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靳树鹏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书作者张宣三先生，九十四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七十三年。张老七十岁离休后重读马恩全集四十多卷，又读马恩那些著名的学生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及古今中外相关著作，也是总结一生的感受，写出这本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书。
他这本书上层是知道的。《李锐致胡锦涛同志信》（2004年2月21日）说：“送上一本书一篇文章，望予过目。”（李普、丁东主编《大哉李锐》483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注释中注明一本书就是《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后来李锐老又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并作序，开篇即说：“为什么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的宪法和党章还将这个主义列为我国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也是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理论依据。”又说：“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两大阵营的变化，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还是要依靠科学知识的创造，自由民主的社会，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治国（靠法治不是人治）的道路，而不是靠什么主义、一党专政、哪个'核心'说了算，所能办到的。”
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正是处于十九世纪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十九世纪正是把启蒙运动的伟大哲人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付诸实现的一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的开始，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所涉及的不只是思想意识的革命和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也涉及到科学和生产力的根本变革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一旦开始，就连续不断一直发展到今天，把人类从农业社会带入今天的信息社会，并且使自由、民主的信念变成制度向全世界扩展。当十九世纪的人们满怀信心地把这场革命推向前进时，马克思却把眼光停留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早期积累所出现的残酷剥削而没有认真地对待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仍然固执于他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研究，并且仍然消耗了他最后20到30年的全部精力来研究剩余价值的理论，为他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建立理论基础。这样马克思就严重脱离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78页，以下引此书只标页码）
这是张宣三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评价。作者认为：“马克思从他的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通过一系列思辨的方式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观，都脱离了欧洲社会实际的发展，他所要建立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空想。他是当时欧洲所出现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理论最完备的、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52页）又说：“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是迟早要消灭的。”（270页）
近几年曾想过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理论问题是什么？可能就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四十多年前顾准就说过：“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是人类历史上超越一切历史事件的最大事件……”（《顾准笔记》31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更是一种法权体系。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却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宣称资产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这确实是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最大失误。
作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已深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这些学说遗害无穷，并进而对马克思这些学说的三个理论基础加以分析和批判，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即辩证法）和剩余价值学说。作者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认真总结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作为建立启蒙运动的最伟大的哲人洛克（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的学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得到反映，对于亚当o斯密也只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片面的理解。”（79页）
对待亚当o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学说也是马克思的一场悲剧。亚当o斯密的真正伟大的不朽的创造是他所总结出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正是亚当o斯密的这个伟大发现引导全世界的经济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十九世纪马克思还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但马克思无动于衷，他所热中的却是亚当o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要用亚当o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去创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那时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展开，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也已经出现。……然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仍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仍然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他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以劳动小时来计算剩余价值率，并且以每天12小时的劳动作为计算的根据。事实上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个时候，十小时劳动制已经在各国议会通过，并且正在逐渐推广实行。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造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是落后于时代的。马克思完全不理解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个新世纪的伟大历史意义，仍然用他那套过时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他还在世时的十九世纪的革命，这就必然南辕北辙，处处碰壁。（79-81页）
作者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着墨不多，但也有明确的看法。“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以脚站立，而实际上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唯物主义的名义所作出来的翻版，而他的目的也和黑格尔一样，先有目的，而后有理论，理论是实现目的的工具。……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按照既定的层次和方式发展，这实际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鹦鹉学舌。”（208页）
作者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才用较多篇幅分析评述。古往今来有多种历史观（如英雄史观、群众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环境史观、模糊史观等），都是解释历史的不同视角，唯物史观仅是其中之一。作者说：“马克思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如果仅从提出这一观点来说，不能（也）说是错误的，更不能说是虚构的。”（53页）问题在于马克思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绝对化，就走上一条不归路。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著名论述在他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物质生活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法律、政治制度，一定的社会意识也就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这段话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直是金科玉律，被许许多多人引用，列宁主义者引用，托洛茨基主义者引用，斯大林主义者引用，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发动十月起义时也引用。恩格斯晚年在第二国际其他人的坚持和抗争下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有所反思，但是并没有反思唯物史观、辩证法和剩余价值学说，对唯物史观更是处处维护。
作者认为把生产力当作“全部历史的基础”，是马克思历史理论错误的根源。不仅生产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等上层建筑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思想意识、观念、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发展成为传统，不是可以随意创造和消除的，也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自动变革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历史的发展起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力才是推动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可以用生产力的物质水平说明，于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也与自然发展一样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有什么“铁的必然性”。“这样，马克思就把思想、意识、观念、社会、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从历史发展中排除出去了，实际上是把作为物质和精神统一的'人'和具有思想和意识的人排除出去了，把历史发展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排除出去了。”（58页）故而马克思的历史观被伯恩施坦称为“历史必然论”，被波普尔称为“历史决定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发展必然会如此，历史的发展被决定要如此，人们可能做的只是促进或延缓其过程，只是减少分娩时的痛苦，于是唯物史观走进了历史宿命论。
作者写道：“久加诺夫在总结苏东垮台的经验教训时，把它归结为三垄断，即'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其实这三垄断在马克思创建他的理论时就已经产生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就是三垄断的思想。”（261页）不少人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是一些人背叛马克思主义造成的，作者的看法恰恰相反，这是点睛之笔。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质疑和反对的人也不少，笔者闻见有限，只能举几个例子。地质学家、教育家丁文江1933年在《独立评论》第51号发表《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一文（该文已收入朱正编注的《丁文江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出版）。丁文江对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但不认同共产主义学说，对剩余价值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一一加以评论。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在分工合作之下很难追求每人所创造的价值成分”，“他（指马克思）的价值论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他说“从唯物史观共产党又得到他们革命的手段”，这就是“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制度只有阶级战争”，“凡有主张和平的，渐进的，宪法的改革的人都是共产党的敌人”。“在阶级战争期中为目的完全不择手段，要不然战争不能胜利”。“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必要的过渡”，“恐怖政策是必需的手段之一，因为不如此资产阶级不会消灭的”。他还说：“以我们非共产党的眼光看起来，（共产党的）理论和手段都不能使我们信服的。”丁文江还写下一段颇堪玩味的话。
假定我们不相信从马克斯（今译马克思）的辩证论能找出不可变易的历史论理。我个人根本不相信历史有甚么论理。罗素说得好：“世界上政治生活的大事件是由物质环境和人类的情感所决定的。”物质的环境各国不同，已经够复杂的了，何况人的情感是随时随地不可捉摸的东西。硬把不可捉摸而且很复杂的东西来做成刻板的规律，而且拿它来做暴动恐怖杀人的根据，那是多么危险？共产党是最反对宗教的，而共产党的信条和宗教的教旨实际没有分别，辩证论和历史论理的无法证明和宗教的上帝天堂一样。在过去的时期中宗教用上帝天堂名义来烧杀，现在的共产党拿历史论理的名义来枪毙。所不同的是宗教是为人谋来世的幸福，共产党是为人谋后世的幸福。来世固然靠不住，请问后世的幸福又有多大的把握？
托洛司基（今译托洛茨基）有一句最可笑的话。他说，“赤色的恐怖是对付命运注定要消灭而不愿意消灭的阶级的武器”。（“Red Terror is a weapon utilised against a class,doomed to destruction，which does not wish to perish”）。他不知道照共产党的历史论理，资产阶级虽然命运注定了要消灭，照别人的历史论理，或者共产党也是“命运注定”了要消灭的。你有你的历史论理，他有他的历史论理；横竖谁也不能证明谁是对的。“杀人者人亦杀之”，这个公例，比辩证论准确的多！
辩证论是一种哲学上的假设。尽管共产党说它是科学的，学科学的人不能承认。（《丁文江集》175-176页）
丁文江最后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成为第三国际的牺牲品。中国共产党不会听他的，已经跳上第三国际的战车，1949年后六十年他的这些言论也不能见天日。
1941年初胡秋原希望陈独秀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他在致何之瑜信中写道：“以仲甫先生之见识信望，如能在出狱之后，完全跳出马克思主义之圈子，仍继承'五四'之传统，无论在文化上政治上作用必更为伟大……”（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二辑332-333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虽然陈独秀对中共加入第三国际难辞其咎，但是他晚年的反思很到位，不仅批判斯大林主义，告别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他在给胡秋原和孙几伊的信中一再说：“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实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他认为“圈子”即是“教派”，并表示“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其实他晚年仍信仰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凡真诚信仰过又深入反思过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对马克思主义作过全面修正和批判的伯恩施坦，同陈独秀一样也难免留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痕迹。张宣三老人就承认，他有时“还没有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老友章士钊与毛泽东友谊很深，就将晚年完成的《柳文指要》送上。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致章信中说：“大作收到，义正辞严，敬服之至。”7月18日致章信中又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毛泽东书信选集》601页和60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毛泽东认为《柳文指要》不必改动即可出版，章士钊很欣慰。后又传出康生的话，须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后才能出版。章老先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老先生一生气就说了真话。像章士钊这样阅世甚深的老学人、老律师、老官僚是不会很在意唯物史观的，才以“高贵读物”讥讽之。
中共精英人物中，顾准是从理论上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的代表。五十年前他就对自己提出：“到底是非跟马克思主义的基调分手？还是仍旧可以服从这个基调？”（《顾准日记》10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他在此后仅有的十五年生命中苦苦求索。他说：“罗马的兴起和希腊的衰亡，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简直无从着手”，“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不足以解释全部历史，比如中国大跃进的动力它就无法解释。历史唯物主义隐含着一个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这个必然规律向着共产主义的完成。”（分别见《顾准笔记》310页和《顾准日记》119页）他写了长文《哲学杂谈》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他也是中国提倡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他终于走上了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立场，坚决批判专制主义。
一百零五岁的周有光老人说得简洁明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样是对的，我们这里还在捧它，因为我们的旗帜不能拿下来。他还说，据国外的研究，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空想，资本主义才是现实。
近三十年来中国一些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在反思，他们的论著也对人有所启发，同时又说马克思主义是大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这些著作同某些西马著作相似，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翻跟头，螺丝壳里作道场。
2010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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