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7日 星期六

上百名空军军官沦落为贱民 血泪洒辽西

 中共组织的批斗整人大会。

中共组织的批斗整人大会。(网络图片)

1958年春夏之间,东北空军的154名“右派”军官先后被集中到前所果树农场,在农业工人们监督下“劳动锻练”。名为“劳动锻练”,实际与劳改相差无几。在农场工人和果农们的监督下,不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还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沦落为贱民

第一个惩罚措施是先从经济待遇上给予打击。

即根据每一名被迫害者驯服的程度,对其收入待遇给予不同的降级,对坚决申辩理由不服强加罪名者,定为“极右份子”,每月只给18元生活费,如王衍周、王玉林、杨崇诚等都是这样,卢菊生甚至只给15元,而对一位“认罪态度好”的则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资60元。用这种办法摧毁一些人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意志。

劳动上高强度摧残。

“右派”们当时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过劳动表现自己对党忠诚的想法,从一投入农场就拚命干活,人人争先,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常人想像。

最严重的是饥饿。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们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两毛粮,再被伙房克扣,人人都陷入严重饥饿,还得应对沉重的强劳动,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

冬天早晨6时起床,7时吃饭,一日两餐,早饭5两菜粥,晚饭3两,社员每日3两,领导就拿菠萝叶粉来补饮食不足。菠萝叶就是柞树叶。农场组织“右派”上山采收。采叶队伍的住地在秋皮沟,离采收地点有十多里路程,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环境极其恶劣。因为是吃的东西,质量要求很严,只准在树上摘,不准在地下拣,日定额30斤,完不成定额,就得不到晚饭的饭票,对我们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两都不行。早饭过后8时上班,每人背一个大花篓,踏着半尺深的积雪,向着十里之外的山区走去,到了采收的地点各自找地盘开始作业,天寒地冻,手脚冻得麻木不听使唤,到了下午2点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点验收交货,足30斤者发给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饭票,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处分。

难友李玉泉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忍饥挨冻往回走的时候,就想,这真不如进监狱,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劳动锻练’,坐牢每顿还有一个窝窝头,现在我比坐牢还苦。”

比肉体上的劳累、腹中的饥饿两者更加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们走到哪里,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把我们视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头认罪、老实干活。而这仍不罢休,还玩出折磨我们的新花招。

还有从亲情上的折磨。

反右之初就有多位军官的未婚对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经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种压力伤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对“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强迫家属一律回原籍。

汪业祥1965年在林场时找到一个对象结婚,妻子被遣返还乡,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间小房,丢人丢到丈母娘家门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压力无比沉重。许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绥中县电影院当放映员。1970年夏天某日,雨后天晴,他正带领着一群所谓有问题的人,在电影院清扫,搞卫生,一位领导把他找去教训说:“……要有主人姿态,积极主动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拨一拨动一动。”因回答的话不顺这位领导心,就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一连斗几个晚上,说他没有改造好,说这是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不久又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绥中农村继续改造。因他妻子是临时工身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售货员,可随时辞退。他为了妻子的工作,更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择──离婚,回原籍当了农民。

农场还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点,以“靠近政府就是积极”为钓饵,唆使“右派”打“右派”。

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肿病。医生给他开了证明建议到北京治疗。场部书记佟庆学已批准,可是五队书记就是顶着不准。王玉林无奈,为了活命,他还是回了北京,治疗一个月又返回五队,书记一伙愤恨他不驯服,就以“私自离队”为借口开会整他。当夜,组织16名“右派”斗他,有两名“右派”打他。

“右派”沦落为社会贱民,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活靶子。

每来运动就把“右派”揪出来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场挨斗时,众专政队轮番用皮鞭木棍猛打,从下午2点多开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一鞭梢抽到他太阳穴,登时昏死过去,又被弃置无人管,直到夜里10点钟才缓醒过来。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难舍地离队而去。如向同衡,原空军第五速中教员,到二队后很快适应劳动,但受不了饥饿,不久身体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种疾病,日渐消瘦,一日他说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放在炕上,还把公家一把铁锹置于行李之上,匆匆去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从农场逃走的还有梁启俭、王兆彦、王锡山、季振均、姜鸿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人。

责任编辑:李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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