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5日 星期五

雅典瘟疫（公元前 430 年）

 

古城里的瘟疫，Michiel Sweerts，c. 1652–1654

雅典瘟疫（古希腊语：Λοιμὸς τῶν Ἀθηνῶν，Loimos tôn Athênôn）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年（公元前 430 年）一场席卷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流行病，当时雅典的胜利似乎仍触手可及。 。这场瘟疫估计导致 75,000 至 100,000 人死亡，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据信是通过比雷埃夫斯港进入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是该市的港口和唯一的食物和补给来源。[1]地中海东部大部分地区也爆发了这种疾病，尽管影响较小。[2]

战争和瘟疫对雅典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这导致不遵守法律和宗教信仰；作为回应，法律变得更加严格，导致自称是雅典人的非公民受到惩罚。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就是这场瘟疫的受害者之一。[3]瘟疫又两次卷土重来，一次是在公元前 429 年，一次是在公元前 427/426 年的冬天。大约有 30 种病原体被认为是引起鼠疫的原因。[4]

背景[编辑]

斯巴达及其盟友（科林斯除外）几乎都是陆上强国，能够召唤几乎不可战胜的庞大陆军。公元前 431 年，雅典人在伯里克利的指挥下，面对来自斯巴达及其盟友的陆上联合战役。奉行在雅典城墙内撤退的政策，依靠雅典的海上霸权提供补给，同时优势的雅典海军骚扰斯巴达的部队调动。不幸的是，这一战略也导致大量人口从阁楼乡村迁移到人口已经很高的城市，造成人口过剩和资源短缺。由于当时的居住环境狭窄且卫生条件差，雅典成为疾病的滋生地，许多公民死亡。在战争时期的流行病史上，雅典的“瘟疫”因其将苦难限制在某一方以及对战争最终结果的影响而引人注目。[需要引用]雅典人认为斯巴达人可能会在他们的供水系统中投毒来杀死他们，以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5]斯巴达人不知何故没有受到瘟疫的影响，这可能是雅典人怀疑的一个原因。[5]众所周知，雅典瘟疫是古典希腊最严重的疾病。

在场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自己也感染了这种疾病并幸存下来，[6]描述了这种流行病。他写到一种来自埃塞俄比亚并经过埃及和利比亚的疾病进入希腊世界并传播到更广阔的地中海；这是一场如此严重和致命的瘟疫，没有人能在任何地方回忆起类似的瘟疫，而对它的性质一无所知的医生不仅无助，而且他们自己死得最快，因为他们与病人接触最多。在人满为患的雅典，这种疾病估计导致 25% 的人口死亡。看到雅典燃烧的火葬柴堆，斯巴达人撤回了军队，不愿冒险与患病的敌人接触。许多雅典步兵和专家海员死亡。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直到公元前 415 年，雅典才充分恢复元气，发起大规模进攻，即灾难性的西西里远征。[需要引用]

直到 1994-95 年，考古工作发现了第一个乱葬坑，才第一次证实了鼠疫的存在。[7]在这一发现之后，修昔底德对该事件的描述以及对遗骸的分析被用来尝试确定流行病的原因。[需要引用]

社会影响[编辑]

对雅典瘟疫的描述生动地描述了流行病的社会后果。修昔底德的叙述清楚地描述了瘟疫时期社会道德的彻底消失：

......灾难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宗教或法律的每一条规则都变得漠不关心。”

——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8]

雅典瘟疫对集体社会和宗教行为的影响与人们对中世纪大 流行病“黑死病”的描述相呼应，[9]尽管学者们对这两种情况的客观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理由是流行病与未经证实的道德之间存在历史联系。恐慌近乎歇斯底里。[10] [11]

对法律的恐惧[编辑]

修昔底德指出，人们不再害怕法律，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生活在死刑之下。同样，人们开始不加区别地花钱。许多人认为自己活不了多久，无法享受明智投资的成果，而一些穷人却意外地通过继承亲戚的财产而变得富有。据记载，人们拒绝表现正直，因为大多数人不希望活得足够长，从而享有良好的声誉。[12]

照顾病人和死者[编辑]

雅典瘟疫期间死亡的 11 岁女孩米尔蒂斯 (Myrtis)的重建外观，其骨架在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凯拉米科斯 (Kerameikos) 万人坑中被发现

缺乏诚实行为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疾病的传染性。那些照顾病人的人最容易感染这种疾病。这意味着许多人孤独地死去，因为没有人愿意冒着照顾他们的风险。死者被堆放在一起，任其腐烂，或被推入万人坑。有时，那些抬着死者的人会发现已经燃烧的火葬柴堆，将新的尸体扔在上面，然后走开。其他人则挪用了准备好的柴堆，以便有足够的燃料来火化自己的死者。那些幸运地在瘟疫中幸存下来的人产生了免疫力，因此成为后来生病的人的主要照顾者。[13]

在雅典古老的凯拉米科斯公墓外发现了一座乱葬坑和近 1,000 座坟墓，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 430 年至公元前 426 年。乱葬坑的周围有一堵矮墙，似乎可以保护墓地免受湿地的侵害。该竖井形坟墓于 1994-95 年挖掘，可能总共埋有 240 个人，其中至少有 10 名儿童。坟墓中的骷髅是随机放置的，它们之间没有土层。[需要引用]

第三古物局的挖掘者埃菲·巴齐奥托普卢-瓦拉瓦尼 (Efi Baziotopoulou-Valavani) 报告说，“这个乱葬坑并不具有纪念意义。我们发现的祭品包括常见的、甚至是廉价的陪葬器皿；黑色饰面的器皿。” ，一些小的红色人物，以及公元前 5 世纪下半叶的白色 lekythoi（油瓶）。尸体在一两天内被放入坑中。这些[因素]表明在一个恐慌状态，很可能是由于瘟疫。” [14]

在此期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难民移民到雅典长城内，导致雅典城邦和比雷埃夫斯港的人口膨胀。在此期间，人口增加了两倍，增加了感染的机会，卫生状况也恶化了。[15]

宗教冲突[编辑]

瘟疫还引起了宗教的不确定性和怀疑。由于这种疾病的发生与人们对神的虔诚无关，人们感觉被神抛弃了，崇拜神似乎没有任何好处。[16]神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地方，因为来自雅典乡村的难民被迫在神庙中寻找住所。很快，神圣的建筑里就挤满了死者和垂死者。雅典人将瘟疫视为诸神偏爱斯巴达的证据，而这一点得到了神谕的支持，即如果斯巴达全力战斗，阿波罗本人（疾病和医学之神）将为斯巴达而战。早期的神谕警告说，“一场多利安（斯巴达）战争将会到来，并带来瘟疫”。[17]

修昔底德对这些结论表示怀疑，并认为人们只是迷信。他依靠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希波克拉底理论，并努力通过直接观察收集证据。他观察到吃腐肉的鸟类和动物消失了，尽管他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们是在吃掉尸体后死亡还是拒绝吃它们并被赶走：

所有捕食人体的飞禽走兽，要么不去触碰人体（尽管有许多尚未埋葬），要么在品尝人体后死亡。为了证明这一点，人们注意到这种鸟实际上消失了。它们与尸体无关，或者根本不是为了让人们看到。[18]

后果[编辑]

这场瘟疫是一场不可预见的事件，造成了古希腊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生命损失之一，并导致雅典社会崩溃。由于许多富人去世，他们的财富被下层阶级的剩余亲属继承，公民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那些生病并幸存下来的人最同情其他受苦的人：许多幸存者相信自己不会再死于任何疾病，因此主动提出帮助其余的病人。瘟疫还导致雅典全面丧失权力和扩张能力。许多剩下的雅典人被发现是梅蒂克人他们伪造证件或贿赂官员以隐藏其原始身份。其中许多人被捕后沦为奴隶。这导致了伯里克利公民法的通过。该法律规定，只有两个雅典父母所生的人才能被视为雅典公民，[19]这既减少了他们的潜在士兵数量和政治权力，也减少了雅典梅提克人的待遇和权利。[20]

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年后，瘟疫对雅典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且再也没有恢复过。他们的政治力量被削弱，军队和公民的士气大幅下降。雅典随后被斯巴达击败，不再是古希腊的主要强国。[需要引用]

症状[编辑]

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这种疾病首先在头部出现症状，然后逐渐蔓延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他还详细描述了鼠疫受害者所经历的症状。[2]

  • 发烧
  • 眼睛发红和发炎
  • 喉咙痛导致出血和口臭
  • 打喷嚏
  • 失声
  • 咳嗽
  • 呕吐
  • 身体上有脓疱和溃疡
  • 极度口渴
  • 失眠
  • 腹泻

可能的原因[编辑]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找出雅典瘟疫背后的疾病。传统上，这种疾病被认为是黑死病多种形式的爆发，但对所报告的症状和流行病学的重新考虑促使学者们提出了其他解释。这些疾病包括斑疹伤寒、天花、麻疹和中毒性休克综合症。[21]基于与非洲最近爆发的疫情的惊人描述相似性，以及雅典瘟疫本身显然来自非洲（如修昔底德记录）的事实，埃博拉病毒或相关的病毒性出血热已被考虑。[22]

考虑到一种已知疾病的特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或者鼠疫是由一种不再存在的疾病引起的，雅典鼠疫的确切性质可能永远无法得知。此外，难民涌入城市造成的拥挤导致食物和水供应不足，昆虫、虱子、老鼠和废物也可能相应增加。这些条件可能会在疫情爆发期间助长不止一种流行病。[需要引用]

斑疹伤寒[编辑]

1999 年 1 月，马里兰大学第五届年度医学会议专门讨论雅典瘟疫的臭名昭著的病例史。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导致希腊人死亡的疾病是斑疹伤寒。“流行性斑疹伤寒是最好​​的解释，”杜克大学医学顾问教授戴维·杜拉克博士说。“它在战争和贫困时期影响最严重，死亡率约为 20%，受害者在大约 7 天后死亡，有时会引起惊人的并发症：手指和脚趾尖坏疽。雅典瘟疫所有这些功能。” [23]在斑疹伤寒病例中，进行性脱水、衰弱和心血管衰竭最终导致患者死亡。[需要引用]

这一医学观点得到了AW Gomme的观点的支持，他写了修昔底德的综合注释版，也认为斑疹伤寒是流行病的原因。这一观点在他的巨著《修昔底德的历史评论》中得到了表达，[24]在戈梅死后由 A.安德鲁斯和 KJ 多佛完成。Angelos Vlachos（Angelos vlachos（βγγελοςβλάχος），雅典学院和外交官的成员，在他对修西的讲话（παρατηρήσειςστ至θουκυκυδδη，[1992] I：177–178）的意见和gomme：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斑疹伤寒”（“Σήμερα, όπως γράφει ο Gomme, έχει γίνει από όλους παραδεκτό ότι ήταν τύφος ")。该理论最近还在希腊流行病学家对鼠疫的一项研究中得到了支持。 [4]

伤寒[编辑]

症状[编辑]

通常与伤寒相关的症状类似于修昔底德的描述。它们包括：[6]

伤寒的某些特征与修昔底德的描述明显不同。食腐动物不会因感染伤寒而死亡，[25]伤寒的发烧通常是缓慢而微妙的，伤寒通常会在病程后期致死。据修昔底德报道，由于伤寒最常见的是通过拥挤的城市地区不良的卫生习惯和公共卫生条件传播的，因此它不太可能是城市化程度较低的非洲出现鼠疫的原因。[需要引用]

DNA分析[编辑]

2005年，由雅典大学正牙医生马诺利斯·帕帕格里戈拉基斯博士领导的一项对从古希腊墓坑中发现的牙齿牙髓进行的DNA研究发现，DNA序列与引起伤寒的肠道沙门氏菌（S.enterica）的DNA序列相似。发烧。[26]

第二组研究人员，包括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美国进化分子生物学家Beth Shapiro 博士，对 Papagrigorakis 团队的发现提出了质疑，称其存在严重的方法论缺陷。[27]在给《国际传染病杂志》的一封信中，夏皮罗等人。声明称，“虽然DNA分析证实雅典序列可能是沙门氏菌，但它清楚地表明它不是伤寒。” [28]

Papagrigorakis 团队使用的技术 ( PCR ) 已表明很容易出现污染引起的假阳性结果，而且众所周知，源头埋葬地在古代曾被生猪大量贩运，生猪是另一种沙门氏菌血清型的携带者， 可能已经与引起伤寒的疾病相混淆。尽管如此，Papagrigorakis 团队声称这种反驳的基础是站不住脚的，[29]并且夏皮罗团队使用的方法在历史上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30]

病毒性出血热[编辑]

修昔底德的叙述尖锐地提到了护理人员的风险增加，病毒性出血热（例如埃博拉病毒病或马尔堡病毒）比斑疹伤寒或伤寒更典型的人际接触传播。在军事行动期间发生瘟疫的历史上不寻常的是，围困的斯巴达军队被描述为没有受到城内肆虐的疾病的影响。修昔底德的描述进一步要求与甚高频在症状的特征和顺序以及第八天左右的通常致命结果方面进行比较。一些科学家将修昔底德的表述“ lygx kenē ”（λύγύκενή）解释为打嗝的不寻常症状，[31]现在这被认为是埃博拉病毒病的常见发现。2012 年和 2014 年非洲爆发的 VHF 疫情强化了对护理人员危险增加的观察，以及采取屏障预防措施以防止与悲伤仪式和丧葬仪式相关的疾病传播的必要性。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一些幸存者的生殖器和眼睛受到持续影响，修昔底德曾描述过这两种情况。临床潜伏期长达 21 天，最近在精液传播的感染中显示出长达 565 天的传染潜力，埃博拉病毒通过尼罗河贸易进入繁忙的比雷埃夫斯港是合理的。古希腊与非洲资源的密切关系体现在壁画和陶器艺术中对猴子的准确再现，尤其是长尾猴。鹿猴 (Cercopithecus ) 是一种将马尔堡病毒传播到德国和南斯拉夫的灵长类动物，该疾病于 1967 年首次被发现。雅典娜和宙斯（七大奇迹之一），是在同一十年制作的。古代再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使用象牙。[需要引用]

第二个暗示出血热病因的古代叙述是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的叙述。卢克莱修 (Lucretius) 在公元前 1 世纪写作，将雅典瘟疫描述为从身体孔道排出血性分泌物（书6.1146-47：“sudabant etiam fauces intrinsecus atrae / sanguine”——喉咙里出汗，血黑）。这个描述可能源自直接观察，因为卢克莱修引用了希腊西西里岛的科学前辈——恩培多克勒和阿克隆。虽然医生阿克伦的原著已不复存在，但据报道他于公元 1977 年去世。公元前430年从西西里岛前往雅典协助抗击瘟疫。[需要引用]

不幸的是，基于 DNA 序列的鉴定受到一些重要病原体无法在几千年后留下可从考古遗迹中检索到的“足迹”的限制。RNA 病毒缺乏持久的特征意味着某些病因学，尤其是出血热病毒，无法使用当前可用的科学技术进行检验。[需要引用]

参考文献[编辑]

  1. ^ 罗伯特·J·利特曼（2009 年 10 月）。“雅典瘟疫：流行病学和古病理学”。纽约西奈山医学杂志。76（5）：456-467。doi：10.1002/msj.20137。ISSN  1931-7581。PMID  19787658。
  2. ^跳转至：a b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8.1
  3. ^ “古代世界的瘟疫”。人民.loyno.edu。原文存档于2017-08-06 。检索于2020 年 4 月 6 日。
  4. ^跳转至：a b Manolis J. Papagrigorakis、Christos Yapijakis 和 Philippos N.Synodinos，“古雅典的伤寒流行”，载于 Didier Raoult、Michel Drancourt，古微生物学：过去的人类感染，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2008 年第 161-173 页。
  5. ^跳转至：a b “雅典瘟疫导致数万人死亡，但其原因仍然是个谜”。历史。2021年5月20日。检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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