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7日 星期六

军官被整“右派” 日夜批斗迫害下场惨

 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北京。

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北京。(网络图片)

2000年,据幸存者互相交谈统计:“反右”改正时,空军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残废,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联系。只剩下70多人侥幸存活,但也伤病缠身。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改时,痛不欲生,号啕大哭说:“我死也想不明白,我从参军,出生入死,保卫党的生命,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到农场后,拚命劳动。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份子”,强迫留在农场劳动。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农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又把他揪出来,天天晚上批斗,指控他有“新的反党罪行”,逼他交代。

1969年冬,一天晚上召集200多人斗他,因他交代不出新反党罪行,就集体轮换用皮鞭木棍乱打,打得他皮开肉裂,全身鲜血,死去活来,满地乱滚,号啕大哭。深夜12点还逼他跪在屋外毛泽东像前“请罪”2小时。回到冰冷的囚室后,他因流血过多,要求喝水。专政队不给,要他喝尿!他要大便,叫他便在自己血裤中。

灭绝人性的迫害,痛得他深夜里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我实在没有罪……救救我吧!……”惨叫声惊醒了附近的职工,都说:“太残酷了。”第二天还强迫他下地劳动。他爬到门外,就倒地死了,时年43岁。肖方死后,专政队用一张破苇席把他尸身捆上,抛到海滩,让海潮冲走。

汪庆凯之死

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北京。
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元帅彭德怀也被批斗迫害。(网络图片)

汪庆凯,湖北人,1957年被定为右派份子。送来果树农场第一天,就被农工队长厉声喝骂一顿:“把你那一身皮扒了!(因他穿着新军装),臭美什么?你们都是有罪的人,不是来享福的!”逼迫他下午挑水上山抗旱。从山下河沟挑水,要爬100多米的高坡。受到如此侮辱,他悲愤难抑,下午仅仅挑了2担水,就躲到静僻处,在一棵树上吊死。时年31岁。他死后,农场领导还组织大批判,说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死了也好!……”

刘庚尧、夏存国、于学航之死

他们都是先在陆军受过战火考验,1950年从陆军选送到空军航校学习修理飞机技术、分配到基层一线的青年骨干力量。“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送到农场来劳改。1970年“文革”高潮中被“毛泽东思想专政队”追逼交代新罪行,交代不出,就日复一日,白天逼迫上山干活,夜晚开会反复毒打。在绝望情况下,他们被迫走上绝路。

刘庚尧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干部。他被毒打多日后,一天又逼他给果树打农药。他料到夜晚必定还要受毒打,就躲进一个废弃的矿洞喝农药自杀。尸体被发现时,已高度腐烂。因为给他准备的土坑挖小了,专政队就用铁锹砍断他的腿,才埋入坑里。

夏存国则是遭反复毒打后,深夜躲进一座水泵房上吊自杀的。于学航是遭受毒打多日,见刘、夏二位难友已死,料定下一个必是自己,深夜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他的尸体被埋在一处山坡上。第二年修梯田,就把他腐烂躯体和泥土挖出作肥料,挖出他的头骨,专政队们叫喊:“把阶级敌人的脑袋挂到树上!”并在骷髅头上写上“于学航”三个字挂到一棵槐树上。

黎明峰、孙昶、陈清萼之死

黎明峰,湖南人,文弱单薄。1960年5月,粮食定量下降至每人每天仅八两毛粮,加之食堂盘剥,吃到嘴里的更少,并且还要应付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人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来,黎尤甚。1960年12月全体劳力上北山采柞树叶,黎因身体实在太虚弱,留在队里干些零活。这时他生命已呈现危殆的征象,表情木然,行动迟缓。一天吃完晚饭,他又在外屋灶坑用饭盒煮一个萝卜根儿和虫蛹。次日早晨,人们发现他已爬在灶坑前死去。死时26岁。

孙昶则身高体壮,曾作为空军代表参加过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有一天晚上,领导发现他两天没上山劳动,让难友们批判他,大家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走了进来,原本高大体壮的他,当时瘦得像一个只会出气的木乃伊。他站在那里,两眼望着房箔说:“李大夫叫我回家休息。”(这是他生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大家沉默无语,过了一段时间,他什么也没说离开了会场,领头人有气无力地宣布散会。第二天后半夜他就和我们永别了。当时我们都不在家,他的一块贵重手表被人掠去。听说他的遗体被装在一个小板柜里埋了。死时26岁。不久,27岁的陈清萼也饿死了。

责任编辑:李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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