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毛主席也有猪队友劉少奇

 

食物主权按： 今天老田带我们重访风云叠起的1958年，重新讨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与“穷过渡”之间的关系。总路线里没有“穷过渡”，那“穷过渡”是如何产生的，又怎么成了全国性的现象?  本文为老田4月3日的最新修订版，为方便阅读，编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格式上的调整。 1958年11月毛主席在郑州主持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来源：家乡网） 前言 人人都知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猪队友坑害自己人的能力，往往要超过对手很多倍，共产党历史中间两次最大的低潮和失败，就是源于猪队友的机会主义作为。共产党历史上的两大挫折，先有1930年代前期的王明路线导致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后有1958年刘少奇等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趁着民众还穷困的时候就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次严重机会主义错误格外加重了困难时期的人口损失。后一次机会主义及其造成的后果，至今仍然是海内外右派抹黑共产党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本人的主要凭借，猪队友坑自己人的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59 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了猪队友的可怕之处，说有些猪队友比猪还蠢，猪撞了南墙还知道要回头的：“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有的人就是这样，比猪还蠢。”[1]   猪队友除了死不回头、死不认错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被特点”的特点也很重要：猪队友的机会主义选择及其恶果，往往是各种敌对势力的最爱，所以，各种反共反社反毛势力，无不齐心一致地掩盖猪队友的机会主义特征，协调一致地选择把猪队友的作为说成是代表毛共社本身，因为只有这样来讲述猪队友的机会主义错误，才能够实现抹黑效果的最大化。敌对势力想要最大化利用猪队友来实现抹黑目标，而猪队友自身又有着强烈的不认错特点，这样，双方就心照不宣地实现了默契的最优。   在1958 年有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被安子文和一些省委书记组成的共产风团队，以野蛮组织手段推广到了全国。 穷过渡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部分，也不是对这个路线的执行，而是刘少奇等人灵机一动想要进行趁着民众还很贫穷的时候，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等人选定的穷过渡试点单位，一共有三个：分别是河南嵖岈山、河北徐水县与山东范县三地，在尚未取得任何成功经验的情况下，就组织了全国数十万干部进行实地参观，同时邓小平还命令报章宣传跟上去，而安子文又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发明了“霸王工作法”保证其执行力度，很短时期内就把这些蛮干措施快速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本文通过考察政府决策和执行链条，去梳理1958 年两件大事：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动同时有很多高官追捧的“穷过渡”——通过嵖岈山、徐水和范县三个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短期内推向全国。为阅读简明，全文分两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约13000 字简述穷过渡的决策、推广以及对其进行分析认识的过程，有关“穷过渡”的相关文献来源摘录，作为附录约37000 字，放在文后，以备参考。 一、刘少奇等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是与总路线决策无关“私活” 1、1958 年4 月底，刘少奇在去广州的列车上，与薄一波、陆定一和邓力群等人吹牛皮，决定要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在郑州火车站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口头布置，吴芝圃通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路宪文通过地委秘书长赵光（当时在嵖岈山蹲点），选定嵖岈山作为共产主义过渡试点。[2]   2、1958年7月中旬，刘少奇在山东视察工作期间，当面向省委书记舒同布置，山东要准备五年建成社会主义。经过省地县各级官员的集体智慧结晶之后，最后选定范县试点两年建成共产主义。谭震林在西安召开华北九省市农业会议，把范县树为模范，还说要组织十万人去现场参观。毛泽东派陈伯达等人去范县了解情况，陈当面向县委第一书记提出这个试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3]   3、1958 年8 月6 日，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随后，中央部门、省地均派人响应此一试点，组成一百多人的设计团队，预备在1959 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4]   4、刘少奇通过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在徐水县选定寺各庄公社，试点太平天国的男营女营分开居住方式。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率领学生几十人，去寺各庄设计分居房屋。吴冷西在河南新乡农村调查也发现，有此种分开居住、礼拜六才一家人团聚的试点，当地干部还说是依据刘少奇在全国妇联的讲话而实施的。[5]   5、据访问马宾得知，群众性的土法炼钢和土高炉的方法，是邓小平的发明。他因为反对这个，结果“1959 年我被批判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上，我赞成大搞群众运动，但我不赞成搞小土群的钢铁厂。”“历史性的7000 人大会上，中央检查总结了‘大跃进’。中央同志找我谈话，‘撤消一切处分，官复原职’，先来北戴河疗养，后去鞍钢工作。” 【马宾：《纪念毛泽东——马宾主要思想汇编》电子书；老田按一：目前具体说到土高炉和后院炼钢发明权在邓小平，只有此一孤证，不过，此种想当然的技术战略选择，在非毛化时期竟然被遮蔽得极为彻底，谁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还能够搞到那么大的规模，只是简单地把这个癫狂性的举措记在大跃进的账户下，这从反面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就是了。】 二、“穷过渡”试点是如何强硬推广到全国的 宣传方面的“海吹工作法”，组织部门采取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到全国的主要原因。“霸王工作法”通过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惩办方式，在官场中间最大化了执行力，对快速推广穷过渡的各种野蛮瞎指挥做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6、吴冷西负责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意识形态工作主管邓小平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宣传思路，违背毛泽东“压缩空气”“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预先嘱咐，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宣传，从属于共产主义试点的推广过程，宣称高速度就是大跃进的灵魂，甚至在报上排各地的进度表，造成你追我赶的浮夸浪潮，为共产风和浮夸风推波助澜。[6]   7、胡绳在一九五八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宣传了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主要做法：生活集体化和公共食堂等。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试点内容，例如1958年带来农村生活根本性变化的“吃食堂”，都查不到任何正式的中央下发文件，也查不到相关的中央正式的讨论和决策过程，这些都是从没有成熟经验的所谓共产主义试点中间，强行推广的。[7]   8、在为徐水穷过渡试点做宣传的1958年第七期《红旗》杂志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间，概括性地提出了穷过渡试点的主要内容——“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前进中提出了这样的充满革命精神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三化”是很多干部在延安时期亲身经历过的，但延安时期也仅仅在机关、部队和学校中间实行，并没有在农村农民中间推广这些，而且这“三化”绝非“劳动人民”提出的，而是出自共产主义试点的官员们的设计，然后假冒群众之名来宣传。 【老田按二：逄先知、金冲及署名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说，（1958 年）“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P828）对于这个说法，该书没有提供文献来源说明。查阅《徐水县志》“组织军事化”是8 月13 日才实施的（8 月13 日，全县实现军事化，共建成93 个团，417 个营，1409 个连。县志P832），毛泽东视察徐水时还没有“组织军事化”等做法，当然也就无从肯定了。经查证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与徐水相关领导谈话时肯定的是“民兵”组织。也就是说：在刘少奇派陈正人带着康有为《大同书》6 日抵达徐水组织共产主义试点之前，并没有任何“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提法和做法，“三化”本身是共产主义试点的中心内容。】 9、组织各地干部参观三个试点，通过这种方式对尚无成功经验的“穷过渡试点”的各种做法进行推广。其中徐水试点在1958年3-10月份参观人数高达32万人，嵖岈山试点6-11月参观人数18万人，范县试点谭震林预先预备组织10多万人去参观最后没有完全兑现，10月份之后的一个月内参观人数也高达三万人。[8]   10、安子文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授权进行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的最重要拐杖。1958年9月，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徐水召开组织工作现场会，会上宣称“不信来看，不通来辩，不干就换。”各省委用强硬的组织处分手段，去保证推广尚无成功经验的试点单位的很多蛮干做法；我们知道“不换思想就换人”所以对“不干就换”很容易理解，而“不通就辩”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通过辩论解决思想问题吗？不是的，安子文的“不通就辩”是推广徐水的“斗争会”的方式，去压服不同意见，毛泽东派了两批人去实地调查，对安子文的“辩论”有一个评论，“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且，这种野蛮的方式不仅在干部中间进行，还推广到农村和农民中间去了，对农民说的不同意见也采取斗争会和捆绑殴打的方式。[9] 11、安子文等人推行的“霸王工作法”有着巨大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最大化了那些支持穷过渡的“共产风团队”无视下级的反对，得以最大化其执行力，另一方面，在受到野蛮惩处的大多数下级那里积累起巨大的官场怨气。刘少奇作为穷过渡的发明者，还有高层的积极追随者以及省一级的积极追随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共产风团队”的成员集合，识别这个共产风团队在共产党历史中间的地位和表现，是理解党史中间很多大事的关键。据老田2005年访问党向民（离休前是云南省委常委）得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1958年积极推广穷过渡和浮夸风，时任江门地委书记党向民当面提出一点质疑，就被赵紫阳现场免职（这个免职是违犯组织程序的，通常程序任免地委书记需要省委决定报中央批准）。“霸王工作法”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1958年推行穷过渡时期，谁要是不听话就处分或者撤职；后来穷过渡问题多多，谁要是提意见或者说实话，那就给予严酷打击，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1960年整风整社过程中间的“民主革命补课”期间，都是高层的“共产风团队”借此打击批评意见和说实话的干部。庐山会议之后湖南的周惠等人，因为在穷过渡问题上欠账不少，这激起全省许多县委书记的不和谐声音，结果在庐山会议后借着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整风整社的东风，定为三类“国民党县”30多个，接近一半县委书记要被免职，七千人大会上“共产风团队”被地县委书记批斗了一通才有所收敛，王任重去湖南讲话阐明新政策才终止了这一次残酷打击。穷过渡作为没有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私活”，反而得到优先的大面积推广，就是经由“共产风团队”此种野蛮的霸王作风来实现的。这种违背组织程序的蛮干和霸王作风，在官场中间激起了对“共产风团队”普遍的怨气，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支持了地县委书记们要开“出气会”的强烈要求，各地最积极最蛮干的浮夸风省委书记遭遇到“斗地主”一般的控诉，安徽曾希圣是在刘少奇亲自保护下才过关的，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保护下才过关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强调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发扬民主并批评“霸王”，官场之所以能够流行“霸王工作法”——不管是前期的野蛮推广还是后期打压批评意见——还难于纠正，都是对共产党高层“共产风团队”素质的一次极度深刻的检验，毛泽东甚至还提到中国有可能蜕变为“反动的法西斯专政”，这一次的讲话就是总结1958-1962年四年的官场表现而言的，这次讲话内容完全不是空洞的工作方法呼吁，而是实际指代很多高官的严重问题。[10] 三、穷过渡试点从未得到正式的决策程序认可 12、毛泽东不同意“三面红旗”的说法，说这是“三元论”。1958 年他在南宁会议上讲到“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这个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毛传》，769）。 后来他还对人讲：“什么‘三面红旗’，这是三元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只有一面红旗，就是总路线。”[11]毛泽东不同意把含义不明晰的“大跃进”与总路线并列，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不愿意提到与总路线并列的高度。今天回顾，在正式决策程序中间通过的就只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大跃进更接近于媒体以“海吹工作法”炮制出来的。 13、1958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这个决议今天回顾，是在穷过渡业已一哄而起的大形势下，倒逼出来的。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已经有了要求各地试办大社的设想，结果这个试办还没有取得进一步经验的情况下，就出台了公社决议，显然是形势逼人的结果：针对的现实就是在穷过渡的引导下，各地成立人民公社，走在前面了，迫切需要出台政策措施加以疏导。8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开头就说：“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己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12] 14、1958年10月毛泽东除了派遣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徐水调查之外，还特意派遣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组织人马去徐水调查，并要求快速回报。相关情况汇总到毛那里之后，毛泽东在天津亲自召见徐水县委书记张忠武当面提出批评。随后，又由河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徐水整风，张忠武先是代表县委检讨，后于1960年被撤职（邓小平上台后给予平反）。1958年11月份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命令不再宣传徐水。也就是说，三个穷过渡试点中间影响最大的试点——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被毛泽东本人亲自介入，强硬地否决掉了。期间，作为徐水试点幕后推手的刘少奇，没有做任何检讨和实际纠偏工作，安子文等人也没有通过组织体系做任何纠偏或者挽回错误的工作。[13]   15、刘少奇等人推行的“穷过渡”是彻头彻尾的“私活”，与作为正式决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如果仅仅局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此种私活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失，问题在于安子文和许多省委书记在尚无成功经验的情况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手段，配合宣传和组织参观等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全国推广，结果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特殊化”等“五风”蔓延，加重了随后的灾难损失。1958年11月底，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会上刘少奇和彭真共同劝说毛泽东，试图在全会决议中间写入“共产主义过渡”内容，被毛泽东否决。[14] 四、与穷过渡紧密相关的“共产风团队”的形成及其政治后果 16、根据目前看到的文献，1958年的穷过渡试点中间，主要是刘少奇一人的拍脑壳决策，其他人主要责任在于无原则的投机跟风。其中组织部长安子文的个人责任最大，他对违背组织程序推动“惩办主义”的方法有着重大个人责任；而在宣传鼓噪过程中，邓小平负有领导责任而吴冷西负有直接责任。在国务院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跟风最卖力，范县试点他的个人责任大过刘少奇；嵖岈山试点中间他的积极程度也很高。在各省委书记中间，跟风最紧的有北京的彭真、山东舒同和谭启龙、四川李井泉、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广东陶铸和赵紫阳等人，不跟风的省委书记目前还没有发现。穷过渡试点为负面后果出来之后，大多数“穷过渡”责任人都拒绝参与主动纠偏，无视毛泽东的一再批评，逼迫毛泽东不得不甩开行政链条，以公开信的方式对基层干部讲话。而且，此种抗拒对共产风蛮干的纠正和批评的思想，在党内高层由此形成了一个宗派性的圈子——他们有着共同利益反对对穷过渡的批评和追责，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群情激奋的批判就是此种宗派性质的共同利益的体现。 毛泽东对徐水进行了具体纠左，但避免直接点名批判刘少奇，这个现象值得深思，1953年毛泽东表达过对于刘少奇的不满就被高岗利用，看起来毛泽东是那种真正“不贰过”的人，特别善于从挫折中间吸取教训，看来是把刘少奇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权力格局来维护的。由于共产风团队占据着高层要害和省委书记多数，确实是一个现实的权力格局的重心所在，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讲话反而为刘少奇等人洗地，说“（各地参观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P237）（编者注：此处的p237作者未标明具体文献）这样的说法中间是把刘少奇和最积极的共产风团队摘出来了，似乎共产风和浮夸风是底下干部无组织搞起来的，没有刘这个发明者和省一级的积极跟随者什么事了，毛还说要拿着团结的旗帜争取“党的团结”。   17、今天回顾，“共产风团队”追捧刘少奇的穷过渡试点各种野蛮做法，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不足和认识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对上是顶着毛泽东的系列纠偏努力，对下通过残酷地打击地县委书记们的批评意见，而强行开辟出自身前进道路的。1958年毛泽东系列纠“左”努力——就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反对穷过渡团队的胡乱作为。1958年除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及其推广的各种蛮干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左或者极左表现，毛主席的纠“左”就是纠那一伙人。在毛后时代的党史写作中间，他们凭空捏造一个“左”倾狂热出来，似乎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在每个人的头脑坏事，甚至还是来自于毛泽东那里。毛主席所有的纠“左”，好像不是反对穷过渡试点及“共产风团队”各种蛮干措施，而是对空气纠左。纠“左”之所以难于奏效，左之所以继续顽强地存在，就在共产风团队拒不响应纠正措施。甚至，毛泽东直接对基层干部喊话的党内通讯，还被一些省委截留不向下传达，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就拒绝向基层传达毛泽东的信。1959年春天毛泽东罕见地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各信的内容均为指导具体的纠偏工作，否定共产风团队的胡来。这些纠“左”的努力，在庐山会议之后被官场多数终止了，转而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针对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回顾说：1959年的纠“左”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之后“左”倾机会主义又占据了上风。[15] 18、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于共产风平调老百姓和基层生产队的财产，毛泽东极端憎恶，做了非常苛刻的批评。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 “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 “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 “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 “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16] 19、除了平调老百姓的财物之外，在各地相互攀比的浮夸风压力之下，各地下达过大的任务，也是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加重的原因。安徽曾希圣动不动就把水利工程土石方任务翻一番，甚至翻几番，谁要是务实提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帽子。毛泽东当面批评过曾希圣，说他愿意去当那个“机会主义”，还明确指出：“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由于困难时期口粮标准低，加上任务过大导致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结果，安徽淠史杭灌区工程中间果然出现非正常死亡，淠河干渠有一段工程特别艰苦，很多壮劳力死在工地上，当地人把那一段干渠称为“望夫河”。湖北红安县的烟宝地水库工地也有类似情况，在困难时期因病、累、饿死亡69人。[17] 20、1959年6月毛泽东带王任重回韶山，私下里与王任重的谈话中间，如实地界定穷过渡是左倾机会主义，与王明的错误是一个性质，引导王任重在自己率先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去对下级的机会主义错误进行纠偏——“决策错了，领导者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转引自《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80页） 1960年王任重在大会上公开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李衍绶等人道歉（后者感动得流眼泪，此人在文革时死保王任重），然后开始领着各级干部认真务实地纠正错误，通过沔阳海通口的整社试点提出纠正“五风”，毛主席迅速加上长按语批转全国。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讲话中间，也是自己先做检讨并承担责任，身体力行地践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达成新的团结。”1961年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年”。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狠批“霸王”，强调民主集中制。 1960 年11 月毛泽东批转湖北省委在沔阳蹲点纠正“五风”经验的手迹，强调“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21、1960 年毛泽东的讲话《十年总结》，把穷过渡带来的问题，定性为经验不足，这是为了维护权力分配的现实格局，避免做出此种伤害极大的改变，而做出的洗地说法。毛1959年曾经号召读书（包括读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试图以此去廓清高官们在过渡问题上的各种想当然，也没有奏效；毛泽东曾经沮丧地说：“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18] 1960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十年总结》。（来源：中华网） 22、林彪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间，一是强调毛主席的认识总是最符合实际，针对的事实就是刘少奇等“共产风团队”大搞穷过渡的胡乱作为又不听毛主席纠偏，以此对“共产风团队”有所敲打；二是强调错误是经验不足而付出的学费，这个部分是为了维护刘邓等“共产风团队”占优势的权力分配格局，为他们解脱责任，这是当时共产党政权的大局所在，这就与彭德怀1959 年庐山会议那种单纯指责“共产风团队”、被解读为威胁到既定权力格局的鲁莽言论形成了对照。[19]【老田按一：全团队考砸了之后，旁边的强势围观者彭总说你们彻底考砸了，林总说考砸了算是付了学费，下次可以考得更好。】   23、1959年彭德怀倒台后刘邓为首的“共产风团队”的权力得到了巩固，此后的行为模式大有不同。1966年毛泽东说：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20] “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20]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21]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21] 24、今天回顾，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造成的后果是缺乏互信——“将相不和”，并由此潜在地威胁到建国后选择的较优权力分配格局——刘少奇邓小平等和各省委书记在现实政治中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是：革命年代的军功集团的骄兵悍将被边缘化。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过“订个合同我死后你保证不造反”，暗示彭德怀要注意争取与刘邓等领导集体建立互信，彭德怀没有理会到这一点而是简单地选择“给态度”——要什么态度给什么态度，单纯的服软离建立互信的要求还差很多。在另外一个方面，刘少奇的合理选择是做自我批评，去主动争取与彭德怀的团结，但刘少奇讲话中间却说“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表达的是二选一的绝不妥协态度，这样，毛泽东被迫选择支持刘邓集团，维护建国后确立的“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权力分配格局。文革期间林彪集团掌权之后，终止了“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格局，后果是严重的——对党政干部和许多群众组织进行真正的法西斯审查搞得冤狱遍地，这反过来证明维护建国初期的权力格局自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1958年穷过渡试点及其后拒绝纠偏的表现，特别是1962年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不经过正式决策程序，又一次“拍脑壳”并以宣传上的“黑暗风”宣传为依据，一次性就否决两个总路线，这一次是彻底耗竭了支持他们继续执政的最后一点合理性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从62年就看出问题来了。1967年3月初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强调刘少奇个人去留事关“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这是很有见识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回应以“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但如果历史地看的话，1958年的穷过渡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已经耗竭了大部分的支持合理性，等到1962年西楼会议之后轻率地推翻两个总路线，应该说维护现状已经是不对的了，在这个意义上，章士钊颇有点“见事迟”的味道。当然，如果不是历史问题，刘少奇肯定还会循着王明、李立三旧例当选中央委员，但是，旧有的较优权力配置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了——大局早已从1958年开始逐步解体了——现在也无从修复或者维护了。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1535 页 五、党史写法：蓄意把总路线决策与“穷过渡”的机会主义混淆起来 25、刘少奇矢口不提“穷过渡试点”及其野蛮推广带来的问题，而是始终一贯地把这个“私活”混同于执行“三面红旗”的正式决策。（1961年刘少奇）3月1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7月19日视察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李范五汇报工农业生产和林业情况。在谈到三面红旗时说：你们三级干部中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客观上存在一些现象。“大跃进”现在有些跃退了，公社的优越性不那么明显，减低了，于是出现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高级社的优越性不要吹掉，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不要动它，要保留。在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说，你们搞调查，不仅是调查问题，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又须是当地所同意的。调查不只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集中搞一个典型调查，去看一次还不行，等二年、三年后还须再来看看。[22] 26、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邓小平等人审查过中央文件，在1961年12月21日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到中央书记处编选的两本材料：“一本是毛主席讲话，结果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指示、批转文件，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里。”“这些都是中央书记处办的。真话就是中央责任第一。过去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是出在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间的问题。”同时，彭真受邓小平之命，另外组织班子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秘密审查中央文件，试图找到毛泽东鼓吹穷过渡的言论，结果未能如愿，只找到谭震林等人给浮夸风推波助澜的言论，因为谭批判过北京工作落后“是锅底”，还遭到这些人的怨恨。“畅观楼黑会”1966年5月被北京市委干部揭发出来，受到群众大加批判，说彭真等人预备在七千人大会上搞赫鲁晓夫式的政变，这个黑会就是为了搜集进攻炮弹的。虽然彭真等并没有找到毛泽东的把柄，但七千人大会上，彭真还是做过把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的发言，结果引起周总理和陈伯达的当场反驳。官场始终有一股暗流，试图把官场机会主义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间，还提到官场还是有人要把“三年灾害”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毛后时代官学两界联手果然把这个目标变成了事实。[23] 1962年，七千人大会现场（来源：中华网） 27、刘少奇等人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间大讲“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拒绝为这个报告背书，要求把报告直接发到大会上讨论——这个报告中间就把所谓的“分散主义”作为“五风”的源头去理解，似乎加强了中央集权就没有地方干部犯错误的空间了，含蓄地提出要终结1958年对地方和企业的放权，结果这遭遇到各个省委书记的共同反对，湖北省有人当面追问这是不是要回到1957年之前。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提出“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诊断，受到各省委书记的否决，大会多数否决了这个议程。但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依然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药方，开始系统地废除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特别是向地方放权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此后中央集权程度超过了1958年权力下放之前。这就与1956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状况一样：以个人的拍脑壳决策去否定经过集体决策程序的决定。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黑暗风”“单干风”，针对的就是刘少奇、陈云等个人反对集体决策的两个总路线。在刘少奇这个否定总路线的背后，在认识上是不承认自己的“穷过渡”私活引发“五风”并造成巨大损失的，而是把穷过渡引发的问题记在总路线的账户下，据以推翻正式决策。后来毛泽东在1966年和1970年至少两次批评过刘少奇和陈云等人，在1962年随意推翻总路线，再次过度集权于中央的错误。[24] 28、邓小平1985 年说：“我们搞革命的人”性急，基于共产主义信仰搞了“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同时又说是左的思想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损失。[25]   29、毛泽东临终之前对于刘邓的区别看法，刘少奇不愿意做自我批评，因为不承认错误当然也就不存在积极改正错误的必要了。“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6]   30、党史的写法，是把穷过渡引发的“五风”表现，说成是正式决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带来的，这符合洗白“共产风团队”的需要。权威党史著作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科学的、客观公正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27]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初稿 （编者注：本文为四月三日修订版）

解密时刻：是是非非周恩来(完整版)

遭红卫兵挖坟掘墓 今成中共大外宣招牌

 作者： 掸封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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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老子
孔家店
论语
毛泽东
林彪
江青
儒家
康生
谭厚兰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

中华圣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弘扬仁政理念。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的学说和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里。《论语》以“仁”为核心，全面阐释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精髓。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宝典。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被后世统治者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祭祀孔子成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大祀”。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自孔子以后，如果少了一个朝代或明君，历史失不了大体。然而，如果少了孔子，这两千多年历史将失去道统，也减少许多人性的温暖与光辉。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就无所顾忌地挖掘孔子墓，导致孔子塑像被毁，孔坟被挖掉，导致人性荡然无存。（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中共红卫兵挖孔子墓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的文革干将康生，把北京造反派的头头谭厚兰找去，指使她去曲阜孔庙造反。康生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把图交给谭厚兰，并搁给她这样一句话：“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1966年11月7目，谭厚兰率众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谭厚兰带领二百余名造反派，到达曲阜后，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万人大会。从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孔子塑像被毁，同时烧毁古书2700余册，字画900多轴，毁坏石碑千余块。

“战绩”很快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当即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红卫兵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后，开始挖掘孔子墓，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动用了雷管和炸药。掘得孔子骨骸示众后，遂被焚毁。著名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碎断几截。孔氏后人的一些墓也被掘，孔子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棺材打开后，暴尸于众。

专注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捣毁孔家店”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祖坟被挖，是人生的奇耻大辱。为此，移居台湾的孔子七十七代衍圣公孙孔德成曾多次拒绝大陆方面的邀请，誓死不再回曲阜，甚至连在北京任“终身制全国政协委员”的姐姐孔德懋也不愿见。圣祖孔子墓被挖，亲生父母的墓被挖，作为最后的衍圣公，孔德成从未得到中共一声郑重的道歉。

中共“批林批孔”

1971年“9･13”林彪事件，引爆了中共“批林批孔”运动。原因是在清查林彪住宅时，发现了儒家经典的语录片段。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毛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

其实，毛泽东对孔子早有成见。1919年7月，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的短评，这是他最早的“批孔”文字。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孔学名高实秕糠。”

1973年8月7日，中共《人民日报》发表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全国自此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

中共在宣传资料中，大肆诬蔑孔子的“克己复礼”。

笔者老家河北，中共批林批孔的时候正上小学。有一次学校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无知中还曾上台发言，念了几句打油诗。现在想起这件事，总觉得对不起圣贤。笔者还清楚记得，村子里的一名土画家，还把中共诬蔑孔子的连环画临摹到村子十字路口的整面墙上。画中的孔子形像被夸张丑化。

批孔因为过于荒唐，以致闹出很多笑话。当时人们对孔子的事情知之甚少，于是有些单位就请中学的教师来给大家讲点孔子的事情，以便人们批判“孔老二”。中华圣人，就这样在中共当政的疯狂年代，成为被中共驱使下的愚民们“舌尖儿上的小丑儿”。

孔子学院一方面成了中国政府填不满的窟窿，一方面又成了教育部官员任意提取各国货币的取款机。（看中国合成图）

中共“孔子学院”让圣人蒙羞

“一个穿着太极装，戴着眼镜的冬烘先生，慢条斯理地打着太极拳。后面的小老外们也东倒西歪地跟着比划，有的出右脚，有的踢左腿，有的吐舌头……”这是新闻曾经播出的一组海外“孔子学院”的教学镜头。

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6月1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正式设立。一位汉办官员称，孔子学院不是开设孔子思想课程，而是借孔子之名在全世界推广汉语。而事实上，多家孔子学院主动宣传中共的说教，传播中共党文化，包括教老外唱歌颂中共的歌曲等。

各国孔子学院根本不传播孔子学说，不少学院取而代之的，是大谈中共的歪理。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孔子学院，在其主办的一次高峰对话会议上，该校教授居然大谈自己曾在马克思就读的波恩大学进修哲学的求学经历，并在报告一开篇就引用马克思说的话。而泰国东方大学的孔子学院则组织中泰两国师生、志愿者，在10月1日那天收看中共篡政60周年的阅兵式。

2008年，“孔子学院”预算就高达16亿。此后更是一年更比一年多。希望工程历经20多年，也才募集50来亿。这么大把撒钱到国外去搞教育，怎么就舍不得花点钱在自己祖国的花朵上？香港学者吴三兴认为，靠赔本赚吆喝的荒唐行为“输出软实力”，只能使海外侨胞感到心寒、更加鄙视或离心离德。

业内人士透露，所谓“孔子学院”，都是没有法律保证、没有学术资质、没有校舍教师的“三无学院”。在运营上，每一所孔子学院的共同点都是亏损，巨额亏损。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运作模式与财务状况不透明。也因此，孔子学院一方面成了中国政府填不满的窟窿，一方面又成了教育部官员任意提取各国货币的取款机。

2011年12月举办的“第六届孔院大会”，被邀请来的各国青年歌唱家所唱的曲目，多为歌颂中共的“红歌”。中共宣传部长李长春在描述“孔子学院”时也曾说过，它是中共“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份。孔子学院大谈马克思，庆祝中共篡政以及高唱邪党“红歌”，都在向人们证明一个事实：孔子学院徒有虚名。说白了，孔子学院就是个打着孔子旗号招摇过市的半调子培训机构，不仅不能弘扬中国文化，反而有辱圣贤。

2017年3月3日，一部揭露中共海外“孔子学院”内幕真相的纪录片《假孔子之名》，在加拿大安省的贝勒维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全球首映。竞赛评委对《假孔子之名》的评语是：“影片展现了令人震惊的细节、险恶的用心以及一位平民英雄，揭露了数十亿美元打造的企业背后的真相。”

“孔子学院”无孔子。（图片来源：《假孔子之名》纪录片脸书）

结束语

中共为什么跟孔子过不去？因为孔子的学说“仁、义、礼、智、信”是人间正道，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中共的共产主义、斗争哲学是歪理邪说，只能害人、毁家、误国、乱中华。1949年，孔子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共代表的马列共产邪说狭路相逢。中共政权在手，要建立其党文化一统天下，势必要对孔子大动干戈。这是中共跟孔子过不去的根本原因。

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道、儒、释三教为核心的文化，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人道德的基石。所谓“文化大革命”，说白了说全了，应该称之为“完全彻底革掉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命”。“文化大革命”这个“大”，就具体体现在“完全彻底”上。今天回头看文革，中共是把它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灭佛教道教，第二步再灭儒教。然而，被革掉传统文化命的中国，不可能成为文化的真空，革掉中国传统文化命的过程，也就是中共确立其党文化地位的过程。为达此目的，中共集中精力折腾了中国十年时间。

于是，十年文革中，当中共以“破四旧”为名对佛教和道教从僧人到寺庙、从经典到文物毁灭的差不多的时候，在文革的后期，开始了“批林批孔”。消灭佛教道教与批判孔子，达到的效果是不同的。通过前者，中共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铲除人们对神佛的信仰，从而确立中共无神论、唯物论统治地位。通过后者，中共可以把“仁、义、礼、智、信”从人们心中连根拔除，让中共的斗争哲学、独裁暴政大行其道。

所以，中共灭孔才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可以说，挖孔子墓，是中共“破四旧”乃至整个文革十年中一次最大的“单体事件”。其主意来自中共最高层，计划之周、造势之大、涉人之众、历时之长、毁坏文物之多，都创下了纪录。

天欲使其亡，必先使其狂。历史上，蒙元灭宋，孔庙无损；满清入关，依然无损。无论谁主中华，至圣孔子都受到推崇，却怎么也躲不过中共“文革”生死劫。然而，中共与之过不去的中华先贤何止孔子啊，百度一下相关词条，映入眼帘的是一串长长和名单。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就不可能不扼腕长叹。

2004年，当中共恶贯满盈、天谴在即，中共终于又想起孔子来了。“孔子学院”，正是中共与“爱国主义”等等一起打出的几张保命牌。

责任编辑:云淡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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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自杀的52位名人，最后一个太惨了！

猫妙妙 2022-08-09

56年前的今天，也就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于作出了发动文革的决定，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被改变了，今天推荐一部电影，链接已做好，点开就可以，不敢看第二遍的国产禁片，这是 164分钟未删减版

本文来源：凤凰历史

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体育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大多数不堪受辱，为维护尊严和风骨选择自杀，本文列举了部分自杀的名人，以示祭奠。另外，本文并没有提到因迫害而病逝的陈寅恪、彭德怀等。

文革中自杀的52位名人

 

｜傅　雷｜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著名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会弊病、描述人物奋斗抗争为主，比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傅雷对其子家教极严，而又父爱至深，其家书后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书》，至今影响深远、广为流传。文革时被红卫兵逼死，在家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他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

｜老　舍｜

舒庆春（1899年1月21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都是老舍的名著。文革时期，他自沉于太平湖，年67岁。

｜陈长捷｜

陈长捷（1892年－1968年4月7日），字介山，中华民国军事将领。他早年考入保定军校，后来在阎锡山的部队中服役。抗日战争中他率部参加过南口会战和平型关战役。后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及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天津攻城战中被俘。1959年获特赦。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与妻子双双自杀。

｜陈天池｜

陈天池（1918年7月4日－1968年12月20日），浙江省诸暨县人，中国化学家。主要研究有机磷化学，为中国有机磷农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58年，在杨石先教授指导下，陈天池建立了“敌百虫”和“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天池被指责为“特务”、“里通外国”。陈天池在 天津自杀身亡。

｜陈绍澧｜

陈绍澧（1925年12月24日－1968年2月22日）生于广东省东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理化学家。自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艾奥瓦州立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1950年，陈绍澧归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绍澧被诬陷为自美国回来的特务，受到迫害，后在兰州自杀身亡。

｜陈昌浩｜

陈昌浩（1906年9月18日－1967年7月30日），中国湖北武汉汉阳人，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政委；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于1967年7月服毒自杀。

｜陈梦家｜

陈梦家（1911年4月20日－1966年9月3日），笔名陈慢哉，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革期间，陈梦家强迫长跪在院里，被人吐口水，有人还将吃剩的饭菜往他头上浇，罪证是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苦心收藏的明清家具、藏书被没收。陈梦家愤然道：“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1966年8月24日服安眠药自杀未果，同年9月3日自缢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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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琏｜

陈琏（1919年－1967年11月19日），浙江慈溪人。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陈琏是蒋中正文胆陈布雷最小的女儿，也是陈师孟的姑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年儿童部部长。但她的丈夫袁永熙却屡遭打击。1956年袁永熙被判为右派，陈琏与袁永熙被迫离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判为叛徒，最终跳楼自杀。

｜陈笑雨｜

陈笑雨（1917年－1966年8月24日），江苏靖江县人。笔名马铁丁，文艺评论家。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遭到批斗，被迫下跪“请罪”，1966年8月24日，与老舍同日投永定河自尽（一说北京龙潭湖），终年49岁。临死前留下“死了比活着好，死 了更干净”的字句。

｜邓　拓｜

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左海等[2]。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中共宣传战线重要成员，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中央主要宣传机构领导职务。后因多次未能领会毛泽东政治部署之意而遭到训斥，并被撤销人民日报社实际职务，文革前夜因政治批判而自杀身亡。

｜范长江｜

范长江（1909年－1970年10月23日），原名希天，四川内江人。新闻记者、编辑。民国时期《大公报》著名通讯记者，后转向共产党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解放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文革时期遭到监禁并受到迫害，1970年在其下放劳改地河南确山一口枯井中发现其遗体，怀疑为自杀身亡。

｜傅其芳｜

傅其芳（1923年－1968年4月16日），浙江宁波鄞县五乡镇人，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教练，被认为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傅被指为中国国民党反共组织“三青团”的特务而遭到批斗，1968年4月16日，他忍受不住政治迫害，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身亡。

｜方　擎｜

方擎（1884年－1968年），字石珊，福建省侯官县人，日本千叶医药专门学校毕业。1949年后，历任中华医学会第十六届理事兼总干事。文革期间自杀。

｜顾圣婴｜

顾圣婴（1937年7月2日－1969年1月31日），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中国女钢琴家，文革开始后，顾圣婴一家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1月31日顾圣婴在上海交响乐团批斗会上惨遭羞辱，当晚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黄绍竑｜

黄绍竑（1895年－1966年8月31日），又名绍雄，字季宽，广西容县珊萃村人。汉族，与李宗仁、白崇禧号称新桂系三大巨头。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1957年，黄绍竑曾被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严重冲击，两次服毒不死，后在北京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

｜黄国璋｜

黄国璋（1896年－1966年9月6日），字海平，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曾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理学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后任教于北京 师范大学。1950年当选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并后的首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9月与夫人范雪茵一同上吊自杀。

｜金仲华｜

金仲华（1907年－1968年4月3日），笔名孟如、仰山等，浙江桐乡人，现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任《世界知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文革”开始后，金仲华受迫害。金仲华没有遵照宋庆龄的嘱咐，将其寄来的信件"阅后烧掉"，被"造反派"抄家时抄走。金 仲华于1968年4月3日，在书房上吊自杀。

｜江红蕉｜

江红蕉（1898年－1972年），名铸，字镜心，江苏吴县人。近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笔名红蕉、老主顾等。他还是包天笑的内表弟，叶圣陶的妹夫。1972年文革期间，江红蕉撞车自尽。

｜翦伯赞｜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维吾尔族，原籍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回维村人，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2年至1968年）、历 史系主任。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与范文澜一起系统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参与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文革后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死时口袋内有两张纸条，一张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

｜姜永宁｜

姜永宁（1927年－1968年5月16日），中国广东省番禺人，香港归侨，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属直拍两面削球打法，1952年获得香港冠军，同年应邀代表广东省参加中国全国乒乓球冠军赛，获得冠军。1960年代初，姜永宁退役，其后出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教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1968年5月16日晨自缢于先农坛体育场。

｜李广田｜

李广田（1906年－1968年11月2日），山东邹平人。集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于一身。1929年入北京大学外语系预科，并结识本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的何其芳。后出版三人诗合集《汉园集》，被人称为“汉园三诗人”。1968年11月，“四人帮”大闹云南大学，62岁的李广田被红小兵污辱及殴打，悲愤之余，和太太于云南大学“翠湖”投水自尽，死时直立水中，是大陆三零年代文人死的最惨的一位。

｜李　震｜

李震（1914年－1973年10月20日），河北省藁城县人，解放军12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政治委员、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期间和康生制造了数起假案，1973年10月，中央追查陈伯达交待的一份材料，李震感到十分恐惧，畏罪自杀。

｜罗广斌｜

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中国作家，重庆市忠县人，罗广文胞弟。曾被关押于渣滓洞，后越狱脱险。著有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与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与杨益言合著）等。文革开始后，1967年2月5日被红卫兵带走批斗，后跳楼自杀。

｜李立三｜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曾任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中国政治家，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曾任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受刘少奇的牵涉受迫害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李平心｜

李平心(1907年－1966年)，原名循钺，又名圣悦，笔名李鼎声、邵翰齐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江西南昌人。因文化大革命，遭迫害自杀，终年五十九岁。

｜释良卿｜

释良卿（1895年－1966年），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河南省偃师县人，临济正宗派法师，著名的佛教殉教者。文革初期，红卫兵欲抢夺法门寺舍利，良卿法师披上象征寺院住持的五色木棉袈裟，全身浇满煤油，来到真身宝塔前，惨烈自焚。红卫兵被吓的逃散，真身宝塔下的佛指舍利方才得以保全。

｜孟秋江｜

孟秋江（1910年4月－1967年3月16日）原名孟可权，江苏常州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抗战时孟秋江作为《大公报》记者，参加了南口、平型关、潼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役以及江西东战场的采访，1962年，孟秋江担任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同时接手原由廖承志领导的香港《循环日报》。任内，孟秋江开展了促进祖国统一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孟秋江在北京遭到残酷迫害。

｜容国团｜

容国团（1937年8月10日－1968年6月20日），中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南屏乡(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他所研究出 来的快速抽击，打破了当时主导欧洲和日本的花巧式打球方法。文革期间遭到批判，不堪受辱自杀身亡，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的悲情人物。

｜饶毓泰｜

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名俭如，字树人，江西临川钟岭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他是胡适的学生，吴大猷的老师，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在北京大学燕南园41号上吊自杀身亡。

｜上官云珠｜

上官云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女，原名韦均荦，著名话剧演员、电影演员。1962年被推举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1950年代多次受到毛泽东的宠幸。“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江青迫害，逼迫上官云珠写出更翔实的与毛泽东以及其它中共领导人在一起的翔实交待材 料。可是，能写的都已经写了，其它的都是不能写的。上官云珠搜肚刮肠，也实在写不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她在被酷刑折磨之后，跳楼自杀，终年48岁。

｜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1月4日－1966年5月23日），原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人，毛泽东主要秘书之一。1965年年底，田家英在为毛泽东做会议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批判《海瑞罢官》一剧的意见，被批判。后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

｜吴　晗｜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金华义乌人，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学家。吴晗先加入民盟，再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 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海瑞罢官》这部剧而被当权者批斗，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惨遭摧残。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在狱中被迫害致死，死因不明，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吴小彦｜

左图中怀抱的幼女

吴小彦（1954年－1976年9月23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养女，1966年吴晗被打成黑帮，母亲袁震被送入劳改队，双腿瘫痪，吴小彦年仅12岁，独自 承担照顾患病母亲和弟弟的责任。因为是黑帮的子女，饱受生活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摧残，于1973年罹患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被北京公安局拘留，在看守所遭受非人折磨，精神病加重。终因身心俱残，走投无路，文革结束前夕在精神病院自杀。

｜王重民｜

王重民（1903年－1975年4月16日），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河北高阳人，中国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在文革评法批儒运动中受迫害而在颐和园长廊自缢身亡。

｜杨嘉仁｜

杨嘉仁（1912年10月28日－1966年9月6日），中国音乐指挥家，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在南京出生。1956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代表作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杨　朔｜

杨朔（1913年4月28日－1968年8月3日），原名杨毓晋，字莹叔，山东蓬莱人，作家。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最后由于不堪折磨，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

｜言慧珠｜

言慧珠（1919年10月5日－1966年9月10日）原名义来，学名仲明，乳名“二妞”。为蒙古旗人后裔，祖籍北京，著名京剧、昆曲女演员。文革后，人民 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在卫生间悬梁自尽，留下了三封遗书。当时结论称其“自绝于人民”。

｜叶以群｜

叶以群（1911年5月－1966年8月2日），笔名以群、华蒂，安徽磬歙县人，文艺工作者。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期间加入文协。建国后任《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文革开始后，不堪迫害的叶以群跳楼自杀。

｜周小舟｜

周小舟（1912年－1966年12月26日），原名周怀求，湖南湘潭人。周因认同彭德怀批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失误，他质疑“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遭毛定性为“走资派”和“彭德怀反党集团”分子，文革后周因不堪人格和人身的侮辱，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张宗燧｜

张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浙江杭州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次子。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文革期间，被批斗服安眠药自杀。

｜正珠尔扎布｜

右一为他的媒人川岛芳子

正珠尔扎布（1906年－1967年11月），汉名韩信宝、韩绍德，日本名川岛成信、田中正，蒙古族，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生于苏鲁克（今辽宁省彰武县）。满洲国军事将领，抗日战争末期，率部向苏联红军投诚，并影响所部的蒙古部军官投降。1950年7月被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8月押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60年11月28日，获得特赦，到海拉尔国营林场工作。文革时不堪批斗自杀。

｜赵太侔｜

赵畸（1889年－1968年），字太侔，山东益都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家。国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1968年，因不堪文革忍受迫害，投海自尽。

｜赵宗复｜

赵宗复（1915年2月11日－1966年6月21日）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太原工学院院长等职，1947年后，曾任山西省新闻处长，代理教育厅长，《工商日报》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赵慧深｜

赵慧深，四川宜宾人，话剧、电影艺术家。战前主要参加话剧演出，并出演过《马路天使》，是她唯一参演过的电影作品。曾任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东北戏曲学校校长、北影厂编辑部副主任。文革中，她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其中一个理由是她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1967年12月4日，她一身 白衣自杀身亡，年仅53岁。

｜周华章｜

周华章（1917年－1968年9月30日）祖籍江苏江阴，生于上海，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先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华章遭到攻击。在“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周华章再度被揪出，被打成“间谍”、“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后自杀身亡。

｜周寿宪｜

周寿宪（1925年－1976年5月）江苏淮安人，中国计算机专家，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计算机教研组任教。文革时，他已因受到迫害而患精神病，但连队的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仍经常批判他，其中有的人还殴打和辱骂他。后来，周寿宪病情加重，农场不得不将其送回北京清华大学。不久，1976年5月周寿宪在家中跳楼自杀身亡。

｜周瘦鹃｜

周瘦鹃（1895年6月30日－1968年8月11日），20世纪中国作家、园艺家，属于“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曾翻译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瘦鹃受到张春桥的点名批判，后投井身亡，年73岁。

｜张琴秋｜

张琴秋（1904年11月15日－1968年4月22日），乳名凤生，学名张梧，中国浙江崇德县石门湾（今嘉兴桐乡市石门镇）人，中国工农红军女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受到冲击，不堪羞辱的张跳楼自杀。1970年其与沈泽民所生的女儿张玛娅也服安眠药自杀。

｜曾昭燏｜

曾昭燏（1909年－1964年），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学者，文学家。1950年2月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1954年9月任南京博物院院长。1964年 因文化大革命受迫害在灵谷寺跳楼自杀。曾昭燏终身未婚。1999年南京博物院出版了《曾昭燏文集》，汇集了她的诗词文赋作品。

｜姚　溱｜

姚溱（1921年－1966年），江苏南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姚溱早年参加抗日战争，担任《大众》周刊编辑、新华通讯社华中总分社编辑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位，兼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等。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参与谈论编写二月提纲，解释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系。后因文革的扩大化，姚溱受迫害自缢身亡。

点击张五常：中国历史翻来翻去，都是泪水，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成功改革中国

｜邹大鹏｜

邹大鹏（1907年－1967年4月29日），原名宝丰，曾用名积因、济英、蕴华、君绰、王小雨，中国辽阳县首山镇后三块石村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情报官员。共和国成立后，他调任中央社会部秘书长、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最终自杀身亡。

｜严凤英｜

严凤英（1930年4月13日－1968年4月8日），女，中国黄梅戏演员，乳名鸿六儿，文革初期，严凤英被以“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的罪名迫害后，愤而吞安眠药自杀，时年38岁。死后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那个参观解剖的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多余的话——

大约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在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上班，有一次朋友组饭局，在中国新闻社附近一饭店，我记得那天有新华社记者王军，他的《城记》当时就火得一塌糊涂，还有就是今天的主角陈徒手先生。陈先生那时， 已名满京华，他的《人有病，天知否？》一时洛阳纸贵。

今天编发这个文章，再次想到那次相聚，这是我到目前为止，与陈徒手先生唯一的一次见面。此前，本号也推荐过这套书，但几次断货，今天又上架了，非常开心，自己下单买了十套，一来，怕再次断货，二来，签名版有收藏价值。三来，还怕还怕还怕这书不让再重印了。

目前自购的十套是这样打算，三套自己留着，另外七套分寄上海，南京，还有深圳的朋友。这套书独特就独特在用“档案”说话。而且是当事人自己的档案。这哪是文字，分明是活生生的录魂切片。

一个知识界的“盗墓者”

文：李晓婷  编：木叶

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

　

▌他从档案中挖出残酷的真相

　

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

　　

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

　　

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

　　

1957年“反右”，中国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会上常常状况不断，有人骂，有人哭，有人闹。

一次会议，天津女作家柳溪当众揭发陈企霞，指认陈曾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床笫之间的细节也一一抖落。全场愕然。

　　

陈徒手抄到这份会议记录，大感震撼：“这大概是最残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当着面争得你死我活，拿最恶心的事情来治你。”

　　

为了整陈企霞，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专程去天津动员柳溪来现场。陈企霞任《文艺报》主编，原本“很神气、很坚持的一个人”，一下垮掉了。

　　

陈徒手总结：“反右是一个战役套着另一个战役，一个人套着另一个人，好像都有安排。”

先反丁玲，再是冯雪峰，回头再斗丁玲。最后开会表决是否开除丁玲党籍，丁玲自己也举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档案材料不及他抄录总数的一半，绝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2001年开始，陈徒手“转移”到北京档案馆开抄，纸笔渐渐由电脑取代。《故国人民有所思》里涉及的全部史料就来自这些档案，“没有随意的想象，随意的扩充”。

　　

《梁启超传》作者、评论家解玺璋评价：陈徒手的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始终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档案，无一字无来历。

陈徒手

　

▌徒手挖档案连续十余年

1961年出生的陈徒手自称“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读书的时间极少，上午上几节课，下午全体上街看大字报。大字报都是爬梯子上去贴，贴得很高，红纸上抄着斗大的黑字，他仰头来看，时间一久，红纸在阳光底下，变作漆黑的一团。

　　

每天早上，老师从全班四十多人中抽查五六个，要求复述。陈徒手被抽中过，大字报上说的不能全懂，只知道是斗这个斗那个，他一字一句学舌：书记廖志高搞修正主义。

　　

后来，大字报上的斗争和“运动”，变成了活生生的经历。1986年陈徒手从致公党中央调至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发现“虽然拨乱反正很多年，作协还是很复杂，一直没有太平”。

　　

1987年1月，党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协也不断开展学习和运动。每次开理事会，左右两派争相发言，攻击对方观点是自由化，火药味十足。

一次文代会，陈徒手做记录，王蒙说：这里有问题，你们不要动不动给中央报警。“可见当时有人没完没了地告状。”陈徒手回忆。

　　

这年冬天，作协召开青年创作会议，会场设在当时西郊的金丰宾馆。白天讲文学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晚上放外国电影。会连续开了八九天，外面下着雪，天色昏暗。

　　

1980年代末作协整顿，书记、副书记免职，党组成员全部撤换，七十多岁的刘白羽重返作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

1950年代“人人过关”的局面又出现了，风波过后，作协工作停摆，工作人员每天只好下棋打牌。陈徒手的办公室旁边就是档案室，从干校运回的档案，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墙角。

档案室同事找他去帮忙，整理完，他就把档案带回家去抄。这些“保密”的机关档案，陈徒手一直抄到1993年离开作协。

　

▌与档案馆斗智斗勇

2003年前后，陈徒手和杨奎松都常在北京档案馆查档。几年后，杨奎松写了王芸生和《大公报》1949年后发生的转变，陈徒手则开始在《中堂闲话》、《炎黄春秋》发文讲述俞平伯、冯友兰等名校教授1949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始末。

　　

档案管理不规范，查档需要一点“人品”。陈徒手采访完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还缺单位这边的说法，想去北京京剧团找人事档案来看。这天京剧团刚好有老同志去世，领导们都去料理后事，只留下两个小姑娘，听说要采访，很高兴，手一指：“你看吧。”

粗麻绳捆着破破烂烂的一堆东西，上面用毛笔写了“汪曾祺”三字，里面的纸张质量不好，规格也不一，有簿册，也有稿纸，有时还用复写纸一式三份，陈徒手如获至宝。

　　

抄上以后，档案处处长无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几万字，陈徒手抄了两三回，只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后写的检查等材料，都是从未公布过的全新材料。事后在陈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剧团索要档案，以防销毁，却遭到档案处的拒绝：家属是不能看的。

　　

档案分类没有系统性，往往还文不对题，光看档案目录，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内容。

陈徒手有一阵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历届北京市人大的发言，根据目录，什么也没查到。档案馆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会议发言稿，钉成厚厚一本，陈徒手只好从头至尾翻阅，最后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发言。

　　

陈徒手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梁思成的传记，编排得好看，卖得也好，但是“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最后强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后如何跟随社会主义道路”。陈徒手在档案和口述中发现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则从未展现在世人面前。

　　

“反右”时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狈，到后来，他也开始批别人。他在斗钱伟长的会议上言辞激烈：“用我们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酱”。“打成肉酱”是“反右”时期工农兵的常用语之一。

▌荒诞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

不久前，王克明给陈徒手写邮件，他看了《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的冯友兰一章，觉得“比较中肯”。冯友兰是王克明的远房姨夫。资中筠向陈徒手转告了冯友兰女儿冯钟璞类似的看法，“冯钟璞向来眼光很高，看不中别人的文章”。

　　

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他一直在斗争，又一直游离，关键时候他能收缩，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

　　

他这样理解冯友兰晚年参加“梁效写作组”：“就是给人家改写古文注释，并不是多大罪恶，结果被人说得那么恶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会本能地规避危险。“‘右派’吴祖光挨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后来吴祖光写文章，还感慨老舍先生做人还是挺好的。”陈徒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64年文化界整风，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6年8月，红色恐怖，那一个月特别厉害。但其实之后，整个形势就缓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杀的话，就能扛下去了。”陈徒手对老舍自杀的理解是：“1949年以后他没吃过什么苦，突然间这样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们，主要是时代很荒诞。”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集体萎缩，陈徒手想展示的却还是他们美好和善良的一面。

“像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全是凭着对国家的尊重感写的。他研究丝绸，一件件过手，那本书才有这么厚重的感觉。这种职业感我很敬重。还有老舍先生，话剧一部部写，写完演几场，大跃进一过，这个戏也就过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种写作热情，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新时代非常昂扬的热情。”

　　

陈徒手常自问：换作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还不如他们，假如不粉碎‘四人帮’，不改革开放，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

　　

“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脏，下次就要脏，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说。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为此，诚挚推荐陈徒手老亲笔签名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

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陈徒手老师亲笔签名作品，数量非常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抢先收藏。长按图片一秒即可下单购书，亲测有效。

她的片子，一部比一部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