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千副師級以下軍頭包圍共匪軍委大院抗議引發巷戰

上千副師級以下丘八軍頭包圍共匪軍委大院抗議拉完磨殺驢 老軍頭造反警狗被打得抱頭鼠竄匪酋龜縮中南海

圖片說明﹕砲灰丘八頭也造反﹑包圍共匪軍委大院

【中華評述9月25日訊】上千來自共匪國各省的副师级以下被開革的丘八軍頭﹐9月23日包圍了共匪军委大院﹐抗议共匪拉完磨殺驢﹐要求匪酋習近平兌現承諾﹐恢復他們的匪干身份。造反的丘八頭目們﹐堵塞馬路﹑高呼口號﹐同時打出“我们要见习近平”的横幅，声势相當浩大，匪偽當局派出公安狗拉起警戒线，有不知趣的警狗試圖上前扯掉橫幅﹐結果引發巷戰﹐被打得抱頭鼠竄。由於共匪酋習近平龜縮中南海不敢露面﹐9月24日老軍頭們的抗共示威继续進行。

匪都北京消息說﹐来自南京、成都、兰州、济南、北京、广州、沈阳等7大共匪军区的被開革的丘八軍頭﹐第四次包圍了爱民街39号共匪军委大院。他們表示﹐由於共匪用完砲灰棄之不顧﹐昔日的丘八軍頭已有3000多人不正常死亡﹐平均死亡年龄不到53岁，更多的没有工作、沒有住房，没有收入，任何活命的待遇都没有，甚至更没有尊严，上访訴冤還要被監視﹑跟蹤﹑关押，又豈能不挺身造反。當天﹐包圍共匪軍委大院的丘八軍頭們堅持冒雨示威﹐一直延續到下午六点﹐沒有一個當朝的共匪頭願意出來會見這批昔日的砲灰們﹐反派出公安警狗把他們強行拉到了久敬庄收容所。丘八軍頭們個個怒火中燒﹐24日又重新包圍了共匪軍委大院。

戴家场暴动和沔阳全县秋收起义

按照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关于“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日[1]”的部署，鄂中南部特委加紧筹划。在分析敌我双方形势后，认为国民党驻沔阳守军主要设防于县城、新堤、峰口、仙桃等地，疯狂“清乡”，致使沔东、沔北、沔中及县城党组织的活动受到限制，而沔南、沔西则因地处偏僻，被敌人忽视，便决定以沔南戴家场作为鄂中区首暴地点，拿当地大土劣涂老五开刀。

戴家场是沔阳南区的一个集镇，是沔南区委书记刘绍南的家乡。早在1926年4月就建立了党组织，同年10月成立了1000余人的农民协会，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甚嚣尘上。戴家场的土劣以涂老五为首卷土重来。涂老五，本名涂大位，是当地闻名的大地主、沔南恶霸，人称“毒老虎”。他在洪湖西北岸以戴家场、施家港为中心，拥有良田万亩，房屋千间，同时还在县城、府场、峰口、曹市及监利柳关开设商店、鸦片馆二三十家，千方百计地盘剥人民。大革命失败以后，涂老五依仗当湖北省参议员的二哥涂柏青的权势，从武汉购置枪支弹药，豢养一批打手，自设“团练”，并充任戴家场26保的保董，更加穷凶极恶地进行阶级报复。当地农民对他恨之入骨，迫切要求铲除“毒老虎”，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

9月9日，中共鄂中南部特委从沔阳各区挑选农民军骨干数十人组成暴动队。9月10日，正是农历中秋节。这天深夜，中共鄂中南部特委和沔阳县委负责人萧仁鹄、邓赤中、娄敏修、刘金山以及沔南区负责人刘绍南、彭国材、赵文允等将暴动队员秘密集结于离戴家场4公里的陈家垸。暴动前，在陈氏祠堂召开党员动员大会，邓赤中代表鄂中特委和沔阳县委，向手持长枪、大刀、梭镖、鱼叉的暴动队员作战前动员：“国民党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要向有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彻底打垮有产阶级，……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杀尽土豪劣绅!……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一次暴动。”接着宣布涂老五的罪行。暴动队员们听后义愤填膺，怒火满腔，同声高呼：“坚决铲除涂老五!”[2]。会后，萧仁鹄令刘绍南、彭国材等人带领暴动队员当晚赶至戴家场，包围涂老五住宅。涂老五督令团丁凭借高墙深院负隅顽抗。暴动队员在农民的支援下，撞破大门，冲入院内，杀死团丁，救出被抢的妇女。涂老五见势不妙，爬上屋顶企图逃跑，被暴动队员董锦堂发现，抬手一枪，击中腿部，滚落到院后南瓜地里，后逃至新堤，旬日后因伤重毙命。暴动队员们没收其浮财，焚其房屋，还处决了几个团丁。11日，沔南区委在镇上王爷庙召开群众大会，焚烧地主的田契，将没收的浮财分发给群众，成立以涂位云为委员长的戴家场农民协会，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

首战告捷的沔南戴家场农民暴动虽然规模不大，但打响了湖北秋收起义的第一枪，“揭开了鄂中地区秋暴帷幕[3]”，推动沔阳全县及鄂中各县农民暴动，回击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它是中国共产党继江西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在全国秋收暴动的时序上位列第三[4]，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建国后，人民政府在戴家场建立纪念碑，开国元帅徐向前亲笔题写了碑名。

在戴家场暴动影响下，沔阳各地纷纷举旗响应，武装起义烽火遍布全县。沔北区在邓赤中的领导下率先响应。9月17日，农民在白庙举行武装暴动，杀死了依仗权势、勾结土匪、残害百姓的土豪徐文清、陆辑武，没收银元100多块，焚烧了陆辑武的房屋。19日，邓赤中与陈师、冯刚纯、向思维、何大榜等率领暴动队伍及排湖南岸一带的农民，镇压了张家场的湖霸杨家爱和土劣杨军道父子，随后到沔东杨树峰处死土劣陈兴武、陈还知、王其绪；到平家台处死土豪劣绅刘天章，没收其谷子近80石；在杨家洲处死土匪宋老五；在马口处死土豪宋德贵和土匪熊三才、文宝山。

沔西区负责人胡幼松在戴家场暴动结束后，迅速赶到坡子场，组织了100余人的农民暴动队伍，于10月先后在坡段场、新沟坝、拖船埠举行暴动，镇压了号称“西霸天”的刘昌骃，消灭了其团防武装，没收其家产。

沔东区的农民暴动队伍在姜宗望的领导下，于10底至11月初，举行了何家场秋收暴动，处死了土劣鄢文藻。继而在尤拔乡的万家口村杀死了湖霸、土劣杜千香父子和朱春泉、汪文藻、廖松林、王崇仁。

继戴家场暴动后，刘绍南、彭国材、赵文允在沔南区成功地领导了府场、小河口、螺山、周何湾的武装暴动。特别是10月4日，熊传藻、刘崇龙在洪湖西岸沔阳与监利的交界地带，指导农运骨干李贤西、李贤成、李铁青等人组织渔民暴动，先在沔阳的周何湾包围了湖霸周传简的住宅，消灭其常练队，处决周传简；接着奔袭郑家拐、汤家竹林，处决大陈宝光三兄弟和汤光汉等土豪；随后奔赴董家台，捕杀了大土劣绅董家亭。一夜之间四战四捷，千里洪湖为之震动。

鄂中南部特委和沔阳县委领导的武装暴动，有力地打击了以恶霸地主、土豪劣绅为代表的封建势力，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志，扩大了党在沔阳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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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2]《老红军喻礼等同志的回忆》，现存中共仙桃市委党史办公室。

[3]《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11页。

[4]《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季刊)，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3期第34页。

全球媒體點評中國首艘航母出臺

中共自烏克蘭購買一堆廢鐵「瓦良格號」本身究竟花費多少？無人知曉。歷經14年改造成首艘航母需花費多少？也屬中共「國家機密」。但不管當局用心為何，這個成了民眾訕笑、軍事專家搖頭以及媒體嘲諷的「面子工程」，似乎又製造出了反效果……

這個來自烏克蘭一堆廢鐵的「瓦良格號」本身究竟花費多少？無人知曉，屬於中共「國家機密」。（AFP）

近期，中共與鄰國之間的近海島嶼爭議越演越烈，9月25日，大陸第一艘航母「遼寧號」正式入列服役，被指北京意在顯示其軍事實力增強，引起海內外媒體「圍觀」評頭論足。然而，與大陸官方媒體一片讚美聲不同，經過多方考察，特別中國第一艘航母戰鬥力究竟如何？卻發現又是一次「虛張聲勢」，不免很「失望」。

「遼寧號」原本是烏克蘭為前蘇聯軍方承建的一艘航空母艦平臺「瓦良格號」。由於蘇聯解體，該航母的建造計劃被停滯。隨後，中共於1998年從烏克蘭手中購買了不含動力系統以及電子設備的船體，運回中國本土經過14年改裝而成。

搞笑娛樂篇：航母乎廢鐵乎

針對中國航母入役，美國之音的報導最詼諧幽默。美國之音9月26日發表文章稱，在當今中國，重要性和娛樂性兼備的重大新聞層出不窮、俯拾即是之際，中國航母近日入役再掀起一片娛樂浪潮。

首先是官方媒體的娛樂性：《中國海軍闊步邁向藍色海洋》（新華社）；《中國有了航空母艦，世界理應坦然接受》（新華社）；《航母不會改變防禦性國防政策》（解放軍報）。

文章說，假如上述中國官方新聞標題的明顯宣傳腔難免令讀者忍不住打哈欠的話，接下來的新聞標題則會立即讓讀者眉開眼笑，甚至有笑到滾落座椅、笑不合口的可能：

中國經濟網以《「瓦良格」變身中國航母始末：曾被當廢鐵賣》為題報導，中國當局輾轉用廢鐵的價格買下這塊貨真價實的廢鐵，再花了不知多少重金（具體多少依然是中國的國家機密）將它改造成「中國的第一艘航母」……

然而，文章說，人們不清楚如此宣傳「遼寧」號的廢鐵出身，到底是要宣傳它的優秀和光榮，還是宣傳它的破爛和不值錢，或宣傳在破爛上花大錢的可笑。但如此宣傳的娛樂性是不可置疑的。

《齊魯晚報》則報導《航母不適合直接用於保釣：殺雞不用牛刀》，《齊魯晚報》刊出這樣的新聞標題，到底是要給日本或其他國家一個十足的震懾，還要是給世人提供一個十足的冷笑話或娛樂，只有天知道。

新浪微博「forever阿土」：沒有武器系統，沒有艦載飛機，沒有核動力，卻號稱是先進的中型航母。「相玉de香芋園」：國家航母都能造，咋就造不出了利民的火車票網站呢？……，諸多網民評論不一一列舉。

軍事能力篇：戰場上撐不了多久

各國建造航母的目的都是為了打仗，而中共這艘航母的軍事作用卻被視為對抗不了美國、日本，甚至越南，被稱為「菜鳥」。目前，除美國之外，僅有少數國家擁有有效的航母，這些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印度和俄羅斯。有軍事專家表示，即使中共能勉強躋進世界「航母俱樂部」，中共的首艘航母也就是嚇唬人的，戰場上撐不久。

美國華盛頓《防務新聞》週刊亞洲部負責人顏文德（Minnick Wendll）向德國之聲表示，瓦良格號交付使用僅僅是中國海軍部署航母作戰的一個開始。中國目前還不具備有戰鬥以及保護航母能力的航母作戰群，要實現這一目標可能還需要10年的時間。

「（中國）航母無法對抗日本或者美國。日本海軍擁有潛艇以及相關艦艇的打擊能力。瓦良格號在戰場上根本支持不了多久。」顏文德說，「中國在和日本的衝突中不會用上瓦良格號。中國在和越南或者菲律賓對峙時可以用到航空母艦。」

《蘋果日報》則引述日本專家稱，日本強大潛艇戰力可令中國航母變成海上「鋼鐵棺材」。日本政策研究院副教授道下德成則認為：「在日本強大的反潛戰力面前，中國的航母將變成一口巨大的鋼鐵棺材。」

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訪問研究員由冀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稱，航母對中國海軍來說沒什麼意義。「如果用來對付美國，它沒有存活的機會。如果用來對付中國的鄰國，又會變成欺凌弱國的標誌。」

而曾與中國交戰的鄰國越南擁有俄國製造的蘇-30陸基飛機，這種飛機可以對航母構成威脅。由冀說：「在中國南海，如果航母被越南破壞，會是很丟面子的事情。」「這麼做不值得。」

由冀表示，到目前為止，中國的飛行員只在陸上水泥跑道上練習過模擬的航母甲板降落，用的是中國產J-8飛機，這種飛機的原型是蘇聯在大約25年前製造的米格-23戰鬥機。由於至今沒有合適的飛機，中國飛行員無法完成在移動航母上的高難度降落。

瓦良格設計「存在致命缺陷」

加拿大軍事雜誌《漢和防務評論》創辦人平可夫認為，中國第一艘航母設計「存在致命的缺陷」，包括整個「瓦良格」航母攜帶大量的防空導彈、艦對艦導彈，儼然一座大軍火庫，一旦中彈，極有可能引發二度爆炸效應，而且嚴重降低了航母本身內部空間的有效使用，所以歐美的航母設計不採用這種方式。

平可夫認為，中國航母碩大的單一艦橋設計，毫無任何隱形特點，而且中彈之後的損管能力相當差，下一代的俄式航母是採用分離式艦橋。

航母的另一個核心技術是艦載機起降技術。現在世界上只有美軍運用「蒸汽彈射技術」。「瓦良格」航母在今後可能使用的是「滑跳起降技術」。前者能使航母艦載機起飛時在兩秒鐘內達到起飛速度。而後者相比之下就麻煩得多，必須要求逆風。天氣情況稍差一點就不能正常起飛。

《真實分析：遼寧號弱點竟如此之多！震驚了》，證券之星分析了航母的諸多弱點，例如腿短，後勤難以跟上；艦載機未定；戰鬥群艦隻也沒影，艦載武器系統也不明確。顯然離世界共識的「航母」還有很大差距。

幾年前退役的前中共空軍少校李先生向《大紀元》記者表示，航母駐泊地建在山東青島，不是為了釣魚島，「日本沿海駐有美國的航母，中共航母不敢和美國航母叫板，絕對打不過。」

李先生分析，大陸的黃海、渤海，中共的陸基航空兵可全覆蓋，而南海要靠空中加油才能覆蓋，南海艦隊更需要航母。航母劃歸北海艦隊，駐泊青島，「主要因為這艘航母還沒有戰鬥力」。

大型駁船？ 艦長無飛行經歷

官方報導稱，中共首艘航母首位艦長叫張崢，海軍大校軍銜，曾擔任護衛艦、驅逐艦艦長，並留學英國，與早前外界所傳不同是，他並非飛行員出身；航母政委叫梅文，大校軍銜。

作為航母艦長，張崢沒有飛行員的經歷，外界詫異。參照美國海軍，只有擔任過航空聯隊長的軍官，才有資格成為航母艦長候選人。

美國航母艦長為海軍上校軍銜，副艦長為中校或上校軍銜。美海軍對航空母艦艦長和副艦長的要求非常嚴格，並且規定：只有在艦上駕機起降過800至1200 次、有3000小時以上的飛行記錄、擔任過飛行中隊長或航母艦載機聯隊長職務的優秀指揮軍官才有資格擔任航母艦長和副艦長。

大陸媒體此前一直在熱炒航母艦載機的新型戰機殲-15已經「研製成功」，並有圖片在網上「被披露」。也有報導放風稱，解放軍的航母已經解決了阻攔繩難題。但是按照美軍，航母艦載機真的會在遼寧號上升降的話，必然要求航母艦長擁有飛行經歷。

港媒《東方日報》報導稱，由於俄方不滿中共的殲-15戰機抄襲蘇-33艦載機，拒絕向中共提供裝於航母的四套艦載機著陸攔截裝置，導致中共首艘航空母艦的戰機無法降落而或「淪為一艘大型駁船」。

如此航母，從人力到物力，都還沒準備好上戰場。「是一種態度的表示，」臺灣前國防部副部長則表示，中共18大前夕，首艘航母入列，意在作為胡溫執政10年成績；另外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作姿態。

經濟考量篇：中國人最「疼」

另外一個關注點，這個來自烏克蘭一堆廢鐵的「瓦良格號」本身究竟花費多少？無人知曉，屬於中共「國家機密」。但是，最關注航母經濟考量的諸多華人媒體還在不懈的探祕，最「疼」的還是中國人。

《蘋果日報》稱，中國航母最早以1.56億廢鐵價購入。上世紀90年代初，曾經無限輝煌的蘇聯共產帝國轟然倒塌，正在建造中的「瓦良格號」航母因無錢停建，當時工程量已完成近七成。蘇聯解體後，擁有該艦的烏克蘭亦無意續造，決定將該艦當「廢鐵」拍賣處理。

1998年4月，被指有內地軍方背景的澳門創律旅遊娛樂公司以2000萬美元買下瓦良格號，聲稱要將它改造成大型海上旅遊設施。該艦在拖回中國途中不斷遭阻撓，其中穿越博斯普魯斯海峽時被土耳其政府以「可能危害海峽安全」為由拒絕通過。直到一年後中共交付10億美元「風險保證金」才通過。

2002年「瓦良格號」抵大連。從2005年開始，中方人員進入船塢，對該艦進行大規模改造。中共海軍原副司令員張序三曾透露，將「瓦良格號」修復改裝完畢，大約要花費700億人民幣。

且不說航母本身，如果要讓「遼寧號」真正起作用，必須有一個航母戰鬥群，否則就是一個任人敲打的靶子。

可是，建一個航母戰鬥群，要多少錢？中央社27日撰文稱，交付海軍的中國大陸首艘航空母艦「遼寧號」，據估計，若打造航空母艦編隊可能需要約人民幣1300億元。

《證券時報》日前也刊文分析，建立一支完整航空母艦編隊約需640億元，其中一艘6萬噸中型常規動力航空母艦造價約150億元；艦載40到50架飛機造價約150億元。此外，估計將配備約10艘的驅逐艦、護衛艦和補給艦的造價共約200億元。根據上述數字，若部署兩隻航空母艦編隊，總投資將達1300億元。

航母面子篇：展現國威？

中共航母入役是長臉了還是打臉了，各方說法不一。大陸官方媒體一邊倒的讚美聲，然而外媒不這麼看。

中共航母入役是長臉了還是打臉了，各方說法不一。有媒體嘲諷，這樣的一個國家對全世界展示了一種什麼「國威」，只有天知道。（AFP）

英國《每日電訊報》表示，雖然中國航母技術「相當基本」，但北京當局卻向鄰近國家發出清晰訊息：只有中國擁有這樣的海、空軍實力。

美聯社報導，中國宣佈航母服役，顯示他們想成為亞洲海軍強國的巨大野心，但離搭載戰機還有一段時間。

日本放送協會稱，近年來中國海軍活動範圍不斷擴大，航母服役後，中國海軍擴大海洋權益的能力將得到提升，對周邊國家的威脅不斷增強。

《印度時報》和《印度教徒報》報導強調，此次航母交付的時間正值中日釣魚島緊張局勢正升溫的時候，在此敏感時期遼寧號交付，反映中共海上野心。

美國之音報導，就在中國政府策動的廣泛發生對中國人打砸搶燒，以抗議日本的鬧劇性示威之後，日本媒體更是有自己的特殊視角。《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新華社就『遼寧號』入列而發佈的背景解說提到，『航母停泊的（黃海）海域，就是清朝的北洋艦隊被日軍全軍殲滅的地方』。這又是暗示什麼？顯然不是國威。」

中國網民也不甘落後，網路上鋪天蓋地的評論。「春王正月：看此視頻，實在感覺不到航母入列後的任何自豪。大國需要大國民，不是暴民。」

致使「春王正月」發出上述感慨評論的，則是如下一則微博：「頭條新聞〈西安重傷日系車主被打視頻曝光：嫌犯躍起重擊〉昨天記者得到一段『9．15』西安日系車主李建利被砸重傷案的現場視頻，比較完整地記錄事發經過。視頻顯示，卡羅拉轎車遭圍堵後，李建利手持磚頭護車，同嫌犯發生衝突，被後者重擊四下倒地。」

美國之音最後稱，這樣的一個國家對全世界展示了一種什麼「國威」，只有天知道。◇

揭秘中共中央为解决湖北党团之争出台决议案始末

作为共产党助手共青团竟然“叫板”并控告上一级省委，这在中共历史上很罕见，以至于最终中共中央政治局亲自过问来解决纷争，这是中共党史上由所谓“罗亦农事件”所引发的中共“党团之争”。

  这从1928年1月3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后所通过了《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现端倪。
据中央档案馆和湖北省档案馆联合汇编的《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4集）“湖北暴动问题”详细介绍了该事情来龙去脉。
  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的方针。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两湖秋收暴动计划决议案》，为此，两湖（湖南、湖北）省委相继举行了“秋收起义”，其中湖北总计17次，但均以失败而告终。9月下旬，中共中央离汉迁沪，并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长江中上游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的工作，由罗亦农担任书记。10月2日，长江局正式成立。湖北省委书一职记由陈乔年接任(旋陈乔年因工作病倒，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农民部长任旭代理湖北省委书记)。10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武汉的唐生智，宁汉战争爆发。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央长江局分别于10月23日和27日召开会议，讨论相机举行武汉暴动事宜。28日罗亦农从湖南巡视工作回武汉后，根据武汉当时600名党员和3000工人实际，主张“现在是应长期的做准备工作，不应马上暴动”。3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取消了立即暴动的计划。11月1日，共青团长江局、共青团湖北省委召开联席会议，邀罗亦农参加，会上就取消暴动一事遭共青团一部分人强烈反对。11月1日，中共长江局和湖北省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宣读了《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决定取消暴动的计划，改为从11月8日至14日举行武汉三镇反新军阀战争政治宣传周。4日罗亦农和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任旭离武汉赴上海参加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罗亦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政治局在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规定自中央至地方实行巡视员制度。长江局撤销，罗亦农改任中央两湖巡视员，任旭仍回湖北主持工作。并发出《中央致两湖的信》，命令两湖省委利用唐生智系军阀崩溃之机发动两湖暴动。与此同时，宁汉战争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2日，唐生智溃败，宣布下野，武汉处于真空状态。湖北省委不失时机地召开常委会（团省委亦参加），为“避机会主义之嫌”省委决定13日武汉三镇总同盟罢工，并攻占友益街。25日，罗亦农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武汉指导两湖省委工作。
  据《武汉地方志》记载：“11月中旬，唐生智政权崩溃之际，省委命令汉口区委准备于13日上午发动车夫、店员、码头工人等举行总同盟罢工，下午集合群众攻击位于友益街的省改组工会，占领大革命时期省总工会原址，公开恢复省总工会。是日上午，因总同盟罢工未实现，省委取消攻击省改组工会的命令，但区委未能及时传达，致使省委委员、租界车夫领袖马得胜等11人被捕，马得胜牺牲。”
 据湖北省委书记陈乔年事后在1927年12月省委扩大会议上答辩时说：当时省委确实因为何键、彭振国等军队进驻汉口、汉阳，以及13日是星期日而“无所谓的罢工”，因此便临时开会取消进攻友益街、占领总工会的行动，而当时所以省委命令传达迟缓，造成马得胜同志之死，因为省委委员黄五一早在上午10时就到达汉口，但欲找不到汉口二区区委（区委书记曹祥华）的人，因此无法传达指示。
  由于武汉暴动失败，在湖北省党内引发一场激烈的冲突。11月中旬，共青团长江局书记刘昌群和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韩光汉到上海出席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12月3日，刘、韩联名给团中央和党中央写报告向中共中央控告罗亦农和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溃败时“畏缩不前，临阵退却”，“犯有极严重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党中央“彻底查究”。4日，中共中央决定指派苏兆征、郭亮、贺昌三人组成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由苏兆征任书记，前往武汉查办。5日，中央发出《致两湖巡视员罗亦农及湖北省委信》。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党团关系问题时，周恩来批评青年团存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9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到达武汉。特委宣布停止罗亦农中央巡视员职权，还取消了省委同志在扩大会上的发言权。特委会还请求中央批准开除罗亦农、陈乔年（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央委员的资格。12日，罗亦农向中央特委提交了申诉书，进行辩解。13日，中央特委会让罗亦农乘船离开武汉。14日，中央湖北特委会议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却釆取了团省委等人的指控。16日，罗亦农到达上海。21日罗亦农向中央递交了《罗亦农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31日，与罗亦农一起受到停职检查的陈乔年、任旭和黄五一联名向中央临时政治局提交了《对中央湖北特委查办省委常委和省委扩大会的意见》。罗亦农及湖北省委领导的申诉和答辩，引起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的重视。

  中央在听取了争论双方的意见后，于2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湖北党内的争论问题。并针对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湖北省委时，再一次批评共青团“无暴不动”的思想，认为罗亦农没有犯“机会主义”错误。为了对湖北党内争执问题作出明确表态，以平息湖北党内纷争，1928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告湖北同志书》，指出刘昌群、韩光汉等主张武汉暴动“不仅是一个错误且系玩弄暴动”，并肯定长江局及罗亦农停止暴动的决定“是对的，是正确的指导”。两天后，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再次认为湖北省委和团省委“马上暴动”的倾向是错误的，长江局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另外，决定取消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罗亦农中央委员的建议。8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李维汉去两湖巡视，同时决定应无条件恢复罗亦农的工作。此外，对陈乔年等人也作出了相应的处理。这是中共党史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唯一一次就湖北问题所作出的决议案。

   《武汉地方志》是这样记载：“1927年12月4日，根据共青团长江局和团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等人指控，认为长江局、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政权崩溃前后的工作指导上犯有极严重之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共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前来湖北查办，停止两湖巡视员罗亦农和湖北省委常委会职权，由中央湖北特委处理省委日常工作。12月9日，中央特委到达武汉。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唐生智政权崩溃时，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及湖北省委在工作指导上虽有错误，但不属于“机会主义”错误，决定恢复湖北省委职权。12月18日中央湖北特委撤回上海。”　                       
  为何在这短短二十天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是由于共青团在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1927年时任共青团书记任弼时在中共五大会上“炮轰”陈独秀。6月任弼时起草《政治意见书》，遭陈当面撕毁。），使团的部分领导成员错误地认为：团比党强，不相信党、不尊重党的领导，甚至主张由团来领导一切斗争，从而产生了先锋主义倾向。
1928年1月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武汉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暴动。2月23日，中央改组湖北省委常委，刘伯庄任湖北省委书记。同时针对“湖北省委事件”所反映出的“党、团之争”问题，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党团关系通告第十九号》和中共中央发布第廿号通告《关于组织工作》。至此争论不休的所谓“中共湖北省委事件”落幕。 

   这场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罗亦农事件”的党内分歧解决后，罗亦农与李哲时（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会委员、省妇协负责人。后改名为李文宜。）决定在1928年元旦结婚，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等人参加了婚礼。可好景不长，同年4月15日被叛徒贺家兴（霍家新）、何芝华（即贺治华。朱德第四任妻子）告密遭逮捕。21日，罗亦农被蒋介石下令枪决。罗亦农牺牲时年仅26岁，成为第一位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后话。
                    
知识链接
1927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对湖北各方作出裁决：
1.中共中央认为，团省委刘昌群等人，只根据客观条件来估量总暴动的时间，忽略了工农群众与党主观力量的考量，“是玩弄暴动的危险”。
2.中共中央认为，党省委“在10月27日到11月9日，策略上是动揺不定的”。因此，“陈乔年、林育南、任旭、汪泽楷、刘昌群、黄五一应撤销湖北省委委员职权”。
3.中共中央大体上釆取了罗亦农个人的说法,认为“长江局只有反对马上暴动的话，没有取消暴动的话”；其错误只是“估量唐生智的崩溃过远”。虽然这一错误“不是一种寻常的错误，但还不能致于是一种罪过”。
4.对湖北特委的裁决：陈乔年随后于1927年底调离湖北至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林育南也于1927年底调离湖北至上海，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黄五一调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汪泽楷调中央组织局组织科工作；刘昌群于1928年初调上海团中央工作；1927年12月底，湖北新省委决定撤销曹祥华二区区委书记职务。1928年1月中央调曹祥华至上海，任中共上海浦东区委书记。（见《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
附：1927年7月-1928年3月湖北省委组织史
1927年7月17日，中共中央调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又调任旭、陈乔年任湖北省委委员。“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组成人员如下：
省委委员:罗亦农、任旭、陈乔年、郑超麟等。
书记：罗亦农
组织部长：陈乔年
宣传部长：郑超麟(后为华林)
工委主任:李震瀛
秘书长:马峻山
1927年9月23日
书记：陈乔年（因病不能视事，由任旭和林育南先后代理书记）
省委委员：陈乔年、汪泽楷、林育南、任旭、李震瀛、黄五一
组织部长：汪泽楷
宣传部长：林育南
农委主任：任旭
工委书记：李震瀛（后为黄五一）
秘书长：石炳乾
1927年12月14日
书纪：郭亮
省委执行委员
郭亮、贾波臣、张金保、余茂怀、林梅、黄金山、叶开寅、余鹏举、余长彬、夏桂林、沈国桢、程建勋、施大法（方）、陈少苏、王大洋、贺昌、王嘉谟、傅向一（符向一）、黄五一、龙大道等20名省委执行委员，其中13人为正式委员；7人为后补委员。
省监察委员
监察委员：陈春和、陈国梁、关学参
候补监察委员：汪鄂门、万家才
1928年1月8日
书记：刘伯庄
省委委员：刘伯庄、袁达时、余茂怀、符向一，于长彬
1928年2月23日
书记：刘伯庄
省委常委：刘伯庄、符向一、余茂怀、任旭、夏明翰、唐鉴

湖北秋收起义概述

湖北秋收起义概述

要全面认识湖北秋收起义，首先是要根据重大历史事件确定湖北秋收起义的时限，在此基础上，确定一个判断暴动是否能够称之为秋收起义的标准。（一）湖北秋收起义的时限问题和判断标准要全面认识湖北秋收起义并和湘赣粤三省加以比较，首要问题即是为秋收起义划定时间上限和下限。从中央确定的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全局来看，1927年8月3日，中央通过《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可视为秋收起义计划的正式确定。秋收起义的命名，渊源于“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1927年9月10日“是旧历的中秋，同时又是两湖暴动的总发动日”，亦是农民秋收的时间。循着这一命名思路，11月15日中央发出《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了新的暴动安排，“指示湘、鄂两省利用年关时节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发动新的暴动”。在紧随其后的中央多次指示中，明确提出了一个新的时间代号“年关”。这就预示着，自此以后的暴动计划已经由秋收暴动开始向年关暴动过度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四省秋收起义始于1927年8月3日，止于1927年11月15日。但由于秋收起义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况且四省的省情大不相同，以这两个时间点划分上下限不尽科学。笔者认为：在综合考虑中央部署、各省省情和当时环境的基础上将秋收起义的上限确定为1927年7月12日，该日，陈独秀停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四省秋收暴动的决定；下限确定为1927年12月11日，该日爆发了与秋收暴动性质完全不同的广州起义。这两个时间点的确定，上限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下限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中央的四省秋收暴动计划本意是指九月秋收时节发动的暴动，九月以后到广州起义之前的历次起义能否当做秋收起义呢？当时的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在10月份代湖北省委起草的《中共湖北省委工作计划决议案》指出：“全省总的暴动时期已经暂时过去，目前的工作是准备最近的将来全省有组织的暴动……，省委应当派大批同志前往工作，恢复旧有局面，完成暴动”。以此来看，当时“代行中央职权”的长江局对九月以后暴动的认识仍然是“完成暴动”。因此，九月以后到广州起义以前的起义应该视为秋收起义。另外，1927年的旧历年关已经是1928年1月22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自1927年12月11日到1928年1月22日当如何划分时间段？笔者以为：该时间段应该作为年关暴动的准备阶段，已经不是秋收起义时间段。从1927年7月13日到12月11日的整个秋收起义时间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7月13日至8月3日是酝酿阶段，在此时间段爆发的起义不应被视为秋收起义，因为这个时间段内举行秋收起义的文件还未向各地传达；8月3日至11月15日是暴发阶段，这个时间段内暴发的起义依据其是否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判断其是否为秋收起义；11月15日至12月11日是收尾阶段，亦是过度阶段，这个时间段暴发的起义应被视为秋收起义，因为这个时间段举行的起义其计划或是原秋收起义计划或是脱胎于原秋收起义计划。（二）湖北秋收起义的概况湖北秋收起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策划筹备阶段，时间跨度从7月16日到8月20日，该阶段首先是中央酝酿并决定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其次，省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和计划制定了本省秋收起义计划，并向各地调配干部，进行起义领导工作；再次，各地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筹备秋收起义。第二个阶段为起义发动和持续阶段，时间跨度从8月20日到12月5日左右，该阶段湖北省内各区相继爆发起义，形成九月和十一月两个暴动相对集中的时期。鄂南区：8月20日暴发通城起义，8月30日暴发通山起义，9月9日暴发鄂南起义，11月12日武汉工农暴动；鄂东区：9月8日暴发黄梅起义，11月13日暴发黄麻起义；鄂中区：9月10日暴发沔阳戴家场起义、监利起义，中旬暴发汉川起义，9月18日暴发天门起义，11月12日暴发天汉起义，12月4日暴发沔城起义；鄂北区：9月中旬暴发鄂北起义，12月5日暴发云梦起义；鄂西区：9月14日爆发瓦仓起义，中旬暴发石首起义，9月19日暴发公安江陵弥陀寺起义。该阶段一定规模和影响的起义总计17次。第三个阶段为秋收起义的收尾阶段，也可视为秋收暴动向年关暴动过度的阶段，时间跨度自12月5日后到12月11日。该阶段围绕秋收起义计划所安排的各地起义先后停息，中央向各地通报广州起义并安排各地响应，新的“年关暴动“开始在各地酝酿。

9湖北秋收起义的特点

吸取了国共两党关于革命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第一回合较量惨败的教训，第二回合较量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武装反抗的总方针。在此总方针的指导下，中央制定了《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并遵照大纲命令以上四省省委部署实施。湖北秋收起义是四省秋收暴动计划的一部分，由于其特殊的省情，在起义过程中显现出一些不同于湘、赣、粤的特点。（一）发动最早、结束最晚、次数最多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已经在三天前成立并正式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汉口召开会议，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民众暴动的新政策”，提出了南昌起义和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计划。由于1927年4月中共中央已迁至武汉，在武汉领导全党工作近半年时间，9月底10月初才迁回上海。整个秋收起义的酝酿、部署以及前期行动均在此期间，借地利之便，湖北党的各级组织和负责人能够最快获得中央指示并向中央反馈信息。8月3日，中央通过《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的同时就讨论通过了《湖北行动大纲》。八七会议之前，省委书记罗亦农又和任弼时拟订出《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按照中央安排，会后各地与会的负责同志回工作地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湘鄂赣粤四省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发动秋收起义的时间上有个先后顺序。八七会议文件《小引》提到：“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等到八月七日，到会的之后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邓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当时湖北的负责同志是省委书记罗亦农。8月9日罗亦农出席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日召集湖北各地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8月中旬，根据中央两湖暴动以湖南为中心的决定重新修订湖北秋收起义计划并两次赴鄂南检查工作。8月20日，鄂南的通城爆发秋收起义。8月9日《中央给湖南省委信》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由泽东、公达负责湘省新省委”，毛泽东、彭公达即是八七会议以后湖南的负责同志。8月16日，彭公达到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改组湖南省委，开始组织湖南秋收起义。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8月11日《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信》决定“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即为八七会议后广东的负责同志。8月19日，张太雷到达香港，20日，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开始组织广东秋收暴动。8月31日，广东潮阳，潮安爆发秋收起义。江西既无代表参加会议，会后也没指定负责同志，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在送走南昌起义队伍之后，八月中旬才到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并从武汉带会八七会议文件，开始传达会议精神并部署江西秋收起义。由于南昌起义之后，反动势力云集江西围追堵截，江西九月发动秋收起义的条件十分不利，直到9月18日才爆发由江西党组织领导的莲花起义。以上史实表明，在四省秋收起义中，毫无疑问，湖北秋收起义发动最早。中央迁回上海之后，湖北与中央的联系尽失地利之便，反而成为四省中交通线最长最复杂的。但由于代行中央职权的长江局设在武汉，湖北秋收起义的计划在长江局的指导和监督之下执行的更为有力和严密。整个秋收起义的时间段内，湖北省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2月5日暴发的鄂北云梦“四维”起义。湖南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1月中旬的雪峰山起义。江西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1月28日暴发的珠湖起义。广东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2月3日暴发的清远起义。显然，在整个秋收起义的时间段内，湖北秋收起义结束的最晚。从8月3日以后至12月11日之前，湘鄂赣粤境内由各省省委和各地特委、县委领导的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秋收起义湖北总计17次；湖南总计16次；江西总计8次。广东总计10次。显而易见，四省秋收起义中，湖北暴发起义的次数最多。（二）形成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在四省秋收起义过程中，惟有湖北形成了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1927年7月中旬，中央临时常委会决定发动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根据这一决定，7月20日，《中央农字通告第九号》明确提出“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24日，《中央对于武汉发动时局之通告》提出“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在这些文件精神的指导下，“中央在八月三日以前就草拟好了《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草案。随后中央农民部还根据《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草案，为中央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8月3日，中央临时常委会通过了该大纲。同日，同一会议讨论通过了罗亦农提出的《湖北行动大纲》，提出“必须派大批同志至乡村中工作”。8月4日，罗亦农同任弼时、任旭拟订《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8月5日，湖北省委制定《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提出鄂南的起义以蒲圻、咸宁为中心。8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两湖暴动以湖南为中心，先取武长铁路、岳州和长沙，断绝两湖关系，完成湘南暴动，在联广东取湖北。据此，湖北省委修订《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决定以鄂南区为中心，一方面援助湖南，一方面引起湖北全省普遍的暴动。8月2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修改通过了罗亦农提出的《两湖暴动计划》草案。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鄂北委员会，以中央军事部代部长王一飞为主任，并由中央制定了《鄂北秋收暴动计划》。9月上旬，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等到省委汇报工作，罗亦农让他们看了《鄂南秋收暴动计划》，并指示他们参照该计划制定黄麻起义计划。9月中旬，黄安县委在“研究和拟订了具体的计划”。从以上各具体文件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湖北秋收起义形成了完整的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中央、省、区分别以《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鄂南秋收暴动计划》最为典型。湖南秋收起义有中央的计划，省委也于8月18日制定了《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和《土地纲领草案》。但由于湖南秋收起义“后见来势不可能，便放弃了这个计划”。湖南全省暴动因人力财力有困难，只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四周各县组织起义，规模大为缩小。省以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另有计划，完整的计划体系因之无法形成。另外，湖南省委执行的计划并非和中央的计划及指示相一致。因此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决定“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查看半年”，“毛泽东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尽管这个《政治纪律决议案》是错误的，但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从反面说明湖南秋收起义并非和中央的计划一以贯之。江西由于南昌起义之后环境恶化，直到九月中旬才由省委制定了《秋收煽动大纲》和《秋收暴动计划》，然而，最后“秋收暴动未成”，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就无从谈起了。至于广东方面，8月22日《广东省委信致中央信》提到“此间完全接受紧急会议之决议案，并决定暴动计划（口号等附上）”，9月9日《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提到“八月二十二日报告收到。中央对你们的暴动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不要等叶、贺军队到来……”。由此可知，广东确实有自己的计划，但在执行中，由于广东省委的中心工作并不在农民暴动，而是专注于广州暴动计划，省以下的暴动计划没有形成。广州暴动计划的执行也断断续续，还被中央叫停两次。因此，广东也没有在秋收起义中形成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湖北能够形成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有以下原因：1.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遵循列宁的建党原则，努力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方针得到贯彻。这是湖北能够形成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的根本原因。2. 由于秋收起义计划拟订时期，中共中央一直在武汉，湖北得地利之便能够及时和中央沟通。特别是张太雷、罗亦农两人在整个秋收起义的酝酿、计划、部署和发动过程中先后任湖北省委书记，先后参与中央工作。1927年5月“五大”中央委员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7月12日调任临时中央常委，参与主持中央工作和筹备八七会议。7月17日“五大”中央委员罗亦农接任湖北省委书记，八七紧急会议当选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8月9日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推选常委，蔡和森、王荷波、毛泽东、李维汉均力主罗亦农加入常委。后因湖北工作的特殊重要，“鄂省在此严重时期换书记是非常错误的……亦离鄂省委为不可能”，决定罗亦农仍任湖北省委书记，但“事实上仍可参加常委”。9月底中央返沪，罗亦农调任长江局书记，“长江局所辖范围为湖北、湖南……江西……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职权，指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长江局负责同志须不断的巡行各地，实际指导各地工作……”。省委负责同志一肩二任，在中央和湖北省委交叉工作是形成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的重要条件。（三）从南到北，自东到西，分区发动，全省响应根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和《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规定：湖北秋收暴动将全省划分为鄂南、鄂中、鄂西、襄枣、京汉路、鄂东，武汉7个区，各区成立特别委员会，分区暴动。其中鄂南区为7个县，鄂中区为7个县，鄂西区为8个县，襄枣区为5个县，京汉路为4个县，鄂东区为7个县，武汉区为三镇，共涉及全省41个县。当时全省共设69个县，上述计划涉及区域占全省县域的60%，计划中就已经显示出全省普遍暴动的势头。实际执行起来，成立特委的为鄂南、鄂中、鄂西、襄枣（后改设鄂北）、鄂东五个区。省委将咸宁、蒲圻、嘉鱼、通城、崇阳、通山及武昌共7 个县划为鄂南起义区，鄂南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和鄂东的大冶、阳新等3个县。省委将大冶、阳新、黄梅、蕲春，广济、黄安、麻城共7个县划为鄂东起义区，鄂东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并影响了黄冈、黄陂，罗田等3个县。省委将沔阳、监利、潜江、天门、汉川、京山、应城、新堤共8个县划为鄂中起义区，鄂中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和鄂西的江陵。省委将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昌、宜都、松滋共8个县划为鄂西起义区，鄂西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并影响到远安、南漳、监利3县和湖南的华容、安乡、南县。省委将襄阳、枣阳、随县、安陆、孝感、应山、云梦、宜城、光化、谷县、南漳等15个县划为鄂北起义区，鄂北区的起义遍及全区。上述湖北秋收起义计划执行区域涉及全省49个县，占全省69个县县域总额的70%有余。因此，毫不夸张的说，湖北秋收起义是东西南北中，全省普遍暴动。湖北秋收起义第一炮在鄂南的通城打响，鄂南之后鄂东的黄梅也暴发起义。鄂南、鄂东本地起义势头不断高涨的同时，其影响也开始向北、向西蔓延。随后，鄂中、鄂北、鄂西或同时或相继暴发起义。从地理空间上看，湖北秋收起义呈现出从南到北，由西到东的趋势。湖南秋收起义限于湘西、湘南、湘中；江西的秋收起义拘于赣西、赣北；广东的秋收起义集中在东江、琼崖。湘赣粤三省的起义或拘于一隅或位于两省交界，均没有出现广空间、大跨度、全省普遍响应的局面。（四）派遣农运干部最多，农民是起义的绝对主力湖北秋收起义的准备阶段，省委以兵运、工运、农运三管齐下做准备。在初期工作中“许多负责同志都表现畏缩不坚决，甚至不相信农民已经走入到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时期”，因此，只专注于兵运、工运而忽视农运。其中，兵运集中在鄂北襄枣区，因在襄樊驻有张兆丰（共产党员）为师长的国民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师，一开始，中央和省委据此以为鄂北的局面是最有利的。为此，中央和省委两次改组鄂北特委，先后有中央候补委员陆沉和中央军事部代部长王一飞到鄂北进行兵运。不幸，鄂北兵运两度失败，局势恶化。工运集中在武汉三镇，然而，“武汉三镇的工作，可以说是用力最多而成效绝少”。这种专注兵运，工运而忽视农运的做法，以至于“鄂南负责同志来，他第一个问题即提出，武汉我们的队伍有多少？如鄂南暴动是否从武汉派兵即时可以消灭？”。兵运、工运失败的教训使中央和省委认识到农运的绝对重要性，“即对他们这种看轻群众力量而重视军事的倾向极力改正”。于是，“秋收暴动省委在七月底决定之后，即派出大批同志至乡村工作，从七月底至九月十号共派出三百六十个到七十个同志，后来又派出五六十人，共分为鄂南、鄂北、鄂东、鄂中、沿京汉路及襄枣六区，各区都建立特别委员会”。其中，鄂南特委由吴德峰、黄赤光、符向一组成；鄂中特委由王平章、萧仁谷、唐方九组成；鄂中特委由曹壮父、张计储、张善孚组成；鄂东特委由刘镇一、王志仁组成。尽管“派出去的许多同志虽然有许多不得力，甚至没有下乡就逃跑，但必须公正说一句，湖北秋暴的工作与现在各乡骚扰的局面，纯全是这一批同志创造出来的”。农运工作起来以后，湖北秋收起义的局面为之一变，“鄂南工作，过去是认为最莫有变法的，现在反变成了最有办法的，农民群众的行动，确是一种暴动的局面”。“湖北农民运动的新局面……比较算是鄂南最好，鄂西次之，鄂东现在无办法，襄枣情形尚不大清楚”。以可知数据为例，参加鄂南起义的农民革命军和农民群众达10万之众多，参加黄麻起义的农民约有3万余人。农民是湖北秋收起义的绝对主力。湖南秋收起义，“全省只派了六十人下乡”，其境内每次起义几乎都有策反军阀部队参与。所以，“布置农民暴动的方法，很象湖南省委毛泽东的合拍主义，就是死板地预计军队攻守的地域与时间，以规定工农发动的程序”。江西省由于南昌起义带走的干部太多，省委没有足够的干部派遣，因次“赣西北兴起的农民暴动……有自发行动的特点”。广东秋收起义限于东江（海陆丰）一隅和琼崖地区，其秋收暴动实际上是第一次东江起义的延续以及琼崖各县乡起义，各级干部大多都是原班人马，省委除了派遣巡视员外再没有派遣其他干部。9月下旬，南昌起义的部队进入广东，并和海陆丰农军结合，从正规军参加农军的实际人数上看，与当地农军相比占有优势，自此以后广东秋收起义军的主力实际是改编之后的正规军。湖北秋收起义中能够派遣如此之多的干部，有其特殊条件，一个是“四一二政变”之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清党”，党在各地的干部向武汉集中，中央和省委就地分配；二是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届，培养了800多农运干部，湖北籍干部的比例比较大。因此，湖北各地既有派遣干部的需求，中央和省委又有人可派。（五）起义分为两个阶段，出现两次高潮湖北各地的秋收起义形成了明显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集中在九月，东西南北中，全省普遍暴动，广泛参与。各地起义之后引起敌顽反扑，十月各地先后停息下来。十月下下旬，宁汉战争爆发，再次起义的条件趋好。十一月，鄂东、鄂中、鄂北各地又先后暴发起义。因此，湖北秋收起义出现了“九月暴动”和“十一月暴动”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暴发的起义大大小小有17次之多，也因此出现了两个高潮。九月普遍暴动以9月9日暴发的鄂南起义为高潮，鄂南起义的准备受到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罗亦农先后两次奔赴鄂南检查指导工作，9月9日以前的历次暴动均是为鄂南暴动做准备，9月9日以后的历次暴动均是为配合鄂南暴动，在省内其他地方牵制敌顽势力。从鄂南暴动本身来说，其在九月普遍暴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十一月暴动以黄麻起义为高潮，这主要是因为在十一月暴动中黄麻起义准备周期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湖南在整个秋收起义的时间段大大小小的起义也有16次之多，但仅仅形成了九月湘赣边秋收起义一次高潮。尽管11月17日湖南省委发布《湖南省委暴动政纲》和《湖南省委暴动计划》，指示各地准备发动全省的第二次起义，但从起义暴发的时间来看，其实质已经是执行的“年关暴动”计划了。江西的秋收暴动因情况恶化，发动的较晚，规模和影响都不大，即使能分阶段也不能用暴动高潮来形容。广东的秋收暴动实际上只有东江（海陆丰）第二、第三次起义稍具规模，除了这两次之外，其他各地的起义都是乡村起义，范围不过一乡或者一村，参加人数往往也就二、三十个，所以，高潮也就无从谈起了。（六）立足本省，就近上山各地秋收起义暴发之后遭到军阀反动势力的围剿追击，仓促而起的秋收起义武装自然无法和优势的敌人相抗衡。一个个倒下的同志用血的教训警示仍战斗着的同志，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弥补和消除敌我之间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变劣势为优势，变抵抗为出击。于是，各地的秋收起义幸存者在敌人的逼迫下选择了“上山、下水”。湖北的地理环境既有下水的便利也有上山的优势。湖北地处江汉平原，水网纵横，其四周却又被山区包围。东部有巨大的大别山脉，向北延伸至安徽、河南，湖北有6个县处于大别山区，这6个县都是湖北秋收起义的主力县，尤其是黄安、麻城暴发了以两县县名命名的黄麻起义。起义幸存的队伍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并和安徽、河南的同志合作开辟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南部是幕阜山，向南延伸至湖南，湖北有5个县位于幕阜山区，这5个县的农民都积极参与到鄂南起义中，起义后遭到国民军“进剿”，幸存者组成游击队，进入沉水山、九宫山、消水山坚持游击战，和湖南、江西的同志合作开辟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湖北西南部是宽广的武陵山脉，本省有11个县处于武陵山区，这11个县大部分都投入到了鄂西、湘西秋收起义中，起义后的幸存者和湘西的同志结合，为后来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做出了贡献。湖北的北部、西北部是广袤的秦巴山脉，本省有15个县处于秦巴山区，这15个县大多都参与到了鄂西、鄂北的秋收起义中，起义的幸存者转战秦巴山区，为后来的川鄂西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基础。湖北秋收起义的主力军是各山区的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就近上山是明智的选择，无意之中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湖北秋收起义能够立足本省，就近上山，一方面是由于湖北山脉广袤，山区广大，另一个原因是“自民国初年黎元洪离鄂之后，鄂人长期在北洋军阀蹂躏之下，……”，再也没有形成实力强大的鄂系军阀，即使靠北伐兴起的桂系鄂籍军人，也没有能够长期立足本省。然而，湖北是物产丰饶的地区，九省通衢的武汉又是全国交通的枢纽，川、桂、湘系军阀觊觎不已，争夺不休，却又没有哪一派那一系军阀将湖北当做“老家”经营。故而湖北的秋收起义部队和党的组织便能够在夹缝中生存。湖南的秋收起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唐生智、何键相继主持湘政，二人同为湘系军阀，严密经营湖南，以至于革命形势最好的湖南秋收起义之后部队竟然无法在湖南立足，只得转战江西、福建。为此，何键还得了个“剿匪模范省”的荣誉。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10结论

在弄清湖北秋收起义基本史实，并将其与湘赣粤三省秋收起义进行对比，挖掘出其自身特点之后，有必要判定湖北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为此，须首先从整体上认识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暴发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是中共兵运、农运、工运工作成果的结晶，也是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整体实力的一次大展示，不仅回应了国民党的大屠杀政策，也向全国人民显示了共产党的独立存在，更表明了共产党准备为革命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创造出另一个前途的的决心。尽管起义均归于失败，但共产党独立干革命的火种就此播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南昌起义发动之际，中央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广州起义发动之前，中央一再要求“技术上并可参照两湖暴动计划”。相比较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来说，秋收起义是烧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把大火最重要的火种。秋收起义时间段内，湘鄂赣粤四省暴动，中共中央曾有过评论和定位。这些评论和定位不仅针对起义本身，也涉及到了对秋收起义过程中四省地位的评价。1928年1月22日，《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和最近各省工作方针的决议案》指出：“因此湖南湖北江西应成为一革命的中心区域……广东虽经广州暴动失败的摧残，仍是革命的中心区域”。3月6日，《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有提到：“从一般形势看，现在有两个革命中心区域，第一是广东，第二是湘鄂赣及豫南，后一区域的布置应暂时以湖南为中心”。3月10日，《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专门辟出一段论述中心区域问题：“在三省暴动这个区域与广东暴动相联系这点上应以湖南为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中央以湖南为中心并不是看轻鄂赣的工作，也不是以湖南为中心就是湖北江西不能先湖南而发动，在布置上三省有同样的重要，要同样的加紧工作”。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在接到《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决议案》后得出“第一是把广东和湘、鄂、赣当作全国革命发展中心；第二，湘、鄂、赣三省则以湖南为中心”的结论。广州起义之后年关暴动之前，李维汉作为中央巡视员巡视两湖，却又新的认识“在中央来信之后，我于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给中央写信。信的主要意思是说，湖北农村的斗争比湖南深入，湖南乡村豪绅的统治相当的稳定，同时湖北还有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意义和工人区域等等，因此两湖暴动应以湖北为中心。中央收到我的信并听了其他同志的口头汇报后，在二月三日给我和两湖省委写了封信，答复湘鄂赣三省举行暴动，仍应以湖南为中心”。当事人对湖北秋收起义的地位提同了不同看法为我们重新认识湖北秋收起义提供了一手资料。笔者认为：“秦失其鹿，天下共追逐之”，但其结果只能是“先入关中者王之”。在国共两党为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命运的多次较量中，正是兴起于湘赣边秋收起义的湖南人毛泽东和湖南秋收暴动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艰苦探索出井冈山道路，开辟了国共斗争的新纪元。因此，其他各省秋收起义的作用和地位显然不能与湖南争锋，湖北自然不能例外。在革命历史长河中，短短的1927年下半年，就先后有江西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广东广州起义，三省三段光辉的革命史。可能是由于江西暴动发动的太早，而广东又发动的太晚，仅就秋收起义这一段来看，除了湖南秋收起义之外，湖北秋收起义是这段历史最动人、最壮阔的一幕。

湖北秋收起义的历史背景暴发和持续的条件

湖北秋收起义的历史背景

湖北秋收起义的暴发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国共党内合作推动大革命发展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正式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国共“党内合作”的特殊组织形式是共产国际推行马林在印尼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而采用的，其既定战略目标是在国共“党内合作”的条件下改造国民党。国共“党内合作”条件下改造国民党这个战略决策本身是不科学的。尽管这一战略决策是建立在对当时客观历史条件和各种社会因素正确分析基础上的，但是，改造国民党为工农民主联合政党的战略目标缺乏对国共双方的正确分析和深刻认识，既体现在对中共的认识不足上，又体现在对国民党改组的实质认识不深刻，尤其是对国民党的历史渊源和现状缺乏深刻分析上。因此，也就没有制定出改造国民党的具体策略。这就导致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的最关键时刻错误指示频频，即便是对“党内合作”这一战略决策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发生后，也不能及时做出正确反应和调整。这种不科学的战略决策导致国共“党内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避免的斗争，埋下了日后统一战线破裂，国共内斗的伏笔。到1926年反共限共的“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时，国共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已初露端倪。然而此时，国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显然比不上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带来的危险大，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也是为了宏伟的革命前景，国共两党不得不为现实的矛盾做出妥协，共同推动国民大革命风潮继续高涨。1926年7月，在苏联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农工运动支援下，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连战连捷。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共两党的力量都有了空前大发展。但由于中共对旧有军事体制认识不清，对革命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大革命中的作用并不重视，没有独立地大胆地直接建立和掌握军队，而是以进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方式从事军事活动，这种仅仅依靠政治工作改造和掌握军队的方式在旧有军事体制中只能是军队将领的附属品。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尽管缩小了差距，但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却占据了绝对主动的位置，随时可以采取共产党为鱼肉而国民党为刀俎的行动。（二）国民党背叛革命，共产党确定新的革命方针1927年4月，北伐全胜和全国统一的前景已经是可望而又可及了。国共两党对国民大革命的前途和中国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以至于无法在“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加以调和和解决。已经产生明显分化的国民党的主要分子和中坚力量为了谋求对国民大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的命运的主宰，也是为了自身利益得以保全和巩固，开始有计划有目的的集中起来并酝酿以非常手段解决这一分歧。与此同时，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而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的兵锋中看出了未来主宰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能否在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力量结合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能否保有并扩大在华利益的关键。为此，国民党的主要分子和中坚力量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选择了关键时刻掌握关键力量并正在谋求更大发展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集合，并推动其对中国共产党——有潜力决定国民大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命运的另一力量采取了非常手段——大屠杀。这场大屠杀是以“清党”的名义进行的，使用流氓帮派做打手，获取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大资本家大地主的财政援助，得到国民党内各种势力（武汉国民政府控制区域暂时除外）的支持和配合。大屠杀政策在极短时间内沉重打击了共产党的力量，获得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对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认同。然而，处于初创阶段尚还幼稚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并没有认识到国共分歧的不可调和性，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现在已有潜力顺势为国民大革命和中国的未来创造出另外一个前途，更重要的是，此时遥制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没有完全认识到中共的力量并提出正确方针，出于维护苏联利益的考虑仍旧一味追求国共“党内合作”。在莫斯科的指使下，在其驻华代表的具体操作下，已经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境况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全面反击，反而和“三十年老店”国民党的武汉分铺进行了更为顺从的合作。孰料一着不慎，步步被动，满盘皆输。三个月之后，国民党这座老房子的旧房东完全翻脸的时候，作为新房客的中国共产党就只有被完全扫地出门了。“三十年老店”国民党此时有武汉、南京两个分铺，二者的心思和盘算各不相同，惟有在“清共”一事上取得了共识和一致，甚至一度成为两个分铺的“主营业务”。显然，武汉方面受到了南京的影响和启发，喊出了“宁可错杀三千市民，不可漏掉一个C.P.”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轻信和被迫中又一次遭受沉痛打击。当从噩梦中惊醒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全面反击时，却发现武器全在对方手里，自己有些力不从心。在决定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命运的第一回合较量中，国民党先下手为强取得了胜利。然而，这一胜利并不是全面的彻底的胜利，大彻大悟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旋即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英雄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躺满尸首的地上爬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擦干身上的血迹，再次踏上血与火的革命征程。第一回合较量的结果，与其说是国民党的胜利，毋宁说是国民党逼迫共产党必须用新的斗争形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来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湖北作为深受共产党影响的一个省，作为接受过大革命洗礼农工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地区，理所当然的成为新的斗争形式的发源地之一。

7湖北秋收起义暴发和持续的条件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斗争形式肇始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和发动的各地武装起义、武装暴动。湖北正是由于较早投入到武装暴动中而成为新斗争形式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北武装斗争源流的渊源则是湖北秋收起义。湖北秋收起义的暴发和持续因其特殊省情而有几个有利条件。（一）国民大革命为湖北秋收起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国民大革命引发湖北农工运动的高潮，到1927年5月，全省计有产业工会59个，分部38个，支部1797个；职业工会63个，分部55个，支部593个；各县市工会62个。会员人数总计512 727人，大约占全省80万工人总数的63%，占全国280万会员总数的1∕6，成为全国工会会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北农民协会在全省69个县中已发展到54个，会员300万人，总人数仅次于湖南而居全国第二。尽管稍后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国民党一反动，武汉三镇几十万工人、赫赫的工会通通的倒台没有了，农民协会亦是同样的现象”。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他们中抓得积极的分子”，“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恢复、重建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关，组织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党内刊物，向党的阶级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二）党的上级领导机构健全，尤其是省委健全1927年9月10日，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做《中共湖北省委政治报告》中即指出：“省委不健全，是工作不好的原因，因为湖北的工作需要一个好而健全的省委。比如……这一礼拜的工作非常之好，各地都接起头来……由此即可证明省委健全与否之重要”。在整个湖北秋收起义的酝酿、计划、准备、发动、持续的过程中，湖北有个一个好而健全的省委。1927年5月，中共中央委员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7月12日，张太雷调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成员；17日，中央委员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八七紧急会议罗亦农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任期自7月中旬至10月上旬，整个湖北秋收起义的计划、部署、准备和发动都在此期间；10月10日，罗亦农调任长江局书记，陈乔年接任湖北省委书记，三个星期后因工作病倒；旋即，长江局委员任旭代理省委书记；11月下旬，任旭外任，林育南代理省委书记；12月4日，中央调郭亮任湖北省委书记。除了以上诸同志外，在整个湖北秋收起义期间任职湖北省委的负责同志还有：董必武、陈潭秋、陆沉、袁浦之、黄五一、李耘生、马峻山、李震瀛、贺昌、刘昌群、韩光汉、关向应、王一飞、汪泽楷、任曙、华林等，“党在武汉地区的干部阵容很强，远远超过其他省份的党组织”。中央在汉期间，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央和湖北省委人员交互使用，工作交叉安排，中央返沪之后，长江局和湖北省委亦如此。由于以上同志在当时或是党的优秀分子或是杰出领导，湖北秋收起义因此得到了党的上级机构，尤其是省委强劲而有力的全程领导。（三）新旧军阀、新兴军阀之间斗争不断是湖北秋收起义的外部条件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北洋军阀被打倒的同时，国民党新军阀逐渐强大起来。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尽管此时旧军阀尚未被完全打倒，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已显山露水。4月，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就遮不住，完全暴露出来。当此之时，北洋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呈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北洋、武汉、南京三方均没有运用“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的策略，任何一方都必须同时面对另外两方面的压力，两两矛盾使关系错综复杂，也因此生出许多间隙而有机可乘。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第进行二次北伐，宣称此次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最后的雇佣工具奉系军阀，……打倒国民党的内奸蒋介石”。6月，武汉方面合组东征军，三路威胁南京；南京方面警戒长江，威胁南昌，大战一触即发。8月1日，南昌起义以后，南京和武汉斗争趋缓。8月13日，南京方面蒋介石辞职；9月13日，武汉方面汪精卫下野；宁汉合流。9月21日，汪精卫偕唐生智返回武汉，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分庭抗礼；10月20日，南京方面西征讨唐，武汉方面针锋相对，宁汉战争爆发；11月11日，唐生智下野，宁汉战争结束。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对湖北的全面控管，湖北秋收起义的外部条件趋于恶化。

湘赣边界秋收暴动

从8月3日以后至12月11日之前，湘鄂赣粤境内由各省省委和各地特委、县委领导的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秋收起义，湖北计17次，湖南计16次，江西计8次，广东计10次，总计共有51次；其中鄂南暴动打响了秋收起义第一枪；江西永新暴动虽不属于秋收暴动系列，但和莲花暴动一起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铺了路、准备了立足点；海陆丰暴动先后三次，创立了海陆丰苏区，为南昌起义军失利后的去向预备了落脚点；琼崖暴动为创建琼崖游击根据地、坚持23年孤岛斗争拉开了序幕；黄麻暴动为开辟大别山苏区探了路。

湘赣边界秋收暴动

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紧接八一起义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工农武装暴动。“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会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和彭公达到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暴动。民国16年（1927年）8月中旬，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特派员、湖南省委常委的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将中共安源特别区委改组为市，组织行动委员会，为秋收暴动作准备。8月下旬，毛泽东赴安源途中被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团防局逮捕，靠贿赂团丁才得以逃脱虎口；31日晚或9月1日，毛泽东到达安源讨论暴动军事问题并布置安源、萍乡、醴陵、济阳、平江工农暴动。安源会议中决定，将驻安源、修水、铜鼓之外的警卫团、安源矿警队和各县工农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家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第一军总指挥，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下辖三个团，并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各团负责人为委员。会议又确定，军队作战和民众武装暴动相互配合，夺取平江、浏阳、萍乡、醴陵和株洲，分3路合攻长沙：第二团为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首先控制安源矿区，然后攻占萍乡县城和醴陵县城，会合醴陵、株洲工农群众，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三团为第二路，以平江农军为主力，由修水向平江进军，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暴动，夺取平江，再向长沙进发；第一团和第四团为第三路，以浏阳农军及卢德铭所部警卫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夺取浏阳后，再与其他两路合攻长沙。会议还决定，以萍乡、安源为退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萍、安，以防敌人断了起义的退路。关于暴动日期，会议决定，关于暴动日期，11日安源、修水、铜鼓一齐发动，18日进攻长沙。按照湖南省委发布的暴动命令，9月9日，株萍铁路工人和粤汉铁路工人开始破坏铁路，断截敌人交通。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9月10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第四团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部突然袭击，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被迫向浏阳转移。11日凌晨，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县城，但是由于敌人早有察觉，加强防守，革命军的攻城计划受阻。为了不延误省委所定16日合攻长沙的计划，于是决定放弃萍乡县城，一部分回安源留守，大部分转攻醴陵县城。在攻打醴陵的的战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当第二团11日攻打萍乡县城时，按计划当地工农武装开始暴动，以期夺取武器，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并配合第二团攻打醴陵县城。12日凌晨暴动队伍占领株洲火车站，同时攻打团防局，夺取步枪12支，占领株洲镇 。当即召集数百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暴动胜利。13日，第二团决定决定避敌锐气，放弃原定经株洲攻长沙的计划，改为北上攻取浏阳县城，以期取得浏阳农民的帮助，并与第一、三团会合。14日凌晨，第二团撤出醴陵县城，少部分回安源增援，其余的七、八百人则下经老关北上浏阳。16日上午一举攻克浏阳城。17日下午，敌军重兵包围突袭，第二团因为连克两城而产生轻敌思想，所以仓促应战而被打散。起义受挫后，在9月19日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科学地分析革命形势，提出把革命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在农村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保护和发展革命力量。卢德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于会议统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21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向萍乡退却，当天在萍乡桐木宿营。第二团战士、桐木籍安源矿工彭昌萍奉命留在桐木开展革命工作，他很快就组织起一支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22日，部队到达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城和安源驻有敌军重兵，不能通过，遂绕道萍乡宜春边境南下，23日宿营小枧，24日傍晚到达芦溪宿营。次日清晨刚开往莲花县方向行进时，遭到敌靖卫团突然袭击，损失步枪200余支，死伤数十人，卢德铭为掩护部队转移而阵亡。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在这里进行改编，由1个师缩编为1个团，在安源组建的第二团官兵分散编入各连队，将中共党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各级设党委、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建立中共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史称“三湾改编”。10月初，部队到达宁冈县，通过当地党组织，和永新起义的农军首领、中共党员袁文才取得联系；经过何长工的工作，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置后方留守处和医院，安置伤病员。27日，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艰苦转战一个多月，行程四千多里，终于上了井冈山，从此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正确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工农武装割据”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主要内容。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苏维埃道路，翻开了土地革命划时代的一页，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了开辟苏区的岁月。

3西江月·秋收起义

1927年 毛泽东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原作“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后改为今词。）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4]秋收暴动纪念日的有关趣闻b]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要求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由南昌暴动的8月1日改为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9月9日，至少将陆军建军节定为9月9日，遭到毛泽东拒绝。只要看看八一南昌起义中涌现了多少位共和国元帅以及解放军陆海空军大将、上将和中将，就可以知道“八一”的伟大历史意义。

5]湖北秋收起义概述及其特点b]

摘 要 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结论，也是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主要特点。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攫取国民革命成果，疯狂屠杀中共党人之际，中共中央及时地在武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旋即在鄂湘等省境内发动了秋收暴动。湖北秋收起义是中央确定的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处于湘赣边秋收起义的掩映之下，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在阐明湖北秋收起义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将湖北秋收起义与湘赣粤三省秋收起义进行比较，尤其是对比湘鄂两省的秋收起义，挖掘湖北秋收起义的特点，加深对湖北秋收起义的认识。【关键词】 湖北 秋收起义 概况 特点绪论党史，在这里专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体说来，就是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领导全国人民胜利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对它的研究和编写，只能以全党的重大活动为中心线索。但是，建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党史研究惯例则突出了毛泽东的个人形象，毛泽东的活动和著作逐渐成为党史的中心。尽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毛泽东热”一直持续到现在，党史的研究出现了以毛泽东个人活动史和个人著作史为中心的回潮。这种党史研究的惯例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研究带来了一种倾向：就是重毛泽东而轻党中央，重视毛泽东个的人活动和著作的研究而忽视党的会议和文件的宣传和研究。比如，秋收起义，这种倾向就表现为：重湖南而轻湖北。这种党史编写和宣传的倾向给人造成一种秋收起义就是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印象。事实上，中共中央机关在1927年春迁到武汉，10月迁往上海之前，包括秋收起义在内的所有重大决策均在武汉形成，并直接领导和指导了湖北的秋收起义。此时的毛泽东并不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也不是中央决策的制定者，而只是执行者。其个人活动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起着积极作用，并不能代替党中央的活动而成为党史研究的中心。这么说并不是有意贬低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作用，而是强调要充分认识党中央和其他地方其他革命者的历史作用。当前，在各类革命史、党史著作和资料中，湖北秋收起义属于一笔带过或简要叙述的性质，即使是简要叙述除了黄麻起义以外，也并不是每次起义都能在党史上占一席之地，湖北秋收起义在整个秋收起义研究中有被“边缘化”倾向。在地方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对湖北各次起义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考证已相当精准，值得借鉴和学习。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各地方史研究很少联系大的历史背景将湖北秋收起义纳入湘鄂赣粤四省乃至全国秋收起义的大潮中去考量。当前及以后一个阶段，关于秋收起义的党史研究和湖北地方史研究的融合还有一段路要走。目前，这个课题上做出重大突破的是军史研究，已经在考证、分析和评述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本文力图将地方党史、地方志研究和秋收起义研究结合起来，全面统计和总结湖北省内的秋收起义，着力弄清湖北秋收起义中最重要的起义的地域分布、社会背景、爆发过程、成果、作用及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从中央领导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全局认识湖北省内的秋收起义，将湖北秋收起义与湘赣粤三省秋收起义进行比较，阐明湖北秋收起义自身的特点，借以澄清秋收起义就是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错误印象。

軍史資料：《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月×日)

　　一、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
　　二、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便要丧失革命。
　　三、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之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暴动，暴动无疑义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
　　四、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
    五、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
    六、南北暴动应划成下列各区：??
　　七、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某农民暴动区域军事的指导用某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执行各境当地警卫，以之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础。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前，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即应改 称农民革命军。
    八、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

    对于反唐的杂色军队（许克祥除外），如能对于暴动取中立的态度，则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发展暴动，并须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暴动成功后，对于此种部队斟量予以解散或改编。似这决不是说要牺牲我们的根本主张以换取他们的中立。在暴动中对于有反暴动倾向的杂色军队和土匪，虽然他们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决他们。
　　九、暴动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事实的结果是全部），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气没收其财产，实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民选革命政府，消灭一切非农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装。
　　十、暴动之前须极端注意兵士中的宣传，鼓动他们起来杀戮反革命的军官；一有可能，便应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这种组织应是广泛的群众的。暴动之中要吸引兵士参加。这种革命兵士的组织可以做改编新革命军的成分。

    十一、暴动的口号：暴动打倒武汉政府，暴动杀尽土豪劣绅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动派，暴动为死难民众复仇，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暴动恢复一切革命民众团体，暴动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暴动打倒叛国叛党的汪精卫，暴动打倒残杀两湖人民的新军阀唐生智，暴动组织革命军，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平民和兵士的革命联合万岁，农民革命胜利万岁，革命 委员会万岁！
　　十二、各区的暴动在未发动之先，在离城较远一点的乡村即应杀戮土豪劣绅反动的大地主，提高农民革命的热情，举行各区农民群众大会，多作群众的政治宣传（按照上列的口号加上实际的事实），如发传单讲演、壁报、告示等。在暴动方开始，首先即须征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乡区的中心城市，屠杀政府的官吏，宣布革命委员会政权，然后才能发展普遍的暴动。
　　十二、暴动方开始即须掘断铁路，破坏水陆交通，占领破坏邮政机关，割断所有的电线，造成敌人的绝端恐慌的状状，然后才可便于暴动的发展。但因交通机关的破坏，同时影响于我们自己的联络，各暴动区域应当想出特 别传递消息的方法，切不可因此而迟延等待某区的暴动，即令暴动发生后各方关系断绝，亦应按照预定的未成功与已成功的地点猛烈的进攻，绝不可犹豫，犹豫便是破坏暴动的胜利。
　　十四、暴动胜利的地方，应无情的镇压肃清反革命。对于买办及反动的资本家，如果他们经济怠工或封闭工厂，则工会应当占领工厂，以之交给革命政权管理。至于反革命的豪绅则应坚决的没收其财产。但必须注意应用正 式革命政权机关实行这种没收，严禁私人的抢掠侵吞。
    十五、长沙武汉两湖省委，应有一特别的暴动计划。
    十六、各区的暴动内部的指挥为各区的特别委员会，直接归省委指挥。

注释
①此决议案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四期，从内容看似为中共中央的决议，故收录于此。
②此文时间为编者判定。

炸药（Explosive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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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示范

炸药（Explosive material）是在一定的外界能量的作用下，由自身能量发生爆炸的物质^[1]。一般情况下，炸药的化学及物理性质稳定，但不论环境是否密封，药量多少，甚至在外界零供氧的情况下，只要有较强的能量（包括但不限于由起爆药所提供）激发，炸药就会对外界进行稳定的爆轰式作功。炸药爆炸时，能释放出大量的热能并产生高温高压气体，对周围物质起破坏、抛掷、压缩等作用。炸药能以其不同的性质去分类，例如以其扩张的速率去划分。一种物质如能产生爆轰（Detonation），即爆炸速度较音速要快的称作“猛炸药”；如只能产生爆燃（Deflagration），即爆炸速度慢于音速，即称作“低速炸药”。如以“爆感度”划分，即可分作一、二及三类，如只需极少能量或压力即可引爆的称作“起爆炸药”或“一级炸药”（primary explosives），爆感度较低的即可称作“传爆炸药”或“二级”及“三级炸药”（secondary or tertiary explosives）。^[2]

近代最知名的炸药为硝酸甘油炸药（Dynamite），这是诺贝尔在1866年所研发出来的安全炸药。在此之前所流行的炸药是硝酸甘油，威力虽大但极不稳定，诺贝尔为此投身炸药研究，硝酸甘油炸药为其第一个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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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种类
  • 1.1 八硝基立方烷
  • 1.2 奥克托今
  • 1.3 特屈儿
  • 1.4 六硝基六氮杂异伍兹烷
  • 1.5 六硝基苯
  • 1.6 高氯酸铵
  • 1.7 三过氧化三丙酮
  • 1.8 六亚甲基三过氧化二胺
  • 1.9 硝酸铵
  • 1.10 HE
  • 1.11 三硝基甲苯
  • 1.12 黑索金
  • 1.13 PLX
  • 1.14 PYX
  • 1.15 PBX
  • 1.16 塑胶炸药
  • 1.17 C3
  • 1.18 C4炸药
  • 1.19 Semtex
  • 1.20 TATB
  • 1.21 PETN
  • 1.22 Torpex
  • 1.23 四叠氮甲烷
  • 1.24 叠氮化铅
  • 1.25 叠氮化银
  • 1.26 叠氮化铜
  • 1.27 雷汞
  • 1.28 黑火药
  • 1.29 苦味酸
  • 1.30 硝酸甘油炸药
  • 1.31 B炸药
  • 1.32 硝胺炸药
  • 1.33 硝酸甘油
  • 1.34 硝化纤维
  • 1.35 硝酸四氨合铜(Ⅱ)
• 2 相关条目
• 3 参考资料

种类[编辑]

八硝基立方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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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硝基立方烷（英文：Octanitrocubane，ONC）是一种新型高能炸药，分子式为C₈(NO₂)₈，由立方烷的氢全部被硝基取代制得。它与三硝基甲苯类似，对震动的敏感度比较低，甚至用锤子砸也不会爆炸。

奥克托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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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托今（HMX），也称奥克托金、奥托金，是现今军事上使用的综合性能最好的炸药，具有八元环的硝胺结构，命名为“1,3,5,7-四硝基-1,3,5,7-四氮杂环辛烷”，化学名“环四亚甲基四硝胺”。HMX长期存在于乙酸酐法制得的黑索金（RDX）中，但是直到1941年才被发现并分离出来。HMX的撞击感度比TNT略高，容易起爆，安定性较好，但成本较高。通常用于高威力的导弹战斗部，也用作核武器的起爆装药和固体火箭推进剂的组分。

特屈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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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屈儿（Tetryl），也称2,4,6-三硝基苯甲硝胺，是一种炸药，分子式为C₇H₅N₅O₈。纯品为白色无味晶体，但不纯或受光时会发黄。微溶于水。

六硝基六氮杂异伍兹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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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8,10,12-六硝基-2,4,6,8,10,12-六氮杂异伍兹烷，简称六硝基六氮杂异伍兹烷、HNIW，俗称CL-20，是具有笼型多环硝胺结构的一个高能量密度化合物，分子式为C₆H₆N₁₂O₁₂，为白色结晶。它由美国的尼尔森（Nielson）博士于1987年首先制得，主要用作推进剂的组分。^[3]

六硝基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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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氯酸铵[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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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氯酸铵，或称过氯酸铵，是一种白色的晶体，分子式为 NH₄ClO₄，有潮解性。它通常可以用来制造炸药、烟火，由于分解产生大量气体，过去也用作火箭燃料，并用作分析试剂。

三过氧化三丙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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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TATP，又称“熵炸药”

六亚甲基三过氧化二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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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亚甲基三过氧化二胺（HMTD、六甲氧胺）是一种撞击感度很高的炸药，常用作起爆药，由Legler在1885年首先制得。^[4]HMTD较稳定，起爆力超过雷汞和苦味酸钾，但低于叠氮化铅。其制备方法简单，原料易得，曾用于矿井中的爆破，^[5]但已被更稳定的特屈儿等炸药所取代。

目前HMTD大多用作自杀式袭击炸弹中，恐怖分子在伦敦七七爆炸案^[6]与2006年跨大西洋航机恐怖袭击阴谋^[7]时使用的炸药中也可能含有HMTD。

硝酸铵[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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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铵是极其钝感的炸药，比安全炸药c4更为钝感。一支工业8#雷管(起爆c4只是用6#就可以了)都不足以起爆混合了敏化剂的硝酸铵。硝酸铵是最难起爆的硝酸炸药，撞击感度是：50kg锤50cm落高，0%爆炸。相比起著名炸药硝酸甘油的200g锤，20cm落高，100%爆炸的感度，可见硝酸铵的钝感。而且硝酸铵一旦溶于水，起爆感度更是大大下降，根本是人力不可能撞击引爆的。

主要用作肥料及工业用和军用炸药。并可用于杀虫剂、冷冻剂、氧化氮吸收剂,制造笑气、烟火等。

HE[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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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硝基甲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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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三硝基甲苯（英文：Trinitrotoluene，缩写：TNT）是一种无色或淡黄色晶体，溶点为354 K（80.9°C）。它带有爆炸性，是常用炸药成份之一，例如混和硝酸铵可成为阿马托炸药。它由甲苯经过硝化而制成。它的IUPAC命名是2,4,6-三硝基甲苯，由于本身为黄色晶体，所以与苦味酸同时世称“黄色炸药”。

精炼的三硝基甲苯十分穏定。与硝酸甘油不同，它对于摩擦、震动等都不敏感。即使是受到枪击，也不容易爆炸。因此它需要雷管起动。它也不会与金属起化学作用或者吸收水份。因此它可以存放多年。但它与碱强烈反应，生成不稳定的化合物。

每公斤TNT炸药可产生420万焦耳的能量^[8]。值得注意的是三硝基甲苯比脂肪（38MJ/kg）和糖（17MJ/kg）释放更少的能量，但它会很迅速地释放能量，这是因为它含有氧可作为助燃剂，不需要大气中的氧气。而现今有关爆炸和能量释放的研究，也常常用“公斤黄色炸药”或“吨黄色炸药”为单位，以比较爆炸、地震、行星撞击等大型反应时的能量。

黑索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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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索金，或译海扫更，是英文Hexogen的译称，化学名环三亚甲基三硝胺（cyclotrimethylenetrinitramine），缩写RDX ，一种军用高能炸药。

黑索金又名为旋风炸药，化学式(CH₂NNO₂)₃，白色，密度1.816/cm³。原设想用于医药，后来因为威力巨大（比硝酸甘油强，是TNT的158%），被发展作炸药用途。爆速达8750m/s，而且起爆容易，是综合性极佳的炸药。此外，还用作毒鼠药。1899年德国在发表的专利中首次叙述制造黑索金，当时并没有提出作为炸药而是推荐作为医用药物，后来的发表的专利中提出了用于制造无烟发射药。^[9]

PLX[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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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X[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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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X[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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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胶炸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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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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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炸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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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炸药（'C-4 explosive）是可塑炸药的一种。属于“C”系列炸药（有C1-6各种配方），成分不定，常出现在电影电视中。它的爆炸当量为1.34。当密度为1.59g/cm3时，C4爆速可达8040m/s。在77摄氏度贮存时不渗油，在-54至77摄氏度时保持可塑性。

C4炸药由爆炸物、塑料粘合剂、可塑剂以及标签剂（taggant）如2,3-二甲基-2,3-二硝基丁烷（DMDNB）组成。其中爆炸物为RDX（旋风炸药），大约占总重的91%。可塑剂通常为己二酸二辛酯或癸二酸二辛酯（5.3%），粘合剂为聚异丁烯。

C4炸药的稳定性非常高，只能结合引爆剂以电雷管引爆。即使受到枪击也不会被引爆，被放到火中也只会慢慢地燃烧。越南战争时，士兵在巡逻期间曾通过点燃C4炸药来给自己取暖。^[10]

Semtex[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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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B[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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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N[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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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戊四醇四硝酸酯(PentaErythritol TetraNitrate，简称PETN，又Penthrite）是已知最强烈的炸药之一，其相对有效指数（R.E. factor）达1.66。由于它是一种比TNT对撞击及摩擦更敏感的炸药，所以一般不会单独使用，而是与其他材料配合使用。一般来说，PETN主要用于地雷的药引，用以在受压时燃点其他稳定性较高的炸药。

Torpex[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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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末混合炸药（Torpex）是比TNT更强50%的次级炸药（secondary explosive），^[11]。Torpex是由42%的RDX、40%的TNT和18%铝粉混合而成，它自1942年下半年起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名称来源于鱼雷（ 'Torpedo)炸药（Explosive'）的缩写，它原来是为了用于鱼雷而开发的。 Torpex在水下军火开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叠氮甲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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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氮化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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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氮化铅（Pb(N₃)₂)）是一种炸药，为有毒的晶状固体。

叠氮化铅感度很强，通常在水和绝缘橡胶容器中储存。从约150mm的高度落下，或7mJ的静电放电都会导致它的爆炸。爆速大约为5.18km/s，可用作引爆其它炸药，密度4.71 g/cm³，通常为白色至淡黄色的粉末。

叠氮化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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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氮化银（化学式：AgN₃），白色固体，难溶于水和碱液，可溶于稀硝酸，具爆炸性。

叠氮化铜[编辑]

主条目：叠氮化铜

有毒，遇酸分解为叠氮化氢。黑棕色粉末或晶体。比重为在25摄氏度时2.604。爆炸温度为215℃。属高感度炸药。很难溶于水，但微溶于酸（包括醋酸）和液氨。在空气中加热则迅速分解为铜和氮气。容易被水合肼溶液还原为叠氮亚铜。潮湿时无爆炸危险，干燥时或用乙醚润湿时对摩擦极敏感。置于火焰中发生爆炸，其起爆剂爆炸能力比叠氮化铅强6倍，比雷汞强450倍。

雷汞[编辑]

主条目：雷汞

雷酸汞颜色因为制造比率不同而变因，有灰、灰白、淡黄白等色。纯的雷汞属于淡黄白色。雷酸汞为较为敏感又猛烈的爆药，微受碰撞、摩擦或与燃烧体、加热体互相接触，即发生爆炸，故用于起爆用药。有毒，制备过程和爆炸时放出的气体都有毒性，故雷汞目前已被更稳定的起爆药所代替，如叠氮化铅、斯蒂芬酸铅和二硝基重氮酚等。

黑火药[编辑]

主条目：黑火药

火药又被称为黑火药，是一种早期的炸药。现在虽然已经被无烟火药及三硝基甲苯等炸药取代，但是现在还有生产以作为烟火、鞭炮、模型火箭以及仿古的前镗上弹枪支的发射药使用。

苦味酸[编辑]

主条目：苦味酸

苦味酸、2,4,6-三硝基苯酚是炸药的一种，缩写TNP、PA，纯净物室温下为略带黄色的结晶。它是苯酚的三硝基取代物，受硝基吸电子效应的影响而有很强的酸性，名字由希腊语的πικρος—“苦味”得来，因其具有强烈的苦味。其难溶于四氯化碳，微溶于二硫化碳，溶于热水、乙醇、乙醚，易溶于丙酮、苯等有机溶剂。

干燥的苦味酸敏感度较低，仅略高于TNT，储存和运输都比较安全。但是某些苦味酸盐的感度较高，因此储存苦味酸必须用非金属容器，装于弹体中的苦味酸必须经过严格的干燥，以阻止苦味酸腐蚀金属，生成高感度的盐。

苦味酸的氧平衡为-45.39%，爆发点320℃（5s），当密度为1.70g·cm^-3时，爆热和爆速分别为4.52MJ·kg^-1和7.35km·s^-1；密度为1.72g·cm^-3时，爆压为26.5GPa，爆温约3000K，爆容约680L·kg^-1。撞击感度24%-36%，对摩擦不敏感。做功能力为315cm³（铅孔扩张值），等效105%TNT当量；猛度16mm（铅柱压缩值），等效103%TNT当量。^[12]

硝酸甘油炸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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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甘油炸药（英语：Dynamite）又称为黄色炸药，是瑞典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于1866年发展出的一种炸药。主要成份是硝酸甘油与木屑（或是任何可以吸附液体的物质）、硝石和碳酸钙混制而成。诺贝尔最初使用硅藻土（Diatomaceous earth） 又名 （diatomite）作为吸附硝酸甘油的物质，在1867年诺贝尔得到硝酸甘油炸药的专利权。

B炸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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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炸药在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军火中非常常见，是从二战初期直至1950年的标准爆炸物，直到一种更安全的炸药开始逐渐取代它的位置。^{[来源请求]} 一些NATO的军火商，例如Mecar^[13] 依然在使用B炸药制造产品。

B炸药与Cyclotol相似，后者有着更高的RDX含量（接近75%）。

硝胺炸药[编辑]

主条目：硝胺炸药

硝酸甘油[编辑]

主条目：硝酸甘油

硝酸甘油（Nitroglycerin），又称硝酸甘油酯、三硝酸甘油酯、三硝酸丙三酯，是甘油的三硝酸酯，是一种爆炸能力极强的炸药。1847年由都灵大学的化学家索布雷洛（Ascanio Sobrero）发明。常有人误解“硝酸甘油”是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发明的，事实上诺贝尔只是当时最大的硝酸甘油制造商，让他致富的是在1866年利用硝酸甘油发展出的硝酸甘油炸药（Dynamite）。

硝化纤维[编辑]

主条目：硝化纤维

硝酸四氨合铜(Ⅱ)[编辑]

主条目：硝酸四氨合铜(Ⅱ)

相关条目[编辑]

• 爆速
• 简易爆炸装置

参考资料[编辑]

1. ^ 《辞海》缩印本，1999年版，1888页。
2. ^ 二业炸药专用术语. 福建省工程爆破协会. [2013-07-03].
3. ^ The Chemistry of Cubane
4. ^ Legler, L. Ber. 1885, 18, 3343-3351.
5. ^ Taylor, C. A.; Rinkenbach, W. H. Army Ordnance 1924. 5, 463-466
6. ^ "London bombers used everyday materials" Reuters, August 4, 2005, retrieved April 16, 2006
7. ^ Van Natta Jr., Don; Elaine Sciolino, Stephen Grey. In Tapes, Receipts and a Diary, Details of the British Terror Case. New York Times. 2006-08-27 [2006-10-12].
8. ^ Babrauskas, Vytenis. Ignition Handbook. Issaquah, WA: Fire Science Publishers/Society of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s. 2003. 453. ISBN 0-9728111-3-3.
9. ^ 火药 炸药. cast.org.cn. 2008-04-10 [2009-6-24].
10. ^ DavidPye Website
11. ^ Hellions of the Deep, p.183
12. ^ 欧育湘等. 《炸药学》.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1: 178. ISBN 7-5640-0475-4.
13. ^ Mecar web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