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做民国人: 带领抗日游击队的双枪女英豪: 江浙一带组成抗日游击队,多番重创日本部队及击沉敌艇,有「双枪黄八妹」雅号,日军始终无法将这名响当当的传奇女子打败。 黄八妹原名黄翠云,原籍浙江平湖,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苏金山县黄家埭,父母共有子女十三人,她排行第八,故称「八妹」。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得父母兄长的宠爱,...
江浙一带组成抗日游击队,多番重创日本部队及击沉敌艇,有「双枪黄八妹」雅号,日军始终无法将这名响当当的传奇女子打败。
黄八妹原名黄翠云,原籍浙江平湖,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苏金山县黄家埭,父母共有子女十三人,她排行第八,故称「八妹」。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得父母兄长的宠爱,可是家境不好,因而幼年失学,父亲后因生计而从事私盐买卖。
金山与平湖是沿海县分,盛产鱼盐,该处也是江湖好汉出没之区,所以贩运私盐的都得
有一手看家本领,黄八妹为应付生活环境练得一手好枪法。有一次遭另一帮私盐贩子抢航道,黄八妹被迫火并,在寡众悬殊下,幸赖她一轮左右兼施的快枪才反败为
胜,「双枪黄八妹」的雅号也因此在江湖上崛起,在太湖一带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底席卷江浙边境一带,黄八妹的家乡亦告沦陷。那时黄八妹在地方上
经已颇具势力,眼见日军及汉奸在家乡奸淫掳掠,胡作非为,激于爱国义愤,随即带了一部分人枪下乡打游击战。后来她罗致了部分失散官兵和地方自卫武装分子,
实力逐渐强大,并借着她的帮会关系,得到部分武器供应和掩护,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经常袭击下乡来骚扰的小股日军,常有斩获,使盘踞浦南海北一带的日军深
感头痛,于是屡次下乡对她发动「清剿」。
这时黄八妹已与谢友胜结婚,并接受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和忠义救国军的正式番号。他
们夫妇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头脑灵活,深明事理,另有一套带部队打游击的方法。在地方基层方面,谢友胜广收门徒,黄八妹广收干儿女,部属中大都是他们
的门生子女,此时的「黄八妹」三个字,老百姓视她为传奇女英雄,日本人却对她恨之入骨。
一九四三年,黄八妹部队在平湖乍浦海口击沉一艘日本炮舰,日军大举「扫荡」谢友胜
的家乡渡船桥,把他们的长子谢其昌和老少村民数百人(大多为黄谢两家亲友)逮捕,要挟黄八妹和谢友胜投降。日军派人往返谈判,结果黄八妹拒绝投降,只答应
如果日军释放全村人质,她的部队不再袭击当地日军。
然而,不顾人道和信义的日本兽军,第二天就把三百多人质在渡船桥村头用机枪屠杀清
光,噩耗传到山区基地,黄八妹痛心欲绝,这一份血海深仇更加深了她对日军的切齿痛恨,于是指挥部队对日军各地据点大举攻击,自一九四三年夏天起的一年中,
她把海北地区日军四十八个乡镇据点,攻克了三十六个,并在友军支持之下,攻进海北重镇乍浦。
不久她的部队又因抢救国军飞行员程百祥,得到上级嘉奖,委任为江浙护航纵队司令,以配合日渐接近的盟军反攻行动,日本军阀自此更视黄八妹为心腹大患,三番两次调动大军对她进行「围剿」。
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平湖的一次战役中,日军没有出动战车重炮,只派遣两百多名骑兵包
抄突袭,等到黄八妹的警戒线发现情况不对时,已来不及向她通报。黄八妹于危急关头机警地越墙逃出,跳进一条傍村的河中,她游得筋疲力尽,几乎葬身河底,幸
得一位正在河畔采菱的李老太太搭救,又把她藏在木桶之下,才避过日军搜查而忽脱险逃生。
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获最后胜利,黄八妹的「护航纵队」番号结束了,部队改编为平湖县保安总队。黄八妹则以地方士绅身分被选为平湖县参议员,参加地方复兴重建工作,由于她自己未受教育,深知失学的痛苦,于是出资在地方创办了两所小学,造福家乡。
战后,黄八妹因经营业务仍往来于平湖、乍浦、金山之间,常在激战过的地方凭吊,不时探望她的战时袍泽和阵亡将士遗属,加以慰问和救济;尤其是对救过她的李老太太,更以「干娘」名义侍奉,足见黄八妹义胆仁心,忠孝两全,是游击队伍中的巾帼典范。
国共内战时,在国军一方作战,一直在浙东一带活动,经常担任国军特工人员往返大陆的交通,因为黄机警,和共军多次对垒,双方结了死仇。
一江山血战之后,国军在浙江沿海的局面大势已去,何去何从众说纷纭,此时据说黄是主战最积极的少数人之一,共军追踪她的行迹,要捉她,实际她却在南麂山登船随国军撤离大陈的「金刚行动」悄然撤离了。
黄八妹到台湾后经营商业,颇为成功,不再涉足军事,至七十而终,然而她梦中的水乡,却再也无缘回去了。
2015年11月16日 星期一
千姿百态的埃及反对派
埃及反对派已开始与穆巴拉克的政府谈判。然而,埃及都有些什么反对派呢?是什么人在跟苏莱曼副总统谈判着呢?德国之声记者在此作一个简单的综合介绍。
所有反对派团体在一个方面是一致的:穆巴拉克必须尽快下台。然而,他们的共同点也就到此为止了。对于"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应该怎么走,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设想。
民族转折党团
许 多小群体聚集而组成了一个"民族转折党团"。这个党团由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领导。巴拉迪把自己也视为穆巴拉克的继任者人选,即使只是在过渡阶段,"我始终说,我最重要的斗争是让我的国家走上民主道路。如果这一点 实现了,而人民希望我当候选人,我不会置人民于不顾的。但这不是我的首要任务。"
这名前高层外交官被视为西方的理想候选人。但在埃及国内,他的威望远没有那么高。埃及民众说,过去几个月他几乎完全在国外。他也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纲领来。
穆斯林兄弟会
在过渡阶段将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穆斯林兄弟会。他们构成了最大的反对党群体。尽管穆巴拉克总统正式禁止了这个组织,但它至今仍然是埃及组织得最好的团体。穆斯林兄弟会在社会上享有支持度,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经营学校、医院和其它社会设施。
然 而,埃及政治学家萨玛德(Hamed Abdel Samad)不相信兄弟会能在民主选举中胜出,"穆斯林兄弟会大约能动员100万选民。过去大概有600到700万埃及人参加选举,也就是说占有选举权的 人数的十分之一。在一个民主的埃及,会有大量年轻人去投票,而他们肯定不会投伊斯兰主义者的票,而是选世俗的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方案与纲领的政党。因此, 穆斯林兄弟会的选民群会缩小。"
卡法亚运动
坐在谈判桌边参加与副总统苏莱曼谈判的包括所谓卡法亚(Kafaja)运动的 代表。卡法亚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为"够了!"它产生于2005年对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中,它并不是一个有明确党纲的政治运动。汉堡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 (GIGA)的福尔提希(Henner Fuertig)解释道,卡法亚运动实际上是街头抗议力量的集合体,"这是中层市民阶层里的年轻人,就是现在在解放广场上涌动的人群。非常年轻的人,他们 也经常被媒体称为Facebook一代。但他们并没有能够真正组织起来。"
卡法亚运动的要求是:民主选举,更多公民自由和解除30年来一 直实施着的紧急状态法。追求自由目标的还有其它反对派群体,比如自由派的宪政党(Wafd Party),或者全国进步工会党(Tagammu)。然而这些党过去30年里在埃及扮演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角色。福尔提希说,它们在穆巴拉克统治下充当 了伪在野党。
不宜匆忙选举
埃及反对派还在建设中。30年来,它们受到阻碍,未能推出它们的结构、纲领或者著名的首脑人物 来。所以,福尔提希警告道,不要过于匆忙地在埃及举行自由选举,"要建设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需要政治上强大的政党,需要有建立政治意志的可能性。因 此必须先解除1981年来实行的紧急状态法,然后需要推出一个新宪法,在这个过渡阶段里,必须让埃及人民有通过建立政党结构来表达政治意志的可能性。在这 些完成之前,举行选举是难以想象的。"
作者:Thomas Latschan / Alsarras Nader 编译:平心
所有反对派团体在一个方面是一致的:穆巴拉克必须尽快下台。然而,他们的共同点也就到此为止了。对于"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应该怎么走,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设想。
民族转折党团
许 多小群体聚集而组成了一个"民族转折党团"。这个党团由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领导。巴拉迪把自己也视为穆巴拉克的继任者人选,即使只是在过渡阶段,"我始终说,我最重要的斗争是让我的国家走上民主道路。如果这一点 实现了,而人民希望我当候选人,我不会置人民于不顾的。但这不是我的首要任务。"
这名前高层外交官被视为西方的理想候选人。但在埃及国内,他的威望远没有那么高。埃及民众说,过去几个月他几乎完全在国外。他也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纲领来。
穆斯林兄弟会
在过渡阶段将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穆斯林兄弟会。他们构成了最大的反对党群体。尽管穆巴拉克总统正式禁止了这个组织,但它至今仍然是埃及组织得最好的团体。穆斯林兄弟会在社会上享有支持度,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经营学校、医院和其它社会设施。
然 而,埃及政治学家萨玛德(Hamed Abdel Samad)不相信兄弟会能在民主选举中胜出,"穆斯林兄弟会大约能动员100万选民。过去大概有600到700万埃及人参加选举,也就是说占有选举权的 人数的十分之一。在一个民主的埃及,会有大量年轻人去投票,而他们肯定不会投伊斯兰主义者的票,而是选世俗的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方案与纲领的政党。因此, 穆斯林兄弟会的选民群会缩小。"
卡法亚运动
坐在谈判桌边参加与副总统苏莱曼谈判的包括所谓卡法亚(Kafaja)运动的 代表。卡法亚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为"够了!"它产生于2005年对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中,它并不是一个有明确党纲的政治运动。汉堡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 (GIGA)的福尔提希(Henner Fuertig)解释道,卡法亚运动实际上是街头抗议力量的集合体,"这是中层市民阶层里的年轻人,就是现在在解放广场上涌动的人群。非常年轻的人,他们 也经常被媒体称为Facebook一代。但他们并没有能够真正组织起来。"
卡法亚运动的要求是:民主选举,更多公民自由和解除30年来一 直实施着的紧急状态法。追求自由目标的还有其它反对派群体,比如自由派的宪政党(Wafd Party),或者全国进步工会党(Tagammu)。然而这些党过去30年里在埃及扮演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角色。福尔提希说,它们在穆巴拉克统治下充当 了伪在野党。
不宜匆忙选举
埃及反对派还在建设中。30年来,它们受到阻碍,未能推出它们的结构、纲领或者著名的首脑人物 来。所以,福尔提希警告道,不要过于匆忙地在埃及举行自由选举,"要建设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需要政治上强大的政党,需要有建立政治意志的可能性。因 此必须先解除1981年来实行的紧急状态法,然后需要推出一个新宪法,在这个过渡阶段里,必须让埃及人民有通过建立政党结构来表达政治意志的可能性。在这 些完成之前,举行选举是难以想象的。"
作者:Thomas Latschan / Alsarras Nader 编译:平心
张思德的南泥湾疑窦
传闻,说张思德是熬制鸦片烟的。不知真假,不敢尽信,只是在南泥湾肯定有人做这个工作,还有人运输和销售,可能还有武装押运。时间过去60多年了,但肯定还有知情者,或许还有亲历者。希望早日真相大白于天下。
文/雷崇功
有一首歌半个多世纪仍常常在脑海中回荡,那就是郭兰英的“花篮的花儿香……”,因此对南泥湾很感兴趣。上月闲暇无事,网上游逛,突然看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1943.2)》,随意浏览,却疑窦顿生。兹摘录如下:
(1942年)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1),第272页
估计八团有一部分有一部分不在南泥湾内,但各团种地至少5000亩以上。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的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 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600亩只出80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 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1935年以前的种子。
这个文件肯定非常可靠,不可能是伪造。疑窦是“特 产”是什么?当然是后面说的“烟”了,这种烟需要“割”,种子很缺,用的七八年前的老种子,收烟数以“两”计,亩产只有3.3两。这是什么烟?很明显,只 能够是鸦片烟,特产就是罂粟。我小时候见过罂粟,看见过割烟和熬烟,也看见过吸大烟。罂粟花很美,词典说“花供观赏”,怪不得歌词里说:“花篮的花儿 香。”可能是罂粟花吧。
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有多处记载:
(1)1942年8月2日:当被问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在公开生产鸦片是怎么回事时,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 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来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 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去收拾他们。
(2)1943年1月29日: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生意。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3)1943年9月22日:政治局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 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 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 到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一点就错了。
(4)1944年4月28日:外国记者即将来访。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上遇到困难了。特区专门从事鸦片生产,这就是说,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 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著名的三五九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 干这个差使。
有人认为这个苏联人对中共有敌意,在造谣。那么请看谢觉哉的日记:
(1)1944年1月18日: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
(2)1944年3月12日: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
(3)1944年3月14日: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
(4)1944年4月9日: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
谢 老说得较隐晦,只说“特货”,但明显就是鸦片烟,(1)是第四项,前边二、三项说盐。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会造谣了吧。中共的高级干部霍维德和黄亚光等人 都有明确的记载,就不再引述了。我在网上一查,材料太多了,中共的毒品生产和销售也不止延安时期和南泥湾。因此可以说铁证如山,完全无法抵赖。有人说当时 没有军费,是迫不得已,毛泽东更说“鸦片要起到先锋的革命的作用”。真是无耻之尤。不管怎么说,毒品就是邪恶,是祸国殃民。有人辩护说,鸦片完全是药用, 没有贩卖。这不值一驳,那么多鸦片,谁相信。如果这辩护成立,大毒枭可以无罪,金三角只是造福人类的制药厂了。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 最艰苦的时候,祖国半壁河山沦陷,全国军民正在浴血抗战,可是这支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躲在陕北这片荒地上做什么?八年抗战除了林彪的平型关战役和彭德怀 的百团大战以外,还有什么稍稍像样的战斗?彭总为百团大战做了无数次检讨,最后被迫害致死也有这次“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毛的指示是“一分抗战二分敷衍 七分发展十分宣传”,抗战结束共军从3万发展到300多万,很快就夺得整个大陆政权。这么雄厚的兵力为什么不用来打日本呢?原来老毛爱的不是“蒋介石的 国”,他爱的和保卫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这在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文件中多次说过。而苏联和德国这时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 约,因此他也只好“敷衍”了。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很多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在逐渐显露,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许多历史真相已逐渐披露,不想在此多说了。谁在真抗战?谁在假抗战?谁在暗中勾结日寇和汪精卫?只靠宣传虽能蒙蔽民众一时,但不可能永远。
还有传闻,说张思德是熬制鸦片烟的。不知真假,不敢尽信,只是在南泥湾肯定有人做这个工作,还有人运输和销售,可能还有武装押运。时间过去60多年了,但肯定还有知情者,或许还有亲历者。希望早日真相大白于天下。
文/雷崇功
有一首歌半个多世纪仍常常在脑海中回荡,那就是郭兰英的“花篮的花儿香……”,因此对南泥湾很感兴趣。上月闲暇无事,网上游逛,突然看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1943.2)》,随意浏览,却疑窦顿生。兹摘录如下:
(1942年)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1),第272页
估计八团有一部分有一部分不在南泥湾内,但各团种地至少5000亩以上。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的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 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600亩只出80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 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1935年以前的种子。
这个文件肯定非常可靠,不可能是伪造。疑窦是“特 产”是什么?当然是后面说的“烟”了,这种烟需要“割”,种子很缺,用的七八年前的老种子,收烟数以“两”计,亩产只有3.3两。这是什么烟?很明显,只 能够是鸦片烟,特产就是罂粟。我小时候见过罂粟,看见过割烟和熬烟,也看见过吸大烟。罂粟花很美,词典说“花供观赏”,怪不得歌词里说:“花篮的花儿 香。”可能是罂粟花吧。
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有多处记载:
(1)1942年8月2日:当被问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在公开生产鸦片是怎么回事时,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 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来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 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去收拾他们。
(2)1943年1月29日: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生意。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3)1943年9月22日:政治局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 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 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 到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一点就错了。
(4)1944年4月28日:外国记者即将来访。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上遇到困难了。特区专门从事鸦片生产,这就是说,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 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著名的三五九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 干这个差使。
有人认为这个苏联人对中共有敌意,在造谣。那么请看谢觉哉的日记:
(1)1944年1月18日: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
(2)1944年3月12日: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
(3)1944年3月14日: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
(4)1944年4月9日: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
谢 老说得较隐晦,只说“特货”,但明显就是鸦片烟,(1)是第四项,前边二、三项说盐。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会造谣了吧。中共的高级干部霍维德和黄亚光等人 都有明确的记载,就不再引述了。我在网上一查,材料太多了,中共的毒品生产和销售也不止延安时期和南泥湾。因此可以说铁证如山,完全无法抵赖。有人说当时 没有军费,是迫不得已,毛泽东更说“鸦片要起到先锋的革命的作用”。真是无耻之尤。不管怎么说,毒品就是邪恶,是祸国殃民。有人辩护说,鸦片完全是药用, 没有贩卖。这不值一驳,那么多鸦片,谁相信。如果这辩护成立,大毒枭可以无罪,金三角只是造福人类的制药厂了。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 最艰苦的时候,祖国半壁河山沦陷,全国军民正在浴血抗战,可是这支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躲在陕北这片荒地上做什么?八年抗战除了林彪的平型关战役和彭德怀 的百团大战以外,还有什么稍稍像样的战斗?彭总为百团大战做了无数次检讨,最后被迫害致死也有这次“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毛的指示是“一分抗战二分敷衍 七分发展十分宣传”,抗战结束共军从3万发展到300多万,很快就夺得整个大陆政权。这么雄厚的兵力为什么不用来打日本呢?原来老毛爱的不是“蒋介石的 国”,他爱的和保卫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这在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文件中多次说过。而苏联和德国这时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 约,因此他也只好“敷衍”了。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很多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在逐渐显露,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许多历史真相已逐渐披露,不想在此多说了。谁在真抗战?谁在假抗战?谁在暗中勾结日寇和汪精卫?只靠宣传虽能蒙蔽民众一时,但不可能永远。
还有传闻,说张思德是熬制鸦片烟的。不知真假,不敢尽信,只是在南泥湾肯定有人做这个工作,还有人运输和销售,可能还有武装押运。时间过去60多年了,但肯定还有知情者,或许还有亲历者。希望早日真相大白于天下。
2015年11月14日 星期六
挑战南海秩序,导致日本二战时被灭国
2015年11月13日
墙外仙
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美国忍了;但刚一染指南海,却犹如“刀尖抵喉一般”,怒而掐死日本的石油血脉,结果是一代亚洲霸主灰飞烟灭。日本直到战后才醒悟:侵略中国是陷入泥潭,进驻南越则是彻底作死。
如果日本当时听从美国的警告,体面的撤出越南和中国大陆,则很可能保住台湾朝鲜甚至东北的大部分利益,长期甚至可能转变成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结果由于对美国逻辑和决心的严重误判,导致数百万人战死,全国一片废墟,可谓学费最昂贵的一课,值得仔细翻阅。,
全球海运量的1/4经过南海,南海冲突将导致中港台、日韩、东盟、澳新等发生巨大的社会动荡。
南海威胁与日美翻脸的大致经过
1940年德国在欧洲的战火,大幅度改变了南海周边的格局。此时越南归属于法国维希政府,已向德国投降,勉强算是日本的盟友;马来、缅甸和印尼,则 归属于战火中的英国和荷兰流亡政府;日本已经早早占领了海南岛和广州,突然之间牌桌上多了个同伙,两个尿急走人,只剩另一个玩家美国,也早就约好了菲律宾 自治独立,还剩4年保护期走人。日本就燥热了起来。
日本的石油接近100%依赖进口,极其担心石油禁运,内心里一百个想接管印尼油田。美国则是一贯主张“门户开放”和航线自由,愿意保证石油橡胶等所有的供应,只要日本不再使用武力,退出冲突地区。但在日本看来,“可以买到”和“自家占领”完全是两回事啊。
1941年7月下旬,日美谅解案没能谈成,按捺不住的日本决定进驻南越后再做打算。美国得知后连续警告,包括召见大使、宣布冻结日本资产,但都没能 促成日军返航。日本决策者的想法是:武力攻占上海南京广州时你们都忍了,这次不过是和平接收自家盟友一个穷地方而已;南海周围穷国对美国没什么价值,又正 值欧洲一片战火,美国人普遍厌战还在拖延对德宣战,亚洲多半会继续妥协甚至放弃的…..
日军7月28日登陆,8月1日美国就宣布石油禁运。这犹如当头一棒,日方所有决策者全懵掉了。直到战后日本学者才认为,军事染指南海,“对英、美来说犹如被刀尖抵住喉咙一样的冲击”(出自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只是当时日本的思维理解不了这一点。
“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事件”造成日美破裂,不久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德对美宣战,苏联成为德日战败的最大赢家,势力范围极大的扩张。
为什么威胁南海,会被美国认为是刀尖顶喉?
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极度重视海洋航行自由。独立战争的起源,就是由于英国垄断港口、随意征税,导致了波士顿港口倾茶事件,很快由群体事件演变成战 争。设想一下18世纪时的用户场景:生产和生存所需各种原料和产品,大部分靠帆船运来运往,主人把持了所有港口还任意抽取重税,难免会有被圈养的错觉。
1812年英法战争期间,英国军舰在海上大肆扣留美国商船和水手,美国小弟怒而向全球老大哥宣战,只是经验还嫩不是对手,大哥联手加拿大各州狠狠教训了一下,还放火烧了首都华盛顿和白宫 — 还好英军几十年后慑于天威,只烧了个圆明园泄愤。
2014年8月25日,英国驻美使馆举办了烧烤晚宴,庆祝火烧白宫200周年,还把照片发在某不健康网站上,残忍虐待各种玻璃心患者。
美国卷入一战的经历则更具观摩价值。1916年大选期间,威尔逊总统以免战中立的声望获得了连任。但刚转过1917年,就改口对德宣战,参众两院也以绝对多数票支持参战。计划采购坦克4500辆,最高预计征兵400万人,几乎是把1/5的青壮年男性送上战场!
好熟悉的帝国主义的出尔反尔,军火商和金融掮客阴谋操纵,劳动人民被迫成为炮灰。但看一眼当时的美军:正规陆军不到8万人,相当于索姆河战役第一天 的伤亡;整个美军一辆坦克都没有,甚至全国都找不到一张坦克图纸。如果阴谋策划战争的人就这种水平,那有必要担心猪们也在阴谋统治世界了。
卷入一战当然有很多的考虑,但最直接的导火索,无疑是被德国激怒。德国1917年初宣布,潜艇将无差别的击沉所有中立国商船,而且随后也果真击沉了 美国商船。而在美国部分政治家看来,关键航运线切断的话,经济秩序必然崩塌,无数人会失业;服软则会导致更多类似威胁,尝试迫使美国让步,直到被奴役…这 是绝不能忍的。所以决策层很快达成共识:敢碰我主航路者,虽远必诛;还要断绝所有蠢货类似的企图。
最左侧的小不点儿,是美国宣战后紧急研发的第一代坦克M1918型,刚量产就因一战结束而停产。比起当时法国(中)和英国(右)的坦克,卖萌和搞笑功能满分。
两次对英国战争,一战对德宣战,二战时因南海秩序掐灭日本,战后在南韩封堵苏联,越战一直扛到确认威胁有限…都清晰的展示了美国的战略:自由航行的 权利,重要到了接近信仰的程度(人类的 birth right,切断就可以逐国分割恐吓);对美国船只的攻击几乎必然导致战争;不尊重这个信仰的政治力量,一定要尽早教训,直至掐灭。
日本暴露了它准备挑战海洋秩序的决心,自然被坚决惩罚。但日本决策者也非常委屈:每一块领土领海都有想象空间:粮食矿产、人口殖民或者军事缓冲,值得为之争夺甚至牺牲;可谁知道那个看不见的航行自由权是什么鬼?
商业、农耕、游牧三种思维的差异
决裂总有无数解释理由,地缘论利益论阴谋论等各有证据。但有一个视角可能更有趣:双方思维模式的差异。美国决策者们鲜明的偏向于商人的思维方式,比如:
与客户、供应商的关系,是生存要害。切断商人的外部连接,相当于农民去耕种的路上出现狼群,按捺不住的杀心。
乐于看到伙伴们变多、变富有。开店的幻想着客人更多更土豪,投资人幻想着新兴市场….所以对贸易伙伴友善。
推崇信誉和规则。每一环节都要担心违约的话,就宁可不玩了。合作门槛高、惩罚高。
美国近百年多数政策主张,比如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扔下伊拉克的油田撤军,战胜后不割地不赔款等等,背后都有类似的逻辑:只要商船还能自由出入、石油能自由买卖就好;战败国的国民如果能成为客户、供应商或者员工(美国南北内战与此思维也有关),那还要什么战争赔款啊…
而与商人思维差异最大的,是草原部落的三观。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就是完美世界,不太需要和外人打交道;对领土扩张则有着几乎无穷尽的冲动:没有无边的草场,子孙后代们怎么分?遇上天灾往哪里转场?
农业出现以前没有开垦和增产的可能,生存壮大下来的部落,也大都是夺取草场竞争中的优胜者。通常代价是2-4成的男性死于频繁的暴力,因此极少尊重外部陌生人的利益或者生命。最典型的就是蒙古帝国,征服中原后一度曾想过杀光所有汉民,改为草场。
莫斯科大公国(左上方绿色区域)受蒙古金帐汗国几百年统治的影响,精神后代们仍在膜拜历史杀人排行榜上的各大明星,中东部落后代们也比其余地区更热衷杀戮。
介于商业和部落思维之间的,则是长期农耕工匠从业者的思维。接近于自食其力,对外部交换的依赖很少,所以不太关注外部关系,压力巨大时也倾向于排外。农耕工匠思维比较复杂纠结,比如:
安全感来自于囤积,而非交易和可获得性。土地粮食、矿产设备等自己要有,外部供应不可信,至于是否合算,并不重要;
不关心交易分工和互动的复杂知识,只接受简单推理。我们地盘当然我们说了算….他们有钱并不是更懂金融和科技,而是霸权和阴谋,没看过《货币战争》吗?
不太重视外部群体的评价。声誉、信任也就那么回事,又不是杀人放火输出革命,有地有粮就不会饿死,你们商人紧张恼火什么?
历史上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中国等等,都曾与英美有过严重误判乃至战争,而且多半是在实力初次崛起、同时决策者思维仍旧封闭的那段时期。但只要 一两代人出生于发达商业时代,就自动变成彼此坚定的盟友。曾经导致冲突的利益、地理、宗教、文化等因素,忽然不起作用了,连曾经的惨烈厮杀、丢过原子弹都 影响不大。
到本世纪中叶,成长于WTO红利时代的接班人,将走上大多数省部军级以上重要领导岗位,那时的中国,极可能会成为全球商业自由国家的坚定盟友。
这就是商业自由社会的魔力:贸易和服务业的繁荣,会导致相应的一整套思维习惯普及开来,比如注重合作、遵守契约、重视声誉等,即便语言不通的异国 人,也多半能礼貌相处。而缺乏这种长期氛围的社会,即使同乡同种,也时不时能听到各种高声国骂,或者亲切的“你瞅啥?!再瞅削你!”
可惜1940年代时的日本,决策者们大多并非贸易商业出身,与美国决策者们的思维很难合拍;而误判和决裂发生后,又因组织逻辑和集体行为的原因,难以弥补。
日本怎么会傻到选择和美国开战?
旧日本的议会宪政制度原本就不完整,政府首脑无法约束陆军和海军,而是平级共同向天皇通报。结果是军部只要稍不配合,内阁就如同走马灯一样的辞职轮 换,敢于对抗的政治家则下场悲惨。1932年主张归还东北的犬养毅首相被刺杀,1936年长期严厉控制军费的财长被刺杀….到了41年,头脑清醒、又有足 够权威的政治家战略家,已经清理完毕了。
日本国运落到了军事官僚集团手里,他们大多数出身贫寒,幼年正赶上甲午、日俄两次奇迹般的战争胜利,从任人欺凌一跃变成亚洲霸主、全球列强那种高潮 的滋味永生难忘,因此大多数军官满脑子都是打垮英美、日本必胜;至于知识结构,则除了军事进攻以外,就只剩官僚必备的领导揣摩、利益平衡和部门争斗,对当 时的商业、社会、政治、外交等知识技能几乎毫无所知,而且充满简单化的思维定式。
美国开出的和解条件,包括全面海外撤军,共同放弃殖民地和租界特权,门户开放等,相当于要求军官集团后退并为国下台。虽然部分高层军官们对美国的优 势焦虑不安,但没人有勇气出面下令撤军。“宁可放弃日本国籍军籍,也要打下去”的抗命传统,此起彼伏的“爱国刺杀”的风气,再加上同僚之间的牵制,就像没 有倒档的汽车,推着他们走下去。
方向既然确定,与美开战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行性的PPT就应需编出来了。从硬件角度的评估是,日本军力可以短期占优并至少抗衡两三年。海军10艘 航母(美国8艘)、10艘战列舰(美国17艘)、巡洋舰38艘(美国37艘),如果突袭得手,补一次歼灭战,再加德国盟友拿下气息奄奄的英国,那么敌人只 能分太平洋而治,为此值得一赌。
可惜他们激怒的是美国。此前二十年建设了8艘航母,此后每星期可以下水一艘;万吨级武装货轮“自由号”每天下水3艘;军用飞机达到每天下线300架;研发各种新型高精尖的军舰飞机之外,还开挂搞出原子弹这种超乎预测的大杀器。
福特公司B24重型轰炸机车间,每天产量可超过20架。后来苏式计划经济的举国军工,中式群众路线的大炼钢铁,都是清理阶级敌人干扰以后,干部群众们更快起飞的社会实验。
从士气角度的结论是,美国人贪生怕死,注重享乐,难以承受残酷的战争;而日本士兵则视死如归,绝不投降,可以弥补火力和后勤的短板。但糟糕的是这套 迷信暗示效用很强,几轮选拔和筛选后,剩下的指挥官们,也几乎全是相信这套鬼话的的脑残参谋们了,然后百万日军就带着十几天干粮,扛着三八大盖和小山炮, 去迎接美军雨点一般的炮弹清场。
日军士兵们的勇气倒是不负期望,每次战役失败都以视死如归的“万岁冲锋”结束。只是对美军杀伤效果有限,而且疑似是无奈之下的集体自杀:海上补给线被完全切断后,饥饿的日军士兵们无法快速进化成从林中的食草动物,或者坑洞里的食腐动物—那里只剩其他士兵们溃烂的尸体。
直到这时,美国人的那套算法才被验证:自由航行权才是真正的价值基础,值得不计代价不计面子去共同维护;自由航行权一旦消失,再多再宝贵的海外的油田矿产、土地岛屿,都将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石油橡胶一吨也运不回来,还将吞噬所有驻守士兵的性命。
岛链防御理论早已破产,最新的创意是“大规模养殖海带”这种绿色、环保、创新的生物武器防御体系,人畜无害,足以粉碎敌人制造摩擦、干扰和平崛起大业的阴谋。
附1:美国历次牵扯航线安全的战争
百年来美国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争,都与“保障航行自由、吓阻后来挑衅”这一国策高度相关,领土则完全没兴趣,不管流过多少鲜血打下的,想走就走。美国可耕地22亿亩,比中国18亿亩红线都要多,还抢什么?卖不了钱还要贴钱贴人看守~
近海墨西哥湾:不惧核战,宁可人类毁灭。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试过一次了。
欧美间航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德国潜艇击沉商船;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前期小心不击沉美国商船,而美国也只把船租给英国,以避免宣战,日本袭美后双方宣战;1812年向英国宣战,因为扣检美国商船。
南海航线:教训日本卷入二战;越战(美国尼克松访华确认中苏反目、越南成为苏联孤岛后才撤出;韩国则没退出);
中东航线:1956年埃及要求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欧洲盟友英法以色列进攻埃及,苏联威胁“抹去”以色列后,各方撤军,埃及恢复中立通行 — 还是英美船多、通行费也多。
相对上述航路威胁,其他的陆地各部落之间的冲突或者惨剧,比如波黑、卢旺达,美国都不太情愿直接干预,毕竟议员中多数是企业家、金融家、律师等精英,而非各种传教士。
附2 历史重大误判的教训
1)只看到有形的肉,看不到无形的锅。万一锅打碎了,轮得到自己吃肉不?几十几百万条人命才能再次打出来的秩序和规则,为了你几十亿美元的石油,还有几句“霸权”的抗议,就要废掉?日本就这么蠢死的。
2)分不清别人的重视层级:信仰级、规则级、利益级。去碰前两者,既抠不到利益,还容易丢面子,更怕是面子一丢,又里外下不来台,像太后一样破罐破摔。
3)误以为亮剑后美国人会吓尿。这是不明白:美国大都市那10%的文青艺人媒体知识分子们,生产了90%的嘈杂新闻和政治娱乐八卦快消品。大型亮剑后这10%确实是会吓尿闭嘴,然后剩下那80%的原本的闷蛋们,就不只是要把敌人吓尿,还要打出尿来。
4)低估美国愿意付出的伤亡代价。这是苏联犯的最大的战略错误,红军曾经残酷镇压了绝大多数商人资本家传教士和他们全家老小…这得多么粗心,还继续把“迫 使美国屈服投降、把全家老小送上镇压”当作数十年的战略目标?要是他们也有一位“闷声大发财”“和平崛起”的智慧长者,就应该再撺掇一个后来崛起的大国挑 战美帝,然后只需要再撕一次互不侵犯条约,就又能白捡一次巨大便宜了。
附3
亚洲的两个海上军火库:驻迭戈加西亚的海上预置2中队,驻关岛的海上预置3中队,每个中队由2-3艘5万吨滚装船,1艘克拉克级4万吨干货弹药 船,2-3艘5万吨散货船,1个8万吨MLP登陆平台组成,装载了2个旅战旅重装备和30天后勤物资,与两栖编队配合,随时弹压亚太各种不服!
美帝一个陆战旅14896人,含3个步兵营,2个M1主战坦克连,2个轮式战车连,2个两栖战车连,5个炮兵Btry,2个工程连,3个F-35中 队,1个武直中队,1个加强重型直升机中队,4个MV-22中队,1个无人机中队,1个KC-130中队,还有2500人的战斗工程团
美帝快递使命必达的范围:从全球5个快递站出发,绿色最小圆,是BMD导弹防御覆盖范围;红色圆,是两栖戒备群96小时人肉快递范围(速度20节);蓝色最大圆,是航母打击群96小时铁炸弹快递范围(速度28节)。的确不够快啊?毕竟人家走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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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美国忍了;但刚一染指南海,却犹如“刀尖抵喉一般”,怒而掐死日本的石油血脉,结果是一代亚洲霸主灰飞烟灭。日本直到战后才醒悟:侵略中国是陷入泥潭,进驻南越则是彻底作死。
如果日本当时听从美国的警告,体面的撤出越南和中国大陆,则很可能保住台湾朝鲜甚至东北的大部分利益,长期甚至可能转变成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结果由于对美国逻辑和决心的严重误判,导致数百万人战死,全国一片废墟,可谓学费最昂贵的一课,值得仔细翻阅。,
全球海运量的1/4经过南海,南海冲突将导致中港台、日韩、东盟、澳新等发生巨大的社会动荡。
南海威胁与日美翻脸的大致经过
1940年德国在欧洲的战火,大幅度改变了南海周边的格局。此时越南归属于法国维希政府,已向德国投降,勉强算是日本的盟友;马来、缅甸和印尼,则 归属于战火中的英国和荷兰流亡政府;日本已经早早占领了海南岛和广州,突然之间牌桌上多了个同伙,两个尿急走人,只剩另一个玩家美国,也早就约好了菲律宾 自治独立,还剩4年保护期走人。日本就燥热了起来。
日本的石油接近100%依赖进口,极其担心石油禁运,内心里一百个想接管印尼油田。美国则是一贯主张“门户开放”和航线自由,愿意保证石油橡胶等所有的供应,只要日本不再使用武力,退出冲突地区。但在日本看来,“可以买到”和“自家占领”完全是两回事啊。
1941年7月下旬,日美谅解案没能谈成,按捺不住的日本决定进驻南越后再做打算。美国得知后连续警告,包括召见大使、宣布冻结日本资产,但都没能 促成日军返航。日本决策者的想法是:武力攻占上海南京广州时你们都忍了,这次不过是和平接收自家盟友一个穷地方而已;南海周围穷国对美国没什么价值,又正 值欧洲一片战火,美国人普遍厌战还在拖延对德宣战,亚洲多半会继续妥协甚至放弃的…..
日军7月28日登陆,8月1日美国就宣布石油禁运。这犹如当头一棒,日方所有决策者全懵掉了。直到战后日本学者才认为,军事染指南海,“对英、美来说犹如被刀尖抵住喉咙一样的冲击”(出自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只是当时日本的思维理解不了这一点。
“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事件”造成日美破裂,不久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德对美宣战,苏联成为德日战败的最大赢家,势力范围极大的扩张。
为什么威胁南海,会被美国认为是刀尖顶喉?
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极度重视海洋航行自由。独立战争的起源,就是由于英国垄断港口、随意征税,导致了波士顿港口倾茶事件,很快由群体事件演变成战 争。设想一下18世纪时的用户场景:生产和生存所需各种原料和产品,大部分靠帆船运来运往,主人把持了所有港口还任意抽取重税,难免会有被圈养的错觉。
1812年英法战争期间,英国军舰在海上大肆扣留美国商船和水手,美国小弟怒而向全球老大哥宣战,只是经验还嫩不是对手,大哥联手加拿大各州狠狠教训了一下,还放火烧了首都华盛顿和白宫 — 还好英军几十年后慑于天威,只烧了个圆明园泄愤。
2014年8月25日,英国驻美使馆举办了烧烤晚宴,庆祝火烧白宫200周年,还把照片发在某不健康网站上,残忍虐待各种玻璃心患者。
美国卷入一战的经历则更具观摩价值。1916年大选期间,威尔逊总统以免战中立的声望获得了连任。但刚转过1917年,就改口对德宣战,参众两院也以绝对多数票支持参战。计划采购坦克4500辆,最高预计征兵400万人,几乎是把1/5的青壮年男性送上战场!
好熟悉的帝国主义的出尔反尔,军火商和金融掮客阴谋操纵,劳动人民被迫成为炮灰。但看一眼当时的美军:正规陆军不到8万人,相当于索姆河战役第一天 的伤亡;整个美军一辆坦克都没有,甚至全国都找不到一张坦克图纸。如果阴谋策划战争的人就这种水平,那有必要担心猪们也在阴谋统治世界了。
卷入一战当然有很多的考虑,但最直接的导火索,无疑是被德国激怒。德国1917年初宣布,潜艇将无差别的击沉所有中立国商船,而且随后也果真击沉了 美国商船。而在美国部分政治家看来,关键航运线切断的话,经济秩序必然崩塌,无数人会失业;服软则会导致更多类似威胁,尝试迫使美国让步,直到被奴役…这 是绝不能忍的。所以决策层很快达成共识:敢碰我主航路者,虽远必诛;还要断绝所有蠢货类似的企图。
最左侧的小不点儿,是美国宣战后紧急研发的第一代坦克M1918型,刚量产就因一战结束而停产。比起当时法国(中)和英国(右)的坦克,卖萌和搞笑功能满分。
两次对英国战争,一战对德宣战,二战时因南海秩序掐灭日本,战后在南韩封堵苏联,越战一直扛到确认威胁有限…都清晰的展示了美国的战略:自由航行的 权利,重要到了接近信仰的程度(人类的 birth right,切断就可以逐国分割恐吓);对美国船只的攻击几乎必然导致战争;不尊重这个信仰的政治力量,一定要尽早教训,直至掐灭。
日本暴露了它准备挑战海洋秩序的决心,自然被坚决惩罚。但日本决策者也非常委屈:每一块领土领海都有想象空间:粮食矿产、人口殖民或者军事缓冲,值得为之争夺甚至牺牲;可谁知道那个看不见的航行自由权是什么鬼?
商业、农耕、游牧三种思维的差异
决裂总有无数解释理由,地缘论利益论阴谋论等各有证据。但有一个视角可能更有趣:双方思维模式的差异。美国决策者们鲜明的偏向于商人的思维方式,比如:
与客户、供应商的关系,是生存要害。切断商人的外部连接,相当于农民去耕种的路上出现狼群,按捺不住的杀心。
乐于看到伙伴们变多、变富有。开店的幻想着客人更多更土豪,投资人幻想着新兴市场….所以对贸易伙伴友善。
推崇信誉和规则。每一环节都要担心违约的话,就宁可不玩了。合作门槛高、惩罚高。
美国近百年多数政策主张,比如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扔下伊拉克的油田撤军,战胜后不割地不赔款等等,背后都有类似的逻辑:只要商船还能自由出入、石油能自由买卖就好;战败国的国民如果能成为客户、供应商或者员工(美国南北内战与此思维也有关),那还要什么战争赔款啊…
而与商人思维差异最大的,是草原部落的三观。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就是完美世界,不太需要和外人打交道;对领土扩张则有着几乎无穷尽的冲动:没有无边的草场,子孙后代们怎么分?遇上天灾往哪里转场?
农业出现以前没有开垦和增产的可能,生存壮大下来的部落,也大都是夺取草场竞争中的优胜者。通常代价是2-4成的男性死于频繁的暴力,因此极少尊重外部陌生人的利益或者生命。最典型的就是蒙古帝国,征服中原后一度曾想过杀光所有汉民,改为草场。
莫斯科大公国(左上方绿色区域)受蒙古金帐汗国几百年统治的影响,精神后代们仍在膜拜历史杀人排行榜上的各大明星,中东部落后代们也比其余地区更热衷杀戮。
介于商业和部落思维之间的,则是长期农耕工匠从业者的思维。接近于自食其力,对外部交换的依赖很少,所以不太关注外部关系,压力巨大时也倾向于排外。农耕工匠思维比较复杂纠结,比如:
安全感来自于囤积,而非交易和可获得性。土地粮食、矿产设备等自己要有,外部供应不可信,至于是否合算,并不重要;
不关心交易分工和互动的复杂知识,只接受简单推理。我们地盘当然我们说了算….他们有钱并不是更懂金融和科技,而是霸权和阴谋,没看过《货币战争》吗?
不太重视外部群体的评价。声誉、信任也就那么回事,又不是杀人放火输出革命,有地有粮就不会饿死,你们商人紧张恼火什么?
历史上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中国等等,都曾与英美有过严重误判乃至战争,而且多半是在实力初次崛起、同时决策者思维仍旧封闭的那段时期。但只要 一两代人出生于发达商业时代,就自动变成彼此坚定的盟友。曾经导致冲突的利益、地理、宗教、文化等因素,忽然不起作用了,连曾经的惨烈厮杀、丢过原子弹都 影响不大。
到本世纪中叶,成长于WTO红利时代的接班人,将走上大多数省部军级以上重要领导岗位,那时的中国,极可能会成为全球商业自由国家的坚定盟友。
这就是商业自由社会的魔力:贸易和服务业的繁荣,会导致相应的一整套思维习惯普及开来,比如注重合作、遵守契约、重视声誉等,即便语言不通的异国 人,也多半能礼貌相处。而缺乏这种长期氛围的社会,即使同乡同种,也时不时能听到各种高声国骂,或者亲切的“你瞅啥?!再瞅削你!”
可惜1940年代时的日本,决策者们大多并非贸易商业出身,与美国决策者们的思维很难合拍;而误判和决裂发生后,又因组织逻辑和集体行为的原因,难以弥补。
日本怎么会傻到选择和美国开战?
旧日本的议会宪政制度原本就不完整,政府首脑无法约束陆军和海军,而是平级共同向天皇通报。结果是军部只要稍不配合,内阁就如同走马灯一样的辞职轮 换,敢于对抗的政治家则下场悲惨。1932年主张归还东北的犬养毅首相被刺杀,1936年长期严厉控制军费的财长被刺杀….到了41年,头脑清醒、又有足 够权威的政治家战略家,已经清理完毕了。
日本国运落到了军事官僚集团手里,他们大多数出身贫寒,幼年正赶上甲午、日俄两次奇迹般的战争胜利,从任人欺凌一跃变成亚洲霸主、全球列强那种高潮 的滋味永生难忘,因此大多数军官满脑子都是打垮英美、日本必胜;至于知识结构,则除了军事进攻以外,就只剩官僚必备的领导揣摩、利益平衡和部门争斗,对当 时的商业、社会、政治、外交等知识技能几乎毫无所知,而且充满简单化的思维定式。
美国开出的和解条件,包括全面海外撤军,共同放弃殖民地和租界特权,门户开放等,相当于要求军官集团后退并为国下台。虽然部分高层军官们对美国的优 势焦虑不安,但没人有勇气出面下令撤军。“宁可放弃日本国籍军籍,也要打下去”的抗命传统,此起彼伏的“爱国刺杀”的风气,再加上同僚之间的牵制,就像没 有倒档的汽车,推着他们走下去。
方向既然确定,与美开战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行性的PPT就应需编出来了。从硬件角度的评估是,日本军力可以短期占优并至少抗衡两三年。海军10艘 航母(美国8艘)、10艘战列舰(美国17艘)、巡洋舰38艘(美国37艘),如果突袭得手,补一次歼灭战,再加德国盟友拿下气息奄奄的英国,那么敌人只 能分太平洋而治,为此值得一赌。
可惜他们激怒的是美国。此前二十年建设了8艘航母,此后每星期可以下水一艘;万吨级武装货轮“自由号”每天下水3艘;军用飞机达到每天下线300架;研发各种新型高精尖的军舰飞机之外,还开挂搞出原子弹这种超乎预测的大杀器。
福特公司B24重型轰炸机车间,每天产量可超过20架。后来苏式计划经济的举国军工,中式群众路线的大炼钢铁,都是清理阶级敌人干扰以后,干部群众们更快起飞的社会实验。
从士气角度的结论是,美国人贪生怕死,注重享乐,难以承受残酷的战争;而日本士兵则视死如归,绝不投降,可以弥补火力和后勤的短板。但糟糕的是这套 迷信暗示效用很强,几轮选拔和筛选后,剩下的指挥官们,也几乎全是相信这套鬼话的的脑残参谋们了,然后百万日军就带着十几天干粮,扛着三八大盖和小山炮, 去迎接美军雨点一般的炮弹清场。
日军士兵们的勇气倒是不负期望,每次战役失败都以视死如归的“万岁冲锋”结束。只是对美军杀伤效果有限,而且疑似是无奈之下的集体自杀:海上补给线被完全切断后,饥饿的日军士兵们无法快速进化成从林中的食草动物,或者坑洞里的食腐动物—那里只剩其他士兵们溃烂的尸体。
直到这时,美国人的那套算法才被验证:自由航行权才是真正的价值基础,值得不计代价不计面子去共同维护;自由航行权一旦消失,再多再宝贵的海外的油田矿产、土地岛屿,都将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石油橡胶一吨也运不回来,还将吞噬所有驻守士兵的性命。
岛链防御理论早已破产,最新的创意是“大规模养殖海带”这种绿色、环保、创新的生物武器防御体系,人畜无害,足以粉碎敌人制造摩擦、干扰和平崛起大业的阴谋。
附1:美国历次牵扯航线安全的战争
百年来美国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争,都与“保障航行自由、吓阻后来挑衅”这一国策高度相关,领土则完全没兴趣,不管流过多少鲜血打下的,想走就走。美国可耕地22亿亩,比中国18亿亩红线都要多,还抢什么?卖不了钱还要贴钱贴人看守~
近海墨西哥湾:不惧核战,宁可人类毁灭。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试过一次了。
欧美间航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德国潜艇击沉商船;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前期小心不击沉美国商船,而美国也只把船租给英国,以避免宣战,日本袭美后双方宣战;1812年向英国宣战,因为扣检美国商船。
南海航线:教训日本卷入二战;越战(美国尼克松访华确认中苏反目、越南成为苏联孤岛后才撤出;韩国则没退出);
中东航线:1956年埃及要求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欧洲盟友英法以色列进攻埃及,苏联威胁“抹去”以色列后,各方撤军,埃及恢复中立通行 — 还是英美船多、通行费也多。
相对上述航路威胁,其他的陆地各部落之间的冲突或者惨剧,比如波黑、卢旺达,美国都不太情愿直接干预,毕竟议员中多数是企业家、金融家、律师等精英,而非各种传教士。
附2 历史重大误判的教训
1)只看到有形的肉,看不到无形的锅。万一锅打碎了,轮得到自己吃肉不?几十几百万条人命才能再次打出来的秩序和规则,为了你几十亿美元的石油,还有几句“霸权”的抗议,就要废掉?日本就这么蠢死的。
2)分不清别人的重视层级:信仰级、规则级、利益级。去碰前两者,既抠不到利益,还容易丢面子,更怕是面子一丢,又里外下不来台,像太后一样破罐破摔。
3)误以为亮剑后美国人会吓尿。这是不明白:美国大都市那10%的文青艺人媒体知识分子们,生产了90%的嘈杂新闻和政治娱乐八卦快消品。大型亮剑后这10%确实是会吓尿闭嘴,然后剩下那80%的原本的闷蛋们,就不只是要把敌人吓尿,还要打出尿来。
4)低估美国愿意付出的伤亡代价。这是苏联犯的最大的战略错误,红军曾经残酷镇压了绝大多数商人资本家传教士和他们全家老小…这得多么粗心,还继续把“迫 使美国屈服投降、把全家老小送上镇压”当作数十年的战略目标?要是他们也有一位“闷声大发财”“和平崛起”的智慧长者,就应该再撺掇一个后来崛起的大国挑 战美帝,然后只需要再撕一次互不侵犯条约,就又能白捡一次巨大便宜了。
附3
亚洲的两个海上军火库:驻迭戈加西亚的海上预置2中队,驻关岛的海上预置3中队,每个中队由2-3艘5万吨滚装船,1艘克拉克级4万吨干货弹药 船,2-3艘5万吨散货船,1个8万吨MLP登陆平台组成,装载了2个旅战旅重装备和30天后勤物资,与两栖编队配合,随时弹压亚太各种不服!
美帝一个陆战旅14896人,含3个步兵营,2个M1主战坦克连,2个轮式战车连,2个两栖战车连,5个炮兵Btry,2个工程连,3个F-35中 队,1个武直中队,1个加强重型直升机中队,4个MV-22中队,1个无人机中队,1个KC-130中队,还有2500人的战斗工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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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反指示后,投降的国军将领厄运便到来了。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
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
“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
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例如投降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解放”前夕,罗广瀛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八十年代罗虽然被平反,但是终究人死了不能复生。
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内战末期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
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军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 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 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 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 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 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
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 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投降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 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投降。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降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 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 南向解放军投降。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降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 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投降,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 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 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投降将领甘清池
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投 降。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降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降,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投降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投降,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 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 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 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 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 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 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
孙天放,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 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 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投降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 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投降,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 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投降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 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 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 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 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 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 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 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暴动,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 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投降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 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 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 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投降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一号:投降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投降。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二号:投降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投降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投降,以后返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投降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湖南省补充第十七旅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五号:投降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降将领列应佳
第卅八号:投降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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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内战末期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
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军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 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 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 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 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 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
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 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投降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 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投降。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降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 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 南向解放军投降。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降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 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投降,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 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 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投降将领甘清池
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投 降。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降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降,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投降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投降,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 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 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 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 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 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 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
孙天放,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 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 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投降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 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投降,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 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投降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 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 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 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 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 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 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 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暴动,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 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投降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 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 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 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投降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一号:投降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投降。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二号:投降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投降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投降,以后返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投降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湖南省补充第十七旅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五号:投降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降将领列应佳
自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反指示后,投降的国军将领厄运便到来了。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
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
“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
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例如投降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解放”前夕,罗广瀛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八十年代罗虽然被平反,但是终究人死了不能复生。
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内战末期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
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军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 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 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 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 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 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
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 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投降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 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投降。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降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 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 南向解放军投降。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降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 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投降,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 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 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投降将领甘清池
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投 降。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降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降,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投降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投降,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 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 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 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 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 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 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
孙天放,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 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 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投降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 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投降,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 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投降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 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 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 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 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 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 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 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暴动,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 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投降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 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 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 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投降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一号:投降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投降。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二号:投降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投降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投降,以后返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投降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湖南省补充第十七旅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五号:投降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廿六号:投降将领糜藕池
糜藕池,别字济民,1897年生,贵州毕节人。第九十四师中将副师长。1949年任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率部投降。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七号:投降将领赵俊图
赵俊图,1911年生,湖南醴陵人。1929年于中央军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步科毕业。1949年任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8月率部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八号:投降将领赵鸿厚
赵鸿厚,1904年生,河南怀庆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军官训练班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师师长,郑州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大队长。1949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后随程潜等参加“湖南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九号:投降将领唐宪尧
唐宪尧,别号再兴,1899年生,四川梁山人。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49年12月在四川渠县投降。1951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三十号:投降将领曹森
曹森,别号润轩,1906年生,河南唐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独立第一旅团长、旅长,第一一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六九师师长。1946年起任 整编第二十六师一三九旅旅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底在云南参加投降,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 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一号:投降将领梁顺德
梁顺德,别号真心,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第一总队炮科。抗战爆发后,调炮九团任少校团附,年底任营 长,1938年守潼关。1946年任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少将参谋长。1947年到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学习。1949年冬在川南投降,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在东北沈阳高级炮校任深造班教员。1951年镇反中被部队判处死刑。198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地面炮兵学校 政治部决定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看待。
第卅二号:投降将领彭永年
彭永年,1899年生,广东揭西人。1946年到台湾,任台北远洋运输公司经理。1949年2月返回湖南,任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同年5月随吴奇伟投降。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三号:投降将领覃守一
覃守一,1910年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1949年5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少将司令兼代长阳县县长,11月11日率部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四号:投降将领焦达梯
焦达梯,别字岛松,1903年生,湖南浏阳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32年任第八十九师独立旅副旅长,参加一二八凇沪抗战。1949年5月 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策动旧属投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十师师长,并收编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浏阳迎接解放军入 城,1952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五号:投降将领谢灵石
谢灵石,别号云根,1902年生,四川简阳人。抗战胜利后任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参加新疆和平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六号:投降将领邓士富
邓士富,190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团长,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副师长等职。1948 年任新编第七军暂六十师、六十一师师长。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率部向解放军投降。建国后自愿回乡定居,曾任银场村村长。1952年镇反运动 中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83年5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降将领列应佳
列应佳,别号介人,1903年生,广东增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参加北代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1948年5月17日投降并接受改编。1952年镇反时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八号:投降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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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应佳,别号介人,1903年生,广东增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参加北代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1948年5月17日投降并接受改编。1952年镇反时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内战末期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
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军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 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 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 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 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 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
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 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投降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 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投降。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降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 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 南向解放军投降。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降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 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投降,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 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 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投降将领甘清池
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投 降。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降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降,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投降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投降,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 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 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 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 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 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 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
孙天放,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 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 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投降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 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投降,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 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投降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 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 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 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 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 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 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 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暴动,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 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投降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 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 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 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投降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一号:投降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投降。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二号:投降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投降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投降,以后返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投降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湖南省补充第十七旅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五号:投降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廿六号:投降将领糜藕池
糜藕池,别字济民,1897年生,贵州毕节人。第九十四师中将副师长。1949年任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率部投降。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七号:投降将领赵俊图
赵俊图,1911年生,湖南醴陵人。1929年于中央军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步科毕业。1949年任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8月率部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八号:投降将领赵鸿厚
赵鸿厚,1904年生,河南怀庆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军官训练班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师师长,郑州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大队长。1949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后随程潜等参加“湖南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九号:投降将领唐宪尧
唐宪尧,别号再兴,1899年生,四川梁山人。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49年12月在四川渠县投降。1951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三十号:投降将领曹森
曹森,别号润轩,1906年生,河南唐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独立第一旅团长、旅长,第一一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六九师师长。1946年起任 整编第二十六师一三九旅旅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底在云南参加投降,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 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一号:投降将领梁顺德
梁顺德,别号真心,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第一总队炮科。抗战爆发后,调炮九团任少校团附,年底任营 长,1938年守潼关。1946年任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少将参谋长。1947年到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学习。1949年冬在川南投降,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在东北沈阳高级炮校任深造班教员。1951年镇反中被部队判处死刑。198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地面炮兵学校 政治部决定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看待。
第卅二号:投降将领彭永年
彭永年,1899年生,广东揭西人。1946年到台湾,任台北远洋运输公司经理。1949年2月返回湖南,任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同年5月随吴奇伟投降。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三号:投降将领覃守一
覃守一,1910年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1949年5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少将司令兼代长阳县县长,11月11日率部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四号:投降将领焦达梯
焦达梯,别字岛松,1903年生,湖南浏阳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32年任第八十九师独立旅副旅长,参加一二八凇沪抗战。1949年5月 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策动旧属投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十师师长,并收编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浏阳迎接解放军入 城,1952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五号:投降将领谢灵石
谢灵石,别号云根,1902年生,四川简阳人。抗战胜利后任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参加新疆和平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六号:投降将领邓士富
邓士富,190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团长,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副师长等职。1948 年任新编第七军暂六十师、六十一师师长。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率部向解放军投降。建国后自愿回乡定居,曾任银场村村长。1952年镇反运动 中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83年5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降将领列应佳
列应佳,别号介人,1903年生,广东增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参加北代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1948年5月17日投降并接受改编。1952年镇反时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八号:投降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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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八号:投降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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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維吾爾族外逃與加入伊斯蘭國大起底
特約撰稿人 侍建宇 馬岩岩 馬詩萌 記者 許芷君 發自土耳其 馬來西亞 泰國
2013年的一天,他告別妻兒,直奔雲南,四處尋找蛇頭,而後取道東南亞,徒步穿越泰國,輾轉抵達土耳其。在伊斯坦堡生活一段時間後,又被一個「機 緣巧合」下認識的維吾爾人帶至「生活會更好」的伊拉克境內,艾力普就這樣踏進了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 下文簡稱IS)。
不久,他後悔了。
不願透露更多在IS生活的細節,艾力普只告訴端傳媒,他很快發現那裏戰事炙熱,一不小心就會性命不保。他覺得自己並不是個能夠「完全奉獻」的穆斯林,那樣恪守伊斯蘭教法的社會也不適合他。於是不到半年,他再次選擇逃離,趁當時土耳其邊境管理尚不嚴格,從IS逃回伊斯坦堡。
如今,艾力普和追隨他偷渡出新疆的妻兒住在伊斯坦堡,經商為生。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常駐土耳其開色利(Kayseri)的副主席薩伊特(Seyit Tumturk)稱,近兩年,如艾力普這樣從中國逃出,進入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大約有8000–10000人左右。
這些「外逃的維吾爾」中,有一些被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安納托利亞地區的開色利城,另一些留在伊斯坦堡,主要生活在靠近城西國際機場的區域,如Zeytinburnu和Sefaköy。
艾力普毫不諱言他初到土耳其時的失望。在這個失業率常年停留在10%以上的國家,偷渡者謀生絕不容易。原本對土耳其的美好願景很快被拮据的生活打破,這是促成艾力普願意去伊拉克「尋找更好生活」的主要原因。
54歲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罕(Abdulahim)出逃則是為了「更有尊嚴的生活」。 由於在家鄉伊犁(新疆北部城市)「沒辦法有尊嚴地生活,更沒法正常地過伊斯蘭宗教生活」,阿布都拉罕逃至土耳其,現居開色利。
與他一起住在開色利的,還有1000名左右維吾爾人,他們逃至這裏後,被安置在幾棟五層高的公寓中。毫無特徵的方形樓宇外,是寬闊的馬路和異常筆直的白楊樹,這景色與幾千公里外新疆城市中尋常小區的景緻頗為相似。
不止氣候與城市特徵有相似之處,由於同屬突厥民族,語言相近,新疆維吾爾人對於土耳其一直存有親近感甚至歸屬感。因此,近年維吾爾人出逃的目的地多選擇土耳其。
「外逃維吾爾人」在土耳其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少數,這些維吾爾人在土耳其有親戚朋友,可以通過關係尋得工作,生存下去。第二類也是 少數,他們性格較為獨立,有經商頭腦,可以很快適應土耳其當地社會生活。第三類「外逃維吾爾」則是大多數,由於受教育程度不高,人生地不熟,他們到達土耳 其後大多沒有工作,靠偶爾打打零工和社會救濟維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開色利,婦女與孩童佔有非常高的比例。穿着遮蓋全身、只露眼睛的黑色罩袍,開色利的維吾爾女性稱,逃到土耳其是「為了小孩的教 育」。她們解釋,在新疆,沒有能夠學習傳統伊斯蘭教義與維吾爾民族文化的環境。在開色利的安置區,他們成立了自己的學校,教孩子讀《可蘭經》。
但外逃者很快發現,土耳其遠比他們想像的世俗,滿目的西方現代化特徵衝擊著他們追求伊斯蘭宗教保守生活的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一名反恐學者向端傳媒透露,或許是利用了這種失望心態,不少組織對這些初到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拍攝音視頻檔,展示穆斯林正在敍利亞過着更為宗教正統的、平靜幸福的生活,最終目的是吸引觀者加入IS。
中國政府與國內學界的普遍觀點是,對維吾爾人「外逃」的鼓動,實際上從新疆境內就已經開始,而IS及其宣傳網絡更可能是真正的鼓動者。
如艾力普這樣,受到鼓動進入IS又逃出來的人只是極少數。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研究維吾爾問題的學者透露,現在進入IS和敘利亞的維吾爾戰士總計可能超過4000名,已經戰死的超過500名。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中國官方此前提及的數目,但尚沒有其他信源能夠交叉驗證這一說法。
中國官方只有兩次直接或間接地提及參加IS的維吾爾人數目。2014年,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吳思科援引國外媒體消息稱, 大約有100名中國籍公民在中東作戰或接受訓練,其中主要為「東突分子」。2015年初,馬來西亞內政部長在與中國公安部副部長見面後,透露中方提及「有 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加入IS。」
據這個土耳其訊息源稱,這4000多名維吾爾人分屬不同軍事組織;大部分加入IS,也有頗多人加入敘利亞反抗軍的行列,甚至也有少量加入敘利亞政府軍。不論為誰而戰,共同點是他們同時接受了戰場武裝訓練。
世維會副主席薩伊特對端傳媒說,他和工作夥伴正在盡力說服遷入開色利的維吾爾人不要前往敘利亞或IS,而是留在土耳其過「正常的生活,讓小孩受正常的教育」。
但只靠救濟並非長久之計。未來何去何從,被安置在開色利的維吾爾人尚無定論。
現在,定居伊斯坦堡的艾力普一邊幫人做房屋買賣仲介,一邊與人合夥開辦饢餅(一種新疆食品)工廠,批發分銷到伊斯坦堡的零售雜貨店。他同時還前往中 東其他國家,將土耳其的貨品出口貿易到沙烏地阿拉伯與卡塔爾。他的妻子也十分勤奮,兩年前開始在家中做手工。如今一家人已經籌到錢在伊斯坦堡買房子。
相對其他「維吾爾外逃人士」,艾力普一家人的境遇算是十分幸運。
據前文提到的新加坡學者介紹,911恐怖襲擊以前,維吾爾人非法出境,主要是跨越新疆西部邊境,抵達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但隨著中國與西邊鄰國反恐合作升級,從西線「外逃」變得困難。
此後,維吾爾偷渡者轉向中國南部邊境省份,像是雲南、廣西、廣東。有鑑於西線嚴酷的反恐氛圍,南線成為偷渡的另一個選擇。於是,東南亞成為維吾爾人「外逃」的必經之路。
準備出逃的維吾爾人常常變賣農田財產,傾其所有交付蛇頭,但他們接下來的命運則已經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聯合國難民署亞太地區發言人Vivian Tan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介紹,這批難民當時自稱是土耳其人,並表示希望回到土耳其。
這些偷渡客中,Tekmakan Ashan一家17人在2015年3月的偷渡審判進程備受關注。這家人的代表律師Worasit Piriyawiboon接受端媒體採訪時表示,案件審理期間,泰國一直收到中國政府的壓力:「中國方面每週會給泰政府發送很厚的政府間檔案,以證明這些 偷渡客來自新疆,但土耳其政府方面則對此保持沉默。」
端傳媒記者看到這一家17人手中所持護照上「國籍」一欄,全部填寫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欄則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區)。
事後,中國官方公開指責土耳其駐東南亞地區的使館人員協助「維吾爾人外逃」,為他們提供旅行證件與其他便利。
在兩國政府漫長的舉證過程中,這些前途未卜的維吾爾人,居住在曼谷非法移民拘留所中三幢三層高的樓內。這裏共關押著約1500多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偷 渡者。每間房內約有60到80個人,有的牢房甚至關押上百人,每人平均的活動空間只有一平方米。悶熱的房間裏只有簡單的風扇設備,被關押者洗澡、睡覺、吃 飯、祈禱、看書讀報都在這裏。室內沒有電話,但允許探視、送錢,以供關押者在拘留所內購買簡單的食物用品。
經過數月的審理,這家人及170多名偷渡的婦女和兒童於5月至7月先後被送至土耳其。而另外的109名維吾爾偷渡者(主要為男性)則於7月被遣返中國。至本報道撰寫時,他們仍被拘留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等待處理。
另一群在馬來西亞被發現的維吾爾人命運則完全不同。
目前仍居住在其中一處公寓的住戶向端傳媒回憶,這些維吾爾人擠在這個公寓中的一個房間裏長達一年多。他們曾在夜裏聽見那房間裏傳出炒菜的聲音,有時 會看到陽臺上有孩子睡覺,或是女人祈禱。但大部份時間,維吾爾人都把自己關在掛著巨大黑色窗簾的屋裏,即使房東來收房租,也只是將門打開一點,把錢遞出 去。「完全無法想像這麼多的人在一個屋子裏住了那麼久!」
端傳媒記者目測,這個小區比較大的房間是三室一廳,面積大約六、七十平方米,那些維吾爾人可能就是擠在這種房型,或者更小的房間中。
躲藏一年多以後,他們獲准離開(前往土耳其)。端傳媒從不同消息來源瞭解到,這些人沒有跟當地中國大使館聯繫的意圖,而是要求跟聯合國難民署官員見 面。難民署展開調查後認為值得保護他們。馬來西亞政府接受報告後,決定將他們送到土耳其。 這一處理方式與此前馬來西亞處理相似案例的方式頗不相同,令外界意外。
2011年至2012年期間,先後有數十名維吾爾人偷渡到馬來西亞後被捕,他們都被悉數遣返中國。一名接近聯合國難民署的人士向端傳媒證實,2011年馬來西亞將11名維吾爾人送回中國,是因為中國向馬來西亞政府施壓。
馬來西亞人權組織「人民之聲(Suaram)」前執行長葉瑞生向端傳媒分析,這次馬來西亞的「反常行為」,很可能與馬來西亞面臨的人口販賣情況評估相關。
葉瑞生說,此前,馬來西亞被美國列入「人口販賣中心」名單,馬方對此表示不滿,要求美方能重新評級。美國為了能與馬來西亞達成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指由新加坡等四國啟動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馬來西亞等國先後加入談判),決定在2015年的人口販賣評級中提升馬來西亞的級 別。「馬來西亞需要在提升後適當表現一下,對待這155名維吾爾人的方式就是表現。」
除了公開出來的案例之外,據傳馬來西亞政府還曾低調地將更多維吾爾人送到土耳其。 「人民之聲」一名協調員接觸馬來西亞移民局之後瞭解到,從2012年至2014年,馬來西亞當局將約3000名維吾爾人送到土耳其。
他還向端傳媒表示,作為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與土耳其數年前曾達成一項內部協議:不將維吾爾人送返中國或第三國。為了避免引起中國憤怒,雙方尚未公開這項協議。
他稱,時任土耳其總理、現任總統熱傑甫·埃爾多安(Recep Erdoğan)主導這項協議。馬來西亞方面則由內政部長扎希德(Ahmad Zahid bin Hamidi)和在野黨政治家賽夫丁·伊斯梅爾(Saifuddin Ismail)處理。截至發稿前,土耳其駐吉隆玻大使館、賽夫丁以及馬來西亞移民局都未對端傳媒相關採訪要求作出回應。
世維會副主席薩伊特說,依據實際情況不同,「每人的外逃花費大約是2千至1.5萬美元(約合15000至100000人民幣)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販子欺騙,可能花費更多。
路透社曾援引知情人士稱,蛇頭聽聞是越南人偷渡會收取1000美元(約6000多人民幣),若是維吾爾人則會上漲五到十倍。
曾進出IS的艾力普,當年出走家鄉是因為獵殺了珍稀動物。2013年,艾力普因為在新疆戈壁灘非法獵捕中國「一級保護野生動物」黃羚羊遭到政府通緝。他知道朋友在新疆坐牢所受的痛苦:生病不能就醫,甚至病死獄中。他怕一旦坐牢就不能活著出來,於是決心出逃。
在經歷了「不習慣IS的極端信仰方式」、在土耳其找不到好的謀生方式一系列挫折後,艾力普現在常常想,過去在哈密,就算坐牢,生活在政府管制下,有諸多限制,但是出獄後還可能做點小生意,安度餘生。而現在只能浪跡異鄉,別無他法。
與艾力普追求更好生活的世俗要求不同,阿布都拉罕的出逃與不滿源自對於伊斯蘭宗教生活的嚮往。
中國官方對於這一問題的表態及用詞也愈加小心謹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傅瑩在今年7月於新加坡舉行的講座中表示,要將恐怖分子與某個民族、某種宗教 區分開來。在今年7月10日召開的外交部例行發佈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在泰國被遣返的維吾爾人為「非法偷渡者」,而非「恐怖分子」。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曾採訪了數名維吾爾出逃者,其中一人表示,自己出逃是因為不能在新疆進行正常的宗教活動,「妻子不能穿戴蒙面罩袍」;另一人表示出逃是因為私下開辦可蘭經學校。
實際上,穿戴蒙面罩袍和開辦地下可蘭經學校在新疆既非傳統,也非常態。它們是伊斯蘭教中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在1980年代左右傳入新疆後逐漸發展出的事物。
與土耳其類似,屬於伊斯蘭教遜尼派分支的維吾爾人,傳統上是穆斯林中較為世俗化的一群。女性很少穿戴蒙面罩袍,傳統服飾是艾迪萊斯絲綢所製的花色裙裝。處於亞歐大陸通商要道的地理位置,賦予維吾爾人經商的傳統,他們通常心態開放,善於接受新事物。
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全球伊斯蘭主義思潮興起,倡導嚴格遵從教義的瓦哈比教派在維吾爾人中,影響力日益增大。維吾爾社會一方面要面對經濟發展、社會轉 型中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現狀,另一方面則無力消化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暴力襲擊之後的民族關係撕裂,以及官方政策有針對性的「打壓」。於是,宗教保 守主義成為維吾爾人尋找寄託的方式之一。
宗教保守主義的具體表現包括:南疆地區穿戴蒙面罩袍的女性數量明顯增多,維吾爾男性抽菸喝酒的人數減少,留大鬍子的人數增多等等。
維吾爾人反世俗化的走向引起新疆地方政府與中央的不安。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穿戴罩袍與蓄鬍者禁止出入公共場所,公務員與學生不允許進入清真寺禮拜,政府還對齋月封齋做出很多限制性規定等等。
這些「一刀切」政策不但為宗教保守主義者添加了「勇於反抗」的英雄色彩,更影響了普通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
曾赴新疆南疆調研的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員吐爾文江·吐爾遜曾撰文強調,必須對現今的新疆穆斯林進行區分,他認為根據宗教態度,大致可將維吾爾人分為四類:
一是「文化穆斯林」,通常是黨政官員、企業白領或大學生,很少參與宗教活動,也不忌菸酒,但依然存有宗教情感並遵守傳統風俗。
二是「世俗穆斯林」,主要是農民、普通市民和商販,會進行封齋(齋戒)、做禮拜、去清真寺等宗教活動,不排斥菸酒,懷著樸素的宗教情感。
三是「保守穆斯林」,也稱伊斯蘭復古主義或原教旨主義。這個群體要求嚴格按照《可蘭經》規範個人社會行為,行為方式類似清教徒,但不主張暴力,也沒有政治訴求。
四是「極端穆斯林」,指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維吾爾群體,在宗教價值上有激進、極端的傾向。
需要注意的是,「保守穆斯林」比較容易被動員為「極端穆斯林」,而其他類別的穆斯林之間也可能因為各種時空因素,發生轉換。
曾在新疆製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追求獨立的數個維吾爾極端組織,毫無疑問也屬於「極端穆斯林」行列。
即使是「極端穆斯林」,他們在加入IS時,也可能參雜家庭親情、經濟利益、民族怨懟等各式原因。例如被IS用作「宣傳」典型,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名 叫穆罕默德·阿敏(Muhammad Amin) 的八十歲維吾爾老人。根據土耳其當地維吾爾社群的消息,老人前往IS,純粹是為尋親。因為他的兒子攜家帶眷加入IS,他想念兒孫,只好前往敘利亞。至於他 自己有多麼相信IS宣揚的理想,值得質疑。
但「保守」與「極端」的轉換並不是一個容易辨認與預防的過程。令人擔憂的是,中國政府,特別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壓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劇這一轉變趨勢 。
阿布都拉罕說:「新疆協警或員警常常沒有道理地在街頭阻停維吾爾人,隨意查驗身分、搜身。但是他們不會阻停漢人。如果維吾爾人詢問理由或反抗,馬上就會被逮捕,甚至被當場毆打,被說是思想有問題,受到極端伊斯蘭思想影響。」
不加區分的管制不但針對整個維吾爾群體,甚至擴展到在新疆居住的其他民族。
一名居住在海外的新疆回族女性曾回憶自己入境新疆探親的情景:他們讓我把頭巾拿下來,脫掉鞋子,把褲腰帶也解下來。然後從頭深淺軟硬地摸到腳。執法人員的態度也很不好,「我感到作為穆斯林的尊嚴被赤裸裸剝光,感到自己受到了極大的侮辱」。
這名回族女性的丈夫稱,去南疆時,執法人員在海關準備了剃鬚用具,看到某人留了大鬍子,就會說「是你自己來,還是要我們幫你剃。」
新疆漢族同樣受到牽連。有新疆漢人反映,由於自己的身份證號碼以65開頭(新疆的身份證開頭號碼)而在內地被拒絕入住酒店。
此外,新疆官方對於伊斯蘭宗教人士採取了異常嚴格的管理。於2005年出版的《新時期阿訇實用手冊》詳細羅列了阿訇(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的日常行為 規範,宣講國家政策成為阿訇的日常工作。阿訇的任免與級別需要政府批准。 一些地方甚至組織阿訇伴著網絡流行歌曲《小蘋果》跳舞,視頻在網絡上傳播後,新疆穆斯林民眾啼笑皆非。
清真寺阿訇因此逐漸失去當地維吾爾人的信任,地下私辦的可蘭經學院隨之興起,成為宗教保守主義思潮的主要傳播方式。
中國官方在過去十數年公佈的三份恐怖組織與恐怖份子通緝名單,都是維吾爾人,並指控他們為「東突勢力」。此外,幾份官方出版的新疆白皮書也不斷指 出,「東突勢力」在新疆與中國境內不斷製造暴力與恐怖攻擊行動,進行分裂活動。所以,面對近年新疆多發的暴力事件,中國官方處理的策略總是倡導要防微杜 漸,「嚴厲打擊暴力恐怖襲擊犯罪,並盡可能地,將這類犯罪消滅在萌芽狀態」。
相對地,海外維吾爾異議組織,如世維會,又總是指責中國濫用反恐名義,打壓維吾爾人。中國政府聲稱發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是由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三股勢力」推動、策劃和發動的。但世維會發言人迪里夏提卻認為:「極端的壓迫會帶來極端的反抗。」
於是,一個循環論證(circular argument)發展出來。
中國官方認定「暴恐」需要「被嚴打」。但是,到了海外維吾爾異議團體的話語中,「嚴打」就變成「壓迫」,而既然「被壓迫」,當然就要「反抗」。
在新疆,其實很難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現,還是「打壓」先出現,抑或二者同時並存。「暴恐」與「反抗」,「嚴打」與「壓迫」成了兩組同義詞,構成封閉的「循環論證」,根本無益於說明問題的實質。
更令人擔心的是,這樣的「循環論證」可能已經衍生成為實際政策,一種自我預言式的(self-fulfilling)政策實現。近年的維吾爾非法偷 渡移民不絕,很清楚可以觀察到 「循環論證」的現實後果。「循環論證」成為一個銅板的兩面,被中國政府與海外維吾爾異議組織各取所需地進行話語描述。
嚴格的管控策略其實更加凸顯中國政府當前無法善治新疆的長期焦慮。也讓政府的治理塌陷掉入自己設下的陷阱——「暴恐 - 嚴打 - 壓迫 - 反抗」的循環論證。引入更全面嚴密的管控策略,只會帶來更令人不安的後果。
但是,無可諱言,無論被稱作「暴恐」還是「反抗」,越來越多的維吾爾人正在逃離新疆,而且其中一部分人更參與到暴力活動中。未來新疆要面對的威脅,或許不僅僅是拿大砍刀的幾個無知青年團伙,更可能是有著實戰經驗,能操作現代化自動武器的戰士。
(侍建宇,學者,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進入伊斯蘭國,他後悔了
維吾爾人艾力普(化名)決定逃離家鄉──新疆哈密。2013年的一天,他告別妻兒,直奔雲南,四處尋找蛇頭,而後取道東南亞,徒步穿越泰國,輾轉抵達土耳其。在伊斯坦堡生活一段時間後,又被一個「機 緣巧合」下認識的維吾爾人帶至「生活會更好」的伊拉克境內,艾力普就這樣踏進了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 下文簡稱IS)。
不久,他後悔了。
不願透露更多在IS生活的細節,艾力普只告訴端傳媒,他很快發現那裏戰事炙熱,一不小心就會性命不保。他覺得自己並不是個能夠「完全奉獻」的穆斯林,那樣恪守伊斯蘭教法的社會也不適合他。於是不到半年,他再次選擇逃離,趁當時土耳其邊境管理尚不嚴格,從IS逃回伊斯坦堡。
如今,艾力普和追隨他偷渡出新疆的妻兒住在伊斯坦堡,經商為生。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常駐土耳其開色利(Kayseri)的副主席薩伊特(Seyit Tumturk)稱,近兩年,如艾力普這樣從中國逃出,進入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大約有8000–10000人左右。
這些「外逃的維吾爾」中,有一些被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安納托利亞地區的開色利城,另一些留在伊斯坦堡,主要生活在靠近城西國際機場的區域,如Zeytinburnu和Sefaköy。
艾力普毫不諱言他初到土耳其時的失望。在這個失業率常年停留在10%以上的國家,偷渡者謀生絕不容易。原本對土耳其的美好願景很快被拮据的生活打破,這是促成艾力普願意去伊拉克「尋找更好生活」的主要原因。
54歲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罕(Abdulahim)出逃則是為了「更有尊嚴的生活」。 由於在家鄉伊犁(新疆北部城市)「沒辦法有尊嚴地生活,更沒法正常地過伊斯蘭宗教生活」,阿布都拉罕逃至土耳其,現居開色利。
與他一起住在開色利的,還有1000名左右維吾爾人,他們逃至這裏後,被安置在幾棟五層高的公寓中。毫無特徵的方形樓宇外,是寬闊的馬路和異常筆直的白楊樹,這景色與幾千公里外新疆城市中尋常小區的景緻頗為相似。
不止氣候與城市特徵有相似之處,由於同屬突厥民族,語言相近,新疆維吾爾人對於土耳其一直存有親近感甚至歸屬感。因此,近年維吾爾人出逃的目的地多選擇土耳其。
「外逃維吾爾人」在土耳其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少數,這些維吾爾人在土耳其有親戚朋友,可以通過關係尋得工作,生存下去。第二類也是 少數,他們性格較為獨立,有經商頭腦,可以很快適應土耳其當地社會生活。第三類「外逃維吾爾」則是大多數,由於受教育程度不高,人生地不熟,他們到達土耳 其後大多沒有工作,靠偶爾打打零工和社會救濟維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開色利,婦女與孩童佔有非常高的比例。穿着遮蓋全身、只露眼睛的黑色罩袍,開色利的維吾爾女性稱,逃到土耳其是「為了小孩的教 育」。她們解釋,在新疆,沒有能夠學習傳統伊斯蘭教義與維吾爾民族文化的環境。在開色利的安置區,他們成立了自己的學校,教孩子讀《可蘭經》。
但外逃者很快發現,土耳其遠比他們想像的世俗,滿目的西方現代化特徵衝擊著他們追求伊斯蘭宗教保守生活的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一名反恐學者向端傳媒透露,或許是利用了這種失望心態,不少組織對這些初到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拍攝音視頻檔,展示穆斯林正在敍利亞過着更為宗教正統的、平靜幸福的生活,最終目的是吸引觀者加入IS。
中國政府與國內學界的普遍觀點是,對維吾爾人「外逃」的鼓動,實際上從新疆境內就已經開始,而IS及其宣傳網絡更可能是真正的鼓動者。
如艾力普這樣,受到鼓動進入IS又逃出來的人只是極少數。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研究維吾爾問題的學者透露,現在進入IS和敘利亞的維吾爾戰士總計可能超過4000名,已經戰死的超過500名。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中國官方此前提及的數目,但尚沒有其他信源能夠交叉驗證這一說法。
中國官方只有兩次直接或間接地提及參加IS的維吾爾人數目。2014年,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吳思科援引國外媒體消息稱, 大約有100名中國籍公民在中東作戰或接受訓練,其中主要為「東突分子」。2015年初,馬來西亞內政部長在與中國公安部副部長見面後,透露中方提及「有 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加入IS。」
據這個土耳其訊息源稱,這4000多名維吾爾人分屬不同軍事組織;大部分加入IS,也有頗多人加入敘利亞反抗軍的行列,甚至也有少量加入敘利亞政府軍。不論為誰而戰,共同點是他們同時接受了戰場武裝訓練。
世維會副主席薩伊特對端傳媒說,他和工作夥伴正在盡力說服遷入開色利的維吾爾人不要前往敘利亞或IS,而是留在土耳其過「正常的生活,讓小孩受正常的教育」。
但只靠救濟並非長久之計。未來何去何從,被安置在開色利的維吾爾人尚無定論。
現在,定居伊斯坦堡的艾力普一邊幫人做房屋買賣仲介,一邊與人合夥開辦饢餅(一種新疆食品)工廠,批發分銷到伊斯坦堡的零售雜貨店。他同時還前往中 東其他國家,將土耳其的貨品出口貿易到沙烏地阿拉伯與卡塔爾。他的妻子也十分勤奮,兩年前開始在家中做手工。如今一家人已經籌到錢在伊斯坦堡買房子。
相對其他「維吾爾外逃人士」,艾力普一家人的境遇算是十分幸運。
逃亡之路 命運不在自己手中
與艾力普相似,在土耳其尋找「正常宗教生活」的阿不都拉罕也是取道東南亞最終抵達土耳其的。他與一個朋友於2014年持有效中國護照,從廣州申辦馬來西亞旅遊簽證,後出走至土耳其。據前文提到的新加坡學者介紹,911恐怖襲擊以前,維吾爾人非法出境,主要是跨越新疆西部邊境,抵達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但隨著中國與西邊鄰國反恐合作升級,從西線「外逃」變得困難。
此後,維吾爾偷渡者轉向中國南部邊境省份,像是雲南、廣西、廣東。有鑑於西線嚴酷的反恐氛圍,南線成為偷渡的另一個選擇。於是,東南亞成為維吾爾人「外逃」的必經之路。
準備出逃的維吾爾人常常變賣農田財產,傾其所有交付蛇頭,但他們接下來的命運則已經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這一家17人手中所持護照上「國籍」一欄,全部填寫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欄則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區)。2014年,泰國政府在國境南部叢林中發現了約400名維吾爾人,當時他們正在逃往土耳其途中。除100多人逃走外,其餘300多人被關進泰國南部的數個難民營。
聯合國難民署亞太地區發言人Vivian Tan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介紹,這批難民當時自稱是土耳其人,並表示希望回到土耳其。
這些偷渡客中,Tekmakan Ashan一家17人在2015年3月的偷渡審判進程備受關注。這家人的代表律師Worasit Piriyawiboon接受端媒體採訪時表示,案件審理期間,泰國一直收到中國政府的壓力:「中國方面每週會給泰政府發送很厚的政府間檔案,以證明這些 偷渡客來自新疆,但土耳其政府方面則對此保持沉默。」
端傳媒記者看到這一家17人手中所持護照上「國籍」一欄,全部填寫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欄則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區)。
事後,中國官方公開指責土耳其駐東南亞地區的使館人員協助「維吾爾人外逃」,為他們提供旅行證件與其他便利。
在兩國政府漫長的舉證過程中,這些前途未卜的維吾爾人,居住在曼谷非法移民拘留所中三幢三層高的樓內。這裏共關押著約1500多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偷 渡者。每間房內約有60到80個人,有的牢房甚至關押上百人,每人平均的活動空間只有一平方米。悶熱的房間裏只有簡單的風扇設備,被關押者洗澡、睡覺、吃 飯、祈禱、看書讀報都在這裏。室內沒有電話,但允許探視、送錢,以供關押者在拘留所內購買簡單的食物用品。
經過數月的審理,這家人及170多名偷渡的婦女和兒童於5月至7月先後被送至土耳其。而另外的109名維吾爾偷渡者(主要為男性)則於7月被遣返中國。至本報道撰寫時,他們仍被拘留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等待處理。
另一群在馬來西亞被發現的維吾爾人命運則完全不同。
馬來西亞人權組織『人民之聲』前執行長葉瑞生向端傳媒分析,這次馬來西亞反常行為很可能與馬來西亞面臨的人口販賣評級相關。2014年10月,馬來西亞警方在首都吉隆玻郊外兩個公寓裏,分別拘捕了90名與65名來自中國的維吾爾人,其中有79名個成年人與76個兒童。
目前仍居住在其中一處公寓的住戶向端傳媒回憶,這些維吾爾人擠在這個公寓中的一個房間裏長達一年多。他們曾在夜裏聽見那房間裏傳出炒菜的聲音,有時 會看到陽臺上有孩子睡覺,或是女人祈禱。但大部份時間,維吾爾人都把自己關在掛著巨大黑色窗簾的屋裏,即使房東來收房租,也只是將門打開一點,把錢遞出 去。「完全無法想像這麼多的人在一個屋子裏住了那麼久!」
端傳媒記者目測,這個小區比較大的房間是三室一廳,面積大約六、七十平方米,那些維吾爾人可能就是擠在這種房型,或者更小的房間中。
躲藏一年多以後,他們獲准離開(前往土耳其)。端傳媒從不同消息來源瞭解到,這些人沒有跟當地中國大使館聯繫的意圖,而是要求跟聯合國難民署官員見 面。難民署展開調查後認為值得保護他們。馬來西亞政府接受報告後,決定將他們送到土耳其。 這一處理方式與此前馬來西亞處理相似案例的方式頗不相同,令外界意外。
2011年至2012年期間,先後有數十名維吾爾人偷渡到馬來西亞後被捕,他們都被悉數遣返中國。一名接近聯合國難民署的人士向端傳媒證實,2011年馬來西亞將11名維吾爾人送回中國,是因為中國向馬來西亞政府施壓。
馬來西亞人權組織「人民之聲(Suaram)」前執行長葉瑞生向端傳媒分析,這次馬來西亞的「反常行為」,很可能與馬來西亞面臨的人口販賣情況評估相關。
葉瑞生說,此前,馬來西亞被美國列入「人口販賣中心」名單,馬方對此表示不滿,要求美方能重新評級。美國為了能與馬來西亞達成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指由新加坡等四國啟動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馬來西亞等國先後加入談判),決定在2015年的人口販賣評級中提升馬來西亞的級 別。「馬來西亞需要在提升後適當表現一下,對待這155名維吾爾人的方式就是表現。」
除了公開出來的案例之外,據傳馬來西亞政府還曾低調地將更多維吾爾人送到土耳其。 「人民之聲」一名協調員接觸馬來西亞移民局之後瞭解到,從2012年至2014年,馬來西亞當局將約3000名維吾爾人送到土耳其。
他還向端傳媒表示,作為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與土耳其數年前曾達成一項內部協議:不將維吾爾人送返中國或第三國。為了避免引起中國憤怒,雙方尚未公開這項協議。
他稱,時任土耳其總理、現任總統熱傑甫·埃爾多安(Recep Erdoğan)主導這項協議。馬來西亞方面則由內政部長扎希德(Ahmad Zahid bin Hamidi)和在野黨政治家賽夫丁·伊斯梅爾(Saifuddin Ismail)處理。截至發稿前,土耳其駐吉隆玻大使館、賽夫丁以及馬來西亞移民局都未對端傳媒相關採訪要求作出回應。
每人的外逃花費大約是2千至1.5萬美元(約合1.5萬至10萬人民幣)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販子欺騙,可能花費更多。在前途未卜的偷渡旅程中,決意出逃的維吾爾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準備足夠的金錢。據英國《金融時報》採訪的一名偷渡者稱,他花了三萬人民幣穿越中國邊境,之後在越南先付給人口販子9000人民幣,在柬埔寨又付了23000人民幣。
世維會副主席薩伊特說,依據實際情況不同,「每人的外逃花費大約是2千至1.5萬美元(約合15000至100000人民幣)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販子欺騙,可能花費更多。
路透社曾援引知情人士稱,蛇頭聽聞是越南人偷渡會收取1000美元(約6000多人民幣),若是維吾爾人則會上漲五到十倍。
選擇出逃 偷渡者還是恐怖分子
雖然同為逃亡者,艾力普與阿布都拉罕無論是出逃原因,還是對土耳其失望的原因都並不相同。曾進出IS的艾力普,當年出走家鄉是因為獵殺了珍稀動物。2013年,艾力普因為在新疆戈壁灘非法獵捕中國「一級保護野生動物」黃羚羊遭到政府通緝。他知道朋友在新疆坐牢所受的痛苦:生病不能就醫,甚至病死獄中。他怕一旦坐牢就不能活著出來,於是決心出逃。
在經歷了「不習慣IS的極端信仰方式」、在土耳其找不到好的謀生方式一系列挫折後,艾力普現在常常想,過去在哈密,就算坐牢,生活在政府管制下,有諸多限制,但是出獄後還可能做點小生意,安度餘生。而現在只能浪跡異鄉,別無他法。
與艾力普追求更好生活的世俗要求不同,阿布都拉罕的出逃與不滿源自對於伊斯蘭宗教生活的嚮往。
維吾爾社會一方面要面對經濟發展、社會轉型中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社會現狀,另一方面則無力消化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暴力襲擊之後的民族關係撕裂與官方有針對的打壓,宗教保守主義成為維吾爾人尋找寄託的方式之一。出逃者中,與阿布杜拉罕持同樣觀點的佔多數。但很難確定最終走入IS的維吾爾人當初出逃時抱著怎樣的心態,而追求保守宗教生活的目標又是在何時何地轉化為「依靠暴力行為尋求解決」的行動。
中國官方對於這一問題的表態及用詞也愈加小心謹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傅瑩在今年7月於新加坡舉行的講座中表示,要將恐怖分子與某個民族、某種宗教 區分開來。在今年7月10日召開的外交部例行發佈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在泰國被遣返的維吾爾人為「非法偷渡者」,而非「恐怖分子」。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曾採訪了數名維吾爾出逃者,其中一人表示,自己出逃是因為不能在新疆進行正常的宗教活動,「妻子不能穿戴蒙面罩袍」;另一人表示出逃是因為私下開辦可蘭經學校。
實際上,穿戴蒙面罩袍和開辦地下可蘭經學校在新疆既非傳統,也非常態。它們是伊斯蘭教中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在1980年代左右傳入新疆後逐漸發展出的事物。
與土耳其類似,屬於伊斯蘭教遜尼派分支的維吾爾人,傳統上是穆斯林中較為世俗化的一群。女性很少穿戴蒙面罩袍,傳統服飾是艾迪萊斯絲綢所製的花色裙裝。處於亞歐大陸通商要道的地理位置,賦予維吾爾人經商的傳統,他們通常心態開放,善於接受新事物。
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全球伊斯蘭主義思潮興起,倡導嚴格遵從教義的瓦哈比教派在維吾爾人中,影響力日益增大。維吾爾社會一方面要面對經濟發展、社會轉 型中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現狀,另一方面則無力消化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暴力襲擊之後的民族關係撕裂,以及官方政策有針對性的「打壓」。於是,宗教保 守主義成為維吾爾人尋找寄託的方式之一。
宗教保守主義的具體表現包括:南疆地區穿戴蒙面罩袍的女性數量明顯增多,維吾爾男性抽菸喝酒的人數減少,留大鬍子的人數增多等等。
維吾爾人反世俗化的走向引起新疆地方政府與中央的不安。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穿戴罩袍與蓄鬍者禁止出入公共場所,公務員與學生不允許進入清真寺禮拜,政府還對齋月封齋做出很多限制性規定等等。
這些「一刀切」政策不但為宗教保守主義者添加了「勇於反抗」的英雄色彩,更影響了普通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
曾赴新疆南疆調研的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員吐爾文江·吐爾遜曾撰文強調,必須對現今的新疆穆斯林進行區分,他認為根據宗教態度,大致可將維吾爾人分為四類:
一是「文化穆斯林」,通常是黨政官員、企業白領或大學生,很少參與宗教活動,也不忌菸酒,但依然存有宗教情感並遵守傳統風俗。
二是「世俗穆斯林」,主要是農民、普通市民和商販,會進行封齋(齋戒)、做禮拜、去清真寺等宗教活動,不排斥菸酒,懷著樸素的宗教情感。
三是「保守穆斯林」,也稱伊斯蘭復古主義或原教旨主義。這個群體要求嚴格按照《可蘭經》規範個人社會行為,行為方式類似清教徒,但不主張暴力,也沒有政治訴求。
四是「極端穆斯林」,指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維吾爾群體,在宗教價值上有激進、極端的傾向。
需要注意的是,「保守穆斯林」比較容易被動員為「極端穆斯林」,而其他類別的穆斯林之間也可能因為各種時空因素,發生轉換。
但「保守」與「極端」的轉換並不是一個容易辨認與預防的過程,令人擔憂的是,中國政府,特別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壓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劇這一惡化轉變趨勢。按照這一標準,艾力普最初應屬「世俗穆斯林」,而阿布都拉罕則接近「保守穆斯林」。大部份逃離新疆,在土耳其居住,穿戴蒙面罩袍、嚴格履行《可蘭經》教義的維吾爾群體都可大致劃為「保守穆斯林」範圍。而赴IS有意識參加戰鬥的維吾爾人則可看做有政治訴求的「極端穆斯林」。
曾在新疆製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追求獨立的數個維吾爾極端組織,毫無疑問也屬於「極端穆斯林」行列。
即使是「極端穆斯林」,他們在加入IS時,也可能參雜家庭親情、經濟利益、民族怨懟等各式原因。例如被IS用作「宣傳」典型,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名 叫穆罕默德·阿敏(Muhammad Amin) 的八十歲維吾爾老人。根據土耳其當地維吾爾社群的消息,老人前往IS,純粹是為尋親。因為他的兒子攜家帶眷加入IS,他想念兒孫,只好前往敘利亞。至於他 自己有多麼相信IS宣揚的理想,值得質疑。
但「保守」與「極端」的轉換並不是一個容易辨認與預防的過程。令人擔憂的是,中國政府,特別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壓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劇這一轉變趨勢 。
惡性循環 「嚴打﹣反抗」循環鏈條
很明顯,從十數年前的全球反恐戰爭開始,暴力與恐怖的「標籤」開始與新疆維吾爾人如影相隨。頗多加強管控的措施開始實行,有的變本加厲。走訪海外的 維吾爾社群,近年來,從禁止公務員去清真寺、限制中學生戴花帽,到新疆「便民聯繫卡」的限制住居遷徙(自2014年5月起,所有離開戶籍所在地的新疆籍流 動人口都須辦理「便民聯繫卡」,登記去向。),激發怨氣的實例不勝枚舉,怨懟聲浪直線攀升。阿布都拉罕說:「新疆協警或員警常常沒有道理地在街頭阻停維吾爾人,隨意查驗身分、搜身。但是他們不會阻停漢人。如果維吾爾人詢問理由或反抗,馬上就會被逮捕,甚至被當場毆打,被說是思想有問題,受到極端伊斯蘭思想影響。」
不加區分的管制不但針對整個維吾爾群體,甚至擴展到在新疆居住的其他民族。
一名居住在海外的新疆回族女性曾回憶自己入境新疆探親的情景:他們讓我把頭巾拿下來,脫掉鞋子,把褲腰帶也解下來。然後從頭深淺軟硬地摸到腳。執法人員的態度也很不好,「我感到作為穆斯林的尊嚴被赤裸裸剝光,感到自己受到了極大的侮辱」。
這名回族女性的丈夫稱,去南疆時,執法人員在海關準備了剃鬚用具,看到某人留了大鬍子,就會說「是你自己來,還是要我們幫你剃。」
新疆漢族同樣受到牽連。有新疆漢人反映,由於自己的身份證號碼以65開頭(新疆的身份證開頭號碼)而在內地被拒絕入住酒店。
此外,新疆官方對於伊斯蘭宗教人士採取了異常嚴格的管理。於2005年出版的《新時期阿訇實用手冊》詳細羅列了阿訇(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的日常行為 規範,宣講國家政策成為阿訇的日常工作。阿訇的任免與級別需要政府批准。 一些地方甚至組織阿訇伴著網絡流行歌曲《小蘋果》跳舞,視頻在網絡上傳播後,新疆穆斯林民眾啼笑皆非。
清真寺阿訇因此逐漸失去當地維吾爾人的信任,地下私辦的可蘭經學院隨之興起,成為宗教保守主義思潮的主要傳播方式。
中國官方在過去十數年公佈的三份恐怖組織與恐怖份子通緝名單,都是維吾爾人,並指控他們為「東突勢力」。此外,幾份官方出版的新疆白皮書也不斷指 出,「東突勢力」在新疆與中國境內不斷製造暴力與恐怖攻擊行動,進行分裂活動。所以,面對近年新疆多發的暴力事件,中國官方處理的策略總是倡導要防微杜 漸,「嚴厲打擊暴力恐怖襲擊犯罪,並盡可能地,將這類犯罪消滅在萌芽狀態」。
相對地,海外維吾爾異議組織,如世維會,又總是指責中國濫用反恐名義,打壓維吾爾人。中國政府聲稱發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是由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三股勢力」推動、策劃和發動的。但世維會發言人迪里夏提卻認為:「極端的壓迫會帶來極端的反抗。」
於是,一個循環論證(circular argument)發展出來。
中國官方認定「暴恐」需要「被嚴打」。但是,到了海外維吾爾異議團體的話語中,「嚴打」就變成「壓迫」,而既然「被壓迫」,當然就要「反抗」。
在新疆,其實很難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現,還是「打壓」先出現,抑或二者同時並存。「暴恐」與「反抗」,「嚴打」與「壓迫」成了兩組同義詞,構成封閉的「循環論證」,根本無益於說明問題的實質。
更令人擔心的是,這樣的「循環論證」可能已經衍生成為實際政策,一種自我預言式的(self-fulfilling)政策實現。近年的維吾爾非法偷 渡移民不絕,很清楚可以觀察到 「循環論證」的現實後果。「循環論證」成為一個銅板的兩面,被中國政府與海外維吾爾異議組織各取所需地進行話語描述。
嚴格的管控策略其實更加凸顯中國政府當前無法善治新疆的長期焦慮。也讓政府的治理塌陷掉入自己設下的陷阱——「暴恐 - 嚴打 - 壓迫 - 反抗」的循環論證。引入更全面嚴密的管控策略,只會帶來更令人不安的後果。
但是,無可諱言,無論被稱作「暴恐」還是「反抗」,越來越多的維吾爾人正在逃離新疆,而且其中一部分人更參與到暴力活動中。未來新疆要面對的威脅,或許不僅僅是拿大砍刀的幾個無知青年團伙,更可能是有著實戰經驗,能操作現代化自動武器的戰士。
(侍建宇,學者,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2015年11月13日 星期五
沉冤70载的抗日英雄高志远, 後人遭中共迫害至今不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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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阚凤芹 | 2013年04月30日
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7月),由共产党、国民党和地方爱国人士发动的冀东大暴动,曾迅速从日伪统治下解放了大片国土和百多万人民。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6军就是以冀东暴动中保留下来的部分战斗力为基础发展和组建起来的。然而,冀东大暴动的主要领导者,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却在后来被八路军冀热察 挺进军司令肖克(开国上将)设计诱捕, 并以“叛国投敌罪”枪毙。当时,共产党对外不敢公开高志远被害的真相,宣称高司令是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国民革命政府追认高志远是抗日烈士。而公开说高志 远是叛徒,是肖克和李运昌等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时至今日,中国官方仍然没有给高志远平反。
沉冤70载的抗日英雄—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1907-1939)我 和我丈夫都是滦县(明清时期称滦州)人。滦县属于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两兄弟的祖籍地(孤竹国),也是评剧、皮影的发祥地。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滦县曾 发生过一些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大事件。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12月)由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领导的滦州起义,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和辛亥革命的胜 利。民国时期张学良在滦县恒山上的古庙里决定东北易帜,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7月),由共产党、国民党和地方爱国人士发动的冀东大 暴动,曾迅速从日伪统治下解放了大片国土和百多万人民。小 时候,就听家乡的老人们讲过一些“起便衣队”、“闹红军”的故事。后来知道,那就是说的冀东暴动。这次起义浪潮波及到冀东及周边的20多个县,参加起义的 人数达20余万,暴动部队组成的冀东抗日联军发展到7万余人,其他抗日武装近3万人。在历次战争、战斗中活下来的这次暴动的一些领导者和参加者,后来成为 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就是以冀东暴动中保留下来的部分部队为基础发展和组建起来的。然而,冀东大暴动的主要领导者,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却在后来被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肖克(开国上将)设计诱捕, 并以“叛国投敌罪”枪毙。主要罪证是“企图投靠吴佩孚”和“投靠国民党CC系”。解放后,肖克、李运昌(原冀东抗日联军副总司令,曾任交通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职)长期压制和抵制给高志远平反的呼声。有些关于冀东大暴动的书籍和网页中,还是以叛徒的形象来描述高志远(阎瑞庚:冀东大暴动)。有些则不提高志远的名字,或注明高志远的叛徒身份有争议(http://baike.baidu.com/view/186083.htm;http://baike.baidu.com/view/4359428.htm)。在肖克(1907.07.14-2008.10.24)、李运昌(1908.09.21 - 2008.10.24)去世后,在高志远的家乡(马城镇多余屯,今属河北滦南县)及被害的涞水县,才有了对高志远的公开纪念和讨论。但官方仍然没有给高志远平反。今 天看来,高志远被害,这是一个十足的大冤案。因为,即使投靠吴佩孚,也说不上是叛国投敌。吴佩孚是旧军阀,但也是一个不肯屈服于日本人的有气节的中国人。 而投靠国民党,则是莫须有的罪名。高志远的朋友和抗联队伍中,既有国民党人,又有共产党人;既有吴佩孚的义子,又有绿林人士。况且,国民党当时是共产党的 友党,是抗日力量,投靠国民党也不是叛国投敌。高 志远是河北滦县马城镇多余屯(今属滦南县)人。自幼习武,双手双枪,百发百中。1933年1月1日,“长城抗战”爆发。高志远立志报国,从当地招募200 余壮士,组成抗日义勇军,支援长城抗战。此后,25的高志远岁被推举为滦县第三区的保卫团大队长,大智大勇铲平了县内最大的两股土匪,杀掉了悍匪头目刘兰 亭、胡宝山,且“不图钱物之私,不动女色之念”,甚得民心。1935年,在滦县火车站亲自刺杀了东北抗联叛徒、大汉奸刘佐周,震动中日朝野。县志中记载此 事件为“一枪存国脉,铁血正民心”。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高志远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历任“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委员兼华 北人民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副主任。他参与筹备组织了冀东20万人抗日大暴动,被提举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总司令(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指挥起义队伍英 勇作战,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日伪统治下解放了一百万人民。昌、滦、乐三个县除昌、滦县城以外所有城镇、伪军据点都获得解放。1938年8月,虽然高志远等抗 联主要领导有不同意见,但为了大局,高志远还是服从宋时轮等八路军第四纵队领导的决定,率先跟随四纵西撤(现在知道,西撤是违背了中共中央指示的一个错误决定)。西撤造成冀东根据地损失了90%以上的人口和面积。而西撤过程中,抗联队伍也损失了90%以上(被日伪军消灭或溃散)。高志远感到愧对冀东父老,尤其是西撤途中牺牲的两位抗联副总司令洪麟阁(国民党员)、陈宇寰(无党派),以及大部分抗联战士。由此产生了返回冀东,恢复抗日根据地和部队的想法。为了得到更多的资金和武器支持,高志远派部下赵云昌(吴佩孚义子)与吴佩孚联络。此举被秘书陈飞诬告为高志远私通吴佩孚,企图叛变(冀东抗联攻下房山县十八台后,陈飞的表弟侯某某因强奸妇女被告发,被高志远处决。时为司令部机要秘书的陈飞向高志远求情未果,所以挟私诬告)。1939年4月,高志远被肖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开国上将)以宴请为名设计逮捕,27日以“叛国投敌罪”枪毙于涞水县山南村。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参谋处处长李荣久。主要罪证是“企图投靠吴佩孚”。接任抗联司令的王仲华(共产党员、原冀东抗联总政委。原名董毓华,董必武族侄)为 高志远亲自穿上新衣,买了当地最好的棺材将高志远安葬,并立碑以示纪念。同时,指示下属安抚高志远在天津的家属,并按烈士家属给予抚恤金。涞水当地人民多 年来一直称呼高志远墓地为“高志远渠”。1942年日本鬼子扫荡时曾将墓地炸掉,但山南村的百姓们又重修了墓地。1993年清明节时,高志远的后人们在当 地干部们和百姓的帮助下再次重修了墓地,并立碑以示祭奠。当时,冀东共产党组织对外不敢公开高志远被害的真相,宣称高司令是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国民革命政府追认高志远是抗日烈士。关于高志远被冤杀,相关网页http://bbs.yutian.gov.cn/thread-123439-1-1.html 上有些记述:“1939年4月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根据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的秘书陈飞(陈绍昌)揭发高志远有与军阀吴佩孚私通书信的问题,…召集中共 冀热察区党委、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冀东抗日联军领导全体会议,讨论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的处理问题。…冀东抗联副总司令…李运昌和李楚离及丁振军化妆到 了平西专程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和政委邓华及冀东抗联政委王仲华极力主张让高志远到延安学习去。而李运昌却说:“高志远这个人 得罪不的,他枪法准又心狠手辣。昔日刘佐周如何,威风八面卫队随从无数,还不是被他高志远刺杀了吗?咱们如果把高志远放回去,就等于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 想!”为此,…肖克未经请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情况下擅自将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错误地处决了!!从而酿成了冀东第一大冤案!!!”参见“冀东史上第一冤案”(天津社科院历史所 秦戈http://history.chinaiiss.com/html/201011/25/a2f6a6.html);“冀东抗日大暴动暨高志远学术研讨会在北河宾馆隆重召开” http://tieba.baidu.com/p/878520719?pn=2;
http://bbs.yutian.gov.cn/thread-123439-1-1.html有一些详细史料(高志远的乡亲及老部下的回忆)
高志远照片高志远手书抗联军旗高志远及其副官李荣久的联合墓地(中有墓墙分隔,因为只有夫妻才能合葬)冀东暴动指挥部旧址当年有关冀东抗战的一些报道
照片及部分描述引自下列网址:
1.“冀东史上第一冤案”(天津社科院历史所 秦戈http://history.chinaiiss.com/html/201011/25/a2f6a6.html);2.“冀东抗日大暴动暨高志远学术研讨会在北河宾馆隆重召开” http://tieba.baidu.com/p/878520719?pn=2;
3. http://bbs.yutian.gov.cn/thread-123439-1-1.html,这一网址有一些详细史料(高志远的乡亲及老部下的回忆)
高小平: 八十三张反动标语案
45年前,我与钱万胜、唐玉振、张振起、尹宏、冯宗臣,于1967年10月3日深夜在滦县老城城关贴完“反标”的第二天清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滦县西关部队的辛团长亲自指挥4814部队的两个分队,一队封锁进城赶集的各个路口,一队迅速揭下所贴之“反标”。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有人竟敢贴出了《告滦县人民书》及“文化大革命坑国害民”等标语,不啻晴天霹雳,震惊全县,波及周边。“八十三张反标案”遂成为196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特大要案。“公安部立即下令:河北省公安厅与唐山地区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侦破‘八十三张反标案’。结果专案组费尽心机侦察了数月,因当时滦县派性严重,侦破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专案组只得无功而返。”这些话都是后来我所在服刑监狱的几位领导找我谈话时不止一次亲口与我谈过的。
一、因由
书写和张贴标语时,钱万胜24岁,地主出身,社会关系复杂,但他一直追求进步,努力与家庭划清界限,是兴隆庄公社兴四大队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一概在行,又是生产能手,木工、瓦工、农活儿样样精通,且有正义感;唐玉振,30岁,贫农出身,1958年对“大跃进”不满,因写过“反动词句”被判刑4年,琴棋书画、吹奏乐器,人医、兽医、木工、瓦工、煎炒烹炸均会;张振起,22岁,中农出身,擅长吹拉弹唱,爱下棋,且头脑灵活,人缘不错;尹宏,22岁,富农出身,祖祖辈辈为人诚实、厚道,耿直、爱讲真理;冯宗臣,44岁,贫农出身,有磨香油的祖传手艺,为人正直,好较死理;高小平,17岁,判决书中说是“地主出身……其祖父被我政府处决。”
我之所以敢于豁出命来参与书写、张贴大字报、标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根源:
一、我认为祖父就是抗日民族英雄。他是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总司令,无端地被八路军平西军政委员会以所谓“叛国罪”枪杀,而且至今不予平反,我们全家遭受牵连。冀东的老百姓、老抗联战士至今不服,愤愤不平。早在我4岁时,随父母去探亲,有几位长者看我是个小男孩,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双手合十,朝着太阳鞠躬,嘴里喃喃地说:“老天爷有眼哪,高翔云(高志远)有后了呀!”夏夜乘凉时,许多农村老人像讲评书一样讲我祖父卖地买枪打日本、刺杀大汉奸刘佐周、剿灭各路土匪及领导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等传奇故事,慢慢地,我的脑海里就印上了:祖父就是抗日民族英雄,谁诬蔑他,我就与之抗争到底!
二、父母亲有文化,心地善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母亲几乎是完人。当年,父母亲在兴隆庄行医开门诊时,对待患者,不论是穷是富、是官是民一视同仁,有钱无钱一样给治病。有时父母亲垫钱或免费给穷人治病,所以父母亲在兴隆庄一带的人缘比较好。这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文革”初期却把我父母无辜下放,并对我父亲实行强制劳动等迫害,令我非常气恼!
三、我本人上学始终遵循父母的教导:“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为我祖父及家庭出身的问题,剥夺了我进入滦县最高学府(滦县一中)的录取资格,硬把我塞入滦县二中,不久,又免去我的班干部。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掀起了打砸抢的风潮,一时间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田,学生不能上课,老一辈革命家成了被打倒的对象,毛泽东像“神”一样被供奉着。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万寿无疆”的祈祷声响遍960多万平方公里大地;“三忠于”、“四无限”的造“神”运动充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为地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搞得人人自危,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文化大革命”实质是大革文化的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上学深造的夙愿,至此注定成为南柯一梦。
二、经过
1966年秋,我父母下放到河北省滦县兴隆庄公社兴四大队,我也从学校回村参加劳动,就连“下乡知青”的资格也没有。此间结识了教我做农活的钱万胜,我们无话不谈,互为知己。
1967年夏天,我把自己的一首诗给钱万胜看了,得到他的好评。此后,钱万胜又与张振起、唐玉振谈到我的这首小诗,张振起和唐玉振也颇赞许。由此,钱万胜、张振起、唐玉振与我的关系便成莫逆之交。这首诗是:“文攻武卫”烽火稠,“造反有理”遍神州。国家宪法遭践踏,民选主席蒙辱羞。三山五岳含悲耸,长江大河带恨流。独裁专制何时了,前辈摧肝后辈愁。
1967年9月的一天上午,钱万胜与张振起约我带着毛笔去钱家车棚屋。我吃完了午饭如约而至。钱、张二人已到,钱万胜说:“前几天,张振起我俩从古冶搞了点纸,去了港北村唐玉振家,我们仨在唐家写了一些标语,主要内容是我们仨商量的,由唐玉振执笔写了几张《告滦县人民书》,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推翻毛林集团的独裁统治,只有走刘少奇主席的道路,才能国富民强。剩下这一半,唐玉振说让咱们仨按原来的意思写完!”我说:“好!笔已经带来了,就写吧!”于是,我们仨写完了剩下的一半,这次我写得多。
过了没几天,即1967年10月3日夜,唐玉振来到兴隆庄找到钱万胜、张振起和我说:“咱们今夜把所有的标语贴到县城,明天是滦县大集,看到的人肯定少不了,如有时间的话到火车站往列车上一贴,效果会更好,让老百姓都知道:还有人民群众是拥护刘少奇的。”张振起说:“尹宏愿意参加这次行动,让小平与尹宏打糨糊去吧。”我就找尹宏去了。最后唐玉振又找来冯宗臣,刚好6个人。我们就两个人一组,并且做了分工:我与张振起一组,负责酱园、一中、电影院到阁上、东门一带;钱万胜与冯宗臣一组,负责北门至北市场大集一带;唐玉振与尹宏一组,负责阁上至西门、西关一带,每组携带40张左右标语,贴完后到三里坎下的树林集合。
由于没有时间到车站去,所以原计划到火车站贴标语的计划取消了。我与张振起从酱园边上进的北门,边走边贴。那夜武斗刚结束,街上的探照灯照得如同白昼,“造反派”的巡逻队照常巡逻。我与张振起在北街贴标语时,刚好从阁上过来一队巡逻的,我俩一闪就进了后宅胡同,从里边绕道东街,贴了剩余的几张,最后一张贴到东门外马路边电线杆子上。我们这一组顺利完成了任务,于是我就把糨糊筒和刷子一起扔进了滦河里。我们贴的方式是一人刷糨糊,一人贴,为了防止破案,除匿名外,都戴着手套,并订立攻守同盟:“刀架脖子上也不能当叛徒。”在阁上南边临出城时与钱万胜和冯宗臣汇合去三里坎下的树林里。我们4人等了约一个小时,唐玉振与尹宏还没来,不知谁说了一句:“咱们快回去吧,再不走就该天亮了,别碰上赶集的熟人。”大家都同意,于是我们4人按原路返回。
唐玉振和尹宏这一组当夜在中共滦县县委门口贴《告滦县人民书》时,院里的人以为是武斗人员,于是叫了好多人把唐、尹二人赶跑了。唐、尹二人一口气跑到西关西边的野地里趴了半宿,所以说他们俩没完成任务,把没贴的标语埋在地里了,后来听说被拾柴火的发现并报了案。其实,标语写了不少于120张,因为唐、尹二人没完成任务,被发现的仅有83张。因此被官方定为“八十三张反标案”。
三、事发
三年半之后的1971年5月,“八十三张反标案”事发。但是,并不是公安人员侦破的,而是港北唐玉振因另外的事交代出来的。自1967年10月至1971年5月因“八十三张反标案”被错抓或受牵累的大有人在。滦县老城城关一带凡是有点文化且又成分高的或者是有些文化也有点历史问题的人几乎无一幸免。例如:滦县老城四街的段新民,河北滦师的著名音乐教师、曾任滦县音协主席的于连甲,滦县老城一街的韩某某(名字已遗忘了)等等都是因为“八十三张反标案”而蒙冤入狱的。办各种学习班及被隔离审查的人数更无法统计,他们年岁大的年过花甲,年龄小的刚刚步入社会,正值青春妙龄。
在滦县看守所里,我除了频繁地交代“罪行”外,针对“文革”的形势做了深刻的剖析。1971年底“林彪事件”后,也曾有过希望——希望国家因之改弦更张,推行新政,盼望自己能早日脱离苦海,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兴邦建设中去。然而,严酷的现实否定了我天真幼稚的想法,使我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反思之中。因之曾作了如下两首小诗:
文革:“文化革命”革“文化”,千年文明一风罢。夫妻反目分两派,父子成仇传佳话。忠良贤士遭贬斥,流氓文痞官升大。何日苍天能睁眼。阴霾一扫救华夏!
作于1971年夏
盼望与失望:“秃子”叛逃已身亡,(注)惊喜万分暗思量:泱泱中华许有救?浩浩神州沐春光?年转星移祈新政,日思夜想盼兴邦。魑魅离去魍魉在,遗恨纷纷泪满裳。
注:“秃子”即林彪。
1971年12月
在关押我们10个月之后的1972年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以(72)滦军判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
“……首犯钱万胜、唐玉振一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一九六六年以来,多次密谋策划纠集骨干分子张振起、高小平组织反革命集团,散布反动言论。谋害我干部、夺取枪支、抢劫经费、酝酿反革命集团名称、拟定反革命纲领,预谋进行反革命叛乱。更为严重的是钱、唐、高、张四犯书写了大量反革命标语,勾结尹宏、冯宗臣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深夜在滦县城关张贴出反动标语八十三张。极其恶毒地攻击、诬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伟大的四清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无耻吹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判处钱万胜死刑,立即执行。
判处唐玉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处高小平有期徒刑二十年。
判处张振起有期徒刑十五年。
判处尹宏有期徒刑五年。
判处冯宗臣管制三年。”
宣判会是1972年2月11日在河北滦师大操场开的。前一天,即2月10日(农历辛亥年腊月廿六)下午,我正在看守所监号里读报纸,突然有一伙人窜上炕,一下子把我推到地上,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因为当时我戴脚镣已半年多了),揪脖领子的、拽胳膊的仨人,把我连推带搡地弄到监号门外时,我心想:“这辈子算到头了,无法孝敬父母了,下辈子再活个样儿……”“当啷”一声,监所的大门开了,监管人员把我拽到我的监号里,锁上门走了。难友们赶紧过来安慰我,特别是老站大队的汪礼全关切地说:“别怕,还没到那一步呢,没啥事了,到了劳改队就会好的……”过了约一个钟头,看守所的侯所长进了我们监号,看我仍在念报纸,就说:“高小平,刚才那一刻你有啥想法呀?”我说:“按你们的话说,就是罪有应得呗。”侯所长说:“好,听着不大对味,可我也佩服这种说法,别等着像有的人那样,一听说枪毙就尿裤子,你早干啥来着?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随后侯所长把我叫到提讯室安慰了一番就说:“你还年轻,国家培养你上了学,所以给你留有改造的机会,你要好自为之,争取早日减刑或提前释放。因为你父母就你一个儿子,出狱后娶不住好的,就是娶个瘸拐秃瞎的也要成一家子人家,一对得起你父母,二要传宗接代。”这些实在话,令我万分感激。
宣判大会后,把我们游街示众,我与钱万胜和唐玉振在一辆敞篷汽车上,每人胸前挂个铁牌子,脚上戴着大镣,捆住双臂,嘴上戴着嚼子。游街的顺序是城关一、二、三、四街,新站、老站,最后到紫金山南麓挖好的沙坑边上执行死刑。当天被执行死刑的两个人,一个是钱万胜,一个是陈银(因杀死自己的妻子)。钱万胜由我和唐玉振陪绑。钱万胜当时是自己跳下汽车走到刑场的,而陈银已经成了一团肉泥。钱万胜的气概连法警也不得不佩服。难怪第二年清明节时,西刘各庄的刘振义拿着鲜花到钱万胜被处决的地方祭奠,并写诗词和日记予以赞颂,这也因此成为后来刘振义被逮捕、打成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主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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