--十六。有关美国帮助共军将高级将领空运到内战前线之事，也可见《聂荣臻回忆录》，页五二六。
(75) 同(8)，页五二二。
(76) 同(8)，页五九四。
(77) 马不羁《徐蚌会战见闻录》，刊《春秋》第一一一期，页十六。
(78) 同(8)，页六四七。
(79) 一野战史办公室《西北大剿匪》页四、二七、四三○。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
(80) 同(8)，页五四二。
(81) 同(33)，第十一辑，页四九九，云南绥靖公署高参刘文潮《云南起义前后的见闻》。
(82)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页六五○，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
(83) 同(8)，页六二○。
(84) 《博讯网》二○○四年五月十四日报导。
(85) 同(8)，页五四三。
(86) 事见魏肇权《杨永泰被刺之谜》，载北京《法制文学选刊》一九八六年七月号。
(87) 辛平编著《民国将领传》，页三一五。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版。
(88) 孟绍濂《王天培之死》，同(33)，第三辑，页八五六。
(89) 黄纫秋《我所认识的郭德洁--兼谈李宗仁在美国的寓公生涯及回大陆前后》，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四期，页九三。
(90) 程思远《政海秘辛》，页一○四--一一五，《王公度案内幕》，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版。
(91) 同(8)，页九七、六五、八六、一一四。
(92) 金典戎《李宗仁主持北平行营时国共间谍斗智纪实》，载《春秋》二○八期页十五。
(93) 同(8)，页五九二。
(94)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版。
(95) 同(8)，页六二五。
(96) 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一期页十六--二十。一九八八年元月出版。
(97) 李龙镳《论孔祥熙为国理财为功为过？》，载《春秋》第九一九期，页二十。
(98) 同(8)，页六二二。
(99) 同(17)，页三一三--三三五。
(100) 同(68)，一○○○--一○一七《毛邦初与周至柔之争及这些问题对美国援华政策的影响》。
(101) 同(8)，页六七六、四二七。
(102) 同(8)，页四二八。
(103) 李以匡《记张发奎将军在抗日战场的轶事》，载《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一期，页五四。
(104) 陈梦因《儒将薛岳百岁荣寿》，载《大成》第二五三期。
(105) 同(8)，页五六九。
(106) 金典戎《李宗仁孙连仲斗法记往》，载《春秋》一九五期，页四。
(107) 程思远撰《深切怀念刘为章先生》，载刘沉刚著《刘斐将军传》，民革团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版，页十三。
(108) 同(8)，页六一五。
(109) 同(89)，刊《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三期，页三三。
(110) 同(8)，页六七五、五六、六六三。
(111) 同(8)，页五三三。
(112) 同(8)，页一二六、一二九。
(113) 同(8)，页一九七--二○四。
(114) 同(70)，页八四三。
(115) 黄纫秋《李宗仁回国投共前见闻》，载《传记文学》八十二卷第二期，页一四。
(116) 同(89)，页九六。
(117) 宋坤《追忆李宗仁归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四○辑《统战史话》栏，文史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
(118) 同(1)，页一九三。
(119) 同(89)，页九六。
(120) 同(8)，页二一一。
(121) 《中山舰事件之谜》，载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页一○七--一二九。
(122) 柳和清《金都血案亲历记》载《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十二辑，页二○八。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二○○一年十二月版。
(123) 同(3)，页二四二。
(124) 同(8)，《序言》页七、八。
(125) 同(8)，《序言》页四。
(126) 同(1)，页一六八。
(127) 同(1)，页一五三。
(128) 同(8)，《序言》页九。
(129) 同(8)，页六三九。
(130) 同(8)，《序言》页八。
(131) 同(1)，页一五二。
(132) 同(8)， 《序言》页一。
(133) 同(1)，页一六八。
(134) 同(1)，页一七一。
(135) 《文学与口述历史》，同(1)，页二五。
(136) 同(8)，《序言》，页一。
(137) 同(1)，页一五六。
(138) 同(1)，页一七五。
(139) 同(1)，页一四八。
(140) 同(8)，《序言》，页六。
(141) 夏志清《谏友篇--兼评唐德刚《海外读红楼》》，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九卷第二期，页四二--五三。
(142) 宋淇《未识其小，焉能说大？》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五期，页四九。
(143) 苏雪林自费出版的文学评论集《犹太之吻》。
(144) 唐德刚《我犯罪了，并无解说》，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五期，页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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