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建強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後，平津相繼失陷，祖國半壁河山遭日軍鐵蹄踐踏。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中國共產黨高舉全民族抗戰的神聖旗幟，與國民黨摒棄前嫌再握手，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繼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奔赴華北抗日戰場之後，南方８省１４個地區的紅軍遊擊隊走出深山老林，改編為新四軍開赴華中抗日前線。江西是新四軍的故鄉。當年，中國共產黨人在這塊紅土地上率先高擎起南方８省國共合作的火炬，匯聚起強大的抗日武裝力量，創建了鐵的新四軍。此後，這支抗日勁旅馳騁大江南北，縱橫華中敵後，為打敗日本侵略者，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戰略轉變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主力紅軍長徵後，我黨留下部分紅軍和遊擊隊在贛、湘、閩、粵、浙、鄂、豫、皖８省十幾個地區建立了遊擊區。贛粵邊遊擊區，是項英為書記的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和陳毅為主任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辦事處的所在地，是南方遊擊戰爭的中心區域。
在艱苦卓絕的三年遊擊戰爭中，南方紅軍遊擊隊在與黨中央失去聯係的情況下，孤懸于蔣管區、藏身深山密林。在敵人無數次槍抄刀篦的"清剿"中，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憑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和鋼鐵般的意志，堅持革命，堅持鬥爭，保留了革命火種和戰略支點。
１９３７年７月底８月初，在贛粵邊區油山一帶領導革命軍民進行遊擊戰爭的項英、陳毅等從香港出版的報刊上和通過其它途徑，先後得知西安事變及和平解決的消息，看到了毛澤東于當年５月７日寫的《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文章。政治上有著十分敏銳洞察力的項英以個人名義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新的革命階段與黨的路線》的文章，解釋黨的路線的轉變。文章指出：中國革命已發展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民黨重新合作的新階段，各級黨組織和紅軍遊擊隊必須遵照中央路線來進行合作抗日，要徹底轉變我們的工作。８月８日，項英、陳毅在大余縣池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上召開贛粵邊區黨的幹部會議，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經過反復討論，大家對由"反蔣"轉變為"聯蔣"，由"內戰"轉變為抗日，在思想上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識。
會後以中共贛粵邊特委和贛南人民抗日義勇軍的名義發表《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宣言》。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停止對遊擊區"進剿"，準許抗日自由，實現國共合作、一致抗日。並且把《宣言》寄給國民黨江西省政府及有關上層人士。８月２０日，中共贛粵邊特委分別向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贛州專員和大余、信豐、南康、南雄等縣政府以及國民黨駐軍和當地知名人士致函，敦促洽談合作抗日事宜。為了表示抗日誠意，中共贛粵邊特委向所轄黨組織和紅軍遊擊隊發出指令，停止遊擊活動。同一天，中共湘鄂贛省委、省蘇發表了《為和平合作宣言》，提出了和平合作，一致抗日的政綱。表示凡同意抗日救國者，都願與之合作，共赴國難。
在浙南，粟裕、劉英等從鄒韜奮主辦的《大眾生活》中得知新的時局和黨的方針、政策後馬上組織學習和宣傳，對內給指戰員上形勢課，進行思想教育，對外發表宣言和公開信，說明鬥爭形勢，宣傳我黨關于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鮮明而又及時地表明立場和態度。
在閩西南遊擊區，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等從香港、汕頭的報紙中得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後，立即決定在閩西積極活動，以推動國民黨抗戰，推動全國的抗日高潮，並印刷了大批標語、口號以及《告粵軍書》、《告群眾書》等文件，廣為散發。
黃道是實行戰略轉變較早的。１９３７年初，擔任中共閩贛省委書記的他在崇安偶然看到一張從廣豐包鹽回來的舊報紙上刊有西安事變的消息，接著又在截獲的福建省銀行的汽車上發現一本生活書店出版的生活日記，記有"一二‧九"運動。黃道察覺到國內政治形勢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經過開會研究討論，中共閩贛省委作出《關于開展抗日反帝鬥爭的決議》，開始實行戰略轉變。同年春，汀瑞邊遊擊隊從報刊上獲悉中共中央實行聯蔣抗日的方針後，提出了"停止內戰，團結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同年１０月，中共皖贛特委獲悉項英、陳毅發表的《告南方遊擊隊的公開信》。隨後，發出《告皖贛同胞書》，重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南方８省遊擊區的紅軍遊擊健兒，開始了由國共對立的國內革命戰爭向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戰爭的歷史性戰略轉變。這一戰略轉變，為後來同國民黨地當局談判掃除了思想障礙，統一了步調。
艱苦談判
南方遊擊隊雖然先後行動起來，但都以８月１日中共中央《關于南方各遊擊區域工作的指示》與國民黨談判。中央指示：在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之，可以與國民黨的附近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談判；未確實談判好以前，部隊可以自動改變番號，用抗日義勇軍或抗日遊擊隊名義進行獨立的活動，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談判好以後，即"改變番號與編制以取得合法地位"。這為南方各遊擊區的談判指明了方向。
１９３７年９月８日，中共贛粵邊特委和紅軍遊擊隊代表陳毅，同國民黨大余縣政府代表魯炯雯，在大余縣池江圩舉行談判。雙方就停止武力進剿、釋放在押共產黨人和政治犯、遊擊隊改編成抗日義勇軍，聽候調遣抗日等問題，達成七項協議，並呈報國民黨地方當局核準。１１日，陳毅由大余縣縣長彭育英陪同到達贛州，同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保安處參謀長熊濱，第四行政區專員公署專員兼保安副司令馬葆珩，第四十六師政治部主任及贛南七、八個縣的縣長，在贛州舉行談判。在談判過程中，國民黨報紙卻誣蔑談判為"油山共匪設誠"，陳毅義正詞嚴提出抗議，迫使當局轉變態度。贛州談判終見成果，雙方就停止進剿，集中點編、經費給養、幹部委用、部隊整訓等問題，達成九項協議。
為了解決南方其他遊擊區的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問題，９月２４日，南方八省遊擊區最高領導人項英，應國民黨江西當局之邀，從油山經大余、贛州同地方當局頭面人物會晤後到達南昌，下榻月宮飯店。項英到南昌後，經過力爭，給中共中央駐南京的代表發去電報，匯報並請示有關問題。博古接電後，一方面轉報延安，一方面回電項英。堅持南方三年遊擊戰的中央分局由此恢復了與中共中央的聯係。
在南昌，項英同民黨江西省政府秘書長劉體乾、保安處長廖士翹、參謀處長熊濱等人舉行會談。雙方就南方紅軍遊擊隊的改編問題共同商定：一、在南昌期間，項、陳以中共蘇區中央分局的名義發表致南方各遊擊隊的公開信，信由各該地駐軍轉遞，俾得迅速集中；二、項英返余後，即派員前往各遊擊區轉達意旨；三、當局政府必須採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對遊擊區域的報復行為，以免阻礙遊擊隊集中改編等。９月２９日，項、陳以中共蘇區中央分局的名義發表《告南方遊擊隊的公開信》，要求各地紅軍遊擊隊迅速集中，聽候點編。這時，國民黨當局下令撤走了部署在遊擊區周圍的軍隊，釋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繆敏在內的一批政治犯。隨後，項英宣布在南昌月宮飯店設立中共蘇區中央分局聯絡各地紅軍遊擊隊的總接洽處，由陳毅負責聯絡、洽談南方各地紅軍遊擊隊談判改編等事宜。
１０月初，項英從南昌返回大余池江，即派出幹部到各遊擊區傳達中共中央關于國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通知紅軍遊擊隊準備改編。這時，駐南京的中央代表博古、八路軍代表葉劍英根據中央的電文指示，給項英、陳毅寫信，提出了紅軍遊擊隊集中改編時保持獨立性原則的三點"最低限度"要求，並委派機要交通顧玉良即赴贛南尋找項、陳。
顧玉良歷盡艱辛，于１０月８日在吉安一家旅館裏找到陳毅。１０月１１日又在大余池江找到項英，遞交了中央有關重要文件和博古信函等。１０月１２日，項英即由顧玉良等陪同，從池江經吉安、南昌、九江，乘船順流而下，于１０月２２日到達南京，會見了博古、葉劍英。１０月２３日，項英即赴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工作。
在南昌談判的前後，南方其他遊擊區領導人也陸續同國民黨地方當局和駐軍舉行了和平談判。談判過程中自始至終充滿了尖銳、復雜的鬥爭。
７月中旬開始，中共湘鄂贛省委派出代表同國民黨地方當局在平江、瀏陽先後舉行了三次談判，初步達成了一些協議。８月２０日中共湘鄂贛省委派黃耀南、劉玉堂、張藩等赴武漢就談判中遇到的問題，請示中央駐武漢代表董必武，最後由董必武代表中共與國民黨武漢行營代表談判。同月２９日，湘鄂贛邊遊擊區談判成功，國民黨武漢行營下令停止對湘鄂邊的軍事圍剿，承認湘鄂贛紅軍遊擊隊改為抗日軍第一遊擊支隊，出現了停戰抗日新局面。
９月下旬，中共閩贛省委派曾鏡冰、黃知真等下山，與國民黨江西省南城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中誠、光澤縣政府縣長高楚衡談判，提出成立閩贛邊人民政府，國民黨撤走駐軍以便紅軍遊擊隊集中，閩北紅軍遊擊隊改稱人民抗日軍獨立旅，實行人民言論、結社和武裝抗日自由等條件，並允諾停止進攻國民黨軍隊和打土豪、實行減租減息。談判成功後，雙方停止了軍事行動。
１０月，陳丕顯同汀瑞邊遊擊隊負責人彭勝標，一起到瑞金縣城與國民黨獨立三十三旅旅長黃鎮中舉行正式談判。在談判過程中，陳丕顯等首先闡述了共產黨顧全大局，願和國民黨合作抗日的態度，同時駁斥了頑固派對汀瑞遊擊隊的種種污蔑，一開始就掌握了主動權，使國民黨對遊擊提出的集結點編，籌劃給養等問題不得不給予解決，談判最終達成了合作抗日的書面協議。
１１月，中共皖贛特委委派江天輝為代表與國民黨地方政府談判，達成以下協議：準許遊擊隊派人聯絡各地紅軍人員；撤退駐軍，停止向根據地的進攻；解除移民並村的封鎖線，恢復群眾的生產自由；釋放全部政治犯；遊擊隊停止打土豪，部隊的供給由國民黨負責解決。談判後，特委又派李步新、江天輝赴南昌，向項英、陳毅匯報請示工作。不巧項英已去南京轉赴延安、陳毅去了湘贛邊。
國民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利用項英、陳毅離開南昌之機，妄圖欺騙李步新、江天輝，要皖浙贛邊紅軍遊擊隊到浮梁縣集中改編，被李步新、江天輝當場嚴詞拒絕。此後，陳毅抵達中共皖贛特委所在地，並在特委會議上，詳盡地闡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會議決定將皖浙贛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江西抗日義勇軍第二支隊。
閩西紅軍遊擊隊代表鄧子恢、謝育才等，同地方當局舉行過多次談判，幾經尖銳鬥爭，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達成協議，雙方在龍岩簽訂了協議書。閩中遊擊區代表楊彩衡與莆田當局多次談判，于同年９月上旬達成了協議。閩浙贛遊擊區首席代表劉英同地方當局談判于同年９月１６日取得成功，雙方就一些重大問題簽署了協議。浙西遊擊區領導人粟裕，給國民黨地方當局遞送了《國共合作抗日建議書》，雙方經過談判達成協議。豫南遊擊區領導人周駿鳴等同地方當局談判，于９月達成將紅軍遊擊隊改編為豫南抗日獨立團的協議。
然而，在實行戰略轉變，國共合作抗日時，也出現某些地區的領導人思想不通的情況。１９３７年１１月間，陳毅化裝成商人模樣，攜項英親筆信，以黨代表的身份赴九隴山，與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派駐九隴山的劉培善、段煥竟等會面，向他們宣傳解釋黨的抗日救國綱領。通過他們，又找到了湘贛臨時省委駐地及負責人譚余保，傳達黨中央關于國共合作、遊擊隊下山改編的指示。因山上的同志長年在深山中堅持鬥爭，對外界的形勢變化缺乏了解，又沒得到國共合作的確切消息，對陳毅的來意產生懷疑，險被當成叛徒遭不測。陳毅臨危不懼、臨險不亂，力陳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性。譚余保也派人密赴吉安、蓮花等地探聽到確切消息。經過陳毅的耐心說服工作，加上譚從下山來人中獲悉黨中央的"新政策"信息，接受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１１月底，湘贛邊紅軍遊擊隊分別從武功山、九隴山、鐵鏡山、牛心山、柑子山、楊梅山等地到蓮花縣壟上村集中，編為一個抗日大隊，有３００余人。
南方各遊擊區同國民黨地方當局的艱苦談判成功，標志著南方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艱苦卓絕的三年遊擊戰爭結束，紅軍遊擊隊紛紛出山，改編為抗日武裝，為新四軍的組建奠定了基礎。
軍部組建
在國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勢下，如何改編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的問題擺在國共兩黨面前。國民黨對中共在南方的革命力量心懷仇恨，仍念念不忘拔去這些革命支點，企圖採取北和南剿的方針，剿滅南方紅軍遊擊隊。在"清剿"未達到目的後，又想以抗日之名收繳瓦解紅軍遊擊隊。中共中央考慮到，南方各遊擊區是今後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不應該輕易地放棄。因此，起初的想法是將各邊區紅軍遊擊隊改編為獨立團、民團或保安團等地方武裝形式；各地隊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脫離根據地，堅持在原地開展抗日鬥爭。但隨著局勢的迅速變化，這一構想很快作了新的調整和改變。
１９３７年７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同蔣介石、邵力子、張衝談判，因蔣介石對共產黨提出的宣言態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談判又陷于僵局。中共代表採取不讓步則不再與談的方針，周恩來等遂離開廬山到南京、上海等地。
在上海，周恩來遇到從海外返滬請纓抗戰的北伐名將葉挺。周恩來對葉挺說："希夷，我正在和蔣介石談判，主要是談我們陜北紅軍部隊改編的問題。"葉挺聽著，十分高興，看來國共兩黨真的有機會聯合起來一致對付日本帝國主義了。周恩來說："除了陜北的紅軍問題，還有南方八省的遊擊隊問題，他們也要改編。這也要看蔣的態度。"葉挺說："為了抗日，這恐怕沒什麼問題吧。"周恩來以商量的口氣問道："如果能談通，希望你能參加這些部隊的改編工作。怎樣？"葉挺回國本意就是為抗日報國，于是，他對周恩來的這一建議欣然答應，申明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開始向南京國民政府積極活動。
９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八路軍駐寧代表博古、葉劍英等，在南京同國民黨代表何應欽、張衝等談判，初議將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一個新的軍，在南方舉起抗日旗幟。蔣介石在事先沒有徵求中共中央意見的情況下，于９月２８日單方面搶先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博古、葉劍英考慮到黨中央還不太清楚葉挺主動"請纓"這一內情，便于１０月８日與董必武聯名致電中央："葉挺事，據他說，恩來第一次在滬曾和他提過這個辦法，故他才敢活動。現已委任為新四軍軍長，撥發了五萬元活動費。他表示，如我們不讚成，他仍可辭職。"電報正式向中央提出"南方遊擊隊集中編為一個屬我黨直接領導的軍"的建議。
１０月１２日，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轉發蔣介石１０月６日電令：贛粵邊、湘鄂贛邊、閩贛邊、湘贛邊、皖浙贛邊、浙閩邊和閩西等地紅軍遊擊隊，統交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軍長葉挺編遣調用。
１０月１８日，中共中央致電博古、葉劍英、董必武等，同意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集中改編為一個軍的建議。１０月３０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將南方各地紅軍遊擊隊集中五分之三改編為一個軍，以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陳毅或劉英為參謀長，反對國民黨插入任何人。以４個月為清理時間，任何遊擊隊、遊擊區均須黨中央派人親去傳達，然後集中。
１１月３日，葉挺應邀到達延安。葉挺的到來，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隆重歡迎。毛澤東緊緊握住葉挺的手說："歡迎，歡迎，葉挺將軍！我們雖未見過面，可你的大名卻如雷貫耳！"葉挺感動萬分。他忍不住說出自己的心裏話："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自己不該出走，應該和你們一樣繼續鬥爭。"毛澤東擺擺手說："不要講那些了，我們現在不又站在一起了嘛！"並關切地詢問道："你願不願意恢復黨籍？"葉挺回答說："從心裏講，我離黨十年為離群孤雁，極度苦悶，思念黨，做夢都想投入黨的懷抱。但此時，這種身份，我認為暫不宜恢復黨籍。我作為無黨派人士，可以自由地與國民黨官員交往，調解國共兩黨矛盾和為新四軍向老蔣要軍費。"
毛澤東向葉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解釋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中央黨校舉行的歡迎葉挺大會上，葉挺激動地表示說："過去的那一段，好比爬高山，朱總司令等同志不怕艱險，堅決爬到山頂上去。我呢，只爬到半山又折回來了。今天，我愉快地來向同志們學習。今後，我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
就在葉挺抵延安的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除了詢問他當初在上海與葉挺談要他"編遊擊隊"的詳情外，還告訴他："葉挺表示願在黨的組織外，但願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１１月６日，毛澤東又致電博古，向他通報了中央同葉挺商談的結果，正式決定新四軍隸屬八路軍，編兩師四旅八團；軍部暫駐武漢，南昌、福州設辦事處；具體改編事宜由葉挺出面向南京政府談判交涉。
項英奉命于１１月７日抵達延安。他向黨中央詳細地匯報了南方三年遊擊戰爭和紅軍遊擊隊談判改編的情況。在延安時，葉挺同項英見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和新四軍組建事宜。葉挺在延安一共逗留了六天，于１１月９日離開延安，先行前往武漢，負責新四軍軍部的籌建工作。葉挺于１１月１２日從延安到達武漢，在漢口大和街念６號，一邊以新四軍軍部名義招募工作人員，一邊等待副軍長項英的到來。此時，葉挺在漢口就新四軍具體編制，以及部隊活動范圍等問題與何應欽反復磋商。
１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對于南方遊擊區工作的決議》，充分肯定了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的成績。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專門討論了南方各遊擊區的工作。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項英、曾山、陳毅、方方（未到職）。項英任書記、曾山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後增加黃道、袁國平、郭潛、薛尚實為委員。分局機關駐南昌。東南分局主要負責領導東南各省黨的工作，受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長江局雙重領導。同時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委員會，委員有項英、陳毅、張雲逸、袁國平、周子昆。由項英任書記，陳毅任副書記。
從１１月起，中共中央從陜甘寧邊區機關、部隊中陸續抽調張雲逸、袁國平、李一氓、周子昆、賴傳珠、陳少敏、李堅真、涂振農、鐘平、鄧振詢、謝華一、郭潛、羅梓銘、何緒榮、危秀英等１００多名幹部（其中許多人是江西籍），經過中央黨校短期訓練後派往南方工作，解決了東南分局和新四軍幹部不足的問題。
１２月２３日，項英率賴傳珠、李子芳、李志高、湯光恢等一批派往新四軍工作的幹部抵漢口。經過國共雙方的反復協商，最後，中共方面在部隊編制，薪餉等問題上作出了一些讓步，同意新四軍不隸屬八路軍，由所在戰區直轄，軍以下不設師、旅、縱隊，直轄四個支隊，在南方各地只設留守處、辦事處，部隊全部開往抗日前線；在堅持單獨成立一個軍，國民黨不插入一個人，堅持共產黨的獨立領導權和敵後遊擊戰爭等原則問題上，也迫使國民黨作出了讓步。１２月２５下午，項英從延安帶來的幹部、葉挺動員來參軍的醫務、後勤人員齊聚一堂，舉行新四軍幹部會議。葉挺軍長、項英副軍長分別在會上作了關于形勢、任務和部隊編組的講話，號召大家團結奮鬥，抗戰到底。這次會議，標志著新四軍軍部的組建完成。１２月２８日，毛澤東復電批準了關于新四軍編為四個支隊和幹部配備的具體方案。何應欽亦于１９３８年１月初正式核定有關新四軍的編制、薪餉及幹部配備問題。不久，又批準了項英任副軍長、張雲逸、周子昆任正副參謀長，袁國平、鄧子恢任正副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月，新四軍軍部從漢口移抵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原張勳公館內挂牌辦公。
改編開拔
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新四軍軍分會，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在南昌正式成立。軍部移駐南昌。隨後，主要領導人分赴各遊擊區傳達中央指示，做好部隊集中改編工作。把由各紅軍遊擊隊改名的"抗日義勇軍"等抗日武裝改編為新四軍，組建新四軍的四個支隊。從１９３８年１月中旬起，項英、曾山、陳毅、黃道、張雲逸、賴傳珠等先後到湘贛邊、贛粵邊、閩浙邊、閩贛邊、皖贛邊、湘鄂邊等遊擊區，看望堅持三年遊擊戰爭的紅軍遊擊隊指戰員，宣傳國際國內形勢，並就國共合作，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的問題作了動員。當時，有些遊擊隊幹部、戰士對改編不理解，認為改編是向國民黨"投降"，尤其是對"穿國民黨軍服"、"戴國民黨帽徽"意見最大。面對這些思想問題，項英等領導人，做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明確指出：國共合作，下山改編是為了國家與民族的生存，不是投降國民黨。雖然我們換了名稱、軍服和帽徽，但我們仍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隊伍。項英等領導人還分別與各塊遊擊區黨組織負責人商量決定了部隊集中編組及開赴前線事宜。
到１９３８年３月，南方８省的紅軍遊擊隊，在高度分散，交通、通信聯絡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勝利完成了下山、集中改編為新四軍的任務。
新四軍成立之初，編為四個支隊：
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傅秋濤，參謀長胡發堅，政治部主任劉炎。下轄第一、二團。第一團主要由湘鄂贛邊的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團長傅秋濤（兼），副團長江渭清，參謀長王懷生，政治部主任鐘期光；第二團主要由湘贛邊、贛粵邊、皖浙贛邊的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團長張正坤，副團長劉培善，參謀長王必成，政治部主任肖國生。全支隊共２３００余人。
第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參謀長羅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轄第三、四團。第三團主要由閩西和汀瑞邊的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團長黃火星，副團長邱金聲，參謀長熊夢輝，政治部主任鐘國楚；第四團主要由閩南、閩中和浙南的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團長盧勝，副團長葉道之，參謀長王勝，政治部主任廖海濤。全支隊共１８００余人。
第三支隊，司令員張雲逸（兼），副司令員譚震林，參謀長趙淩波，政治部主任胡榮。下轄第五、六團。第五團主要由閩贛邊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團長饒守坤，副團長曾昭銘，參謀長桂蓬州，政治部主任劉文學；第六團主要由閩東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團長葉飛，副團長吳?j，參謀長黃元慶，政治部主任阮英平。全支隊共２１００余人。
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參謀長林維先，政治部主任肖望東。下轄第七、八、九團。第七團主要由鄂豫皖邊區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參謀長林英堅，政治部主任胡繼亭；第八團主要由豫南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團長周駿鳴，政委林凱，參謀長趙啟民，政治部主任徐祥享；第九團主要由鄂東北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團長顧士多，政委高志英，參謀長唐少田，政治部主任鄭重；手槍團主要由紅二十八軍手槍團和部分新兵組成，團長詹化雨，政委汪少川。全支隊共３１００余人。
軍部直屬機關部隊９８０余人。全軍共計１０３００余人，６２００余枝槍。
１９３８年２月，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新四軍東進安徽，開赴抗日前線。
２月１５日，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二、三營的一部從大余縣的池江圩出發，經南康、贛州、吉安與第一營匯合，再經吉水到達樟樹，由樟樹坐火車到達玉山，而後步行到浙江開化，于４月到達皖南。新四軍第二支隊在閩西龍岩白土集中後，于３月１日經小池、古田、長汀、古城進入瑞金武陽、西江，經于都、贛州，４月上旬到達皖南。
１９３８年２月９日，第三支隊第五團從江西鉛山縣石塘鎮出發，開赴皖南。２月１０日，第一支隊第一團離開湖南平江嘉義，經平江長壽街，瀏陽東門、官渡到達宜春慈化，並在慈化召開軍民大會，誓師殺敵。部隊途經萍鄉、宜春時，闖過了國民黨設置的阻撓，乘浙贛線火車直奔浙江，轉赴皖南。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４日，第三支隊第六團從閩東屏南棠口出發，開赴皖南。
從１９３８年２月至４月，新四軍第一、第二、第三支隊先後開赴皖南抗日前線。第四支隊到皖西集中後，開赴皖中抗日前線。４月４日，軍部告別南昌進駐皖南岩寺。此後，新四軍高舉抗日大旗，浴血奮戰在大江南北，發展成為華中敵後抵抗日本侵略軍的一支主要武裝力量，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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