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3日 星期三
滇缅公路的迅速建成——被打成右派的抗战英雄——工程师李温平传奇
工程师李温平传奇
·丁 抒·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我实行封锁政策，以阻止盟国援华物资进入。八月间，云南省主席龙云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向蒋介石建议，把云南作为抗战后方，由地方出资中央补助，修一条由昆明经滇西到缅甸的公路，连通仰光港和印度洋，开辟一条新的国际通道，使在缅甸仰光上岸的海外援华物资通过公路和铁路运往中国大西南后方基地。当时蒋介石就表示赞同。修滇缅公路一事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民政府迅速与英国政府商定，以缅甸腊戍与我国畹町作为滇缅公路衔接点。缅甸境内与中国境内各自负责承建。滇缅公路的东段，由昆明到下关，当时叫滇西公路，原系云南滇西省道干线，全长四百多公里，已于一九三五年开通。需要修通的是滇缅公路的西段，从下关至畹町进入缅甸。这一段路全长四百五十余公里，地 势险峻、环境恶劣，穿越怒江，澜沧江，外国专家推论，修通这条路起码要六年时间，至少也要三年。而国民政府、蒋介石给云南的期限是一年。
龙云也认为兵贵神速，必须在一年之内修通，否则说不定国家都完了，公路还没有修通。
龙云这个彝族人用鸡毛信、手铐下达筑路饬令，并亲自兼任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的督办。一九三七年底，滇缅公路在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等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全线开工。龙云的滇军主力四万余官兵已开赴中原抗日前线，从沿途几十个县十几个民族征集的筑路民工号称二十万，其中不少是老人、妇女和少年。工程之艰 巨，是难以想象的。海拔数千米的险峻山脉，怒江、澜沧江的深谷。尤其是将怒江上惟一的惠通桥由仅通人马的吊桥改成为公路桥，难度格外大。惠通桥横锁怒江，是滇缅公路的咽喉。十四根长达两百余米的主钢索，是八百多个民工每两个人一棵杠子，拴着铁索，好像一条长长的蜈蚣，历经两个多月，翻越高山峡谷，沿羊肠小 道一步一步跋涉五百余公里从缅甸抬回来的。
滇缅公路在惠通桥所在的龙陵县境内有一百多公里，龙陵县长王锡光把当地一个土司头子找去，一同走到怒江边的悬崖峭壁的边上，把收到的龙云的鸡毛 信和手铐展示给他看，说“如果不按期完工，我就拉着你，我们两个就从这个地方一起跳下去。”该县人口仅四万多人，一万多各族人民拼搏在工地上，在这世界上 最崎 岖、地形最复杂的高山峡谷、急流险滩中一米一米地筑路。每一天都有五六个、七八个人在工地死亡。惠通桥完工后，由下关经保山、龙陵、芒市至畹町，出国到达 缅甸腊戍的路段长达千余公里的滇缅公路就全线修通了。整个工程仅用了二百八十七天，在山谷间架起的大小桥梁有三百七十座。
滇缅公路的迅速建成令国际社会惊讶，各国传媒争相报导。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赞叹道：“这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有修滇缅公路这样的精神，中国不会亡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第一批六千吨军火由英国轮船从苏联的敖德萨运至仰光港上岸，再经铁路和滇缅公路运往中国境内。
大批美国援华的汽车运到了。一九三九年二月，三千二百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包括扮男装混入司机队伍的女性，先后回到祖国，驾驶货车在滇缅公路上奔忙。这是一条“抗日输血管”，七千八百多辆汽车日夜兼程，奔跑在滇缅公路上，将堆积在仰光港的国际援华军需物资抢运到中国大后方，其中最主要的是枪支弹药和汽油。
一九四○年，日本军队一度封锁滇缅公路，阻断此通道达三个月。九月间公路重新打通不久，日军占领了越南的河内，滇越铁路和广西到海防的通道被日军封 锁。滇缅公路成了我国惟一的国际通道，支撑着中国的正面战场。日军再次大规模破坏滇缅公路，以日本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大川内传七少将为指挥官的“滇缅封锁委员会”指定一百架飞机从越南起飞轰炸滇缅公路。从十月至次年二月，先后六次出动一百架飞机对惠通桥狂轰滥炸。公路员工和民工随炸随修保证通车，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南洋华侨司机中有一千多人洒血牺牲在滇缅公路上。
一九四一年，中美两国政府决定全面修复被日军炸坏的滇缅公路。由美方供给修路机械和物资，中国负责施工。为与美方合作，需要熟谙英语的工程人员。国民党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局长急电重庆公路总处，指名调重庆公路管理处石工直属大队长的李温平博士到滇缅公路工作。
正如李温平在其自传《从机械筑路到定向爆破——我所走过的路》里所说的：“我没有想到从此我开始了具有意义的人生里程，那就是修复了滇缅公路后，我又被派 与美军合作，修建中印公路。中印公路即后来被称为直捣东京的举世闻名的史迪威公路，它在迫使日军无条件投降的伟大历史事件起到了巨大作用。”
李温平祖籍福建，出生于惠安县农村。在唐山交通大学学习时，日军侵略东北三省，积极参与抗日活动的李温平被同学推选担任唐山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组织过唐山市学联抗日大游行。一九三四年毕业后，他在郑州陇海铁路潼西工程段实习。不久获得美国费城宾夕伐尼亚大学通知同意入研究院进修并免费提供宿舍。他便停薪留职，于一九三五年初从上海搭邮轮赴美。在宾夕伐尼亚大学进修半年后，他又转到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因接受长沙湖南大学的聘书，于一九三六年底回国。行前取得密西根大学校方的同意，在中国继续其学业，完成博士论文。一九三九年，密西根大学正式授予他运输工程博士学位。
在湖南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教的同时，他并就近受聘担任湘黔铁路工程局工程师。在长沙遭日寇轰炸，新建铁路工程被迫停工后，他被调到四川修建川滇、川中、乐西等公路。
到了滇缅公路，李温平带领技术人员和民工改歪线、降陡坡，整平路基，铺设柏油路面。他的足迹遍及这条公路。这是我国第一段沥青路面的铺设工程。过去每 天只能通过三百辆汽车的土路，铺上沥青后一天可过两千辆。畹町至昆明过去要走一个多星期，现在只需三、四天。一九四一年共有十三万多吨军用物资由这里运往抗日前线。沥青路面浇筑完毕时，李温平获得了滇缅路局局长发给的奖状。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件后，缅甸亦被日军占领。日本进攻缅甸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切断滇缅公路。为保住这条对外通道，中国派出十万远征军越过惠通桥，由畹町出国门，直奔缅北重镇腊戌。此时，滇缅公路上几乎所有的汽车又都参加了这次运兵。
一九四二年春，在盟军史迪威尔将军指挥下，中国远征军配合英国军队攻打盘踞缅甸的日军。但因指挥失误及兵力悬殊，仅半年就全线溃败，史迪威尔将军步行二十天逃回印度。中国远征军遭日军包围损失惨重，六万将士埋骨异国荒山。
日军用缴获的美国汽车，运载着步兵，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进入中国境内，两天中推进两百多公里，一直打到怒江边的惠通桥西岸。日军准备三个月内与广西日军会师昆明，继而直捣我陪都重庆。这时的滇缅公路成了日军的大通道。但是，由于守桥工兵指挥事先置ＴＮＴ炸药于惠通桥上，布好引爆装置。当日军第５６师团的特工队在桥头架起机枪扫射，企图强行过桥时，炸毁了大桥。日军“三个月内会师昆明，直捣重庆”的企图就此破灭。此后中国军队与日军以怒江天险为界，隔江对峙了一年之久。但很多华侨、特别是缅甸华侨被隔在怒江西岸无法逃身，惨遭日军杀害。滇缅路局驻惠通桥工程段的段长、工程师多人被日军搜索部队抓捕，押到江边射杀。
这时，滇缅路局组成工程总队，李温平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兼副总队长代行总队长职务。任务是培训筑路机械施工驾驶员和维修人员，供反攻时抢修公路之需。
一九四四年初，全面反攻开始。中美双方签订了怒江战役协议，为便利军运，筑路工作先行。双方联合抢修滇缅公路。在云南保山的工程指挥部，负责长官、美方工程兵团薛德乐上校（Ｃｏｌｏｎｅ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Ｓｅｅｄｌｏｃｋ）将其助手贝克中校和李温平博士叫去，要求两人各自回答：“从昆明至怒江边惠通桥七百五十公里公路，若全部改为双车道需开挖多少工料？” 贝克中校和李温平分别把自己的估算数字写在手心里，再同时伸手摊在薛德乐面前。薛上校分别看后，当 场对李温平说：“你是我的总工程师（Ｙｏｕ ａｒｅ ｍｙ ｃｈｉｅ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李问：“为什么？”薛说：“您二位，一个是美军中校，多年在公路上施工；一个是中国的公路工程师。你们的估算数字相差不到百分之 二。我相信我的助手贝克中校，更相信你这个留学美国又在中国公路上工作多年的博士。今后要在中国公路上和你们共同合作，我更相信你的估算，所以说你是我们 工兵团的总工程师！”就这样，李温平当上了滇缅公路抢修工程的总工程师。
李温平与桥工大队长黄京群率领一支精干的修桥队伍抢修惠通桥时，日军还在西岸顽抗，从山上向大桥射击，修桥队伍时有伤亡，抢修工作的艰巨和危险难以想象。司令员限令三十天通车，可是他们在美军协助下仅用了十五天就完成了任务。
滇缅公路抢修后，中国远征军二十万人渡过怒江，松山大战开始。在一百二十天里全歼了在缅甸的日军。
鉴于中国和印度之间“驼峰航线”之漫长而艰难，为加快对日本的反攻，美军驻华指挥官史迪威尔将军向罗斯福总统提议，修建中印公路，从印度列多到 缅甸密 支那，再从密支那到中国云南腾冲、保山，从而接上滇缅公路，使盟军的援助物资得以从印度经陆路运抵昆明。与此同时铺设一条从印度至昆明总长度为三千三百多公里的输送汽油的管道。
中美两国在重庆秘密商定后，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开工。这是美军在二战中帮助中国的一项巨大工程，耗资之巨无出其右者。史迪威尔在印度列多的公路起点竖起一面大木牌，上写：“此为直捣东京之路”。
这一次，李温平又被委派与美军合作。他担任工程处副处长，负责与美军工兵团联络，包括工程进度、艰险地段筑路机械安排、施工、募集民工与劳务分配、民工粮食空投安排，并协助组装美军空运来的筑路机械等。
中印公路由中、美双方对向修筑。美（印）方段一千五百余公里，美军投入施工人员五万余人，印度民工五万人。中方段约一千二百公里，美方空运来筑路机械不计其数。
在工程遇到困难时，李温平向美方建议采用大爆破方法，使工期大大缩短。这是我国首次将爆破法用于公路建设上。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中美双方筑路人员终于在缅甸密支那会师。两天后，第一批军援汽车队到达昆明。
八年抗战中，李温平参与了湘潭、湘黔铁路新线工程、川滇东路、川中公路、乐西公路、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黔桂公路、湘赣公路八条公路的修建。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颁发给李温平一枚抗日勋章和一份证书，上写“国民政府为李温平在抗战期间著有勋绩特颁发胜利勋章。”国民党军委会还颁发给他陆海空一级奖章一 枚，执照一张。上写：“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二等一级代副总工程师李温平因协修中印公路著有功绩，今依陆海空军奖励条例第四条第六款，呈准国民政府给 予甲种光华一等奖章一座，合发执照以资证明。”
另外美军总部奖给他锦旗一面，上面绣着中印公路路线和通车日期。为表彰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授予他一枚“自由勋 章” （Ｍｅｄａｌ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这时他已率队配合美军工兵团抢修黔桂公路，不及赴美领取。美方把它存于国防部五角大楼。
抗战胜利后，李温平奉令从重庆飞上海接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配给中国的一大批筑路机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前，李温平担任总队长的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机械筑路总队拥有当时全国一流的和数量最多、门类齐全的进口筑路机械。当局要求他将所有重型机械运往台湾。而他却悉数保管，连同总队的财产美钞、黄金全部移交给了中共。
一九四九年八月，李温平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长、总工程师。建筑工程部成立后，他改任建工部的机械施工总局总工程师，一九五二年在官厅水库工程中，他钻研出一种深孔药室法，使石方单价从十几元降到一元多，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一九五三年被评为模范工作者而在五·一劳动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
一九五七年，当年提议修建滇缅公路的龙云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打成“大右派”，全国声讨。时为建筑科学研究院某研究室副总工程师的李温平则成了工程界的“大右派”。人民日报特别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章伯钧直接指挥下，李温平在工程界捣乱》。
其实，李温平连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他不过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联络人，章伯钧宴请工程界人士时，受邀者的名单是他提出的。所以虽然没有反党言论，却属于“骨子里反党”的异类。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去了。
李温平没有从此消沉下去。到了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见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汪洋。原来农场的土地全是覆盖着水的沼泽地，既没有排水渠，又没有交通 道路，在那严寒的冬末春初，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在沼泽地里踩着没膝深的烂泥水用铁锨艰难地挖排水渠。李温平日夜思索，终于想出了一个“一炮成渠”的法子。建议得到农场领导采纳后，他设计了大面积排水系统的定向爆破法。在沼泽地里安上自制的土炸药，按设计的渠宽和长度，一天可以炸一华里的排水渠。经过两 年努力，为农场修成了六万亩沼泽地的排水系统，形成网络，全部种上了大豆。
在建工部部长刘裕民的过问下，李温平在一九六三年离开北大荒农场，回到了北京。
一九七九年他的“右派”问题被“改正”后，李温平担任国家建材总局总工程师，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及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
不过一直要到一九八四年七十二岁时，李温平才获准赴美，在一个特殊的授勋典礼上与老朋友薛德乐会面。那时薛德乐不是上校，而是将军了。薛德乐将军郑重地将那枚睽违已久的“自由勋章”挂在了在李温平的胸前。
李温平的这枚勋章，不仅记录着这位工程师的卓越功绩和他个人的光荣历史，更是中国人民悲壮的抗日战争的见证，
十多年前笔者拜访李老时，他已年逾八十。今年李温平九十五岁了。我衷心祝福他成为百岁老人。
（资料来源：１９９４年４月李温平与丁抒在北京的谈话。李温平《从机械筑路到定向爆破——我所走过的路》，李温平赠，原载西南（唐山）交通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友通讯”第１６期。）
□ 读者投稿
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
·丁 抒·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他说明了运动的重点目标，但有意缩小了打击范围，实际”整倒”的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几百万。
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笔者相信应在二百万以上。
◇ 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
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有个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这“横扫”，肇始于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这时，牛鬼蛇神还只限于“五类份子”即“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从北京发源、迅速达于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譬如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已无冤无仇的人，要有精神支柱，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份子”头衔的牛鬼蛇神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谢富治在会议上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还召集在各省、市公安局局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安公局就好了。”他还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他们将打人提升为“红色恐怖”，而就在这批中共干部子弟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被打死的各类“份子”数以千计，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譬如广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被杀者应不下十万。
◇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
六月中，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全国性的武斗起于六七年新疆。一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但军队不能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今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八十五人，其中打死四十七人，武器走火死亡十二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十三人，武斗中触电死亡一人，打死无辜群众三人。”蒲城县双方及无辜老百姓死三十四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三千三百余间，死亡七百八十四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残废。
◇ 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譬如嵊县双方共战死一百九十一人。有的地方群众组织间的武斗引起地方军队镇压，造成大批伤亡。譬如宁夏，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陆军第二十军政委南萍伙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二十七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阳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残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纵队被说是要叛国，军队进行围剿，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自杀二十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除了有些头头被枪毙以外，更有相当一批人死于‘修理’或‘退火’之中”。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为了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老百姓。
广州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
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如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譬如上海宝山县“清队”，“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才少于一百。譬如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个人口一至二万人的人民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队”时“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各级革命委员会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比如辽宁台安县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 五十万人死于清队
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贡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讯逼供，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如黑龙江省大庆油田于一九六八年五月成立革命委员会，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在“清队”运动中，“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是全国“清队”运动的样板。军宣队领导下，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九百多人被“审查”，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挖出一个“反共救国军”，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或政委）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严刑逼供。无端受株连却多达五百多人，含冤自杀的有八人。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一场大血案。“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队”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
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
◇ 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份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敌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云南又有“划线”一说。在两派斗争中站错了线的便入了另册。“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于非命。”
◇ 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核燃料的矿区，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队”。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了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包括九院副院长王志刚，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大人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群众组织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协会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因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合伙“专了我们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窝”，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据方纪说，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
◇ 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来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并由业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中共党员乌兰夫等控制。不久，中共怕它势力壮大，日后无法控制，一九四六年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在内蒙古大抓“内人党”。结果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胡抓乱捕，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身份。全内蒙古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一说”被迫害致死者竟达十多万人”，存疑。）
◇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极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 一打三反大杀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杀身亡。
一九七○年八月的一天，宁夏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近十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二十二岁，最大的罪恶是：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刑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的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着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 结语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本文引述皆有出处，从略）
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编者按：本刊上期刊载了陆兰秀女士的事迹。她在１９７０年７月被杀害，仅仅是当时正在展开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以极刑的思想犯之一。本期的两篇文章对这个“一打三反”运动有较为全面的介绍。〕
【史海钩沉】
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丁 抒·
文革初期红卫兵杀戮“黑五类”时，国家机器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迫害，谢富治为首的公安部仅仅是配合红卫兵抄家，对红卫兵的杀戮不予制止而已。而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则不同。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公审程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
“一打三反”与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前者的打击重点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产物，自从中共上台清算“历史反革命”开始，“现行反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以思想言论定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中共建国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 周毛联手“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里反窥而见：“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丁注：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１〕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湖南中学生、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成员杨曦光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中共“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的看法。该文在“省无联”内部传阅时被当局发现后上报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四日，政府总理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公开点名“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后，杨曦光等被关押。六九年十月左右，毛泽东在湖南对“省无联”问题发出指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于是省人保组正式逮捕已被关押一年半的杨曦光等。〔２〕
此后，全国各地逐渐将阶级斗争的目标指向有“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言论”的组织和个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刘少奇专案组”为其“圆满完成任务”举行了酒宴。但文革本身并不因为刘的死亡而结束，七○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３〕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一·三一指示”。
这份文件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包括中共执政初期的一贯做法：判处死刑报请朝廷、中央政府批准，将杀人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４〕文件是这么说的：“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５〕这样，判处死刑便无须最高法院认定，只不过备案存档而已。后来甚至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了县、市一级，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这是当局镇压大规模地以言论、思想治罪的高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是打击共产党执政前为旧政府服务过的所谓“历史反革命”。而打击“现行反革命”，既能向上邀功，又能清除异己，还能恫吓反对派。各地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七○年完成的。
◇ “一打”与“三反”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次日，周恩来又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送毛泽东审批。〔６〕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时又发出这两份文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文件强调要打击“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动。 〔７〕
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那个“三反”，“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本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在一个全部商业都由政府控制的国度，个别人的贩卖活动根本算不上“投机倒把”。而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极为罕见，无需来一场运动。可是上面说要搞，下面就捕风捉影，胡斗乱揪。譬如陕西勉县“三反”搞出了“贪污”现金十六万元、粮票五万斤、布票一点六万米，投机倒把牟利一点四万元。文革后复查，全是冤案。〔８〕
就全国来说，“三反”未成一个运动，所以“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但人们现在还在说“一打三反运动”，本文亦采用“一打三反运动”的说法，恰如一说到一九六○年人们就说“三年自然灾害”一样，其实只有“三年困难时期”，并无“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那么说，说顺口了而已。
◇ “一打三反”在北京
一九七○年二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都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的《通知》。该通知首页的上部是两则“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话，时称“毛主席语录”，用的是大字黑体以显示其庄重严肃：
最 高 指 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份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下半页才是《通知》的内容：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日
在这份北京市军管会的通知里，首犯是顾文选。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通知里是这样说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北京市参加讨论的“革命群众”都相信顾文选“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绝不会想到其“反革命罪”实属莫须有的冤案。
一九五七年时，顾文选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该系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先在系教学楼里开，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是上台控诉的同学之一。会上，他还批评了某些党的干部：“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他奉劝某些干部，“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家。”〔９〕
这样，反右运动一开始，顾文选就被打成了右派。他觉得在北京无处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满后，他还是不能离开劳改的茶淀清河农场。当局说是让他们留场“就业”，目的却是永不让这些人回到社会做个正常人。在绝望中，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就业”的北京大学原西语系讲师黄继忠。黄是当年那场控诉会的组织者。顾文选没有告诉黄他准备逃跑，只是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１０〕设法逃出清河农场后，顾文选北上到了苏联。但被引渡给了中国当局。成为北京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还有一位一九五七年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沈元聪明异常，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将他调到该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动学术权威”，无法再保护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布的《通知》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除少数例外，那批人都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行刑前的宣判大会上，行将被枪毙的人的舌头是被勒住的，因为要防止这些反革命分子呼喊反动口号。因为写了一篇《出身论》而被处决的遇罗克和别人不同的。他从没害过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场。所以临刑前，警察从那批应“立即执行”的人犯中将挑出，塞进一辆警车拉离了现场。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近十年后才得知，一份只允许医生阅读的内部资料曾披露：“政治犯遇罗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给别人，手术成功……当初警方没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弹费，大约就是因为眼角膜已抵了子弹费。
在北京市公法军管会的《通知》里，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被指“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自然应予处决。但他的父亲张仃是中共老干部，张郎郎就是在延安出生的。总理周恩来与张仃熟识，以“缓刑，继续调查”为名替张郎郎保了一条命。
◇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要“革命群众”学习文件，讨论某反革命分子该不该枪毙，算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由于通知上的“最高指示”已经说明要“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已经指明该五十五人是“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狠狠打击。要“革命群众”讨论的并非他们是否反革命，而是要他们表态反革命该不该枪毙。对反革命分子不表示革命义愤是不行的，弄不好“革命群众”也可以转化成“反革命”，谁都不敢说“不该枪毙。”所以在那种场合下，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时候都异口同声：“枪毙，枪毙。”
中央美术学院讨论张郎郎该不该枪毙的会上，画家黄永玉、刘迅不敢反对，又不愿表态同意，只好托词逃离会场。有人曾回忆这种“革命群众”的讨论会：“当时，有很多案件，有的是所谓‘破坏’甚么的，比如，损坏了毛主席像啊，书写甚么‘反动词句’啊等等。我记得在那种场合下，一般的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时候都不假思索地说‘枪毙，枪毙’，都是这样讲。那时候叫做‘群众专政’。”
◇ “借斗”现行反革命以“教育群众”
北京市那批“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的一个多月里，被分成小组，天天拖著脚镣和手铐，分别被带到北京市内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各单位要把“一打三反”推向高潮，需借用这批活靶子，连“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他们“借去”斗争一通，就像一批就要报废扔掉的东西最后再使用一次似的。
一九六九年七月，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随后三个月内，人民日报每隔半个月便发一整版的批判文章。上海煤气公司青年技术人员桑伟川写了篇批驳文章，为周而复的这部小说辩护，结果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此后，全市各单位都向煤气公司“借斗”桑伟川，以教育在本单位部门的群众。桑伟川前后被各单位游斗了二百九十多次，方押送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１１〕
贵州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于一九七○年一月张贴了一张批评省革委会主任兰亦农的大字报，被警方拘留。此后成为阶级斗争的样品，被贵阳市各单位轮番“借”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二月二十五日，她被“借”到了贵阳市糕点厂。在该厂的批斗会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当场被击倒，嘴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后，她被正式“逮捕”。从即日起她就开始绝食，省革委会当局指示公安局一定要让她活到枪决的那一天，强行给她鼻饲。五月十日，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二十万人的公审大会，将她拉去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会结束后，这个女子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直到下午四时才被拉到郊区野地，按成跪姿，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给她的最后洗礼，死时年仅三十岁。〔１２〕
◇ “一打三反”在各地
有文化的人是运动重点。譬如河南西平县，“五至八月，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批斗一百八十人，其中被逼自尽四人，拷打而死五人，残八人。”山东沂水县，在“一打三反”中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搞了四个月，批斗１７３人，处份８４人，三人自缢身亡。〔１３〕
上海市革委会把几年前几个反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的案子重新翻出，定为“反革命集团”，六七、六八年间曾参与过炮打张春桥的学生都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中共中央委员徐景贤亲自拼凑该集团的《罪行材料》，亲自写按语，不惜工本印了二十万册。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的学生。这个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牵连，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１４〕
“一打三反”规模极大。譬如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余名干部群众被关押、批斗，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陕西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６６２起，“定案”处理４８３人。〔１５〕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２３９２人。河北邢台县“挖出”１２２名反革命分子。〔１６〕 全国在“一打三反”种受迫害的至少有二百万人。
◇ 山西的“中国共产主义联盟”
三月二十八日，山西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的刑事判决书：
最 高 指 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县人……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山东省昌邑县人……〔１７〕
十三人被定为“首犯”和“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十三名“同案犯”则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此二十六人多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一九六六年八月，他们在劳改农场里分别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两个组织。他们的人生经历难以一一追踪，人们仅对任大熊、刘世广二人的身世略知一二：
任大熊：一九五七年时为北大数学系青年助教。整风时，他从图书馆借出刊有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国《工人日报》，与两位学生共同翻译后张贴在校园里供同学们阅读。结果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处无期徒刑。文化革命开始后一九七○年三月，山西大同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破获一个名叫“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一举枪决十三名“首犯”和“主犯”，任大熊是“主犯”之一。
刘世广：五七年反右时为清华大学学生。被打成右派后，于一九五八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合并的策划人之一。当然也够格做“主犯”了。（一九五七年整风时用笔名马崎张贴大字报《还政于民》的马维崎，以及写《神·鬼·人》讽刺个人崇拜的孙宝琮，可能均罹难于“一打三反”。）
◇ 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一九七○年二月，宁夏省会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一个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除吴述樟（银川二中一九六八年毕业生）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算是“恶毒攻击”外，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书写各种反动的论政文章。其中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届毕业生）撰写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是一篇讨伐当局法西斯暴政的檄文：
“（中共当局）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
“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份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打倒法西斯！”
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将近十万人挤满体育馆看台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的“公开宣判”。因一名女生熊曼宜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中的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余者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受他们牵连的东北工学院学生刘唯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死于狱中。〔１８〕
◇ 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
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得政权时才十二岁，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一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一九六○年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却被当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里妻子离去，孩子饿死。直到“三自一包”政策传下来，龙岩的农民才有了一条活路。
由此，他和当地很多农民一样，仇恨毛泽东而热爱刘少奇。文革初，看到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更对刘少奇充满了同情。一九六六年十月，他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进行秘密串联。读过中学的青年农民谢永祺一九六○年几乎饿死，积极响应。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龙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密件》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他们又专门印发了《口号、呼吁书》：起来争自由争幸福！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刘主席万岁！万万岁！
六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坚持执行三自一包、三合一少、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当局从三月开始立案，成立侦破工作队，“幸福会”却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蒲田、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
当“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仍然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那是毛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公安人员问谢永祺为什么“顽固”，谢回答：“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
结果，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１９〕
◇ 形形色色的“现行反革命”
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底走出秦城监狱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文革一开始即被送四川芦山县的劳改农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再度被捕入狱。一九七○年一月胡风因在报纸的空白处写诗，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画像，胡风又成了“现反”。四川省革委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将他判了个无期徒刑。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毙了他。〔２０〕
一九六九年三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她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于是这一双姐妹也落了网。一九七○年五月八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２１〕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曾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这算犯了“恶毒攻击”罪。
青海柴达木戈壁滩的３２１０８钻井队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刘延德自办油印的《中国工人报》，评说国家大事，于三月二十九日被捕。他在《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处加批语、打问号，又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多次拉到大会斗争。大约因为其父是位高级干部，被轻判五年徒刑。而另一位来自四川出身平民的青年，仅评论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又说过在甘肃见到光着屁股要饭的人，被判了死刑。他被拉到戈壁滩枪决，无人敢为他收尸，遗体喂了野狼。
七○年八月被枪决的宁夏银川二十二岁的青年学生吴述樟，最大的罪恶是：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在一九七○年写了一篇文章，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他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２２〕
二、“为刘少奇鸣冤叫屈”：
全国各地都有因不赞成打倒刘少奇而获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仅浙江省淳安县就有二十八人“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判刑”。〔２３〕被枪决的到处都有。
福建，福清县有一位公社党委委员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主席”，于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死在枪口下。
甘肃，宁县某农场职工朱守忠不赞成“断章取义”地批判刘少奇，拒绝表态同意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二月二十一日被处死。
湖南：因“现行反革命”被判十年徒刑的原《新湖南报》编辑钟叔河回忆：“我还曾亲眼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因为‘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处死刑当场枪毙示众。”〔２４〕
河北，省电信工程队青年电缆工人张坤豪公开己见，认为“刘少奇打不倒”。被勒令检查，他就在纸上写道：“我热爱刘少奇主席。”“吹捧刘少奇”要付出代价，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通知家属。尸体无人收埋。
湖北，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坚持认为“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在巨大压力下拒不改变观点，说“砍头也只矮五寸”，结果于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枪决。
辽宁，省委机关女干部张志新针对中共中央文件对刘少奇“叛变投敌”的指控，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下《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一文：“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大工贼，我有怀疑。”“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２５〕为此，张志新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即便在那样的高压恐怖下，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因此被定为“反革命”而判刑、枪决的，多达两万八千多人。（另一说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因为为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判刑、处死的，约三万人。”〔２６〕）
文革后最高法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的一万四百○二人中，许多是“为刘少奇同志冤案鸣不平而被冤杀、错杀的”。〔２７〕
三、“攻击江青同志”：
许多人因议论江青而惨遭杀身之祸。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因“攻击”罪被定为“反革 命”判处五年徒刑。上海一位舞蹈教员，听了别人议论江青的言论而没有揭发，也被逮捕下狱。〔２８〕
上海一个作曲家欲歌颂江青，采用越剧的曲调谱了一首歌。但是江青不喜欢越剧，曾说过越剧是“靡靡之音”，因此该作曲家马屁没拍成，反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污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２９〕
中央美术院学生、学生会主席傅小石（名国画家傅抱石之子）是该校曾被许多人包括院长江丰认为是个“天才”。江被定为右派后，他因对院长表示了一点同情，也被打成右派。先在劳改农场呆了四年，在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父亲给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华君武写信求助后，被放回江苏省国画院当一名勤杂工。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审”，判决书说他攻击江青、反对文革，“罪大恶极，但因能主动坦白认罪，态度较好，从宽处理，判刑十年。”〔３０〕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３１〕
四、“攻击”省市首长：
下放到宁夏贺兰县任四十里店公社书记的原西北局干部田涛揭发批判康生：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的事件，并于二月十二日在银川市街头张贴大字报批评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当即被捕。三月十五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次年死于狱中。
五、要求宗教活动：
在文革中，宁夏回族自治区严厉打击制裁回族的宗教活动，“把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当作‘四旧’予以破除，还采取下指标、定任务的办法强迫回族聚居社队和回民家庭养猪，并把这……当作‘新生事物’宣传推广。同时，宗教机构被砸烂，宗教团体被解散，广大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予以禁止。”这种对宗教活动的打击，仅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一时有效，以后变禁而不止，从未能杜绝回民的宗教活动。一九六九年前后，海原县回民的宗教活动被当地政府无端限制，老百姓对此不满而斥责政府，结果被当作“反革命活动”而追究，牵连两千余人，四十八人被逮捕判刑。〔３２〕
六、莫须有的“反革命”罪：
一位退休了的知识份子在街道与人聊天，曾说过以前夜晚的天比当今蓝，星星比当今亮，月亮也比当今明净得多，如今被人揭发说是“公然诬蔑社会主义月亮没有封建主义月亮好”，于是也成为“现行反革命”。批斗后被罚扫街，一直扫到几年后文化革命结束，街道为他“平反”为止。
贵州榕江县小学教师莫定钦剪贴、编辑刊登在报章杂志上的各类人文资料、图片，汇成了一本集子，作为教学资料供该校的教师和学生翻阅。如今那本资料成了反革命罪证。七○年九月，他被五花大绑押到县人民广场，在宣判大会上，判了二十年徒刑。该校两位写抗议书为莫定钦鸣不平的教师也被判处“劳动管制”两年。〔３３〕
◇ 制造各类“反革命集团”案
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心搞出点成绩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后，向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记右倾，并责成副书记主持“专案组”破案。副书记马上在大队部架起一挺机枪，将社员抓去过堂。他声称揪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反革命集团”，枪杀了一人，打残二人，将二人逼得自缢身亡。受株连者多达一百一十五人。〔３４〕
七○年三月，山东安丘县弄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杀人案”，“凭所谓检举材料，对县运输公司马金城等三十四人非法关押，造成自杀未遂五人，含冤身亡三人，致残一人。”〔３５〕
◇ 越到上级越“左”越疯狂
甘肃静宁县农牧站的女技术员毛应星，一九五七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在夹边沟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几年后，回到兰州。当局认为她不配再当教师，将她送到静宁县。文革中她发了些议论，如“现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等等。她本被判处五年徒刑，可是七○年四月三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了一句“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于是九天之后，她就倒在了城外的一块麦田里。〔３６〕
四川，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方运孚经常与人谈论自己的观点：“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闪金光……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久长，千秋万代受人崇拜。”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公安局曾拒受银行革委会报捕的要求。可是“一打三反”后，公安局为表示配合运动，改变立场将他收捕。起初经办者拟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最后，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改成了死刑。连原先经办此案的人都不明所以：“这样的案件为什么判处死刑啊！”本来犯人可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时为七○年三月。〔３７〕
◇ 疯狂的杀戮
一九七○年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运动前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学籍的大学生张九龙。据长沙中学生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３８〕
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兰州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赴刑场处死。
一九七○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其中有两三名刑事犯）。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一一宣判后，二十四名犯人被分别押上十二台卡车，每台押两名，开赴江东门刑场。卡车一路行进时，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一挺机枪，后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立在后边，面朝车尾，挂牌游街示众。事前，革委会当局已经严密组织沿途各街道委员会，划分了各自组织群众观看游街的地段。被通知观看游街的群众必须出席，且需自带板凳，端坐街道两侧等候游街车队，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当局的组织效率奇高，从五台山体育场到江东门的刑场，沿途安排的观众竟有百万之众。被枪决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 各种“消声法”大行其道
枪决“反革命分子”前使之发不出声音、无法呼喊“反动口号”的做法，在全国大行其道：
最简单的是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到此时已被关了三年多。七○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３９〕
竹筒塞嘴：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行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免革命群众见了心存异议。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批准对反革命犯前施行枪决前割喉管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一九七○年五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女干部张志新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判处死刑，因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远新主持省委会议后下达处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４０〕
当时，青年画家韩美林因“思想反动”被下放到安徽淮南市瓷厂劳动，又因“里通外国”而被押在安徽淮南市监狱。据他回忆，“十尺零六寸长的牢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个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刑事犯和政治犯乱关在一起，政治犯脚镣手铐，可以由刑事犯任意欺负。……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的哭叫，随着是一排慑人魂魄的枪声……。”〔４１〕
◇ 各地“支左”部队的首长与军管会负责人主持杀人
主持杀人的几乎都是中共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多半是在文革的血泊中升的官，对于人命何价毫无概念。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明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４２〕
原来在军队担任军政委、军长的康建民在宁夏自治区领导人被打倒后调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他公开发指示：“不服管教的，你们报上来，毙掉十个八个的。” 〔４３〕“不服管教”的反革命中，有一位名叫朱守中的。他原是上海一所师范学校的副校长、因反右运动中“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作为上海“支援宁夏大队”的一员到中卫县中学任教。一九六一年曾被押去劳改。六四年四清运动，他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他一直“不服管教”，反革命言论：江青“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像这种做法，岂不是成了夫妻党？”“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党章，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也快不行时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一直搞‘契卡’的，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其言论报到康建民那里，便在“一打三反”中被“毙掉”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冼恒汉主持的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就决定判处甘肃师范大学教授张师亮死刑了。七○年月三月十七日，冼恒汉又主持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复议，维持原判。军区党委决定后，甘肃省革委会办公会议只不过复议通过，盖了个橡皮图章。〔４４〕
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徐海涛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后，听说上海图书馆有不利于张春桥的历史资料。于七○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他在台上名单点。他念一个名字，下面就揪一个，马上按成“喷气式”。随后便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造成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死，一人精神失常。〔４５〕徐海涛有功于张春桥，所以张春桥当上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提拔他，给了他一个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陕西安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二十七人，另致使二十人自杀身亡。〔４６〕
安徽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等二人一九六七年被中学红卫兵拷打致死，副市长杨杰等六人被诬为这件“政治谋杀案”的幕后“黑手”，于一九七○年四月判处死刑。市革委会主任是“支左”的部队首长。他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声就要打响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说我们头脑发胀，草菅人命。屁话！这是屁话！对于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草菅。他们本身就是草，毒草。我们不但要杀，还要斩草除根……他们的头，杀定了！我们杀定了……”〔４７〕只因为待杀者中有两名高级干部，省里派人复查，确证是一起冤案，那几名受迫害的人的头才没有被削掉。
◇ 杀人也有“指标”
陕西铜川煤矿有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党治国。他原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学生。即便是在劳改，他也不忘宣传马列主义。他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辅导煤矿工人业余学习《共产党宣言》。这样便算犯了“现行反革命”罪。
在被斗争、毒打了一阵之后，铜川市法院将他判处死刑，上报陕西省待覆处决。恰好那时省法院按指标行事，已作好计划枪毙四名，而各地当时报审的死刑犯共七名，党治国排第五。竟因此而逃了一命。十多年后，他出狱回到母校，领到了一张久违了近三十年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证书。而那四位排名在他前面的“现行反革命”，虽然也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却白白成了杀人“指标”的牺牲品〔４８〕。
应当指出，在那乱捕乱杀的当头，也有正直的司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安徽合肥市一家无线电厂挖出了一个“三民党”反革命集团，全案二十一人，合肥市中级法院判处其中四人死刑，二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都判了有期徒刑。安徽省高级法院的法官汪崇启接到报审的案卷，没大笔一挥了事，而是仔细核查案卷，提审被告，查明该“反革命集团”的“张贴反革命标语”等罪名全部是办案者为了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邀功，通过刑讯逼供、诱供而编造出来的。案情澄清，被告开释，汪法官一下救了四条人命。〔４９〕
◇ 大批国人自杀
又有大批中国人被逼得走上了自杀之路。
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上海市南汇县“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的“一打三反”，“有二百五十多人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四十一人被迫自杀。”〔５０〕
江苏溧水县，一九七○年初开始“一打三反”，死亡十三人。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二三八起，其中死亡一八八人。”“河池地区自杀一六九人。”〔５１〕
由于“一打三反”紧接着“清阶”，所以许多地方谈到非正常死亡时，将“清阶”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譬如云南镇雄县官方记载说“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 河南安阳市郊区笼统记载“清队”和“一打三反”共死亡二十八人。〔５２〕
◇ 全国逮捕二十八万多“反革命分子”
据历史学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５３〕其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５４〕
一九七○年是文革十年间当局“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５５〕
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注释：
１ 《湖北省志·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６９５页；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２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１９９４）第１００页。 ３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７７页。 ４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３３７页。 ５ 同上。 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８０页。 ７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３３０页。 ８ 《勉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４６１页。 ９ 《右派论点选辑》（北京：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１９５７）第３２页。 １０ 黄继忠与本书作者的谈话。十多年后黄继忠获平反，回北京大学时才听说顾文选被枪毙之事。 １１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周而复发言第１至１０页。 １２ 老鬼《死刑犯有说话权》，《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八月号。 １３ 《西平县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３０８页；《沂水县志》（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第３５页。 １４ 《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第２３９页；《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五卷第３２８页。 １５ 《泰兴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３１页；《户县志》（一九八七年版）。 １６ 《安阳市郊区志》（１９９０）第４０页；《邢台县志》第３６页。 １７ 《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第６３页。 １８ 《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下）》（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６３至７１页。 １９ 戴煌《直面人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第三一五页。 ２０ 《安康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九○八页。 ２１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１３８至１４５页。 ２２ 《当代中国的宁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１７２页。 ２３ 《淳安县志》一九九○年版第５３１页。 ２４ 《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１５６页。 ２５ 《共产党员》一九八○年第二期，张志新《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 ２６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１９６页；《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２７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六四九页。 ２８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吴晓邦发言第１１页。 ２９ 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３０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人物》编辑部）二○○○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３１ 《春风化雨集（上）》第四○六页。 ３２ 《当代中国的宁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１６６页。 ３３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５２页。 ３４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１６７页。 ３５ 《安丘县志》（１９９２）大事记。 ３６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二○五页。 ３７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１０７、１１３至１１８页。 ３８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１９９４）第１４８、２９５页。 ３９ 《炎黄子孙》一九八九年第六期第４３页。 ４０ 朱建国《张志新冤案当初是逐步披露的》，郑兢业《忠烈失骨骸，张志新魂归何处？》，２００２。１２。１８《亚洲周刊》 ４１ 《十月》一九八○年第二期第１５２页。 ４２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一九七页。 ４３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四一七页。 ４４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９０页。 ４５ 叶永烈《张春桥浮沉史》第十二至十四页。 ４６ 《安康县志》（１９８９）第９０８、９０９页。 ４７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第五卷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４８ 《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七月号，陈祖芬《理论狂人》。 ４９ 朱孝池等《法官轶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第一九七页至二○六页。 ５０ 《贵德县志》（１９９５）第２９页；《南汇县志》（１９９２）第１３８页；《宝山县志》（１９９２）第４７页。 ５１ 《溧水县志》（１９９０）第３２页；《当代中国的广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第１３２页。 ５２ 《镇雄县志》（１９８７）第３２５页；《安阳市郊区志》（１９９０）第４０页。 ５３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３３７页。 ５４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３３０页。 ５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６４９至６５０页。
关于红军长征的目的地及“北上抗日”说
·丁 抒·
中共的红军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才确定去陕北，那是冲着刘志丹的人马和地盘去的。所谓“红军北上抗日”，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
毛泽东说∶“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开放》月刊三月号内司马璐先生的《张国焘武汉出逃经过》十分精彩，惟文中“中央红军依计划到达陕北”一句，恐与史实有出入。请容笔者借《开放》一角，略叙一二。
中共的红军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不错，但那不是依照计划去的。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因而目的地多次更改。最后一次改到了陕北。而无一次更改与“北上抗日”有关。
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红军屡次受挫。一九三四年四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六月十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１］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秦邦宪【原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党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党内多称秦邦宪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特、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时任红军总部代参谋长，因不满于红军绑票勒索残害百姓，尤其是长征前夕大规模杀戮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一月脱离中共】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２］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秦邦宪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３］
不过，若无秦邦宪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４］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秦邦宪、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秦邦宪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特，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二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呜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秦邦宪，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
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丁注：即张国焘统率的红军主力。中央红军后来称一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５］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 六月十二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六月十六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６］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九月十七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二十二岁。一九三四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十月间随中央红军叁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ⅵ”［７］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８］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十一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囗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
自然，中共党内有许多人是真心抗日的。彭德怀即其中之一。
一九四○年年中，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决定在华北发动一场破袭战。七月二十二日，“前总”请示电报到达延安，抄呈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人。但反常的是，毛泽东等收到电报，迟迟不予回复。八月八日，彭德怀只好自己下达战役命令，并同时以电报报告延安。毛泽东还是不予回复。直到二十日，收到报告已近一个月，前方已经作战多日，毛泽东仍未作任何反应。［９］
因为毛泽东要保存实力，扩大根据地。他不愿拿中共的主力部队与日本人拼，消耗自己的实力。但中共也喊抗日，他不好正面反对打日本，便有意不回答，让彭德怀自己去打。打坏了拿彭是问，打好了自然归功于党的好领导。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大胜仗。九月四日，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向朱德、彭德怀发去嘉奖电。十八日，延安也召开了“纪念九·一八，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大会”。
但这场战役使侵华日军“深刻反省”，不敢再对八路军掉以轻心。不久，从华中、华东抽出部队到华北，向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大举反扑。随后的两年中，面对日军反覆进行的残酷的“扫荡”，八路军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抗日根据地一度缩小了三分之一。
着眼于利用抗战保存、扩大实力，以便日后推翻国民政府的毛泽东这才发现，百团大战的实际受益者是蒋介石，觉得吃了大亏。一九四五年中共开会总结华北抗战，彭成众矢之的。“会上发言的同志几？？一致地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１０］彭德怀只得检讨以自保。
不过，会后毛却换了一副脸孔拉拢彭德怀，说∶“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如果将来有人再提出此事，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第一，中央军委批准的；第二，毛泽东同志同意了，而且还有电报为证。”［１１］
粗心的彭老总以为事情有了结论，便不再将此事放在心上。不料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大跃进”中的若干做法，招致大祸上身。毛借机彻底搞倒彭德怀，又把百团大战搬了出来。
百团大战是彭的“历史污点”。会上一致批判彭，说“百团大战是背着中央发动的”，“帮了蒋介石的忙”。彭德怀被迫再次认错∶“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１２］
庐山七月三十一日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１３］
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中共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１４］
如果日本晚一年投降，共产党的实力的确可以增强不少，与国民党夺权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至于中国老百姓要多死多少人，多受多少罪，那就不在毛泽东考虑之列了。
顺便说说贾拓夫。
贾拓夫在党内有个外号“陕北才子”。有帮毛泽东在陕北落脚的大功，年轻的贾拓夫深受重用。中共执政先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继而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并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的六月中旬，国家计委机关党委书记宋平主持干部会议，请贾作报告，“讲真话”，贾作了个《关于学习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七月庐山会议，突然“反右倾”，这报告竟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冶金部、煤炭部、机械工业部、铁道部、化工部联合召开批斗会，逼贾拓夫交待与彭德怀的“反党关系”。贾被撤职，四名计委的局级干部受其牵连，进了“反党小集团”。
由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给毛的那封引致“反右倾”狂澜的信曾经给贾拓夫看过，批斗会上追问贾拓夫，看完信后他说了什么没有。贾据实回答，他对彭说∶“恐怕太刺激了？”再追彭怎么说，贾又交待∶彭说“我就是要刺激他一下。”
与会者再追问∶“彭德怀要刺激谁？”
贾答∶“刺毛。” ［１５］
这不仅证明了彭德怀的反党，也成了把贾拓夫打成“反党分子”的依据。
文革初，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头头时说∶“‘陕北才子’贾拓夫哪里去了？这是个一贯反党的老右倾。”于是造反派马上抓走了贾拓夫。两天后，国家计委“红色造反委员会”拉出横幅标语“贾拓夫死有余辜”，并贴出大字报，说在石景山八角村的树林里发现了贾拓夫的尸体。这名为中共打天下立了大功的中央委员就那么死了。
１ 《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１９７８）第５４２至５４３页。 ２ 同上，第５４３至５４４页。 ３ 同上，第５５２页。 ４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５ 同上。 ６ 《炎黄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第五十页。 ７ 《炎黄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十一期第十五页。 ８ 同上。 ９ 《炎黄春秋》（北京）一九九七年第十一期第４页。 １０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中薄一波的文章。 １１ 《炎黄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六期第５页。 １２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１８３页。 １３ 同上，第１８２页。 １４ １９５９.８.１７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 （清华大学，１９６７）第２６０页。 １５ 《传记文学》（北京）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第４９页。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丁 抒·
文革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只是报纸的宣传话语，一种形象化的口号。“清理阶级队伍” （简称“清阶”或“清队”）才是正式的文化革命的官方语言。“横扫”与“清理”异曲同工，而一九六八年“清阶”时的“红色台风”，更甚于六六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一九六八年中共中央指挥下的“清理阶级队伍”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周恩来协助进行的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阶”不仅使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一九六六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为相形见绌，甚至也比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更为恐怖。
◇ 打倒刘邓后，收回“民意”牌
共产党的宪法倒写明了，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但那是做做样子的，中共执政十七年，从来没实行过。
早在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就有人贴过这样一张大字报：“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当然，写这张大字报的人被送进了劳改农场。
到了一九六六年，为了扳倒其党内的敌人刘少奇、邓小平，借助红卫兵和学生运动，才有限度地给了人民一点写在宪法上的自由，给了人民一点集会、结社的自由。他允许人民成立组织，许可民间出版刊物。那并不是为了实施宪法，还政于民，而是为夺权而实施的权宜之计。
尽管对人民的控制只放松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全国性的报刊、广播、电台还是共产党垄断着，毛泽东也看到了允许人民结社成立组织的后果。对人民的控制只能放松一时，言论出版自由绝不能长期实行。只要打政敌的目的一达到，他就要把给人民的那一点自由收回去。所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有了十分把握，“民意”这张牌，他就要收回了。他开始转移斗争矛头。
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１〕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２〕
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而且他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共产党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从那之后，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
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以为可以掌权了。殊不知毛泽东另有安排，请军队出来把权接过去。他设想的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造反派苦斗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二月实行军事管制后，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积极分子。
六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执掌权力后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十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３〕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 “清阶”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４〕“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５〕
因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峻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６〕此后，“清阶”即成全国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阶”的主要对象。
共产党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对人民实行专政。毛泽东依靠的还是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他本身就是那个系统的一员，没有那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
毛泽东依靠党组织和军队控制社会。一切都是旧的。唯一的新东西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阶级宣传队”。
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了。又轮到姚文元替毛泽东阐述其思想了。他的文章名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实是党领导一切。党又胜利了。工人是点缀品。工人在“工人阶级宣传队”里是跑龙套的。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主要头目迟群、谢静宜都不是工人。各地的“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各地“革委会”，才是这场“清阶”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 遍布全国的“红色恐怖”
文化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８〕这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阶级敌人”。
譬如云南思茅县，从１９６８年开始的“清阶”历时两年，全县干部一半被划为各类“分子”：叛徒７２人、特务２４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１１６人、地主８６人、富农３人、坏分子７２人、右派３１人、历史反革命８２人、现行反革命１４５人。〔９〕
“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类人”。被归于“××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 “政治、经济大扫除”
台风最大十二级，可是江苏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先将县一级的现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湖南凤凰县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称是“政治大搜查”。湖南攸县的口号是“横扫政治垃圾”，六八年九月在县城召开大会批斗、挂牌游街；全县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余人。〔１０〕
◇ “红色台风”：第二次抄家
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地改革”时已被没收，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已过了十七年的赤贫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却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没收地富的所谓“多余财产”。“地、富、反、坏、右”再次任人宰割。〔１１〕
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不够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全县清扫出白银二千五百八十五两，银一万五千两……”〔１２〕
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三千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六十人被关押，一百八十三户被封门抄家。一九六六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乾净，甚至连家具也在查抄之列。〔１３〕
甘肃庆阳县“深挖底财”、“金银大扫除”。５，０６２人被“揪斗和实行群众专政”。〔１４〕
１９６８年九月，湖南邵东县用两个晚上“全县统一行动，绑走所谓坏人９，２４３人，查抄财物折人民币７１万元。”〔１５〕醴陵县在“刮红色台风”中，“大清查，大批斗，抄家７，８２４户。”〔１６〕
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２８７，８８５元。没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１７〕
这场全国性的“二次抄家”延续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年，广西阳朔县还组织了两万三千多人的“大清查”队伍，查“二十六种人”，共抄了４，６８３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现金、黄金、光洋、银毫、银器、宝石玉器、手表、自行车、收音机。〔１８〕
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才算大致搜罗殆尽。
工厂、城市的“红色台风”也不弱。山东小城市枣庄在“清阶”中被抄家的就有五千○十四户。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四百多人被抄家，抄家过程中造成十人死亡。〔１９〕
◇ 掌权的军人是指挥者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几乎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迫害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改成“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他们经过权力斗争的洗礼，以巩固权力为第一要务。他们需要靠“红色台风”产生威慑力量，压制曾经对自己的权力有过威胁的反对派，恫吓可能更反对派走的普通老百姓，借以巩固政权。
湖南卜占亚的口号是“捣老巢、斩黑线、挖隐患。”江西程世清的在全省“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２０〕
一九六八年八月，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搞了个“省市文化系统学习班”，将省直和长春市的文艺工作者全部拘留，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年。
大庆油田自一九六七年三月起实行军管，革委会成立时由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六八年初开始“清阶”，“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２１〕
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一九六八年四月，他带了两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一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一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敌人向共产党干部施行了美人计。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后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七口人一起并上吊死。事后，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２２〕
天津市塘沽碱面厂有八个工程师，被军管会定为特务。军代表指挥打手，将他们抓起来不久就用种种酷刑全部害死了。其中一位刘姓老工程师的妻子已五十六岁，也被关押。她被逼交出电台，交不出就打，就不给饭吃。折磨了两年后回到家里，军代表扔给她一个骨灰盒了事。〔２３〕
安徽大学在“支左”的军代表指挥下，“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安大原有教职工八百○九人，受审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一百二十人……并有五人被迫自杀。”〔２４〕
◇ 各类“敌特”遍布全国
由于中共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点瓜葛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
苏联、外蒙古、朝鲜都“修了”，所以还要抓这三个国家的特务。从一九三八年起，中共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十几个人被苏联红军挑选到边防部队当侦察员，潜回中国，侦察日军边防设施、工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归国。安徽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光是其中之一。清阶时，他被指为“苏修特务”投入监狱。他的战友们“关的关，坐牢的坐牢，死的死……”〔２５〕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地处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所以重点是抓“日本特务、苏联特务、国民党特务”。嘉荫县“私设监所六十五处，关押５３９人，共用刑罚３３种２９０样；致死７６人，致残１９２人。”望奎县重点在“深挖”苏联、蒙古、朝鲜“特务”。“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看管、批斗，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２６〕
◇ “国民党特务”冤狱遍地
由于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各地“清阶”中大抓“国民党特务”，一时间“国特”冤狱遍布全国。
一九六八年六月，王洪文代表上海市革委会在《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做报告说：“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揪出了国民党的特务、叛徒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二百多名。”〔２７〕
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２８〕
北京密云县高岭公社，造出一个“反共救国军库北地下野战军”，构陷一百余人，“其中七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残。”〔２９〕
从菲律宾归国的干部二百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关押批斗，致死十多人。〔３０〕
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为招牌，将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几支抗敌演剧队，到各战区演出，宣传抗日。各队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领导，直到抗战结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别动队”。“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敌演剧队成员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共死七人，上海一地就死七人。”〔３１〕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女演员舒绣文也得了个校级的军衔。现在就成了“反动军官”。一九六八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陈伯达亲抵邯郸市对清查“国民党案”作了指示后，隶属邯郸的邱县运动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长刘雷也成了“国民党员”。他被关押后，很快在刑讯拷打时死去。他的手指被斩下，泡在防腐液里。想要揪谁，就写一份说谁是国民党员的“揭发材料”，把刘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红指印，算是人证。就这样，五十多个人先后成为“国民党员”。〔３２〕
◇ 前所未有的农村“阶级斗争”
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驻防徐州时，老百姓捐资修建“延年桥”，调防时各店铺门口都放水一盆镜子一面，为其送行。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一九四九年与中共叶剑英部联络，决定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李在台湾被枪决。一九六八年春，李尚未被中共追认为烈士，凡与李家有一点联系的就统统揪出来。谁为李家牵过马、挑过夫？谁的爷爷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五百户的庄子，揪出了二百多人。入夜，二百多人的扫街队在村子的胡同里都摆不开。
早已离开农村的前地主富农被揪回去斗争。漫画家、主持《漫画》杂志十年的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一九六八年九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月底，老母自缢身亡。
◇ 全国被揪斗者近三千万
这是一场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的对人民大规模政治迫害。各地运动的成绩是按“挖出”各种“敌人”的数目衡量的，数量之大，空前绝后。
为了对敌人形成威慑，一般都要将各类分子游街。云南瑞丽县搞的不是游街，而是让老百姓“观看”各类分子。观看前，先给分子们套上书写了各人罪名的麻袋，拳打脚踢。而后让他们跪下低头，供人“观看”。由于“分子”的人数太多，“县粮食局的商品麻袋几乎用光。”〔３３〕
更普遍的是游街示众：各“分子”一一挂上注明其“身份”的牌子，被解押游行。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上下。譬如贵州印江县，“在清队中遭到捆绑吊打、批斗关押的无辜群众及干部职工达９，１５０余人。”〔３４〕
河南新安县，六月召开“深挖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将各类分子游街示众。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的有一万多人。江苏昆山县总共四十六万人，“学习班”办了一万一千多个。各类“分子”天天挂牌子，押上街游行。“至年底，全县共揪斗一万八千余人。”〔３５〕
江苏省，武进县“刮红色台风”期间揪斗了一万四千六百多人。如皋县，“全县共有二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人被揪斗。”高邮县军管会从七月开始搞“清阶”，“至一九六九年底，全县有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先后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３６〕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八千四百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３７〕
各省均不相上下。除极个别的县份 〔３８〕外，一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如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人。武义县，九月“掀起‘清阶’运动，有１１，４７１人被审查批斗。”〔３９〕
广东和平县，“全县被揪斗（者有）一万二千余人。”〔４０〕
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了一万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为“敌我矛盾”。〔４１〕
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了一万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两千六百多个各类“分子”。〔４２〕
只有人口较少的小县，揪斗人数才不到一万。广西大新县，人口共二十万 ，“揪出”了三千多人。十二万人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２，６４８人。人口３。２５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１１５５名，八人自杀。〔４３〕
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看，一个公社达数百人。如岳阳县乌江公社“集训审查”了六百多人。〔４４〕
全国两千余县、数万人民公社，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万人在“清阶”中被批斗迫害。
◇ 农村“新挖出阶级敌人”近千万
当时盛行一个词，叫“漏网”的什么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网右派”、“漏网反革命”。在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揪出的“漏网者”都算是“新挖出的阶级敌人”。譬如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清阶”中“新挖出阶级敌人９８３５个”。〔４５〕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全旗“挖出”新的“阶级敌人”６，６６６人。批斗拷打之中，“当时死亡十七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二十人。致残三十人。” 〔４６〕江西景德镇“新挖出敌对阶级分子九百七十二人”，“其中地主１５６人，富农１４５人，资本家４６４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分子２０７人。” 此外，还有三百八十个“怀疑对象”…… 〔４７〕
◇ “群众专政指挥部”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也就是“革命群众”有权对所谓“反革命”实行专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如江西万年县总共二十一万人，一下子抓出八千一百○七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４８〕
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县“群众专政指挥部”“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讯逼供，又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４９〕
有的地方不叫“群众专政指挥部”，名称变种，干的事与“群众专政指挥部”无异。譬如五月一日浙江武义县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该指挥部并未指挥武斗，却先后关押了６，４２５人，“其中打成重伤的１８１人，被打死、谋害和自杀的５９人。〔５０〕
◇ 造反派被“清理”
其实，文革中无论哪一派，包括红卫兵、造反派、保守派，都没有造共产党反的企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构不成威胁。造反派已被缴械，可是执掌大权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首脑们对参加了失败了的那一派的人，以及运动初期斗争过党的干部的人，无例外地利用“清阶”予以清算、镇压。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被捕、四月《十条命令》下达后获释的人，大多数成为“清理”对象。譬如湖南宁乡县，一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抢抄抓分子”、“造反派坏头头”罪名关押，“自此造反派组织解体。”〔５１〕
◇ 大学是“清阶”重点
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阶”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据兰州大学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四百五十人，迫害致死的就有二十三人。”〔５２〕
清华大学六千名教职员工，五分之一被“审查”，一百七十八人被定为“敌我矛盾”。〔５３〕十二人自杀，包括水利工程系教授陈祖东、李丕济，以及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杀身亡的基础课讲师的殷贡璋、王慧琛夫妇。
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阶”期间，共有二十四位教授自杀。〔５４〕
苏州大学有十几人自杀，基本上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跳楼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还有喝农药的，自己用斧子朝脑门上砍死的。
华东师范大学的“清队”运动为时半年，“八百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杀”。“自杀犹如一场死亡比赛，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惨的单位。”〔５５〕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郭世英因“反革命”案被关押。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夜里被打死后，又从三楼窗口扔下，年仅二十六岁。周恩来闻知此事，欲安慰其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夫妇，却急不择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５６〕
◇ 农村中小学教师遭殃
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阶”重点就是中、小学教师。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河北邢台县有四百多名教师在“清阶”中被“审查”，八人被逼自杀身亡。广东和平县，共有一千一百余名中、小学教师，被抓起来“审查”的多达四百二十四名。山西省山阴县，六百多名教师集中到县里“清阶”，在残酷的“清理”斗争中，“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５７〕
◇ 科研单位“开杀戒”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阶”。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赵登程在该厂宣布：“二二一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象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象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专家和一名工程师在逼供时被活活打死。他们声称“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先后枪毙了五人，并指使警卫团挖了十六个待日后枪毙人时用以埋尸体的坑。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职工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５８〕
英文里，中国意即“瓷器”。有“磁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研究人员。五月下旬，“清查”的台风刮到该所，一百五十七名研究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 拷打是题内之事，“所长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译含冤致死，不少人受伤致残。”〔５９〕六八年十二月，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被省革委会指示撤销。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６０〕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一九五○年自美国归来，一九五七年成为“内控右派”；如今则加了个“反革命特务”的头衔。一九六八年十月，他在“牛棚”内服安眠药自杀。于是“工宣队”张贴“特大喜讯”，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又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萧的妻子、原美籍华人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教师）拉去，要她“继续交待”。甄以看望多日不见的女儿为由请假回家，与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一并服药而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的“工宣队”联合成立“专案组”，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一下株连了几十个人。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这是个“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将其“经验”登上了《人民日报》。〔６１〕
◇ 文艺界大恐怖
张海默，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被装入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年四十五。
在江青说“上海人艺还是老家伙霸占舞台，最坏了”后，上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被连续三天拷打逼供，自杀身亡。
四川省级文艺机关团体被集中起来办的学习班里有“专政大军”，几个月间打死逼死七人，包括著名的电影演员冯哲。被打伤的达四十余人。“在专县，打死迫死，打残打伤的不胜枚举。川剧名演员张德成、琼莲芳都是这样悲惨死去。”〔６２〕
三月，上海当局宣布拘留名京剧演员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对儿媳说：“别哭了，一切都结束了。”遂绝食，三天后死去。
四月，一代名优黄梅戏名角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年仅三十七岁。
十一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指明要提审押在“牛棚”里的女演员上官云珠。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毛单独接见过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上官云珠回到“牛棚”，女演员王丹凤、黄宗英均发现她表现异常，但没能探问出缘由。当晚，她从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６３〕
革命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沙家浜》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的。（文牧原作，汪曾祺改编）上海钢管厂的青年工人谈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专利样板，原来的沪剧不得再登台。他与几位沪剧爱好者组织起来，在里弄里演出了《芦荡火种》。一九六九年九月，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徐景贤，徐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说“这不是一般的演戏，这是破坏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四位沪剧爱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贤说，应该判处谈死刑，谈元泉就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６４〕
中央戏剧学院图书管理员符冰的母亲、女作家谢冰莹抗战胜利后赴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再也没有回来；父亲符号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成右派，已被遣送回湖北老家。有此父母，符冰是戏剧学院当然的“清阶”对象。在一次围斗后，她跳楼自杀身亡。学校给其父符号发电：“反革命、右派符号的女儿符冰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自绝于人民，跳楼自杀。”〔６５〕
六八年三月十三日，上海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贺绿汀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电视斗争大会》，一周后“上海市政法指挥部”逮捕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四月四日，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将贺的女儿、该院学生贺晓秋关押审讯。六日，贺晓秋留下遗书后，自杀死去。〔６６〕
◇ 海外归国者几乎读是“清理”对象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一九五九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一九五七年他归国时才十九岁，可是也是“特务”嫌犯。六月二十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教练傅其芳一样，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年仅三十岁。〔６７〕
◇ 老工人也被“清理”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变也成了斗争对象。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于一九六八年九月进驻该厂实行军管。由军宣队主事，新华社派员帮助总结经验，弄出一份《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印发全国、作为“清阶”运动的学习文件，让全国照此办理。军宣队宣称该厂“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大搞毛泽东的“群众办案”，将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审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处理的工人、 干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类帽子在厂内“群众专政”，四个“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说了一句“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的、无意将谜底为“烂肉好酒”谜语写在周恩来、江青讲话小册子上的，或生产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有一个老工人因无端被冤，与军代表吵骂时动了手，被以“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６８〕
由于该厂是毛泽东亲自搞的“样板”，全国各工厂都将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当作主要清理对象。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油矿革委会大刮“十二级台风”，揪出了两千多人后还说：“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刮出两千多，不算多。”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由于以前国民党执政时期，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全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全国各地石油部门都有曾在玉门工作过的职工。“玉门潜伏特务”案还便波及到了全国石油部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派出去的特务。”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６９〕
柴达木盆地，戈壁滩深处的３２１０９石油钻井队，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几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当年与王连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于连杰。
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或政委）宣布“陕西敌情严重”，全省大揪“国民党特务”。在汉中的飞机制造厂一七二厂，从在国民党时期就在工厂做过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将六十多人抓进“学习班”，用刑讯逼供，然后扩大“特务集团”的范围，有五百多人为定为“特务分子”，株连一千多人。在审讯中，捆绑抽打、铁丝勒嘴、假枪毙是土方，烤大灯泡、关干燥箱、全身通电用的则是现代化设备。运动中逼死了二十一人，包括一个听说丈夫被定为“特务”、用煤油浇身自焚的家属。全厂另有十五人自杀未亡，七十四人被打伤打残。〔７０〕
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将一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来，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没喝到一口水、还在炉边乾烤的情况下，他被迫乱说一通，说在一九六二年参加过“反共救国军”，还是个“副司令”。矿革委会往上报告邀功。上级也正需要出战果，于是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了省里。胡炜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连不识字的、以卖豆腐为生的也成了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手，以割荆条编织器皿为业的也成了“胡宗南部少将旅长”。五百多人无端受株连，八人含冤自杀。〔７１〕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该局一场空前的浩劫。一千多人被诬为特务组织的成员，关进“牛棚”：凡被揪进“牛棚”的，一律编成号码，所受刑罚，名目繁多：老虎凳、灌凉水、打落牙齿逼迫吞进肚、将窝窝头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将“特务”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务”们用小便互相冲脑袋；逼迫他们互相拷打，然后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后官方的记载说：“许多下流无耻的非刑，有污纸笔……连日本法西斯的‘宪兵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的‘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７２〕
◇ 若干大案
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人被关押，一万○六百五十九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两千四百二十五人，致残的六百九十二人，被打死逼死的九十四人。”在临沂地区弄出一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这一事件中，全地区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和惨遭毒打，有九千多人被打伤致残，有五百六十九人被打死和逼死。”〔７３〕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７４〕
一九六七年九月，黄永胜给江青写信，建议审查中共“广东地下党”问题。结果七千多人被批斗、关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长林锵云夫妇等。〔７５〕
北京公安局的十名正、副局长及七十二名处长、分局和县局局长被定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近一千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后，送往劳改农场。〔７６〕
由于江青说天津市公安局“专了我们的政”。于是天津市公安局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北京公安局近一千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劳改农场。〔７７〕
河北深泽县是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的家乡。江青指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后，天津市有三百○七人被打成“深泽叛徒集团”成员。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专门拨给深泽县经费去抓叛徒。深泽县“抓叛徒办公室”下令将揪出的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一排排弯腰挂牌或戴着大号高帽的“黑货”站在临街靠巷的房顶上（当地房子均平顶），任人观赏。先后在集市上亮过“货”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受株连的达三万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仅一个村子中白庄，就在“深挖叛徒”时打死了三个人。〔７８〕
◇ 江西大屠杀
江西在“三查”中有个口号，叫“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结果便胡乱屠杀。
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个人。大队负责人到县里去听了“燃起三查万把火”的报告后，回去传达“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武宁县的“三查”，有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回到大队，他马上召开大会，将早已斗争、拷打过几十次的“反共救国军”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揪去斗争，由他的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昏倒后，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７９〕
江西在“三查”中疯狂杀害所谓的“阶级敌人”。兴国县杀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县杀死了三百多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８０〕
怎么杀的呢？瑞金县有个小理发店，有三个剃头师傅。其中两个说自己是革命群众，而另一个是“现行反革命”。这两个人就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拿起《毛主席语录》，对另一个说：“根据《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就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后，还在理发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
有一个人民公社，把揪出来的各种“分子”集中起来，要他们到山上去挖树洞，分散开，见不到彼此。谁报告说“挖好了”，还不等他说完，看押的贫、下中农就一顿铁锄，把他打死，埋在那个“树洞”里。
各种“分子”的子女也杀。有一个公社，把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里，一个个捆在树上。正在这时，县委来通知，因为杀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这个公社的负责人说：“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孩子就这样被杀害了。
◇ 湖南“道县大屠杀”
湖南零陵专区，以道县为主的大屠杀。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城里失势的一派，到道县乡里动员支持共产党的贫、下中农消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被杀与被迫自杀者共七千七百人，其中近一半是“地富子女”。〔８１〕
有个何姓农民，只因父亲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阶级敌人”。他被民兵用枪逼着挖了个坑，将自己的三个最小的才五岁的孩子活埋。然后给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学教师蒋汉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该杀；他的也是小学教师的妻子周群出身虽是贫农，可是嫁给了该杀的人，也该死；他们的三个孩子是地主的孙子，更不能留下。民兵营长带领民兵将全村待消灭的二十人押到山上后，党支部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们死刑！”随即将他们一一推进石灰岩溶洞。〔８２〕
湖南的大屠杀不只道县一处。一九六七年九月，郴州专区的嘉禾县坦坪、广发、莲荷等公社，部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及其子弟被杀。“二十日，驻省支左部队紧急命令制止此风蔓延。”〔８３〕
◇ 少数民族也死了不少人
四川凉山彝族区的“罗罗王国”，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后，黑彝阿侯（奴隶主）交出一切财产，仅留一点土地和牲口维持生计。十二年了，阿侯还是被视为奴隶主。副县长批准区革委会主任带领红卫兵将乡里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属全部枪杀。只有一个阿侯家的卧在血泊中的儿媳妇身下吮吸奶头的婴儿，被一位当年的女奴隶救起，躲往另一个部落，扶养成人。而那个区革委会主任杀人有功，升任副县长。〔８４〕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评审四类分子”，刑讯逼供，“在批斗会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达六人，被迫自杀十人。”〔８５〕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在“清阶”中重划阶级成份，“共挖出‘阶级敌人’六六六六人。”死亡三十七人，致残三十人。〔８６〕
◇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屠杀
一九六八年三月，广西宁明县由军队“支左”人员主持成立革委会后，即将一个群众组织“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军队、民兵围剿，“枪杀、迫害致死一百一十多人。”〔８７〕
如果说宁明县的屠杀还是零星、个别的行动，到“清队”时就变成了全广西的大规模杀戮。
一九六七年底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广西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后，支持伍晋南的“四·二二”派继续与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斗争。韦国清为控制全自治区，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开始对“四·二二”实行屠杀。这场由广西军区组织，各县人武部具体执行的大屠杀，使全国文革期间任何一场杀戮都相形见绌。因官方承认“四·二二”派也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不说杀“四·二二”派，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与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称该团“狂叫杀贫（农）留中（农）保地（主）富（农）”，动员各县市声讨“反共救国团”，号召全区人民缉捕“反共救国团”成员。继而以毛泽东“群众专政”为根据，由“联指”派成员执行屠杀任务。即捕即杀，法律程序一概免去。
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二十年前的贫农被发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宾阳县“联指”凭恃县武装部的支持，在乡镇墟市上见到“四·二二”的人就乱棍打死，街上摆满了死人。杀完了对立面，再杀五类分子，当地最有名的医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杀害。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部分是农民部分是华侨。华侨一般是“四·二二”派成员，一百多人被活活打死。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派了一个连去县武装部，缴了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武鸣县各公社在声讨“反共救国团”会上当场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亲属。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８８〕
广西宾阳县革委会发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后，全县开始疯狂打人。县医院院长以及内科主任、外科主任，三人被活活打死。〔８９〕
八月十六日，上林县三里区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将“二十三种人”〖各种“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犯过错误的”，还有他们的亲属子女，全部拉到会场批斗，当场活活打死一百六十七人！据新编《上林县志》说，这仅仅是该县“成批杀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９０〕
为图省事，往往将“四·二二”押到江边，打死后推入江中。一天，武宣县畜牧场场长在柳江钓鱼，见到从柳州方向飘来尸体，十分钟内数了九具。作家秦牧说，当时广西“大量尸体被绑在木排上，从梧州一直飘流到广东的肇庆等地。”〔９１〕
各县解决后，广西军区便对南宁、柳州、桂林等市的“四·二二”的据点实行总攻。枪炮、坦克、水火一齐上。因据守南宁展览馆的“四·二二”躲进地道，当局采用水攻，下游水库关闸，上游水库放水，一直淹到该城最高点火车站。地道里的“四·二二”死了多少，已无人知晓。
消灭“四·二二”、残杀“四·二二”俘虏的同时，“联指”内的愚昧民众将“四·二二”方面的人及其家属捕而食之。为了表示其吃人是正义的革命行动，他们顺便将每次运动都要挨一次斗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收罗出来，吃掉，彻底解决问题。
到七月底自治区革委会筹委会下令禁止乱杀时，仅桂平矿务局被杀的就已达数百名。全区的“四·二二”已不剩多少，不需要再杀了。
韦国清杀了多少人？官方的数字是：全区“在此前后被迫害和滥杀的达八万多人。”〔９２〕实际很可能接近十万。
◇ 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案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自治为目标。一九四六年接受中共指示停止活动。〗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９３〕
所谓“审查”，完全等同于法西斯残害一个被诬为“内人党”的男青年拒绝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一个才二十岁的“内人党”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一个女青年被疑为“内人党”，审讯时被专案人员用一根木楔从阴道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去。〔９４〕
汉蒙杂居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内人党”，仅一百二十多户人家，就有十四口被整死，还有十六人被拷打而终身残废。武川县自十月起挖“新内人党分子”，“至次年五月，全县有八十人死于非命，伤残者甚众。”〔９５〕
整个内蒙因“内人党”案被刑讯而造成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９６〕
◇ 疯狂的云南“划线”
云南省“清阶”的主要内容是“划线”。在两派斗争时“站队”站错了线的都是审查对象。“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于非命。”〔９７〕
譬如蒙自县，１１月１９日，在庆祝县革委会成立的大会上，革委会主任、６４０部队军代表宣布“炮派”组织“站错队，是刘少奇、阎红彦（原省委第一书记）、赵健民（原省委书记）在蒙自的代理人。”当晚抓捕二百余人，数十人打成重伤。１２月２８日，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到蒙自，说“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决不心慈手软。”全县７，８２３人被划为“站错队”，“其中被捆绑批斗的２，６２４人，打伤３８５人，打残１０３人，非正常死亡６７人。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万余人。”〔９８〕
腾冲县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开始“划线站队”，“被批斗人数达４，６５４人，吊打致死１５人，逼死７１人，打伤致残２４７人。”〔９９〕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指控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命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之后，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分子来。仅此一子虚乌有的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１００〕
◇ 文革中持续最久的运动
“清阶”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
◇ 文革中死亡最多的运动
就全国而言，“清队”中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文革中任一阶段。
超过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譬如上海宝山县，横扫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为七十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三四人。”〔１０１〕
超过文革中的武斗。如上海青浦县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开始小规模武斗，断断续续一年，总共死亡二十人，伤一百左右。可是从一九六八年三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从四月开始成立各级“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光打死、自杀的“清队对象”就达一百七十人。〔１０２〕
上海县（不含１９８４年划出的龙华、漕河泾、北新泾三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共４４２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死于清阶：“５，６００余人被审查和揪斗，３８５人非正常死亡。”〔１０３〕 又如江苏海安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共四百十七人，其中大部分是清队造成的。”〔１０４〕
◇ 数万人被活活打死
许多人在“清理”、“审查”中被毒打致死的。如广西武鸣县，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灵马公社“四·二二”派五人曾抢夺两名民兵的枪枝弹药，经劝告后于三月间如数交到公社武装部。但事后县武装部定为“反革命夺枪事件”，拘留审查五十人，毒打九人致死。五月二十八日，县革委会与人武部调集民兵四百六十名，包围庆乐大队“四·二二”派的“２１３兵团”，指其搞“反革命暴乱”，击毙三人。又毒打参加该兵团活动者，活活打死了三十人。〔１０５〕
◇ 自杀者远多于被打死的
就全国而言，自杀数远大于被打死的。“清队”中被迫自杀者多达几十万。如四川射洪县，“清队中普遍出现挂黑牌、穿白褂、关牛棚、扣工资、捆打吊骂等现象……以致先后自杀七十三人。”〔１０６〕
譬如人口仅六万多的辽宁长海县，在“清阶”中一百零九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为被逼无奈而自杀。”陕西汉中市清出“阶级敌人、残渣余孽一万零四百十四人。”“五十人自杀，七人逃跑。”上海宝山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的三百三十四人中，死于自杀的为二百二十人。此外还有“十二人逃跑未回下落不明。”〔１０７〕应当也都自杀身亡了。
◇ 一般每个县非正常死亡百人以上
“清理阶级队伍”并不仅仅宣布“挖出”某人属某“分子”、开个批判斗争衡就完了。在“清理”过程中，古今中外人类所能想得出的所有酷刑，几乎都同时在全国各地施行。大批无辜者死于酷刑或自杀身亡。
全国两千余县，一般死于“清阶”的都在一百人以上。譬如河北成安县，一百二十五人死于“清阶”，另有八十八人致残。〔１０８〕
辽宁台安县成立以原来的县委武装部长为首的革委会后，“按全国统一部署……搞清理阶级队伍”。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全县处在恐怖之中。”“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１０９〕
全国两千余县，“清队”中死亡一百多人的是多数。如北京怀柔县，“立案登记的１１，１４８人，揪斗２，３６２人，造成非正常死亡１１０人。”〔１１０〕云南镇雄县，省革委会派去工作队“指导”运动，“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弥勒县“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批斗中进行非法吊打，全县伤残死亡数百人。”〔１１１〕
又如黑龙江省宾县，揪出各类分子９２５名，“致死１４３人，占被揪斗人员的１５。４５％。致残３２人。”〔１１２〕人口较少的小县“清阶”中死人数才少于一百。中苏边境上的爱辉县，人口仅数万，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望奎县“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人口三点二五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一一五五名，其中八人自杀。〔１１３〕
若以区和乡（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挖出”十三个“反革命集团”，整死了二十人。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１１４〕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阶”时“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安徽金寨县古碑、七邻湾两个公社，“使用十多种刑罚搞逼、供、信，致死三十多人”。〔１１５〕
若再将单位缩小至一个村（生产大队），也有数字记录在案：吉林省延吉县军管会和革委会号召“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该县桦田大队一百一十户人家，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１１６〕
◇ 许多县非正常死亡高达数百
这场运动，有不少县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二百人。
如上海松江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金山县“被逼自杀的达二百九十一人，六人出逃。”〔１１７〕云南武定县，“由于酷刑逼供、诱供，造成一百二十一人非正常死亡。”广东和平县，“非正常死亡二百四十三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者七百五十余人。”〔１１８〕
吉林省榆树县，“仅一九六八年清队扩大化，就使无辜的干部、群众死伤达一千八百多人。”〔１１９〕
上海崇明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者达四百五十六人。”〔１２０〕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广西扶绥县革委会派出工作组到各公社“清理阶级队伍”，“造成非正常死亡五百多人，致伤致残多人。”〔１２１〕
◇ 又一个“扩大化”
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毛泽东的肃反运动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毛泽东搞反右运动，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毛泽东死后，中共说，搞是应该搞的，但是搞“扩大化”了。
十年后“清阶”，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又说是“扩大化”了。
不同之处是，“肃反”和“反右”的“扩大化”是毛泽东死后其继承人下的结论。而“清阶”，毛泽东当时就不得不承认了。
“内人党”，“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纷纷到内蒙古军区司令滕海清的官衙前呼救。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给他写信，报告内蒙揪“内人党”的情况，周恩来才采取措施停止了这个运动。毛泽东说：“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向内蒙古人民道歉，只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调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而已。
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轻描淡写地说：“清理阶级队伍……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１２２〕
一九六八年、六九两年间的“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对千万人民的大规模迫害，其罪魁正是毛泽东。
资料来源
１，图们、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第２５页。 ２，《文化大革命若干大事件真相》（沈阳：《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第８２页。 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４９５页。 ４，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５，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６，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７，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 ８，１９６７。１２。２２中央中央《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引自《人民大学习资料》一九六八年第七号。 ９，《思茅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３）第１９页。 １０，《武进县志》（１９８８）第４６页；《攸县志》（１９９０）第３９页。 １１，《弥勒县志》一九八七年版第２８页。 １２，《正宁县志》一九八六年版第五八二页。 １３，《掘港镇志》一九八九年版第９３页。 １４，《庆阳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２８６页。 １５，《邵东县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３３４页。 １６，《醴陵县志》（长沙：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５）第３６页。 １７，《泉港镇志》一九八六年版第十九页。 １８，《阳朔县志》（１９８８）第１３页。 １９，《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 ）第５５６页。 ２０，胡平《中国的眸子》，《当代》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２１，《大庆市志》一九八八年版第２５页。 ２２，《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３４９至３５９页。 ２３，刘真《红尘追忆—大自然伤口和人的尾巴》，香港《开放》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第六十七页。 ２４，《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四七三页。 ２５，《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４７７页。 ２６，《嘉荫县志》一九八八年版第２３页；《望奎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３０页。 ２７，１９６８。６。２４王洪文在《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人民交大学习资料》一九六八年第七号。 ２８，《凌源县志》一九九五年版第２４、４１６页； ２９，《密云县志》（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３０页。 ３０，《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二○○○年第八期第５２页。 ３１，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吕复发言第３页。 ３２，张记书《无法讲述的故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第６８、６９页；１９９４年张记书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３３，《瑞丽市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４７页。 ３４，《印江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第２１２页。 ３５，《昆山县志》（１９９０）第４８页。 ３６，《武进县志》（１９８８）第４６页；《如皋县志》（１９９５）第４０页；《高邮县志》（１９９０）第６９页。 ３７，《如东县志》一九八五年版第３４页。 ３８，如河南唐河县，“２，６３２人受到批斗。”《唐河县志》（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５３页。 ３９，《淳安县志》（１９９０）第２４页；《武义县志》（１９９０）第３３页。 ４０，《和平县政府志》（１９８６）第３３页。 ４１，《西乡县志》（１９９１）第３０页；《安康县志》（１９８９）第９０７页。 ４２，《新津县志》（１９８９）第７３６页；《什邡县志》（１９８８）第１－５７页。 ４３，《大新县志》（１９８９）第３３７页；《祁门县志》（１９９０）第３０页；《甘泉县志》（１９９３）第３１页。 ４４，《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８５页。 ４５，《宁乡县志》一九九五年版第１３０页。 ４６，《伊金霍洛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第５９、５８页。 ４７，《景德镇市志略》一九八九年版第３２１页。 ４８，《万年县志》一九八二年版第２５５、２５８页。 ４９，《乡宁县志》一九九二年版第７５６页。 ５０，《武义县志》一九九○年版第一页。 ５１，《宁乡县志》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三○页。 ５２，本人保存的某日《人民日报》剪报；《当代中国的甘肃（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１２０页。 ５３，《当代中国的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１６９页。 ５４，《炎黄春秋》（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二○○○年第二期第１５页。 ５５，《开放》月刊（香港：冲天有限公司）二○○一年第五期第３６页。 ５６，《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第五卷第１３２页。 ５７，《崇义县志》第２６页；《邢台县志》第３５页；《和平县政府志》（１９８６）第３３页；《收获》杂志（上海）１９８９年第四期第１４页。 ５８，《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第９７至１０４页。 ５９，《景德镇市志略》一九八九年版第３２０页。 ６０，《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４４１页。 ６１，北岳文艺出版社《荒诞岁月奇闻录》，宁连乔《不只是一位归国博士的悲哀》。 ６２，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黎本初发言第１至２页。 ６３，方守玉《上官云珠的艺术和婚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第８６至９１页。 ６４，《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 ）第２２３页。 ６５，《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十期第６６页。 ６６，叶永烈《名人沉浮录》第一○七页。 ６７，金汕《容国团之死》，《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第六卷。 ６８，《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专集）》（北京：《北京日报》编辑部，１９８５）第９１页。 ６９，《当代中国的甘肃（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１２０页；《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３４６页。 ７０，《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７页。 ７１，《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２９５页。 ７２，《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２７１页。 ７３，《山东四十年纪事》一九八九年版第１３８页。 ７４，马志刚编《大冤案与大平反》（北京：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２６１页。 ７５，萧思科《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济南：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２）第５４１页。 ７６，《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第１９６页。 ７７，１９６８。２。２１江青接见天津群众组织的代表时的讲话，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方纪书面发言；《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第一九六页。 ７８，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孙福田发言第４页；《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１９６至２０４页。 ７９，《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２６１至２６８页。 ８０，胡平《中国的眸子》，《当代》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８１，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４４４页。 ８２，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１９９４）第１８１页。 ８３，《嘉禾县志》（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第２４页。 ８４，《人民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七期，彝族作家李乔《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奇遇》。 ８５，《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２６８页。 ８６，《伊金霍洛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第５８页。 ８７，《宁明县志》一九八八年版第１３３页。 ８８，《武鸣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３０页。 ８９，《宾阳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第１６２页。 ９０，《上林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３８８页。 ９１，《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期第９２页。 ９２，《当代中国的广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第１３０页。 ９３，《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２２２至２２３页。 ９４，林青山《康生外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３２５页。 ９５，《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第２２８页；《武川县志》（１９８８）第２８页。 ９６，《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２２２至２２３页。 ９７，黄尧《最后的音符》。 ９８，《蒙自县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第６６页。 ９９，《腾冲县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第４０页。 １００，《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第４９４及５０１页。 １０１，《宝山县志》一九九二年版第１０８７页。 １０２，《青浦县志》一九九○年版第４０至４１页。 １０３，《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３０３、５９页。 １０４，《海安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第４４页。 １０５，《武鸣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３０页。 １０６，《射洪县志》一九九○年版第页。 １０７，《长海县志》（１９８４）第５３９页；《汉中市志通讯》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第１５页；《宝山县志》（１９９２）第１０８７页。 １０８，《成安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５０８页。 １０９，《台安县志》一九八一年版第１３６至１３７页。 １１０，《怀柔县志》（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第２８页 １１１，《镇雄县志》（１９８７）第３２５页；《弥勒县志》（１９８７）第２７页。 １１２，《宾县志》一九九一年版第１６８页。 １１３，《爱辉县志》（１９８９）第４９页；《望奎县志》（１９８９）第３０页；《甘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第页。 １１４，《带岭区志》一九八八年版第二十三页；《新寺乡志》一九八九年版第２７页。 １１５，《扶绥县昌平区志》（１９８２）第７３页。该社一万八千余人。《金寨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第３０页。 １１６，《龙井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２５页。 １１７，《松江县志》（１９９１）第４０页。该县人口四十万；《金山县志》（１９９０）第３４页。 １１８，《武定县志》（１９９０）第３０页；《和平县政府志》（１９８６）第３３页。 １１９，《春风化雨集（下）》（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１９２页。 １２０，《崇明县志》一九八九年版。 １２１，《扶绥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１９页。 １２２，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
刊登在 2004 华夏文摘增刊 zk041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