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一批原解放军空军右派军官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故地重游，悼念在反右劫难中死去的战友，反思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会后大家分别撰写回忆文章，并结集成《求索1957》。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仅《求索1957》记述，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练”的东北空军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人。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莫须有之罪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空军右派军官遭遇的“引君入瓮，罗织罪名”的方式，大致有11种类型。
1、以言定罪
整风开始时，领导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给党提意见是对党的爱护，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对党越是忠诚”，鼓励人们鸣放，并且一再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言者无罪”。绝大多数人因此入网。
郑全东，北京人，1930年生，18岁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东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助理，妻子在辽宁省总工会工作，鸣放时，妻子单位已抓出一些发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过他。但他坚信党的号召，也自信对党忠诚，提了一些意见，就坠入网中。
第八航校反右办主任周德润（校政治部主任）鸣放时找训练部材料制图系教员余凯成、周建文、姚茂松等4人座谈，上尉教员余凯成提出“现在政治运动宁左勿右，左也左得可爱”；周建文说“干部政策重德轻才”；姚也说“思想改造应潜移默化，要和风细雨”。结果这三人被定为右派，占全系教员人数10%。
2、以文定罪
杨润桐，第三航校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员，江苏盐城人，1931年生，1946年（15岁）参加新四军，当过骑兵侦查员。1950年调入空军，培养成为飞行教员。鸣放中，他响应号召，写大字报反映家乡农村一些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合作化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吃不饱等问题，被定为右派。
3、受命代笔获罪
王玉林，北京人，鸣放时是第三航校飞行员、中队整风组长。他所在飞行团直到1958年3月才开展突击整风。这时全国反右已近尾声。他心中已了解反右情况，未婚妻也曾告诫他不要乱说。因为大部分战友都在1957年回乡探过亲，座谈会上，大家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鸣放”了出来。空军派来领导整风的一位梁副部长，召集各组组长开会之后鼓励他说：“小王，你们相信党，没有顾虑，所以鸣放得好。”又号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组学习，并要求他们写出大字报，以便让其他组观摩学习。小组同志们推选他根据会议记录，综合归纳去写。于是他就写了“飞行员待遇问题”、“农民生活苦，粮食不够吃”、“地方干部欺下瞒上互相包庇，私设公堂，吊打百姓，逼缴公粮”等十几个方面的大字报。他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没错，对党一片忠心，坚决不服强加罪名，被定为极右份子。
第三航校飞行教员白孟秋，在帮党整风期间，因他是飞行学员组长，领导要他把大伙发言情况写篇报导反映上来，借此改进工作。大家推荐让他代笔起草，经全体飞行人员举手通过，以五组名义转上，谁料这篇文稿竟被诬为毒草，就此被定为右派。
4、随流签名获罪
许为南，空军第16师第46团电气特设师，1957年秋回浙江衢州老家探亲，得知一些老师、长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落马，他感到茫然、心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16师开展反右派文件学习时他谨言慎行。为了打破沉默，发动鸣放，领导一再动员，并明确宣布：“根据军委批示精神，师以下战斗部队只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不抓右派……”又组织排以上干部去第48团参观学习，他因值班没去。大家参观回来后，第46团维护组的干部写了一张小字报，大家都签名，责成他把小字报抄写成大字报。全文33个字：“团党委整风中顾虑重重，不敢引火烧身，希望师党委派工作组帮助四十六团整风。”因帮助抄这份大字报而被加上“不要党的领导”的罪名，定为右派。
5、汇报情况获罪
卢菊生，湖南桃江人，鸣放时，是空三军旅大高炮指挥部秘书。1957年夏末秋初，他回老家探亲，父老乡亲闻讯前来看望，言谈中向他反映：“近两三年，随着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农民辛苦劳动一年赚不回口粮钱，甚至还要倒贴，可农民哪来钱呀，就是写封信也得眼睁睁地等老母鸡下完一只蛋，才能卖出八分钱来买邮票。农村的干部今天县里开会，明天社里开会，回来就发号施令，下达指示。根本不听取群众意见，经济不民主，帐目不公开，对上级奉承吹捧，对下面苛求卡压。谁要是提点意见就打击谁，甚至给扣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农民只有忍气吞声，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以致地里杂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卢菊生出于对党一片忠心，回部队后写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个月后，湖南省委将信转给部队，他就被定为右派份子。
6、以隐私为据定罪
曲有盛，辽宁盖县人，东北空军组织部干事，因在日记中写了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质疑“这叫什么国际主义？”就把他定为右派。何燕，湖南衡山人，第八航校训练部飞机维修教员，有写日记习惯。鸣放时，按要求上交日记送审。日记中的小诗《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一朵小花，在绿草丛中/不安分地/摇晃着，挣扎着/一阵风，把它带上了蓝天/随风飘荡，呵！多好/我比谁都高，比谁都快乐/一场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哎唷！/一辆车驶过，把它压成土末。”批判者说它是对积极份子的讽刺和谩骂。而攻击先进人物就等于攻击领导，攻击领导就等于攻击党支部、就是攻击共产党。如此层层引申，硬说这首小诗是大毒草，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证。
7、被栽赃陷害
肖方，江苏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多次立功，任空军大连文化干校训练处长。鸣放中，他向领导提了两条改进教育方法的建议。主要领导借题歪曲，说他“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反对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就定他为右派份子、阶级敌人。
王景华，河北博野人，1939年入党，获过“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鸣放时是第三航校团政治处主任。1956年返乡探亲，鸣放时反映一些统购统销情况被定为右派。
罗友乔，1948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联。1951年参军，第八航校训练部教员，曾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过天安门观礼。鸣放中没有言论。只因曾同意部分军官向空军政治部反映对政治学习的意见，引起第八航校政治部个别领导人不满，借反右之机栽赃陷害，强加右派罪名。
8、无端怀疑定罪
汪业祥，安徽芜湖人，空军第十六厂电气技术员。1958年春，十六厂已宣布“本厂无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检举，说他1951年在杭州预备总队学习时曾在睡梦中呼喊“国民党万岁”。无论他怎样辩白，最终还是定他为右派。
卓守鹤，浙江杭州人，东北空军机务学校教员，他9岁丧父，14岁开始打工，自学无线电技术。抗美援朝期间调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工程部，完成任务又回到东北空军工程部。那时飞机上的罗盘故障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无线电罗盘试验台。有位政工干部提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竟能掌握无线电技术，造出收发机仪器，这技术是哪来的？”“他天天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到底干什么？”怀疑他和国民党敌台有联系，受到审查。1957年整风时，他为肃反遭审提意见被定为右派。
9、顶替名额
邓衍杰，武汉人，第三航校飞行教员。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电灯时，他说了句俏皮话“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就被推理为“暗示我们的社会黑暗”。但这只是定他为右派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时，他所在的大队划了两名右派，其中一名的右派问题航校党委不能定，三次上报空军党委都没有批准。这样一来，空缺的一个右派名额就由父亲是右派的邓衍杰顶替了。
10、按预定指标凑数
反右时，从上往下，按照各单位人数下达右派指标，若达不到指标就会被批评为“右倾”。有些同志本没有言论或大字报，但领导为了凑数就把一些人凑为右派。第八航校教员赵竹侨，鸣放时被借调北京空司工作，未参加鸣放，主观认定他家属资产阶级而定为右派。
11、无妄之灾
袁德修，河北蔚县人，鸣放时是空三军第206团俱乐部主任，至今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成右派。还有一名右派，名字忘记了。给他摘帽时，翻阅档案，找不到有关材料。去信原部队询问，回答说他不是右派，误送到这里来了。就这样他被白白地折磨了这么多年。
责任编辑:李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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