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大多数――文革史应该“有血有肉”
・陈向阳・
最近，笔者在《华夏文摘》网站上发表了系列文章“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有读者对‘大多数的文革’表示不解，质疑笔者那区区的个人见闻怎么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文革经历。其实，笔者的本意是：‘属于文革中的大多数的我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当然，哪怕是成千上万的个人经历加在一起也不能完全代表全体‘大多数’的文革经历。
笔者所以强调‘文革中的大多数’是因为感到文革正在被遗忘并被曲解，而被遗忘被曲解最甚的又是那个‘大多数’。如今，文革的研究者、回忆者、记述者基本上都把目光集中在‘文革少数’的身上。这个少数包括：
一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江青等等凡是在文革中一时处于权力中心的人物。虽然他们并不是一直都能够控制波涛汹涌的文革大潮，但仍然对文革的基本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文革史上当然应该占据显要位置。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他们身上只能得到一部上层权力斗争史。而这部史还根本无法解释文革的本质：一场亿万老百姓积极投入的轰轰烈烈五光十色的群众运动。
二是其他重要人物，在一时一事一地起过重要作用，既包括一些地方领导人，像陈再道，赵永夫，也包括群众组织领袖像聂元梓，蒯大富，还有一些突出的个人像遇罗克，扬曦光。他们是一系列文革事件中的‘主要演员’，研究和记述文革决不能遗漏他们。但他们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一部分人或一股思潮或一个事件。若离开了所代表的实体，他们也就没了意义，就像波涛上的浪花，最吸引人的目光，但若没有波涛如何翻的起浪花？用波涛可以解释浪花的形成，用浪花却说明不了波涛的成因。
三是‘革命对象’，比如黑五类、牛鬼蛇神、走资派等等。他们的人数也许有百万千万之众，但是在全体人口中仍是少数。他们是文革中最悲惨的牺牲品，有着触目惊心的遭遇，理应博得后人最大的同情，所以他们在文革史上占据了不能忽略的地位，留下了不可或缺的最黑暗的篇章。但是，如果缺失了对加害一方详尽的研究和记述，那么受害者的遭遇就不完整了，被过度简化了，似乎成了‘人类遭受野兽的袭击’，失去了原有的许多社会内容。如果过多的停留在受害者的遭遇上，文革也就仅仅成了一部受难史，一部野蛮的人性恶的施虐史。而许多其他重要史实，可以说是文革的更本质的部分反而被遮挡了。
把文革中的少数排除后，剩下的就是文革中的大多数。他们在文革大潮中基本上是跟随者。虽然他们也包括许多的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但他们仅仅是遵照具体的‘中央精神’或笼统的‘最高指示’，或某些群众组织领袖的鼓动而行事，没有什么个人的‘突出贡献’。在文革中，他们经常被称为‘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他们对文革的态度多种多样，很多人都有过初期的观望，然后积极投入，随后又陷入迷惑而渐趋冷淡敷衍。当然，同时也有不少人是始终的观望、或始终积极投入、或始终冷淡敷衍。
他们包括了迫害事件中的具体的迫害施行者。能使成百万上千万的‘革命对象’遭受迫害的只能是‘群众专政’。当然，他们里边也包括没有直接参与但赞成迫害行为的人，或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旁观者，还有敢或不敢表示出来的反对者。其实，他们里面的很多人也因为这样那样的‘错误’做过检查甚至受过‘批判’，但还是被算作‘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绝大多数也受了这样那样的苦，比如上山下乡，物质贫乏，‘自我改造’，但他们仍然是革命群众，根本有别于‘阶级敌人’。
正是这个大多数才造成了文革的轰轰烈烈五光十色。然而，如今的研究和回忆已经使文革的少数不至于被人遗忘，甚至使一些当时鲜为人知的秘密第一次大白于天下，但是文革的大多数却越来越黯淡下去，甚至被‘脸谱化’‘妖魔化’。在一些涉及文革的电影小说电视剧里，‘革命群众’或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如痴如醉，或凶狠蛮横抄家打人毫无人性。真实中的一部分‘革命群众’确实曾经有过那样的‘表演’，但是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们又是别的样子。如果略去大多数的‘别的样子’和‘为什么’的背景，只剩下那个‘短暂而特别的表演片段’，他们就变成根本不可理喻的‘怪物’了。如果文革的大多数成了‘怪物’，那么文革本身又如何能被毫无文革经历的后人真正了解呢？
当然也有人在记述‘文革的大多数’，比如冯骥才收集整理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还有其他人也做过同样的工作。另外文革的大多数中也有人在主动的回忆和记述。但是，一来这些回忆和记述在数量上太少，与‘大多数’太不匹配。二是这些回忆有意无意的偏离了真实，是经过‘过滤’的、有‘选择性’的、甚至可能包含虚假成分。这或许是因为躲避内心深处的伤痛，耻于暴露自己的丑恶，回避亲友的‘伤疤’，甚至有故意的遮掩和粉饰。比如，迫害和受迫害是最普遍的文革经历，但是，有那么多的人在回忆着受迫害，却极少见到关于迫害别人的回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当年的迫害者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恶行，还有许多人曾经受迫害也曾经迫害过别人，但是现在却只愿意回忆‘对自己有利’的那部分。
另一个问题是时过境迁，回忆者不仅有记忆的丢失，还自觉不自觉的以现在的眼光去看、用现在的观点和语言去讲当年的经历。当然，以批判的眼光去看那时的‘革命行动’，以忏悔的态度‘交待’自己的迫害行为是绝对应该的。但是，保持原样的史料和对史实的看法和评论应当是完全分开的两部分，应当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在‘文革博物馆’里最珍贵的应当是原样的史料。把现在的观点和评论掺进史料里，尤其是太多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记述方法会大大降低史料的真实性，更会导致后人的迷惑：如果真是那样一场几乎人人倒霉，又是人人厌恶，人人知道不对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可能有那样普遍的积极参与，搞的那么轰轰烈烈呢？
笔者正是抱着以上的想法写的‘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笔者试着用当时的眼光当时的语言当时的思维进行描写。笔者当时是个孩子，而古今中外的孩子都很容易接受周围发生的事情，认为都是‘正常’，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还挺有趣，只要自己不是受害者。就连今天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别人会以为他们处于不幸之中，但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这样想。周围的动荡、暴力、血腥对他们也许都是正常的，他们发现的快乐恐怕并不比世界其它地方的孩子们少。笔者在‘打地主婆打黑五类’的那些部分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想法：打的对，该打，因为阶级敌人肯定都曾经罪恶多端，如果有机会还会再干坏事。现在的笔者当然明白当时的想法是多么荒谬当时的行动是多么残忍可耻。但如果按现在的认识来写，那就失去了真实，会误导后人。
另一个正在被遗忘的是文革中的‘生活背景’，既普通老百姓的吃穿住行，社交娱乐。缺失了这些看似简单又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文革史就不会‘有血有肉’。
总而言之，笔者写文章回忆文革经历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留下不加掩饰不加过滤的真实。一个人的经历虽说是区区不足道，但文革的大多数偏偏就是由一个个不足道的普通人组成的。记述‘大多数的文革’也只能从不足道的个人经历开始吧？
□ 寄自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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