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东尼瘟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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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瘟疫期间死亡天使敲门：莱维塞尔根据儒勒·埃利·德劳内(Jules-Elie Delaunay)创作的版画 | |
| 疾病 | 可能是天花 |
| 首次报道 | 塞琉西亚 |
| 日期 | 165-180 |
死亡人数 | 5-1000 万（估计） |
| 死亡率 | 25% |
公元 165 年至 180 年的安东尼瘟疫，也称为盖伦瘟疫（以描述该瘟疫的希腊医生盖伦命名），是已知的第一个影响罗马帝国的大流行病，可能是由从罗马战役归来的士兵感染和传播的。近东。学者们普遍认为鼠疫是天花，[1] [2] [3]，尽管也有人提出麻疹， [4] [5] [6] [7]并且最近的遗传证据强烈表明天花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出现。[8]公元 169 年，瘟疫可能夺走了罗马皇帝 卢修斯·维鲁斯 (Lucius Verus)的生命，他与马库斯·奥勒留 ( Marcus Aurelius)共同执政。这两位皇帝是凭借前任皇帝安东尼努斯·庇护的养分而登上王位的，因此他们的姓氏“安东尼努斯”也与疫情联系在一起。
古代资料一致认为，鼠疫很可能出现在165-166 年冬季罗马围困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塞琉西亚期间。[9]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 (Ammianus Marcellinus)报道说，瘟疫蔓延到高卢和莱茵河沿岸的军团。尤特罗皮乌斯表示，帝国很大一部分人口死于这次疫情。[10]根据当代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迪奥的说法，这种疾病在9年后的公元189年再次爆发，导致罗马城每天多达2000人死亡，占受影响人数的25%。[11]总死亡人数估计为 5 至 1000 万人，约占帝国人口的 10%。[12] [13]这种疾病在城市和罗马军队中尤其致命。[14]
安东尼瘟疫发生在罗马和平时期的最后几年，当时罗马帝国的影响力、领土控制和人口达到了顶峰。在瘟疫出现后，在日益动荡的时代，历史学家对于瘟疫对帝国的影响存在不同的看法。
经济增长和健康状况不佳[编辑]
流行病在古代世界很常见，但安东尼瘟疫是罗马帝国第一次已知的流行病。[15]安东尼瘟疫蔓延到整个罗马帝国，也许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并感染了数百万人。这场流行病爆发于罗马共治皇帝马库斯·奥勒留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通常被认为是罗马的“黄金时代” [16]。当时的罗马帝国人口估计为 7500 万，约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罗马帝国的人口大约在安东尼瘟疫出现时达到顶峰，此后人口下降。[17]
尽管罗马帝国的经济繁荣，但仍有利于大流行的条件。人口健康状况不佳。大约 20% 的人口（按照古代标准来看这个比例很大）居住在数百个城市之一；罗马人口估计为一百万，是最大的。即使在最好的时期，城市也是“人口汇”。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新居民的不断流入是维持城市人口的必要条件。由于可能有超过一半的儿童在成年之前死亡，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二十多岁。密集的城市人口和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了疾病的危险。罗马帝国广阔领土之间的陆地和海上连通性使得传染病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比在较小的、地理上更狭窄的社会中更容易、更迅速。帝国境内传染病流行很常见，公元前 43 年至公元 148 年期间有九次记录。富人也未能幸免于不健康状况的影响。据了解，马可·奥勒留皇帝的十四个孩子中只有两个已成年。[18]
人口的平均身高是衡量营养和疾病负担的一个良好指标。对数千具骨骼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罗马人的平均身材比意大利前罗马社会和中世纪后罗马社会的人矮。历史学家凯尔·哈珀认为，“社会发展的过早飞跃带来了生物学上的逆转，这在历史上并不是最后一次”。[19]尽管不断发展，欧洲的平均身高在1000年至1800年间并没有增加，而在古代晚期的5世纪和6世纪有所增加。[20]
疾病传播[编辑]
传统的罗马观点将安东尼瘟疫的原因归咎于罗马军队侵犯了塞琉西亚城的一座神庙，然后士兵将其带回罗马帝国。然而，第一个有记录的鼠疫病例发生在165 年的士麦那，演说家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 (Aelius Aristides)差点死于该病。瘟疫从东方向西蔓延，于 166 年到达罗马，到 172 年几乎蔓延到帝国的每个角落。共治皇帝卢修斯·维鲁斯于 169 年死于瘟疫，罗马军队遭受重创。[21] [22]
这场瘟疫一直持续到大约 180 年，据迪奥·卡西乌斯 (Dio Cassius)报道，另一场可能与之相关的流行病于 189 年袭击了罗马城。该城常常一天就有 2000 人死亡。这种新的流行病，还是安东尼瘟疫的再次发生，是否影响了罗马城外的帝国，目前尚不清楚。[23]
流行病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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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年，疫情期间，希腊医生兼作家盖伦从罗马前往小亚细亚的家乡，并于168年返回罗马，当时他受到了两位奥古斯都共治皇帝马库斯·奥勒留和卢修斯·维鲁斯的召见。168/69 年冬天，他亲临了驻扎在阿奎莱亚的部队爆发的疫情。盖伦在论文Methodus Medendi（《治疗方法》）中简要记录了对这种流行病的观察和描述，并在他的大量著作中散布了其他对此的引用。他形容这场瘟疫“严重”且持续时间长，并提到发烧，发病第 9 天出现腹泻、咽炎以及皮疹，有时是干燥的，有时是脓疱。盖伦提供的信息并未明确指出该疾病的性质，但学者们普遍倾向于将其诊断为天花。[24]
历史学家William H. McNeill [25]断言，安东尼瘟疫和后来的西普里安瘟疫（251-c.270）是两种不同疾病的爆发，一种是天花，一种是麻疹，但不一定按这个顺序。这两场瘟疫对欧洲人口造成的严重破坏可能表明人们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两种疾病，这给幸存者带来了免疫力。其他历史学家认为，两次爆发都与天花有关。[26]后一种观点得到了分子估计的支持，分子估计认为麻疹的进化发生在公元 1000 年之后的某个时候。[27]然而，盖伦对安东尼瘟疫的描述与天花并不完全一致。[28]
影响[编辑]
历史学家对安东尼瘟疫对罗马的影响有不同的评估。对某些人来说，瘟疫是罗马帝国衰落的开始。对其他人来说，这是盖伦和其他作家记录的一个小事件，但只比经常肆虐帝国部分地区的其他流行病稍微致命一些。据估计，这场大流行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占罗马帝国人口的 2% 至 33%，死亡人数在 1.5 至 2500 万人之间。大多数估计的死亡率约为帝国总人口的 10%（750 万人），其中城市和军队的死亡率高达 15%。如果这次大流行确实是天花，那么死亡人数可能约为感染者的 25%，因为天花的存活率通常约为 75%，即四分之三的感染者。[29] [30]
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 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表达了传统观点，他得出的结论是：“马可·奥勒留的统治在许多事情上形成了转折点，尤其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我毫不怀疑这场危机是由这场瘟疫……古代世界从未从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的瘟疫所造成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31]最近，学者凯尔·哈珀（Kyle Harper）说了类似的话：这场流行病“在任何关于罗马命运的叙述中……都应该处于最前沿”。[32] 相反，一个由六名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组质疑哈珀和其他人在这场瘟疫上的“极端”立场，因为他们“忽视了表明它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学术研究”，但历史学家们申明，“我们并不怀疑这种疾病和气候产生了哈珀描述的一些影响。” [33]
一些历史学家推测，这种流行病导致了对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崇拜激增。然而，铭文记录并没有显示该邪教的受欢迎程度有如此增长的证据。[34]
对罗马军队的影响[编辑]
古代编年史家将瘟疫描述为罗马军队的一场灾难，罗马军队“几乎被消灭”。[35]这发生在166年马克曼战争之初，日耳曼部落入侵多瑙河中游以南的罗马领土，即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并向南到达意大利。瘟疫的影响迫使马库斯·奥勒留从“角斗士、奴隶和强盗”中招募和训练更多的士兵。拖延了两年之后，皇帝于169年对日耳曼部落发动了进攻。到171年，罗马军队已将入侵者赶出罗马领土。战争时断时续，直到 180 年马库斯·奥勒留去世（可能死于瘟疫）。瘟疫也可能影响了日耳曼部落。[36]
印度洋贸易与汉族中国[编辑]
虽然葛洪是第一位准确描述天花症状的中医作家，但历史学家拉夫·德·克雷斯皮尼 (Rafe de Crespigny)认为，汉桓帝（146-168 年在位）和汉武帝统治时期，东汉帝国遭受过瘟疫。汉陵（r. 168-189）——于151、161、171、173、179、182和185年爆发——可能与欧亚大陆西端的安东尼瘟疫有关。[37]德·克雷斯皮尼认为，瘟疫导致了张觉领导的邪教信仰治愈千禧年运动的兴起（卒于 184 年），他煽动了灾难性的黄巾之乱（184-205 年）。[38]他还表示，166年安东尼瘟疫爆发，恰逢“大秦”（罗马帝国）罗马使节登陆交趾（越南北部）并访问汉朝宫廷，这“可能只是偶然”。桓帝，自称代表“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或其前任Antoninus Pius的音译）。[39] [40] [41]
拉乌尔·麦克劳克林 (Raoul McLaughlin) 写道，166 年，罗马臣民拜访汉族宫廷，本可以开创罗马远东贸易的新时代，但它却是“某种更不祥之兆的预兆”。[42]麦克劳克林推测瘟疫起源于中亚，来自一些未知和孤立的人群，然后传播到中国和罗马世界。[42]从埃及到印度的考古记录证明，这场瘟疫对罗马在印度洋的海上贸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并导致罗马在东南亚的商业活动大幅减少。[43]然而，正如 3 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周线图和 6 世纪科斯马斯·印迪科普勒斯特斯 ( Cosmas Indicopleustes)的基督教地形图所证明的那样，罗马进入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特别是丝绸和香料贸易，当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进行。直到埃及被穆斯林拉希顿哈里发夺去。[44] [45]
另请参阅[编辑]
引用[编辑]
- ^ 布鲁克，约翰·L. (2014)。“全球古代，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 542 年”。气候变化和全球历史进程。第 317–349 页。DOI：10.1017/CBO9781139050814.011。国际标准书号 9780521871648。原始存档于2021年9月29日。检索日期： 2021 年9 月 12 日。
{{cite book}}：|website=忽略（帮助）。从剑桥核心下载。 - ^ 理查德·邓肯·琼斯 (2018)。“重温安东尼瘟疫”。ARCTOS：芬兰语言学报。六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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