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8日 星期六

无后座力炮(Recoilless rifle)


美国106毫米无后座力炮,照片中是以吉普车装载的型式。
无后座力炮的运作方式
无后座力炮Recoilless rifle)是火炮的一种。特点是发射时利用向后喷出气体的反作用力推进炮弹的火炮。由于减少了传统火炮需求的后座以及制退机械,所以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操纵方便,适用于伴随步兵作战,配用空心装药破甲弹,主要用于攻击堡垒坦克和其他坚固目标。缺点是发射之后的后焰(back blast)及后喷物会暴露发射阵地,而且还使其无法在狭小空间内使用。

[编辑]历史

德国发展出75毫米的有膛线的无后座力炮给空降部队作为反坦克武器。在二次世界大战德军攻占克里特岛时发挥功用,于是德国用相同的设计发展出105毫米的无后座力炮,美国陆军模仿发展出相同的两种口径。美国亦发展出及使用90毫米的无后座力炮。苏联亦发展出没有膛线的的无后座力炮,口径有73、82及110毫米。
中华民国联勤61兵工厂(后来改制为202厂)曾经生产43式75毫米无后座力炮以及51式106毫米无后座力炮

[编辑]参考文献

  • John Batchelor und Ian Hogg, Die Geschichte der Artillerie, Wilhelm Heyne Verlag, ISBN 345352068-8

[编辑]相关条目

2011年6月17日 星期五

驼峰航线



驼峰
缅甸战役的一部分
Allied lines of communi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42-43.jpg
在东南亚盟国线的沟通(1942-43)。驼峰显示在最右边。
日期:1942年4月 - 1945年11月
地点:阿萨姆邦印度, 到中国昆明
结果:盟军胜利
参战方
 美国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国
 英国
 大日本帝国
兵力
*27架飞机; 1100人(1942年5月)
*640架飞机; 34000军队(1945年7月31日)
伤亡
594架飞机失事,丢失或注销
1659位人员死亡或失踪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与对日本的作战。中国抗日战争进入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这条战时中国最后一条陆上交通线后,中美两国被迫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昆明之间开辟了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这条空中通道就叫驼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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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得名原因

航线飞越被视为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脉,因受山峰高度及彼时螺旋桨飞机性能限制,飞机只能紧贴山峰飞行,因而飞行轨迹高低起伏状似驼峰,故此得名。英文为“The Hump”。

[编辑]滇缅公路的困境

起初,滇缅公路被用来运送军事物资,汽油和其他货物。在4月和1942年5月,日本占领缅甸切断滇缅公路。为了保持国民政府的物资供应,美国和其他盟国领导人同意进行一个持续的空中补给工作,由美国陆军航空队负责。在1942年7月,美国陆军航空队一个新的航空运输司令部成立,由William H. Tunner上校指挥,组织空运和提供后勤支持。大多数人员和设备来自美国陆军航空队,也有英国和印度的英联邦部队,缅甸劳工团伙,和中国国民航空空运科。

[编辑]空运行动

在1942年7月后,一条穿越印度缅甸中华民国的空中航线开始形成。在西面,航线由二战时期的阿萨姆邦东北印度铁路公司的一系列机场串成[1] 并穿越了云南四川的一系列山脊。在该航线开通后,即成为中国战场国际援助的“生命之路”。蒋介石认为为了保证它的野战师和拥有500架飞机的空军的正常运作,每月至少需要7,500吨的物资,当然在驼峰航线的初期几个月中,这个想法是难以达到的。[2]
C-54 “空中霸王”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寻找合适的货物运输飞机。最初的驼峰空运是由是道格拉斯DC-2C-47运输机道格拉斯DC-3、C-53运输机,和一种经改装的的C-47运输机完成。然而,这些飞机的有效载荷并不适合高负载的高空作业,且不能达到一定高度以飞越山区地形,这使得飞机不得不通过非常危险的迷宫般的喜马拉雅山隘航行。[3]
1942年12月C-87 Liberator Express和C-109燃油专用运输机的抵达提高了运输吨位,其较强的高空飞行能力使其能够直接飞越比较低的山峰(15,000-16,000英尺),无须穿行危险的山隘。但此种飞机的事故率较高且不适用于当时所用的机场。尽管C-87有4个引擎,但载重高时爬升性能差,经常在起飞时因引擎熄火而坠毁[4],同时在山峰上空即使遭遇较轻的结冰状况也容易回旋而失去控制[4]。C-109是从现存的B-24轰炸机改装而来的燃油专用运输机,所有武装弹药均被拆卸,机身内安装有8个油罐,能够装载2900加仑高辛烷值航空汽油。生产的218架C-109中有很多被送往中缅印战区。但由于其满载时在超过海拔6000英尺的机场降落十分困难,并且飞行不稳定,C-109也和C-87一样不受飞行员喜爱。满载的C-109若摔机着陆,不可避免会发生爆炸,使机组人员丧生。[5]

美军的寇蒂斯C-46运输机
“寇蒂斯”C-46 Commando于1943年4月起开始执行驼峰航线飞行。C-46是一种比以往任何一种双发运输机飞得都快都高的涡轮增压双引擎飞机,且载荷也比C-47及C-87高。[6][7] 装备C-46之后,航线的空运吨数明显提高,于1943年12月达到12,594吨。运量在1944-45年间继续攀升,于1945年七月达到历史最高值。[8][9]
飞越驼峰对于盟军飞行人员而言是近乎自杀式的航程。航线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穿行于缅甸北部与中国西部之间的崇山峻岭之间,频繁遭遇强紊流,强风,结冰,设备老化。从一开始,任务就受困于缺乏资源和有经验的人员。在行动最初的几个月里,没有经验的补给军官会下令将飞机装至“填满”而不顾载重上限。合适的导航设备与无线电信标以及受过训练人员的匮乏(一直没有足够的导航员来配置到每个机组)持续影响了空运行动。虽然空运指挥部(ATC)内有一些有经验的民航以及军用运输机飞行员,但其他人大都是刚受过飞行训练,飞行时间很短,对在恶劣条件下驾驶多引擎运输机几乎没有经验。中国飞行员尽管操纵过若干种类的飞机,但并不擅长于依靠仪表飞行,对空运使用的大型美制运输机也不熟悉。但是中国和美国飞行员还是坚持驾驶重载的飞机在往成都,昆明和其他城市的往返航线上日夜飞行。
运输机时刻不停地从印度北部的13个机场起飞,在约800公里外的6个中国机场之一降落。有些疲劳不堪的机组成员一天可飞到三次往返之多。机械师在露天维修飞机,在频繁的暴雨中用油布遮盖引擎。机械师与备用零件也始终不足,维护与发动机修理时常被拖延。很多超载的飞机在起飞时由于引擎问题或遇到其他机械故障而坠毁。ATC飞行员与作家Ernest K. Gann回忆他曾在印度的Chabua机场一天内目睹四次坠机事故——两架C-47,两架C87,三名飞行人员遇难。由于地区的偏远以及中缅印战区较低的优先级,飞行必须的零件和补给供应十分紧张,飞行人员经常被派往喜马拉雅山麓捡回飞机残骸上的零件以维修编队内剩余的飞机。这些悲剧性的坠机的一个副产品是当地出现了大量的由飞机残骸铝片做成的器具。
除了糟糕的天气和机械故障,手无寸铁的护送运输飞机在驼峰偶尔遭到日军战斗机在干旱(冬)季(的袭击)。[10]有一次,当驾驶C-46执行任务时,Wally A. Gayda上尉遭遇日军飞机,在失望中反击中岛战斗机,通过勃朗宁自动步枪向战斗机乘员组舱窗射击,最终杀死日本飞行员。[11][12] 在驼峰死亡人数总计超过1500人。有时,每月飞机损失总额占所有飞机的50%,但仍在沿途服务。
1944年5月,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占领了缅北的密支那机场,这一任务由中国远征军和麦瑞尔突击队完成,即著名的密支那大捷。这使日本丧失了他们对盟军驼峰航线巡逻飞机的主要机场。机场本身也成为困难情况下一个重要而紧急的盟军飞机降落点,即使战斗直到1944年8月仍在密支那附近的县城进行。
两架美军第12伞兵的C-47运输机
中方飞行员为驼峰航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42至1945年中国收到来自美国的运输机恰好是100架:77架C-47运输机和23架C-46 Commandos。据一些消息,从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共有650,000吨运通过驼峰,其中中方飞行员占75,000吨(约12%),还有33400名乘客通过驼峰。
在1944年,航空运输司令部的任务是支持B-29超级堡垒轰炸机从中国轰炸日本。从2月至10月,运送物资近18,000万吨的驼峰航线,开始支持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战略轰炸,当时的B-29行动则转移到中国。到这个时候,C-54 Skymaster四引擎运输机的到达大大提高了空运的吨位水平。[13] 为了提高效率,航空运输司令部秘书长William H. Tunner改进了C-54的空气技术,以便从更直接的航线到达中国,使用中缅印战区的战斗机中队来护送,以防日本飞机的拦截。这种C-54载货量是C-47的3倍,取代了后两个运输机,以及在C-46在最后几个月的空运。[14]
美国空军B-29超级堡垒轰炸机
驼峰航线这一空中桥梁的空运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尽管在1945年1月开放中印公路后其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截止收复仰光时,空运的总吨位(65万吨)仍比在雷多公路(14.7万吨)多得多,[15]。最后总记飞行时间约共计150万小时。驼峰运送行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空中战略桥梁,只有1949年柏林封锁时的空运行动在空运货物量上超过了它。

[编辑]飞行情况

这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的最为艰险的一条运输线。长约800公里。驼峰飞行也是二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空中运输,因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又被称为“死亡航线”。这条航线经过的地区都是海拔4,500到5,500米左右的高峰,最高海拔在7,000米以上。由于当年的飞机设施落后,机上没有加压装置,飞机在异常高空飞行,机员需要有极大的耐力。当时中国航空公司的华人机长陈文宽,及国泰航空创办人之一的Roy C. Farrell亦有驾驶过驼峰航线。

[编辑]功绩与损失

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空军在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有超过500架飞机坠毁(包括C-46C-47),468个美国和46个中国机组牺牲,共计超过1,500人。

[编辑]“铝谷”

出自“中国珍珠:龙保罗日记”,龙保罗是一部网络小说的虚构人物,作者是台湾资深广告人姚开阳(Crayon Yao),现从事数位内容产业,现任台湾跃狮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导演与台湾中国军舰博物馆馆长. 。 “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这是昆明驼峰航线纪念碑下的纪念橱窗中的一段文字,落款是一位驼峰老飞行员龙保罗[16]

[编辑]图书

2010年,中国大陆作家刘小童在采集资料采访中国航空公司当时参加驼峰航线的现存员工之后,出版了驼峰航线一书。

[编辑]参考文献

2011年6月13日 星期一

苏联航空志愿队


苏联航空志愿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1年苏联援华抗日的苏联空军。称呼很多,通常也称“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志愿航空队”、“苏联志愿援华抗日空军联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另外还有“正义之剑”此等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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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概述

1937年8月,因为对日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自中东路事件僵化的中苏关系有着解冻的契机。当时蒋介石苏联请求大规模的援助,由于感觉到日本扩军的压力,苏联在利害关系一致的大环境下决定与中国修好,8月20日,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并宣称将提供中国上亿美金的军购。
1937年9月14日,苏联向中国出售225架各型军机,同时接受国民政府的提案派遣飞行员,地勤人员,机场建筑师,工程师和机械师以志愿队的身分前来中国协助抗日,在苏联内部这项人员派遣称为Z(Zet)作战,人员则由外贝加尔军区太平洋舰队所属航空部队中选拔的“志愿者”。苏联这种在西班牙内战中也使用相同模式对交战方提供援助,因此当时各地军区认为中央将要求其部队至西班牙参战,故挑选出较好的飞行人员;这批人员编为一个战斗机大队(31架战机、101名人员)与轰炸机大队(31架战术轰炸机、153人),第一批450名志愿队人员与苏联军售的飞机(155架战机、62架轰炸机、8架教练机)于1937年10月分别由海路与从阿拉木图的陆路前来中国。与其他国外志愿队不同的是苏联志愿队在来华时并未如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必须担心国内舆论而抛弃军籍,而是直接以苏联军方的身分介入第三国战争,日本对此虽表不满,但国力悬殊因此只表示抗议无力直接对抗。
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后于华中地区进行整补,并于12月的南京保卫战开始进行任务,陈纳德的回忆中对于苏联I-16以高速俯冲的混合动作甩开日军战机有着深刻印象,这个回忆经过整理成为日后训练飞虎队时重要的空战技巧。随后志愿队参加了1941年以前在中国的大小空战,最大的战果便是1939年以DB-3轰炸机对汉口机场执行轰炸之任务。
1941年4月,苏联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随后德苏战争爆发停止对华军售,并撤走了苏联航空支援队。在华期间,苏联航空志愿队累计操作1200多架飞机,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同时有211名志愿飞行员在中国牺牲。

[编辑]主要人物

顾问群[1]
任职日期阶级职别中文姓名俄语姓名备注
1938年9月少将总顾问日加列夫Жигарев, П. Ф.1938年10月返国
1938年11月少将总顾问特霍尔Тхор, Г. И.1939年初返国
1939年5月上校总顾问阿尼西莫夫Анисимов, П. Н.1941年返国
1940年上校总顾问雷恰戈夫Рычагов, П. В.1941年返国
1938年上校顾问齐略恒Хрюкин, Т. Т.可能即为列别捷夫
1938年上校副顾问叶尔少夫
1939年上校副顾问互鲁也夫
1938年上校防空顾问札哈罗夫该员在华隶属军事委员会同时担任空军顾问职
1938年上校机械顾问布拉霍夫1940年返俄
1941年中校轰炸顾问思齐切申
1939~40年中校轰炸顾问依瓦诺夫兼任训练SB轰炸机飞行教官
1939~40年少校驱逐顾问乌里也夫兼任参校一、二期战术教官
1941年少校机械顾问卡札阔夫

[编辑]战绩

由于政治因素,中华民国一向对苏联在抗战时期之援助不多加宣传,而苏联志愿队在此项政策以及苏联生还者并未像飞虎队般公开考证战史,加上战后日本以及国民政府大多档案皆散失于各处,因此苏联志愿队之实质战果至今尚未有经过详细考证之数据。
第四大队第二十二中队飞行员张光明少将回忆,中华民国空军在引进 I-15bis 战斗机之前在部队中不存在真正的战斗机。美国引进的Hawk-III不如苏联飞机来得灵活,除此之外高庆辰在其回忆录"空战非英雄"中宣称当年两国空军在武汉保卫战时期,是如何在战场上历经考验,进而两国飞行员建立革命情感的事迹,甚至当苏联队员要回国时,还发生拥抱过国军飞行员的案例。
另外,前中华民国空军空战英雄柳哲生,在1938年1月7日的南昌空战中,曾救助过遭受日本海军飞行员潮田良平威胁的波罗盖威逊斯基大队长,因而为中华民国与苏联这两个意识型态完全不同的国家结下了友谊,甚至到了苏联解体之后,波罗盖威逊斯基都对此是念念不忘,还透过管道到台北找寻罗英德的下落(请参考中国的空军杂志六一零期,"来自莫斯科的一张友谊照片"文)。
不过,许多中华民国的飞行员,仍然认为苏联的飞行员受共产党文化影响太深,导致作战思维相当不灵活,这一点无论是来自张光明,还是后来在中美空军混合团中,与美国飞行员有过实际相处的徐华江而言,都是个既定的事实,也是苏联志愿队受到惨重损失的一大原因,所以自然并不是相当看好苏联人或著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飞行员技术,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战后的台海空战中,都没有什么改变。

[编辑]纪念

武汉市(汉口)解放公园里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 1956年武汉解放公园建成,武汉市政府把15名苏联航空志愿队烈士的遗骸迁葬到公园的西北角,建立了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 重庆市渝中区鹅岭公园建有苏军烈士墓,纪念两位在重庆上空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的卡特洛夫上校和司托尔夫上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那个与苏联友好的时代中,中国曾经一度将苏联志愿队视为两国之间友好的象征,不过毕竟这支单位当年在中国,是协助国民政府作战的,也因此并没有非常详细的去探讨这支部队的战史,整个抗日战争的相关纪念活动仍是以游击战为主,而当中国与苏联终于1960年代交恶以后,对于苏联飞行员的纪念活动也明显减少了,抗日战争的功劳也因此完完全全的被归功给了毛泽东所领导下的八路军与新四军游击队,整体内容也以强调延安方面的"自立更生"为主,好与依靠外国的重庆政权进行区别。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为了改善与苏联还有俄罗斯的关系,继续纪念苏联志愿队的历史,不过在北京抗日战争博物馆中的画像中,里面的I-16战斗机所漆的是苏联红军的红色五角星机徽,而非战时的青天白日机徽,明显违反了历史事实(参考兵器战术图解39期,"卢沟桥旁的抗战纪念馆"一文)。

[编辑]参考文献

  1. ^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第129~131页,环球书局,1987年

[编辑]参见

[编辑]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