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8日 星期日

武汉病毒起源 美国会调查报告出炉(全文翻译)PDF)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人8月2日公布了有关中共病毒(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最终报告的补充报告。武汉病毒起源 美国会调查报告出炉(全文翻译)

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示意图。(Shutterstock)

这份众议院外委会少数党的调查报告基于开源信息得出结论认为,“优势证据”表明,中共病毒(新冠病毒)“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该病毒有可能是天然的,也有可能是基因操作的结果”。

众议院外委会的共和党人去年6月曾就此公布了他们的中期报告,并在9月公布了最终报告,指责中国共产党隐瞒疫情。最新的调查报告是对那份报告的补充,尤其聚焦武汉病毒研究所。

调查报告的牵头人、众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克尔.麦考尔众议员在这份补充报告发布之际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这份报告“完全基于编造的谎言和歪曲的事实”,“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美国之音请求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人格雷戈里.米克斯众议员和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阿米.贝拉众议员发表评论,截至发稿时仍未收到回复。

美国之音还联系了报告中提及的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过合作关系的美国科学家彼得.达萨克博士和拉尔夫.巴里克博士请求置评,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

美国总统拜登曾在5月26日下令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在90天后向他就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的起源做出报告,包括判断“它是源自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还是来自实验室事故”。

请点击链接阅读调查报告的全文翻译(PDF)。正式文字以报告英文原文为准。

屯堡:苗岭上最后的“大明遗民”

 



    
    
一个屯堡就是一座石头城(欧阳昌佩摄)

   
    明朝初年征战西南后留下驻守的屯军部分后裔,至今仍保持着600年前的江南习俗和明朝装束,成为一个奇特的群体和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Ethnic Tunpu.jpg
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于1902年所摄的屯堡妇女
   
    在贵阳市区,每天都能遇见这些装束奇异的妇女:身穿青布长襟大袖上衣,脚蹬绣花翘头布鞋,头包青白布帕,云髻上插着发簪,在古装戏中似曾相识。中外游客往往以为她们是少数民族。
   
    跟随她们暮归的足迹,走进贵阳附近安顺东部的苗岭村镇,突然发现,时光仿佛倒转,自己落入了一个戏剧性的社会——这儿的建筑、周围中老年男女的服饰,以及他们的风俗、戏曲,一派明朝遗风。而且,从围村的石筑寨墙、街道两头厚厚的石门楼、耸立村中的石碉楼、房屋墙上的射击孔、耐储藏的传统食品、以屯或堡命名的村名来看,当年必定是军事堡垒。
   
    他们正是600多年前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派驻西南的30万大军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在云贵高原建起了一个个屯和堡,边耕读,边戍土。此后在从清朝到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变迁中,许多屯堡和它的特征已如流云飞散。安顺东部的屯堡社区密布300多个屯堡村寨,只有这一带屯堡集中地区,至今仍固守着明朝江南文化风俗和明朝屯军文化遗风,被研究者称为“屯堡文化”。
   
    与一些作为旅游景点的明清古镇上看到的假古董、假扮古人不同,你在这里看到的是地地道道的明朝生活、古街坊。“屯堡人”一直在延续着梦中的江南故乡的明代社会生活,留下了这一举世罕见的历史活化石。屯堡文化已经成为与黄果树瀑布一样最吸引中外游客的旅游资源。
   
    耕战结合的石头建筑
   
    “石头的屋顶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面石头的墙,石头的碓窝石头的磨,石头的井台石头的缸。”这段顺口溜道出了屯堡村寨的建筑特色。一个屯堡就是一座石头城寨。寨墙、房屋、院墙都由密密层层的灰色石板线条构成,从上望下去齐刷刷一片石板屋顶。
   
    虽然在贵州喀斯特山区到处有天然的片岩板材,石板房并不怎样稀奇,但外表看似粗犷的屯堡石板房,内部却铺排着华丽细腻的江南建筑风格。屯堡的小院都是三合院或四合院,门头都有垂花门楼,小院内满目都是精雕细刻的图案,精雕石柱础,细刻木窗花、雀替,连下水道的入口处也都有龙、凤、蛙、蝶、蝙蝠等各种图案,来自江南的木雕和石雕艺术在这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每座屯堡或依山据险,或平地建堡,寨前流水绕田野,村中有水井,不愁水、粮。屯堡四周残留着城垣和寨门,村中耸立着可观察敌情指挥作战的碉楼,每座房屋都留有射击孔和隐蔽的低矮后门,每条街巷两头都筑有防守的门楼,布局严谨,将各个独立的住宅联成一个防御体系,充分体现了“家自为塾,户自为堡,倘贼突犯,各执坚以御”的明代屯军特点。在屯堡密集地区,一有烽烟,各屯堡相互支援。
   
    一穿六百年的“凤汉阳装”
   
    我们看惯了古装戏中的明代服装,一旦真正的明朝民间服饰出现在眼前,反而迷惘了。
   
    屯堡妇女可说是屯堡文化忠实的守护者,一身明初朱元璋家乡的“凤阳汉装”一穿就是六百年。她们的装束通常是青布宽袖镶边大襟衣,黑布围裙,滚边绣花长统凤头鞋,已婚妇女腰束长长的织锦丝带,佩带银质耳环、手镯、戒指,未婚女子梳长独辫。已婚妇女剃额修面,束“三绺头”,前发高束似凤凰头,包头帕,丈夫或双方长辈中有亡故的包白帕,如果看到老年妇女包青帕,那么这家人肯定都长寿。屯堡妇女自古以来追随朱元璋的元配夫人“大脚马皇后”,不缠小脚,而且习惯打绑腿,因而被周围的少数民族和后来迁到贵州的汉人讥笑为“大脚女”。
   
    屯堡的中老年男子则穿青布对襟长衫。
   
    突显军旅和江南特点的文化
   
    独具一格的地戏是屯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戏源自明朝军队中的军傩,后与地方傩戏结合,成为独特的文化遗存——舞台在地、观众在坡的地戏。表演时面戴黑纱、头顶面具,内容多以征战沙场忠君报国为题材,唱腔高亢悲凉,带着京剧先祖原始弋阳腔,激励屯堡后代报效国家。屯堡人对地戏百看不厌,每逢过年过节,各村寨地戏班子轮番表演,观众人山人海。
   
    屯堡还保留着江南已经很少见的正月花灯社火和七月放水灯。
   
    屯堡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粑、腊肉、香肠、血豆腐、干菜等,经烟熏火烤和盐制,便于储存和收藏,当年完全是为了适应战争和迁移的需要,现在成了屯堡餐馆推出的特色风味小吃,据说口味接近南京传统菜肴。
   
    六百年“大明遗风”的艰难持守
   
    屯堡人无论是建筑、服饰、饮食、娱乐方式,都与少数民族和后来的汉族村寨迥异,连语音也略带江南口音,后来的汉人视他们为苗族中的“凤头苗”,少数民族则认为他们是“老汉人”,处于双重孤立的尴尬境地,在清朝时更因他们坚守明朝道统而受到歧视。在失去明朝屯军优越身份后的几百年间,能一直保持明朝江南文化传统,确实非常艰难。所以在广大的云贵高原上留存至今的只剩寥寥数屯。
   
    大西桥镇九溪村和天龙镇是现存最早的、仍保持600多年前“大明遗风”的屯堡。据九溪村屯堡文化研究会的老人们介绍,上世纪80年代,贵州省文联曾组织专家作过一次调查,认为“屯堡人”总数有32万。这或许是指“屯堡人”后裔,而且肯定是个约数。老人们都说,还能领略到屯堡文化传承的,现在就剩安顺市西秀区、平坝县交界处的七眼桥、大西桥、旧州、双堡、东屯、刘官、天龙等乡镇,以及安顺市关岭、镇宁、普定与黔南州长顺几县的极少数乡村了。
   
    相守还能有几年
   
    屯堡人先祖开发西南的辉煌历史和当年带去的江南故地先进文明,使屯堡人自始至终有一种优越感,支撑着他们骄傲地坚守着明朝江南的文化习俗。但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这种优越感已不复存在。
   
    在屯堡,年轻女子平时大都脱去了“凤阳汉装”,穿上时装,年轻男子更是一身西装。即使屯堡建筑保存最完整的本寨,也已经出现瓷砖贴面的现代建筑,云山屯的现代楼房更多。传统的狮头腰带也没有几人在编织了。近二十年来,屯堡文化受到的外界冲击超过了以往六百年。
   
    不少人担忧屯堡文化可能在现代子孙的身上“二世而绝”。这种担忧是非常现实的。但想想江南几百年来的大变样,江南人甚至认不出“屯堡人”就是明朝的江南人,我们有什么理由还要“屯堡人”继续过着逝去的江南古代生活呢?“屯堡人”和“屯堡文化”能延续至今本来就是封闭环境下的产物,今天再想完整地延续屯堡文化已勉为其难了。如果能将屯堡的这些古建筑完整地留下来,已经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了。(文/浦建平)
   
   

    
“九道坎”是天龙屯典型的可御敌巷道水夫摄
   
   

    屯堡里每座宅院大门的装饰都精雕细琢侯少华摄
屯堡人[注 1],又称“京族”“凤头苗”,据传是明朝江南汉兵平定西南后屯田戍边形成的后裔,是汉族的一个分支。“屯堡是指处于贵阳安顺距离一百余公里的大片平地内包括的三百多个屯堡村寨。这些村寨多以带有军事性质的屯、堡、官、关、哨、卡、 卫、所等命名 ,其中又以屯、堡命名者为多。”[1],2001年时有30多万屯堡人。[2].

1980年代,屯堡人曾和贵州很多地区的穿青人[注 2]一起申请成为少数民族,后来被鉴定为早期汉族移民。屯堡人延续着明代江南人的遗风,固守着江南汉族文化。屯堡人与少数民族不通婚,与外界交流也不多,在语言、服饰、饮食、信仰、民居建筑及娱乐方式等方面与周围本土村寨不同。屯堡人自我认同为“南京人”、“京族” ,他们珍视自己的传统与文化。“应天府乃我故乡,有我族人,有我良田美宅”可代表其思乡追根情节,因而传统风俗得到很好地保存。

屯堡人比较完整的保存着明朝遗风,是典型的“文化孤岛”,成为古文化研究的“活化石”。

  

2021年8月7日 星期六

数百空军军官被打成“右派”

 2000年10月,一批原解放军空军右派军官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故地重游,悼念在反右劫难中死去的战友,反思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会后大家分别撰写回忆文章,并结集成《求索1957》。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

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仅《求索1957》记述,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练”的东北空军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人。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莫须有之罪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空军右派军官遭遇的“引君入瓮,罗织罪名”的方式,大致有11种类型。

1、以言定罪

整风开始时,领导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给党提意见是对党的爱护,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对党越是忠诚”,鼓励人们鸣放,并且一再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言者无罪”。绝大多数人因此入网。

郑全东,北京人,1930年生,18岁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东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助理,妻子在辽宁省总工会工作,鸣放时,妻子单位已抓出一些发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过他。但他坚信党的号召,也自信对党忠诚,提了一些意见,就坠入网中。

第八航校反右办主任周德润(校政治部主任)鸣放时找训练部材料制图系教员余凯成、周建文、姚茂松等4人座谈,上尉教员余凯成提出“现在政治运动宁左勿右,左也左得可爱”;周建文说“干部政策重德轻才”;姚也说“思想改造应潜移默化,要和风细雨”。结果这三人被定为右派,占全系教员人数10%。

2、以文定罪

杨润桐,第三航校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员,江苏盐城人,1931年生,1946年(15岁)参加新四军,当过骑兵侦查员。1950年调入空军,培养成为飞行教员。鸣放中,他响应号召,写大字报反映家乡农村一些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合作化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吃不饱等问题,被定为右派。

3、受命代笔获罪

王玉林,北京人,鸣放时是第三航校飞行员、中队整风组长。他所在飞行团直到1958年3月才开展突击整风。这时全国反右已近尾声。他心中已了解反右情况,未婚妻也曾告诫他不要乱说。因为大部分战友都在1957年回乡探过亲,座谈会上,大家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鸣放”了出来。空军派来领导整风的一位梁副部长,召集各组组长开会之后鼓励他说:“小王,你们相信党,没有顾虑,所以鸣放得好。”又号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组学习,并要求他们写出大字报,以便让其他组观摩学习。小组同志们推选他根据会议记录,综合归纳去写。于是他就写了“飞行员待遇问题”、“农民生活苦,粮食不够吃”、“地方干部欺下瞒上互相包庇,私设公堂,吊打百姓,逼缴公粮”等十几个方面的大字报。他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没错,对党一片忠心,坚决不服强加罪名,被定为极右份子。

第三航校飞行教员白孟秋,在帮党整风期间,因他是飞行学员组长,领导要他把大伙发言情况写篇报导反映上来,借此改进工作。大家推荐让他代笔起草,经全体飞行人员举手通过,以五组名义转上,谁料这篇文稿竟被诬为毒草,就此被定为右派。

4、随流签名获罪

许为南,空军第16师第46团电气特设师,1957年秋回浙江衢州老家探亲,得知一些老师、长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落马,他感到茫然、心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16师开展反右派文件学习时他谨言慎行。为了打破沉默,发动鸣放,领导一再动员,并明确宣布:“根据军委批示精神,师以下战斗部队只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不抓右派……”又组织排以上干部去第48团参观学习,他因值班没去。大家参观回来后,第46团维护组的干部写了一张小字报,大家都签名,责成他把小字报抄写成大字报。全文33个字:“团党委整风中顾虑重重,不敢引火烧身,希望师党委派工作组帮助四十六团整风。”因帮助抄这份大字报而被加上“不要党的领导”的罪名,定为右派。

5、汇报情况获罪

卢菊生,湖南桃江人,鸣放时,是空三军旅大高炮指挥部秘书。1957年夏末秋初,他回老家探亲,父老乡亲闻讯前来看望,言谈中向他反映:“近两三年,随着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农民辛苦劳动一年赚不回口粮钱,甚至还要倒贴,可农民哪来钱呀,就是写封信也得眼睁睁地等老母鸡下完一只蛋,才能卖出八分钱来买邮票。农村的干部今天县里开会,明天社里开会,回来就发号施令,下达指示。根本不听取群众意见,经济不民主,帐目不公开,对上级奉承吹捧,对下面苛求卡压。谁要是提点意见就打击谁,甚至给扣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农民只有忍气吞声,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以致地里杂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卢菊生出于对党一片忠心,回部队后写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个月后,湖南省委将信转给部队,他就被定为右派份子。

6、以隐私为据定罪

曲有盛,辽宁盖县人,东北空军组织部干事,因在日记中写了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质疑“这叫什么国际主义?”就把他定为右派。何燕,湖南衡山人,第八航校训练部飞机维修教员,有写日记习惯。鸣放时,按要求上交日记送审。日记中的小诗《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一朵小花,在绿草丛中/不安分地/摇晃着,挣扎着/一阵风,把它带上了蓝天/随风飘荡,呵!多好/我比谁都高,比谁都快乐/一场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哎唷!/一辆车驶过,把它压成土末。”批判者说它是对积极份子的讽刺和谩骂。而攻击先进人物就等于攻击领导,攻击领导就等于攻击党支部、就是攻击共产党。如此层层引申,硬说这首小诗是大毒草,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证。

7、被栽赃陷害

肖方,江苏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多次立功,任空军大连文化干校训练处长。鸣放中,他向领导提了两条改进教育方法的建议。主要领导借题歪曲,说他“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反对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就定他为右派份子、阶级敌人。

王景华,河北博野人,1939年入党,获过“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鸣放时是第三航校团政治处主任。1956年返乡探亲,鸣放时反映一些统购统销情况被定为右派。

罗友乔,1948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联。1951年参军,第八航校训练部教员,曾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过天安门观礼。鸣放中没有言论。只因曾同意部分军官向空军政治部反映对政治学习的意见,引起第八航校政治部个别领导人不满,借反右之机栽赃陷害,强加右派罪名。

8、无端怀疑定罪

汪业祥,安徽芜湖人,空军第十六厂电气技术员。1958年春,十六厂已宣布“本厂无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检举,说他1951年在杭州预备总队学习时曾在睡梦中呼喊“国民党万岁”。无论他怎样辩白,最终还是定他为右派。

卓守鹤,浙江杭州人,东北空军机务学校教员,他9岁丧父,14岁开始打工,自学无线电技术。抗美援朝期间调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工程部,完成任务又回到东北空军工程部。那时飞机上的罗盘故障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无线电罗盘试验台。有位政工干部提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竟能掌握无线电技术,造出收发机仪器,这技术是哪来的?”“他天天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到底干什么?”怀疑他和国民党敌台有联系,受到审查。1957年整风时,他为肃反遭审提意见被定为右派。

9、顶替名额

邓衍杰,武汉人,第三航校飞行教员。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电灯时,他说了句俏皮话“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就被推理为“暗示我们的社会黑暗”。但这只是定他为右派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时,他所在的大队划了两名右派,其中一名的右派问题航校党委不能定,三次上报空军党委都没有批准。这样一来,空缺的一个右派名额就由父亲是右派的邓衍杰顶替了。

10、按预定指标凑数

反右时,从上往下,按照各单位人数下达右派指标,若达不到指标就会被批评为“右倾”。有些同志本没有言论或大字报,但领导为了凑数就把一些人凑为右派。第八航校教员赵竹侨,鸣放时被借调北京空司工作,未参加鸣放,主观认定他家属资产阶级而定为右派。

11、无妄之灾

袁德修,河北蔚县人,鸣放时是空三军第206团俱乐部主任,至今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成右派。还有一名右派,名字忘记了。给他摘帽时,翻阅档案,找不到有关材料。去信原部队询问,回答说他不是右派,误送到这里来了。就这样他被白白地折磨了这么多年。

责任编辑:李晓真

军官被整“右派” 日夜批斗迫害下场惨

 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北京。

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北京。(网络图片)

2000年,据幸存者互相交谈统计:“反右”改正时,空军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残废,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联系。只剩下70多人侥幸存活,但也伤病缠身。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改时,痛不欲生,号啕大哭说:“我死也想不明白,我从参军,出生入死,保卫党的生命,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到农场后,拚命劳动。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份子”,强迫留在农场劳动。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农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又把他揪出来,天天晚上批斗,指控他有“新的反党罪行”,逼他交代。

1969年冬,一天晚上召集200多人斗他,因他交代不出新反党罪行,就集体轮换用皮鞭木棍乱打,打得他皮开肉裂,全身鲜血,死去活来,满地乱滚,号啕大哭。深夜12点还逼他跪在屋外毛泽东像前“请罪”2小时。回到冰冷的囚室后,他因流血过多,要求喝水。专政队不给,要他喝尿!他要大便,叫他便在自己血裤中。

灭绝人性的迫害,痛得他深夜里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我实在没有罪……救救我吧!……”惨叫声惊醒了附近的职工,都说:“太残酷了。”第二天还强迫他下地劳动。他爬到门外,就倒地死了,时年43岁。肖方死后,专政队用一张破苇席把他尸身捆上,抛到海滩,让海潮冲走。

汪庆凯之死

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北京。
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元帅彭德怀也被批斗迫害。(网络图片)

汪庆凯,湖北人,1957年被定为右派份子。送来果树农场第一天,就被农工队长厉声喝骂一顿:“把你那一身皮扒了!(因他穿着新军装),臭美什么?你们都是有罪的人,不是来享福的!”逼迫他下午挑水上山抗旱。从山下河沟挑水,要爬100多米的高坡。受到如此侮辱,他悲愤难抑,下午仅仅挑了2担水,就躲到静僻处,在一棵树上吊死。时年31岁。他死后,农场领导还组织大批判,说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死了也好!……”

刘庚尧、夏存国、于学航之死

他们都是先在陆军受过战火考验,1950年从陆军选送到空军航校学习修理飞机技术、分配到基层一线的青年骨干力量。“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送到农场来劳改。1970年“文革”高潮中被“毛泽东思想专政队”追逼交代新罪行,交代不出,就日复一日,白天逼迫上山干活,夜晚开会反复毒打。在绝望情况下,他们被迫走上绝路。

刘庚尧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干部。他被毒打多日后,一天又逼他给果树打农药。他料到夜晚必定还要受毒打,就躲进一个废弃的矿洞喝农药自杀。尸体被发现时,已高度腐烂。因为给他准备的土坑挖小了,专政队就用铁锹砍断他的腿,才埋入坑里。

夏存国则是遭反复毒打后,深夜躲进一座水泵房上吊自杀的。于学航是遭受毒打多日,见刘、夏二位难友已死,料定下一个必是自己,深夜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他的尸体被埋在一处山坡上。第二年修梯田,就把他腐烂躯体和泥土挖出作肥料,挖出他的头骨,专政队们叫喊:“把阶级敌人的脑袋挂到树上!”并在骷髅头上写上“于学航”三个字挂到一棵槐树上。

黎明峰、孙昶、陈清萼之死

黎明峰,湖南人,文弱单薄。1960年5月,粮食定量下降至每人每天仅八两毛粮,加之食堂盘剥,吃到嘴里的更少,并且还要应付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人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来,黎尤甚。1960年12月全体劳力上北山采柞树叶,黎因身体实在太虚弱,留在队里干些零活。这时他生命已呈现危殆的征象,表情木然,行动迟缓。一天吃完晚饭,他又在外屋灶坑用饭盒煮一个萝卜根儿和虫蛹。次日早晨,人们发现他已爬在灶坑前死去。死时26岁。

孙昶则身高体壮,曾作为空军代表参加过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有一天晚上,领导发现他两天没上山劳动,让难友们批判他,大家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走了进来,原本高大体壮的他,当时瘦得像一个只会出气的木乃伊。他站在那里,两眼望着房箔说:“李大夫叫我回家休息。”(这是他生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大家沉默无语,过了一段时间,他什么也没说离开了会场,领头人有气无力地宣布散会。第二天后半夜他就和我们永别了。当时我们都不在家,他的一块贵重手表被人掠去。听说他的遗体被装在一个小板柜里埋了。死时26岁。不久,27岁的陈清萼也饿死了。

责任编辑:李晓真

上百名空军军官沦落为贱民 血泪洒辽西

 中共组织的批斗整人大会。

中共组织的批斗整人大会。(网络图片)

1958年春夏之间,东北空军的154名“右派”军官先后被集中到前所果树农场,在农业工人们监督下“劳动锻练”。名为“劳动锻练”,实际与劳改相差无几。在农场工人和果农们的监督下,不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还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沦落为贱民

第一个惩罚措施是先从经济待遇上给予打击。

即根据每一名被迫害者驯服的程度,对其收入待遇给予不同的降级,对坚决申辩理由不服强加罪名者,定为“极右份子”,每月只给18元生活费,如王衍周、王玉林、杨崇诚等都是这样,卢菊生甚至只给15元,而对一位“认罪态度好”的则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资60元。用这种办法摧毁一些人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意志。

劳动上高强度摧残。

“右派”们当时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过劳动表现自己对党忠诚的想法,从一投入农场就拚命干活,人人争先,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常人想像。

最严重的是饥饿。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们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两毛粮,再被伙房克扣,人人都陷入严重饥饿,还得应对沉重的强劳动,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

冬天早晨6时起床,7时吃饭,一日两餐,早饭5两菜粥,晚饭3两,社员每日3两,领导就拿菠萝叶粉来补饮食不足。菠萝叶就是柞树叶。农场组织“右派”上山采收。采叶队伍的住地在秋皮沟,离采收地点有十多里路程,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环境极其恶劣。因为是吃的东西,质量要求很严,只准在树上摘,不准在地下拣,日定额30斤,完不成定额,就得不到晚饭的饭票,对我们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两都不行。早饭过后8时上班,每人背一个大花篓,踏着半尺深的积雪,向着十里之外的山区走去,到了采收的地点各自找地盘开始作业,天寒地冻,手脚冻得麻木不听使唤,到了下午2点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点验收交货,足30斤者发给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饭票,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处分。

难友李玉泉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忍饥挨冻往回走的时候,就想,这真不如进监狱,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劳动锻练’,坐牢每顿还有一个窝窝头,现在我比坐牢还苦。”

比肉体上的劳累、腹中的饥饿两者更加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们走到哪里,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把我们视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头认罪、老实干活。而这仍不罢休,还玩出折磨我们的新花招。

还有从亲情上的折磨。

反右之初就有多位军官的未婚对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经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种压力伤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对“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强迫家属一律回原籍。

汪业祥1965年在林场时找到一个对象结婚,妻子被遣返还乡,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间小房,丢人丢到丈母娘家门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压力无比沉重。许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绥中县电影院当放映员。1970年夏天某日,雨后天晴,他正带领着一群所谓有问题的人,在电影院清扫,搞卫生,一位领导把他找去教训说:“……要有主人姿态,积极主动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拨一拨动一动。”因回答的话不顺这位领导心,就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一连斗几个晚上,说他没有改造好,说这是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不久又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绥中农村继续改造。因他妻子是临时工身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售货员,可随时辞退。他为了妻子的工作,更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择──离婚,回原籍当了农民。

农场还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点,以“靠近政府就是积极”为钓饵,唆使“右派”打“右派”。

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肿病。医生给他开了证明建议到北京治疗。场部书记佟庆学已批准,可是五队书记就是顶着不准。王玉林无奈,为了活命,他还是回了北京,治疗一个月又返回五队,书记一伙愤恨他不驯服,就以“私自离队”为借口开会整他。当夜,组织16名“右派”斗他,有两名“右派”打他。

“右派”沦落为社会贱民,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活靶子。

每来运动就把“右派”揪出来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场挨斗时,众专政队轮番用皮鞭木棍猛打,从下午2点多开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一鞭梢抽到他太阳穴,登时昏死过去,又被弃置无人管,直到夜里10点钟才缓醒过来。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难舍地离队而去。如向同衡,原空军第五速中教员,到二队后很快适应劳动,但受不了饥饿,不久身体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种疾病,日渐消瘦,一日他说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放在炕上,还把公家一把铁锹置于行李之上,匆匆去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从农场逃走的还有梁启俭、王兆彦、王锡山、季振均、姜鸿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人。

责任编辑:李晓真

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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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旧址

八七会议是对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一幢公寓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的称呼。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中共被国民党右派清除出党。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训令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7月25日增加瞿秋白)召集会议。会议主题为清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错误,确定以后的方针[1]

概述[编辑]

会议开了一天。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通称“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人,候补中委3人及其他方面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莫娃也参加了会议。总书记陈独秀缺席。周恩来因率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也缺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主持会议,议程有三项[2]

  1. 讨论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及《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今后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2. 瞿秋白报告与相关决议。
  3. 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按得票多少排序: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当选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会址在原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苏联农业顾问罗卓莫夫住所。

后续[编辑]

8月9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部务由秘书王一飞负责;妇女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负责。

9月23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干部调动与组织问题。决定由罗亦农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筹集党的经费和保护中央领导人安全,顾顺章为负责人,直属中央常委会领导。9月底至10月10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往上海。

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出席。会议实行惩办主义政策,将毛泽东、彭公达、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3]

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在中央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不久,罗亦农代表中央去武汉指导工作,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组织局领导组织科、宣传科、军事科、特务科、调查科、交通科、文书科、出版分配科、会计科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会议决定李维汉兼任中央常委会秘书长,邓小平任组织局秘书,杨之华任妇委主任;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苏兆征兼主任;设立党报委员会,瞿秋白兼主任[4]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八七会议提出的著名论断,意指政权是需要依靠武力手段获取与稳固。

概述[编辑]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前一段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将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的表现被指为“右倾”。对此,毛泽东提出不同主张,就国民党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这段话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和掌握武装力量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2][3]。八七会议由于进行仓促,次日就结束。瞿秋白欣赏毛泽东,建议毛泽东去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但毛泽东谢绝道“我不愿意去住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愿意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4]。同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对此论点再次诠释,认为暴动必须需要加强军事运动。

同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一千人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开始对部队进行改编,即三湾改编。他在军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内部进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5]

毛泽东的一系列改革,虽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制改革,但当时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共中央的支持。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出席。会议实行惩办主义政策,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将组织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彭公达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6]

参考文献

影视作品[编辑]

  • 2013年电影《风云1927》
  • 2017年电影《建军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