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3日 星期五

文革后续

 文革后续

华国锋主政（1976.9 - 1978）

主条目：揭批查运动、中共十一大和两个凡是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中国共产党主席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并在同年10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呼吁结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255]。

1976年10月18日，怀仁堂事件后不久，华国锋领导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向全体党员传达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一系列指示，说明党中央同四人帮斗争之经过以及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指导开展“揭批查运动”，其中“揭批”指在全国范围内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查”指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运动从1976年10月持续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上台[256]。1976年10月24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民间音乐人士创作《祝酒歌》。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257]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华国锋在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258]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先后接替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的职务，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中共十一大选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59]。在此次会议上，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宣布，历时十一年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但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258]。华国锋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但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为纲[258]。

华国锋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260]

邓小平取代华国锋（1977.7 - 1978.12）

主条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大讨论
参见：邓小平和中共八大元老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逐渐夺回在中共内的领导权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对文革进行了1975年整顿[261]。1975年11月起，毛泽东、四人帮等人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1976年4月，邓小平因为“四五天安门事件”被撤职。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262]。同年8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党内排名第三的领导人。

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邓小平与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等人以此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广泛的“真理标准大讨论”[263]。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264]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至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并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确认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同时支持邓小平当权的陈云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文革初期被撤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在三中全会上被恢复，由陈云出任第一书记，同时在1966年成立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被撤销。

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指出康生对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进行了篡改，强调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265]。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的亲信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在会上辞职并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五中全会恢复了在1966年被废除的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出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支持改革开放的万里和谷牧也进入中央书记处。同年9月，赵紫阳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而抵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陈永贵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266]。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迫于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的压力，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分别由胡耀邦、邓小平接任，同时支持改革开放的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的权力格局也变为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双峰政治”[267][268]，并一直持续到1995年陈云逝世。

对文革的否定与清算

邓小平与拨乱反正

主条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理三种人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
196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者田汉被迫害致死，此后国歌歌词被禁唱，只能由乐队演奏旋律，直至1982年底恢复[269]。

邓小平上台后，1977年9月即提出要进行“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并与胡耀邦等人积极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截止1982年底，全国范围内共平反了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270]。1979年起，数以千万计的“黑五类”成员及家属获得平反或“摘帽”，消除了身份歧视[270]。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271]。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1号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最后在1981年1月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自1970年就被捕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1982年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八二宪法》。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272]，邓小平讲话要“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与此同时展开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这一时期，政府对支持文革的人士进行了逮捕和监禁，例如1985年一位鞋厂工人因张贴海报夸赞文革及其期间的成就而被判处十年监禁，之后又离奇死亡[273]: 46–47 。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4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再次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争议及局限性

主条目：拨乱反正 § 局限性和争议和文革遗毒
位于辽宁省丹东市的一座毛泽东雕像

在拨乱反正期间，中国共产党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饱受争议[101][102]。1980年代，中国大陆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倾运动，有学者认为这些运动是文革的“回光返照”[274][275]。也有人认为，虽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但该决议并未彻底清算文革的罪错、未能进行深度反思，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文革彻底清算将会影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开展[101][102][276][277]。此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历来充满争议。1979年起，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发动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但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打压[278]。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不许否定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67][279]。

另一方面，文革中还发生了许多大屠杀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领导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仅受到了轻度的处罚（如有期徒刑或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这在部分地区引起民愤，亦有民众前往北京上访[280][281]。与此同时，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学者曾公开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历史重演；该呼吁获得不少民间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282][283]。

改革开放

主条目：改革开放
参见：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和文革2.0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中国社会经济复苏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284]。中共认为，改革开放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直接步入长期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来掩饰实质上的路线变动[285]。

2012年底起，有学者指出，习近平上台后的许多言论和举措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复辟，譬如推崇个人崇拜、煽动民族情绪、背离宪政主义，还有人认为这有可能将中国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286][287][288][289]。而在2021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继续否定文革后，多间媒体批评习近平以继续否定文革等过去中共建国后的历史错误但不提胡耀邦、赵紫阳的贡献来巩固他个人的统治地位[290][291][292]。

后果及影响

人道主义灾难

死亡人数

西藏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及其妻子遭受严酷批斗（1966年8月）。7年后，该少将于1973年被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屠杀（包括官方处决）、武斗、私刑、强奸、轮奸、自杀、批斗，等等[65][293][294][295][296]。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从100多万到2000万不等[51][52][53][54][65][296][297]。

  • 依据美国政治学教授鲁道夫·拉梅尔于1991年所著的《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773万1千人，即每1万人口里死亡96人[304]。
  • 依据作家张戎和爱尔兰历史学家乔·哈利戴于2005年所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文革期间至少有300万人非正常死亡[305]。
  • 依据华裔学者丁抒1997年在《开放》杂志发表的文章，利用现有的历史史料进行分析推论，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51][221][303]。
  • 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于1996年联合编著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文革期间共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另有703万余人伤残[200][302][306]。

大屠杀和人吃人事件

参见：中国大屠杀列表
广西大屠杀中心之一武宣县一侧的街道墙上印有《毛泽东语录》

自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起，文革期间已知的屠杀事件还包括：广西大屠杀及大规模食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江西瑞金大屠杀、川东杀俘狂潮、青海二二三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等[58][65][293][294][310][311]。广西和广东的屠杀情况较为严重，有学者指出广西65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43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1000人，而广东57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28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6个县屠杀超过1000人[294]。且许多官方公开的县志中所记载的死亡人数低于官方机密档案里的统计数据，存在掩盖事实和混淆真假的问题[295]。这些屠杀多是地方共产党机构、政府机关、民兵甚至军队实施或组织实施的，屠杀的死者主要包括黑五类及其亲属，以及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而云南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294]。据保守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312][313]。

  • 在广西文革屠杀中，依据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官方最初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亦有干部和民众私下里认为是15万、20万或50万[55][56][57]。1984年，依据中共中央特别调查组最终统计，广西文革期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97万人，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56][57]。 调查组发现，在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仅1968年，广西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至少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至少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55][56][57]。
  • 在云南沙甸事件的屠杀中，1975年7月底至8月初，解放军的镇压屠杀最终导致约160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00名儿童[58]。
  • 在湖南道县大屠杀中，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7696人被他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314][315]。
  • 北京红八月，1966年8-9月间，北京地区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51][65]。而在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爆发了“大兴事件”，数天内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316]。

武斗、批斗及政治清洗

重庆文革墓群，埋葬着众多的重庆大武斗的死亡者
习近平父亲习仲勋遭批斗（1967年9月于西北农业大学）

自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起，各地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机关，但各派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权力斗争也日益严重[199][200]。而后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有观点认为中国大陆此后进入“全面内战”状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35][200][202]。严重的武斗事件包括四川泸州武斗事件、重庆大武斗、徐州大武斗、北京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等等。据估计，1967-1968年间，武斗共造成了30万-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51][200][221]。

此外，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由群众组织的批斗大会时常举行，批斗方式包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抄家、喷气式批斗等等[65][317]。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318]。批斗导致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杀，其中有学者估计仅文革初期就有10万-20万人自杀[51][221]。

与此同时，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人员受到牵连，除了在屠杀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处决），亦有许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导致永久伤残、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运动”）、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爆发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仅清队运动期间就有至少50万人非正常死亡[40][51][209][210][221]。

  • 1967-1969年，在内蒙古内人党事件中，上百万人被定性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依据1980年对于该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有34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死亡、 81808人致残[58][319][320][321]。
  • 1968-1969年，在赵健民云南特务案中，时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该案件导致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1万7千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58][322]。
  • 在冀东“李楚离案”中，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被诬陷为叛徒，受迫害入狱七年，该案件牵扯8万余人，共有3000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221][323][324]。
  • 1967年，在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又称枣庄“七·二五”、“七·二六”武斗事件）中，据官方数据，私设监狱共500多处，共有1万6百59人遭到毒打（一说10万6百59人[325]），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692人、被打死逼死至少94人[323][326][327]。

红卫兵暴乱

参见：破四旧、砸烂公检法和文革遗毒
文革时期宣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海报

文化大革命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数量达数千万，而1966年8月起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联，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全国铁路系统承载巨大压力[180][328]。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而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75][180]。

“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恐怖灾难[65][329][67]。红卫兵武斗时期所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难以统计，而他们所带来的破坏不仅是对于中国历史文物及伦理道德的摧残，他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及社会秩序，交通、生产为之大乱[65][67]。他们在各地互相串连，彼此交换经验，并免费供应食宿，分别建立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组织”；为了“破四旧”，他们闯入了知识分子、富人及官员们的家中，焚书、羞辱甚至毒打杀死屋主；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中，学校也为他们所占据，教师成为他们批斗的对象，甚至被打成“臭老九”、“牛鬼蛇神”；寺院、宫观、教堂、清真寺神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等也成为红卫兵的破坏对象[65][67]。

领导层动荡

  • 剑标（†）代表死于文革期间（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领导体制
← 五大书记过渡时期（1976—1978年）、元老体制 →
建立日期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
解散日期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政变）
组织与人物
党主席毛泽东 → 华国锋
国家元首刘少奇 → 宋庆龄、董必武（代理） → 董必武（代理） → 朱德 → 宋庆龄（代理）
政府首脑周恩来 → 华国锋
副政府首脑林彪 → 陈云 → 邓小平 → 张春桥
成员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主要中央官员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林彪†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政治局委员江青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叶群†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
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
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习仲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
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主要地方官员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龙书金

行政区划

1968年北京市地图，可见大量道路、街道名被更改为具有文革时期风格的名称，如“红卫”“反帝”“反修”等

文革对全国行政区划的变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最小的时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67年4月版介绍，截止196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1个专区、7个盟，170个市，2127个县级单位（其中2005个县、66个自治县、52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到文革结束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77年3月版介绍，截止197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4个专区、7个盟，185个市，2136个县级单位（其中2013个县、66个自治县、53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

文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政局动荡，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把省会迁到石家庄[330]，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河北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市。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市成立，石家庄从这一天起遂成为河北省会。省革委的成立和省会的确定，自申请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后仅用七天时间。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从备战的角度考虑内蒙古的辖区过于狭长，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样。北京军区防御不便，就决定把内蒙古的东三盟分别划给东北三省归沈阳军区管辖、西三旗分别划给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归兰州军区管辖。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经过调整后，面积由118万平方公里变为4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大缩小。这次行政区划变动主要是着眼于军事防御角度来考虑，再加上内人党事件的爆发。文革结束后，国务院1979年5月30日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恢复1969年7月以前行政区划，以上行政区划于1979年7月1日起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经济状况

参见：备战、备荒、为人民和1975年整顿

对于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各界的估计和评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331][332][333][334]。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企业生产和管理混乱，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等人的努力对国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恢复作用[331][335][336][337]。1977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估计，“文革”十年造成了5000亿元的国民收入损失，相当于建国30年内所有基建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338]。依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文革期间中国有5年的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4%，还有3年为负增长：1967年为负5.7%，1968年为负4.1%，1976年为负1.6%[338]。对于文革后期1974-76年间的经济发展，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布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道：“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338][339][340]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的数据，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6美元，81%的人口为农民，全国文盲人数将近2亿、文盲率达25%[341][342][343]。而在一同时期，在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人均GDP的平均值为490美元[341]。1966年-1976年，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经济建设口号，期间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国家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82.8%，远超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的投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国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十分低下，仅从125元增长到了165元，增长缓慢[331]。

1966年的大庆油田

文革期间，以压缩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为代价，包括国防军事在内的生产性建设获得了一定的发展[331]。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其中，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334]。生产方面，1966年-1976年，钢产量增长33.5%，原煤产量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334][344]。农业方面，1965年-1976年，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65年-1977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65年-1975年，全国机井数增长935.89％[334]。此外，文革期间，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扩建，刘家峡水电站投入使用，葛洲坝的开工；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334]。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334]。

科技学术

参见：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两弹一星和爱因斯坦与中国 § 遭政治“批判”与“平反”
1967年，民众庆祝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文革期间，尤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贬低为“臭老九”[40][77][78][345]。文革期间，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中国科研发展受到了重大冲击，许多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84][345][346][347]，仅在青海省“221核基地”一处，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348]。截止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0余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均是中科院院士）就有131位被打倒，当年即有20位一级研究员自杀，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达1909户，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77][345][349][350]。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一个“特务案”，导致研究所40%的人被打成了特务，牵连了全国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其中被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的科研人员和领导干部达607人，2人被打死、另有6人自杀[77][338]。截至1973年，中科院的105个研究所只剩下53个，且只有13个属于中科院直属管理[345]。北京大学被以各种名义“隔离”的前后多达1000余人，清华大学遭受立案审查的多达1000多人，复旦大学被迫害致死的有60多人[77]。

具体的事件及案例，譬如爱因斯坦及相对论在中国大陆遭到长时间“批判”，中央文革小组作过多次指示和部署，中科院革委会专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和刊物编辑部，参与者认为爱因斯坦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科学前进最大绊脚石之一”，对此参与者宣称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但批判遭到部分科学工作者的抵制[351][352][353]。与此同时，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81]、“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遭迫害自杀身亡[82][350]，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354][355]；“两弹元勋”邓稼先[356][357]、 “氢弹之父”于敏[358]等人受到政治迫害，“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和太太何泽慧一起被下放到陕西的五七干校[359]，部分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污蔑为“间谍”或“特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曾受到一定保护[83][84]。数学家熊庆来1969年被迫害致死[360]，华罗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361]，陈景润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楼自杀未遂[362]，而包括数理经济学家周华章、计算机科学家周寿宪在内的至少8位曾留学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被迫害而自杀[363]。文史类学者如老舍[188]、傅雷[189]、梁思成[364]、熊十力[365]、田汉[366]、周作人[367]、翦伯赞[368]、吴晗[369]等人，也遭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员依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较为重大的科研成果包括：“两弹一星”中的导弹（1966年）、氢弹（1967年）以及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1970年），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973年），陈景润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定理（1973年），袁隆平等人的早期杂交水稻成果（1973年起），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1974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1975年），以及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1975年）等[334][370]。其中，文革初期，聂荣臻主张推迟在“两弹一星”科研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获得中央军委会议同意，并曾出动部队保护一些“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和科研资料[347][371]。而第一艘核潜艇于1958年起就开始研制，期间历经大跃进、中苏交恶、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初大多数科研人员营养不良、全身浮肿，至文革时期“白天养猪、修猪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时间进行科研，而文革也严重冲击了企业生产，导致送往核潜艇研究所的科研设备粗制滥造，可靠性差、达不到设计和使用标准[337][372]。至文革末期，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全面整顿”期间，指示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胡耀邦前往担任中科院领导职务120天，将800多名科研人员从被迫害或劳动改造中解放出来[345][373][374]。

社会影响

文化教育

参见：反动学术权威和臭老九
身穿红军军装的芭蕾舞剧演员出演样板戏《红色娘子军》

文革初期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高考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许多知名学者不堪羞辱，选择自杀。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报道，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许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51][65]。

1968年7月，毛泽东在《七二一指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20岁左右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同时导致“走后门现象”严重[375][376]。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工农兵学员制度才被废除，高考也在1977年拨乱反正时期恢复。

在基础教育方面，文革初期中小学生也纷纷停课闹革命，中小学生组成所谓“红小兵”代替了原先的少先队，提倡“阶级教育”。陆续复课以后，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了删砍、合并，中小学教科书出现“政治化”、“形式化”， 大大削弱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而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语录以及其他大量的迎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材料被选入教材，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被打乱。196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规定：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377][378]。文革早期一度取消了考试，城市中小学毕业考试一律不举行, 采取民主评定办法考核成绩，而后强调“开卷考试”、“开门考试”[379][380]。

青年与知识分子

参见：上山下乡运动

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在乡间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识青年务农的怪现象，对中国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由于农村的建设作用不大，20世纪中国大陆的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其农村建设也不如邻近的日韩和台湾。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茨基的”，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381]。上山下乡运动至1978年10月才被停止，但已经下乡的大部分知识青年在1979年国务院允许知青返城后才得以离开农村返回家乡。

中华文化传统

1966年的市民婚礼场景，参与者簇拥着挂有毛泽东肖像的卡车

在此阶段，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七五宪法》中提出的“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人身攻击[382]。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

民族与宗教

参见：内人党事件和沙甸事件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发起武装起义，但受到镇压，譬如1975年在云南回族聚居区发生的沙甸事件。在西藏地区，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文革后，十世班禅只得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383]。

文物古迹损毁

主条目：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文革期间，脸部被破坏的佛像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毁，古迹等也遭到摧毁破坏，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67][384]。文革中的千古暴政“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67][384]。即使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385]。中国的许多名胜古迹没有在战争中毁灭，却在文革破四旧中破坏砸毁。而有部分古迹因时任总理周恩来派兵保护，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西藏布达拉宫等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得以幸免[386]。

对外关系

参见：中苏交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 输出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 文革外交

文革时期中国与苏联几乎决裂，毛泽东号召“反苏修”，中共称苏联为“苏修叛徒集团”[387]，中苏边界冲突加剧，一度处于核战争边缘[388][389][390]。1967年苏联发生莫斯科红场事件，1968年初发生七里沁岛事件，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8月新疆“铁列克提事件”爆发，中苏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苏联一度准备对中国北京、长春、鞍山、酒泉、西昌、罗布泊等地实施核打击，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等人进行了干预[390][391]。继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期间又一次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层倒向美国，中美关系迅速破冰[388][389]。1971年4月中美双方进行“乒乓外交”、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阵营国家相继建交[388][389][392]。1973-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西欧结成准联盟，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388][393]。

1967年，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被烧毁
1967年，日本受文革影响的学生游行
1967年香港工人举行“反对港英当局迫害斗争大会”

与此同时，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外交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大陆不仅对外输出革命，亦强硬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甚至认为“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导致与数十个国家关系紧张，与部分国家恶化到断交的地步，包括中非、印尼、加纳[394][395][396]。譬如，文革期间，中国通过各驻外使馆、领馆，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并向当地华侨和国民强行散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许多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甚至有外宾也被要求要面对毛泽东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进行“汇报”、“请示”[394][395][396]。在国内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王府井“围攻外宾事件”等重大外交事件。文化大革命对世界其它地区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一些左翼势力强大的地区。

评价

主条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至今仍能在未进行拆除的农村看到的《毛泽东语录》粉刷

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中国官方始终对于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指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指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7] 2012年3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的国务院总理记者会上表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家宝还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100][412]。2021年11月11日，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91]

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席卷中国大陆思想界和民间社会，提倡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提倡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后因六四事件的爆发而中断，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92][93][94][95]。但此后中国大陆思想界产生分歧与争论，逐渐形成了“自由派”和“新左派”两大阵营[95][98][99][413]。自由派人士，包括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人，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清除文革遗毒，继续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并加强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96][99][100][412]。新左派人士则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已泛滥成灾，应批判市场机制、提倡社会正义与平等，并为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做法辩护[96][97][99]。此外还存在新权威主义等学派观点[96]。

文革至今仍没有得到官方清楚的过程呈现、事件记录，缺少多角度多主体的讲述，遑论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训。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进行的，有关文革的记录和研究成果也大多在海外出版。中国国内的记录、研究特别是发表仍然是一个禁区，即使以个人回忆录方式呈现对那段历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当有限的。[414] 相比于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高调否定文革，而此后的部分当权派越来越得势、比过去更腐败，当局则逐渐开始回避文革话题，并希望人们遗忘文革，同时打压自由民主派等各方对文革的探讨和反思[415][416][417]。有学者认为，这导致中国社会内部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络上，当权派希望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相似[415][416][417][418]。

相关作品

学术著作及期刊

（部分知名著作，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纪实文字或回忆录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文学创作

“新启蒙主义”大背景下，相关文学流派包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派等[419]。（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各类电影

参见：中国大陆电影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电视作品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参见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关多媒体资源：文化大革命
维基新闻中的相关报导：美国举行纪念文化大革命40周年研讨会，中国不准本国学者参加
维基教科书中的相关电子教程：文化大革命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分类：文化大革命

注释

張貼者： 於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