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冲突[编辑]
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编辑]
袁世凯来到山东之后，采取了与毓贤不同的作法，他认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下令张贴解散拳会的告示，要“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晓”[32]；还大量刊刻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宣传义和团即白莲教[33]；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乡绅的力量来实行查禁[33]，责令“各村首事庄长出具不得设厂习拳甘结”，要求各村庄的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34]；对各处拳厂，认真查封[33]；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驻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阻止其流动和聚集，用小部巡查、晓谕、弹压[33]。如此，袁世凯使得山东的义和拳活动渐渐沈寂。山东的义和团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1]。
直隶总督裕禄初时对义和拳会比较轻视，在1899年12月答复袁世凯时说：“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35]他对滋事的拳民极力镇压，但对拳会的态度则较为模糊，直到5月清军统领杨福同在涞水被杀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1900年1月11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承认拳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慈禧的这一举动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9]。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把集会结社看做是谋反的潜在因素[9]。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恢复了禁止结社的政令，以取缔在百日维新期间十分兴盛的各种学会[9]。现在，慈禧的这一政策是在告诉义和团，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9]。
但袁世凯事实上并未理会朝廷，仍然积极取缔各地拳会。裕禄没有主见，一心想遵循谕旨，因此义和拳会在直隶继续蔓延，义和团的活动有增无减，加入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日益攀升[15]。
1月11日慈禧太后的上谕让各国公使感到担忧和不安，于是在1月27日，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慈禧取缔拳会[11]。但公使们选择的日期非常不妥，三日前的己亥建储，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废掉光绪帝，让太后大为不悦；如今（当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七），他们又来要求禁止拳会，慈禧的愤怒可想而知，这为1900年的冲突买下了伏笔。
2月19日，慈禧采用内部廷寄[注 7]的方式指示直隶、山东督抚，责成他们张贴布告，取缔义和拳：“著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36]。廷寄的方法，既没有公开否定1月11日的上谕，又能给外国公使们一个说法。但各国公使们并不接受慈禧的做法。
3月2日，英、美、德、法、意第二次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京报》上发布禁止拳会的上谕。慈禧予以拒绝，并解释说已寄发廷寄，没有必要在《京报》发布上谕[10]。
3月中旬，一位从霸州赶往北京的美国传教士见证说：“行程有数百华里，不过见有两处张贴北洋大臣之（禁止拳会）谕示……地方官虽已接奉此告示数日，犹不愿张贴”[37]。到此时，直隶的地方官员仍然没有危机感，连谕示都不张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所以义和团一直向四面扩展[8]。
3月14日，毓贤调任山西巡抚[38]。山西本没有义和团，但是在毓贤的鼓励下，义和团也在山西兴起。这年夏天，毓贤纵容义和团滥杀教民[21]，其卫队数十人都是义和团团民[21]（参太原教案）。
4月初，各国公使又一次联合照会，而且有海军示威。4月16日，京报上发表了直隶总督裕禄要求禁拳的上奏。但4月17日，京报上又颁发上谕，重申不禁拳的精神。4月21日，慈禧太后又颁布上谕，重申“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39]，与1月11日的上谕精神一致。慈禧政策的反复性和随意性，让各国公使失去了对它的信任，觉得再在此事上纠缠也没有多大意义，遂放弃在此事上的要求。义和拳会继续蔓延。
5月初，慈禧就能否将拳会编为团练征求袁世凯和裕禄的意见，裕禄在5月17日（当时涞水事件已经发生）上奏否定了团练的建议，但接着说：“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28]。
5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40]这是在1900年颁发的有关义和团的诏谕中第一次使用“剿”这个词[9]，之前均是但论匪不匪，不论会不会，拿办首要，解散胁从。但外国公使并不信任清廷，而且丰台车站的被焚让他们特别紧张，所以5月30日，公使团通知清廷，要调遣使馆卫队进京保护[9]。
6月3日，因御史许佑身弹劾涞水县令祝芾“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清廷颁布上谕，命令裕禄“确切查明，从严参办”，并严行申诫带兵员弁“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从事”[28]，并警告荣禄对义和团“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38]。
6月6日，裕禄电告总理衙门，称团民自焚毁铁路电杆之后愈加猖獗，明目张胆，不服劝谕，也在天津焚杀教民；虽芦保、津芦铁路有兵分守，仍肆意焚毁，在各处拆毁教堂，各国洋人已甚忧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感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此时我军自行剿办，尚可操纵自如，若至外人干预，则事更难措手”，目睹现在情况，拳民断非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须剿抚并用，尚可克期而定”[28]。
从6月1日直到宣战前，清廷因为与列强还没有撕破脸，还维护表面的友善，为了堵住洋人的嘴，仍然颁布上谕喊着“查拿”、“严禁”、“解散”；6月13日的上谕仍然说：“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解散，并饬令京营及近畿各军，分投妥为弹压”，但实际都徒具形式而不起实际作用，喊叫愈甚，义和团之涌入、滋扰也愈甚。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说：“谨案五月（阳历6月）以来，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严饬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统兵大员，缉拿首要，解散胁从，撤坛拆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无用之物），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41]。当各县令去向顺天府尹王培佑“请示机宜”，询问应如何执行“拿办”义和团的上谕时，王培佑答复说：“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属尽职”，意谓敷衍一下就可以，根本不必认真执行，“否则定遭参办”，各县令始恍然而退[42]。
保定[编辑]
2月，除了南边的山东聊城冠县插花地有反教事件外，其他地方基本平静，因为大多数农民正忙于过农历新年[9]。3月，反教事件向北蔓延到保定东部各县[9]。
4月初，山东直隶交界处下了一场透雨[9]，附近一带的义和拳民便纷纷回籍播种春作物，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于是这些地方稳定了下来[10]。4月5日，直隶官员张莲芬致电裕禄：“景（州）、阜（城）、深（州）各巨案，均有成议，地方安静。顷得透雨，旱禾可种，民心更定。”[31]但直隶的其他地方旱灾仍然非常严重，北部等地区的旱情一直没有得到缓解[9]。5月8日，美国公使康格说道：“该省目前的旱情为这样一场运动提供了方便。到昨天为止，近一年滴雨未落，农民不能耕耘，庄稼无法播种，土地十分干燥，无法耕作，人们穷困潦倒。因此，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绝望的游民，他们……准备加入任何组织[43]。5月21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这么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农村长久的旱情，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44]。
4月13日，总理衙门致电裕禄函，称京广铁路将修至正定，现接铁路总办比利时人沙多来信，保定至正定一带，有义和团匿名揭帖，称于4月19日要拆毁铁路，攻击洋人，要裕禄预先防范[28]。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出这样的揭帖：“……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8]
4月20日保定爆发了清苑教案。大张庄村民张洛弟请附近姜庄一个信天主教的补锅匠为他修火石，修好后张洛弟拒绝付钱。这个教民前去索要，两人发生争吵和互相侮辱。第二天，这个教民伙同其他人前来索要，并提出四条要求：“一、罚席五桌；二、修教堂；三、要京钱百吊；四、要张洛弟全家奉教”[45]。继而引起20日的姜庄“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46]。4月21日的进攻中，拳民烧毁了教堂和10个教民的房子，但装备精良的天主教教民从屋顶向拳民开火，至少有20个拳民被打死[8]，一说有70人[9]。
由于直隶一直对拳会不加查禁，拳会蓬勃发展，进入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例如，义和拳5月份传到安平县，在梅花左村开设拳场，村里绅士试图制止，但拳民肆无忌惮。知县何子宽担心前不久发生在河间与清苑的骚乱在安平上演，所以在5月19日赶到这里，逮捕了义和拳民陈锅元等人。这一逮捕的消息很快传遍城乡，附近前来支援的义和团民蜂拥而至，竟至上千人，何子宽向上司求援，但前来的官兵很少。何子宽看到县衙门前的民众已逾千数，为不使事态闹大，只好放人[47]。
5月12日保定爆发了涞水教案。涞水县有个高洛村，村长名叫阎老福。1899年的元宵节，村里搭起戏棚准备唱戏，当时有教民认为神像放在他家门前的台阶是大不敬，于是前去吵闹并踢翻戏棚，而阎老福则带人捣毁了教堂作为报复，双方随后对簿公堂。由于天主教的主教介入诉讼，阎老福在这次诉讼中败诉，不仅赔了银子，而且还被迫叩头陪礼。1900年春，阎老福邀请附近的义和拳民来高洛村开设拳场。5月12日拳民们展开攻击，晚上，大约有30户的教民全家被杀，一说有68个教民丧命，尸体被埋进庙里或者丢进井里[11]。此事件是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冲突，因为它激发了其他事变[9]。
保定派员带领20人于两天后来到这里，义和团的原班人马仍然集结在一起，士兵们不敢进入村内。第二天，他们终于进入村里，发现村南火光熊熊，无人知道教民逃往何处。以后的几天里，总兵杨福同负责弹压义和团。5月15日，他关闭了设在村庙里的拳场，但是拳民们又集结起来，并在第二日打了他的埋伏。两天后拳民和官兵再次交锋，约二十名拳民被俘。到此时，事件惊动了整个地区的义和团，他们成千上万集结起来，试图解救同伴，并报复官兵。5月22日，杨福同听说有三千拳民在涞水北部石亭镇聚集，因兵勇不够，遂只带领七十人前往，遭遇义和团，杨福同及两名属下被杀。拳民勇气大增，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迅速扩大。[9]
5月23日，裕禄得知涞水戕官后，致电总理衙门，称“查该拳匪等聚众设厂，借仇教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31]
5月25日，军机处传达给裕禄的电旨：“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是养奸，操切亦恐滋变。”[31]
5月25日，聂士成部的统领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保定高碑店，但杨慕时在出发前便接到裕禄等人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杨慕时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发，虽在涞水北部的石亭镇、陈家庄有数千名义和团夸示队伍演习，但杨慕时只能将杀害杨福同的两人拿办，其他人无可奈何[8]。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乘火车从保定高碑店到保定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因这一件小事就愤怒地将高碑店铁路拆毁，拔掉电线杆[48]。
5月27日，可能是为了同杨慕时的军队对抗[8]，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保定涿州，知州龚荫培选择绝食进行抗议。但杨慕时并未前来镇压，“因旨内只云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并未言剿；又秉荣相之意，承制台之令，专意不打”[49]。当时有人记载：“杨副将福同被戕于涞水，焚涿良铁道，所在抗官聚众，蔓延畿南北，官军虽往弹压，然未奉明谕，无敢实力剿办者”[50]。由此拳民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几十公里沿线到处起火。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比利时的工程师为了避难前往天津，有几个途中遇难，也有几个受伤，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48]。
6月5日，顺天府尹的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吏部尚书刚毅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
北京[编辑]
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据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传教士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 V. Nerman）二人。
6月4日，义和团在京津线上的黄村火车站放火，聂士成派兵弹压，团民抗拒，官兵寡不敌众，死伤多人。后团民焚烧车站一所，旱桥一座[28]。
6月5日，奏请发给义和团口粮的王培佑由鸿胪寺卿升为顺天府尹[28]。
6月6日，义和团焚毁落垡车站，聂士成前往弹压，双方激战。
6月7日，在慈禧太后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51]。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
6月10日，慈禧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6月11日，大臣文瑮上奏：“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均有缉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责，岂容此类混聚辇毂，纷纷扰扰、摇惑人心……责成步兵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毋稍疏纵。……臣等闻近日有形迹可疑之人……由各门混入，复由各门散出，出入自由，肆行无忌”[28]。朱祖谋也同日上奏：“相应请旨，添设劲旅，申严门禁。”[28]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受到载漪的嘉许。[52]
6月12日，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53]。
6月13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命令德国驻华使馆卫队开始“猎取拳民行动”。同日，义和团在内城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13日，天津武清义和团焚毁了马家场、范家庄、洪家坟、牛房、龙庄、韩庄各处教堂，静海全县被义和团占领。
6月14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54]。同日，天津拳民焚烧鼓楼东仓门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烧鼓楼西的伦敦会教堂[8]。
6月15日，义和团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又“焚烧绒线胡同教堂”[54]。同日，天津的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拆毁东门外天后宫北教堂，砸毁藏有教民的粬店街怀庆会馆；拳民又与防卫紫竹林租界的外国士兵发生战斗，死伤四百人。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商铺因老德记洋货铺及屈臣氏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二毛子而烧死戮死。同日，天津数百名义和团展开了第二次进攻紫竹林租界的行动，但被一阵齐射挡了回去。
6月19日，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锺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当晚，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以路途安全无保障为由，要求延缓离京日期，并要求次日上午9时前给予答复。
6月20日上午8时，克林德未能说服各国公使一同行动，遂独自带同翻译柯达士乘轿从东交民巷使馆，前往东单牌楼北大街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交涉。克林德决定不带四名德国卫兵，两乘轿子只有两名没有武装的马伕随行。柯达士看到克林德腰上没有挂平常带的左轮手枪，也就没有带枪。途中走到东单牌楼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为正在巡逻的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击毙，柯达士受伤，轿伕逃走。[55][56]
6月22日，慈禧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并悬赏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
联军从威海卫出发第一次远征[编辑]
先是在5月底，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人员在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时，向外发出求援，于是一支432人，由八国海军人员组成的联合部队（法国75人，俄罗斯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水兵51人、奥匈士兵32人），在得到慈禧默许后，于6月1日从大沽经铁路抵达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协助使馆人员防守。
不过随着局势不断恶化，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透过电报向西摩尔称，北京城内局势每小时正在恶化，要求西摩尔为进军北京作好预先安排[57]。6月10日，北京使馆区与外界的电讯联络中断。因此各国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英军916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组成的援军入京，决定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任联军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从天津搭火车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6月10日，西摩尔军经过聂士成军防区，根据上司荣禄的命令，聂士成容许联军先遣队火车通过天津[58]，旗下武卫军士兵对联军的态度亦显得友善，并没有意图攻击联军的举措[59]。
不过西摩尔向北京行军的举动惹怒慈禧，因此支持义和团的端王载漪迅即取代庆王奕劻，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命令武卫军聂士成、董福祥甘军攻击联军。另一方面，清廷又透过招募义和团成员入军，以保卫首都，阻止西摩尔的行军[60]。
联军火车通过天津后，义和团阻击联军，将铁路破坏掉，使联军无法前行。在6月11日至14日的几次战斗中，义和团每次出动几百到上千人，都被联军击退。由于前面的铁路被破坏，西摩尔军只得边修路边前进。到廊坊之后，前面的铁路被破坏得更加严重，联军无法乘车前行。16日，联军放弃由铁路进京计划，决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杨村，然后在该处组织乘船进京[61]。
6月18日，正当西摩尔军由廊坊回撤之时，大批义和团向滞留廊坊的联军发起进攻，奉太后之命阻截联军的董福祥甘军开到廊坊，投入战斗。双方激战数小时，联军伤亡严重，西摩尔认为联军已不可能突破重围进入北京，于是决定撤回天津。清政府称此役为廊坊大捷[61]。
由于杨村至天津的铁路已被破坏，联军只得沿白河撤回，期间征用4艘中国渔船，沿着河岸牵着绳索，载上所有伤员及剩余的食物、弹药及医疗用品前往天津。6月19日至20日在由杨村至北仓的撤退途中，联军不时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6月21日联军与聂士成军在北仓进行了数小时激战，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占领北仓。6月22日联军占领清军的西沽武库[61]，发现除了有德国克虏伯野战炮外，还有大量步枪与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62]
得到充足的军事物资后，西摩尔决定坚守待援，并派人向各国公使告知联军的困境。联军在待援期间遭到清军、民团日夜不断的攻击，处于崩溃的边缘。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组成的援军（其中俄国900人，英国500人）解西摩尔之围，在战场使用了价值超过300万英镑的弹药数量后，终于在6月26日清晨成功接应西摩尔联军撤退，西摩尔行军北京期间总计损失62人，有225人受伤[63]。
当时被困在北京使馆区的外国人对西摩尔充满信心，认为西摩尔军队离自己很近，他们很快就会安全，并未得知西摩尔的军队拯救失败的事实[64]。
联军增援与大沽口炮台战斗[编辑]
6月12日，俄军1200人登陆大沽。15日，联军要求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于17日凌晨2时以前交出大沽炮台。15日和16日，义和团与紫竹林租界守卫士兵发生战斗。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6月16日晚，联军发起总攻，罗荣光发炮还击，战争爆发。据北塘渔民黄永力和董得六回忆：“在营外（大沽于家堡东面的督标营），没有尸首，整个打了一宿，还没攻下，500多人全都活的。”17日凌晨[65]大沽炮台失守。之后，俄军从塘沽火车站向天津市进攻，日本军从海河向天津市进攻[1]。
紫禁城内的斗争与宣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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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30日，赵舒翘、何乃莹上奏慈禧，建议招抚义和团：“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28]
进入6月之后，义和团拆毁铁路、焚烧车站、攻击教堂、杀死教民、威胁在华外国人生命安全，局势越来越危急。张之洞、刘坤一及其他主和派大臣频繁提醒，一味姑息拳民不加剿灭必然导致列强以保护传教士为由而出兵中国。虽然慈禧也知道不剿办义和团意味着严重的国际介入，但她仍坚持之前对义和团的怀柔政策。[66][67]
6月4日，奏请招抚义和团的何乃莹由顺天府尹升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28]。
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的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反对戊戌变法、力主废黜光绪帝、主张招抚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吏部尚书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紧随其后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48]。
6月6日，慈禧召集大臣讨论清廷的政策，“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68]恽毓鼎在6月6日记载：“五月初十日，知太后圣意，颇右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69]同日，清廷颁布上谕说：“饬令各地方官妥为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28]
6月10日，慈禧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一决定让外国公使格外不安。
6月13日，义和团从崇文门进入北京内城。
6月14日，刚毅上奏：
6月16日，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刚回京不久的刚毅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6月18日，庚子被祸五大臣之一的袁昶奏折说：
6月19日，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下定决心向各国开战，命令清军准备攻打使馆区[67]。光绪帝拉着许景澄之手说：“兵端一开，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君臣涕泣。[52]太后大喊“许景澄无礼”。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廷设计刺杀。
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号召全国军民抵抗攻击者[注 8][28]。
慈禧最终宣战的原因，史学家有很多争论。6月17日，慈禧收到了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但不知大沽已经开战。一个有争议的说法是6月17日，慈禧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时得到了假照会，认为外国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任载勋为步军统领九门提督。18日，董福祥甘军与西摩尔军在廊坊激战，西摩尔军退回天津。19日，慈禧命令裕禄：“各国洋兵欲行占据大沽炮台一所，事机紧迫，兵衅已开，该督须急招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因京津电报中断，到20日，慈禧才获得裕禄奏报，讲述天津大沽已经开战，天津清军和义和团合力将租界敌人打退，军威甚扬。至21日，慈禧正式宣布开战，诏书只提及洋人强索大沽炮台，未提及大沽开战，也未提及西摩尔联军意欲入京一事。
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要杀死光绪帝，被慈禧太后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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