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日 星期日

自由伊朗大会强调伊朗妇女是民主变革的先锋

 自由伊朗大会强调伊朗妇女是民主变革的先锋

小组成员汉娜·阿曼普尔、阿扎德·萨米博士、阿扎德·赞格内博士以及主持人拉梅什·塞佩赫拉德博士探讨了伊朗女性在争取自由民主伊朗的斗争中的领导力和贡献——2025年11月15日
小组成员汉娜·阿曼普尔、阿扎德·萨米博士、阿扎德·赞格内博士以及主持人拉梅什·塞佩赫拉德博士探讨了伊朗女性在争取自由民主伊朗的斗争中的领导力和贡献——2025年11月15日

华盛顿特区—— 2025年自由伊朗大会第二场重要会议以“伊朗女性与抵抗的遗产”为主题,探讨了女性如何成为塑造伊朗民主运动的决定性力量。会议以一个多世纪的斗争和四十年的有组织抵抗为基础,探讨了长期遭受歧视、镇压和国家暴力侵害的伊朗女性如何转型成为反对派内部战略、组织和领导的缔造者。会议汇聚了众多杰出的专业人士和人权倡导者,重点关注女性的韧性、牺牲精神和远见卓识如何使她们成为争取建立一个民主、世俗和非核伊朗的核心力量。

小组讨论主持人拉梅什·塞佩拉德博士是网络安全、伊朗政策和民主运动领域的知名学者和实践者。她在第二场会议开幕致辞中强调,伊朗女性崛起成为领导者并非偶然,而是“一百多年来”斗争的结果。她赞扬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NCRI)主办此次大会,并将当今女性领导的抵抗运动根植于漫长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1906年立宪革命。当时,根据宪法第二条,女性被剥夺了完全公民权。“伊朗女性长期以来一直在为争取权利而斗争,”她说道。她指出,无论是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还是在当前的政教合一政权下,镇压手段都只是“不断演变”,变得更加复杂和残酷。

塞佩拉德博士在谈到2022年因玛莎·“吉娜”·阿米尼遇害而引发的起义时,告诫人们不要将女性参与视为一蹴而就。她指出,女性和青年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变革决定性力量”,是数十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她强调,来自各个民族——阿塞拜疆族、库尔德族、俾路支族​​、卢尔族、土耳其族——的女性都加入了抵抗运动的行列。

塞佩拉德博士着重强调了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和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NCRI)的女性领导文化,指出尽管遭受残酷镇压,纪律、战略和清晰的目标仍然指引着这场运动。“没有哪个国家比伊朗政权处决的女性更多,”她指出,“但伊朗女性没有放弃——她们组织严密、坚韧不拔,而且她们有一位领袖。”

阿扎德·萨米博士是一位持有执业资格的儿科医生,拥有公共卫生背景,并长期致力于人权倡导。她认为,伊朗女性领导力的崛起源于一个世纪以来系统性的压迫,而这种压迫最终催生了有组织、有韧性的抵抗。“女性领导力的获得并非一帆风顺,也绝非一蹴而就,”她开门见山地说道,并强调任何严肃的分析都必须从塑造伊朗女性政治觉醒的压迫模式入手。

她解释说,在君主制下,上层女性享有选择性的公众关注,而积极参与政治的女性则遭受监视、逮捕、酷刑和流放。随后,神权政权将厌女症制度化,推行“强制佩戴头巾、歧视性家庭法和性别隔离”作为政治控制的工具。她说,从一开始,神权统治就“监禁、酷刑折磨、处决和屠杀女性”,正是因为它明白“女性解放意味着暴政的终结”。

萨米博士认为,正是这些压力促使大量女性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加入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尤其是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尽管在国内遭遇文化上的强烈反对,她们依然坚持不懈,并逐渐晋升到领导层。她指出,MEK建立了一套正式的解放性领导框架,将合格的女性置于战略和行动岗位,从而造就了“该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女性领导运动”。

她表示,如今,女性已成为伊朗境内抵抗组织的核心力量,并在海外侨民中形成了一股跨越世代的力量。“系统性的压迫使得这些领导人得以涌现,”她总结道,并补充说,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为她们提供了赋权的架构——一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践行的平等模式。

汉娜·阿曼普尔律师是家庭和婚姻关系法专家,也是长期致力于维护女性权益的倡导者。她指出,伊朗的性别不平等“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其根源直接在于法基赫监护时期的宪法。她解释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在性别隔离的法律之上”,剥夺了女性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在婚姻、离婚、子女监护权、继承权等个人事务中,“女性的权利被剥夺”。在公共生活中,她们被排除在总统、司法机构和任何真正掌握实权的职位之外。她强调,这一切并非偶然:“该政权在宪法中就意图剥夺女性在法律面前的任何平等权利。”

然而,她补充道,女性一直奋战在抵抗运动的最前线。她指出,在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内部,1985年出现了一个“卓越的模式”,当时女性开始担任高级政治和组织职务,最终玛丽亚姆·拉贾维于1993年当选为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NCRI)主席。她说,这展现了“伊朗在民主转型后的潜力”。

但这样的进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的女性成员“经常被妖魔化”,并成为攻击的目标。她说,该政权最阴险的策略是将积极参与政治的女性——尤其是母亲——描绘成抛弃家庭的​​人。这与其他反威权运动(从南非到乌克兰)中女性受到赞扬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绝对是双重标准,”她总结道,并强调女性权利并非次要,而是伊朗争取自由斗争的核心。

内科医生兼女性权益倡导者阿扎德·赞格内博士以亲身经历为例,阐述了她的观点。虽然她在美国长大,但她讲述了自己十几岁时被迫离开家乡,进入伊朗一所女子中学的经历——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她意识到“压迫有多么严重”。她说,在伊朗,压迫并非纸上谈兵:“她们做的每一个决定、做的每一个举动、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受到严酷的压迫。” 她来自一个自由至上的社会,因此,当她踏入一个“女孩们甚至都无法理解自由概念”的世界时,她感到无比震惊。

赞格内将这些经历与一个更广泛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伊朗女性一直是每一次重大变革运动的中坚力量——从1906年的立宪革命到反对君主制的斗争,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镇压以及今天的起义。“女性领导了这些革命,”她说道,并强调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的女性领导模式并非象征性的,而是几代女性领导力的延续。在MEK内部,女性长期以来担任着“需要纪律、牺牲和远见的行动性和战略性角色”,通过有意识的结构性变革打破了伊朗政治的玻璃天花板。

当被问及是什么支撑着伊朗女性继续前行时,赞格内赫说,是“她们亲身经历的真相和榜样的力量”。她们每天都在经历不公,深知其中的艰辛,同时也看到了前辈们树立的榜样。“对现状的清晰认知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心,”她说,“正是这些力量赋予了她们坚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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