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很多人今天在发这张图，官方性质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今天针对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韩战丧生73周年发布短片，指毛岸英之死是因他“做蛋炒饭生火引来敌机”的说法，是“最为恶毒的谣言”。
1950年11月25日，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长子、参与韩战的毛岸英，在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的共军指挥部遭联军空袭丧生，得年28岁。此后，联军及美军方面如何得知毛岸英的位置而一举空袭，便流传出许多说法，至今未息。
2023年11月25日 星期六
如果知识圈持续“下行”，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郑永年：
如果知识圈持续“下行”，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
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功能。
无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
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他们的政治，只是他们的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引自邓力群著《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想象的。
1938年海参崴的30万同胞是怎样惨死的？
1910年代的海参崴。（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提起近代历史上的种族屠杀，我们一定会想到日本人对南京人民的大屠杀、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可是，有一起种族大屠杀被世人刻意淡化，它就是1938年斯大林对海参崴的中国原住民及华侨大清洗。在这场大屠杀中，共有30万中国同胞死于非命，其惨状令人震惊。
海参崴自新石器时代时起便有人类居住，原为肃慎民族（史书中对夏代及商代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民族的称呼）居住地，后历为渤海国、辽朝、金朝、元朝、明朝和清朝统治。清朝与俄罗斯帝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后，天然港口城市海参崴割让给俄国并改称“符拉迪沃斯托克”；沙皇俄国以武力相威胁，1860年侵占吞并了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等地。海参崴的地理位置优越，沙皇俄国虽然吞并了它，但世代住在那儿的中国原住民并没有离开，他们的人数大约是30万左右。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避免自己国家陷入两线作战，曾经在物资和武器上给予支援。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斯大林改变了策略，趁着中国忙于抗日，无暇外顾之际，有计划地对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等地的中国原住民进行大屠杀，其目的是清除异类，永远占领本属于中国的土地。
《中俄北京条约》在1860年11月14日签订，中国完全失去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在日本人占领武汉后，海参崴等地的中国人遭受了灭顶之灾，苏联当局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拘捕。在当时，远东地区大量的中国华侨、劳工被按上了“危险分子”、“日本特务”、“社会危险分子”等罪名，分别判处数年到十多年监禁。苏联当局经常半夜三更突袭中国华侨开办的商铺，随便找个借口就没收他们的财产，如有不从者，一律逮捕入狱。这些中国人进了监狱，大部分人都在集中营里被虐杀，还有一小部分人被直接杀害。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2009年12月，在海参崴近郊附近，为2012亚太经合组织而加工筑路的工人发现了万人以上的大量尸骸。2010年5月，俄罗斯方面再次对海参崴附近区域进行了挖掘，他们在现场共发掘出约480人的遗体，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双膝跪地，后脑杓中枪，其弹孔均显示为30年代苏军配备的武器装备。在现场，人们发现了大量包括皮包，内有1930年代的硬币的钱包，烟嘴，孩子的珠子，杯子，瓷碟，眼镜碎片和眼镜等个人物品。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调查，这些死难者都是中国人，他们死于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
俄罗斯远东地区大屠杀过后，中国原住民惨死的惨死，逃跑的逃跑，现在海参崴等地的华侨已经彻底衰落了。我们中国人的记忆里有南京大屠杀，也一定要有海参崴大屠杀，这些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都不能被遗忘，也不应该被遗忘。
责任编辑:陈天鹏
50天内13名院士、11名青壮年警察密集病亡
10月至少12名青壮年警察接连病亡多为中共党员
具有警方背景的微博认证公号“金盾丰碑”近期接连发布12名青壮年警察病亡的消息，多未注明病因，只注明“突发疾病”，年龄最小的28岁，最大的59岁，他们多为中共党员。根据内容显示，余大宁，男，中共党员，生前系云南省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九隆派出所辅警，10月1日余大宁在值班期间突发疾病去世，年仅50岁。
殷农，男，中国共产党，生前任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督察支队督察专员、三级高级警长，10月8日，殷农在亚运会、“两节”安保高等级勤务备勤期间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9岁。
肖月堂，男，中共党员，生前任辽宁省辽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一级警长，10月9日，肖月堂突发脑出血，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2岁。
肖永赋，男，生前系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公安局警察，10月13日，肖永赋因突发疾病不幸去世，年仅52岁。
任福英，男，中共党员，生前系辽宁省辽阳县公安局小北河镇派出所辅警，10月14日，任福英在值班时感觉身体不适，最终因心脏主动脉血管瘤破裂出血去世，年仅36岁。
杨尚奇，男，生前系青海城中公安分局北大街派出所辅警，10月15日，杨尚奇在家中突发疾病，不幸去世，年仅34岁。
董文远，男，生前系太原铁路公安局秦皇岛公安处迁安北车站派出所四级警长，10月17日，董文远在单位值班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18日去世，年仅28岁。
滕耀扬，男，生前任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普觉派出所教导员，10月22日，滕耀扬在外出差期间突发疾病，去世，年仅35岁。
崔志鹏，男，生前系河南省豫北监狱警察，10月23日，崔志鹏在工作期间因公去世。
董昌德，男，汉族，中共党员，生前系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一级警长，10月24日，董昌德在值班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2岁。
曹靖中，男，中共党员，生前系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警务督察大队一级警长，10月25日，曹靖中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5岁。
尚阳，男，生前系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警察，10月29日尚阳在工作中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31日去世，年仅33岁。
疫情三年期间有大批青壮年警察死亡。据“金盾丰碑”统计，2022年共收集到346条青壮年警察去世消息，其中30岁以下17人，30至39岁64人，40至49岁120人。从殉职原因来看，因病及其它不明原因去世的约有280人，其中“突发疾病”为主要原因。“金盾丰碑”曾发文称，运营“丰碑”微博已3年，截至2021年12月31日，收集去世消息共计283条。
微博网民：疫情放开至今新冠感染一直在死人
近期，中国大陆“新冠（COVID-19）等多种病毒同时流传，多种病毒夹击下的多地医院儿科患者爆满，挂号当天排不上号，长龙看不到头，连拨针都要排队，患者中儿童多于成人，这段时间以肺炎支原体病毒最为严重，但近日又爆发了无药可治、无疫苗可扎的呼吸道合胞病毒。网传上海一天感染40万人。
辽宁大连也疫情严重，人人自危。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11月18日在海外社媒X平台发文直指“黑暗统治：大连疫情爆发被掩盖”。他说，“大连已经开始死人了。因为这次疫情太严重了。我问了大连的朋友，人人都很恐惧。”中国政府的防疫部门正在用“支气管肺炎”、“流感”、“感冒”、“支原体感染”的称呼来代替敏感的“新冠病毒”字样。
民间也普遍质疑现在的各种病毒其实就是新冠病毒，不少大陆网民说，“为什么不敢说是什么病毒引起的？”“新冠变异了吧？反正是什么病毒都是专家吃饱以后说了算。”“新冠惹的祸！”“这还是新冠的一种型号吧。”“不是魔怔，确实是新冠后遗症”。
微博上也有网民议论疫情放开后一直感染、在死人。“诡域诗丛”10月10日贴文说，“新冠到底为什么会上热搜第一……从疫情放开到现在一直有感染且在死人难道是新闻吗？我看大家出门都不戴口罩以为早就没人在乎了呢，急诊和ICU从来没有停止过接诊新冠重症患者啊。”
中国大陆新冠疫情从未被“清零”过。中国疾控中心通报称8月内地报告新增新冠感染重症532例、死亡43例，9月重症398例、死亡45例，10月重症209例、死亡24例。但外界普遍质疑官方数据的真实性，有大陆网民直呼“这个数据根本不准”。
其实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2020年3月19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警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指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它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今年1月中旬，李洪志大师又提出警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
来源:看中国
2023年11月2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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